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着站在一旁的摄影师对服务员轻声地说：“同志呀，你看看他们多么辛苦，为什么先给我毛巾呢？”

    周恩来批评说：“美国记者背了那么多东西，趴在地上照，你们就不敢。你们是仗着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碗饭好吃。”

    “什么？还有这样奇怪的事？摄影记者的相机里没有胶卷，天下奇闻！”周恩来又好气又好笑。

    他又翻来覆去仔细审看了几遍，眉头拧得越来越紧了：“怎么搞的，照片中郭沫若这个‘瘦子’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胖了？而且，他的两条腿也像是画上去的。”

    摄影师们如是说：周恩来是冬天里的一盆火，夏日里的清凉风。在他身边工作，再苦再累也不觉得。

    精神的力量伟大又神奇。对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摄影师们来说，这种精神力量往往来自周恩来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人格。

    谈起周恩来对摄影师的关心体贴之细微，每一个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摄影师都叹为观止，肚子里都装着讲不完的故事。

    1963年年底，女摄影师舒士俊和她的同伴跟随周恩来出访亚非14国，拍摄新闻纪录片。那时，我国使用的摄影器材比较落后，舒士俊他们扛着的是笨重的35毫米胶片的摄影机，加上电瓶和胶片包，一个人的总负重达17.5公斤，很是辛苦。尤其是在非洲访问时，当地的气温高达摄氏40度。舒士俊他们扛着30多斤的摄影器材，忙前跑后，大汗如雨，衣服湿透得能拧出水来。那些外国的摄影师扛着比较先进的摄影器材，既轻便又灵活。这一切，周恩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回到宾馆，周恩来从舒士俊肩上接过摄影机，拿过电瓶和胶片包，掂了掂，问舒士俊：“带这么个大东西，多少重量啊？”

    “一共17.5公斤。”舒士俊回答说。

    “太笨重了，国际上已经不用这么笨重的机器了。我们的摄影器材要改进，以后出国不能再用这种35毫米胶片的机子了。”

    访问结束回国时，周恩来特意把新闻摄影师们召集到他的飞机上，讨论摄影器材的改进问题，了解世界上较先进的摄影设备及价格，并当场批了十几万美元的专用款。以后出国访问时，摄影师们用的是轻巧灵活的16毫米胶片的摄影机。

    周恩来这次出访亚非14国，历时两个半月，取得了圆满成功，但其间辛劳也可想而知。回到北京后，周恩来没顾上自己的劳累，却想到了随同他出访的工作人员的辛劳以及他们家人的支持。为表示慰劳，周恩来提出要同出访人员连同他们的爱人孩子一块聚餐。当然，聚餐费照例由周恩来自己掏钱。

    虽然是普通的饭菜，但却体现了总理的一片心意。摄影师们很是感动。席间，周恩来端着酒杯来到摄影师们的桌前敬酒，发现他们的家属都没有来，就问：“哎，你们的爱人和孩子怎么都没有来？”

    “通知我们时，没有说可以带家属啊？”摄影师们面面相觑。周恩来的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他当场把有关人员找来，严厉地批评说：“领导干部可以带家属，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的家属为什么不能来？你们不要只看到首长，摄影记者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工作可以分工不同，但任务是一个。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分三六九等。”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在场的摄影师们心潮翻滚，热泪双流。在这样的领导人身边工作，就是要你去冲锋陷阵，甚至牺牲生命，你也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和胆怯。

    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摄影师陈凯初向我们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故事。

    1965年，李宗仁先生回国，周恩来、陈毅和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都前去迎接。正是炎热的盛夏，酷暑使整个大地变得像一个蒸笼。接待厅里没有空调，仅有的两台电风扇也驱散不了人多拥挤的闷热。端坐着的李宗仁先生和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的额头已是热汗成流，那些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影器材来回奔忙的摄影记者们就更是汗洒如水了。

    服务员端着盘子进来，给领导人送毛巾擦汗。当送给周恩来时，周恩来没有接。他指着站在一旁的摄影师对服务员轻声地说：“同志呀，你看看他们多么辛苦，为什么先给我毛巾呢？”

    陈凯初他们顿时感到有如一股清新的山风沁人肺腑深处，一点也不感觉到热和累。

    那一年冬天，周恩来、陈毅在广州送别外宾后乘飞机返回北京，摄影师陈凯初、陈锦俶和另外5名记者也搭上了总理的专机。专机起飞后，服务员端着一小碟只有十来颗的荔枝，对陈锦俶他们说：“同志们，请大家帮个忙好吗？飞机上一共只有几颗荔枝，是陶铸同志叫送给总理吃的。一会儿我给总理送去，他一定会来请大家一起吃。这样，一人一颗都不够，大家帮忙说一句都吃过了，总理就会吃了。”

    陈凯初等人都笑着说：“一定帮忙。”

    果然，不一会儿，周恩来亲自端着那碟荔枝走来，对大家说：“同志们，来吃荔枝。”

    “总理，我们都吃过了。”

    “真的都吃过啦？”周恩来又问了一句。

    “真的刚吃过。”

    周恩来微笑着与大家点点头，回他的小间办公室了。

    飞机临近北京上空时，时针已过了正午12时。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走过来对记者们说：“有件事要请大家原谅。飞机大约12时半到北京，机场给总理、陈老总预备了午餐，没有准备更多的饭。不过，我们已经给各位的单位发了电报，同志们下飞机后，单位的汽车也到了，只能让你们回家吃饭，实在对不起。”

    大家听说已经安排好了车来接，又不算太晚，心里都感觉这已经安排得够周到的了，哪里还有对不起之理。

    飞机着陆后，周恩来、陈毅站在舷梯旁同记者们一一握手。这是周恩来的风格，不管去什么地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每回工作结束后，他都要亲自向摄影师和其他记者道声辛苦和感谢。

    周恩来一边与大家握手，一边念念有词地数着：“一个、两个、三个……七个。”陈凯初等人心里还纳闷儿：总理为什么还数数呢？

    首都机场大楼小餐厅，早已摆好了几副碗筷。周恩来、陈毅等人直接来到餐厅，发现记者们都不见了。周恩来便问：“小陈他们这些记者呢？”

    成元功赶紧上前把情况作了说明。

    周恩来一听就不高兴了：“那怎么行？就在这里随便吃一点嘛。回到家里都一点多了，他们这么累，怎么好让人家去做饭，快去把他们叫回来。”

    陈凯初等7个人上了来接的汽车，正要启动，成元功急匆匆地追了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大家赶快回去，总理不高兴了，一定要大家一起吃饭。”

    “不是说好了回家吃饭吗？”

    “快回去吧，不要耽搁总理的时间了。”成元功急得连摇头带挥手。

    陈凯初等人赶忙下车随成元功奔向机场小餐厅。陈老总在门口边招手，边乐呵呵地说：“快来快来，你们再不来，总理要‘罢吃’了。”

    “一个、两个、三个……七个，”周恩来挨个儿数完，高兴地说，“到齐了，开饭。同志们随便吃一点吧，今天我请客。”

    著名老摄影师徐肖冰谈起周恩来对他们的关心与体贴，感慨万千：“有一件事使我一辈子忘不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前沿，以前是没有栏杆的。那时候要拍主席台正面的镜头，摄影人员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也很不安全。有一次，我正在城楼侧身拍摄毛主席的镜头，总理一把攥住了我的衣襟，怕我摔下去。由于总理的关怀和指示，城楼从此安上了护卫栏杆。”

    周恩来批评说：美国记者背了那么多东西，趴在地上照，你们就不敢。你们是仗着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碗饭好吃。

    谈起周恩来的关心体贴，摄影师们固然滔滔不绝；说到周恩来对他们的批评，摄影师们同样毫不隐讳，而且心悦诚服。这些批评，不是因为他们工作中的不足，就是由于工作中的失误。

    在重大的外事活动中，周恩来常常看到那些外国摄影记者身上挂着摄影机、照相机，为了拍摄跑前跑后、爬上爬下，有时为了寻找好的角度，抢拍精彩的镜头，不惜躺在地上。而我国的一些摄影记者没有竞争压力，因而在拍摄时往往缺乏外国记者的那种拼劲，那种独立思考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就只会摆好了场面四平八稳地拍摄，或只会按照事先计划好了的拍摄，不注重机动灵活、抢拍有价值有意趣的镜头。

    对此，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批评过我们的新闻摄影师动作不够迅捷，选镜头的速度太慢，使被拍摄的人表情非常拘束。

    1972年7月21日，来我国访问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艾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宴会。周恩来应邀出席宴会，并与艾尼在宴会上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上签字。

    担任这次活动摄影的摄影师按照事先的计划，只照完周恩来同艾尼签字握手的镜头便收起机器，到一边坐等结束。

    结果，周恩来同应邀前来参加宴会的阿富汗驻华大使握手，足足握了两分钟，就是等不见摄影师来拍照。

    周恩来火了。他把中央外事摄影小组的负责人找到跟前，严厉地责问：“我和阿富汗大使握手，握了足有两分钟，你们的摄影记者叫都叫不回来。嗯，这是怎么回事？到时阿富汗大使向我们要照片怎么交代？”

    这位负责人也是跟随周恩来多年的老摄影师。他赶紧去找那位闯祸的摄影师。

    那位摄影师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没有经验，听说总理在发脾气，紧张得声音有点发颤：“我不是不给总理照，我的机子里没有胶卷了。外交部只交代我拍总理和艾尼签字握手的镜头，我也就没有带多余的胶卷……”

    这位负责人哭笑不得，只好硬着头皮回来向周恩来如实说明。

    “什么？还有这样奇怪的事？摄影记者的相机里没有胶卷，天下奇闻！”周恩来又好气又好笑。

    “他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没有经验，我没有安排好，有责任。”

    周恩来见这位负责人态度诚恳，火气也消了一半：“你们就会按计划拍，不会照活的；不是你们服从人家，而要人家服从你们。外国的记者都争着抢着照，他们背了那么多东西，趴在地上照，你们就不敢。你们是仗着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碗饭好吃，是不是？”

    最让摄影师难以忘怀的，还是周恩来那次对发表迎接刘少奇访问归来的照片一事的批评。

    1963年5月22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圆满结束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的友好访问，乘专机回到北京。

    这是一次意义非同寻常的访问。这从当时到机场迎接的队伍阵容就足以看出。

    当时到机场迎接刘少奇归来的有国家副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林枫，国务院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谭震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四光、包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以及各部门负责人，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共5000多人。

    摄影师摄下了这一热烈宏大、欢快活泼的场面。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欢迎刘少奇访问归来的消息和社论，并配发了机场迎接的照片。

    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室翻阅当天由秘书划出的《人民日报》，一眼就看到了这张醒目的照片，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他又翻来覆去仔细审看了几遍，眉头拧得越来越紧了：怎么搞的，照片中郭沫若这个“瘦子”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胖了？而且，他的两条腿也像是画上去的。

    这时，周恩来猛然想起他有一次去苏联访问，看到苏联的报纸排出的新闻照片中人像的位置大搬家的“客里空”做法。对这种做法，他当时就表示反感。

    周恩来的感觉是何等的敏锐！《人民日报》发表的这张照片，正是经过了摄影师的一番“移花接木”式的处理。

    在摄影师看来，原来拍摄的真实照片有点不太理想。当时在机场众位领导人自然随意的站位虽然还是有一定的规则，但毕竟没有预先排定那样的准确。有些按惯例应站在第一排的领导人却落在了第二排。因此，摄影师在发稿时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方式，把照片中第一排有些人像的人头（包括郭沫若的人像头）剪了下来，换上了有关领导人的人像头。郭沫若等人的人像头，又贴到了有关领导同志的肩上。剪贴时，还把几位民主人士和妇女同志的像给剪掉了。

    “岂有此理，荒唐！”周恩来火冒三丈，将报纸重重地摔在桌上，吩咐秘书把负责那天活动摄影的摄影师和有关人员找来。

    摄影师正好在人民大会堂，听秘书说总理在为《人民日报》的那张照片大动肝火，心里顿时就“咯噔”一下，明白自己已闯了大祸了。只要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摄影师都知道，周恩来一贯强调新闻摄影要有群众观点，要注意统一战线。有时，在一些大型活动的拍摄过程中，周恩来看见摄影师的镜头老是对着他，他就打手势或写字条提醒摄影师要注意多拍群众和民主人士。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位民主人士发言，摄影师事先已拿到发言稿，知道发言较长，就没有及时拍。这时，周恩来叫工作人员给摄影师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发言为什么不拍？”

    摄影师神色匆匆地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今天报纸上的那张照片是怎么回事？嗯，你们给我说说。”周恩来指着桌上的《人民日报》，严肃地责问，“这不是叫人头搬家吗？照相就是照相，照相就是要反映真实的，这不叫自然主义，因为这不是艺术片。你们这样把人头搬来搬去，是伪造照片，是‘客里空’。”

    失误是明摆着的，摄影师只有赶紧作自我批评。

    “发稿不从政治上考虑，只从形式上考虑，不讲统一战线，不讲团结，连民主人士也不要了。你们拍照就是首长路线，不要群众，也不要统一战线。这次机场迎接，请了一些女同志，发一个满堂红多好，可是请来了，都被剪掉了。”

    周恩来单手叉腰，在办公桌前来回走步。摄影师见总理气成这个样子，心里后悔莫及。

    最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党的新闻事业不允许弄虚作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实事求是。你们这次捅的娄子可不小，回去以后要就这件事好好讨论，共同吸取经验教训。”

    这件事在周恩来的脑子里挂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多次在新闻摄影师面前提起，要他们引以为戒。在一次接见获奖摄影师谈到纪录片的真实性时，周恩来又以这件事为例子告诫说：“那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们把郭沫若等人的头剪下来换了人，腿是画上去的，这种做法大概是从苏联学来的。有一次我在莫斯科，看第二天报上发表的照片，人的位置全搬了家，当时就留下很不好的印象。这样的做法我反对。”

    摄影师的镜头里，外事活动中的周恩来仪容举止总是一丝不苟。周恩来说：你们的镜头就是对外介绍中国领导人的窗口。

    周恩来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作为总理，对外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气度。”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外事活动中，十分注重仪容举止。

    周恩来的胡子是有名的。又多又硬长得又快，但每次见外宾前，他都要刮脸；衣服料子虽称不上高级，但总是保持得平平整整、干干净净。不管他有多么的疲劳，在外宾面前，他永远显得是那样的雍容尔雅、风度翩翩。

    1960年访问印度时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看到周恩来总是那样生气勃勃、神采奕奕，曾认真地询问周恩来是否有特别的饮食或养身秘诀。周恩来机智风趣地回答说：“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外国记者对“东方人的生活方式”感到神秘莫测。其实，这种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在周恩来身上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1954年8月，炎热的夏季，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来华访问。接见时，艾德礼热得穿上了短袖衫，而周恩来却依然保持他的礼貌，整整齐齐地穿着制服，并且认真扣严了领扣和每一颗纽扣。

    摄影师们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深知周恩来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因此，他们在参加外事活动的拍摄时，都十分注意自己的鞋袜穿戴，连风纪扣都要扣上。

    一次，陈毅陪周恩来接见外宾。周恩来提前来到接见场地，检查各项准备工作。摄影师们也在忙着布置拍摄现场。这时，陈毅乐悠悠地进来了。只见他身着一身中山装，脚蹬一双球鞋，由于球鞋没有鞋跟，撑不起来，本来笔挺的裤子显得有点拖沓。摄影师一见陈老总的这身装束，心里就笑开了：陈老总这回准得挨剋。他们喜欢看陈老总挨周恩来剋的那副诙谐可爱的模样。

    果然，周恩来一眼瞄到了陈毅脚上的那双球鞋，发话了：“哎，我的同志哥，怎么穿着球鞋就来了？”

    “没得法子哟，我脚疼。”陈老总拍了拍大腿，笑呵呵地说。

    “脚疼也要忍耐一会儿。你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穿球鞋见外宾不礼貌。你得给我去换鞋。”周恩来与陈毅的关系非同一般，总是直言相对。

    陈老总赶紧去换上皮鞋。

    若是换了别人，不是陈毅，发生这种情况，周恩来就采取间接的方式，婉转地提醒。

    有一次，某国驻华大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们的国庆招待会。周恩来也应邀前去参加。虽然那时正值盛夏，周恩来依然一身整齐的制服。跟随周恩来的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受周恩来影响，也都十分注意外事活动中的形象，唯独黄炎培老先生不拘小节，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就来了。

    周恩来一看，连忙招手叫来礼宾司的一位同志，小声吩咐：“你去提醒一下黄老，在这种场合穿短裤，主人会以为对他们不尊重。赶紧找一条长裤来叫他换上。”

    周恩来曾对摄影师说：“你们拍的照片外宾要带回国内。你们的镜头就是对外介绍中国领导人的窗口。”

    的确，在一个国家不被世界了解之前，人们更多的是从它的领导人形象来认识、感知这个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形象，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周恩来自担任共和国总理一直到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宾，他留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一直为包括他的对手在内的国际人士所崇敬。

    说起周恩来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摄影师们禁不住泪水盈眶。

    那是1975年9月7日上午，周恩来在305医院接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

    此时的周恩来，已病重住院卧床一年多，经历了大小手术几十次，形容瘦弱、憔悴，生命之火燃到了最后的几个月。

    然而，出现在摄影师镜头里的周恩来依然是一身扣着风纪扣的制服，肿胀的双脚依然紧套着那双黑色的皮鞋，脸上依然刮得干干净净，紧拧着的刀剑般锋利的浓眉下，双眼依然炯亮有神。

    他坐在沙发上，那略有残疾的右臂握拳支撑在沙发边沿，左肘抵在沙发的扶手上，以减缓腹部手术后未愈合的伤口带来的剧痛。尽管这样，他的前额仍沁出一层密密的汗珠。但他上身始终艰难地向前倾，凝神听着维尔德茨的谈话。

    病魔侵蚀了周恩来这位被人誉为东方美男子的容貌，却没能改变他那温文尔雅的风度和从容不迫的笑容。生命已步入最后的关头，却依然能保持这样的气概，这需要有何等的精神境界？！

    摄影师杜修贤把握机器的手微微地颤抖，无以名状的痛楚和强抑不住的泪水使得焦距老是模糊。

    周恩来安详平静地对维尔德茨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摄影师几乎是从泪水模糊的取景框里看准了这个催人泪下的瞬间，按下了快门。

    这是周恩来留给摄影师们的最后一个镜头。

    （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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