1 文物古迹
曲贡遗址
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北郊曲贡村，海拔3680米，是中国发掘海拔最高的一处史前文化遗址。遗址总面积1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3000余平方米。发掘揭露的遗迹主要有灰坑和墓葬两类，出土遗物有玉石器、骨器、陶器、小件铜器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曲贡遗址的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00年上下，上限为不晚于公元前1750年，年代跨度在距今3750～3500年。1984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在文物普查中发现曲贡遗址和石室墓地。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对曲贡遗址进行考察。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发掘队，首次对曲贡遗址和墓地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为2337.5平方米。此次发掘明确了遗址的面积、文化堆积的时代和性质；1991年，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正式发掘，发掘面积为75平方米；1992年，对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掘面积为775平方米。1996年，曲贡遗址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曲贡遗址包括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两部分。早期文化遗存主要有灰坑22座和墓葬3座及石器、陶器、骨器和铜器等。灰坑有圆形、椭圆形、葫芦形、圆角方形、带阶圆形等。墓葬形制均为土坑式，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早期文化遗存主要有石器、骨器、陶器三大类，其他为小件青铜器。出土器物分为生产工具、生活工具以及动物骨骼。磨制石器包括磨盘、磨棒、研色石等。打制石器主要有敲砸器、砍砸器、石斧、手斧等。细石器包括石核和石叶。主要石料为砾石、灰色角岩、角页岩、花岗岩、石英、水晶、燧石等。晚期文化遗存共出土19件石器生产工具，以石铲、犁形器、双肩石器等为代表。制作方法以打制或磨光为主。晚期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坑内用砾石块堆垒成壁，没有顶盖及底板。陶器为主要的随葬品，随葬陶器以圆底器居多，均为实用器，其中罐类器居多。
曲贡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独特，展示了西藏远古农牧部落的文化，为探索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的开发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从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看，曲贡文化晚于以往在西藏昌都发现的卡若文化。与曲贡遗址文化内涵相同的遗址，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也有发现，如贡嘎县的昌果沟遗址和琼结县的邦嘎遗址，都具有性质相近的文化堆积。由于曲贡遗址是具有一定分布范围、富有特点的古代文化遗存，因此其又被命名为曲贡文化。曲贡遗址青铜镞的发现具有很大意义。首先，青铜镞的时代与中原夏文化和商文化相当；其次，青铜镞为消耗品，以铜铸镞表明该地当时的青铜铸造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再次，青铜镞合金成分配置合理，表明当时已有较为发达的冶金科学理论；最后，青铜镞形态较为原始，遗址上还见到形状相同的玉镞，表明它应属当地产品，不是外地传入品。青铜镞的发现说明在距今4000年前，生活在西藏高原的藏族先民已经跨入青铜时代。曲贡遗址的发现，证明拉萨河谷的开发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藏族先民在这里创造了悠久的文化，有了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其文明的进程应大体上与内地同步。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有利于逐步建立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和编年体系。
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西藏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堡式建筑群，是西藏的标志性建筑，是五世达赖以后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亦为原西藏地方政府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布达拉宫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布达拉山之巅，初建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整个建筑群占地面积40余万平方米，由山上主体建筑红宫和白宫、山下的方城、山后的龙王潭组成。主体建筑为石木结构，藏族传统碉楼形式，共十三层。全部建筑高119米，东西长约370米，南北最宽100米，建筑面积5.77万平方米，房屋近千间。布达拉宫保存有珍贵的壁画、灵塔、雕塑等，是中国的一座艺术博物馆和文化宝库，对于研究西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都具有重大的价值。布达拉宫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建筑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它是藏、汉等兄弟民族文化技术交流和伟大创造力的历史见证，是中国藏传佛教建筑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12月，布达拉宫被联合国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布达拉山，初名“红山”，藏语中的布达拉系梵语“普陀”音译，意指“脱离苦海之舟”，原意是指佛教传说中观世音的住所。在吐蕃时期，布达拉宫只是作为王室的宫殿而存在，并无香火。自五世达赖喇嘛受清顺治皇帝册封成为西藏政教首领之后，它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达赖喇嘛的驻锡地。从此，布达拉宫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宫堡建筑。
布达拉宫从初建至今，经过多个朝代变迁，仍屹立于布达拉山上。公元631年松赞干布时期始建布达拉宫，时称“红宫”。在王宫南侧修建赤尊公主寝宫，两宫之间以铁桥相连。在拉萨大昭寺回廊和布达拉宫白宫门厅北壁的壁画上，还保留有松赞干布时期的红山宫殿布局。7世纪末期，布达拉宫遭火灾毁坏。8世纪，布达拉宫又遭受雷击。此后，吐蕃先后遭受末代赞普达玛灭佛、吐蕃内乱等。其间，布达拉宫屡遭破坏，规模逐渐缩小，布达拉宫被纳入大昭寺，作为其分支佛堂进行管理。噶当派格西、萨迦派上师、历代噶玛巴、宗喀巴及其弟子都先后到布达拉宫进行宗教活动，布达拉宫一度成为纯粹的佛事活动场所。
明崇祯十五年（1642），在固始汗武力扶持下取得政权的五世达赖喇嘛，为巩固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决定在其旧址重建布达拉宫。清顺治二年（1645）重建工程开始。清顺治四年（1647），布达拉宫主体工程基本完成，顺治十年（1653）布达拉宫重建工程全部竣工。这次仅修建了一座七层高的白宫及四个城堡，即东大堡（藏文音译“夏金窖”）、凯旋堡（藏文音译“玉阶窖”）、福足堡（藏文音译“杰布窖”）、地母堡（藏文音译“丹玛窖”），红宫尚未扩建。在红山之南平地上还修建了一座夯土方城。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圆寂。康熙二十九年（1690），第五代第巴桑结嘉措为纪念五世达赖喇嘛，主持扩建了红宫及五世达赖喇嘛灵塔殿，康熙三十二年（1693）为红宫扩建工程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布达拉宫成为西藏最大的政教中心和历世达赖喇嘛的驻锡地。此后历世达赖喇嘛的扩建又增加了五个金顶和一些附属建筑。但随后不断进行的扩建和改建，并未从整体上改变布达拉宫的布局。十三世达赖时期，宫殿再次扩建，主要建东日光殿和部分附属建筑，耗白银133万余两，历时8年竣工。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噶厦为其在红宫西侧建“妙善如意”灵塔和灵塔殿，它们为布达拉宫最后修建的建筑。
布达拉宫自公元7世纪修建以来，特别是经过17世纪重建以后，虽然不断进行维修，但几百年来未曾做过大型的修缮。由于长期受到风雨侵蚀、虫蛀鼠咬、烟熏火烤、地震灾害，布达拉宫残损严重。1985 ～1988年，国务院先后多次派出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布达拉宫进行实地勘查和测绘，并制订出维修方案。1989年年初，布达拉宫大型维修工程正式开始，1994年8月竣工，历时5年。维修工程110项，工程费用5300万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古建筑维修中投资最多的一次。
布达拉宫建筑宏伟，包括红宫建筑、白宫建筑、寺藏壁画、寺藏雕塑、佛塔和灵塔等。红宫，藏语称“颇章玛布”，系供奉历世达赖灵塔和佛像的地方。宫内有五座灵塔殿和众多的佛殿，基本是一座宗教性的建筑物。它是布达拉宫的重要建筑之一，位于布达拉山顶建筑群的中心部位，东靠白宫，西邻扎仓，周围群楼拥簇，蔚为壮观。它因外墙涂红色，故称红宫。据《五世达赖灵塔目录》载：兴建红宫，所用材料及人工费用折银共1694836两；五世达赖灵塔费用折银1041828两；佛像、法器花费折银370191两；宗教活动费用折银6911两。红宫是一座多层建筑，原设计八层，现状九层，平面大致呈方形。第一至第四层沿山坡而筑，地垄墙空间做仓库用；第五层中心为西大殿，周围环绕四座殿堂，西大殿是红宫的中心；第六至第八层，中间部分系带回廊的内院天井，四周布置佛殿；第九层为金顶和辅助用房。红宫占地面积约351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114平方米，它与前面的晒佛台等建筑构成一组很大的建筑群。红宫的南面，有一小广场，即西欢乐广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0.7米，南北宽7米，面积280余平方米。红宫建筑可分为佛殿、经堂、灵塔殿和其他建筑四个部分。其他建筑包括供养殿、普贤跟随殿、西欢乐广场、晒佛台、护法神殿、修法殿。红宫既是一座纪念性建筑，又是一座政治、宗教活动中心。设计者采用经堂、佛殿等不同的建筑空间组合，满足多方面的社会生活需求，具有多功能、公用性的特点和强烈的政治、宗教属性。驻藏大臣、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许多重大活动，如金瓶掣签、坐床典礼、诵经礼佛、跳神法会等都在此进行。
白宫位于布达拉宫山顶中心部位，红宫的东面，是一座主楼前有庭院及围廊的建筑群。它因外墙涂白色，故称白宫。白宫是历世达赖喇嘛生活起居和处理政教事务的地方。主楼坐西朝东，高七层，中心为天井。白宫主楼前有一大庭院，名东欢乐广场，平面方形，面积1400余平方米，是每年举行跳神仪式和藏戏首演式等各种歌舞表演的场所。东欢乐广场东侧楼是僧官学校，系7世达赖于乾隆十九年（1754）为培养僧官人才而创办的学校。白宫建筑内容众多，由于设计布局合理、紧凑，整座建筑主次分明，互相联系方便。在布达拉宫建筑群里，白宫是一组重要的宫室建筑，它是根据当时政教需要而建造的，其建筑形制、布局方式，是以传统的习惯做法为依据，如吸取了历史上王朝的宫室建筑、明以后各地方政权所在地的宗山建筑（原西藏地方各宗的宗政府所在地）和一些贵族庄园的特点。其主要建筑有东有寂圆满大殿（东大殿）、东日光殿、西日光殿，其中东有寂圆满大殿是历辈达赖举行坐床、亲政等大典的殿宇。白宫内的建筑物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为政教服务的殿堂，如东大殿、朝拜殿、西藏地方政府设在布达拉宫内的办事处等；一类是直接供达赖喇嘛起居生活的房间，如寝宫等；一类是为达赖喇嘛服务用的建筑，如经师、摄政、管家、侍从及管理人员用房等。其附属建筑包括布达拉山下的方城、印经院、原藏军司令部、监狱、布达拉直属宗及辖区办事处、贵族住宅和山后的龙王潭。
壁画是布达拉宫建筑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精湛的壁画作品，绘制于布达拉宫修建后的1000余年的历史中，反映了西藏绘画艺术在此期间的发展轨迹，体现了西藏独特的绘画艺术风格。布达拉宫的壁画遍布宫内各个主要殿堂、门厅和回廊，壁画总面积约2500平方米。
布达拉宫壁画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题材广泛，有历史事件、人物传记、宗教教义、风土人情、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等，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二是宗教画在壁画中占的比重不大，世俗化的倾向明显，许多画面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
布达拉宫壁画题材丰富，画面生动，色彩艳丽。其主要绘制了藏传佛教中的各位上师、各种教派的本尊、不同变相的佛和千姿百态的菩萨，同时反映了藏族社会的历史和生活习俗等。布达拉宫的壁画严格按照《绘画度量经》的规定尺寸并灌顶，特别注意了绘画的流派风格和形式特点。布达拉宫壁画，主要出自西藏门塘派民间画师之手。修建白宫时，集中了全藏66位著名画师，于顺治五年开始绘制壁画，历10余年方才完成；修建红宫时，再次召集画师237人，参加红宫壁画的创作和制作。布达拉宫的壁画堪称藏传佛教绘画中的经典之作，其表现手法极为丰富。例如，白宫西日光殿喜足绝顶宫内的屏式人物画像，笔精而有神韵，常与真人等身。布达拉宫的壁画由于主要采用了当地的矿物质颜料，加之拉萨的充足阳光和干湿适中的环境，一般都保存良好。
雕塑在西藏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藏传佛教寺庙殿堂内更是必不可少的。布达拉宫藏有大量的雕塑。布达拉宫的雕塑千姿百态，分布在宫内各殿堂，甚至走廊上。雕塑质地和种类不同，在制作工艺上也各不相同。布达拉宫塑像主要有金、银、铜等金属合金制品，有重彩泥塑、木雕、石刻等，其中以金属神像数量最多，泥塑作品比较少，木雕多与梁柱雕饰、门窗隔断装修相结合。布达拉宫塑像主要分为泥质塑像、铜质塑像、合金塑像和鎏金塑像。
布达拉宫内的各式各样的上师、本尊、菩萨和佛等雕塑像从质地上划分，有泥（含药浆）、石、木、骨、铜、银、金、合金和水晶等。从大小上划分，这些塑像小到几厘米，大至几米。塑像内容有：佛、菩萨像，如释迦牟尼、无量寿、观音、文殊和弥勒；密宗本尊像，如胜乐、密集、大威德、马头明王、金刚持；护法神像，如乃穷、救主、天王、吉祥神母、十二丹玛；佛学大师、历辈高僧像，如莲花生、阿底峡、宗喀巴和历世达赖；历史人物像，如松赞干布、赤尊公主、文成公主、禄东赞等。布达拉宫早期的雕塑像有法王洞里的泥塑像、观音殿檀香木雕的观音像和合金质的六面阎罗王塑像等。这些早期的雕塑以现实人物为对象，造型异常生动，富有个性。后来为塑造使信徒崇拜的偶像，从事佛教造像的工匠师们准确无误地按照上师所规定的度量尺寸来进行塑造，形成了藏传佛教造像的共同特点，这也就是布达拉宫雕塑像的共同特点。
佛塔源于天竺（今印度），随佛教传入中国。布达拉宫有几百座大小形制各不相同的佛塔，其中以八座银质佛塔最为著名，即积莲塔、菩提塔、吉祥塔、神变塔、神降塔、合离塔、尊胜塔、涅槃塔。布达拉宫法王洞西侧的白塔是西藏现存的早期佛塔，与法王洞同时修建，高有2.48米。该塔是布达拉宫的镇宫之宝，故不对外朝拜。法王洞东侧的白塔是仿西侧白塔制造，可供人朝拜。布达拉宫佛塔按质地可分为纯金、纯银、包金、包银、镀金、合金、青铜、水晶、石质、木质和泥质塔等。布达拉宫八佛塔位于五世达赖灵塔的两侧，它们与五世达赖灵塔同时设计与建造，既是释迦牟尼事迹的象征，又是布达拉宫代表佛意的物证。但八佛塔与五世达赖灵塔相比，布置上则处于从属地位。八佛塔系第巴桑结嘉措亲自设计，塔的大小均相同。塔内均藏有各种经书、明咒卷以及历代佛教大师的法衣、念珠等物品。灵塔主要包括第五世达赖喇嘛灵塔、第七世达赖喇嘛灵塔、第八世达赖喇嘛灵塔、第九世达赖喇嘛灵塔、第十世达赖喇嘛灵塔、第十一世达赖喇嘛灵塔、第十二世达赖喇嘛灵塔、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
唐蕃会盟碑
唐朝与吐蕃交往的200余年中，双方有过两次联姻、多次交战和多次会盟。唐朝与吐蕃双方为达成某种誓约而举行会盟。会盟是唐蕃政治关系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几乎贯穿于双方关系的始终。会盟制度是吐蕃最古老的制度之一。唐蕃会盟始于神龙元年（705），止于长庆二年（822）。在此期间，吐蕃与唐朝之间战战和和，双方进行了多次会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8次，且大都是在双方帝王更迭之初，为安定内部、促进边界稳定的形势下进行的。其中最著名的有神龙盟誓、清水会盟、赤岭会盟和长庆会盟。
为纪念唐蕃在长安、逻些（今拉萨）举行的长庆会盟而修建的纪念碑，被称为“唐蕃会盟碑”或“甥舅和盟碑”，藏语称为“祖拉康多仁”，意思是“大昭寺前之碑”。唐蕃会盟碑坐落于拉萨大昭寺门前公主柳下。长庆三年（823），唐蕃双方于逻些立碑，并将盟文刻石，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该碑通高5.6米，由碑帽、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组成。碑身与碑座以铜液浇灌连为一体。碑帽通高0.96米，主体庑殿顶式样，平面长1.26米，宽0.93米，厚0.46米，边缘厚0.1米。庑殿顶置有莲座宝珠，高0.5米，直径0.3米。碑身通高3.8米，上端长0.7米，宽0.35米；下端长0.88米，宽0.39米。截面长方形，上小下大。碑正面向西，刻有汉藏两体对照的会盟盟文，左为藏文，横书，共77列，字迹苍古，系吐蕃时期藏文特点；右为汉文，直书，共6行，正楷字体，存464字。盟文表达了唐蕃双方“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的共同愿望，重申“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戈，不相侵谋封境”。盟文中还规定了有关“通传”“交马”“捉生”等方面所遵循的原则。盟文中还指出“今社稷叶同如一，为此大和，然舅甥相好之义，善谊每须通传”。碑的南北两侧分别为唐蕃双方参与此次会盟的官员名单。右面是参加会盟的吐蕃官员名单，藏文40列，并有对应音译汉文；左面对应的是唐朝参与会盟名单，共18人，上为藏文，下为汉文。背面是藏文盟辞，共78列，叙述唐蕃友好关系的简要历史和此次会盟的经过及意义。碑基座雕琢为龟形，石龟高0.86米，长2米，宽1.5米。石龟头部微露，四肢收拢，整体雕刻古朴生动。石龟下为高0.1米的长方形基座，与石龟为一块石头雕琢，长1.68米，宽1.4米。石碑的风格、形制明显受到内地碑制的影响，且又有一定的变通和创新。这方石碑见证了藏民族参与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受到人民的景仰，成为汉族与藏族人民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碑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御制平定西藏碑
御制平定西藏碑是为纪念清军平定准噶尔之乱而立的纪念碑。雍正二年（1724），该碑由内阁学士鄂贲等刻立于布达拉宫门前，乾隆年间又建琉璃瓦歇山顶碑亭，1966年该碑和碑亭被迁入龙王潭公园。康熙五十七年（1718）、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先后两次入藏，平定准噶尔之乱。从此，清朝结束了蒙古人对西藏进行的长达近80年的占领和统治。为纪念这一胜利，康熙六十年（1721）康熙皇帝亲自撰写碑文，以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镌刻，详细记述了清政府派兵平定准噶尔入侵的功德。御制平定西藏碑保存完好，其形制与内地清碑完全相同。碑为螭首方额，其中碑额高1米，宽1.13米，厚0.42米。
碑额正面右侧阴刻篆书“敕建”两字，左侧有4列藏文；碑额背面的右侧刻有一竖行蒙古文，左侧刻有竖行满文。碑身正面右侧刻有小楷汉字15竖行，左侧刻有印刷体藏文46列；背面右侧刻有蒙古文15竖行，左侧刻有满文15竖行。碑身高1.84米，宽1.05米，厚0.35米。碑身正面和背面的上下左右分别刻有宽0.16米的云带纹边框。碑座为叠涩方座，分为上、中、下三阶。上阶高0.45米，宽1.23米，厚0.54米，正、背两面分别刻有海水太阳云纹；中阶高0.25米，长1.47米，宽1.44米；下阶露出地面部分高0.2米，长2米，宽2米。碑石总高3.74米，建有碑亭，龟趺座。1996年，御制平定西藏碑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御制十全记碑
为纪念乾隆皇帝十大武功而修建的纪念碑，又称“十全武功碑”。乾隆五十七年（1792），御制十全记碑立于布达拉宫前，1965年被迁至龙王潭公园。碑文由乾隆皇帝亲撰，以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镌刻，记述了他在位期间的十大战功。该碑建有琉璃瓦歇山顶碑亭。碑的形制与内地清碑完全相同。碑通高3.87米，碑额呈方形，高1.34米，宽1.44米，厚0.46米，额框四周饰以雷纹，额内框上下还饰以卷草纹。碑额正面右侧阴刻篆文“御制”两字，左侧阴刻一竖行“八思巴”文字。碑额背面右侧阴刻有4列正楷藏文，左侧阴刻有一竖行蒙古文。碑首下部以如意云纹作边饰。碑身高2.07米，宽1.32米，厚0.38米。碑阴、碑阳均刻文字。碑阳右侧刻17竖行汉文，左侧刻17竖行满文；碑阴右侧刻39列正楷藏文，左侧刻17竖行蒙古文。碑身阳面、阴面的上下左右边框分别有12厘米宽的二龙戏珠图案纹饰。龟趺座，龟身通长2.5米，宽1.8米。龟前足紧收，伸脖抬头，龟鳞刻成六棱圆角浮雕，精致细腻，形态逼真。龟身置在高出龟背0.05米，长1.6米，宽0.58米的垫台上。龟座下为一正面宽2.02米，侧面长2.42米的大石托台。碑文保存完整。1996年，该碑被列入西藏自治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卫藏通志》记载，御制十全记碑与其琉璃瓦歇山顶碑亭是遵乾隆帝命于五十七年建造的。1965年因拉萨市需要重修，御制十全记碑和碑亭按原样被迁入布达拉宫背后龙王潭公园的大门内侧。
劝人恤出痘碑
劝人恤出痘碑，又称“永远遵行碑”，立于大昭寺前，螭首、方额、须弥方座。碑首高1.1米，宽1.3米，厚35厘米；碑身高1.88米，宽1.2米，厚27厘米；碑座上枋高13厘米，浮雕如意纹图案。束腰高11厘米。下枋浮雕仰莲纹饰。该碑东向，碑阴为汉文，碑额镌阳文篆体“永远遵行”4字。正文519字，阴镌，楷体，字体劲秀，刻制颇工。碑阴为藏文，内容与碑阳全同。由于迷信，百姓常用卵石敲砸，年深日久，该碑现已“遍体鳞伤”，形成许多臼形窝坑，致使文字多漫漶损毁，难以辨识。
乾隆末年，西藏天花流行，死人无数，直到18世纪末期这里的人们还不知道运用种痘来防止天花病的发生，他们把出痘看成不治之症。来藏办理藏务的和琳看到这种情形“深感悯恻”，于是在藏北浪荡沟捐资修建房屋，让出痘的民众去那里居住调养，发给口粮，并且“派拨汉番弁兵经理调养”，并教给人们接种牛痘的办法，使90%以上的患者都活了下来。由于天花这一被视为绝症的疾病得到了治疗和预防，于是“立石为记”。
朗孜厦
朗孜厦位于拉萨市老城区八廓街北端，南依大昭寺，是西藏和平解放前拉萨市内所设的最大的监狱，总建筑面积720平方米。朗孜厦始建于17世纪中叶，原为拉萨市政府所在地，后改为监狱，1953年被正式关闭。朗孜厦保存完整，坐西朝东，石木结构，平顶，共三层。大门开于第二层，门前为宣判台，台上有广场，原在此地举行死刑仪式。朗子厦第一层关押重犯，设有蝎子洞；第二层共有9间牢房，主要关押轻犯、女犯；第三层是审判处和监狱驻守人员驻地。原设有头人3个，警官2个，秘书1个，一般办事人员20个。头人是由达赖直接任命的四品或五品俗官充当。
监狱刑法残酷，除挖眼、抽筋、剥皮、剁手剁脚外，还施行剖腹、游八廓街一周后杀死等酷刑。刑具有皮鞭、铁球、脚镣、手铐、皮拍、木枷、钢丝鞭、牛皮绳、石帽、挖眼勺、断指刀、铜马、钉指竹签和封扣手脚架等50余种。1996年，朗子厦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琉璃桥
琉璃桥位于拉萨大昭寺西。清乾隆时期，修建的连接拉萨古城内、外的桥梁，又名宇拓桥。宇，藏语意为“松耳石”；拓，藏语意为“顶”。因桥顶采用绿色琉璃瓦，故名玻璃桥。该桥系石筑五孔桥梁，跨度28.3米，桥面宽6.8米。桥上两边砌有1.6米厚的石墙，东西两侧墙上分别砌有5个宽为2.3～2.5米的孔洞，孔洞间距均为2.6米，高3.2米，孔洞外侧分别置有高1.5米的木栏杆。桥顶为绿色琉璃瓦顶，顶檐建有三种不同图案的滴水，四角为龙首飞檐。屋脊中间饰有1米高的琉璃宝顶，两端有琉璃供果脊饰，构成汉地古建筑歇山式琉璃瓦顶桥廓。1995年，琉璃桥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 会馆商号
邦达昌
邦达昌大院位于拉萨市八廓街转经道东南拐角处，是拉萨老城区目前建筑结构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森厦（贵族宅邸），其大小在拉萨老宅子中排位前三，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热振时期为藏军司令擦绒的府邸，后为西藏最大的商号邦达家族所有。西藏有民谣：“邦达昌拥有天空，邦达昌拥有大地！”院子有古老的门廊石柱，栏杆的铁花、走廊的描绘属于典型的森厦建筑结构，至今仍能够令人感受到昔日的西藏贵族气息。大院由两层回廊庭院、主体建筑等组成，分布面积为4790平方米。
清末民国初期的芒康巨商邦达家族，在芒康乃至西藏都有一定的影响。邦达昌系邦达家族在芒康的故居，位于芒康县交呷古秀邦达村。邦达昌老主人尼江早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初期便在拉萨建立商号。由于尼江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关系密切，邦达昌商号逐渐发展起来。到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圆寂时，邦达昌已成为旧西藏地区内外羊毛贸易的唯一代理人，商业活动遍及北京、上海、南京、西宁、成都、香港以及印度等地。
邦达家族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早年红军经过甘孜藏区时，邦达三兄弟中的邦达·多吉就受红军北上抗日、拯救中华民族壮举的感化，参加到革命事业中来，在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红军在甘孜建立的以藏人为主的临时革命政府）中出任财政部长，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革命队伍中的一个成员。他以其在康藏地区特殊的身份和在藏族人民中的影响力，为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做出了必要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邦达昌以商抗日，为前线运送抗战物资，为抗战胜利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和平解放西藏时期，邦达·多吉又组织马帮随解放军进藏，在后勤运输上积极支持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邦达·多吉先后担任过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昌都，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前后，先后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西藏筹委会）副秘书长、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多吉的哥哥阳佩同样担任要职，1953年任西藏工商代表团团长，出席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议并到祖国各地参观，1954年被西藏筹委会任命为驻噶伦堡商务代理。同年，他捐献两千秤藏银用于收容乞丐和社会救济。1955年他拟将过去200多户商人共有的经营羊毛赚得利润30多万盾卢比全部用于购买物资，捐给拉萨小学和人民医院等单位，并将此意见呈请西藏地方政府。1956年4月至1957年8月，邦达·阳佩任西藏筹委会工商处处长，1965年任西藏政协副主席。作为西藏最大的商号，邦达昌的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当地的经济，丰富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物资，加强了西藏与内地以及邻国的贸易往来，对西藏的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并在客观上增进了藏汉人民的友谊，密切了西藏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对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夏帽嘎布
夏帽嘎布为尼泊尔商号，位于八廓北街15号，在当地经营已有130多年了。现存建筑为一楼一底藏式平顶土木石结构。门口立有不同时期的三块招牌，印证了这家百年老店的沧桑变化。
据夏帽嘎布现任老板热特那·古玛·吐拉达哈（以下简称热特那）说，该店的创始人——他的祖父，曾被人们称为夏帽嘎布。因为当时他在拉萨的时候，附近的藏族人叫不出他的本来名字，不顺口，但由于他头戴一顶白帽子，身穿白色的服装，因此当地的人就叫他夏帽嘎布（白帽子），这就是夏帽嘎布这个商号的由来。夏帽嘎布的创始人巴苏然纳于20世纪初骑马从尼泊尔来到中国经商。那时地处雪域高原的西藏与外界天堑阻隔，茶马古道是沟通西藏与内地、印度、尼泊尔之间贸易往来的唯一通道。热特那祖父的所有货物都是用马和牦牛拖进来的，刚开始经营羊毛生意，即从拉萨收集羊毛运往尼泊尔，交换糖果和布匹，后来还曾在拉萨创建了西藏首家羊毛洗涤厂。除了买卖羊毛，他们还做清油、酥油生意，获利丰厚。西藏的第一辆摩托车，也是他们家族从尼泊尔运进来的。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和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使热特那的父亲信心大增，生意越做越大，后来他们家族的企业发展成为尼泊尔最大的家族企业，企业的掌门人还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20世纪80年代，他回国创办了尼泊尔第一个茶叶生产厂，生意开始起步，并继续做中尼互市生意。1983年，热特那也循着爷爷和父亲的足迹来到了拉萨，并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以来八廓街三十多年的变迁。
100多年来，“夏帽嘎布”没有改变它的格局，因为热特那和他的祖辈们相信：这间老房子和店里的古董一样，会越老越值钱。墙上的显赫位置放的就是巴苏然纳以及几代店主的照片，里面是毛泽东、朱镕基、李鹏等来访或接见的合影，是热特那最引以为豪的。尼泊尔商人是拉萨八廓街的主宰，西藏和平解放前达到了鼎盛的状态。那时候的尼泊尔商人运来了本国、印度，甚至欧美国家的各类商品，如瑞士的手表、法国的香水，应有尽有，他们在这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现今，40多平方米的店铺里，摆满了各类菩萨塑像、转经筒、首饰、唐卡、经书等商品，这些都是原产于尼泊尔的精品，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一叠据说有700多年历史的石刻版经文。
北京商帮
20世纪前50年，在拉萨最有势力的汉族群体是北平商人。北平商人在拉萨出现有百年历史。起初来西藏的北平商人是从外蒙古大库伦转过来的商人。他们都是来自河北香河、武清、深县、束鹿、冀县等地人士。他们在北平的老板，将其派至拉萨做小生意，有十多人，也没有开设铺面，各家商号合在一起，吃住都在八廓街的“果芒康沙”楼上。当时货源很少，只做些批发零售生意，有时还做些铜器出售。到了30年代，他们才陆续在八廓街开了六七家商号。据说最早在拉萨设商号的是北平商人解文会。他来藏后，最早也做生意，后来给藏政府札萨柳霞·土丹塔巴家当管家，积累了资本，于是投资“文发隆”“兴记”等商号，成为东家，并和一位藏族妇女结婚，他的儿子也在柳霞家做过管家。到1945年前后，因为有柳霞投资，拉萨的北平商铺中，“兴记”和“文发隆”最为兴旺。据当时在拉萨“文发隆”当伙计的韩修君回忆，当时所有在拉萨的北平商号加在一起，人员有20多人，另有一部分住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噶伦堡以及帕里，负责转运货物。各家的掌柜都在北平办货，伙计在拉萨坐庄营业。货物从天津上船，经中国香港、加尔各答，到噶伦堡后再用骡马、牦牛、毛驴等驮运到拉萨，要走三个月左右。一年大致进两三次货，约300驮，价值6万余元。北平商人经营非常诚信，并不以西藏地处偏僻而在商品的质量上有所疏忽，或倾销劣质商品。所经销的绸缎是苏杭绸缎，丝线是山东邹县的产品，瓷器到景德镇办货。其中花绸缎销路最好，因为寺庙里做“佛衣”“供品”“神伞”“画轴”“顶棚”都用绸缎。铜器也有不错的销路，如唢呐、曼遮、净水壶、提炉等。丝线的销路也很好，因为藏族男女老少都留辫子，扎辫结。大宗货物的利润在20%左右，瓷器40%，其他商品在2% ～40%。北京商号的人事规矩很严格，所谓的三爷，即“姑爷”“舅爷”“少爷”不许在同一家店里，怕裙带关系影响正常营业。为保证各个商店的商业利益，各商店的价格也都是一样的，避免恶性竞争，以保证利润最大化。
现存八廓街的北京丛康古建大院即是当年北京商帮的见证，它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八廓办事处八廓东街17号，始建年代不详。北京丛康古建大院为一楼一底藏式平顶土石木结构，东西长28.609米，南北宽17.603米，分布面积为350平方米。大院大门坐北朝南，方向187度，大院大门辟于南侧中央处，门后为一长3.16米，宽1.332米的过道，过道后为2柱天井，天井右侧辟二门，门均朝东，从前至后，前侧屋为内外两室，外室面阔4.26米，进深1.87米。后室平面呈曲尺型，面阔4.16米，进深4.995米。天井左侧内辟一门，为通往二层的木梯房，外辟三门，门均朝东，均为一柱商铺。天井前侧无门，仅有一通往二层的木梯。天井后侧辟三门，均朝东，从左到右均为内外两套间，左侧房外室面阔4.86米，进深1.8米。后室面阔两间用一柱4.86米，进深两间用一柱4.162米。中间外室面阔5.024米，进深1.8米。右侧外室面阔7.523米，进深1.8米。后室面阔三间用二柱7.523米，柱间距2.2米，进深两间用一柱4.162米。二层均为民居，建筑格局处东侧门均辟于内侧外。
云南商帮
清末，驻拉萨的内地商户有两千多户，“其中以滇人最多，川、陕人次之”。民国初期，在英帝国主义阴谋煽动分裂西藏的情况下，滇商在拉萨的商贸活动仍顽强持续着，“滇商如仁合昌、恒德和、李永兴在西藏经济场合中占相当地位”。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拉萨的五大商帮中雄居第二的是滇帮），“云南商人最多时有三十多家，他们主要的业务是进口茶业、铜器、食品等。有时也做点非法生意，如贩运鸦片。他们在滇、缅、康、藏接境的区域，跑得很熟”。云南输入西藏的商品主要是茶叶、红糖、火腿、铜器、藏服、藏靴、布匹、针线等日常生活物资。由西藏输出云南的主要是牛羊皮革、氆氇、山货、药材等，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些由印度经拉萨贩运过来的匹条、洋沙、染料、锑锅及牙膏、化妆品等英印产的洋货。近代活跃于滇藏商贸舞台上的云南商人中以丽江纳西族商人为主。云南商人在西藏经商营生、调剂余缺、发展商业、保障供给，他们在服务于藏区人民日常生活的同时，还为支持西藏人民反对外国入侵、维护祖国统一、发展西藏近代文教事业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努力。滇商们不仅利用川茶、滇茶与印茶竞争周旋，而且改良藏销紧茶的制作工艺，积极推行销藏茶产品的多元化，以满足藏区不同层次人士的需要，确保了内地产品在西藏市场上的推广与销售，挽回了利权，维系了近代特别是民国年间内地与西藏的经济联系。清末丽江商人杨聚贤在拉萨经商时曾与当时的驻藏大臣李有泰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来往密切，并得到了二人的赏识与信任。光绪三十年（1904），在反击英帝国主义侵藏战争中，我军给养发生困难，因路途遥远，清政府又一时接济不至，于是杨聚贤慷慨借资垫支，支持三月之久。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新任驻藏大臣联豫在拉萨推行新政，拟开办学堂、医馆等，于是杨聚贤以各种形式先后捐助了白银七千余两，帮助联豫开办起了藏文说习所、中文读习所各一所，初级小学堂两所，白话报馆一所，施医馆一所，商品陈列所一所，为西藏近代化历程的推进做出了积极贡献。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驻藏商人热烈庆祝并举行联欢大会。云南商人积极参与，不仅出资凑钱资助大会，还在会上自编自演了滇剧《三娘教子》等颇具云南文化特色的文艺节目，让藏族同胞领略了滇文化的奇异风采。
3 革命史迹
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办公处
1949年，全国大部分省区已经获得解放，而西藏还处在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下。为解放西藏，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人民解放军从西南、西北多线出发作战，打击反动势力、解放西藏。根据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关于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构的指示，1月18日，西南局复电中央军委并报毛泽东等，报告了成立一个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情况。西南局经研究，“拟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军政委）、王其梅（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干部、政协代表）七人为委员。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1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批准同意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藏工委）。该指示说：“同意即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为该委员会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再加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这表明，中央从进军和经营西藏的全局出发，在成立西藏工委问题上正式确立了以西南局为主的方针。1月27日至30日，第十八军在四川乐山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宣布西藏工委成立。5月19日，平措旺杰参加西藏工委并任委员。
在昌都战役胜利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4月29日开始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通过近一个月的磋商，6次谈判，双方达成一致，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为促进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央委派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前往西藏工作。通过大量说服工作，张经武劝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后，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正式发布派必要兵力进驻西藏的命令。人民解放军西南、西北部队，分别自西康、云南、新疆、青海向西藏开进，正式开始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解放西藏大进军，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完成了统一祖国大陆的历史任务。
1962年，为解决西藏工委简陋的办公条件，张经武亲自向中央报告申请经费，并很快得到中央批准，在拉萨北郊修建新工委办公区。1964年，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办公处建成，包括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楼、将军楼和工委办公处。之后，工委由“财经大院”搬到北郊新址，即现在的区党校所在地。整个建筑群落成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楼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的住所。后来，张经武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回藏时也居住在代表楼。将军楼为谭冠三将军的住所，会议室和工委办公处为工委领导开会和办公的地方。整个建筑群体现了我国早期现代建筑风格。东侧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楼，设计独特，酷似贝壳，内部宽敞明亮。此外会议室东侧还有四座工委其他领导的住所，错落分布在绿树与灌木丛中，均为独立小院，砖石结构，主体建筑位于院子的南侧，三面围墙，大门开在东侧，建筑略带欧式风格，现保存情况较好。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办公处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在西藏自治区成立前后的办公地点，参与并见证了西藏和平解放、百万农奴翻身等重大事件的发生。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宣告西藏自治区成立。经中央批准，自9月1日起，西藏工委改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工委从创建至完成历史使命，存在了15年之久。它历史性地填补了党的西藏地方组织工作的空白，成为中共西藏地方党史的开端，并为西藏自治区成立后党的建设奠定了组织、干部和工作基础。201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办公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拉萨烈士公墓
为纪念1949年以来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牺牲的数千名革命烈士，西藏先后修建烈士纪念碑、塔、亭、馆、陵园等62处，其中有54座烈士陵园分布在拉萨、山南、阿里等地，如拉萨烈士公墓、山南烈士陵园、狮泉河烈士陵园等。
拉萨烈士公墓原名西郊烈士陵园，1963年改现名，位于拉萨市西郊。公墓主要建筑有烈士纪念亭，四面开间，内有4柱，阶梯形基座。亭中行书“永垂不朽”四个大字。公墓内有2255座墓葬，多为土石封堆，墓主有藏、汉、门巴、珞巴等民族。
墓区墓葬布局以烈士纪念亭为中心，划分为四个区：其一，烈士墓区，位于烈士纪念亭正南，共安葬烈士595名，主要是于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在山南和拉萨平叛中牺牲的解放军烈士。另有遇难牺牲的登山运动员、地质勘探员、筑路工人以及在西藏各项建设中牺牲的烈士。其二，领导干部墓区，位于烈士纪念亭西北部。安葬了为西藏人民事业而鞠躬尽瘁的藏、汉干部22名。其中，有前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贾辅仁，中共西藏委员会书记、西藏人民政府副主席洛桑次诚等。其三，一般人员墓区，位于烈士纪念亭东北部，共有墓1564座。其四，“文革”墓区，位于烈士纪念亭西北隅，共有74个墓葬，主要是“文革”期间在大昭寺武斗中的死亡人员。
谭冠三墓
谭冠三墓及石碑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功德林办事处八一社区西藏自治区职业技术学校操场南侧约3米处。1985年12月6日谭冠三将军在成都逝世，享年84岁。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于1986年8月1日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开垦和培植的拉萨“八一农场”苹果园内。
墓碑主体为朴素简洁的纪念碑，下为须弥座，上为庑殿式碑顶。墓碑坐北朝南，碑身长5.4米，立于方形台座上，台座四面中间设6级台阶，四周设围栏。碑体为花岗岩，四面镶嵌汉白玉，上书金色碑文。墓碑正面（北面）有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的碑铭：“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政治工作者谭冠三同志之墓。”墓碑的后面有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用藏文书写的题词：“谭冠三同志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西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东西两面碑文则分别为藏文和汉文书写的谭将军事迹。目前，谭冠三墓已成为拉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西藏还处于严酷、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从1950年10月6日到24日，在张国华、谭冠三指挥下，以第十八军为主力，发起昌都战役。在纵约千里、横约五百里，气候恶劣、地理条件复杂的地区组织战役，困难极大。但是，由于张国华大胆实施了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的战术，谭冠三对部队进行了吃大苦、耐大劳、英勇作战等方面的教育，所以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1951年春，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谈判。5月23日，双方签署“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5月25日，中央军委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命令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
在接受进军西藏任务后，谭冠三根据邓小平“政治重于军事”的指示，立即派出先遣人员，深入藏区调查政治、军事、经济情况，了解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亲自到成都邀请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在此基础上，他与张国华一起研究制定了《进军西藏守则》，并对军队反复进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教育。通过教育，军队提高了政策观念，消除了由于对西藏情况缺乏全面了解而产生的种种顾虑，为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1951年8月28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部向拉萨进发。为了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他在行军途中，同大家一样不进寺庙，不住民房，宁肯露宿在冰天雪地。10月26日，部队顺利进驻拉萨。
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担任自治区主席，张国华任区党委第一书记，谭冠三任第二书记。1966年年底，谭冠三调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党组第一副书记。1978年起，谭冠三历任成都军区顾问，全国政协第四、第五届常委。1985年12月6日，曾在祖国边疆立下赫赫功勋的谭冠三辞世。临终之前，他向党提出了唯一的请求：“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1986年8月1日，根据他的遗愿，西藏自治区党政军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在拉萨“八一农场”苹果园隆重举行了谭冠三骨灰安放仪式。2012年，西藏自治区开始修建“老西藏”精神纪念馆，该馆建成后，谭冠三同志的骨灰将安置其中。
公路纪念碑
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功德林办事处金珠路与民族路交叉处，在西郊客运站斜对面。这里是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终点。虽然青藏铁路已建成通车，但这两条公路仍是进出西藏的重要道路。碑耸立于拉萨河畔，建成于1984年12月25日。这座碑是为纪念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通车30周年而立，以铭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业绩和巨大牺牲。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题词，碑文使用藏汉两种文字，详细记述了西藏和平解放后，在国家的关心下，11万藏汉军民筑路员工，含辛茹苦、餐风卧雪，齐心协力征服重重天险的事迹。挖填土石三千多万立方米，造桥四百余座，三千志士英勇捐躯，始建成川藏、青藏公路，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彻底改变了西藏人背畜驮的原始运输方式。两路建成后国家又投入巨资几经改建，现在西藏的公路已经四通八达，而川藏、青藏公路则被藏族人民誉为“彩虹”“金桥”。
1950年初，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历史使命时，毛泽东主席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1万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各族民工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战斗意志，用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劈开悬崖峭壁，降服险川大河。川藏公路穿越整个横断山脉的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色季拉山等14座大山；横跨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拉萨河等众多江河；横穿龙门山、青尼洞、澜沧江、通麦等8条大断裂带。工程的巨大和艰险，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整个川藏、青藏公路的修筑过程中，3000多名干部、战士和工人英勇捐躯，一代业绩永垂青史。
川藏公路从1950年4月开始，经过11万军民的艰苦修建，北线于1954年12月正式通车，2000多名军民为此付出了生命。此后，筑路大军又继续修筑了东俄洛经巴塘、芒康、左贡至邦达南线段，并于1969年全部建成通车，并被正式列入国道318线。作为祖国内地进出西藏的五条重要通道之一的川藏公路（另四条为青藏公路、青藏铁路、新藏公路、滇藏公路，其中滇藏公路国道214线在西藏芒康与川藏公路会合至邦达后分开），担负着联系祖国东西部交通的枢通作用，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它是藏汉同胞通往幸福的“金桥”和“生命线”，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和军事价值。
根据有关资料，青藏公路起于青海省西宁市，止于西藏拉萨市，1954年建成通车，全长1937千米，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柏油公路。川藏公路东起四川成都，在新都桥分为南北两线，在邦达会合，经林芝到拉萨。其中，北线全长2412千米，南线总长2149千米。
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前，从拉萨到四川成都或青海西宁往返一次，靠人畜驮，冒风雪严寒，艰苦跋涉需半年到一年时间。到1989年，全区通过川藏、青藏公路共运输各类进藏物资1000多万吨，出藏物资112.7万吨。川藏、青藏公路大大促进了西藏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改变了西藏长期封闭的状况，对于西藏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西藏对内地交流运输的主要通道，川藏、青藏公路至今仍发挥着较大的中枢作用。
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
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位于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南端，南以远山绿树为背景，北与巍峨壮丽的布达拉宫相距350米，整个碑体只在入口门洞上方和基座处饰以富有西藏地方风格的装饰造型，风格简洁。纪念碑造型是抽象化的珠穆朗玛峰，碑高37米，主体呈灰白色。碑体南面雕刻铭文，前方设计有两组青铜浮雕，以翻身农奴得解放、解放军筑路等为主题。纪念碑碑身顶部设计有按国旗上排列的五星，进一步象征国家主权及西藏的和平解放，象征各民族团结。纪念碑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齐康设计。200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九个大字。
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和平解放，不仅使西藏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而且为苦难深重的西藏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
200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为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修建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2001年5月22日正式建成，各族人民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了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揭幕仪式。
军史博物馆
军史博物馆位于拉萨市区东南面，2009年4月开始新建，2012年5月建成，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园林绿化面积4000多平方米，馆藏文史资料10000余件。军史博物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用大量翔实、珍贵的文物史料，真实抒写了60年来人民解放军在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保卫西藏、建设西藏中的丰功伟绩；生动再现了驻藏官兵模范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高度政治觉悟，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优秀品质以及与西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浓厚感情；全面反映了军区部队官兵面对生与死、苦与乐、得与失的巨大考验，用信仰占领精神的高地，用热血攀登价值的高峰，用奉献托举生命的高度，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在冰峰极地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在雪域高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在世界屋脊镌刻下一座又一座不朽丰碑。军史博物馆先后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西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藏自治区国防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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