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幸福，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伍迪·艾伦

    现代心理学又重新抛出了一个古老的哲学争论，关于我们的情感（激情，感情）与我们的思维、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可以反过来说，我们的激情和感情是思维与信仰的成果吗？我们可以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一个悲伤的人，他怀疑自己的能力，他是因为总是想着自己无能、相信自己无能才变得悲伤呢，还是因为小时候经历过某种创伤，怀有这样的情感以至于变得悲伤，在心底里埋藏下某种低人一等的情结？

    古人倾向于将思维放置于情绪之前。“我们存在，缘于我们所思。”佛祖说。而自斯宾诺莎和弗洛伊德以来，现代人则充分估计了情感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或许是情感决定了我们思维的内容。但是，随着二十世纪末实证心理学的发展，当代学者再次强调思维和信仰在情感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

    我却认为这是个伪问题。在我看来，事实是情感与思维之间本身就是互相作用、彼此制约的关系。有时激情会被置于思维之前：由于有天我被狗咬了，我害怕狗，认为狗很危险。有时思维会被置于激情之前：我的母亲告诉我，狗很危险，于是看到有一条狗向我走来，我就怕得发抖。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作用于情感，以期发展思维和信仰，就像我们可以作用于思维和信仰，以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感生活一样。

    大部分取得较好成效的行为治疗都是通过重新设计的、正面的活动，将情感的作用与思维的作用联系在一起。身体和精神、情感和思想都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将我们从某种创伤、某种过度的癖好或是过去的噩梦中解脱出来。但是作用于情感和思维的工作并不见得都是用来治疗的，它也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所谓的预防，就是当某种想法或者某种情绪出现的时候就拉响警报，这样就可以避免受到干扰。关注内心的生活，经常内省，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对于作用于自身的因素越来越敏感，趁着干扰我们的想法和情感还没在我们的内心牢牢扎根之前就有所行动。这也是冥思的重要功效之一：正是通过这一日常的练习，我们能够与自己的思想和情绪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我们就可以学会，不要沉浸在突然出现的情感中，或者任由自己被一点点小小的想法所纠缠。我们学会不再说“我生气了”或是“我悲伤了”，我们会观察到，“瞧，愤怒、悲伤就要降临”。拉开一定的距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情感生活，能够警惕地选择即将作用于我们精神的想法。

    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主动作用于我们的思维和信仰。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外部世界只是我们内心世界的投射，我们就更加能够接受这一点。看到一片风景，商人看到的是有待开发的地产，诗人则是一片“象征的森林”，坠入情网的人想到的是爱人，幻想着能和他或她一起在这里散步，忧郁的人满怀愁思地回忆起曾经在类似的地方所发生过的一切，快乐的人享受着风景的色彩与谐和，消沉的人看到的只是单调枯燥的场景。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信仰，就像我们的灵魂状态一样，决定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同样的环境下，一个自信的人看到的是机会，而一个胆小怕事的人看到的就只是风险。一个尊重自己的人从来不会怀疑别人对他的尊重，而一个失去自我尊重的人对于一点点批评也会极为敏感，会扩大其负面效应。

    古人对于这一点也有很好的理解。斯多葛派的智者埃彼克泰特就曾经说过：“只要是你不想，就没有人能够伤害你。因为，只有你认为你受到了损害，你才会因为受到损害而痛苦。”[1607]关于佛家和斯多葛派的智慧，我们稍后会花更多的篇幅来谈。眼下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作用于我们的思想和信仰对于幸福生活的构建何其关键。叔本华也抓住了这一点，他也强调发展正面思想和去除旧的、负面信仰的重要性。在其著述《幸福的艺术》中，他劝诫我们：“一定要重视眼前拥有的东西，其重视的程度，应该仿若我们被剥夺了这样东西一样”[1608]（物质财产，健康，社会地位，爱情），因为通常是在失去之后，我们才会感受到我们曾经多么幸运。我们不应该想“如果我拥有它”，而是应该想“如果我失去它”。想想那些比我们还要糟糕的人，而不是去看比我们还要好的人，因为当代社会学已经肯定，比较是幸福或是不幸的关键因素。[1609]叔本华还建议，应当回避那些能够无限增加我们希望的东西，就像回避那些能够无限扩大我们恐惧的东西一样。[1610]而当代哲学家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了幸福哲学，其核心就是绝望的智慧：“智者无所等待，无所期望。因为他已经幸福满满，他什么也不缺。正因为他什么也不缺，他幸福满满。”[1611]

    马丁·塞利格曼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在费城执掌正向心理学研究中心。四十年以来，他始终是正向心理学的先驱之一，关注人类积极心理的运转，提倡能够让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正向心理学不聚焦疾病或是不幸福感，而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心理健康的源头上。因此，塞利格曼的多项研究都致力于理解造成健康或是疾病、幸福或是不幸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些研究分布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里，采集了几千个样本，而研究结论趋向于重新恢复关于“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古老区分，前者总是看到事物好的一面，满怀信心地对待未来，而后者则倾向于看到事物坏的一面，面对未来总是忧心忡忡。不过这些研究再加上其他学者的补充研究，都趋向于表明，总体来说，在所有领域，“乐观主义者”都要比“悲观主义者”来得成功，因此乐观主义者也往往更趋向于幸福。因为他们对生活有信心，总是能够更从容地面对未来，比起悲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更能够将正面的事件和正能量的相遇吸引到自己身上来。他们的身体也往往更健康，抑郁的概率比悲观主义者要少八倍，他们的期望寿命也更高。[1612]无论在什么样的艰苦环境下，乐观主义者总是趋向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悲观主义者则相信根本没有解决办法，或者认为危机环境将永远持续下去。说到底，悲观主义者认为幸福是不可能的。最多他们会用伍迪·艾伦那句最著名的箴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我幸福，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越来越乐观，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悲观？塞利格曼提出了好几个因素，最主要的是遗传基因所传递的个体的敏感度。但是父辈或是老师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就像总体的社会环境和宗教一样。因此，某些民族显得比其他民族更为乐观：美国人就是这样，而法国人以世界上最为悲观的民族著称。媒体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对于趋向不好的事情，媒体上不断出现的大标题会为我们带来焦虑的气氛。如果说，对于一个典型的悲观主义者来说，很难让他在一夜之间转变为“乐观主义者”，我们每个人却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通过更加有信心地对待生活的方式减轻我们思想和信仰中负面的因素。也许人只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做到更加幸福一点，或者，即便没有，至少能感觉到少一点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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