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邵嗣尧，山西人，庚戌进士。励志好修，尔室不愧，真君子儒也。初为北直清苑令，刚正不阿。妻子来任所，公不许入城，赋诗以却之曰：
看罢家书意惘然，纷纷相劝置庄田。
狼山不卷千年画，鸡水新栽五亩莲。
击鼓登堂真说法，燃灯独坐类参禅。
囊空犹是当年我，未许妻儿索俸钱。
妻子阅诗，仍归故里。后公擢御史，督学江南。今崇祀北直名宦祠。
从这则记载中得知，邵嗣尧是山西人，曾任河北清苑知县，妻儿想在家里置几亩田地，到邵嗣尧任所要几个钱，但邵嗣尧却不许妻子入城，更无钱可给，还说：“我在这狼山（狼牙山）脚下，鸡水河畔，公事一天到晚忙碌，囊中空空，如原来在家一样，哪有钱置什么田地。”衙役把邵知县写的诗传递给城外的妻子，“妻子阅诗，仍归故里”。读《小豆棚》这则故事，心中总不是滋味，二百多年前，一位女子从千里迢迢的山西猗氏县（今运城市临猗县，邵嗣尧故里）来到河北清苑（今保定市清苑区），恐怕要历尽千辛万苦，没钱也罢，或是有钱不给也罢，以工作忙为由，不让妻子进城，总说不过去。如果这则故事是真的，那这位邵知县就太不近人情了。思索之余，请读者不要忽略诗中的一个“俸”字，妻子要的是邵知县的工资，并非非分之钱，而邵知县也确无非分之钱。无多余之钱买田，每月俸薪还是有的，好不容易来一趟，钱没多有少，让妻子少住几日，捎几个钱回去，也算尽了丈夫的责任。而邵知县一不让妻子进城，二不给妻子钱，这位知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六有《邵嗣尧传》：“邵嗣尧，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康熙九年进士，授山东临淄知县，有惠政，以忧去。十九年，服阕，补直隶柏乡。……或毁于上官，以酷刑夺职。尚书魏象枢奉命巡视畿辅，民为申诉，事得白。于成龙复荐之，补清苑。”根据这段记载，可知这位邵嗣尧曾经任过山东临淄、河北柏乡、清苑三县知县。《清史稿·邵嗣尧传》还记载，康熙二十九年，邵嗣尧被提拔为御史，三十年，又任直隶守道（正四品），“三十三年，江南学政缺，圣祖谕曰：‘学政关系人才，朕观陆陇其、邵嗣尧操守学问俱优，若以补授，必能秉公校士，革除积弊。’时陇其已卒，遂命嗣尧以参议督学江南。……以积劳枸疾卒。身无长物，同官敛赀致赙（拿钱帮人办丧事）乃得归葬。士民思之，为立祠肖像以祀焉”。
邵嗣尧前后为官二十多年，以在知县任上时间最长，康熙年间编纂的《临淄县志》中收录了邵嗣尧的一篇“游记”，名为《始见真天齐渊记》，其中说到“予自丙辰秋，备员稷下”。丙辰年是康熙十五年，可知邵嗣尧中进士以后六年才到临淄上任，其间，父亲去世，返里守丧二十七个月，然后“补直隶柏乡”，再“补清苑”。柏乡、清苑之间曾有被夺职一事，时间不长，总算起来，卲嗣尧知三县也就十年有余。在这十余年间，卲嗣尧做了不少有益于百姓的事，他除火耗，减轻百姓负担；兴水利，灌溉万亩良田；赈灾民，全活百姓无数；捐钱捐粟，拯济百姓；以廉率属，整顿吏治，受到百姓拥戴，也得到康熙的称赞。《清史稿·邵嗣尧传》说他当时“循名上达，闻于天下”。然而，他的治绩最为卓异者莫过于断狱，人比包孝肃。
“白面包老”这一绰号是当时百姓给邵嗣尧的赞誉。邵嗣尧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与宋朝包拯一样，只是脸庞一黑一白之分。《清史稿·邵嗣尧传》说：“县人大学士魏裔介为嗣尧会试座主，家人犯法，严治之，不少贷。”魏裔介何许人也？那可是清朝初期的重臣，直隶柏乡人，四十岁就入内阁协助孝庄太后办理国家大事，因满头乌发，故人称“乌头宰相”。清初一些重要的规章制度多出自魏裔介之手，“清初相业，无出其右”，官至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在清初政权频繁更替的情况下，魏裔介对稳定大清政治局面，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做出了突出贡献。魏裔介曾是邵嗣尧的“座主”。什么是“座主”呢？“座主”兼有老师和仕途领路人的双重含义。这个“老师”，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老师，士子参加会试，就拜主持会试的考官为老师，这位考官也是士子们能否顺利进入仕途的关键。因此，“座主”当受到“门生”的格外的尊重。魏裔介之对于卲嗣尧，如宋代的晏殊之于欧阳修，欧阳修之于苏轼一样。然而，当魏裔介把邵嗣尧领上了仕途后，邵嗣尧当上了魏裔介家乡的“父母官”——柏乡县知县，魏裔介家人触犯了大清律，邵嗣尧不顾恩师面子，铁面无私，依法严惩。魏裔介是位大清官，他不但不把邵嗣尧当作白眼狼，反而对他公正执法的精神大加赞许。
《清史稿·邵嗣尧传》还载：“有旗丁毒殴子钱家，入县庭，势汹汹。嗣尧不稍屈，系之狱，移文都统，讯主者，主者不敢承，具论如法。”尤其在大清前期，满族人自视高贵，享有特权，汉人低人一等，在满人面前往往称“奴才”，于是，即使满人的奴仆——“旗丁”也仗势欺人，专横跋扈。《清史稿·邵嗣尧传》中记载的这名“旗丁”欠了汉人的钱，不仅不还，还将债主殴打一顿。被打的债主将这个“旗丁”告上衙门，而这个“旗丁”根本就没把汉人知县放在眼里，气势汹汹，藐视知县，藐视衙门。邵嗣尧立刻将“旗丁”关进牢狱，然后又给管理满人的八旗都统发一封公函，让都统询问“旗丁”主子，“旗丁”的行为是否主子唆使。因为这是一桩违法之事，“旗丁”主人当然不敢承认。那好，既然是与主子没有关系，那邵知县就要按律治这名“旗丁”的罪了。这一手够狠的，一石三鸟：其一，按律治“旗丁”之罪，这是最终的目的；其二，杀一下“旗丁”之主的威风，堵住“旗丁”之主的口，“旗丁”犯法，于主子脸上无光；其三；都统是管理者，在他管辖的范围内出现违法之事，等于狠狠地“搧了都统一巴掌”。在邵嗣尧这位知县眼里，法律是一条准绳，不论满汉，不分贵贱，只要触犯法律，都将严惩不怠！《清史稿·邵嗣尧传》说：“人以包孝肃比之。”
智断疑狱。有人评价邵嗣尧“廉而刚，刚易折，且多怨。”（《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七《陈廷敬传》），还有人甚至把邵嗣尧说成“简单、粗暴”，酷吏一个。笔者不敢苟同，真如有的文章说的“简单、极端、粗暴”那样，史学家应把他列入“酷吏”之列，而不应列入“循吏”之列。一位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所到之处，皆有惠政的官吏，恐怕与“简单、急躁、极端、粗暴”的形象不相吻合。邵嗣尧是一位儒者，也是一位智者，无智何以有惠政，无惠政何以受到皇帝和大臣的赏识，何以受到百姓的拥戴！正史里记载邵嗣尧的篇幅都很短小，很难描述邵嗣尧身上的一些细节，以展现这一人物的全貌。但一些稗史、杂闻、小说、笔记中都有片片段段，虽不是正史，也或可补正史遗漏之万一。比如，大清乾隆时期山东福山县的王椷写了一本笔记小说叫《秋灯丛话》，记录的都是一些逸闻遗事，所记遗事细微与正史记载中人物的轮廓颇能融合，从某一角度讲，是对正史一个很好的补充。
《秋灯丛话》中记载了邵嗣尧智断疑狱的一个片段，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二日，一位名叫“诗酒试年华”的作者，在他的“博客”里发表了一篇《邵青天巧断遗产案》文章，这篇文章就取材于《秋灯丛话》故事梗概如下：
说的是大清康熙年间河南某县的一个案子：一位富翁，膝下无子，于是就招了一个倒插门女婿来继承他的家业，说也巧，正在这位女婿十分得意时，这位老翁和他的侍女又生了一个男孩，这算是老翁有后人了。有了这孩子后，有两个人心里犯嘀咕：一是老翁想把家产二一添作五分开，但因儿子太小，怕女婿不愿意；二是女婿在想：本来家产都归自己，现在却又添了个小孩，但小孩毕竟不是嫡出，以后财产怎么分割，老头儿什么打算？心中七上八下。唉！骑驴看唱书，走着瞧吧。机会的确来了：老翁暴病而死。
于是，女婿便将这位侍女和孩子赶出了家门，意思是说这孩子根本就不是老翁的儿子，并且买通亲戚朋友都来证实他说的是真话。侍女一肚委屈，将“女婿”告上官府，三人成虎，连亲戚都说老翁没有儿子，所以，这个小孩是否是老翁的儿子，很难说清。官司打了很久，不了了之。侍女母子无生活来源，行乞于街巷，悲愤交加，时间长了，有人了解了他们娘俩的身世，给他们指点，说：“现在某某县城新来了一位知县，听说是一位清官，何不再诉一状？”于是乎侍女又一次把状纸递到了邵嗣尧手中。然而，这位原告所述案件并非邵知县管辖范围，因此，向上级请示后方有资格受理此案。
邵知县知清苑县，回到县衙，他暗自思忖：案件的关键是澄清老翁有无儿子，或者说，侍女的小孩是否是老翁的骨血？怎样才能解开案件的结子呢？他思前想后，有了：邵知县命人从狱中提出一个“江洋大盗”，告诉他有一案件需要他配合审理，这也给你一个主动赎罪的机会，大盗诺诺称是，愿意听命。公堂之上，邵知县故意怒斥“盗贼”：“大胆盗贼，你偷盗成性，杀人越货，罪恶累累，所盗赃物，藏于何处？如实招来！”盗贼连忙求饶，指着富翁女婿说，我们这些年所盗赃物都藏在他岳父家，我们不但和他岳父熟悉，就连他家的房屋设施都很了解，现在老头死了，我们都被关进监狱，唯有这位“女婿”坐享其成。“女婿”赶忙说：“岳父生前干的坏事，我实在不知，我只是他的女婿，不是儿子。他儿子不成器，早就不知去向，只剩我来给他撑门面。”邵知县拍案大吼：“一派胡言，你岳父本就无子，怎说他外面还有一个儿子？”“女婿”哀告：“我说的都是实情，岳父确实有一个儿子。”知县问：“如果见到你所说的‘儿子’，你还认得吗？”“女婿”非常自信地答道：“当然认得。”于是邵知县就命侍女母子二人出庭，“女婿”一见，喜出望外，指着那个小孩大叫：“他就是我岳父的儿子。”邵知县说：“确真？没有认错？”“女婿”说：“确真。一点都不会错。”这时邵县令转怒为喜，对着“女婿”说：“既然你认定那孩子是你岳父的儿子，那你为什么还把他们赶出家门，不分给他们财产呢？”“女婿”如梦方醒，低头无语，羞愧难当。至此，一桩久拖不决的疑案就这样轻松了结。
这则故事虽非出自正史，但或可补充说明，作为循吏的邵嗣尧，能受到百姓的真诚的爱戴，除了他一颗为百姓做事的真心，同时还有取之不尽的施政智慧。
智者千虑。一些学者之所以将邵嗣尧说成“简单、粗暴、鲁莽”的酷吏，多是因为清代大文学家方苞为刘古塘写的一篇墓志铭，刘古塘是方苞的朋友，死后，方苞在《刘古塘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话：“古塘貌精悍。有与同姓名者，大患乡里，督学邵嗣尧闻之而未察也，按试呼名，忽注视冯怒，榜笞数十。众皆哗，群聚而诟之，嗣尧愧恨，发疾死”。（《方苞姚鼐集》）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刘古塘外貌精干勇武，有一个人与他同名同姓，经常祸害乡里，督学邵嗣尧早就听说这个名字，但没有仔细调查，巡视考试叫姓名的时候，突然注视着刘古塘大怒，并把刘古塘鞭笞了几十下，学子们都认为督学无故打人，于是大声抗议，聚在一起辱骂邵嗣尧。邵嗣尧知道自己打错了人，既惭愧又悔恨，发病而死。读这几句话，应该注意两个关键点：一是“邵嗣尧闻而未察”，这确实是智者千虑也有失手的时候，因为同名同姓，又因在同一地域遇到同名同姓的人，还因早就听说此地有此人尽干坏事，于是乎这位疾恶如仇的督学不由怒从中来，搞了一个天大的误会，结果怒笞了无辜者；二是“嗣尧愧恨，发疾死”。当邵嗣尧知道误打了无辜者，悔恨交加，无地自容，得病而死。他的死应是愧疚而死，羞愧而死。如果把这一段话的两个关键点连接起来，就会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做错了事情，葬送了性命。而这一结论又不能离开事情发生的背景，“做错了事情”，是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结果，“葬送了性命”是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后，心理承受的折射。由此可见，邵嗣尧这种“未察”而“榜笞”的现象是极其偶然的，并非像有的评论者说的是其“品行、性格”所致。如果说“冷酷、凶残”是邵嗣尧的本性，那么，他做错十次事情都不至于悔恨致死，只有清廉慈惠、办事严瑾之人，偶然做错事情，才觉得无颜以见世人。
笔者认为，不能把对邵嗣尧“廉而刚、刚易折、且多怨”的评价理解为“清廉但粗暴”。刚，这里说的是邵嗣尧的品性，不玩权术，刚正不阿。刚正不阿，就可能多得罪人，多得罪人则易受到挫折。这里并无贬义，反而是对人格、品质的褒扬，只是说这种品性的人，在官场不能做到游刃有余，甚至会招来忌恨。
《清史稿·陈廷敬传》记载了这样一段完整的对话：“上御门召九卿举廉吏，诸臣各有所举，语未竟，上特问廷敬，廷敬奏：‘知县陆陇其、邵嗣尧皆清官，虽治状不同，其廉则一也。’乃皆擢御史。始廷敬尝亟称两人，或谓曰：‘两人廉而刚，刚易折，且多怨，恐及公。’廷敬曰：‘果贤欤，虽折且怨，庸何伤？’”陈廷敬是朝廷重臣，向皇上举荐陆陇其、邵嗣尧的理由是二者都是廉吏，施政方法可能不同，但治绩都很显著。有人善意提醒陈廷敬，说这二人“廉而刚、刚易折、且多怨”，容易出问题，甚至出了问题会连累您陈大人，陈廷敬说：“果贤欤，虽折且怨，庸何伤？”看起来“贤”与不贤与“刚易折，且多怨”没有内在关联。因此，不能把别人评价邵嗣尧这九个字归结到邵嗣尧的品行上，也不便理解为“冷酷无情，凶狠残暴”。
“囊空犹是当年我，未许妻儿索俸钱”，乍读确实觉得邵嗣尧缺乏人情味，没有家庭责任感，但他并非一位自私的官吏，临死时“身无长物，同官敛赀致赙乃得归葬。士民思之，为立祠肖像以祀焉”（《清史稿·邵嗣尧传》）。可见其是一位大清官。
这种苦行僧式的清官是康熙年间“清官群”中的一位，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史学界有“于成龙现象”之说，就是说在康熙时代出现了像于成龙、陈瑸、郭琇、赵申乔等一批清官，也正因为出现了“于成龙现象”，才有了大清的“康熙盛世”。也正是大批清官才谱写了大清辉煌之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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