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头一次感到自己居住了几十年的城市竟然这么大，这么乱，这么挤，没有一条正路，像个巨大的蚂蚁窝！
吉普车像一只小甲虫，艰难地爬过闹市区。人是这样的多，神色是这样的悠闲自在，这样的幸灾乐祸，这样的冷漠可憎。在这蚁群般的人流里什么角色没有：丑的、恶的、坏的、毒的、阴的……不论什么人物，都活得很逍遥，为什么偏偏让我赶上这倒霉事？
吉普车朝着东北角方向的郊区驶去。他们要拉我到哪儿去？看来这次谈话不同寻常，我正好把肚里的火气全抖搂出来，包括严茂顺、朱刚、刘青萍这些人的老底儿。我盯着坐在前面座位上的雷彪，看不见他的脸色，但我能猜得出，此刻他的神色一定流露出那特有的冷峻和轻蔑的笑意。这家伙总是那么自信，那么霸道，那么居高临下。他又要审问你，又不容你辩解和说真话；他一口一个代表政府，自称他办的案子，一万年也翻不了。那口气就好像他不是工商管理局的干部，而是中国最高法院的院长。他身体前倾，双手抓住扶把，昂头盯住窗外，连背影都像一头猛兽，透出逼人的凶气！他那身工商局的灰制服也令我讨厌。坐在我旁边的警察则穿着绿制服，一副冷冰冰的目光不看车外却专盯着我，好像我是犯人，时刻防备我会跳车逃跑。
我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头，工商局姓雷的找我谈话，为什么要拉上派出所的警察做保镖？开车的也穿着一身警服。莫非要送我进监狱？
我心里没病，立刻否定了自己的猜想。我知道本城的监狱在城西，不在这个方向。再说他们要真的送我进监狱，无论如何也得先给我看看逮捕证，只能让我坐警车，而不是这种北京吉普。眼下是八十年代，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了，报纸上不是天天都在讲“法制”吗？
我在心里给自己鼓劲儿，让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心里觉得坦然多了。我扭过头去，无所畏惧地用同样轻蔑的眼光盯着身边的警察。不行，在这种无声的精神较量中，我没有占上风，警察的目光透出一种无声的压力，我把身子坐正了，可他那冰冷的目光还在我心里扩展。也许是他那身警服帮他占了上风。如今各式各样的官服太多，法院是铁灰色，检察院是浅灰色，海关是黑色，交通警察是白色……近几个月来，穿官服的人对我刺激太深了，眼前一有官服晃动，心里就不免产生戒惧。连做梦都是一套套绿色的、灰色的、蓝色的官服跟我纠缠不休。哪怕是个稻草人，只要穿上一身警服，也足以吓我一跳。我突然明白了，我怕的不是雷彪和各色各样的警察，我怕的是他们身上的衣服，这衣服代表权力，代表强大，代表陷阱……
一头大黑猫猛然蹿上马路，吉普车紧急刹车，司机骂了一句脏话。
黑猫像虎崽子一样壮硕肥大，它跑到马路中央忽然停住了，掉头盯着我们的吉普车，目光闪闪如贼，通身漆黑发亮，没有一根杂毛。
我心里咯噔一下，黑猫挡车，是吉？是凶？
“轧死它！”雷彪恶狠狠地催促司机。
“等等，看。”
从楼房底下的垃圾箱里钻出十几只大老鼠，大摇大摆地横穿马路。
“看到了吧？耗子搬家，猫给开道。”
司机开心地摁响了喇叭，为这支猫鼠大队奏乐。马路两旁的行人也都停止脚步，指指画画，大呼小叫，观看耗子示威。
这是一群耗子精，黑猫率领着它们穿过马路，向河沿走去，所到之处，行人纷纷躲避，毛发倒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看见一片老鼠的海洋，它们个个身长半尺，毛呈黄褐色，铺天盖地、浩浩荡荡，刹那工夫它们把吉普车的帆布篷子、轮胎、车下的橡皮管子啃得精光。
雷彪这个不可一世的家伙，浑身筛糠，蜷缩在座位上。我们四个人眼看就要变做老鼠口中的美餐。
谁料，满山遍野的老鼠突然扔下我们，向河边拥去，像没长眼睛一样纷纷跳进激流。前面的被浪涛卷走了，后面的没有任何游移，照旧往下跳！吱吱呀呀，争先恐后，倒也悲壮！
我的意识忽然化作一缕轻云，飞出窗外，飘得老远老远，是任何警察和雷彪之流根本达不到的地方。如果我的身体也像意识一样自由该多好，变作一股愤怒的烟团，直冲霄汉，躲开人间这个蚂蚁窝，哪儿清静到哪儿去。……
或者，我的意识变作怒涛，吞没世间的一切。我的身体则变成一叶小舟，漂荡在自己意识的浪潮上。
马路刷上颜色，路两旁的旧楼房涂上五颜六色的油漆，内部几近腐朽，外表却焕然一新。然而最会刷色的还要数太阳，它给万物都镀了一层金。
边道上摆满个体户的货摊儿，高空挂着无奇不有的服装，如同扯着万国旗。低空是无奇不有的货架子，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其实并没有多少好东西，这个摊、那个摊，摊摊大同小异。我给大儿子买了一双旅游鞋，样子很好看，看上去也挺结实，只穿了一个月就破了。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地上摆着鸡、鸭、鱼、肉和各种青菜，对虾大概涨到二十块钱一斤了，按说应该给陶波买点吃的。真吃不起呀！
吉普车忽然减速，钻进了一幢奇怪的建筑物。外表像一座学校或是机关，但高墙上有铁丝网，门口有持枪的警卫，唯独没有招牌，我感到气氛不对。
怎么，难道这真是一座秘密监狱？要不就是劳动教养所之类的地方。今天如果能够平安回去，真应该吃对虾。
我的意识突然呈现一片空虚状态。
我应该急忙想出自己的对策。他们把我骗了，这样秘密逮捕我是非法的，是侵犯人权、违背宪法的。可是，我什么主意也想不出，什么也来不及想。
吉普车停住了，警察先跳下车，然后冲着我一声断喝：“下来！”
他这是在对我下命令吗？如同吆喝一只狗，一只猫，声色俱厉又带着明显的厌恶。雷彪那张脸也变了，带着不想掩饰的恶的快感。在一个小时前他们可是笑脸对我：“工厂里谈话不方便，我们找个地方谈谈。”我也真混呀！当时就应该问问他们要到哪里去谈，为什么旁边还站着一个警察？为什么全厂的职工都拥出来看我？我不该糊里糊涂地就爬上吉普车，还莫名其妙地向围在大门口的职工笑着挥挥手……
我陈公琦真的要坐大牢？
“喂，陈公琦，你发什么怔？跟我走！”警察又是一声吆喝，他已不想遮掩从心底暴露出来的虚伪和冷淡。看来我今后得让自己习惯这种腔调。
雷彪和警察把我带进正面的那座楼房。进门就是一个小前厅，后面对着楼梯，左右连着一楼的走道，门口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公安警察，旁边放着两条长板凳。押送我的警察让我坐在板凳上等着，他进去大概是替我办什么坐牢的手续了，留下雷彪看守我。
“陈公琦，到了这个地方你可要老实点，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彻底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
雷彪那阴沉沉的声音像烧红的铁块，突然烫伤了我的灵魂。愤怒使我的情绪镇定下来，刚才还像一片空白似的意识渐渐凝聚，像锥子一样开始探测眼前的处境。
这简直是儿戏，他们有什么法律依据敢逮捕我，我相信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贪污受贿了三万元！也许这只不过是一场误会，雷彪想吓唬吓唬我，公安局可不同于工商局，也不同于我那个倒霉的工厂，他们一弄清真相就会把我送回家的。
左边的屋子里突然传出一阵女人的叫骂声：“你们这些王八蛋，一块儿上吧，姑奶奶□等着！”
声音不高，却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无比的愤怒和蔑视。
雷彪那异常险恶的目光瞟了我一眼：“怎么样，要不要带你去见识一下？”
我想是他自己抑制不住暴戾的冲动，领我来到一间屋门口。他介绍说：“这叫‘红号子’，专门教训犯人的地方！”
我禁不住走近屋门口，透过观望窗看见四个男人在折磨一个姑娘。姑娘是个冷面美人，一双眼睛灼灼如野兽，头的两侧和两条赤裸的胳膊上捅着四根电棍。她摇摇晃晃，最后终于站稳了，丝丝地说：
“还有吗？再上，姑奶奶经得住！”
雷彪那阴毒的声音又在我身后响起来：“看见了吧，你要不老实，也得尝尝这电棍的滋味。”
一阵寒战掠过我的脊梁。
但是，最后胆怯的不是那姑娘，而是那四个男人：“得了，黄荣，算你骨头硬。我们是帮忙的，只要你别捣乱，别再逃跑，我们犯不上跟你过不去。”
姑娘愤愤地唾了一口痰：“哼，我算什么，惹急了姑奶奶，我把什么都捅出去。”
“得得，姑奶奶，你回号子好好待着去吧。”
姑娘骂骂咧咧地走出“红号子”。
雷彪甚感扫兴，好像是他在我面前丢了脸。等那四个汉子走出“红号子”，他凑上去很不服气地说：“你们也太废物了，怎么连个女流氓也治不服？”
前三个人瞪他一眼没吭声，走在最后的汉子没好气地说：“你懂个屁！你有能耐来试试。这些人都是亡命徒，有朝一日他们从监狱里出去，要是找我们算账怎么办？你家里没有老小？他们以不值钱的命换你一家人的命，你干吗？你不想留点退身步？”
我心里涌起一阵快意，原来警察的心里也怕犯人。这回该轮上雷彪脊背发凉了……
我为自己的立场变化得这么快感到惊奇。到目前为止，我在心里还不承认自己犯罪，只相信自己是个国家干部，也许还算得上是奉公守法的公民。怎么一进了监狱大门，感情不自觉地就偏向了犯人一边，同警察以及警察所代表的强大力量产生了一种无名的对立情绪。
难道我把自己当成犯人啦？
“陈公琦，进来！”
押送我来的警察把我推进一间紧靠前厅的屋子，他随手又从外面把门关上了。屋子里坐着几个警察，个个表情严酷，心里似乎藏着腾腾杀气。他们说话的声音也不带任何感情，好像我不是一个活人，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件。
“把衣服脱下来。”
“什么？”我心里一凉，这不是玩笑，也不是误会。心里仅存的一线希望破灭了，我出不去了，真的要蹲大牢！
“你听不懂中国话吗？把衣服脱下来！”
我浑身发僵，连心脏也仿佛被绝望冻住了。
“快点，都脱光！”
我被扒得一丝不挂，陡然暴露了自己的软弱性，慌忙蹲下身子，用双手和膝盖护住自己的生殖器。屈辱把我的灵魂撕裂了。
警察对我的生殖器和灵魂毫无兴趣，只关心我的衣服和口袋，把钥匙、零钱、钢笔、纸片等所有东西都没收了，然后才让我穿上经过精心搜查的衣服。
“你进十三号。”
好个吉利的房号！
十三号牢房在二楼，走上二楼我又被大牢头摸身搜查了一遍。我走过一间间号子，大号子里关着四五十个犯人，小号子里只关着十几个。十三号虽然是个不吉祥的数字，却是一间小号子。十几个相貌古怪的犯人，像老和尚一样盘腿坐在通铺上。本来是面朝墙壁，听见看守开锁的声音全都扭过脸来，且死人一般冷漠的目光盯着我。他们全都胡子拉碴，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密，有的稀，有的黑，有的黄，身上的衣服各式各样，但全都够脏的，一个个像野人。我想起自己的两度被搜身，明白他们不是有意要留胡子，而是没有工具收拾自己的脸面。他们没人说话，没人动弹，我却觉得四周伏卧着一群穷凶极恶的毒蛇猛兽。而自己只不过是个落入猛兽之口的倒霉的小动物。
看守问：“哪儿还有空地方？”
没人搭腔。我闻到了停尸房的味道。
一股巨大的恐惧和悲哀，几乎要使我窒息。到现在我才不得不相信自己真的成了犯人。今后就要生活在这个兽笼里。
看守指指靠近门口的有块门板大的地方：“你就睡在这儿吧。”
看守出去了。犯人们开始移动，向我逼近。我眼前晃动着狼的牙齿，虎的眼睛，还有蛇的咝咝声。
“嘛案？”
“经济案。”
“多少？”
“……三万。”我咬牙报出了别人给我定的罪名。
“嘿，你可捞足了！”
“有前科吗？”
“没有。”
冷不防我的尾巴骨上挨了重重地一击，分不清是皮鞋、拳头还是脸盆，整个脊椎一阵剧痛，身不由己地瘫在地上。
他们是那样默契，似乎早就商量好了对付我这个新犯人的办法，打了我，又不让我看清是谁下的令，谁动的手。他们抖开一块臭烘烘的破被单子往我头上一蒙，立刻扒去了我的上衣和裤子。我双手紧紧拉住短裤弯起身子，护住最脆弱的部位，把脑袋和后背就豁出去卖给了他们。
他们并不急于痛打我，像野兽戏弄到手的猎物一样，用手捏捏我的胳膊，用脚踢踢我的屁股、踩踩我的脑袋……
“这老小子，身上一点油水没有。”
“白捞了那么多钱，吃闷心食不长肉。”
“……”
我全身都在颤栗，自尊心被彻底打碎了，做人的全部尊严只剩下双手紧紧拉住的那条破短裤。仅仅是皮肉受苦还不算什么，一种万事皆空的绝望撕裂了我的心！
“‘帽花’来了。”有人喊了一句，犯人们停了手，纷纷爬回床上盘腿坐好。
是送饭来的警察救了我。我记住了一句黑话：犯人们管警察叫“帽花”，大概是根据警察的帽徽想出来的。
看来“帽花”什么都知道，却又装做什么也没看见，不问我为什么赤身裸体地躺在水泥地上，更不看我身上那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我懂了，这里有自己的法律，这法律并且获得了警方的认可。他们对我的这顿苦揍，是警告我必须要遵守这里的法律。这意味着我是双重的犯人，既是警察手里的犯人，又是老囚徒治下的犯人。
我立刻觉得自己也变成了野兽，而且是一头受伤的野兽，如果谁再敢碰我，我也会扑上去乱撕、乱咬。什么人格的尊严，人类的文明，在这里狗屁不值！我忍着周身的酸痛，爬起来慢慢地穿好衣服，坐到通铺上属于自己的那块门板大的领地上。
犯人们不再盯着我。那饥饿的目光贪婪地望着地上那一篮子玉米面窝头和半桶清汤寡水的菜汤。但是谁也不敢动手，一个脖子精细老长、浑身脏兮兮的犯人，小心翼翼地先把菜汤表面那几滴可怜的油花撇到一个碗里，再用勺子海底捞月，把桶里仅有的几片菠菜叶捞到同一个碗里。然后拿了三个窝头，规规矩矩地送到一个黄脸犯人面前。那黄脸汉子不用问是这间号子里的首领，只有他一个人不看窝头却看着我，神情阴鸷而狡诈，眼珠像被毒药浸泡过的弹头，似乎在等着我过去给他叩头称臣。我憎恨这个人，他比警察对我有更大的威胁，我在心里紧张地戒备着……
其他犯人一拥而上，每人拿上两个窝头盛了一碗菜汤。我数了数，算上我，全号共有十八个犯人。
最后还剩下细长脖和我没有吃，篮子里只有三个窝头，地上放着两碗菜汤。细长脖子又毫不客气地拿走两个窝头和一碗菜汤，得意地看了我一眼：“不管饱不饱的，你就凑合点吧。”
我看看那个被许多人都捏过、已经发黑的也是篮子里最小的窝头，一阵恶心。眼下我如同坐火箭使身体失重一样，不过不是上天，而是下地狱。脑袋晕晕乎乎的，五脏六腑都像放错了位置，根本不想吃什么东西，更不会啃这别人的剩物！我算见识了监狱的伙食，估摸现在连十点钟还不到，他们吃的这是早饭，还是午饭？我在硬邦邦的通铺边上铺好自己的床单，垫好枕头，躺下去，闭上眼睛。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吃饭，而是冷静下来认真想想，自己到底出了什么事，今后怎么办？
“嘿，这小子穷性还挺大！”
“‘鹰头’，他不吃这个窝头，归我吧？”
叫“鹰头”的人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够活几天。“车到山前必有路”——是一句骗人的鬼话，我现在就是车到山前没有路，命运的形成是身不由己的，仿佛有恶魔推赶着，恍恍惚惚如堕入一个凄惶悲怆的梦境。这要真的只是一场噩梦该有多好。周围一片冰冷，无尽的寒意堆积心头，我就这么引颈待毙吗？
球球刚五岁的时候，我带他去逛动物园。在路上他磨着我猜谜语：“一物坐也坐，站也坐，走也坐，睡也坐。打一动物。”
一下子还真把我难住了，好像我的儿子是个天才，心里惊诧而又得意：“这个谜语出得不错，谁教给你的？”
他那滚圆的小脑袋一歪——他一出生脑袋就像个透明的肉球：“幼儿园的老师教的，你猜不着吧？”
“我猜着了，是青蛙。”
“我再给你出一个，一物坐也卧，站也卧，走也卧，睡也卧。再打一个动物。”
我假装猜不着，儿子高兴地开导我：“这是蛇，专吃青蛙。”
“球球真聪明，爸爸这就带你去看蛇。”
动物园里很清静，饲养员正把一袋子青蛙投进蛇笼。球球不解：“爸爸，为什么要把青蛙放进蛇笼子？”
“蛇肚子饿了，青蛙是它的食物。”
“老师说青蛙是益虫，不应该害死它。”
“蛇也是益虫……”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蛇笼里发生了暴乱，看样子蛇不太饿，样子懒洋洋的。青蛙则饿得很，大概是被捉住好几天了。它们身处险境，先镇定了一下情绪，一只大个儿的青蛙先朝一条小蛇下了手，一蹦一咬，三甩两甩，像卷面条一样把小蛇吃下去了。一条粗大的花蛇爬出窝，十几只饿极的青蛙对着蛇头撒尿。花蛇被蛙尿刺激得晕头转向，它们乘机一拥而上，卡住花蛇的脖子，边抓边咬。虽然有一只青蛙被花蛇叼住了大腿，花蛇的身上也受了伤，被憋得半死不活。
“哎，你是不是想绝食？”
我睁开眼，又是那个细长脖，像鸱枭一样俯视着我，脸上流露出一股顽劣的恶意。我惊魂未定，不敢招惹他，翻个身又闭上眼睛。
“呀，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鸟屁’，别搭理他，饿他三天就老实了。”
那个细长脖叫“鸟屁”，黄脸汉子想必就是“鹰头”了。这是他们的外号，还是监狱里的黑话？
我不愿说话，这里没有我能够与之对话的人。周围没有一个可以说说话的人，这有多难受！人不交往，心不交流，就如同生命失去了维生素。精神的饥饿，人群中的孤独，才是我的致命伤。伤在灵魂上。家里知道我被抓到这个地方来了吗？我憋闷得眼珠发胀，孤独得像黑沙大漠里的一只野狼。我克制着不去咬别人，也躲避着别人的撕咬，惶悚、紧张、狼狈。想麻痹自己的理想和情感，我得接受现实，让自己学会当一个犯人。
不，我不承认这现实，我不是犯人！体内残存的热量在凝聚，想抵御这无边无沿的寒冷。要知道外面正是春天，莫非我在发高烧？
有人揪住我的头发，狠命往上一提，我不由自主地坐了起来，痛得我眼冒金星。
“你倒舒服，你以为这是养老院了，可以吃饱了睡大觉。”
是那个黄脸汉子。眼光粗暴而又阴森，通身到下带着一种混沌的疯狂。我被他的神色震住了，嚅嚅地说：“你还想干什么？”
“叫你懂点规矩。我是这个号子的号长，告诉你，除去吃饭睡觉，拉屎撒尿可以活动一下腿脚，其余时间必须冲着墙盘脚坐好，不许乱动！”
我打不过他，骂不过他，想拼命拼不过他，在他面前只能采取一种低姿态，按他的要求规规矩矩坐好。我看看其他人，却东倒西歪，什么德性都有。这里确实是一片荒漠，文明人类的法则在这里不适用，弱肉强食，人性荡然无存！
黄脸号长想在我面前显示自己的权威，突然大吼一声：“都给我坐好了！”
犯人们赶紧挺直腰板，盘好腿脚。
他仍不肯放过我：“你叫什么名字？”
“陈公琦。”
“以前是干什么的？”
“除去没当过犯人，什么都干过。”
“也当过头头？”
“当过南郊农机厂的厂长，当过轻工机械厂的生产科长。”
“太棒了，就应该叫你们这道号的来蹲监狱！”他对我凝视着，仿佛要把我吸到他的眼睛里去。
他那张透着一股邪气的脸让我憎恶，使我受不了。我控制不住突然爆发的怨恨情绪，叫了起来：“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坐监狱？我没有罪，他们抓错了，我很快就会被放出去！”
黄脸号长阴毒地笑了，他发笑比他发怒更让人发瘆：“你没有罪，谁他妈的有罪？真正有罪的不到这个地方来！”
我不能老是叫他问我，也主动地反问他：“请问号长，这里是什么监狱？”
他像野兽一样瞪着我：“你是装傻，还是真傻？这里不是监狱。”
我心里一惊：“什么，这里不是监狱？那这是什么地方？”
他的嘲笑像镣铐一样沉重：“你是哭了半天还不知坟头在哪儿。这里过去叫‘盲流收审站’，现在叫‘双打收审站’。知道什么叫双打吧？”
“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
“运动一来监狱爆满，收审站一下子增加了好几百个犯人，这样多热闹！打击犯罪，就是增加罪犯；增加监狱，就是增加犯人。”
“我们算犯人吗？”
“不是犯人比犯人更倒霉。这里名义不叫监狱实际比监狱还坏，每天一个人发给八两窝头、两碗菜汤，还不如文明养猪场的伙食好……”
“收审站？”我眼下对伙食好坏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这个地方的名称和性质，“这么说，我并没有被正式逮捕？”
“进这儿来的人都叫收留审查，查清以后无罪的释放，有罪的正式逮捕法办。”
有股希望的火苗重又在我体内燃烧起来，驱赶着胸中的寒气。这里不是监狱，我没有坐监狱。只要一提审就好办了，我会把问题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收审站的警察跟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们会公正地对待我的问题，会通情达理地放我出去。
我盼着快点提审，也许下午，也许明天……
鹰头·鸟屁
正式的监狱里也是这样对待犯人吗？我不得而知。为什么不让犯人读书看报，不组织他们学习？不是要教育犯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吗？真正需要洗脑筋的人来了，为什么又不给洗呢？一天到晚让犯人练“和尚打坐”有什么好处呢？这是让他们闭目思过，还是一种惩罚？让他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我感到自己太简单幼稚，无法理解和适应这个收审站里的生活。实际上没有一个犯人（严格地讲我们还不是犯人，叫做什么呢？准犯人——太咬舌头了；收审员——太好听了，倒好像是公安局里的一种干部职称。实际上收审站里上上下下，包括我们这些被关押的人，都把自己叫做犯人），认真地打坐思过，一个个东倒西歪，有的打瞌睡，有的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也得有词儿，这些人缺少的就是新鲜词儿。你看一个个那神头鬼脸的样子，说好听的叫胸无点墨，用骂人的话说叫狗肚子里盛不下二两荤油，能说出什么新鲜词儿？脱口而出的都是脏话，要不就是自己那点作案的手段和从别人嘴里听来的荤笑话，相互都讲过无数遍了，连他们自己都听腻了。这里是一块精神沙漠，每进来一个新的犯人，大家都像过生日一样兴奋。可以打打人，寻找一点皮肉的刺激，还可以听到点新鲜故事，滋润一下空洞干渴的灵魂。
我从他们那野兽一样瞪着我的目光中感觉到了。上午，他们那闲得发痒的拳脚把我的皮肉饱餐一顿；现在，他们那饥饿的灵魂又要吞吃我了。
黄脸号长是牢房的统治者，他的话就是法令，没有人敢违抗，他似乎比警察的权力还要大。他本人却是自由的，可以躺，可以坐，可以在地上溜达，还可以任意支使别人，打骂不听他摆布的犯人。
他摆出一副傲然自负的神态：“都他妈的给我坐好听着，陈公琦，你交代吧！”
他老是这样一惊一乍，真要把新犯人的屎尿都给折腾出来。幸好我已经有点稳住神儿了，跟他装傻：“号长，你叫我交代什么？”
他蛮横地说：“这是规矩，每个新来的犯人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向同号难友介绍自己的犯罪经过。你可以对‘帽花’说瞎话，不许对我们隐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又搬出他的规矩，该审我的不审，却让这帮不逞之徒来取笑我。
同号的犯人们也开了腔：
“讲讲你是怎么捞了三万块。”
“有没有娘儿们给你帮忙？”
“你捞了那么多钱，肯定玩儿了不少女人，讲点有味儿的。”
“对，看你这个管痨样子就是个搞女人的老手。来点花哨的，最好把哥几个的老二（生殖器）给说硬了。”
“好，哈哈——”
不讲是不行了，我必须得过这一关，不知后面还会有什么花样。怎样讲，从哪儿开头呢？用不着正儿八经，我感到自己也渐渐地变成了野兽，我和他们之间只是一种赤裸裸的兽性拼搏。当环境逼迫人不再尊重自己时，就无所谓丑恶或下流了！对付黄脸号长和犯人们这种惹不起的强硬态度，厚颜无耻是最好的和解办法，能软化他们和我的关系。要表现得跟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坏，才能取得他们的谅解和尊重。我能做到这一点吗？我的事情本来枯燥无味，但要尽量说得生动引人，又不能糟蹋自己——
“说起我的问题一言难尽。也许你们不信，我真的一丁点罪也没犯！几个小时前是稀里糊涂被骗到这个地方来的……还是从头说吧，去年年底，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突然进驻我们厂，宣布我是贪污受贿三万元集团的首犯，勒令我停职检查。每天还要到工厂保卫科早请示、晚汇报，像‘文化大革命’中对待牛鬼蛇神一样。真是祸从天降，一棍子把我打蒙了。这是从哪儿说起呀？我不服，向上级写了告状信，控告工作组侵犯我的公民权。我老婆是市级模范教师，知道我发生了这么大事情，又急又气，下班回家在雪地上跌倒，把腿摔断。我索性就拒绝上班，在家里服侍老婆。连工人们都说，我敢蹲班，敢反抗工作组，就证明我心里没有鬼——因为我不是傻瓜，没有理不敢胡来。我在家里蹲了三个月，今天早晨工厂保卫科的人到家找我，说要检查生产科的小金库，我是生产科长不能不来。我一进厂门就看到全厂停产，工人们都拥到大门口看我，工商局的雷彪和一个派出所的警察说要找个地方跟我谈话，把我哄上吉普车，一下就送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坐在我旁边的犯人眼睛里还有点善意，但连腮胡子跟头发一样长，毛茸茸的像个大马猴。说话的声音也挺亲近，不像是怀着恶意：“那三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工作组总不会凭空捏造吧？”
我叹了一口气：“咳，这怎么说得清楚……”
号长不耐烦了：“不敢说出来就证明你的心里还是有鬼！”
“大马猴”也安慰我：“老陈，反正大家都闲着没事干，你说出来也好帮你分析分析。把肚子里的话都倒出来，你心里就会觉得好受。”
我胸口堵得发慌，涌起一阵阵莫名的悲哀。我不愿意向眼前这样一群人展览自己的痛苦和不幸，向亲人和领导都说不清楚的事情，对这些犯人能说得清楚吗？他们无非是想听点笑话，寻寻开心，而对我来说讲述这一切是非常沉重的。
犯人们不再面对墙壁，而是都望着我，一双双令人戒惧不安的眼睛里流露出愚蠢的好奇心、伪善的恻隐之心和对恶的向往。我突然激动起来，眼前这些家伙不是野兽，是人，是跟我一样的人。古往今来没有无犯人的社会，犯人不一定都是坏人。就像有阴就有阳，有夜就有昼，有输就有赢一样。有良心和昧良心的要成一定比例，世界才能保持平衡——不会太好，也不至于毁灭。我受了冤枉，焉知他们当中就没有被冤枉者！我自己也成了犯人，为什么还这么蔑视犯人？他们即便是坏人，也是明的。我们都是这个到处布满陷阱的疯狂的文明社会的牺牲品，还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他们决不会比严茂顺、雷彪、朱刚、刘青萍这样的人更坏。我用不着防备他们，为什么不尽情发泄一下心里的闷气？！也许“大马猴”说的有道理，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些。
我一下子承认自己是犯人了，接受了眼前的事实。一旦把自己变成了犯人中的一员，心理上的障碍就拆除了，态度也大不一样。我抬起头，眼睛迎着众犯人灼灼的目光，把受伤的腰身活动一下，让后背靠在墙上，双腿从屁股底下抽出来，坐得更舒服一些。我情绪的突然变化把犯人们给稳定住了，连霸道的黄脸号长也没有干涉我破坏了他的“和尚打坐”的规矩。
“我的事可以讲三天三夜。”
这像一部评书的开头，果然把犯人们吸引住了。
“先讲案子是怎么犯的。朝阳旅馆有个服务员，专门拉拢客人到他家去赌博，实际是替他老婆拉皮条，他老婆卖淫。客人们赌完钱就跟他老婆睡觉，不管是输是赢，最后都得把钱留给他老婆。每天晚上他的房子里总有一帮外地人，吃吃喝喝、玩玩闹闹，这样的人家必然遭到邻居的厌恶。有天夜里邻居告到了派出所，警察从他家里抓出两个东北老客。这两个东北人咬出了严茂顺和我。
“严茂顺是怎么个人呢？从前也当过工人，一九六一年下放回到农村。他虽然当了农民，并没有真正种过几天地，挑着个担子走街串巷爆玉米花，有时还到城里贩卖鱼虾或做点别的小买卖。一九六九年我筹办南郊农机厂的时候他找到我，求我给他安排个工作，我叫他当了业务员，全家人由农业户口变为商业户口。当时我对他的印象特别好，他长得矮胖，秃顶，神态活像一尊欢喜佛，叫人感到敦厚牢靠。年纪比我大两岁，皮肤却又红又嫩，脸上一点褶儿也没有，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叫酒精泡的。他一天三遍酒，早晨一睁眼皮就离不开酒杯，除去嗜酒如命以外还好色。但是，他有活动能力，说话办事讲义气。直到现在我也不大相信是他成心害我……”
我讲乱套了，犯人们不可能听得明白。幸好他们没有打断我，似乎听得还挺来神儿。我只得按自己的思路继续往下讲：
“还是讲讲工厂为什么要害我吧，我得罪了书记兼厂长朱刚，我为什么会得罪他？有我说得清的原因，比如嫉妒和因为两个女人。也有我说不清的原因，也许我天生就是这种倒霉的命！就说在南郊下放期间，我把只有十几个人的拖拉机站发展成二百多人的农机厂，给公社赚了大钱。事业扩大了，公社领导争权夺势，闹得我这个外来户混不下去了，一九七五年借着落实政策又回到城里。先在一个小铸造厂里开汽车，一九七八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被调到轻工机械厂当设计科长。那时候轻工机械厂是个亏损大户，产品陈旧，价高质次，没人要。我毕竟在唐山矿冶学院机械系念过两年书，以后因病休学，在新华业大又上了三年，才拿到大学本科的毕业文凭。很快就发现了工厂赔本的症结所在——技术大权掌握在一个二把刀手里。此人叫刘青萍，是工厂里有名的黑美人……”
“细长脖”舔舔嘴唇，冷不丁插进一句：“嘿，黑美人，这名儿太甜了，长得什么样？”
我把眼光转向这个可怜的色中饿鬼：“既然大家叫她黑美人，就说明她有点黑，但是黑得俏皮，黑得迷人，高鼻梁，深眼窝，有点混血儿的韵味。身材高挑儿，双腿修长，牛仔裤一穿屁股绷得滚圆，长得确实漂亮。而且待人热情洋溢，说话毫不拖泥带水，能说能干。她只不过是个高中毕业生，进厂后本应该下车间当学徒，不知为什么，人长得漂亮在生活的道路上也容易一路顺风，她被分配到设计科当工艺员，帮着工程师鲁植搞设计、编工艺。鲁植自然很高兴收下这样一个漂亮徒弟，很快两人的关系就好得非同一般了，可谁也抓不着什么事情。鲁植虽然有老婆孩子，但基本上长住在工厂里，跟黑美人饭票不分家，同一个碟吃菜，同一个盆喝汤。多少年之后，黑美人要嫁人了，她的丈夫就是劳动工资科管分配的那个干部，当初他把黑美人往设计科分的时候，两人也许就有了某种默契。鲁植却妒火中烧，心里不愿意黑美人结婚，但又拦不住。有个星期天他喝了一肚子闷酒，邪火攻心，找到黑美人的家里去闹事。正赶上黑美人丈夫的弟弟妹妹都在，把鲁植臭打一顿，还用烧红的铁筷子在他脸上烫了个乘号！从此他在工厂里就算臭了，下放车间劳动。设计科的大权落在黑美人手里。
“我上任之后一眼就看出来了，黑美人能说能道，咋咋呼呼，对技术上的许多关键问题一知半解。我是新官上任，雄心勃勃，一心要干出番事业来。先把技术大权抓到自己手里，然后起用鲁植。想不到黑美人跟书记的关系更不一般。鲁植一回设计科，她就被调到下面一个大车间当副主任，反倒堂堂正正地成了中层干部。工厂渐渐起死回生，不久我听说同公司的一个小厂要倒闭，立刻上下串联，磨破了嘴皮子才把那个厂子拉进来，跟我们厂合并。工厂壮大，更新设备，搬进新厂房，扩大生产，一年后产值就提高了一倍多。我自知搞技术工作不如鲁植，我的特长是抓生产管理，就建议党总支让鲁植当设计科长。一开始上上下下都不同意，还揭出他过去的一些问题：困难时期盗窃厂里电器，干私活，曾被关押过一年。总之，这个人身上小毛病不少，但我们又不是提拔他当道德科的科长，用他一技之长又有什么关系？好在他有大学毕业生的牌牌，又正赶上知识分子走红，最后总算通过了。任命我当了生产科长。
“我抓生产本是驾轻就熟，有了科长的职务指挥起来就更是名正言顺，把全厂生产拨拉得哗哗转儿。不是我在这儿跟你们瞎吹——如今我当了犯人，已经没有资格没有脸皮说大话了。事实是我的权力越来越大，况且我又有文凭，公司里已经有人透出风要让我当厂长。朱刚没有学历，党政分家闹腾好几年了，他不可能老是书记兼厂长，早晚得让出一样。我猜测他的心里宁愿让出书记的头衔，也不放弃厂长的职位。现在的企业里厂长比书记的权力实在。这样一来我就对他构成了威胁，因为我不可能当书记，要提拔只能是顶替他当厂长，正是掏了他的心肝肺。我不是官迷，实事求是地讲，我当厂长一定会比他当得好。但是朱刚搞权术，我十个陈公琦摽在一块也斗不过他。他把黑美人又从车间调回生产科当副科长，什么事情都找她，显然是准备夺我的权。根本不适合做管理工作的鲁植得寸进尺，也想竞选厂长，把我当成对手。乱上加乱，我的生产科里还有个女统计员，叫许掌妹……”
楼道里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哨音，把我着实吓了一大跳。
“查号啦！”
犯人们急急忙忙面对墙壁坐好。
看守打开我们牢房的门锁，三个服装整齐的警察走进来。前面两个依次去检查每个犯人的东西，跟在后面的瘦高挑儿一直向我走过来，他两颊深陷，不怒也威。盯着我问：
“你叫陈公琦？”
“是。”
我感到自己的面颊因紧张而不停地抽搐。一则不知查号是怎么一回事，二则以为他要提审我。
“你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带铺盖卷儿？”
“这……”
他难道不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
“我们已经派人通知你的家属，快点给你送来。”
“谢谢。”
我嘴里发出的声音几乎被自己心跳的声音淹没了，我等待他说出那至关紧要的话。然而他不再吭声，只是用眼光审视我，我被他冷峻的眼神震慑，只觉得自己的衣服又被扒光了，五脏六腑被他的目力刺个透底。然而我却猜不透他眼睛深处藏着的秘密。他的脸像石头一样冰冷和僵硬，好像勉强才克制住对我的厌恶和蔑视，连刚才说话的腔调也似乎没有抑扬顿挫，一下子把我拒于千里之外。我问心无愧，又何必这样害怕警察？像发烧一样猛烈袭来的恐惧感和自卑感，令我自己感到屈辱和震惊。这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进了号子门，不是犯人也成了犯人。
他不想再跟我说什么了。这难熬的沉默，他那公事公办的冷酷气概快要把我压碎了！
另外两个警察已经例行公事地把每个犯人的东西都检查了一遍。
瘦高挑儿的警察问黄脸号长：“崔朝柱，你这个号里有什么事吗？”
“报告江科长，我的号里不会出事的。”原来他叫崔朝柱。
江科长又对“细长脖”说：“杨光，你到审讯室来一趟。”
杨光突然紧张起来：“江科长，是不是要放我？”
三个警察没有搭理他，转身向号外走去。
我比所有的人都更着急，慌忙下床铺紧追一步：“江科长，什么时候提审我？”
咣当一声，牢门在我面前锁上了。
江科长停住了脚步，却没有回头：“你等着吧。”
我几乎要瘫在地上，双手抓住门把稳了稳神。我要有志气真应该一头在墙上撞死！
我忽然对警察也感到亲近起来，他们要在号子里多待一会儿，多跟我说说话，我也会感激他们的。我心里很明白，自己是想家，想见到妻子儿女，想听到他们的声音。现在我才体验到老婆孩子对我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我对不起陶波，当她得到我被关进监狱的消息时会怎么样呢？她受得住这一次的打击吗？我那不争气的眼泪簌簌地流下来了，我不敢回头，不能让犯人们看见我哭。
崔朝柱还要叫我继续往下讲自己的故事，有几个没心没肺的犯人跟着起哄：
“对，刚才正讲到带劲儿的地方，那个许掌妹后来怎么样了？”
“大马猴”替我打圆场：“‘鹰头’，陈公琦太累了，他身上又有伤，叫他站着歇一会儿，反正时间还长着哪。”
崔朝柱开了恩：“那好吧，晚上再讲。”
我感激旁边的“大马猴”，犯人里也有好人。现在我哪还有心思讲自己过去的事情哄着他们玩儿。我坐得太久了，站着确实也是一种休息。让眼泪自己慢慢地停止，干涸。我默默地对着门闭着眼，仿佛离开了这个拥挤的囚室，置身在硕大苍凉的空间，自己的身体也化作一股喷涌升腾的浓烟……
一只黑色的小蚂蚁从门缝里爬进来，我蹲下身子把它抓到自己的手心上。看它在我的手掌里、胳膊上飞快地爬动，小爪子搔得我痒痒的，非常舒服，非常亲切。它也是个生命，是个活物，而且比我更加弱小。如果我想在它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两个手指一动就能把它碾死。
它为什么要爬到牢房里来？可怜我，想陪伴我？我感激它，生怕被别的犯人看见它，抢过去把它弄死，让它顺着我的袄袖自由自在地向纵深爬去。我不再感到孤单，身上寄养着一个可爱的小生命。它让我感到自己是强大的，是善良的，甚至是自由的，身上充满勃勃生机，脑子里也不再缺乏正常人应有的想象力……
我身上开始发痒，是小蚂蚁在跟我亲热，刚开始我能感觉出它爬到了什么部位，渐渐全身都刺痒起来，好像通身爬满了蚂蚁。这小东西可真解闷儿，我忘记了自己眼前的处境，忘记一切烦恼，只顾抓痒，应付小蚂蚁耍的把戏。
我的肚皮上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蚂蚁翻了脸，连三并四又在我腰上啃了几口。大概它想往下爬，被腰带拦住了去路，这才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连蚂蚁都敢欺侮我，做人真不能有好心！
我在地上又跳又蹦，双手连抓带挠。身上奇痒无比，渐渐被剧烈的疼痛所代替，我的后背仿佛被蚂蚁啃出了一个大洞。我不后悔，但愿它不要离开我的身体。它只是默默地咬我，不说话，不鄙视我，它吃饱了就不会再咬的，让我体验到一种为别人作出贡献的高尚感……
杨光被提审回来了，犯人们迫不及待地问：
“‘鸟屁’，是要放你出去吗？”
“他妈的！找我是打听别人的事。”
杨光摇摇头，忽然又赶紧用双手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鹰头’，你猜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好东西？”杨光用两个手指头在乱蓬蓬的长头发里挖着，一副极力要讨好崔朝柱的媚态，“我一进审讯室就找‘帽花’要烟抽，我对他说，行行好吧，几十天闻不到烟味，快熬死了。你们不是规定在审问犯人的时候可以给犯人烟抽吗？他拿我这副憨皮赖脸的样子没办法，只好给了我一支。我抽了几口就提出要去厕所，到厕所里赶紧把烟掐灭，藏到了一个‘帽花’绝对搜不出来的地方……”
“有烟？好小子！”
崔朝柱眼睛放光，急忙跳下床，亲自动手到“鸟屁”的乱头发里去找。由于心急用力过猛，拔掉了几根头发，疼得“鸟屁”吱呀乱叫。翻了半天只找出一个小烟屁股，崔朝柱火了，朝着“鸟屁”的屁股踢了一脚：
“你他妈的，就给老子剩回这么一点玩意儿！”
杨光抱屈地叫喊：“你别急嘛，还有哪。我在厕所的地板上还捡了两个烟头。”
他果然又从头发里摸出两个烟屁股。
“鹰头”高兴了。其他犯人也都馋得吧叽嘴，目光贪婪地盯着“鹰头”手里那三个烟屁股。
崔朝柱从自己的枕头底下摸出一小条白纸，熟练地把三个烟屁股撕开，将烟丝一丝不漏地放到白纸上，搓成一个细长卷儿。然后脱下脚上的布鞋，用鞋底狠命摩擦水泥地板。不一会儿，在鞋底儿和地板之间就冒出了一个个小火星，他叼着烟趴在地上。“鸟屁”也过来帮着他磨鞋底儿，烟很快就被他吸着了，他站起身子连吸三大口，烟气却一丝也不外泄，全部吞进肚里。停了一会儿，才有像一根线似的烟雾从鼻孔里溜出来，他又狠命地一连气吸了三口，那根细长的小烟卷儿也只剩下一个屁股了。他慷慨地把烟屁股让给身边早就伸长脖子等着的犯人，那几个犯人一人吸一口，到第五个人已经吸不出烟，只好把那点沾满尼古丁的纸头放进嘴里去嚼。还有人凑过去贪婪地吸收从别人嘴里吐出来的烟雾，号子里可算一片欢呼，出现了令我惊奇不已的快乐场面。
心满意足的崔朝柱，拍拍杨光的肩膀：
“你小子够意思！”
杨光神气活现，好像为“鹰头”立了一功。不知为什么，他那得意的目光特别爱往我这边瞟。
旁边的“大马猴”小声提醒我：“你要特别小心杨光这小子，他想叫你顶替他当‘鸟屁’。”
我问：“什么叫‘鸟屁’？号长就是‘鹰头’吗？”
“这都是监狱里的黑话，‘鹰头’就是犯人中的流氓头，谁也惹不起。也叫‘老棱子’，意思是有棱有角的老犯人、老流氓。‘鹰头’不一定是号长，号长是收审站指派的，‘鹰头’是自己打出来的。崔朝柱赶巧了，他是‘鹰头’，原来的号长释放了，收审站指派另一个人当号长，那个人斗不过崔朝柱，本心也不想当这个犯人头儿，就让给他当了号长。‘鸟屁’则是最低等的犯人，专门侍候‘鹰头’的。杨光可不是像他表面装的这么老实，刚来的时候也是个‘棱子’，想压倒‘老棱子’，生生是被崔朝柱给打服的。你上午挨打不过是例行公事，叫你知道一下‘鹰头’的威风。其实他们一眼就看出你不是‘棱子’否则不会那么手下留情。”
“啊，这还算手下留情？”
“当然了，哪儿也没有把你打坏。你没有前科，他们就想找个乐儿，把你寒碜一下，你得认便宜。他们要真下狠手，你五天下不了床！”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摸摸腰腿上还隐隐作痛的部位。
趁着号子里乱哄哄的，犯人们还浸沉在香烟的味道所带来的喜悦里，我向“大马猴”又打听了一些关于收审站的情况以及号子里的其他规矩。还知道了“大马猴”的名字叫郭建坤，是生产资料公司的采购员，常去深圳购买彩色电视机，价钱比这边便宜。海关的人也托他给买两台，他没有办到，这回借着打击经济犯罪把他抓进来了。人家的案情都能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唯独我的问题，三天两夜也说不清楚……
看守又送饭来了，跟上午的饭一样，看来这里每天是两顿饭。我也感到肚子有点饿了，等“鸟屁”把“鹰头”的那一份窝头和汤拿走，我便和其他犯人一样拿了两个窝头，盛了一碗菜汤，坐自己的铺位上啃起来，菜汤像刷锅水一样没有滋味，窝头咬在嘴里像豆腐渣，我的心里却有万千滋味！
杨光侍候好崔朝柱，回头看见我又吃又喝，恶狠狠地冲过来就要夺我手里的窝头。我用右手一挡，汤碗掉在地上，啪地一声摔碎了，菜汤洒了我一身。我心里已经有点底，不像上午那么害怕了，故意心平气和地问他：
“杨光，你要干什么？”
他气势汹汹，跟刚才那个嬉皮笑脸的“鸟屁”判若两人：“你有什么资格吃两个窝头！”
我跟他不能动恶的，动恶的我比不过他，只会把局面弄糟。就平静地反问他：
“我应该吃几个？”
“吃一个。”
“这是谁的规定？”
“是……号子里的规定。”
“是收审站定的，还是号长定的？你说清楚。”
我的冷静反而把他给稳住了。
他有点气急败坏：“这规矩是我定的！”
“你是什么人？想当号长？”
“他是‘鸟屁’！”犯人们哄地一声笑了。
郭建坤又替我打圆场：“‘鸟屁’，算啦，人家老陈文质彬彬，老实巴交，你就别欺侮他了。”
杨光有点泄劲，转脸去求崔朝柱：“‘鹰头’，不能老叫我当‘鸟屁’，陈公琦是新来的，应该叫他当。”
崔朝柱眼睛里露出骇人的凶光：
“他当‘鸟屁’没有你合适！”
一句话定乾坤，杨光的脑袋立刻耷拉了，拿起篮子里那唯一的一个窝头，蹲在地上就着气吃。
我肚子虽饿，却啃不下两个窝头，省下一块让给郭建坤。郭建坤很会做人，又把那半块窝头递给杨光：
“哎，‘鸟屁’，老陈吃不了，就便宜你吧。”
杨光没有志气，一下子把半个窝头全送进嘴里。
吃完饭有人向号长报告要小便。崔朝柱下令，所有犯人都必须解一次手，有屎的拉屎，没屎的撒尿，暂时没有的也要强挤出一点。屋角上有一个白瓷便池，擦得雪白锃亮，加上犯人的脸在内，它也算是牢房里最干净的一件东西。
我悄悄地问郭建坤，这是什么规矩，为什么要集体大小便？他告诉我，大家集中解手便于冲洗便池。这是“鸟屁”的工作，他必须在大家解过手之后把便池擦洗得干干净净，不得闻出有一星半点的屎尿味儿。因为大家还要从那个便池里接水刷碗、洗脸、漱口……
我一阵恶心，险些把刚吃进去的窝头全吐出来。也赶紧起身去打扫一下肚子里的废物，今后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屎尿，最好能随上大流。屎尿太勤，肯定会挨骂遭恨，我开始同情“鸟屁”，庆幸自己还不是最末等的犯人。
鼾声·妻子
看守把一个铺盖卷儿扔给我：“这是你的家属给送来的。”我猛地从床上跳下来：“能让我见见家里人吗？”
“不行，他们已经走啦！”
看守的话像闸板一样砸下来。咣当一声，牢门又锁上了！
我打开铺盖卷儿，里面夹着两件衣服，散发出一股肥皂的清香味儿。一条单人的褥子，一床薄被，这是大儿子的那一套。大床上睡不下我们五口人，每天晚上他得自己支起行军床。为此，他妈妈特意为他缝制了这套单人用的被褥。上面有一股我所熟悉的无比亲近的味道。我没有急于把它铺开，而是紧紧把它抱在怀里，让自己的脸也埋进被褥，贪婪地吸吮着亲人留在上面的气味……
哗啦一声，夹在被褥里的一个搪瓷牙缸、牙膏、牙刷和肥皂、毛巾之类的东西掉在地上，我猛然一惊——妻子给我打点被褥的时候，不可能不给我写几个字来！
我下地捡起洗漱用具，开始仔细地检查衣服和被褥，每个口袋都翻遍了，褥子和被整个捏摸了一遍，没有发现一块纸片，白色的被里上也没有写下一个字……
老郭看出我的心思，安慰说：
“别找了，‘帽花’比你检查得更仔细，即便家里人给你写了信，也早被‘帽花’搜去了。”
我失望了，抱着被褥怔神儿，不知家里人这时候正在干什么？是哭，是犯愁，还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救我？他们猜得出收审站是个什么样子，知道我在这里面受的什么罪吗？
“老陈，你的事还没有讲完，我们还一点头绪摸不着，接着给大伙儿聊聊吧。”
“鹰头”也忽然对我客气起来。
晚上他管得比较松，大家东倒西歪，横躺竖卧。我老老实实地说：
“号长，我一翻腾出自己那些倒霉的事，心里必然堵得慌，今天夜里就甭想睡觉了。明天我一定全讲给大家听，行不行？今天晚上如果你们想听故事，我讲个轻松愉快的笑话，等会好让大家睡个好觉。”
没皮没脸的“鸟屁”响应得最快：“行，来个粉色的！”
这才叫穷开心哪。与其说我是想哄着别人乐，不如说想哄着自己乐。这是我坐牢的第一天，太紧张了，一切都不适应。心里快要憋死了，脑袋疼得要爆裂开来。我必须强迫自己放松一下精神，暂时忘记所有的不幸。有什么办法？我必须活下去，等待机会申明自己的冤枉……
我自信看书不少，杂书尤其看得多，记忆力也还可以，讲几个故事是难不倒我的。光是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哄大就得需要多少故事？但是近几个月来成天着急、生气、犯愁，幽默感已经被沮丧所代替了。想了半天，才好不容易挖出一个来——
“这个笑话是我从一本杂志上看来的。一个年轻的厨师给他的女朋友写了封情书：‘亲爱的，无论在炒菜或煮汤的时候，我都想念着你！你简直像味精那样缺少不得。看见蘑菇，想起你的圆眼睛；看见生猪肝，想起你红润柔软的脸颊；看见鹅掌，想起你纤长的手指；看见绿豆芽，想起你的细腰。你就像我的围裙，不能没有你。快答应嫁给我吧，我一定会像侍候熊掌一样侍候你一辈子。’”
有人插了一句：“这傻小子倒说的都是大实话。他的对象答应了吗？”
“你听着，他的女朋友给他写了封回信：‘你的信使我想起了你那像鹅掌一样的眉毛，绿豆芽似的眼睛，蘑菇般的鼻子，味精似的嘴巴，还有你那像母鲤鱼一样的身材。我就像鲜笋那么嫩，不到火候，出嫁还早哩！顺便告诉你，我不打算要个像熊掌一样的丈夫。其实我和你就像蒸甲鱼放姜那样。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你们说这个姑娘是答应了厨师的求婚呢，还是拒绝了他？”
犯人们确实被逗得挺开心，有的说姑娘答应了，有的说姑娘拒绝了。
我自己却一点也不开心，反而有一种如烟似雾的悲哀袭上心头，渐渐把我裹住了。
熄灯哨响了，大家像蛇一样稀里糊涂地钻进自己的被筒。一阵骚动过后，整个收审站都安静下来。
黑暗像有着沉重的分量，死死地压在我身上。我却并不害怕黑暗，黑暗把一切都吞没了——人和兽，幸灾乐祸的笑脸和痛苦的泪眼，幸运者和失意者，一切阴谋和陷阱。我宁愿世界永远处在黑暗之中，那就变得简单多了。因为我是被复杂的生活打败的。我永远无法了解社会的变化多端，永远把握不了险恶而又微妙的人际关系，世界上最大的陷阱就是现代人本身。我就是落在这样一个陷阱里，因此很愿意跟我的敌人在黑暗中一起毁灭。在黑暗中看不见人类的各种嘴脸，我心里反而凝结着一种静谧和充实感。
我周围开始发出奇声怪调的呼噜声。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吃得饱睡得着，吃不饱也睡得着。真正有心有肺的人能有几个？这间号子里像我这种身份的犯人又有几个？
“嘎……咯咯”——像两只疯狗在争抢一块骨头棒子。“呜……扑、呜……扑”——像鬼吹灯。“呃……嗷儿”——仿佛有一口气喘不上来，立刻就要被憋死！“吱呀……吱呀”——磨牙切齿，如玻璃碴儿划铁板……若不是坐大牢，我要命也想象不出人睡着了还会发出这样千奇百怪的可怕的声响：似哭的，似笑的，似哼的，似叫的，有的凶狠，有的圆滑，有的痛快淋漓，有的暗憋暗气。老天哪！我躺在这样的噪音里还能够睡得着觉吗？
他们好像比赛一般，此起彼伏，一声更比一声高，偶尔还有邪调和花腔出现。这全部音响效果只唱给我一个人听！有些不打呼噜的人，早已习惯了监狱生活，在惊天动地的鼾声中照样能够坦然入梦。可怜只让我一个人醒着。我把头蒙在被里，一会儿就捂得受不了。用毛巾塞起耳朵，更是自欺欺人，鼾声没有被挡住耳朵里反倒又增加了一种轰鸣声。越睡不着越烦躁，越烦躁听别人的鼾声越响！
没有表，也听不到外界有任何报告时间的声音，只隐约听到隔壁牢房里传来大同小异的鼾声，楼下的女牢房里时而还有叫喊声，大概是女犯人爱做噩梦、爱说梦话吧！我不知挣扎了多长时间，越挣扎，越清醒。我不得不承认，一切关于睡眠的努力全是徒劳的，索性下狠心不睡了。眼下对我来说睡不睡觉有什么关系呢？睡不着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躺下就能睡着反倒不正常了。陶波这时候也未必就睡得着。咳，她这前半辈子算叫我给毁了，她跟着我倒了多大的霉！可是我几次想跟她离婚……我们俩的关系是不是也像蒸甲鱼放姜一样呢？
我不打算睡觉了，心情反而渐渐沉静下来，感到四周的鼾声也不像刚才那么可怕了。我睁开眼，目光凝视着黑墙上的一点。黑墙忽然开始移动，逐渐变成一个巨大的黑洞。我眼看着自己的身体在往下落，一刹时，肚子里的所有雄心，各种欲念，全部爱和恨、苦和乐都被黑洞吞没了。猛然出了一身冷汗，我赶紧闭上眼睛。黑洞又在心里出现，这是个失望的黑洞，里面装满了我对命运的失望，对自己的失望。到哪里去寻找无愧无悔的人生啊？
按老规矩，姑娘们在出嫁的那天会哭上一场。有谁听说，哪个男人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会大哭一场呢？我就是。那当然是不吉祥的，使得我跟陶波以后的感情不和谐；或许那是上苍的启示，我跟陶波就应该听其自然地早早分手。结婚没有几天，我就提出要离婚。父母追问是什么理由，我却说不出任何理由。没有理由怎么可以离婚呢？可我心里别扭，总觉得结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两个人在一起没有意思，感情动物身上最奇妙的特征就是这种说不清楚的感情，有还是没有，好还是不好，爱还是不爱，谁也无法改变。在生第二个孩子之前，我们几乎离成。陶波的态度是无所谓，离也行，不离也行。我还有点游移，主要是找不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理由，心里当然是想离。最后就抓了个“感情不合”为借口去办离婚手续。偏赶上居民代表徐大嫂在街道委员会里坐着，这位身高马大、百分之百的好心热肠的老大嫂，专好管别人家的闲事，她做人的信条是“宁拆一座庙，不拆一家人”。三句话就把我们问住了：
“小陈，你抓住陶老师什么不是了？”
我傻了。没有，陶波确实没有什么错处。
“陶老师，小陈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陶波摇摇头，哇的一声哭了：“不是我想来的，是他要离婚。”
“小陈，你说嘛叫‘感情不合’？女的不养汉，男的不搞破鞋，怎么就叫不合？感情是嘛玩意儿，能当钱花还是当饭吃？过日子光靠感情行吗？你们的孩子都老大了，老二眼看也要出世，倒想起闹离婚来了！小陈呀小陈，我看你是有好日子没好过，美得你抽风，烧得你胡说八道。你说，陶老师哪点配不上你？左邻右舍看见你们两口子出出进进，哪个不眼馋！”
徐大嫂撸头盖脸一顿倾盆大雨把我们给赶出来了，她大包大揽地为我们白头到老做了主。
她说的都是大实话。从外表看我跟陶波的确是很般配的一对儿。她是大连姑娘，长得挑不出毛病。性格开朗大方，爱说话，喜欢跑跑颠颠。不是组织学生排练节目，就是替老师们张罗着看场电影，很容易当个先进分子。至于我呢，虽然称不上是美男子，至少算相貌端正，即便说句仪表堂堂也不算过分。要知道我曾是著名的十六中的舞蹈队长兼领操员。也许毛病就出在这里……
想当初我真是出尽风头。每到课间操的时候，全校师生都在操场上站好队，独我登上中心大楼前面高高的指挥台，面对大家，在音乐的伴奏下领操。全校的人都望着我，都随着我的手脚而动作。当时有多少人羡慕我，有多少漂亮的男同学想竞选这个领操员的职务。有的人体育好，学习不一定好；有的人功课好，人样子长得不一定标准。我始终没有从领操台上退下来，因为我不仅身材标准、动作准确，功课也不错，还是校学生会的副主席。负责宣传和文娱活动，总有机会登台演出、发表演说——表现自己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每当我站在高处面对大家的时候，就感受到各种各样的目光，那些平时对我好的女同学的目光是热烈、亲近而又温暖的。特别是洪千彩那双星星似的亮眸，所能表达出来的意思比《康熙字典》上的词汇更丰富。她姐姐是著名的评剧演员，她本人是十六中的校花。节假日我最喜欢用摩托车驮着她去郊游。那时候天津人管摩托车叫“电驴子”，还是一种挺时髦的洋玩意儿。十六中里虽然不乏阔家子弟，同学中会骑摩托的却寥寥不过四五人。如果当初我跟洪千彩结合了，现在会怎样呢？本来是很有这种可能的，我相信她是有此意的，我也不是无情。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她没等中学毕业就进了剧团，有她姐姐当靠山，居然很快就唱出了一点小名气。我们仍然不断地有书信来往，见面的机会也不少。可是有一天一个多事的女同学捎来一句话，她讲是洪千彩亲口说的——“陈公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一气之下再不去找洪千彩。谁知那话是真是假？那个传话的女同学也曾对我好过，我却看不上她。也许是她出于嫉妒而故意编造的。奇怪的是我至今对洪千彩还恨不起来。那算是初恋吗？我们可连一句过头话也没有说过。每当她坐上我的摩托车，出于紧张，双手紧紧抱住我的后腰，我身上立刻像过电一样，腾云驾雾，即便骑着摩托车上山、下海，摔个粉身碎骨，我也心甘情愿！为什么跟陶波就没有这种劲？
陶波是我妹妹的同学，正当我休学在家的时候妹妹把她领到家里来了，父母很快就相中了。就在我们订婚的第二天，原亨得利表行的董事长把他的三女儿领到我家来了，愿结秦晋之好。命啊！我是相信人各有命，心强不如命强。王董事长若早来一天，我一生的命运也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王三小姐的神态我至今记忆犹新，有大家闺秀的端庄，又有夺人心魄的风采。我想，当时连我的父母也有点后悔了，因为我父亲在亨得利表行干了一辈子，后来成了表行的股东，当了一个分店的经理，解放后结结实实地戴上了一顶资本家的帽子。但心里不无一种怀旧的感情，对他的老东家还是保留着尊敬和感激的。母亲也是出身望门，原是河东曹家的大小姐，洋学堂毕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只因为父亲常去曹公馆修表，两人才悄悄地爱上了。母亲自然也愿意找个门当户对或同命相怜的人家结亲。但他们从来没有为选择陶波做儿媳妇而表示过后悔。
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不是我想离婚，而是陶波会不会把我甩掉的问题了。
父母站在街道里搭起的高台上挨斗，作为资本家狗崽子的我理所当然地跪在台上陪斗。作为资本家第二个狗崽子的——我的弟弟，则戴着红卫兵的袖章，站在台上对我们进行声嘶力竭的批判。陶波站在台下的人群里，当时她的心里不知承担着怎样的矛盾和痛苦？我不敢问她，那些日子她也不愿多跟我说话。表面上她作出一副公正而客观的样子，没有跳上台去对丈夫及公婆反戈一击，私下里也没有对我们表示什么同情，似乎资本家就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当时有谁不是这样认为的呢？
父亲要受到被遣送原籍的处分，而他的原籍在上海农村。母亲是北方人，死活不到南方去。我只好到附近的农村去寻找门路，南郊区愿意接收我的父母，条件是我这个整劳力也必须一块去落户。我只好陪着父母一同被遣送到农村，谁叫我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呢！陶波和两个最小的孩子留在城里，我把大小子带走了。这实际就是一副离婚的架势，只等着她张口。“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何必要牵连她呢！但那时候我的心里是不愿意跟她分手的，地位能改变人的含义。我已经被贬值，唯恐陶波看不上我。
她所在学校的教务主任，又是她的好朋友，劝她下定决心，不能再跟着我受洋罪了！准备给她介绍一个空军军官。我相信又是命运之神战胜了她，她带着两个孩子苦挣苦熬了两年，最后做出的决定不是跟我离婚，而是跟我去农村。为此我一辈子都会感激她，今后若是再从我陈公琦嘴里说出“离婚”两个字，天打五雷轰！
她不仅给我带来了家庭的欢乐，家庭的温暖，还把我们家那只老黑猫也捎来了，孩子们离不开它，管它叫“黑黑”。当初是我从垃圾箱里把它捡来的，一定是主人嫌它黑才把它丢弃了。母亲也不愿要它，说黑猫不吉利。我年轻气盛，不但不迷信，反而上来犟劲儿，一定要把它养活。其实“黑黑”的生命力极其旺盛，用不着多管它，它就长得十分精壮，渐渐成了我们家庭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员。大人下班回来，孩子们放学回来，要是看不到黑猫，心里总好像缺了点什么……
谁知这家伙竟不喜欢农村的环境，没几天自己跑回城里去了。我们自然很想念它，尤其孩子们，天天都要念叨几遍“黑黑”。半个月后，我们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突然听到猫叫，孩子们耳朵尖，最先高兴地叫起来：“是‘黑黑’回来了！”
果然是它。趴在门外，不知是因羞愧不敢进屋，还是饿得没有力气上床了。它的样子完全变了，骨瘦毛长，满身泥土，抓在手里像面条一样软，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不知它跑了多少路，饿了多少天！孩子们给它洗了澡，拿出最好的东西让它吃。它却看也不看，闻也不闻，不论怎样喂它也不吃，三天后“黑黑”就死了。孩子们在房后给它堆了个很像样子的坟堆……
陶波来到农村以后我们确实过了两年好日子。父亲摆摊修表，农村戴表的人开始多起来，还真赚不少钱。我当厂长，也算有头有脸，吃穿不想。陶波在公社小学里教书，她表面上还是快乐的。但我发现她有点变了，缺点越来越突出了，不会操持家务，屋子里老是乱七八糟，袜子随便丢，有时用裤衩擦桌子……人的感情多么奇怪，她为我做出了牺牲，我对她好了，可她的心里又冷淡了。
我们回城不久就赶上大地震。那天正巧我去房山县拉白灰，回来得太晚了，没有卸车。清晨就发生了地震，房倒屋塌，工厂停产，那辆卡车就一直跟着我，那车白灰也正好让邻居们搭抗震棚用了。我每天开着卡车给工厂的领导、职工和自己的老邻居们拉砖、拉料。那年月当个汽车司机可是大拿，“离地三尺，高人一等”，谁不求我？包括从前瞪着眼珠子对我们家进行批判的人，也得向我送笑脸儿。既然老天有眼，我就不能小肚鸡肠，跟他们一般见识。我不计前嫌，不报复，只要他们肯来求我，我陈公琦就是有这点肚量，能答应的事情都答应。其实他们求的不是我，是我手里的方向盘。汽车和汽油都是公家的，我刚从农村回来，犯不上得罪人。我这个人的缺点也在于此，对外人很好，基本上有求必应。因为我有理智，有顾虑，知道自己也有求于别人的时候。我喜欢什么都会，包括开汽车。但并不愿意一辈子就当个汽车司机。说得再简单一点，跟外人打交道的时候我能掌握自己的情绪。回到家里精神就完全放松了，用不着伪装，说话做事、喜怒哀乐完全听凭感情的自由发泄，有时非常粗暴，决定家里的事情武断而又任性。我的家庭又出现了危机——
陶波忽然变得不说话了，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发多么大的脾气，她都不再跟我争吵。好像对一切都厌倦了、麻木了。我感到不对头，一再追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对我的纠缠也感到无比厌烦，实在被逼急了就说：“哎呀，还会有什么事？连活着都没有什么意思了！我真不明白，地震那天为什么没有把我砸死。难道我受的罪还不够吗？我活得太久了，真烦人。”
她才只有三十四岁，怎么说自己活得太久了？我心里流过一阵寒气，这可比提出离婚更可怕。
我的抗震棚搭在马路边上，连续几天暴雨，大水没过了床铺，无法睡觉，无法做饭。她是为这个才想到死比活好吗？不会的，这是天灾，家家如此，她是明白人。
陶波在女人中算是有本事的，常遭同事的妒忌。当初我的妹妹不是平白无故非要拉她做嫂子的。而现在，一些从才能到外表都不如她的人，生活得都比她好，叫她怎么想呢？还不是由于我的命运坎坷连累了她，到现在家不像家，人不像人。我把着方向盘，成天去为别人帮忙，接受人家的奉承，回到家来还像有功似的。我为自己的老婆孩子又做了什么呢？
我忽然发现自己是个不合格的丈夫，对陶波温情太少、关心照顾太少了。对我来说这是个转折，陶波跟我夫妻一场，终究是有缘分，有情义。眼看她生出厌世之心，我若不管不问，连这点恻隐之心都没有，还算是人吗？
我尽力变得温柔了，经常检点自己的行为，无论如何不能逼得陶波一时想不开做出无法挽救的蠢事。有一回我要出差去广州，正赶上陶波身体不舒服，我离开她有点不放心。严茂顺建议我带着陶波一块去广州散散心，我心里为难，嘴上说不出。我们两个人的工资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已经相当拮据，哪有力量带着老婆自费去旅游呢？大丈夫生不逢时，难免也会被几个臭钱所制！当时严茂顺很够朋友，他看出了我的心思，提出有个单位可以替陶波报销路费，并且愿意先借给我们五百块钱。我收下了他的钱，一是为了应急，二是心里也想贪点小便宜。虽然以后如数归还给他了，陶波的车票也没有让他给报销。但这毕竟是一件使我难堪的事情，直到今天还跟严茂顺有扯不完的瓜葛。我陈公琦也不敢对自己的人品挑大拇哥……
“喵！喵——”
“喵儿，喵儿……”
从屋顶上传来瘆人的猫叫声。猫本来是一种很温驯、很讨人喜欢的动物，白天冲着人叫几声，也是嗓子细细的，一副耍贱的惹人怜爱的样子。怎么到了深更半夜，猫的叫声就变得这样激昂、尖厉？好像有两只猫，一只叫得高亢粗野，一只叫得尖细嘹亮，在静静的黑夜里显得格外刺耳，格外激动人心。
“喵！喵——”
“喵儿，喵儿……”
它们在干什么？一声接一声，一声高似一声。在咬架，还是争夺食物？为什么不咬不吃，只是叫呢？
猫的叫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急。犯人们的鼾声却低下去了。有的坐了起来捅醒了旁边的人：
“快听，野猫发情了！”
“真的。那尖声的是母猫，听它叫得多浪，多美！”
“公猫急了，扑上去了……”
犯人们纷纷坐了起来，在黑暗中他们的眼睛像猫眼一样闪着亮光。
“喵儿，喵儿……”
“猫的那个家伙是什么样儿？”
“马鸡巴黑，羊鸡巴白，驴子鸡巴狗尿台，猪鸡巴三道弯儿，猫鸡巴一个尖儿，狗鸡巴进去不出来。”
“你馋了？说说过过嘴瘾吧！”
“你屁股眼儿痒痒啦？”
“我们还不如变个猫哪……”
两只多情的猫终于走了，收审站里重又安静下来。年轻的犯人们却翻过来倒过去，耿耿难眠了。从通铺的最里边传过来一种奇怪的声音，有人在厮打，他们喘着粗气……
我宁愿堵上耳朵去想自己的心事。
往事还像残余的火星在我眼前飞迸。
可能已是后半夜了，一种冰冷的空虚感越来越难熬了。这回我真的要被逼得绝望了！
今后吉凶祸福殊难逆料，跟这次打架相比，以前经历的那些坎坷简直不算什么。我那个多灾多难的家庭还闯得过这场危机吗？我被抓起来之前，陶波的心情就已经坏得无法再坏了，她受得住吗？倘若她挺不下去怎么办？她今年多大……四十一岁，还很年轻。
我也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脑子里闪出一个强烈的念头：应该逃出去，不能坐以待毙！
黑暗中，我仿佛也能看到门上那把厚重的大锁。窗户上一根根四分粗的铁棍，被院子里的灯光一照，发出冷冰冰的光泽……
提审·提问
我一分钟一分钟地数，一天一天地熬，被关进收审站整整二十三天了，没有人搭理我，一次也不提审。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没有被憋死，没有急疯？
收审站不同于监狱。为了防备我们正在接受审查的人跟外界的同案人“串供”（指互通情报、交换供词）或订立攻守同盟，不许家属及任何亲戚朋友来探望。我与世隔绝了，不知道检察院、工商局到底想把我怎么办？我被抓起来了，反而不知道自己的案子进展到什么地步了。也不知道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对于自由人来说时间很容易对付的，二十三天一眨眼就溜过去了。对我来说可是一天长于十年！我对着看守喊叫，见到江科长时向他哀告，他也只能催促检察院加紧对我这个案子的调查。收审站主要的工作是管理我们这些人，并不真正负责办案。雷彪这个浑蛋（我已经习惯于骂街和说脏话了，像我们这样的人不骂街很难找到合适的字眼表达胸中的愤怒）难道把我给忘了？真是草菅人命！
同号的犯人们劝我：“他们不急，你着的哪门子急？反正有三个月的期限管着！”
公安局有规定，我们这些“准犯人”在收审站里一般只能关押三个月。三个月为一期，期满后就得做出处理。除非案情重大者，三个月查不清楚，可以再延长一期。我想，一个好人在这里关上半年，差不多也就快死了。何为大案？何为小案？还不是由办案人定。焉知雷彪这小子不想让我的案子升级，不想把我拴在这个魔鬼也受不了的地方呢？
二十多天来，十三号牢房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四个人被正式逮捕转到监狱去了，其中包括“鸟屁”杨光。杨光的被捕，使“鹰头”崔朝柱那麻木粗硬的神经好像也被刺激了一下，他变得更加凶狠暴烈，烦躁不安，对新来的犯人格外残酷。一次从我们号子里判处这么多人，对大家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当然也有被放走的，那就是郭建坤。老郭高兴地跟大家挥泪而别，真是令人羡慕。送他走的时候好几个犯人都放声痛哭，那自然是哭自己。在逮捕那四个人的时候反倒没有人哭，大家只是发傻。犯人之间有一种奇特的友情。
我的案情老郭全知道，我托他给家里捎封信，这是一封上告信，我本人的情况他可以当面向陶波讲。收审站对放出去的人检查比较松，为了预防万一，他把我的信搓成一个卷儿，从铺底下撕下一块垫被的薄塑料裹在外面，然后塞进肛门里。真是肝胆之交多在草莽！
有的犯人在墙上画道儿道儿，我则在属于自己的那块墙壁上画“正”字。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这种原始的智慧来计算日月。当我的墙上积累了七个正字的时候，第一次传来了要提审我的消息。
不是在黄荣挨打的房间，而是隔壁。有我的座位，我对面坐着雷彪、江科长和检察院一个姓杨的检察员。不像“鸟屁”杨光听说的，可以要水喝，要烟抽。我没有要，江科长却主动把烟递过来，我没有接：
“谢谢，我不会吸烟。”
江科长惊奇地看着我，他举着烟的手并没有抽回去。
我只好又说一遍：“真的，我不会吸。”
从他的神色看，我好像是个不可理解的大傻瓜。难得从号子里被提出来，即使不会吸也应该熏一熏，刺激一下或镇定一下神经。为什么要放弃这难得的享受一下自由的人间烟火的机会？吸不完带回去，送给哪个犯人他都会给你磕两个响头的！
我忽然想起“鸟屁”拾烟屁股回去孝敬“鹰头”的情形。我没有必要那样做，“鹰头”这些天脾气反常，最好不要理睬他。再说他现在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我已经是老犯人了，而且人缘儿比他好。因为我有两大优势：一是饭量比较小，每顿吃不了两个窝头，谁对我好我就可以省给谁半块窝头。别小看这半块窝头，它可以使横的变顺，恶的变软，很能拉拢一些人。二是我会讲故事……
“陈公琦，你现在尝到政治法令的厉害了吧？收审站可不同于你那个轻工机械厂的保卫科，再不低头认罪你想能过得去吗？我们的政策不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考虑好了吗？”
雷彪每一次跟我谈话，开场白总是交代政策。我一听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八个字，就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和厌恶。我害怕听到或见到这八个字，尽管我没有犯罪。
我望着眼前这三个国家法律的代表，不知该说什么好，感到一种虚幻的激动，也许是悲哀和惧怕。
“陈公琦，你想好了吗？”
“想什么？”
“哈哈，你还在装傻。告诉你，发昏挡不了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雷彪嘴角露出轻蔑的、手操生杀大权的人所惯有的微笑。
“老雷同志，我再跟你说一百遍我没有贪污受贿，你也不会相信……”我尽力想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最终还是带着一点颤抖，“我请求你们把严茂顺也抓起来，我愿当面跟他对质。”
“会有那一天的，不过那要等公开对你进行审判的时候。这是政府的事情，我们要按法律办事，不能上你的圈套！”
我憎恨他，他这是在保护严茂顺。我暗地里曾一百次想过要报复他，见了面要痛骂他，我要真的含冤被判刑就要想办法杀死他！可是当我面对他坐在被审席上的时候，夜间的勇气不复存在。我感到自卑，从心里瞧不起自己。
“你这么急于想见到严茂顺吗？”
姓杨的检察员冷淡地问了一句，这一句却像抽过一鞭子，我被打蒙了，不知他是什么意思。
雷彪立刻明白了同伴的提醒，说：
“陈公琦，你想得倒很美，只要你跟严茂顺见了面，两人交换一下眼色，交流一下信息，相互心里就都有底了。到底是大学生，就是比别人心眼儿多。告诉你，政府所以先把你抓起来，就是不让你们串供！”
“你们错了，严茂顺现在不需要跟我串供，他要一口把我咬死。跟他一块作案的人全在外边，可以自由串供。严茂顺自己就承认贪污受贿六千五百元，你们不抓他，为什么抓了一个并无真凭实据证明他贪污受贿的人？法律对任何人不都是平等的吗？”
“你以为政府是随便抓人的吗？这不是儿戏，没有真凭实据我们怎会把你送到这个地方来！严茂顺算什么，你才是他的后台！”
“老雷同志，请你把我贪污受贿的证据亮出来。”
“是我审问你，还是你审问我？”
“我难道没有权利要求看看你们给我定罪的证据吗？”
“你有这个权利，到时候你什么都会看得到的，”又是那个姓杨的，他的脸白得吓人，似乎有点浮肿，把眼睛挤得窄而长，闪出像刀片一样细薄的寒光。“现在我先给你透露一点，你的同案人有铁证把你证死了……”
“哎呀，那不就是严茂顺吗？他说我贪污了三万，我还可以说他贪污了五万，你们为什么不信？”
“我们当然不会只相信严茂顺一个人的话，还有你的其他一些同伙的证词，你的单位里领导和群众，你的邻居和街道居民委员会，甚至包括你最亲近的人，都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姓杨的一张嘴全是明枪暗箭。他身上有一种彻底的冷静与冷酷，那双小眼睛不错眼珠地盯着我，一阵阵寒流从我的后背直升到头顶。
杨检察员的口气忽然又变得温和起来：“陈公琦，你是聪明人，不会不明白自己眼前的处境。已经进了收审站，不要提别人怎么看你，说句老实话，就是你心里还认为自己没有罪吗？现在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你的认罪态度。你的机会不多了，再执迷不悟，谁也救不了你啦！”
第一次提审几乎把我的意志摧垮了，特别是杨检察员那几句话，连我最亲近的人也证明我有罪。这是谁呢？陶波、儿女，还是父母？不，不可能！我不相信。他们能揭发我什么呢？
又过了七天，江科长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里。上次提审我，他坐在旁边一句话没说，这次却只有他一个人。先给我倒了一杯水，态度跟雷彪大不一样，甚至跟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印象也不一样。张口先叫我一声“老陈”，让我吃了一惊，感动得眼睛发潮。
“咱们直话直说吧，你的案卷我仔细看过了，有些问题不清楚，想跟你好好谈谈。”
我点点头，等待他的下文。
“你当然知道，你的案子目前主要由工商局的雷彪同志办理，检察院经济庭的杨春同志协助他，我们就更是协助他们了。因为所有的待审犯人都关在收审站，我们有责任了解你们每个人的案情，协助他们早日把案子查清。希望你不要紧张，不要有任何顾虑，实事求是地随便谈。”
江科长那张清癯的、应该说也是相当威严的脸，此时让我感到十分亲切。他这种平等的亲切的谈话方式甚至让我相信自己的命运又出现了转机，我在精神上已经有许久没有享受过人的待遇了……
我不开腔只怔神，大概使他误会了。他吸着一支烟，笑了：
“对了，我也应该作一下自我介绍。你只是跟着别人一块叫我江科长，不一定知道我的名字。我叫江维民，一九六六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在市公安局六处当科长。成立收审站的时候临时调我来帮助工作。怎么样，我可以提几个问题吗？”
“您只管问，我一定尽我所知如实回答。”
“你既然知道严茂顺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为什么还要跟他签订订货合同？”
我现在最怕的事情就是讲述自己的案情。已经讲过三百六十遍了，每讲述一遍灵魂都要撕掉一层皮，冒点血津。讲来讲去，我真是烦透了！对江科长，我不能不讲，而且在心里提醒自己，讲得越详细、越具体越好。看来他是正儿八经的公安干部，能够公正地对待我。只要公正，对我就是帮助。我稍微沉静了一会儿，把情绪稳定住。
“我真正知道了严茂顺的为人是近几个月的事，以前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一九八一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高峰，我的几项重要建议都实现了，轻工机械厂换了一个样子，厂房、设备是新的，人强马壮，生产任务大增。我主管生产，又揽到了一项灯具设备的出口任务，如果完成得好可占全年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上半年干得很好，到七月份我发现了一个大难题，按原计划购进的生产材料——‘□钢片口字铁’不够用，如果找不到新的货源，第四季度就有停机的危险。鬼使神差，我下班后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了多年不见的严茂顺。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工作，我当时正春风得意，自然以实相告。他自称是医药公司工程队的业务负责人，非要拉我到他家去喝酒。过去我对他不错，可以说有恩于他，见他的盛情难却就答应了。在吃饭的时候他提出要我替他承揽点加工任务或者修建项目。我正好缺少口字铁，他当场就拍了胸脯，一定帮我联系货源。几天后他到工厂找我，答应每年可为我厂提供三百吨口字铁。还说他的工程队专门抽出一个车间，为我厂把钞钢片冲压成口字铁。隔了一段时间，他又为我联系了东北、河北、山东等十六个单位来订合同，可以向我提供口字铁。直到那两个东北人赌博宿娼被抓住，咬出严茂顺，我才知道他是打着我的旗号向每个供货单位索要百分之三的手续费。所谓我是贪污受贿三万元集团的首犯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我负责的生产科一共签订了十六份价值一百万元的购进口字铁合同，按百分之三向供货单位索要贿赂，正好是三万元。其实早已经查清，至少有七份合同是清白的，对方交来口字铁，从我们厂财务科领走应得的钱，没有向任何人行过一分钱的贿。我敢起誓……”
我突然意识到在这样一种场合，向一个公安局的科长发誓，是愚蠢而可悲的！
“江科长，我以人格担保……当然，我现在是阶下囚，已经没有人格可言了。可我怎样才能使您相信，我确实没有接受过一分钱的贿赂，严茂顺红口白牙硬说我拿钱了，我说没拿，单凭他的证词不能定我有罪，光凭我的口供也不能说我无罪，这案子何时才能了结？”
“老陈，不要激动，喝点水。”
江科长的眼睛里有一种我无法理解的语言，他始终望着我，仿佛在估量我的身世、智力、命运、机遇以及我话中的真伪……
“不要以为凡是从你们嘴里说出的话，我们一概不相信。你说，严茂顺为什么非要坑害你呢？”
“我认为他一开始并不想害我，案发后他曾到我家里赔不是，原话是‘……我托了好多人，最后总算见到了工商局的刘副局长，还有管咱们这一片的老雷，我对他们是实话实说的，陈公琦是叫我给坑了，他不但没拿钱，我拿钱他也不知道。过去他是我的领导，我知道他出身不好，胆子小，如果让他知道我拿钱，他连合同都不会给订的。’他还求我暂时受点屈，不要跟工厂的领导谈，他花了一百块钱买的好烟好酒送给了雷彪，刘副局长和雷彪都答应很快给他结案……”
“等等，”江维民打断了我的话，他的目光变得无比锋锐和严厉，“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话如果是真的是什么后果，倘若是你捏造的会有什么后果，你不会不知道吧？”
“事已至此，我只能讲实话，顾不得会有什么后果了。我只住一间屋，严茂顺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场。”
江科长在他的本子上记了一些什么，等他停了手我才接着往下说：
“过了几天，他又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事情遇到了麻烦，公安局下了个文件，经济案超过五千元的就逮捕法办。他还说是雷彪让他找我的。这次严茂顺没有当着我的家人讲，而是把我拉到屋外的马路边上，他向我承认实际拿了六千五百元，求我替他承担一半儿。他身上带来了三千二百块钱，希望我收下，明天交给工商局，就说是我贪污的，他再交出三千多元，这样两个人谁也不会被逮捕。他说这是雷彪的主意，如果我答应下来，顶多就是科长当不成了，但可以救了严茂顺。他还有两千元的存款愿意送给我作为报答，叫我多讲点实惠，不要贪图那个科长的虚名。我当时真的打了半天怔，当时工厂的朱刚、刘青萍那一伙人正在整我，如果我承认自己贪污受贿了三千二百元，那就不仅是当不成科长的问题，会身败名裂，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上对不起祖宗八代，下对不起妻子儿女！我曾想把钱收下，第二天到工商局和盘托出，揭穿雷彪和严茂顺的圈套。又一想谁会相信我？严茂顺若翻脸不认账怎么办？当时没有别的证人，而钱又在我手上，怎么说得清楚？既然不想舍己救他，也用不着害他害己。于是我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严肃地告诉他这是栽赃陷害，雷彪出这种主意不是救他，而是害他。姓雷的不可能永远手大遮天，有一天露了馅儿，罪上加罪。不久我反而被抓进来了，现在严茂顺为了保自己，只能狠命地咬住我不放！”
“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写成材料？”
“我是要写的。除您之外，至今没有人认真地找我谈过话，更不会让我写什么材料。公司派出的工作组一进厂就贴出大字报勒令我停职，我提出要跟公司主管干部的书记谈话，他始终不安排时间。几天后突然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宣布我是贪污受贿三万元集团的首犯，撤销我的职务。我不是被抓而是被骗到这个地方来的，第一次提审您也在场，根本不容我说话。”
“你实事求是地写一份系统的交代材料交给我。”
“江科长，我想请教一件事。”
“你说吧。”
他声色不露，似乎猜到了我要提什么问题。
“雷彪不适合办我的案子，我能不能给公安局或检察院的领导写信，申述自己的意见？”
“你要确有事实根据就可以写，”江科长的神态里有一股深不可测的平静。对我所讲的关于雷彪的事情既不感到惊奇，也不表示愤怒；不表示怀疑，也不表示相信。对我的想法不鼓励也不反对，“我可以通过组织手续给你转上去。”
“我有根据，除去刚才讲的，严茂顺还准备送给雷彪一块高级手表。雷彪家里生活困难，有两个孩子在家待业，严茂顺正在为他的儿子介绍工作。还有其他一些情况，等我写出来您再看。”
“你认为雷彪同志是为了保护严茂顺而加害于你？”江科长的语气是冷淡而又严峻的。
已经说到这个地步，我也不能退缩了，只好心里有什么就往外扔什么：
“我认为就是如此。同时，他也想漂漂亮亮地办个大案子，立功受奖。这不能怪他，社会的法则就是天衍淘汰，适者生存。雷彪也是凡人，他想生活得意，自然就拼命适应社会。公司原来对我不错，打击经济犯罪的运动一来，一听说我是大老虎，态度立刻就变，欢欣鼓舞地把我抛弃了。公司也可借此出一番风头。”
江维民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着我，他的城府太深了。再加上我又是个犯人，妨碍了他跟我交流自己的思想。
牙膏·知了
崔朝柱逃跑了！
这几天我猜到他可能要出什么事情，没想到他会孤注一掷走出这一步。他裹进了一个倒卖黄金的案子，以前还曾因盗窃、群殴被抓过两次。近来他情绪反常，老是念叨自己可能被判刑……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倒也是一条汉子！
说来难以置信，越狱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容易得多。他选择了星期天的中午。星期天，收审站里的警察本来就少，到中午休息时间就更为懈怠。他也许把看守是谁、门口值班的警卫是谁早就算计好了。这天中午值班的看守是一个最好说话的老警察，他借口有重要的案情要交代，骗得看守开了号子门，他突然从腰里掏出一把用锯条磨成的刀子，逼住了老警察：
“我反正怎么都是个死，你要想活就别吭声！”
老警察还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他一把推进了我们的牢房。利用他“鹰头”的权威，叫几个新来的犯人用毛巾把看守的嘴堵上，解下看守的腰带把他的双手绑起来。崔朝柱一双血红的眼睛瞪着我们这些被他闹傻了的犯人：
“你们帮了我，我不能不顾义气一个人逃跑。你们敢不敢跟我一块冲出去？”
十三号牢房里一阵骚动：“怎么出去？”
“我们人多，就从大门大摇大摆地出去。”
“行吗？”
“行，‘帽花’不敢拦我。谁要得罪我，我逃出去就宰谁的全家！敢不敢？”
号子里没人应声。
“都是熊蛋包！”
崔朝柱往一个新“鸟屁”脸上吐了一口唾沫，转身出了号子，反手又把号子门锁上了。
“鸟屁”还战战兢兢地说了一句送行的话：
“‘鹰头’，再见！”
崔朝柱早没影儿了。
有人小声说：“他能跟你‘再见’吗？他要是被抓回来跟你‘再见’就没命了！”
大家拥到窗户跟前，看崔朝柱怎样冲出大门口。原来他还有第二套方案，用看守的钥匙打开天窗，爬上楼顶，抱着楼角泄水的铁管下到地面，然后翻后墙而去。原来墙上的电网是摆样子的，根本没有通电，而且破破烂烂，崔朝柱用木棍三敲两打就拨弄出一个大窟窿。
看守对着“鸟屁”用头撞，用脚踢，示意他拿出塞在自己嘴里的毛巾。
“鸟屁”不敢。“鹰头”走了，余威还在。
崔朝柱那破釜沉舟的气概，像狼一样坚韧顽强的性格确实把大家镇住了。简直不可思议，警察对犯人的东西检查得那么严格，他是什么时候藏起了一把刀子呢？看来管犯人的不一定就比犯人聪明。我以前对他印象很坏，现在忽然完全改变了。也许做人就应该像他这个样子，才能对付得了阴谋——这头恶毒而疯狂的野兽！早知如此，我真应该跟他一块儿越墙而去，找仇人清算，把自己的冤狱公之于众，即使死了也痛快。这个世界是为强者所准备的，只有强者才可以恣意享受它，它也可以被强者所霸占。窝囊废只是供强者取乐儿。我算强者，还是弱者？当然是后者，而以前我总把自己当成前者。崔朝柱身上有一种令我羡慕的东西……
犯人们对警察有一种本能的对抗情绪，谁也不愿意替看守拔出嘴里的毛巾。即使有人想讨好警察，也不敢在众人面前做得太露骨，免得警察走了挨揍。看守的双手是非放开不可的。嘴里的毛巾也是非拿掉不可的。大家推来推去，最后只得由谁塞的毛巾谁拿掉，谁绑的双手由谁解开。看守没有被蒙眼，他看得清清楚楚，刚才按崔朝柱的命令行事的那几个犯人心里犯了嘀咕。倘若被加上一条罪：捆绑警察，帮助崔朝柱越狱，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当天下午警察们忙着去追捕崔朝柱，没有搭理那几个“帮凶”。让一个犯人大白天就越狱而逃，对收审站实在是个莫大的讽刺。这也暴露了收审站的弱点，他们对犯人的待遇比真正的监狱里要坏得多，然而他们的保安措施却很不严密，大有空子可钻。
第二天，我们号子里那几个捆绑警察的犯人被拉出“码”了十分钟——双臂后背跟腿捆在一起吊起来。这是一种很严酷的刑法，据说半小时就可以把人吊死！
第三天，看守高兴地宣布了一个消息，崔朝柱被抓住了，直接送进了天津监狱，至少要判他十五年徒刑。
我看犯人们对这一消息持怀疑态度。按惯例，从哪儿逃跑的犯人还应该抓回哪儿，把他“码起来”，以儆戒他人。
看守还宣布了另一个惊人的决定：收审站经过研究，决定叫我当十三号牢房的号长。
我不知是该笑啊，还是该哭？我这个机械系毕业的国家技术干部、国营企业经过正式任命的中层领导，如今当了一个犯人的小头目！
我实在不想当这个号长，哪还有这份当“官”的心思？我已经没有精力顾及别人的事情了。
从表面上看，由于老号长释放了或逮捕了，重新任命一个号长是很平常的事情。对我来说这件事却意味深长——是喜哪？还是忧？按常理收审站总是找态度比较好、案情比较轻的人当号长，也就是说找他们信得过的人，这当然只是相对来说。比如我们这个号子，收审站曾指定郭建坤当号长，他自知斗不过“鹰头”崔朝柱，而管不了“鹰头”就无法管别的犯人，他才主动把号长的职权让出来，崔朝柱却毫不客气地就接受了。收审站也没办法，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真正信任的是郭建坤，而郭建坤的案情是很轻的。这样一想，说明收审站对我的印象还不错。反过来再想，我已经被关押了五十二天，再有八天第一期就届满了。在这个时候让我当号长，他们显然想到了我近期不会被释放。难道还要让我蹲到第二期？
收审五十二天，只被提审一次，总共不到半小时。我托郭建坤带走了一封上告信，交给江科长一份请求雷彪在我的案子里回避的申诉材料，全都石沉大海。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别的犯人老是吃不饱，我的饭量却越来越小，有时每顿饭连一个窝头也吃不下。因为没有镜子，看不见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但我感觉到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常常头晕，有时突然眼前一片漆黑，在一两分钟的时间里眼睛什么也看不到。收审站真不是人待的地方，我还担心时间长了会丧失记忆力，连说话的功能也会退化。
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号长还是当上了。我没有勇气拒绝收审站的决定，是吉不是祸，是祸脱不过。与其当个受警察和号长双重管制的二等犯人，还不如当个在警察之下、犯人之上的号子头。从宣布我为号长的那一刻起，犯人们对我的态度就大变了。以前只能说有些人对我还算客气，喜欢听我讲故事，需要跟我讨点剩窝头吃。现在则表现出一种敬畏和巴结的样子，大多数犯人都向我投来谦卑的目光，好像我手操他们的生杀大权。崔朝柱以武治号，我只能用文治。上台伊始，宣布了几条新的“施政纲领”：
1.取消“鹰头”和“鸟屁”的称呼，不论新老犯人一律平等，绝对禁止在号子里打斗。
2.吃饭不许抢，轮流按次序拿饭，不许挑大揩油，摸上哪个要哪个。
3.便池轮流打扫，每人负责一周。
4.把本牢房建成全收审站最干净、最团结、最舒适的号子。
我还向犯人们许愿，由我负责向收审站领导交涉，争取像监狱一样每天让我们放风半小时。在这个要求得到满足之前，我一天到晚都躺着，别的犯人也可随便。我眼睁眼闭，决不管得他们老是冲墙坐着。但在查号的时候必须规规矩矩。
犯人们受够了崔朝柱那狂烈的反复无常的管制，换上我这样一个开明的号长，真像获得了一次解放。为了防备他们得寸进尺、无法无天，我也宣布了一条纪律：
“我对得起你们，你们也得对得起我。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如果有谁违犯了本号的纪律，给我们大家带来麻烦，我也不客气。轻的，在我们号里用崔朝柱的办法教训他；重的我就要告诉警察，或把他送给别的号子。他既然不懂好歹就让他到别处去接受武斗的洗礼。”
犯人们感激我，心里也服气。以我的智力管理这十几个犯人当然不在话下。权力使用恰当就产生一种力量，使陌生的人也能很快跟你亲近起来。号子里常有些变化，老的走，新的来，谁被分到十三号牢房就认为自己有福气。我除去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以外，崔朝柱享受的特权我一样也不少，每天躺在床上不动，犯人们争着为我盛汤拿饭。想不到我陈公琦当犯人也能当出个样儿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犯人们都称呼我为“陈大爷”。
我有点不自在。我真的变化这么大、看上去很苍老了吗？“狱中才三月，世上已百年”，要知道我实足才只有四十三岁。不知不觉，我对“陈大爷”这三个字听得很顺耳了，我仿佛从里到外都变成了一个真正气息奄奄的老大爷。
又熬过了一个闷热的昏昏沉沉、似睡似醒的夜晚。早晨，看守递给我一块天鹅牌香皂，一袋黑白牙膏：“你的家属送来的。”
我心里有点纳闷。以往家里送衣物来正是我所需要，我如果急需什么东西，还可以告诉看守。由收审站再通知家属。这香皂、牙膏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叫家里送这些东西来……再说，上个月陶波给我送单衣来，里面就裹着一管崭新的黑白牙膏，我还没打盖儿哪！她不会糊涂到以为我半个月就可以用完一大袋牙膏吧？我连最早的那一袋都还没有用完呢！莫非是告状信出了差错，外面的情况恶化，她暗示我要做长期打算，就准备在这收审站待下去啦？这两袋大牙膏差不多够我用两年的！不要说两年，如果继续关在这里面，就是一年我也熬不过去啦……
我心里烦躁。有股邪火放不出来，便破坏那牙膏，拼命往漱口缸里挤。她既然送来了，我何必给她省着！
旁边的犯人问：“陈大爷，您这是干什么？”
我没好气地说：“心里闷得慌，挤点牙膏刷刷肠子。”
“陈大爷您可真逗，肚子里的油水都叫棒子面窝头给刮净了，肠子里除去清汤苦水没别的，你刷个什么劲儿呀！”
我很快发现牙膏里面不对头，牙膏袋的口大而圆，流出的牙膏却细而散，不成形。我从牙膏袋里抽出一个纸卷儿，是陶波的笔迹，字小得几乎难以辨认——
你怎么样？得不到你的消息真急死人！我非常惦念你，每周都去一次收审站打听你的情况，他们只说你很好。为了你的冤枉，为了我和孩子，千万要想开点，保护好身体。我到处托人告状，你的工资已补发。检察院和工商局审问了我两次。我们问心无愧，上了刑场也不怕。雷彪还嘱咐我，你的案子是他办的，没有他的同意，任何别的机关来人找我，我不得私自介绍情况。他们还说你跟公安局有关系，托了人，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告状信已寄走多日，尚无消息。你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告诉我。家里一切都好，勿念。
我赶紧从另一袋牙膏里也抽出一个同样的纸卷儿——
放出的人到家里来过，告状信收到，抄清后将立刻寄出。工厂扣罚了你的工资。我找到公安局、检察院，市里有规定，只有正式逮捕、判刑才不发工资。抓进收审站不算逮捕，理应照发工资。我会跟工厂交涉的，请放心。工商局一个姓雷的来街道上调查咱家的经济情况，非逼着徐大娘证明咱家最近买了一辆新的飞鸽自行车。徐大娘不错，别看“文化大革命”中主持召开过对我们家的街道批斗会，在你受冤这件事情上没有落井下石，是实事求是的。姓雷的还到咱家里察看，多亏我平时不会管家，一堆破烂儿，抄家都不怕。从出来人的嘴里知道了你的真实情况，很不放心。需要什么东西让警察通知我。多多保重，我和孩子们盼你快点放出来！
当我为自己在墙上画完第十二个“正”字的最后一笔，江科长亲自到号子来提我出去接受第二次审讯。在楼道里他对我说：
“老陈，你的申诉材料我们给你反映上去了。工商局领导经过调查研究，认为雷彪同志不算受贿，有些事情与本案无关，所以你的案子还是由他办理。我先跟你打声招呼，为了早日结案，你还应该积极主动地配合他。”
对我来说这不啻又是一记闷棍。我感到自己是这样孤立无援和身单力薄。而雷彪后面有工商局、检察院，工商局、检察院后面又牵动着错综复杂如铁网一般的社会关系，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地跟他们抗争，怎么会有好果子吃呢？江科长愿意为我去得罪雷彪吗？公安局的人愿意为一个不值钱的犯人去搞坏跟检察院和工商局的关系吗？
江科长甚至连对我的审问也不感兴趣了，他把我送进审讯室自己就走开了。
雷彪那张线条粗硬的脸非常苍白，眼睛里射出灼灼逼人的敌意，一上来就没有好话了：
“陈公琦，你没有想到吧？今天来提审你的还是我！我代表一级政府，你有天大的本事，水大也漫不过鸭子。你告到检察院、公安局、市委、国务院，我都欢迎。但要告诉你一句话，你的案子最后还得由我解决。你要恶意中伤，不仅治你的经济罪，还要治你的诬陷罪！”
好一番赤裸裸的威胁与恫吓，我没有告倒他，反而深深地得罪了他，激怒了他，真是活该倒霉！
“说吧，你跟许掌妹是什么关系？你给过她什么好处？为什么你俩以前那样好，以后又突然闹崩了？她告你强奸她，你要彻底交代全部过程！”
他脸上带着疯狂的神色，想一口把我咬死。
我也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胸中胀满仇恨，不顾一切地要反扑，要还嘴。可说出的话却是那样软弱无力，好像不是我的声音：
“许掌妹和刘青萍是一块进厂的高中毕业生，她倒没有太大的野心，只是想保住统计员的职务。统计员在一般工人的眼里是个很高雅、很吃香又很有权力的工作，考核生产，计算出勤，分配奖金等等与职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全由统计员干。一个女同志当上了全厂统计员应该说是很幸运的了，许掌妹不断给书记送烟送酒，而书记朱刚，跟刘青萍的关系更好，不把许掌妹放在心上。有一次过年，刘青萍把我们拉到她家喝酒，朱刚喝了酒之后公开对我们说：‘许掌妹不就是给我几条烟吗，哪天我撤了她！’不知为什么许掌妹跟刘青萍又是一对死冤家。她为了保住统计员的位子当然不愿得罪我这个顶头上司。但我们只是一般同志的关系。以后朱刚把刘青萍调到生产科准备夺我的权。但最先受到威胁的是许掌妹，刘青萍不会让她这个眼中钉留在生产科。生产科有两间屋，大屋是科员们的办公室，小屋是我和刘青萍的办公室。每天中午我在大屋吃饭，跟大家说说笑笑，有时还打会儿扑克。而朱刚每天中午则要到我的小屋里和刘青萍一块吃饭，有时下午的上班铃响了，朱刚还不走，他不走我就不能进去。他们的关系是明的，大家都知道，我何必要碍他们的眼，坏他们的好事呢？每天中午搞得我无家可归，有事情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心里当然很生气。有一天中午，许掌妹和其他一些干部在旁边敲铲子，说我是冤大头，科长的交椅眼看就要被别人抢走，每天还得乖乖地给人家腾地方，让人家放心大胆地幽会。我气不过就闯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看见他们的情态不雅，但并未做出什么大的越轨举动。我好心好意地劝了书记几句，叫他注意点影响，如果非要在工厂里谈情说爱，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谈。我犯了一个错误，古人讲劝赌不劝娼，何况朱刚又是个不懂好歹的土皇上。他原是戏院子里烧茶炉的，解放初期参加工会，打‘老虎’（指镇压反革命运动），搞‘三反五反’，入党当干部。原来的轻工机械厂只有三百多人，差不多都跟他有点关系，吃吃喝喝，狗咬连环。他成天吆五喝六，说了不算，算的不说，反复无常，脾气像狗脸一样说变就变。他的优点也在这儿，肚子藏不住话，我从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这是我和朱刚、刘青萍矛盾的开始……”
雷彪打断了我的话：
“你不要东拉西扯，我叫你讲自己跟许掌妹的关系。”
“你不是叫我讲出全过程吗？”
我感到说话特别吃力，好像肺里的气不够用似的。但我必须说，必须控诉，我有一肚子话要倒出来！雷彪带着个人的恩怨来办我的案子，我既然硬顶顶不过他，就要讲出全部实情，尽量感化他。叫他不要雪上加霜，迫害无辜：
“……十月一日中午，许掌妹找到我家，说工会发了几张电影票，问我去不去。我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去。二号上班后她就告到书记那里，说我侮辱她，企图强奸她。这种诬陷太卑劣，太不要脸了。她是看到我斗不过朱刚和刘青萍，我虽然手里抓着他们的把柄，不仅没有办法把他们搞臭，反而得罪了他们，刘青萍很可能要顶替我。她为了保住自己不被踢出生产科，转而投靠刘青萍，就想出了这么一招计策。把我整下台，就等于为刘青萍当科长立了一功。刘青萍果然感激她，跟她成了好朋友。朱刚也真想借机把我的生产科长撤掉。但是一调查，那天中午我的孩子在家，左邻右舍全都歇班在家，只看见我客客气气地送她出门，没听见她被强奸时的呼救声。事情传开以后连工人们都不相信，工人们说，要真有那种事情，许掌妹就不会说出来了。她为了求一个青年工人给她裁衣服，在机床后面站着就能跟人家发生关系！她是什么人物，厂里的群众很清楚。这件事工厂保卫科已经调查清楚了，朱刚也不敢撤我的职，许掌妹的诬蔑对我没有任何妨害。是几个月后我出了所谓的贪污受贿问题，朱刚才如愿以偿。您是工商局搞经济问题的，为什么对许掌妹制造的那场风波也发生了兴趣，旧话重提呢？”
“经济问题从来就跟男女关系问题连在一起，富贵思淫欲。你们捞了那么多不义之财，我想知道是怎么花的？严茂顺有这方面的问题，你的同伙中大部分都是酒色之徒，你能例外？”
他的思路就像铡刀一样武断而又直上直落，在他的铡刀下没有好人，一律铡成三截！
我强自做出一种空洞的苦笑，几乎是用哀告的口吻求他能够放弃私人成见，用稍微公正的态度对待我：
“雷彪同志，我哪来的同伙？难道你真的把我看成了赌博宿娼者的一伙？”
雷彪恶意地笑了：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我没有同伙，我没有犯罪！”
“你已经在收审站里待了三个月，以你现在这种顽固而狡猾的态度，还要继续在这里面待下去。想想看，谁还相信你会没罪？正像你们犯人自己说的，裤裆里抹黄泥——是屎不是屎说不清楚！”
他忽然露出了一种虚伪的同情。
他说了一句实话，使我的大脑受了致命的一击。我已经落进了这个荒谬世界的陷阱，只好就听任荒谬的摆布。倘若在这个地方再待三个月，连我也会相信自己是不清白的。我努力靠还算坚强的意志支撑着瘦弱的身体，不让它在雷彪面前瘫软下来。
“陈公琦，我再问一件事，有没有可能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老婆接受了严茂顺的钱？”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心里一震。
“我的意思你没有听明白吗？你是大学生，而严茂顺是个坑蒙拐骗的社会投机分子，为什么你们关系那么好？为什么他常往你家里跑？为什么他会那样关心你老婆，主动借钱让她跟你去广州旅游？据我所知，那一阵你们家的经济状况可是不好。”
我脑中涌出一团疑云，再也不能强作镇静，忽然站起来大叫：
“不，不可能！这是诬蔑，你们害了我，还想坑害我老婆吗？”
雷彪一拍桌子也站了起来，他的目光严酷而凶狠，似乎有一种能杀我致死的力量。我禁不住浑身颤抖。
“陈公琦，你不要胡说八道。是你自己执迷不悟，顽固不化，害了自己，也害了你全家！告诉你，你的小儿子眼睛已经瞎了。”
“你说什么？”
“你的孩子眼睛出了问题。为了你的老婆孩子，快点承认吧。以你的情况判不了几年刑，再这样拖下去，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雷彪不再搭理我，竟自走出了审讯室。
我听他在楼道里喊：
“看守，把陈公琦送回号子。告诉江科长，我走了。”
我心里想着要迈步出房门，不知为什么脚步移动不了，身子晃动着，眼睛又被一片黑暗蒙住了，啪喳一声，整个身体都摔倒在地上。一刹时仿佛被雷彪对我那末日审判的霹雳击中了，神经、理智全被雷火烧毁了，我失去了对自己控制的能力。忽然号啕大哭起来——
我从来没有这样哭过，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还会这样哭。忘记了羞耻，忘记了做人的起码尊严，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和自己，死命地呼号！左手揪住自己的头发，右手捶打自己的眼睛，身子在地板上扭动翻滚，脑袋朝着桌子腿拼力碰撞……
我哭得天旋地转，哭得超越了痛苦，反觉通体虚脱，四肢轻浮，万念俱灰。仿佛不是我在哭，是一颗受了致命伤的灵魂，借助我的躯壳在垂死挣扎。我不能自已，完全是一阵狂暴的神经错乱！
警察们围着我不知所措。
江科长拍打着我的后背：“老陈，你怎么了？老陈，老陈，冷静点。”
我突然像女人一样哭喊出有内容的句子：
“你们枪毙我吧，别害我全家！雷彪，你把我毙了吧！为什么要把我儿子的眼睛搞瞎……”
“老陈，你说什么？”
江科长继续拍打我的后背，像哄小孩子一样。男人的哭啊，别人受不了，自己也受不了！
我渐渐止住了哭声，不是我想停住，而是心里哭嘴上发不出声音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要把我的身体撕成两半，拧成麻花儿。这力量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产生在我身体的内部，仿佛在心脏发生了地震，在胸口爆发了火山！我的右半个身子已经不属于我，不停地抽筋，右眼往上吊，右嘴角往上斜。这种剧烈的毁坏身体机能的痉挛和无规则的扭动，使我疼痛难忍。“五马分尸”的痛苦大概也不过如此。
我的头脑却异常清醒，知道自己要完了。也好，就在这极大的痛苦中告别这痛苦的人生和世界吧！什么都来不及想，来不及说，想说也说不出……
江科长把我扶起来。他也不像往日那么深沉自若，似乎真的动了怜悯之情，大声呼叫着：
“老陈，你怎么了？老陈……”
我想冲他笑一笑，他的脸上却现出恐惧的神色，大概我这个处于穷途末路的人的苦笑是十分难看和吓人的。他以为我要说话：“你想说什么？”
我发出的声音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断断续续而又含混不清：
“江科长，我是冤枉的。我儿子的眼睛瞎了，老婆的清白受到别人的诽谤，我对他们是有罪的……对不起他们！”
我抵抗不住那跳跃的撕心裂肺的疼痛，闭上眼睛和嘴，静等那最后时刻的到来。
“老张，你去找大夫。”
“小王，你去准备汽车。”
江科长是个好人。他们把我放上担架，抬出了审讯室。
“知了，知了……”
院子里那棵大杨树上的知了叫得真欢，它们知道些什么呢？我若是一只知了或麻雀该有多好……
哑巴·神偷
我的躯干像一根放干的油条，没有油性，没有水分，渐渐干瘪，枯黄，僵硬，脆弱。
我确实尝到了死亡的滋味，当右半身剧烈地抽搐停止以后，有一刹那我感到通体舒坦，周围一片宁静，内心感到温暖、和谐与快乐。忘记了眼前的处境。丢弃了一切烦恼、悲愤、沮丧和痛苦。解脱的灵魂渐渐上升，甩掉了这副一钱不值的臭皮囊，向远处飘逸——我看到了地府的光芒。原来地府和天堂只是一墙之隔，我从未见过的祖父、太祖、老祖、老老祖宗，都伸出双手欢迎我。看来他们活得自由自在，健康而愉快。早知地府这么好，我何必在人间受那种折磨！我活了四十多年，想追求奇遇、成功和与众不同的生活，到头来枉受缧绁之苦。现在却能够过一种安定和平稳的日子了。
老祖冲我口念偈语：
空则无得 寂则无说
一尘不染 何贪何受
抽搐重新开始，一阵痛楚重又把我召回人间，原来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给我打了针，灌了药，我听不清医生跟江科长说了些什么，昏昏沉沉只觉得他们又把我抬回了收审站。
人家都说死而复生的人对命运看得更清楚，对生命更加热爱，对人生更加积极。我却感到人活着是一种丑恶的现象，对人生更加厌恶，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身后老是站着一个恶魔，它戏弄我，狎玩我的命运。
我本来喜欢文科，高中毕业后家里却非让我考工科。谁知念完大学二年级忽然得了一场感冒。感冒算什么病？我竟卧床半年，转成肺炎，大口吐血，只得休学。如果我按期毕业于唐山矿冶学院，就会走另外一条人生的道路，过另外一种生活。如果我考上的是文科大学，心情愉快，也许根本就不会得什么感冒。
病好以后我还曾考进了人民艺术剧院，给一个著名的导演当助手。连洪千彩都向我频送秋波，希望重叙旧好……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说不定成了一名正式的导演。如果不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如果不进轻工机械厂，如果、如果……
我仿佛真真切切地看清了自己的命运是怎么形成的，人生就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这一连串的偶然就构成了我命运的必然，想逃脱是办不到的。我倒霉就在于始终不能平静、泰然地接受自己命运的安排，老想给自己的生命找到更理想的突破口，血管里有股力量必须要流出来。老祖那句偈言是怎么说的？
一尘不染 何贪何受
我深感惊诧，老祖的音容笑貌及他说的话，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到底是梦，是醒？是真，是假？我是活着，还是死了？
我睁开眼。
“陈大爷，你可醒了！”
犯人们围过来。
“陈大爷，你好点了吗？”
“你整整睡了两天两夜，江科长来看过你好几次。”
我眼前晃动着一张张亲切的脸，有的须发蓬乱，像狮子狗一样善良温顺，有的长相丑陋，但丑得可爱，眉间尚存忠厚。眼下他们是我的难友，我的亲人，只有他们关心我的生死。
右半身的抽搐已经好多了，偶尔还有一些轻微的痉挛。只是头痛欲裂，像有一把锯子在锯我脑颅。从百会、印堂、人中到膻中、中极有一条线，我明显地感到这条线冰凉而又不停地颤动，把身体分成两半儿！右边有些麻木，但是勉强能够活动。
“你们说我睡了两天两夜，那现在是第三天了？”
我挣扎着坐起来，在墙上画了多半个正字。
江科长和端着一大碗病号饭的看守进来了。
“老陈，好点了吗？”
江科长叫我趁热先把面汤吃了。一大碗糨糊糊的面条儿，上面漂着香油、葱花，里面还卧着两个鸡蛋。我好久没有饿的感觉了，肠胃对于食物就如同我对生活一样厌烦。可是见了这碗香油葱花面，突然胃口大开，馋涎已滴。就像三个月没吃一口东西的饿鬼，顾不得客气，顾不得在众目睽睽之下稍微讲究一点吃相，三下五除二，还没有尝出什么滋味，一碗病号饭已经倒进我的肚子里。吃到最后两口才感觉到香味，肚子里仍然觉得空空如也，要是再有两碗就好了！既然想照顾一下我这个病号，为什么不管饱，刚把馋虫勾上来就没了……
江科长看出了我的心思：
“老陈，医生嘱咐千万不可多吃，你那个功能紊乱的肠胃一下子承受不了太多的食物。但是你又严重地缺乏营养！”
他又把一包炒花生豆递给我：
“每次要少吃，每天可多吃两次。”
他忽然抬头看看同号的其他犯人，那神情是担心他走了以后，其他犯人会抢夺我的花生豆。但又不想把这番意思挑明……犯人们的确馋涎欲滴。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平时犯人尚且不敢对我无理，何况这花生豆是他江科长送的。他这个收审站的大科长亲自到号子里来看望我，为我送吃送喝，已经在其他犯人眼里大大地提高了我的身价。我向他表示了感谢。但眼下我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
“江科长，您能不能告诉我，我儿子的眼睛到底是怎么瞎的？瞎了一只，还是两只全瞎了？”
他的脸色马上沉了下来，我的心也随之冰凉了。
“根本没有的事！你的小儿子在学校踢球，左眼被足球碰了一下，只是有些红肿。你爱人为了安全起见，防备小孩子不注意再碰着，就用棉纱暂时把孩子的左眼蒙了起来……”
“真的？”我不敢相信似的望着江科长的眼睛。
他神色严峻，不像是哄我。再说也没有必要哄骗一个犯人。
“昨天我亲自到你家里了解这件事，查看了孩子的眼睛，已经快好了。雷彪同志那样讲是不负责任的！”
“谢谢！”我松了一口气，可心里并不轻松，雷彪为什么要吓唬我呢？
“江科长，请您实情相告，我是不是得了半身不遂？”
“不，医生说你是神经官能症。”
“神经官能症？”这比瘫痪更可怕，“这不是发疯的前兆吗？”
“你是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再加上长期失眠和身体缺乏营养所致。不是所有神经官能症病人都会发疯的，这要靠自己会调理精神。我之所以实情相告，因为你是个有知识的人，我相信你的理智，相信你的意志，你要多加注意。当然，我也会把你的情况反映给工商局和检察院，让他们加速调查，快点处理。”
疯子，我会变成一个疯子！蓬头垢面，胡言乱语，见人打人，见物砸物，随心所欲，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在别人眼里自己是疯子，在疯子眼里其他人又何尝不是神经病！用疯狂解脱自身的痛苦，用个人无约束的疯狂对付社会上有组织、有系统、铁板一块的疯狂，也许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据说疯子不受法律制裁，一疯就自由了。
雷彪就是要把我逼疯，把我吓傻，把我拖死！我死了正好灭口，我疯了他们看笑话，朱刚、刘青萍、许掌妹，还有严茂顺……
一想起严茂顺就像有一条毛毛虫在心里爬，他真的背着我跟陶波也做了手脚？不，我绝对不相信陶波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她跟着我吃了那么多苦，再怀疑她简直是一种罪过！我不相信雷彪的话，可他的暗示像一团不祥的阴云，不时地会在我脑子里面盘旋、翻腾。陶波不会看上严茂顺，这一点不用怀疑。但她热情、简单，长期跟儿童打交道，自己也有一副童心，对社会和人的了解像儿童一样单纯幼稚，认为凡是表面上老实可亲的人就一定是大好人。焉知她不会上当？连我都上了严茂顺的当嘛！严茂顺可是个色中饿狼，他酒后自吹，没有他征服不了的女人，他一眼就能看出什么样的女人需要什么，凡是他想要搞到手的女人，不管她身份多么高贵，一碰上他就浑身动弹不得……
我感到抽搐又要开始，急忙吞下两片药。
我不能老想这些事情，这岂不又中了雷彪的圈套！我不能死，不能疯，应该要求他们带我出去看病。
这是什么药？吃下去为什么昏昏沉沉老想睡觉，我闭上了沉重的眼皮。
从房角装有一根自来水管的地方，传来“咯吱、咯吱”——耗子磨牙玩儿的声音。老鼠的牙齿长得奇快，必须不停地咬东西，把牙磨平。书本、衣服、皮革、木箱最好。没有这些东西，只有石头、铁管它也得咬。如果它停下几天不咬东西，鼠牙就会长长，使它闭不上嘴也张不开牙，只能等着饿死。牢房里还有耗子，这太好了。光有人，房子里显得沉闷而无聊。我也曾养过一只蚂蚁，以后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耗子比蚂蚁又大多了，是个正儿八经的活物，牢房里好像一下子有了生机。
听声音这么老梆，牙齿凌利，一定是个大耗子。我真想睁开眼看看，但眼皮艰涩不听指挥，只好闭目欣赏这老鼠牙齿奏出的音乐。
我在南郊区劳动改造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在床铺底下发现一窝小耗子，心里腾起一股火气。贫下中农对我实行专政，连耗子也来欺侮我，居然敢明目张胆地在我床铺底下做窝生崽。我把那一窝小耗子打死，扔到了门口的粪堆上。中午我下工回来，发现我的床铺上有几十只耗子在闹腾，最大的一只耗子王跟猫一样大。它们把我的枕头、被子咬得乱七八糟，被我打死的那几只小耗子沾着满身屎尿，也整整齐齐地摆在床铺中央。原来是大耗子从粪堆上把它们拖到我的床上，正在隆重地为自己死去的儿女开追悼会，当然也是向我示威，床铺上拉满耗子屎。我抡起铁锨，猛一顿拍打，才把那群成精的耗子赶走。
连耗子都懂得报仇！自那以后，我对任何动物都不敢轻易伤害。
想起过去这件有趣的事，心里很愉快。看来我应该多想想愉快的事情，给自己安一根精神疏导管，目前只有回忆自己最得意的事情才是唯一的安慰。我有过最得意的时候吗？
我刚到农村的时候，队长分配我掏大粪。每天都在粪便里打滚儿。特别是掏完粪便以后盖那个粪坑盖儿，扑地一声，粪便像烟花一样四处喷射，我无法躲闪，溅得满身满脸都是粪便。当时又无处去洗澡，吃饭的时候只能把沾满粪便的手在沾满粪便的衣服上擦两下，拿起饽饽就啃。什么叫脏？我只知道饿！
当时活计很累，活得也够艰难，可身体毕竟还算是自由的。什么叫自由？人类上“自由”这两个字的当还算少吗？我现在几乎忘记自由是什么滋味了，真后悔在自由的时候没有认真享受自由。
我掏大粪的劲头以及粪便对我的污染连生产队长都看不下去，他受感动了。说我比农民还像农民，没有一点城里人的酸劲。我心里很清楚，自己已经不是城里人了，要活着，要吃饱，就得卖命干。干狗事，不像个狗样还行吗！
有一天队长问我：
“你还会别的手艺不？”
我会什么手艺呢？心里迟疑着，嘴上却答得很干脆：
“我会理发。”
队长算计了一下，一道命令就使我脱离了大粪坑：
“你就以咱们生产队的名义开个理发店，每天交给队上两块钱，队上给你记十分工，多赚的钱归你自己。”
其实，我只给自己的孩子推过头，从未给成年人理过发，更不会使剃刀。而农村的老头儿都喜欢让剃头匠把头皮、下巴刮得锃亮。俗话说人无三天力巴，绝处逢生，还有什么事情能难住我！我借口买理发工具，又回到城里，到全市最有名的“凤凰理发店”求爷爷、告奶奶，低三下四送小礼，说瞎话、编故事——自吹苦学理发手艺是为贫下中农服务。连偷带学，用三天时间总算掌握了一点理发的基本要领。回家买了五个大冬瓜，悬着腕子削瓜皮，锻炼手劲和腕子上的功夫。
一个星期后，我的理发店就开张了。头一个顾客就是一位连腮胡子的老大爷，这叫开门先碰上个大辣椒，我的双腿真有点发软。头一刀还敢下，越到后边手抖得就越厉害。多亏我临时想起了一段著名的快板书，叫《大老王剃头》——
有个剃头的大老王，
挑着担子走四乡。
碰上个地主要剃头，
价钱讲定是二斗红高粱。
地主有话讲在先，
拉破一个口儿
要扣掉一斗红高粱。
地主摘掉大草帽，
老王心里直发凉：
这脑袋七棱八角
除去沟就是梁，
跟猪头长得一个样！
老王心里一紧张，
“噌——”拉破了一道口儿，
“扣你一斗红高粱！”
老王心发慌，“噌——”
又拉破了一个口儿，
地主得意地举起两个手指头：
“扣你二斗红高粱！”
老王心里来了气，
抡起刀子“噌噌噌”！
“我一不做，二不休，
今天叫你全扣光！”
想起这段快板书，我的精神忽然放松了。反正老头儿的脑袋在我手里抓着，管他是地主的脑袋还是贫下中农的脑袋，他的生杀大权操在我大老陈手里，我的双手不再发抖。虽然给老头儿拉破了几道小口儿，总算顺利地过了第一关。
我的操作技术实在算不上高超，但我的审美意识是一流的。某些小地方可能理得不够整齐，大的轮廓、发型保证说得过去，因此青年人还是愿意叫我理发。那个时候男女发型都很简单，千篇一律，我很快就能应付裕如。顾客越来越多，每月除去缴给队里买工分的钱，自己还能剩个六十多元，比在城里活得还舒心自在！
公社书记也叫我推过几次头，当然是一分不收还要侍候得格外小心。我边推头边陪他说闲话，他认定我是个“能耐人”。很快，新的机遇又降临到我的头上：公社调我到拖拉机站当技术员。
拖拉机站里养着十四个大爷，农闲的时候他们打扑克、下象棋，一到农忙的时候拖拉机就坏。我去了以后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大爷们捣蛋，我自己学会了开车，他们便拿不住我。我上中学的时候就会骑摩托，开拖拉机如同闹着玩儿，捎带着连汽车的驾驶执照也拿下来了。我不敢说自己有多么聪明，至少不是笨人，车钳铣铇，画线下料，我都能来两下子。扩大业务范围，增加收入。有了钱就好办事，可以让领导高兴，也可以让下边的人听话；可以赏，也可以罚，还可以整治人！有人出难题难不住我，有人叫板也叫不住我，只要有事业可干，七股八叉、钩心斗角，我不在乎。由技术员升站长，由站长升厂长……
天无绝人之路，我陈公琦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能活得下去，连掏大粪都能掏出花样儿，当犯人也熬上个犯人头儿……
号子里又响起老鼠磨牙的声音：
“咯吱、咯吱！”
清脆悦耳。我害怕惊动它，慢慢睁开了眼睛——
墙角的自来水管连接着楼下的女牢房，一个我没见过的犯人蹲在地上，用手抠水管四周的水泥块，我抬起身子招呼他：
“喂，你想干什么？”
他没有理睬我，连头也没有转过来。也许是我的声音太小，他没有听见。
犯人们见我醒了都凑过来：
“别喊了陈大爷，他是哑巴！”
哑巴？哑巴能犯什么罪？怎么也来到了这个地方？他似乎感到用手抠不过瘾，抓住水管用力摇晃，那意思似乎是想把楼板摇出个窟窿！他穿着背心短裤，皮肤像黑紫色的缎子一样油光发亮，一用力身上的肌肉隆起，疙里疙瘩，一副令人羡慕的好身板。脑袋剃得精光，上下一个颜色。没有人知道他犯的什么案，叫什么名字。更猜不透他成天跟那个自来水管玩儿命又是为什么？
“陈大爷，你这回可捞够本了，吃完了睡，睡醒了吃。”
我的确是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十来天，这其间收审站的医生来给我打过几次针，右半身的痉挛基本上能控制住了，只是身体太虚弱，脑袋还有些昏昏沉沉。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躺下去了，越躺越不想起来，有一天想起来恐怕就真的起不来了。我若不想死就得尽可能多活动，恢复右半边身子的机能。我试着慢慢下了地，腿脚好像不是属于自己的，沿着床边走了几步，血脉渐通，腿脚才开始灵便起来。
估计快到吃第二顿饭的时候了，我想漱嘴洗脸，让自己清醒清醒。老犯人到便池给我接凉水的时候，不得不让哑巴挪开一点地方，他站起身看看我。
我冲他笑笑。
他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虽然吐不出含义明确的字眼，但五官却如同一块微型集成电路板，能表达各种丰富多变的感情信息。
我明白他的意思：向我表示关切，问我身体感觉如何？
我感激地对他点点头。
在我昏睡的这段日子里，号子里又来了三个新犯人，除去哑巴还有一老一少。那年轻的贼眉鼠眼，相貌猥琐，我猜测可能是“皮子”（小偷）或“黑线”（晚上拦路抢劫）上的人物。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向我露出谦卑的笑脸：
“我叫范天文。”
“犯的什么案？”
他还有点扭捏，似乎不好意思说出口。
号里的老犯人不耐烦了：“陈大爷是号长，问你什么你就老老实实地回答。”
“进了这个号子算你烧了高香，要在别的号子早把你打熟了！”
“瞧你这个假眉三道的赖样儿，天生是个‘鸟屁’！”
……
犯人们七言八语，有些不逞之徒大概早就手痒痒了。他们天生喜欢阴暗，我这个号长可能不如崔朝柱更合他们的口味。
范天文确实被吓住了，赶紧低下头老老实实地说：
“我是吃白钱的。”
我想“吃白钱”大概就是偷盗之类的行当，为了别惹起是非我没再详细追问他。另外一个小老头儿，倒是慈眉善目，一副和气生财的样子。他见我把脸转向他，主动地点头赔笑：
“陈大爷。”
“哎，可别这么叫！”我赶紧摆手，“别看我胡子拉碴，比你小得多。你这样叫我折寿。”
“别客气，我今年整五十。”
“比我大七岁。贵姓？”
“免贵姓刘，单名叫义。”
我笑了，这个刘义有点买卖人的习气。不觉也换了一副开玩笑的口吻：
“阁下犯的什么案？”
“咳，说来惭愧！”
他像演员一样有声有色地仿佛要起板开唱：
“伪造股票，倒卖了一点粮票，我的职业是金银首饰匠，在干活儿的时候碰巧也会做点手脚……”
一个性急而又只会用暴力抢夺别人钱财的犯人插嘴问：
“股票也能伪造？这么说你还会造假钱？”
“小兄弟，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不能伪造的。诸位以后如果需要刻图章，需要各种各样的介绍信、证明信、工作证、记者证，请去找我，我一定效力。可就是一条，这次进来不知还能不能被放出去！”
犯人们被他那幽默乐观的神态逗笑了。
刘义是个能说会道、善于交际的人，很快就赢得了犯人们的好感。
我对他的职业更感兴趣：
“这么说你对金银首饰一定很内行了？”
“不敢，略懂一点皮毛。”
“解放前夕，母亲把家里的金银细软裹了一大包袱，交给我亲叔叔带往香港，让他站住脚以后派人来接我们全家出去。这些财宝实际上都是我母亲的，外祖父家相当有钱，连他们家的房子都是仿照故宫的样式盖起来的，只是比故宫矮一点。谁知叔叔到香港以后把这笔钱占为己有，根本不跟我们通音讯，后来他成了一家大表行的董事长。至今，兄弟、叔嫂之间视为仇敌。家丑家丑，家家都有。”
刘义见我突然不说话了，就试探地说：
“陈号长，尊夫人如果有金银首饰需要加工，我出去以后一定愿意效劳，而且分文不取，保证不缺分毫。”
母亲手里确实还有几件金物，说了几次想给陶波和我的女儿改成戒指和耳环。我笑着问他：
“你在加工的时候是怎样做手脚呢？”
他成心卖关子：
“我不能说，我要公开了自己的手段，尊夫人就不会再让我干活儿了。”
“没关系，让我们开开眼，以后好给你多揽点买卖。”
他一抱拳：
“那我就献丑了。比如，一个老太太叫我把一只断了的方戒指给她儿媳妇打成细戒指，我先将方戒指打成细长条。然后找她要凉水，说金子需要泡一下。趁她进屋取水的工夫，我立即截下一段金子含在嘴里。诸位听清，完成这全套动作最多不过两秒钟，神仙也发觉不了。”
“你可真神了！”有人发出赞叹。
我心里觉得可笑，不用神仙，警察就把你抓来了。
刘义还有点老天真。仿佛他不是在讲自己走麦城，而是夸耀怎样过五关斩六将：
“有的时候我把耳环在煤油灯上加热拉成细长条儿，用两张纸片裹住两头，一边拉一边用指甲掐，两颗绿豆大的金粒就裹进纸团，借着摸火拿烟之机金豆便进了我的口袋。有时，在脖子上搔痒痒，金子便落进了裤腰；有时，假装提鞋，金子就滚进鞋窝。总之一句话，神出鬼没，变化万端，让主家感到眼花缭乱，防不胜防。”
不知谁咂咂舌头：
“老天哪，谁要叫你干活儿可倒了血霉啦！”
“怎么样？陈号长，尊夫人的戒指不敢叫我打了吧？”刘义揶揄地说。
“老刘，你真是神偷！”
我决不是挖苦他。他让我感到犯罪也是一种智力活动。
“咳，再神也神不过人的心、人的眼，最终我不还是神到这个地方来了！”刘义转眼间变得神色黯然，真像个老头子了，“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合法的小偷，大块的金银往家里拿，没人敢管；另一种是非法的小偷，我们属于后一种。”
不管怎么说，牢房里增加了刘义，使我的心情变得愉快多了。今后有了可以说话、可以交流一下正常人的思想和感情的人。我给他打气：
“老刘，咱们说定了，我老婆的戒指和耳环一定叫你做。”
“好啦，有你这句吉言，我就能盼到那一天。”刘义不愧是闯荡江湖的老梆子，乐观而有风趣。他一来，号子里的气氛就显得活跃多了，犯人们都挺开心。
只有哑巴无动于衷，一个人蹲在墙角挖水泥。没有人敢招惹他，大概是害怕他那身力气。
蚂蚁·逮捕
我例行公事般的每周要找两次江科长，请他给雷彪打电话。我要求见他，要他带我去医院看病。由被动地等待提审，变为主动地要求提审。雷彪每隔一个多月来一次，一次最多不过十五分钟，而且都是我向他提问题，提要求。不管我的问题多么迫切需要解决，我的要求提得多么恳切，雷彪始终不愧是我的克星！他一见了我就没有好脸色，没有好话，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最后总是那句话：“关于你看病的问题我回去研究研究再说。”他的研究从无结果，从不给我答复。等到下次见面我把老问题再重提一遍……
脱去夹衣换上单衣，如今在单衣外面又需要加件毛衣了。我在收审站熬过了五个多月，眼看期限已到，却看不出一点要释放我的迹象。心里打鼓，吉凶难测。如今我已是掌管楼上五间号子的“大牢头”，如同“二警察”，手里还确实有点权力。我进出牢房比较方便，只要打声招呼看守就给我开门。我实在忍受不了跟犯人们一块排队大小便，好像人的排泄器官跟自来水的龙头一样，打开就流，一关就停。有时我蹲得双腿麻木，在众目睽睽之下仍不能痛痛快快地拉出那摊屎。现在我就可以到厕所里去大便。经过我的努力，每间号子发了个大水桶，可以到厕所里接水回到号子漱嘴洗脸，再不用洗漱拉撒全靠那个便池了。
作为“大牢头”，我还有一项权力——收审站办起了一个黏合剂加工厂，每天由我从各个号子里指派二十个犯人去加工厂劳动。据说社会上兴起一股经商风，各机关团体纷纷开公司、办企业，赚了钱给自己的职工发奖品、送红包。靠山吃山，近水吃水，收审站只能吃犯人。去加工厂劳动的犯人可以吃得饱，有菜，还可以分到几支香烟。但是，江科长嘱咐我只能挑选那些比较老实服管的、案情较轻或准备释放的犯人去劳动。十三号的犯人自然沾光比较多，我特别偏向他们，有时也利用他们为我传递点消息。
陶波带来消息：我所在的工厂通过组织手段托到工商局和检察院，千万不能放我出来！
公家走公家的后门，对付我这个收审犯。什么法律，权力就是法律的娘！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太傻了，不能这样傻等，不能被收审站对待我不错的假相所蒙蔽，精明而又通情理的江科长救不了我。整个法律跟我作对，工商局、检察院成了我的敌人！
我仿佛随时随地都能听到雷彪的声音，都看得见他嘴角泛起的那种带着毒喇叭的微笑。
既然社会不需要，我何必非要做个顺民？我感到自己身上的恶性因子在集结、膨胀、繁衍——这就是我对命运实施报复的动力。我的心扉深处已经萌生了一种铤而走险的念头。当然还要再等几天。因为我跟三楼的看守已经混得很熟了，他也向我透露了一些消息——他听到江科长打过这样的电话——
“……我们认为，根据目前的材料很难给陈公琦定罪，他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再不处理我们就放人！”
我估计熄灯的时间快到了，就打水漱口。
哑巴急忙放下他抠水泥的工作，倒了一盆冷水放在便池旁边。等我漱完嘴，他用毛巾蘸了冷水，轻轻地先帮我把全身擦洗一遍。随后我便赤身裸体的趴到自己床上，哑巴拧干毛巾为我搓澡。他手大力气大，心又格外细，裹着冷毛巾的手掌像一架按摩器一样在我身上滑动。不，任何按摩器也比不过他的手掌，很有力量又极其温柔，我身上的每一个部位、每一处穴道、每一条筋脉都搓到了。我的身体由凉变热，最后搓得我浑身冒火，筋骨舒畅。搓完了后背搓前胸，搓完了躯干搓四肢。哑巴心到手到，细致而有耐性，比高级浴池里最好的搓澡师傅还要棒！搓完以后躺进被窝，哎呀，太美了！我每天晚上都要这样搓一遍，两个多月来证明对身体的恢复大有好处。
哑巴给我搓完澡，又去抠他的水泥。
忽然，他哇呀哇呀地怪叫起来，双手拼命摇动着自来水管，水管发出嘎嘎的响声。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穿衣下地。因为别人不敢管他，他只有对我百依百顺。我经常派他去加工厂干活儿，不干活儿的日子我也会每顿饭省给他半个窝头。越是哑巴越心灵，他像私人保镖一样对我忠心耿耿，他的事我怎能不管？
原来哑巴将水管四周的楼板挖通了，通过这个窟窿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楼下女牢的灯光。
楼下立刻传来女人的叫骂声：
“喂，楼上你们这帮该死的，要闹地震，还是要拆楼？”
一听见女人的声音，我的犯人们立刻都跳下床来，把脸凑近窟窿。有个小子连说话的腔调都变了：
“喂，姐姐，我们都憋坏了，掏个窟窿想看看你的脸蛋儿。”
“不给脸看给屁股蛋儿看看也可以！”
我立刻喝住他们。
楼下的女犯也不是好惹的，不急不气地回骂过来：
“臭狗屎、下三烂！快看吧，楼下住的除了你妈妈，就是你姐姐、你妹妹。”
“蹲了大牢还想找便宜，叫你们这群臭王八蛋一个个都判死刑、判无期……”
我的犯人们还想还嘴，我赶紧叫他们回到自己的床上去。谁知我这个号长的威望这时候突然一落千丈，有几个色鬼抓住水管就是不肯离去。他们浪荡的神态，淫邪的目光激起了哑巴的愤怒，抓住他们像扔鱼篓子一样，一个一个都摔回到大床上去。
我凑近窟窿，尽量把话说得文雅些，只有这样才能压住她们让对方想骂粗话也不好意思张嘴。
“女号的难友，刚才是我们的犯人粗野无礼，实在对不起。我是楼上男牢的号长陈公琦……”
楼下果然安静下来了。我接着说：
“我们号子里有个哑巴叫王铁林，是北塘口的渔民。除去不会说话，其他方面都是百里挑一的男子汉，为人实在，聪明能干，有一身好力气。他打了鱼总是把好的挑出来交给本村的一个女人到集市上去卖，时间一长这两个人就产生了感情，发生了关系。那个女人的丈夫是个假男人，醋劲却很大，就想把他老婆打残废，不能再上街卖鱼。被哑巴知道了闯进去，反把那个假男人打伤了。人家告那个女人勾结哑巴谋害亲夫。这件案子最后怎么判咱先不说，我要说的是哑巴这片诚心，他用手指头天天抠，十个手指头全流过血，指甲也裂了……”
忽然从楼下传来一个女人抽抽噎噎的哭声，我心里有数了，不禁佩服哑巴的精细。他怎么就知道自己的情人关在楼下呢？
“哑巴为什么要挖这个窟窿呢？他猜想那个女的就关在楼下，挖穿了楼板就等于两个人心相通、命相连，一块坐牢，朝夕相伴。那个女的叫张鸭美，不知是不是在你们号里？”
“在，在，鸭美，你快跟哑巴说几句话……咳，瞧我糊涂的，他听不见。那可怎么办呢？”
听声音是刚才第一个说话的女人，也许她是女牢的号长。
很快就传来张鸭美带着哭腔的声音：
“陈号长，麻烦你老转告铁林，我很快就能放出去，这是警察偷着告诉我的。我出去以后就到法院离婚，离不成宁愿再回到这里来。是我害了铁林……我死活跟他！”
我说：
“张鸭美，你赶快站到水管旁边来，让铁林看看你。”
哑巴把脸贴近窟窿，呀呀地叫着。
楼下的张鸭美也在急切地呼唤：“铁林，铁林！”
窟窿太小，楼板又太厚，他们顶多能看清对方一个鼻子或一只眼睛。
熄灯的哨响了。看守还算有德，刚才大概是去打扑克忘记吹哨了……
半年的期限到了，我等待着“宣判”。
六十二天了，没有消息。
六十五天了，仍无动静。
六十九天了，我去找江科长，江科长不在。我的问题使他为难，也许有意回避见我。我只得问别的警察：
“你们这里有规定，每期三个月，每个收审犯人最多只能关押两期，我已经超过九天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哎呀，看守没有告诉你呀？”警察跟我装傻，“昨天检察院来电话，鉴于你的案情特殊，一时处理不了，还得再延长一段时间。”
虽然这个答复并不是太出乎意料，毕竟是警察正式传达了他们上峰的决定，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沉重打击。我感到心里的怨恨像火焰一样急于要向外喷射。
“收审站是执法部门，连你们自己定的制度都这么一钱不值，说变就变，还有我们这些草民说理的地方吗？”
值班警察是个笑面虎，乐呵呵地说：
“老陈，你身体不好，千万别着急。我们是磨房的驴——听吆喝！我恨不得把你们都放了，还赚清静呢。”
是啊，跟他说气话有什么用？他听头儿的，头儿又听谁的呢？那就难说了。任何法律都是由人制定、由人执行的，可什么是人呢？
既然人和社会创造了监狱，看来我是无法摆脱它了！我已经学会了给自己消火，有个神经官能症管着我，我不想让它把我带进疯狂的境界。
我不愿马上回到号子里去，就拐进了楼上的厕所。厕所的后窗户对着一片菜地，穿过菜地有一片高低不等的房屋，别看那建筑不整齐，却是自由的世界。我抓着窗户上的铁棍，贪婪地看着收审站以外的天地，呼吸着带有臊腥味的新鲜空气。
一个完整的越狱计划在我脑子里诞生了……
看守对去加工厂干活儿回来的人检查得比较松，有时我在旁边再打点掩护，他们已经为我带回来三根钢锯条。万事齐备，只等东风了。
当我在墙上画完第十五个“正”字的时候，机会来了。傍晚突然变天，一阵飞沙走石过后下起雨来，风声雨声会把钢锯锯铁棍的声音完全吞没，何况看守等到犯人们睡着以后自己也就去睡大觉了。他们只提防单人越狱，所有防范措施都是针对一两个人的。而我要发动的是一场集体越狱，正好利用了看守思想上的麻痹。大雨会把我们的脚印及一切痕迹冲个净光，逃出去的人多，警察追捕的目标就分散，我们漏网的可能性就增大了。
我私下里已经串联好了八个案情比较重的人，他们都起誓愿意跟我一块往外逃。锯门锁、锯厕所的铁窗以及扶我翻越墙头都是不成问题的，我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这个计划是万无一失的。我出去的目的是为了告状，要把自己的冤屈公之于众。即使失败了，顶多就是被判刑，那就可以请律师，我自己也有了发言权，在法庭上把一切都讲出来，包括这次策划集体越狱的动机，一切都是被逼无奈！越狱的人越多，对社会的震动越大，如果造成一个大的政治事件，引起市里或中央大头头的重视，我伸冤也许就有望了……
我思考着怎样对全号的犯人讲，拉出去的人越多越好。还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考虑，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做出决定。关键在我怎么说，要真诚实在，不能讲大道理，大道理他们听不懂。我是领头的，一切罪过都在我头上，他们真是不跑白不跑，万一被抓回来都没有多少责任。光这样说他们不会相信，我不是傻子，为什么放着收审站的“大红人”不当，偏要去当那个倒霉蛋儿呢？我需要他们，没有他们我就跑不出去……
我忽然觉得自己跟眼前这群犯人毫无二致，我身上也存在着许多跟他们一样的欲念，甚至比他们更坏。但我不再为此感到屈辱和震惊。
哑巴眉飞色舞地守在自己的窟窿旁边，他把自己的腰带从窟窿里送下去，他拉着上头，张鸭美抓住下头。他拉拉，她抖抖，借此传递感情的脉冲，聊解一下爱的饥渴。不知为什么，张鸭美老说要放，老也不放。看来关在收审站的人没有一个命好的。还有几个雄性荷尔蒙积存过剩的家伙，也挤在哑巴旁边，跟楼下的女犯人说笑打趣，他们能叫得出好几个女犯人的名字。这个“哑巴洞”真成了男女犯人生理上的导泄孔。可怜的文明人。
还有一伙犯人围着刘义，让他给看相算命。刘义摇头晃脑，满口之乎者也，俨然一个小神仙。两个犯人刚被他看过相，连说：“真准，真准！”主动把自己的身世告诉刘义。围观的人也啧啧称奇，再三向他追问其中的奥秘。
他越发卖弄玄虚：
“告诉你们也听不懂，看相要研究人的宫格、纹路、脸形、骨骼、皮肤、肌肉等等，光是一张脸上就分成十二宫、十三部……算啦，先给你们讲最简单的吧——鼻子位于脸面的中央，是人身体的代表。颧骨则表明年纪的大小、阅历的深浅。眉目清秀，脸面方正，当然是好相。如果鼻眼之间有物横扫颧骨而达奸门，定是乱搞男女关系无疑！”
犯人们果然被他唬住了，牢房里是很讲究迷信的。大概越是被命运抛弃的人，越相信命运。我原来也是不信这一套江湖骗术的，忽然心血来潮，也想叫刘义给算上一卦，看看今天夜里的运气如何？
谁料我刚一凑过去，刘义腾地站起来，神色变得严肃了：
“号长，你气色不对，莫非有坏消息告诉我？”
我笑了：
“恰恰相反，我正有好消息要告诉大伙儿。想请你给我看看相，该讲不该讲。”
他拿起我的左手，草草看了一下，就对围着他的犯人们说：
“你们去到哑巴那儿找乐儿去，我跟号长谈点大事。”
他拉我坐到我那块靠墙的铺位上。重新拿起我的手仔细端详，口中念念有词：
“掌纹在根基，你的根基纹自坎宫不断直上，这是平地起雷，白手发家。闯过四十五岁，会交好运，更不会缺钱花。你掌心的气色也不错，掌中噀血，衣禄自得。从你的手相看，目前宜静不宜动，不久会有喜事。”
由于他胆小谨慎，越狱的事我没有拉他。他果然用看手相的方式劝我放弃这次冒险，是谁告诉他的呢？我跟那八个人曾约法三章，谁事先透露了风声，大家就把罪过全往他一个人身上推！我虽然心里已经开始紧张了，还是想逗逗他：
“刘神仙，你别光说好听的，难道你看不出我天赐一副操心的命。我就是为冒险和不幸而生的。”
“从手相上看你的夫人很漂亮，也很能干，在干事业上不比你差。你十几岁的时候看中一个人，这个人的线至今还跟在你的婚姻线旁边……”
我心里一动，刘义影射的那些事情我跟任何人都没有讲过。
“你小时候不错，家里很富，二十岁得了一场大病，开始多灾多难，灾难要跟你二十多年，中年以后又不错。”
我也有点被他唬住了，勾起心中的感慨：
“人一生真正能干事业的就是三十来年，应该好好过。你看——人生一世的‘世’字不就是‘卅’拐弯嘛！在这段最好的时间里我恰恰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事业。”
刘义很会开导人：
“天理公道，不会老是一面倒。要相信风水会轮流转的。”
“我不能老是被动地听凭厄运的安排！”
“从手相上看你的厄运快完了。”
“你知道我的计划了？”
“什么计划？”
他也是个好演员。
我不迷信，可我的决心动摇了。
“老刘，你说实话，你是真会看手相，还是拿我开心？”
“陈号长，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看相是个二把刀。但我看出多少说多少，看不出来的不说。”
“我真的能释放？”
“我要唬你让我死在监狱里！”
刘义认真了。
我感激他，我很愿意相信他的话。
作为一个蚂蚁——真是值得骄傲！
我们排成五十里长的方阵，像黑色的风暴一样席卷大地，扫荡一切！我们开进大森林，顷刻间森林变成一片光秃秃、白花花的木桩。人类种的庄稼，更是一菜一碟。至于大象、老虎、狮子、野牛这些庞然大物，傲慢地瞪着我们，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等到它们落入无边无际的蚁群之中，立刻惊恐万状，再想逃跑已经晚了。一般只需四五分钟，它们就只剩下一堆白骨了！
凡是我们经过的地方，寸草不留，除去一两个我们掉队的弟兄，没有其他活物，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我们遇村吃村，过镇吃镇，所向披靡。吓得现代文明人类望风而逃，有些傻瓜逃得慢了便落入我们的口中，人肉香甜可口，可比象肉好吃多了。他们发明的那些新式武器，不论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全派不上用场！
由于我们最小，所以最自由——无孔不入，有个缝隙就可以钻进去，高墙深院可以爬进去，拖根树枝当船可以渡过大江大河。由于我们最小，所以最有力量——谁也瞧不起我们，谁也不注意我们，所以我们最强大。能够征服一切，世界是属于我们蚂蚁的！
——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雄赳赳、气昂昂的蚂蚁。
四天以后，刘义替我推算的好运降临了。
雷彪带着一个生脸的警察，叫看守打开了号子门。他进门就喊：
“陈公琦！”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到了。雷彪是不会为释放我而来的。他的两眼正向我喷射毒焰：
“你被捕了，这是逮捕证。”
我接过逮捕证只扫了一眼就把它递还给雷彪，上面写的什么一概没看见。心里只反复重复着一句话：
“要沉住气，不能犯病，不能犯病！”
我弯腰去收拾自己的铺盖，借以稳定情绪，控制一下正摇撼着心底的风暴。
哑巴哇哇叫着扑过来，他推开我，自己替我整理东西。东西很简单，洗漱用具放进一个塑料袋里，几件衣服打进被子——哑巴一丝不苟，将铺盖卷捆得整齐而又结实。
我默默地看着，心里忽然又留恋起这间十三号牢房来了，舍不得离开哑巴、刘义这样一些犯人。他们用不同的目光看着我，有的呆痴，有的震惊，有的懊恼。那几个跟我约好要越狱的人则无限悔恨，怒气冲冲！我对不起他们，我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不配当个真正的犯人……
当我在雷彪催促下向牢门口走去的时候，刘义突然拉住我的衣服：
“号长，那天我给你看手相说的是真话，我要成心骗你是王八蛋！”
这个脾气随和、喜欢转文的老头儿，急得用粗话咒骂自己来表白心迹。我感激地回头看看他：
“老刘，你看得很准。坏事不一定带来坏运，坏事坏过了头就会走向反面。”
此时此刻，我自己需要鼓励，也需要说几句大话给雷彪听。直到我走出号子，老刘还在解释：
“老陈，你的太阳纹确实很好，预兆有好运和财富，你要相信我……”
雷彪鼻子里“哼”了一声，我不去看他那鄙夷的神色。只是替老刘难受，人有旦夕祸福，他算得了人命，可算不了天命，更不能给社会看相。我的运气不好害得他相术失灵，令人心里不安。
哑巴在我身后摇动牢门，发出哇哇的叫声……
1986年5月6日急就于芥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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