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典求全责备的对象，始终是愿意、应该也能够承担责任的人。君子，是指已经有了一定地位，能支配相当的社会和经济资源的人，考虑到当时货殖地位低，多是指握有权柄的人。按《诗经》的说法，这类人最好能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照传统的解释，《卫风·芄兰》差不多就是对这些失位“君子”的画影图形。

    二

    普泛的好有可能转为具体的恶，却没有讲普世善意变质或由俭转啬的缘由和过程，那《诗经原始》算是给出了补充。具体到诗中的“园有桃”、“园有棘”，到底是兴是比，历来有争论。

    艰难与草昧初创伴生，居高位的君子要在危险中变动发展，设法有所作为，才可能有顺遂的前景。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在那些艰难的时世里，恰恰需要更专注的努力，根本容不下多余的哀怨牢骚，否则，就请切实地提醒自己，那个窥观的象，老早就等在了前面。

    三

    个人所处的时空总是在不停变换，人就在这不同的时空中占自己该占的位置，知命之君子，当仔细确认自己所在的时位，不必胶执于一时一地做自己的选择。

    后人理解《诗》的意思，最好是诗自己显发出来的，堆累上去的各种说法，即便再精妙，也难免有些生硬的隔膜，甚至会把清澈壅隘得浑浊。照朱熹的看法：“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原诗虚心徐徐玩味。”

    即如《鹤鸣》，朱熹就并不怎么认同毛郑的说法。尽管朱熹一意摒弃旧说而善体诗人之意，却仍然不小心就带上了理学的色彩，难免“说得义理多了”。不过即便看到这一层，也用不着沾沾而喜，任何一个划时代的人物，都有其所处的具体时空，后之读者，不妨得其精微而遗其陈痕，脱化出新的时代之声。

    或者更彻底一点，不去管这首诗是写访求未仕的贤人，还是写人的陈善纳悔，俯仰物理，就只跟着诗中所写来观，写到哪里，就观到哪。如此，这首诗也就不会停留在任何固定的时空之中，不会停留在任何特有的解说之中，而是在任何一个时空和解说中都随开随闭，隐显自如。

    四

    不管同不同意，《诗经》小序本身，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序列。翻开典籍，小雅开始的这三篇诗，应用的范围可真够广——除去《学记》这里说到的开学典礼时用。尤其是《鹿鸣》一篇，通篇没有愁苦之色，似乎正是某些机运到来时最风流蕴藉的样子。

    五

    《诗经》分大雅小雅，小雅明君臣之相合，由风而雅，自边隅及于中心；大雅明君德，由雅而风，自中心达于边隅。其中，凡述君臣相合以正者，为正小雅，比如《鹿鸣》；凡叙君德以正者，谓正大雅。

    九五在位的君子，不断地省察自己，内抑抑而外威仪，则堪为天下人观仰，才可以“有孚颙若，下观而化”，足以“省方观民设教”，于是贤人来集，民人得安，“天下服矣”。有点难没错吧，但要得到“名副其实的真正和平”，人们，尤其是身居九五之位者，不付出足够的内省和辛劳功夫，恐怕是不行的吧。

    六

    那些洁净精微的形象为天下之观，如对宗庙之祭，“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致其洁净而不轻自用，则其孚信在中，而颙然可仰”，便是如《周颂·维天之命》的文王那样吧。

    人间的最高位是九五君主，上九所处之位，无法在上下级的序列里陈放，而照颂的说法，则居此位的也不妨是神明和祖先，于是便是一国之宗庙。这个上九虚位的存在，虽然并不任事，却因为民人观仰，需要不断省察自身。甚而言之，九五因应具体，有理由不用做到完美，而这个不居位的宗庙之象，却没有任何借口。

    虽然“颂”于成功告神之时，“必言子孙勉力保守，以慰祖考”，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尽管文王、周公万邦作孚，吐哺握发，既明且哲的他们当然不会真的奢望“曾孙笃之”“本支百世”，后代难免出现幽、厉这样的亡国之君。只那些不断省察自身并不断接受着省察的“志未平”形象，如文王、周公、孔子，穿过不同时代的范囿，透出不可磨灭的光芒，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叫做天下、变动不居的精神景象，激励人们不断上出，约束人们不陷入率兽食人的困厄。没错，只要这光芒一直在，只要有人一直继续着对所有最卓越形象的观仰与省察，那个古人念兹在兹的天下，就一直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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