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这番话，久久地沉思着。难道老霜仅仅为了守住那奖状——他的财富吗？认真追究一下，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奖状，还有它另一方面的意义。
回到屋里，我上炕睡觉，翻来覆去地不能入睡。我苦苦思索
着：那另一方面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回味着老霜讲的故事。这些故事一个一个地联结起来，变成一条锁链。这条锁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老霜性格的一个部分。每当他荣获一份奖状，锁链上就增添一个新的环节，他的性格也就随着奖状的性质，发生一些新的改变。如此看来，奖状竞在塑造着老霜的性格！这不正是我要寻求的另一方面的意义吗？
天蒙蒙亮了。隔壁院子里，响起了老茂粗犷、响亮的歌声，他是在唱“锯大缸”几只小猪哇哇地叫着，好像在为老茂伴奏。我闭上眼睛，仿佛看见了那个院子里欢腾、辛劳的情景。
这时，我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接着，门“吱呀”声，轻轻地打开了——是老霜出去了。我重又闭上眼睛，这回，我看见了老霜！他站在梯子上，披着一件夹袄，正监视着他的老哥。那张脸，也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细密的皱纹布满脸庞，妤似无数根麻丝勒着，勒得那么紧，那么深，一直勒进肉里，勒进灵魂里……
告状
天晓得，在信访室工作，会碰到些什么人！
一天中午，我在信访室值班。天热得很，太阳晒得街上暴起一层尘土。这天气对我很有利，倒不是我不怕热，因为天越热，来告状的人越少。我得了这点清闲，便一面揺扇子，一面看报纸。
忽然，门响了一下，我抬头一看，竟吓了一跳。来者是一个驼子老汉，他先将上身探进门来，翘着脑袋把屋里打量了一番然后挪动了两下罗圈腿，将下身也移进屋来。他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从腰带上抽出一支长得惊人的烟袋，一声不响地往烟锅里装烟。
我放下报纸，打开笔记本，堆出一脸笑容，问：“老大爷，你有什么事？”
老头磕巴磕巴眼皮，看着我，那双陷得很深的眼睛，顿时射出雪亮雪亮的光来。他没吱声，又从裤兜里摸出一盒火柴来，低下头，专心致志地划火。他伸长两只胳膊，一下一下地划着，“哧”，火柴头跳起一团火苗，可是没等火柴杆掩着，火苗就熄了只留下一咲呛人的青烟。“哧哧”“哧”……结果都是一祥的。
我希望老头一边划火一边说话，因为要等他划着火，点着烟。恐怕时间不会很短。于是我又问：“老大爷，你仃卜么情况要向县委反映吗？”
老头不放声，还是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哧”……
这老驼子八成是个烟鬼，不拘上几口烟，怕是说不出话来的。我一拍脑袋，想起老王抽屉里又只打火机，我很快找到那只打火机，殷勤地从办公桌上探过身去，打着了打火机，说：“老大爷，你用这个吧……”
老头倔强地摆摆头，“当”，烟锅砸在打火机上，打火机从我手中落了下来。
我没去捡那只打火机，我心中有数：这回又碰上怪人了，我干信访工作有点经验，大凡来这里的人，都是告状的。告状者，伸冤也！没有冤仇，为何要告状呢？冤仇太重，总会压得人性格变态。所以，在信访室里遇见怪人，并不是稀罕事情。
我坐回桌子上，冷静地观察驼子老汉。他大约有六十来岁年纪，头戴一顶乌毡帽，身穿黑衣裤，最引我注目的，是那些皱纹像树皮，脸上、脖子上到处都有。再配上那七弯八拐的身材，和他咬在嘴里的那支长烟袋，我怎么看，怎么像一株盘根曲节的老柳树。
“哧”哧”“哧”……火柴一根接一根地落在地上，好像下雨。那一缕含硫磺的青烟，积少成多，在屋子里弥漫开来。我咳嗽了，老汉也咳嗽了，汗水、眼泪、鼻涕从我们的眼里、鼻里、汗毛孔里流出来……我受不了啦，远远地躲开他。站到窗前大口喘气。而他，还在那里顽强地划火柴。
怪了，他非要亲手把火划着干啥？莫非他的冤仇和火柴有联系？我按照推理小说的方式思索着，眼前顿时冒出一堆熊熊大火，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在火中挣扎……
啊！老驼子终于把火点着了！我急忙奔过去，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拿着火，慢慢地向铜烟锅冲去。唉！他的身子本来就向前伸出一大截，嘴里又咬着这样长的一支烟袋（自然也是向前伸），从胸前到烟锅，有多少长的距离啊！他的双手渐渐伸向前去，腰也渐渐地弯向前去，啊，还差一点点……
好了，火柴总算到达“目的地”了！我刚刚松了一口气，忽然，老驼子撒手扔掉火柴，双手捧住长烟杆，猛烈而又急促地吸起烟来。我定睛一看，原来，火柴只烧着了铜烟锅的一角，便又熄灭了。他在抢救那一点火星，那一丝希望……
唉，可惜，星星之火没能燎原，烟锅那里升起一丝青烟，消失了。老头放下烟袋，把背靠在椅子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较善于见机行事，这时候，马上拣起桌上那只打火机，打着了火，递到驼子老汉面前，恳求道：“老大爷，请你用这打火机点烟吧？”
不料，我这句话仿佛是提醒了他，老驼子瞪我一眼，马上用牙咬住翡翠烟嘴，腾出两只手，飞快地划火柴……
天哪！这是我所碰到的最怪的一个人！我敢说，他的案子一定也最离奇！好吧，好吧，我就耐心地等，县委书记不是说过吗？对待上访的人，一定要耐心，耐心！老驼子也更来劲儿了，他把长烟袋从嘴上拿下来，搁在办公桌上；又将火柴盒翻过来，找到还没划烂的磷面，继续划。过了一会儿，能干脆把剩下的火柴都倒在桌子上，排成长长的一溜，划一根，拿一根加快速度划火柴。我回到我倚子上坐好，眼睛盯住那一溜儿火柴看。我知道事情有盼头了：只要把那些火柴划光，老驼子的奇怪的开场白就好结束了。我有点得意地想道：没有火柴，这老烟鬼只好用打火机了。我把打火机拿在手里玩，等他要用，让他开口问我借。
“哧哧哧”……火柴行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终于，这场折磨人的游戏结束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咔嚓咔嚓”地打起打火机来。我不时地瞅瞅老驼子，等他开口借打火机。
老汉慢慢地拿过烟袋，“笃笃”地在椅腿上磕了起来。那刚刚烧糊了一点的黄烟末，纷纷地飘撤在地上——不，飘撤在一片火柴杆上。接着，他慢吞吞地把长烟袋斜别在裤腰上，把乌毡帽正正好。他站起身，从裤袋里摸出一张纸，把空火柴盒包好，往我面前重重一放，“叭”！然后，竟然蹒跚跚地向门口走去……我急忙扔掉打火机，追了上去，连叫带嚷道：“咦，老大爷！你……你一句话还没说呢！你到底要告谁的状？”
驼子老汉慢吞吞地转过身来，盯住我看，那目光是雪亮雪亮的。看了半天，才向桌子那边撅了撅嘴，道“我是来告它的状！”
“可是，可是……”我实在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你去看看自然就明白！”老头说完这句话，转过身，走到街上去了。
我连忙赶到办公桌前，只见那张包火柴盒的纸是一张广告，广告把光明牌火柴吹得天花乱坠。再看那火柴盒，赫然醒目地印看两行宇：“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我来到门口，向驼子老汉走的方向看去、他已经走远了，只在街道的尽头朝下一个黑点。然而，我对这个黑点涌起一阵很深很深的敬意……
队长马大哈
听说塔庄出了个“自留人”，我便准备去采访。公社秦书记知道我要去塔庄，就说：“你住到马大哈家去吧，那家伙能写成一篇好小说！”
在公社吃饭时，干部们也在谈沦马大哈，你一句我一句谈得津津有味，笑得饭都从嘴里喷出来了。我问：“马大哈是干什么的？”大家告诉我，马大哈是一个生产队长，塔庄的新闻多半和他有关。
这一来，我拿不定主意了：我原打算写一篇自留人的故事；可冷不丁蹦出了个马大哈，大家对他感兴趣，我也被吸引住了。这到底写谁好呢？
且先去塔庄看看，马大哈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吧！……
一、马大哈“自留”光棍汉
我到了塔庄，大队书记把我安排在马大哈家住。铺盖背去，放在东屋，我就向一位主妇模样的人打听马大哈。那妇女抱着小孩，满屋找小孩袜子，心不在焉地回答我：“上山去啦，一个饼子没吃完，装在口袋里就走啦……可你说袜子哪去啦？”
小孩一只脚穿着红袜子，另一只光着脚丫，一下一下地乱蹬。她姥姥也在翻箱倒柜，嘴里嘟嘟噜噜：“早上娘儿她爹给她穿袜子哩，可穿着穿着就没了一只……”
我对小孩袜子不感兴趣，就扛着镢头上山去找马大哈。好久没上山了，我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山坡上长满青草藤蔓，间或闪出一片绚烂的山花；几只蜜蜂嗡嗡嘤嘤，在花瓣间穿行。太阳晒着花瓣草叶，蒸发出一缕缕醉人的芬芳；芬芳聚集起来，化作朵朵看不见的香云，在绿色的山谷里飘悠，弥漫……我抬起头，向前方看去：远处，巍峨的群山背衬蓝天，雄伟、苍劲！我不禁加快了脚步。
在一位看山老人的指点下，我很快就找到了马大哈和他带领的包工组。
五六个社员在锄地瓜。锄在头里的是一个精瘦、细长的汉子。他穿着一件黑夹袄，没扣扣儿，两手一挥锄，抹黑夹袄就向后飞起来，打远处看，有点像一只山鹰在拍打翅膀。我凭印像就认出那人是马大哈。上去一打招呼，果然不错。我向他说明来意（说来采访自留人），他笑了，指指我扛的镢头问：“你来采访，扛着这玩艺儿干啥？聋子的耳朵——摆设。”我脸红了，想说自己是来助阵的；可看看人家手里的锄头，又觉得一解释，越发显得自己不通农事，只好罢了。这家伙见面就开人玩笑，叫我难堪！
“伙计们，抽袋烟再干！”马大哈吆喝一声，自己领头筏了块树荫地坐下。社员们围住他坐好，直瞪着眼看我。马大哈说：“上级派来个写家，要写写咱队的自留人，大伙提供材料吧。”
大伙有点儿拘谨，你一段我一段地谈起来，好像开会发言似的。这一来，生动的故事变成了“材料”，枯燥极了。简单点说，就是有个叫田福奎的光棍，干活老胡搅，没人肯和他凑一个包工组。于是马大哈就让他“自留”，分给他十亩山地，到秋天向队里交两千斤地瓜，其余收入归他自己。那光棍挑着行李进深山，一个人住在破山庵里，果真种起地瓜来……我听了，觉得没劲儿，心里隐隐地对马大哈不满。都说他是个有趣的人哩，我看他没多大意思。
忽然，马大哈肚子里发出“咕噜噜”的响声——很响，把一个老头的发言打断了。大家都笑起来，说：“到时候啦！”
“可不，饿得慌，得吃点什么才成！”马大哈揉揉肚子，接着，从夹袄右边那只口袋里，摸出一块饼子来，那饼子沾满了黄烟末，一看就叫人恶心。他倒不在乎，拍拍饼子，大口咬起来。有人说：“就点咸菜才好吃哩！”马大哈伸手从口袋里抓出一大把碎烟叶，又扒了扒，果真找出一块咸萝卜头。他把咸萝卜上的烟末擦去，就着饼子，有滋有味地嚼起来。
我看他那模样，实在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这一来，社员们好像得到了解放，全都放声大笑。有个小青年还跑到马大哈身后，用拳头擂他的背……我笑够了，才问：“那日袋里怎么啥都有？”
“这叫百宝囊！”那小青年说道，“你还没看到好的呢！有一年，他老婆病了，叫他赶集捎碗饺子回来吃，饺子买了，没地方装，服务员问：‘放在哪里？’人家马大哈拍拍口袋说：‘空空水，就倒在这里吧！’哈哈哈……”
小青年笑倒在地上。马上有个社员接上话茬道：“这黑夹袄也是宝呢！从开春穿上，到老秋才脱下，三伏天也不肯换换。刚结婚那年，他老婆叫他换换衣服，追出三条街去；他边打哈哈边跑，到底没追上！”
“这家伙，就爱气他老丈人！守着老丈人说话，动不动来向：‘嗨，那还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他那老丈人呀，正好是个秃光头呢！”
“哈哈哈！”我笑得前跌后仰，手中的笔记本也掉到地上去了。社员们争着说队长的笑话，比刚才的发言生动多了！
我这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马宏魁，“马大哈”是他的外号。
马大哈开始还不笑，最后憋不住，也大笑起来。他笑得也怪，大嘴张得四方，却没有动静；等到气快了啦，才发出惊天动地的“哈哈”声。完了，他把剩下的饼子往左边口袋里一塞，拍拍巴掌道：“娘的，糟塌起你们队长来，什么本事都有啦！干活！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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