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私的一种用法是现代经济学假设：“在局限下争取最大的个人利益。人的本质究竟是否自私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假设任何人，在何时何地的任何行为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没有例外。”

    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质有同情心，但为了生存不能不自私。那是说，自私是无可避免地被逼出来的。“被逼”并不含有任何褒贬之义，而只是一个对事实的确认，就如同说“我们被逼跟书生活在一起”。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追踪下去，这个被逼自私的说法，恐怕更早地隐约来源于霍布斯的《论公民》。无法确定亚当·斯密潜藏的被逼自私想法是否来自霍布斯，可以确认的是，从霍布斯话里可以合理推论：“虚荣的人促使适度的人也不得不出于必然性来加害他人。事实上，预见到适度的人的这种‘出于必然性’的加害意志，其他的人，不论他本人是否是个虚荣的人，都会完全理性地具有加害意志。”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怎样的人，在虚荣者的迫使下，最终都不得不处于战争的“自然状态”。

    二

    拿周的迁徙来说，具体的原因，恐怕还是跟前面所说的作为战争存在的“自然状态”有关。没有意外，一直是内忧或外患或内忧外患，战与乱从未停下它的步伐。不过很怀疑，这个在内忧外患中慢慢生长起来的周，并非只是历史的生长顺序，同时是一个有意为之的精神建立过程。

    如果把所有人类政治生活中属人的创制去掉，只留下归于偶然机缘的所谓历史事实，古人所有的深思熟虑或深谋远虑，都将变成砖头瓦砾样的存在，生不成任何积极的意义。《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的经典。

    三

    《绵》破空而来的这句“绵绵瓜瓞”，按朱熹的解释，应该是的：“绵绵，不绝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绝，至末而后大也。”联系到前面周族的迁徙史，可以判断钟惺的话颇富见识：“只‘绵绵瓜瓞’四字比尽一篇旨意。”

    古公亶父的迁徙，当然有诸多被迫的不得已，甚至有随战争而来的仓皇，但诗中并没有设定一个战争或和平的“自然状态”，只是一直面对着自己切身的问题。等到周代追述先祖伟业的时候，这个狼狈的过程也会很自然地被转化为近乎自觉的选择，甚或已获得合法性的帝国会有意去掉其中的血腥成分。后世对此事的解说，也都根据自己的切身情境，衍化出各种不同。

    古公亶父不用在决定前先想自己的行为是经还是权，他看明白了当时的局势，连车子都来不及乘，一大早就策马疾奔，终于来到肥沃的周原，并“筑室于兹”——转徙获福，盛大的景象在他面前徐徐展开。

    四

    如果是一个部落首领，身后跟着对他忠心耿耿的民人，整个部落以及被他吸引的人都会在一块土地上度过后半生，此后数代也将继续居住甚至永不离开，卜居的难度会更大的吧？

    起码从古公亶父的情形来看，果然是如此。可是，古公并没有立刻就下令开垦安居。缘于卜居对一个庞大的部落来说是件重大的事，因此古公亶父启动了稽疑的完整程序，虽然碍于诗的格式，没有把这程序全部写出来，但那结果是明确的，“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当然，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的大同，卜地的顺利只是个不错的开始，接下来将是辛勤的劳作。

    五

    如古人所说，“地有人据”¬——“人类活动之痕迹，人依托地形而形成的政治分割”。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个周人努力建设的岐下，正是他们的“人据”。那建起的庙宇，树起的大社，列开的兵众，都是周人守卫自己国家的努力，一直知道自己的敌人和朋友是谁。自此，这个政治成熟的周族发展走上了完全的正轨，诗的速度，也忽然快了起来。

    周族由豳迁岐三代，蛮荒而为富庶，武功而进文治，旧邦之周已建成其新命之基。通过诗的形式，周此前经历的艰难困苦，由天生或被迫的必然过渡到了制作或教化的应然，他们也不用在走过了如此的长路之后再去假设人世的凶险。绵绵瓜瓞，由小而大，周原上一片繁茂苍翠的景象，那个作为历史和想象盛世的周，已经慢慢显露出它近乎完美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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