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人就不自觉地走成一行，和平常上操似的，挺胸甩臂挺精神。可是不管用多大劲，总觉得今天臂甩得也不对劲，脚下也不是高就是低，心里跳得扑扑的。

    他就像母亲安排孩子似的说：你坐在这里！他坐在这里！

    忽然孙臣良想起什么似的把手伸到口袋里。我立刻想起他来的时候带了盒带玻璃纸的香烟。他像是要拿又不敢拿出来，犹犹豫豫地在里边摸来摸去。

    石家庄解放后，我们三纵队八旅23团驻在藁城休整待命。

    1947年11月的一天早晨，忽然接到一份通知，叫我和四连指导员孙臣良当天赶到晋县的一个村庄去，说野司首长要开一个座谈会，了解攻打石家庄的经验。一听说向野司首长汇报，我心里就像长了毛似的，乱哄哄的理不出一点头绪。我和孙臣良两人疑惑地说：“有什么经验，团和旅的首长不比咱知道得多，为啥偏叫咱们去！”

    吃完早饭，我们简单带了点行李就动身了。一路上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拉拉凑凑地还扯出一点东西，心里才踏实了些。六七十里地，赶到后太阳还有老高一截子。有一个同志把我们安排在管理科，和九旅的3个同志住在一起，谈起来才知道他们也和我们是一回事。

    第二天刚吃完早饭，来了个同志对我们说：“等急了吧！再等一会儿。朱总司令正和4纵队的同志谈着哩，一会儿再叫你们来。”他说完就走了。我们一听说“朱总司令”4个字，起先都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大家都说：“朱总司令？不能！不可能！准是听错了！”可是一个人两个人听错了还可能，怎么偏偏5个人都听错了！九旅的一个同志沉不住气了，说：“真想不到能见上朱总司令啊！”他兴奋地又顿足又搓手。他一高兴不要紧，几个人一下子就像小孩盼到过年似的高兴起来。另一个同志又添油加醋地说：“我隐隐约约地听谁说过，打下石家庄后，朱总司令还去看了看哩！准没有错！”他说着蹦了两蹦，“咚”地给旁边另一个人一拳头。几个人又闹欢了。我说：“你们别高兴，是不是朱总司令还不一定，别到头闹个空欢喜！”我嘴里这么说，其实心里也早憋不住劲了，说：“在战斗中常表决心，立功去见毛主席、朱总司令，这倒好，还没立功，就平白无故地见上朱总司令了，真是做梦也梦不见的事呀。咱们说是说，闹是闹，大家还是准备一下吧！”人们顿时安静下来，都说：“是啊！得准备一下，可别闹个一问三不知。”可是，人们心里热乎乎地光顾想着总司令了，把念叨出来的一点材料也忘得一干二净了，怎么也想不到点子上。我们正着急，忽然门外进来一个背驳壳枪的警卫员说：“走吧！首长正等着你们呢。”

    “是朱总司令吗？”5个人像是商量好似的同时问着。

    “是啊！”警卫员把我们扫了一眼，也看出我们这股慌张神情来，说：“没关系！走吧！九旅的3个同志跟他先走出去了。我心想：“材料是来不及想了，走就走，到时候再说。”我和孙臣良把衣服互相拍打了几下，又摸了摸风纪扣是不是扣着，戴正了帽子，两人会心地笑了笑也走了出去。

    出了门拐进一条向北去的胡同。说也怪，谁也没提醒谁，5个人就不自觉地走成一行，和平常上操似的，挺胸甩臂挺精神。可是不管用多大劲，总觉得今天臂甩得也不对劲，脚下也不是高就是低，心里跳得扑扑的。几个人的脸都紧紧绷着，不知不觉地走到一个屋门前。

    “请你们先等一下！”警卫员说着径自上了台阶进了屋子，我们规规矩矩地站着。我尽量使自己安静一些，但是好像有什么在故意给我作难，越发压制不住心里的“扑通”。一晃的工夫，警卫员跨出门槛，掀起帘子，朱总司令满脸笑容地迎了出来。看到朱总司令可敬的面容，我只觉得忽地一下，从头上热到脚，一股幸福的流热贯注全身，是那么温暖、幸福，我紧张地敬了个礼，还没有放下手来，总司令就伸出手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问我们吃了饭没有，房子住得好不好。跟着就催促我们到屋里去。

    这是一个一明两暗的北房，我们进了门，总司令就连扯带推地指点说：“右边，右边。”一进里屋就看见当地放着一个用破洗脸盆生着的木炭火。旁边放着一个小矮凳，一个木头坐墩，看样子总司令刚才就在这里坐着考虑革命战争的什么问题哩。

    警卫员搬来了两条长凳子，大概是怕我们冷，朱德同志又让警卫员抬进一个用小煤油桶做的小火炉。

    “坐吧！坐吧！”总司令笑呵呵地说着，起先我们谁也没坐，总司令看出我们有点拘束，就响亮地笑着说：“好吧！我们都坐。”然后他就像母亲安排孩子似的说：“你坐在这里！他坐在这里！”把九旅的3个同志安置在右边的凳子上，把我和孙臣良安置在左边。大家都坐定后他才挨着我坐在凳子头上，半边身子靠着炕沿。

    开始他一个一个地问我们叫什么名字，家在什么地方，多大年纪。在别人回答的时候，我看了看房子里的陈设。炕上铺着一条单薄的军用被子。靠炕角也整齐地叠放着一条，上边还放着一块看上去已经很旧的军毯。地下墙角放着一张老百姓常用的3个屉斗的桌子，桌上放着几本厚厚的书。这就是朱总司令住屋的全部东西了。我又看了看总司令的身上，总司令穿着一身灰色棉军装，看样子已经是穿过几年了，从肥大的袖口里可以看见他贴身穿的是一件带紫蓝道道的布衬衣，宽宽的裤腿装在一双褪了色的红高筒旧马靴里。一顶棉帽子像拆洗过两三遍，已经发白了。朱总司令的艰苦朴素，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不由得联想起过去听到的“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在陕北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生产等的事情来。这一切使我对朱总司令增加了更大的尊敬和热爱，更觉得总司令的伟大可亲了。

    “上过几年学？参军后入过学校吗？”总司令关切的问话把我从沉思中引了过来，我们说：“没有。”他那慈祥温和的脸带着惋惜的神情轻轻地说：“可惜啊！我们这些年轻干部都还没有进过学校呢！”他那惋惜关切的神情，使我深深地感到了朱总司令对战士的母亲般的关心和期望。

    “谈谈你们怎么打石家庄的，有什么经验吧！”总司令说着从右边衣服口袋里取出一副黑边眼镜，慢慢地戴上后，又拿出钢笔和日记本，随后抬起头来向我们说：“不要拘束，随便谈，随便谈！他那慈祥温和的脸孔，亲切的谈笑，使我们开头那股紧张的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

    九旅的3个同志汇报的是攻打核心工事，最后歼灭敌人的经过。说怎么把敌人全部压到大石桥核心工事后，又怎么利用爆破，和如何冲进去与友军一齐歼灭了残敌。我和孙臣良汇报了如何突破内外市沟，打退了敌人数次反扑，终于巩固了突破口，让后继部队进入市沟投入巷战。当我谈到在巷战中看见高大的楼房，拐弯抹角的街巷，弄得分不出东西南北，蒙头转向，只好见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的时候，总司令微微笑了笑说：“我们还是头一次打这样不大不小的城市。过去都是钻山沟打游击，打这样的仗当然还不习惯。”他顿了一下又说：“我们都没经验，大家来找找，把它集中起来。以后我们还要打更多更大的城市。”说着他又有节奏又有力地述说着：“上海、天津、北平、南京、沈阳……全国很多很多的城市还在敌人手里，都等着我们去解放。”总司令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把我们这颗刚战斗后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的心又引入到更激烈更伟大的战斗、战役中去了。

    “敌人的人多，装备好，你们怕不怕？”

    “不怕！”

    “对！不要怕！”今天我们人少，没有好武器，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同志，会有飞机、大炮、坦克，会有更大的胜利。你们有信心吗？”

    “有！”

    “对！有信心就是胜利！过去我们打的是游击战，今后我们还要打更大的战役，直到把敌人全部歼灭，解放全中国。你们年轻，要好好学习，这样才能对革命有更大的贡献。”我听着总司令激动人心的亲切的话语，看着他慈祥的面孔，这一切都给我增添了更大的力量，我几乎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真想把心里的话全掏出来。我想说：“总司令！只要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天大的任务我们也会完成它。”但是谁也没有说出一个字，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兴奋、胜利的神色和对不久就会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喜悦。

    警卫员又走进屋里，拿来一盒边区造的纸烟放在板凳头上。

    “会吸吗？”我们谁也没有抽。忽然孙臣良想起什么似的把手伸到口袋里。我立刻想起他来的时候带了盒带玻璃纸的香烟。他像是要拿又不敢拿出来，犹犹豫豫地在里边摸来摸去。我看着朱总司令抽的是边区造的烟，心想你有好烟该拿出来让总司令也吸一吸。孙臣良半天才拿出来说：“请首长吸这个！”总司令看着映出“ｃｏｆｆ”字样的烟盒，没有说什么。总司令拿起茶缸子喝了一口，大概觉得凉了，又放在火炉边上烤着。这时，我才看到总司令的茶缸子是个绿洋磁铁的，边上的磁都脱落了，露出了发黑的铁皮来，上边扣了一个老乡用来盛咸菜的小磁碟当盖子。说实在的，当时我们用的缸子也比总司令的好啊！总司令又问了几件事后，拿起茶缸喝了一口水，笑嘻嘻地问我们：“你们一个月多少钱？”我们回答了。他又问：“一月这么几个钱还要买日用品，还有钱买这个烟吸吗？”他说着拿起烟盒端详了一会儿，看着我们。我觉得脸一热，孙臣良的脸直红到脖子根上，不自然地拽着衣角说：“打下石家庄后，我们谁也没见过这号烟，就买了一盒尝尝！”我看着他的鼻子尖上隐隐地冒出几点细微汗珠。总司令笑呵呵地说：“啊！尝尝是可以！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艰苦了几十年，今后还要艰苦！要时时刻刻记住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啊！”他顿了一下，又问我们：“对吗？”我们就像孩子般看着总司令的温和的眼睛，虽然没有说出一个字来，但这一瞥已经倾吐出我们的心里话。我感到惭愧，但又有母亲教诲后的更温暖和更尊敬的感觉。总司令又问我们连队生活过得如何，战士们有什么要求，对领导有什么意见；好多我们平时都不太注意的小事他都那么关切。一直到下午快开饭的时候，我们才辞别了敬爱的总司令。

    我们出了院门，走出很远，还见总司令站在台阶上，满面笑容地目送着我们。

    （李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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