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坤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进入北平的入城式，千年古都兵不血刃回到人民的手中。古老的天安门城楼，是那宏伟场面的历史见证。此前，城楼上曾挂有蒋介石的画像，人民当家做主后自然地取下了它，代之以他们最敬仰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画像。这年五一节游行时，天安门城楼正中门洞上方，就悬挂起由国立艺专的教师张振仕绘制的毛主席画像。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举行，从此，天安门更成为令中外瞩目的地方，成为国人心中的圣地。毛主席的巨幅油画像也固定为每年五一、十一各挂10天左右。画像的像框几经修改，尺寸定为6.4米高，5米宽，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的蒋又良同志参加了像框的设计工作。他们根据天安门的整体格局，亲自用绳子在门洞上丈量，最终形成现在这一较为合理的尺寸。画像在“文革”中改为天天挂，一直延续至今。

    漫漫40余载，主席像历经风雨，画像人数次更迭。本文试图对部分在天安门画过毛主席巨幅油画像的画家做一简略回顾，愿今人能以此了解祖国历史的这一侧面。

    开国前夕的奋战

    北平和平解放时，周令钊同志是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的教师。1949年4月，国共双方进行和平谈判，中共在六国饭店（今外交部招待所）接待南京代表团。周令钊带领美术系学生布置会场。他画了一张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的油画像悬于会议室。北京市交际处王拓同志说，中央领导看了很满意。9月，市政府领导即请周令钊同志为天安门城楼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为开国大典之用。

    周令钊和学生陈若菊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靠东的空间进行工作。他们把木板竖在墙上，搭起三层脚手架。负责古建的油漆师傅为他们打底、调颜色。那时，他们真可说是昼夜不息，不停地“赶”画，半个多月都在天安门城楼上度过。

    他们以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为摹本，把主席的衣领画为敞口的式样，周令钊认为那样显得很潇洒。根据市领导的要求，他们还在画像底下写了一行字——“为人民服务”。聂荣臻同志曾去看过，指出，主席照片上领子是敞开的，画的时候最好把风纪扣系上。因为是开国大典，要严肃一点儿。周、陈二人遵照这一指示重新改画了衣领。9月底，绘制工作完毕，工人们把巨像挂到了城楼门洞上。

    就在9月30日深夜，一阵敲门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周令钊。来人说某中央领导同志（究竟是谁现已无法考证，一般认为是周总理）建议把“为人民服务”5个字去掉，只要主席像。周令钊迅速赶至天安门。当时画像已来不及取下，必须在城门洞前搭梯补画。工人们把3个梯子接起来，斜靠在城门洞上方，四周打起聚光灯。周一手提颜料，一手涂字改画。他改一点儿，下梯子换个地方，再上去继续操作，就这样整整奋战了半夜。他把涂掉的部分加长为衣服。为谐调比例，又在衣服上加了一个扣子，终于在10月1日天亮前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当欢腾的人群走过天安门，当人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前一天夜间发生的事情，无从知晓有一个名叫周令钊的人为了开国大典如期举行而熬过通宵。历史会记住他，虽然他只是欢腾的海洋中的一滴水。

    众人协作绘巨像

    1950年初，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的辛莽同志被接到中南海。原来，胡乔木同志请他来，挑选一张毛主席照片，作为今后的标准像，也就是天安门巨幅油画像的摹本。辛莽曾是延安鲁艺的美术教员，当时是美工室的副主任。市美工室成立于1950年，修建了画室，购置了器材，为画家们提供了一定的创作条件。画家们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激情，绘制出一些质量较高的领袖像。当时公认的绘制毛主席像最好的是辛莽同志。解放区过来的老干部们都说，他是画毛主席像的专家。所以选择主席标准像的工作非辛莽莫属。

    最初，辛莽选了一张毛主席免冠、双眼略向上看的半侧面像。由于当时画这样巨幅的人物肖像缺乏经验，画像是由辛莽带领好几位从解放区来的画家共同完成的。左辉、张松鹤等人站在脚手架上绘画，辛莽则站在远一点儿的地方观察指挥，有点儿像导演，最后他还做了一些修改工作。未料想，画像挂出后，一些群众提意见说，只有一只耳朵不好看，而且眼睛向上，好像“目无群众”。市领导也要求更换。辛莽又选择了主席一张基本上正面、双眼平视前方的照片。此像画完挂出后，反映尚好。

    1950年以后，为天安门毛主席油画像所选的照片曾换过几次，参与绘制主席像的人也很多。因为每年五一、十一前各画一次，而画家们都是初次搞巨型肖像画，没有经验，所以，往往是集体创作，共同完成。这些画家，一般都来自市美工室和中央美院两个单位。中央美院参加的人主要是张振仕及其学生金石（后调到北京市美术公司）。从1952年开始，张、金二人一直在天安门辛勤工作，前后达11年之久。

    1964年，因为张振仕同志工作繁忙，天安门管理处决定由北京市美术公司独立承担绘像任务。这个任务交给了王国栋。王国栋和后来他的徒弟葛小光成为绘制主席巨像时间最长的两位画家。

    黄叶仍风雨 悲欢在里头

    王国栋，1931年生，原姓陈，自幼卖与沙锅居股东王家，称王家两位女人为“姐姐”。他从小喜爱绘画，不愿在沙锅居做跑堂。上中学时，征得姐姐们的同意，他在西单商场一家炭像馆学习炭像画，专门给老人画纪念像。他勤学苦练且聪慧，很快入门。上美术课时，他画了一幅一尺长的炭像画，美术老师大加赞赏，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你们看王国栋画得多好。以后他就是不考试，我也给他一百分。”自此王国栋更加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他到东安市场的炭像馆工作，画炭笔人物画。在那里，他从师于苏茵，苏茵绘肖像采用民族画法，画出的人物面部亲切、柔和。王国栋向苏茵学习了这种画法，技艺日益纯熟，渐渐小有名气。1956年到市美术公司供职，在油画组专门从事领袖肖像的绘制工作。

    那时绘制领袖肖像就是根据他们的照片，这对从事油画的人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但一些偶然的机会又为王国栋丰富画像神韵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文革”前，每年过十一，我国都邀请一些国家领导人共度国庆节。每到那时，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工作就异常繁忙。国际机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美术公司负责在机场布置标语。有时一天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先后来到，他们就不停地改换标语，工作十分辛苦。王国栋忙里“偷闲”，细心观察来机场迎宾的我国领导人的神情举止，一一记在心中。再创作时，就能较准确地把握人物内心的感受。那时班机往往上、下午各3班，周总理经常整天地进行接见工作。王国栋可以很近地看到总理。他感到总理雍容大度，平易近人，不由得使人肃然起敬。而仅凭一张画像很难把总理的神情表现出来。

    大约在1960年，公司领导交给王国栋一个任务，说是见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个代表团。工作人员指定王国栋和其他人在头三四排“站地方”。不久，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依次走出与大家见面。王国栋心情十分激动，但他仍忘不了对他的“模特”们进行细致的观察。毛主席眉宇间流露出的慈祥神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4年，美术公司分配王国栋、陈永贵、金石3人在天安门绘制领袖像。王国栋主要负责毛主席像的绘制工作。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像画好，他是共产党员，对于党的领袖他无限崇敬，在绘像中极为投入。他绘制的画像以毛主席半侧面、双眼平视的照片为摹本。他注重对毛主席眉宇和眼神的表现，力求在描绘主席慈祥和善的同时，表现出主席性格中敏锐、机智和洞察一切的层面。而这正是他透过眼神，对主席内在气质的一种感觉。他认为绘像应力求准确，尽量求真，使人们在看到画像的同时，想起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感受到他的伟大，更生崇敬之情。一切绘画的技巧都应服务于此。

    当然，只有满腔热情是不够的，要画好巨像仍需要娴熟的技巧。王国栋十分注意兼收并蓄，吸取他人之长。在掌握民族画法的基础上，他虚心向公司同行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毕业于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学的是西洋画法。因此，王国栋在绘制巨像时，既能准确地掌握人物的轮廓，又能以中国老百姓可接受的方式着色。他画的主席像虽然是油画像，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这是从1949年以来画家们从事毛主席像创作的一个关节点。十几年来，画家们慢慢改进，不断积累经验，有关部门对主席照片也几经挑选，并做修版等技术处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王国栋在多位画家工作的基础上，终于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使主席巨像愈益显示出领袖的风度和神采，能普遍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王国栋在绘制主席像时曾碰到过不少难题。因画像巨大，没有整块的画布，只好用三块画布拼接在一起。因接缝不平，画面上两道直贯上下的棱子十分显眼，影响肖像面容的美感。“文革”后期，有一些群众写信给中央，要求解决这一问题。天安门管理处派人到哈尔滨亚麻厂求援。但亚麻厂织机的宽度不够，管理处又找到天津地毯厂。两厂合作攻关，终于试织出密度不同的几种宽幅亚麻布。王国栋亲自去天津挑选一种，地毯厂即开机编织这种特殊亚麻布。当时织出的长度足够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1978年以前人民大会堂门楣上边挂毛主席像）各用10年。后人民大会堂改挂国徽，几百米亚麻布就统归天安门使用。新织画布约5米宽，正好是画像的宽度，从而保证了肖像的美感，群众也表示满意。

    王国栋碰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像框易浸水。主席像是以稍微倾斜的角度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每逢雨雪，画布后的五合板受到浸泡，很快就影响了画像的色彩。天安门管理处经过逐步摸索与改进，最后用铝合金板置于五合板后，雨水可顺着铝合金板流下，从而保证了画像在较长时间内不褪色。

    除了绘制天安门主席像，王国栋还和美术公司创作室20多名成员一起绘制其他建筑物所需的巨幅画像，有时要到外省去完成临时任务。他曾三下昆明，为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崔镛健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绘制巨像。也曾在冰天雪地之时，去河北邢台在高高的鼓楼上绘制毛主席巨像。鼓楼上风力很强，加之天气奇冷，他和另一位画家只好十几分钟轮换一次，倒替着画。

    1966年初，上级领导指示搞一个更好的画像。王国栋、金石、陈永贵3人就在天安门创作新样子，然后把画拿到城楼上，放在毛主席开会时要坐的沙发旁边，希望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提些意见。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王国栋被召回美术公司，金、陈二人仍在天安门工作。因为陈永贵身体不好，金石主动承担在外面如军事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北京站及各单位的绘像任务，陈永贵就在天安门画毛主席像。他们二人为了更好地表现主席的神貌，经领导同意，曾到新华社调有关毛主席的纪录片在天安门观看、揣摩。公司领导专门为他俩准备了两个高倍望远镜，当毛主席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他们经特批，在金水桥上高举望远镜观察老人家的神态。有一次，他们正在细心观瞧，一些红卫兵要求借用望远镜。他们解释是在工作，为了画主席像。红卫兵一听，立刻为他俩拍了两张照片。

    1967年元旦，天安门突然挂出了一张毛主席正面的巨幅油画像。据金石回忆，陈永贵曾说那是陈自己建议画的。红卫兵及群众对半侧面像有意见，认为只有一只耳朵，是偏听偏信，但这种意见并未反映到天安门管理处。陈永贵一定会听到各方面的意见，便到新华社选定了毛主席正面的照片。当时天安门管理处负责人刘振祥已靠边站，天安门基本无人管理。因此正面像的挂出在一定程度上是群众的决定，也可以说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在那巨幅画像上，天空是红色的，毛主席的眼睛显得很大。这当然与“文革”盛行的所谓红海洋有极大关系。而天安门在国人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里一换画像，各地纷纷仿效。这幅正面像的照片就一直沿用至今。

    王国栋回到美术公司后，即遭到造反派的批判。他被罗列了许多罪名，什么资产阶级狗崽子、阶级异己分子、三名三高人物、修正主义苗子、现行反革命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面对突如其来的批判，王国栋百思不得其解，也毫无思想准备。但是，他是个达观开朗之人，虽则挨斗，虽则停止作画，他并没有从此倒下。1966年夏天，他正站在台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一只蚊子突然在他腿上猛叮一口，他感觉奇痒无比，又不敢以手搔之，只好用另一条腿偷偷地蹭。不料下边的群众大呼：“瞧，王国栋根本不怕斗，一边挨批，他还一边打拍子呢。”他感到十分好笑，也就忘记了挨斗的痛苦。批斗后，他被勒令去一小屋做画框。小屋里有几个木工，他们正直厚道，把他当自己人，对他说：“甭听他们说，您就在这儿休息。”王国栋兴趣很广泛，他以为刨木板也很有意思，为什么不能多学点儿技术呢？他每日与木工师傅一起刨木板、做木框。干累了，就和他们下棋，也算是苦中有乐。

    虽则如此，王国栋仍有恐惧感。造反派随意就可列出一条罪名安在他头上。他在谈学毛著体会时，总结了他画主席巨像的经验。轮廓确定后，集中一点扩展开来即“四面开花”，以传统的民族画法——擦炭像的方法，一次完成肖像的绘制。没想到有人说他拿毛主席像当靶子，是在主席像上“打歼灭战”。王国栋有口难辩。还有一件事让他哭笑不得。“文革”前，他除了画天安门巨幅画像，还和创作室的人一起画过当时中央7位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的画像。当时各地都预订7位领导人的画像，有一家纺织厂也向美术公司预定了一套。创作室几个人一起画好后寄出。对方不满意，又退回来。大家心里自然不高兴。但在王国栋挨批斗时，这件事被某些人歪曲成他把木箱子当“棺材”让大伙儿哭，“这是咒骂毛主席，是反革命行为！”另一派人站出来反驳：“箱子里还有刘少奇呢。”王国栋站在那儿，内心真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占全了。所以，天还没冷，他就穿上厚厚的衣服，怕的是造反派让他“跪搓板”。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国栋又拿起了心爱的画笔。美术公司新起一派让他在公司礼堂继续作画，也可出去为外单位作画。他先后在西郊某部兵营、公安局、医院等处画影壁，一般是画“毛主席去安源”或是毛主席戴着军帽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场面。

    时光流逝。1970年，王国栋被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又能去天安门画像了。此时天安门挂的主席像已非他以前画的半侧面像了，他自然要跟着画这张正面像。1971年，葛小光成为王国栋的第一名学生。王国栋除了绘制画像，即开始做培养接班人的工作。

    1976年毛主席逝世，举国哀悼。王国栋怀着悲痛的心情绘制毛主席像。这是他最后一次画主席的巨幅画像了。他把颜色调得很淡，把无限哀思凝聚于画布上。举国追悼的日子里，城楼换上了新华社制作的毛主席巨幅黑白照片（约7米高），追悼会后仍挂王国栋画的那幅。

    1992年初，王国栋退休，但每日仍然在画室作画，闲来登山，归家弹琴，总有“无闲”之感。他说，风雨都已过去，向前才是正途。

    笔下求神似 悟性在自己

    1992年9月26日晚7时，天安门前，20多名工人正把巨幅毛主席画像挂到天安门城楼正中门洞上。围观群众很多，武警战士用警戒绳围成一定弧度，隔开前涌的人们。绳外有人说：“咱们赶上挂像，真不错。”又有人惊诧：“哟，这张主席像跟那张一样！”也有人神秘地说：“听说画像的出国了。”人们的议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缔造者的敬仰，也说明了他们对画像人有种神秘感。

    这幅毛主席巨像的作者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七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画家葛小光。葛小光是为天安门绘制毛主席巨像时间最长的一位画家，他已辛勤耕耘了15年，至今仍坚守在这个艰巨而光荣的岗位上。

    葛小光生于1953年，从小喜好绘画。他的父母是朝阳大学毕业生，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对子女采取顺其自然而又循循诱导的教育方式。儿子好画，他们便在绘画领域拓其睿智。上小学时，葛小光在北京市少年宫学画。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席卷全国，他已小学毕业。他对绘画仍有浓厚的兴趣，但家中有5个孩子，生活并不富裕。他就到街上捡大字报纸、传单，用其背面习画。后到废品站、印刷厂买廉价的处理纸，拿回家裁好，便成为他的画纸。那时他没有画夹，就在一块木板上垫两张报纸，把白纸铺上去就画。画国画需要毛笔，也只是买0.15元一支极次的毛笔。买水彩是需要哪种颜色买哪种，绝不敢买整盒的。水粉则从未奢望过。艰苦的生活练就了他能吃苦、肯钻研的性格。后来他走上工作岗位刻苦习画与这种性格密不可分。

    1971年，18岁的葛小光到北京市美术公司工作。公司分配他画油画，后在创作室画毛泽东、孙中山和马恩列斯等领袖像。创作室成员专门绘制领袖像特别是毛主席像。当时，一些单位和重大建筑都要挂毛主席画像，创作室因此应运而生。这也算是“文革”历史中一种文化现象吧。

    为了画好油画，葛小光进行了大量的写生练习。夏日，他每天清晨5时准时起床，背上画箱就走。地点是前几天选定的。景山、故宫角楼、钟鼓楼、前门城楼及公司附近的农村，无不留下他年轻的身影。等到上班时间，他一般已画好两张。上班后，师从王国栋同志画肖像画，一画就是一天，全无休息概念。下午5时，别人下班回家，他却骑上自行车继续做写生练习，直到看不清颜色才“收工”，最晚要到8时半才合上画箱。到家仍不得闲，把家中可画的实物摆在桌上进行静物写生。几年间，不管夏日骄阳，无论冬季风雪，他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难怪他的姐姐赞扬他：“小光不干则已，要干就十分认真。”公司领导看到他，总是感慨地说：“该回家了，太晚了。”

    这种快节奏、紧张的练习的确令人难以承受。然而没有这种高强度练习，就不能练就扎实的基本功，更不可能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把主观感受与客观实际有机地联系起来，达到肖像神似的境界。“悟性就是你自己”，葛小光常以这句话激励自己，而这也是他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写照。

    葛小光不仅勤学苦练，而且善于思考，是位有心人。他在师从王国栋绘制毛主席巨像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只照一两张照片临摹，很难体现人物的神貌；要更生动、更准确地把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再现在巨大的画布上，光靠画笔下的功夫显然也是不够的。于是，他渴望找到更多的资料，了解毛主席形象和性格的各个侧面，同时力求体验和把握这位伟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很巧，“文革”中毛主席的图片及照片极多。他先搜集了画报上的图片，仍感到不满足，又到新华社收集照片资料，选用能够从不同角度体现毛主席精神面貌的照片。他先后收集了60多幅图片、照片资料，从中筛选出10多张有特点的照片，形成一个小集子。直到现在，每次画主席像，他必然把这本相集带在身边，随时作为参考。

    葛小光由于有扎实的基本功，加以思路开阔，成为创作室中的佼佼者。1977年他接替王国栋同志绘制天安门毛主席巨幅画像。

    绘制巨像是件十分艰苦的工作。由于画像太大，画像时间又比较长（一般需1个月左右），需要有个画像棚。“文革”前一直是每年现搭露天席棚，“文革”中建起半临时性画像棚，此棚一直使用至今。

    这间被葛小光称为“画室”的工作棚，位于天安门城楼的西北角，是一座面积约90平方米、高8米多的铁棚子。以铁皮为材料搭棚主要是为了防火，顶部由半透明玻璃铺就，是为了让“天光”（自然光）从顶部均匀地透射进来。8月底、9月初，正是北京暑气蒸人的季节，但为了国庆节天安门城楼换上崭新的毛主席像，每年这时候，都是葛小光画像最紧张的时刻。一进画像棚，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棚中滋味令人望而却步。虽有一个落地扇不停地鼓风，实在无济于事，以致葛小光说“常有中暑的感觉”。由于画像上下高6米多，葛小光是站在一台升降机上作画的。画到头像上部时，由于热气升腾，工作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平时则小汗不断。在这种环境中他有时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十分耗费体力、脑力，真可谓夏练三伏。由于一些意外情况发生，有时冬日葛小光也要在那间棚中作画。1992年11月至12月间，因为备用的主席像需要修补，他必须在严寒中进行这项工作。依然是那间棚子，铁门洞开，有如冰库。画一会儿，手就僵直不听使唤，他只好在兜里暖一会儿才可继续绘画。冬练三九想必就是这样吧（尽管未到数九寒天）。

    经过15年的寒暑春秋，经过不断的摸索实践，兼有1985-1987年在北京师范学院油画专修班系统的学习和研讨，葛小光的绘画技巧日臻成熟。但他深深懂得艺无止境，他仍然不断探索钻研，以求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在绘制其他人物肖像时，特别注意抓住人物肖像画中共性的东西，去填补只能通过照片画毛主席像带来的缺憾。他还收集阅读了大量有关毛泽东同志的史料和评介文章。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事物的认识愈加深刻，对有关历史资料的理解愈加透彻，比10年前更能把握巨幅肖像的本质。15年内他画的每一幅毛主席像都不一样。无论是线条的勾勒，还是用色的浓淡，都包涵着他对历史的理解和对现实的体验。人云：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他力求通过对毛泽东主席眼神的细微刻画，表现出一代伟人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胸襟，并力图通过这双眼睛，在领袖与人民、历史与现在甚至未来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画像时，他总是在寻求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无法言传，外人看来甚至有点“玄”，但这正是达到他所追求的神似效果的一把钥匙。许多人在天安门城楼前仰视毛主席像时，都会说出同一句话“真像”！人民认可了他塑造的毛主席的形象，这给他带来无比欢乐。对于绘画技术方面的问题，他亦进行研究和改进。他针对画像天天挂，每日风吹日晒、极易褪色的难题，逐步采用矿物质颜料如土红、土黄等耐晒颜料，尽量延长画像的寿命。

    在追求艺术的同时，葛小光时刻不忘主席像巨大的政治作用。为了做好主席巨像的绘制工作，他宁可牺牲自身的利益。1984年9月有一个“中日友好之船”代表团去日本访问的活动，葛小光是其中的成员，但9月正好是他绘制主席像的时间，他不愿匆匆画完起程，也不愿回来再匆匆完成，因为那不是艺术家的追求。尽管机会难得，他宁愿放弃，而要专心致志地完成画像工作。代表团团长金鉴从日本回来后，见到葛小光说：“我们都知道了，你这是以大局为重。难得呀！”

    天安门毛主席像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幅肖像画，而它又具有相当重要的政治作用，因而国内外新闻界无论从政治方面还是从艺术方面对葛小光均产生浓厚兴趣。美、法、日等国先后有记者、研究人员采访他，为他录像、撰文。国内电视台也对他进行专门报道，介绍他高超的绘画技法和执著的乐业敬业精神。作为北京市青联委员和七届市政协委员，他同样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面对荣誉，葛小光十分平静。他淡名利，轻钱财，只求能作画就是最大的满足。除了肖像画，他也好风景画，也喜读书、听西洋古典音乐，尤爱乐圣贝多芬之《命运》。这些爱好对他更好地理解和绘制肖像画起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他要求自己不断创新，日有所进。他认为搞艺术的人吃老本就是退步。正像运动员创造新纪录一样，每画一张画，就要创造一个新成绩，随时否定不足之处，争取达到更新、更完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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