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欣

    1998年，豫剧现代戏《朝阳沟》业已进入“不惑之年”了。然而，该剧的舞台戏至今还在上演，电影还在上映，电台、电视台还在播放其录音、录像，各种文艺晚会也不断邀请演员们去清唱。《朝阳沟》还被引进到小品、相声等其他艺术形式中。40年的历史实践证明，《朝阳沟》的确是一出好戏。它为什么能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它的艺术魅力在哪里？一部现代戏怎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这引起了我抚今追昔，试图从中探讨点道理作为有益的借鉴，以利于今后创作和演出更多的新的优秀剧目。

    生活是戏曲艺术的生命

    《朝阳沟》的编导杨兰春，出生在位于太行山区晋冀豫三省交界处的河南省武安县（今河北省武安市）的山沟里。少年时代为了自谋生路，投师学唱武安落子，小有名气，至今还能背诵几十部落子戏文。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参加八路军，在第一二九师第十三团重机枪排当战士。曾在华北抗击日本侵略军，又通过无人区穿越太行山，数渡黄河，转战到伏牛山、大别山。解放战争中参加中原突围，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据他的老战友张占奎回忆：“每次祝捷大会上，看戏的军民人山人海，当然要数杨兰春演的武安落子和他说的快板最受欢迎。他能编善唱，出口成书。他随地捡起两个瓦片一敲打，就把战斗历程说唱起来，给战士们带来了鼓舞和欢乐。”

    登封县大冶乡曹村是杨兰春的生活基地，他曾在抗日战争中与敌人浴血奋战保卫了这块土地，解放战争中又参加了解放这块土地的战斗。在这里，他曾组织担架队抢运伤员，掩埋过英勇牺牲的战友们的遗体。在军民用鲜血和汗水浇灌的这块土地上，杨兰春已和乡亲们凝聚成了血肉关系和鱼水深情。

    新中国成立后，杨兰春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在赵树理、马可老师的指导下，他与田川改编的歌剧《小二黑结婚》在毕业演出时获得了成功。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这个农民出身、经受了战火考验的战士，已走向了知识化。他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文艺战士，牢记着“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真理，始终不渝地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说：“生活是戏的生命，脱离群众生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生活有多深，水平有多高，这是衡量作品质量的尺度。”

    1957年秋，杨兰春回到了曹村，看看农村的新变化。他白天同群众一起担水上山抗旱点种，晚上串门拉家常。村里各种各样人物的身世、脾气、语言以及音容笑貌、走路姿态、喜怒哀乐，他都能现身说法，即兴表演得活灵活现。他从思想感情上和群众真正地打成了一片，曹村的群众早已把他当成了村民。杨兰春说：“艺术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朝阳沟》戏中的老支书、拴保娘、二大娘的语言，都是从群众生活中来的。生活中的银环就在今天的朝阳沟村，当时她只有十五六岁。她劳动好又十分懂事，我用了她的名字，事件不全是她的。拴保是我老家一个青年人的名字，戏中的故事不是他的。”杨兰春还走遍省内外的知青区，采访了数十个不同经历的知识青年，像邢燕子、薛喜梅、谭惠兰等，至今仍与他们书信往来，已成了老朋友。1997年冬天，在省农科院工作的薛喜梅到医院去看望杨兰春，老友久别重逢，高兴得热泪盈眶。

    1958年春，当杨兰春看到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烈情景，使他有感而发。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多年的生活积累，伴随着活跃的想象，将生活、思想、感情溶化升华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朝阳沟》的音乐唱腔风格

    中国戏曲中，音乐唱腔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一个戏要有几段好的唱腔，否则就会失去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基础。好的唱腔创作，要在了解演员的特点、充分发挥他们的演唱技巧并与乐队伴奏员通力合作下才能完成。用唱腔来塑造人物是杨兰春同志编导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剧作家晏雨同志曾说：“杨兰春脑子里有艺术家的特异功能。在纷乱的生活现象中他专门吸收形象信息。”杨兰春善于把民间旧戏词化为通俗易懂、颇有文采的唱词，他还精通音律，尊重群众的欣赏习惯。伴随踏节哼唱的文字，旋律已现雏形。他要求王基笑、姜宏轩、梁思晖等作曲的同志对《朝阳沟》的音乐唱腔要有总体布局，追求个性化。他说：“一个戏有一个戏的风格，雷同化是没有生命力的艺术。”《朝阳沟》的主题音调是选用豫东调〔二八板〕的旋律并吸收豫西调〔二八板〕的素材融为一体，孕育出来了崭新音调，贯穿到“上山”、“下山”全剧的中心情节的唱段中，采用了前后映照、对比的手法，塑造了银环的音乐形象。同时，这特定的音调，还创造了清新、明快、活泼、热烈、豪放的舞台气氛，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的人物形象。

    “人也留来地也留”这段唱是银环下山时的重要唱段。以〔慢二八板〕的板腔程式为基础，在剧本规定情景下，从人物感情出发，突破豫东、豫西两个不同流派在调式和旋法上的束缚，加以拓宽并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成为新颖别致、极富表现力的抒情唱段。扮演银环的魏云是城里生来城里长的中学生，毕业后参加了剧团。三团经常到曹村深入生活，魏云住在生活中的银环的家里，与她同吃同住同劳动，亲如一家。当离乡回城时，村民们送行几里不愿分手，笑声和哭声混在一起，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感染着演员。这段生活经历与剧中银环的情节相似。魏云身临其境，真切体验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到了角色的感觉，下意识地生活在角色之中。她说：“只要我眼中有物，观众心里也有。如唱到‘走一道岭来翻一道沟，山水依旧气爽风柔’，每一句我眼中都有视觉形象。‘强回头再看看拴保门口，忘不了您一家把我挽留’，唱到此，我的嗓子哽塞了，打颤了；我是用心声唱出人物的感情。我动情观众才能动心。”魏云的演唱清醇亮丽、激情奔放。每当唱到“走一步退两步不如不走，千层山遮不住我满面羞”时，她都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使观众仅凭听觉就会在意象中留下青年学生王银环的音乐形象。1958年在北京红塔剧院，当戏演到这里时，观众在台下随着演员小声地哼着学唱，直到“人也留来地也留”这句唱腔结束，银环坐在石头上，全场观众鸦雀无声。稍静，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高兴得我心里没法说”是拴保娘的一个唱段。作曲者用豫西调、豫东调交替转换，把〔中二八板〕、〔二八连板〕转〔流水连板〕、〔慢流水板〕综合为一体。高洁运用她纯熟的演唱方法和技巧，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渗透到一字一腔中，以深沉细腻、清脆甜美的声腔韵味把观众带到“字中有声，声中有字”的艺术境界。拴保娘慈祥善良，豪爽乐观的形象，深受观众的喜爱。

    “我坚决在农村干它一百年”这段唱是拴保的核心唱段。作曲者以豫西调下五音〔二八板〕转〔紧二八〕的旋法为基础，通过上属近关系转调创作而成。王善朴以刚柔相济、朴实无华的演唱风格，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纯朴忠厚、立志要为改变山区面貌而奋斗终生的新型农民形象。他和作曲的同志合作，为豫剧现代戏的男声唱腔改革作出了范例，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欢迎。

    “亲家母对唱”是以杨兰春吟诵唱词的音调的雏形为基础，作曲者进行了整理加工，吸收了琴书、曲艺等素材并加进相应的过门使之流畅完美，从而鲜明地塑造了拴保娘、银环妈、二大娘三个人物不同的音乐形象。除此之外，《朝阳沟》剧中还有“我代表娘们家来欢迎”、“学锄地”、“为改变穷山沟咱各显本领”、“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等唱段，脍炙人口，广为流传，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由于杨兰春同志极为重视音乐唱腔，因此作曲者在唱腔音乐的创作中，努力达到与他的现实主义编导创作思想的吻合。创作者们从人民群众生活中吸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画意，用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来哺育自己，写出了《朝阳沟》戏文，谱出了新的乐章，唱出了新的音乐形象。在广泛学习豫剧优秀传统唱腔的基础上，采撷各流派的精华，融汇提炼，发展创新，形成了豫剧的新流派。《朝阳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与人民的感情密不可分。

    人民群众喜爱《朝阳沟》

    我记得，河南豫剧院三团编演的现代戏《朝阳沟》，首演于1958年3月20日郑州北下街河南剧院。这个戏从创作剧本到排练、搬上舞台，仅用了7天半时间。而布景、道具总共才花了10块多钱。当时，我任河南豫剧院三团业务副团长、导演，参与了该剧的导演工作。

    1958年3月29日，省文化局局长陈建平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赞扬这个戏“生动地反映了农村中的新人新事”，戏的“表演、唱腔都给人以新鲜活泼的感觉，颇受观众的欢迎”。

    我们三团每演一个新戏，都要坚持到广大群众中去检验。观众的评说是公正的，能把响戏与好戏区分得很明白：响戏是仗着人捧，喧闹一阵但戏不耐看；好戏人们看了印象深刻，百看不厌，越看越爱看。

    《朝阳沟》排出后，在城里只演了几场，全团同志就身背行李、肩扛服装道具，到太行山区演出了。到达林县河顺乡那天，村民们敲锣打鼓放鞭炮，高举彩旗喊口号，黄土铺路，迎接在村头。我们白天和群众一起修水库，晚上联欢演出《朝阳沟》，真是亲如一家人。4月13日，我们接到中共河南省委的紧急通知，立即返郑，在省军区礼堂为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演出《朝阳沟》。

    因整个晚会已超过了预定的时间，保卫人员询问杨兰春、庄义顺同志还有几场戏，需要多长时间。为缩短演出时间，杨兰春站在边条幕旁，指挥演员加快上下场的速度，并让乐队掐去长过门，累得满头大汗。全剧结束前，拴保娘与银环妈有一段对白，说的是县里报社来了个同志，要给拴保和银环照个相。这时，站在舞台旁边的记者看到戏快演完了，突然跑到表演区抢镜头，只见闪光灯一亮，拍了个剧照。这个戏外戏与剧情偶然巧合了。周总理拍着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肩膀前仰后合开怀大笑。全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掌声、欢笑声经久不息，一向表情严肃的彭德怀元帅也笑了起来。银环妈接着说：“你要一照不是就出了名啦！”又是一阵掌声笑声。周总理对吴芝圃说：“这是个好戏。要到北京去演出，也一定会受到北京人民的欢迎。”那一年夏天，《朝阳沟》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戏曲现代题材展演，受到了有关专家和广大群众的好评。《人民日报》及首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评论文章，日本的《朝日新闻》也报道了演出盛况，《参考消息》摘要转载了这条消息。

    60年代初，山东省吕剧团在上海演出了《朝阳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曾未之先生观看演出后非常激动，要把它拍成戏曲艺术片。后来他听吕剧团领导讲，《朝阳沟》是从河南豫剧院三团移植过来的，版权在河南。于是，曾未之先生即于1963年春来到河南。当时，我们三团正在基层巡回演出。他就随团行动，从城镇到农村，一连看了几十场《朝阳沟》。每看一场，他都要记笔记。他把每场中观众的笑声、掌声统计了一下，全剧92个有效果的地方，无一失误。他说，“三团编演现代戏的方向是对的，人民群众这样喜爱《朝阳沟》。我要把它搬上银幕，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

    我团按照电影文学剧本和导演分镜头本的要求，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和排练，提高了艺术质量。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亚马、苏云、林杉等同志，对《朝阳沟》拍摄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提出具体意见。

    这年夏天，文化部夏衍副部长到长影视察工作。他看了全剧的连排后说：“要抓紧时间投入实拍；这个戏曲片一定很不错。但结尾拉绳场面劳动强度太大，知识分子看了害怕，不利思想改造，要修改一下就好了。”（电影的结尾我们改为摘苹果的劳动场景）夏老的一番话更加坚定了摄制组全体同志拍好电影《朝阳沟》的信心，促使拍摄工作顺利地完成。电影上映后，观众反响强烈，被评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小百花优秀影片奖，杨兰春、高洁、魏云分别获编剧、表演优秀奖。

    1964年元旦晚上8点钟，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步入会场。毛主席走在前面，从舞台右前方穿过通道，来到前排靠中间的位置上坐下。戏开演了，我不由自主地从右侧幕布的夹缝中聚精会神地看毛主席对戏的反应。当戏演到精彩的场面，观众中不断爆发出笑声、掌声时，毛主席也开怀大笑，并和大家一齐鼓掌。戏演到了第三场，银环妈一出场就一蹦三尺高，观众哄堂大笑。毛主席先是一愣，然后才随着大家笑了。晚会自始至终充满着欢腾喜悦的气氛。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舞台，面带慈祥的笑容，一一和演职员们握手，祝贺演出成功。有些站在后排的同志，唯恐失掉和毛主席握手的机会，从后面跑到前面和毛主席握了手再返回原位。这时，台上台下灯火辉煌，全场欢腾，掌声雷动，同志们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然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我们一道合影留念。当晚，我们彻夜未眠，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1964年元月14日下午3时，在北京市艺术公司招待所二楼会议室，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他说：“元旦那天晚上，本来是安排给主席看《玉堂春》的。中央提倡演现代戏，所以后来就改演现代戏《朝阳沟》。”林默涵同志说：“毛主席看了戏后，很高兴，说这个戏很好，内容没有问题，表演都很好，并对艺术处理讲了一些意见。如银环妈前面的表演是否过了一些。这样的人生活中是有的，剧场效果也很好，不过和后面的转变结合不起来，从前面的情况看后面的转变是不可能的。银环妈的转变多是无可奈何的，不可能转变得那么快，那么好，不可能一下就搬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当然这是无关重要的，主席说不改也可以。他说这不是政治问题，只是需要前后更呼应一些，更合情理一些。”会后，我们认真学习、研讨了毛主席的意见，对戏进行了修改，以不辜负主席对我们的期望。

    中央提倡演现代戏，毛主席带头看了现代豫剧《朝阳沟》，当时在北京也传为佳话。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解放军各总部等单位，竞相组织专场观看，在京掀起了《朝阳沟》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戏剧报》等报刊先后发表长篇报道，介绍我团编演现代戏的经验。

    《朝阳沟》已闻名国内外，“要看现代戏还是三团的好”成为当时河南戏迷的口头禅。三团收到了成千上万封观众来信。扮演银环的魏云同志一天就要邮寄40封回信。《朝阳沟》生机勃勃，久演不衰，直至90年代的今天。其影响早已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编导杨兰春体验生活的登封县（今登封市）曹村群众把村名改为朝阳沟，并载入登封县志。中国剧协副主席、戏曲理论家张庚说：剧作家以地名作戏名不胜枚举，但因一个戏的影响而以戏名为地名者，在中国戏曲史上也属罕见。

    1990年的秋天，高洁同志初次与中共临颍县南街村党委书记王洪彬见面时，王洪彬握着她的手说：“你是舞台和电影中的拴保娘，我是你生活中的儿子。村民们说我是拴保式的人物，我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走的。”事实说明，《朝阳沟》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它鼓舞知识青年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关于《朝阳沟》的“修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朝阳沟》作者杨兰春已受到批判和冲击。周总理委托曹禺同志通知河南，在洛阳为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演出《朝阳沟》。曹禺及时传达了总理指示：三团去洛阳演出，如果作者不是叛徒、特务也可以去，将功补罪嘛。通过讨论研究，让杨兰春参加了。

    当时有人建议说：“《朝阳沟》没有一段毛主席语录，错就错在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这次演出要加几段语录，解决王银环的思想改造问题。”杨兰春觉得不合适。往哪儿加？加什么？要加就得加在银环下山之前，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加语录银环还得跑，那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银环身上不起作用；要加到下山以后，就会落个马后炮。用杨兰春的话说：此举只能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背集”。现在看来不无道理。因此有人说是杨兰春思想不通，就不让他随团到洛阳演出。

    到洛阳后，当曹禺同志听说杨兰春没有来是因不同意戏中加毛主席语录，就在看完《朝阳沟》彩排之后说：“杨兰春还是对的。”《朝阳沟》为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演出后，受到了国际友人的欢迎和好评。而“加语录”之争的荒唐事，则给后人留作了笑柄。

    1969年8月23日，江青下令修改《朝阳沟》。这件事当时惊动了全省、全国，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江青说：“《朝阳沟》是个写中间人物的戏，实际上写落后，但还不很反动下流，这个戏是可以改好的。如果《朝阳沟》的作者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只是思想认识问题，那就要叫他好好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肃清中间人物的影响，可以组织一个小组集体创作，端正立场，改造世界观。修改的办法有二：1.女主角变为次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男角改为主角，正面英雄人物，还得加强贫农父母的戏。2.小改这个方案困难些，实际也是大改。就这样，原《朝阳沟》被判死刑，并给杨兰春及参与修改《朝阳沟》的作者们套上了难以挣脱的精神枷锁。

    杨兰春回忆起当年的心情时说：“从表面上看我的日子很好过，实际上我的压力很大。如果改不好戏，江青真的会把我当成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论处。”他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大祸临头。

    《朝阳沟》创作组成立后，在省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首先进行学习，整顿思想，肃清所谓“文艺黑线的流毒”，然后根据江青的“指示”，制订修改方案，具体投入修改工作。修改方案以拴保为主角，并把他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名字也改为高山宝；被江青判定为“中间人物”的银环退居次角，改名为云环。一稿设置的中心事件是治山治水，二稿改为办养猪场，三稿改为不法地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修改期间，为了寻找修改方案中需要的事件，创作组人员全体出动，几次到农村采访。按江青指定的路子修改，贯穿全剧的几个主要人物一变，特别是银环由主角变为次角，故事情节必然大变。修改后的《朝阳沟》面目全非。观众看了演出后说：“要不看字幕上写的剧名是《朝阳沟》，还以为是另外一个新戏哩！”

    一次次的修改稿写出来，又一次次被否决。过不了关就得整风学习，检讨对江青“指示”精神领会不深刻的思想根源，表示要努力回到“指示”精神上来。观看《朝阳沟》电影，以便重新认识原《朝阳沟》的“错误”，肃清“中间人物的流毒”；为了帮助作者提高觉悟，还邀请了一批观众同创作组人员一起观看。放映前先宣布纪律：“要端正立场，带着无产阶级感情，把原本作为批判片来看，不要鼓掌。”但影片演到精彩场面时，场内仍然气氛活跃，欢声笑语，掌声不断。杨兰春为躲避尴尬处境，只好溜出放映厅。

    在三稿以后的修改中，创作组的人员还根据大改、小改、重写三种想法，写了三种修改本，选了三个剧团试演，也都被一一否定。此后又改过多遍，仍然过不了关，领导只好发动各地区创作组都来参与修改。参与修改《朝阳沟》的作者达百余人，先后拿出了11个修改稿，立到舞台上试演了7次，直到“四人帮”垮台，长达8年的《朝阳沟》“修改”才告终止。

    杨兰春在回顾修改《朝阳沟》的过程时，多次提到：时为创作组成员的作家段荃法同志，在三稿之后，明确表示只能小改，不能大改，要保持原《朝阳沟》的概貌（基本面貌），并申明理由：一是中央领导、戏剧界专家和广大群众肯定的戏，是久经时间考验的戏，没必要大改；二是原剧根据银环的思想、性格的发展脉络设置矛盾冲突和戏剧情节。主角变了，一切皆变，就不是修改而是重写了。他为此曾多次受到批评，但他仍坚持这个意见。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意见是对的。

    笔者为此走访了段荃法同志，他说：“当时我可没有认识到江青是什么样的人。我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我只是从创作规律出发进行考虑。我相信参加修改的百余人中都是内行，不同意大改者大有人在只是没有公开明确地作表示。即使是表示同意大改的同志，在那样一种紧张恐怖的气氛下，也是出于无奈，不敢袒露真言。在一起修改本子的李殿臣同志就明确支持我的想法。创作组的同志思想品质都很好，容许这种意见存在。上边曾有人追问过有没有人捣乱，但谁也没有打我的小报告，保护了我。”

    粉碎“四人帮”后，《朝阳沟》重新和人民群众见面了。中央电视台专程到郑州来将恢复原貌的《朝阳沟》舞台戏录了像，在1977年春节的除夕之夜向全国播放，又一次出现了观众争看《朝阳沟》的热潮。

    1978年，周扬同志看了该剧演出后说：“这个戏我看过不止一次了。隔了20年以后再看，还是像第一次看它的时候那样，使我有一种清新愉悦之感。《朝阳沟》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乡土气息浓厚，表演出色。它有教育意义，又有艺术魅力。从观众反映的活跃，也就可以看出这种效果来。”

    40年来，《朝阳沟》剧本的中文、外文版本共计20种。近来经作者杨兰春同志略作文字上的润色，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和《河南新文学大系·戏剧卷》。《朝阳沟》已作为豫剧的经典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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