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埙，字牗如，江苏长洲（今吴县）人，自幼聪颖，但科举并不顺利，屡试不第。《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六《张埙传》说他是“以官学教习议叙知县”。教习，是一种学官，国家从地方未中举人的秀才中选取优秀者入仕，其职责就是教授镶旗子弟，这种取仕的方式明清以前被称为“明经”。明经的意思也就是明习经学，到明清时期，“明经”就成为对贡生的尊称，也就是对秀才的尊称了。因为张埙在教习一职上成绩卓著，所以经有关部门建议推荐作为七品知县。康熙十七年（1679），张埙被任命为登封知县，从此走上了他的仕宦生涯。
知县这一官职，在清代乃至历代官吏队伍中，是最底层的，人称七品芝麻官，但它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民间还称这一官职为县太爷，那就是说在这一县行政区域内，知县的权利至高无上，得民心者从县官始，失民心者也从县官终，无怪乎说县令是一个国家大厦的基石。张埙从一学官，摇身一变成为登封一县的最高长官，他怎么样去履行知县的职责呢？
为民尚廉的为官原则。当了几年教书先生，虽清苦，而能修身，乍任知县，张埙当有思想准备，是做一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婪的昏官，还是做一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清官呢？张埙选择了后者。他决心“誓不取一钱，不枉一人”（《清史稿·张埙传》）。这是对自身的约束，对社会的承诺，对廉洁、公正的昭示。抱着这种为官的决心，他单骑赴任，没有一任知县的煊赫，没有一位县太爷的威风，他是那样低调，低调地与登封县吏住一家旅馆，而这位县吏竟不知这位旅客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张埙认为自己吃百姓饭，穿百姓衣，自己也是百姓。为百姓办事，他在登封知县任上做出了卓著的政绩。
首先，他大兴教育。教化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必然途径，张埙作为登封县的“父母官”，又是教习出身，所以他对教育极为重视，同时也对登封县的文化底蕴了如指掌，因此，发展教育是他要办的第一件大事。他注重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并创造良好的办学条件，他出资修复嵩阳学院，使嵩阳学院这座理学教育基地重现历史的光彩，重新发挥他的历史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他在全县各地建立学校二十一所，在大约350年前的登封县，可以说当时的办学条件是相当可观的。他重视教育内容的选择，他设计的教学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正句读”以训练学子们的基本功。古代书籍不点标点，因此，读书没有正确的句读，就不知文意，“正句读”是学子识字之后的必修课，只有具备扎实的阅读基本功，才能正确领会文义。二是在思想上“导诸生以程、朱之学”。程朱理学是由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孔孟儒学的理解、继承与发展，成为宋明新的儒学流派，也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学术流派。张埙将儒家思想作为学生思想教育的根本，是受传统和时代教育思想的影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三是教授学生“揖让进退之礼”，懂礼让，讲文明，使学生通过接受教育知书达理。他注重选聘最好的教师，构建素质精良的师资队伍。《清史稿》“本传”说他“延耿介为之师”，耿介何许人也？耿介乃登封名儒，顺治九年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因与权臣不合，绝意仕途，回归乡里，主持嵩阳书院，恰遇张埙兴学，聘为主讲。张埙还相继聘中州名儒上蔡张沐、柘城窦克勤、睢县汤斌、襄城李来章等前来讲学，张埙所聘之人，多为双重身份，一为官吏，二为学者，做官都很有成就，且清正有声，如汤斌官至吏部尚书；作为学者，都是当时名噪一时的理学家。聘请这些人作为主讲，不怕学术思想讲不精透。更可贵的是张埙作为一县主官，亲自到书院讲课。因此，张埙兴学，名师荟萃，一时称盛。他们均以继承孔孟儒道、阐发程朱理学为己任，以嵩阳书院带动全县教育，使登封兴学兴教在中州大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四方闻风向往，空前高涨。由童子教育到书院的成人教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学链条。若干年后，产生了巨大的效应，教育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登封百姓的素养，也为国家培养了不少的有用人才。据史料记载，康熙五十年（1711），清朝廷在开封选拔举人，结果是每县不足一名，而登封县就中了五人。张埙的办学施教，继承了宋初登封知县王曾的兴教传统，张埙时期嵩阳书院这座县办高等学府名师荟萃的盛况，也恰似北南两宋时期司马光、范仲淹、李刚、朱熹、二程等诸多名臣鸿儒在嵩阳书院讲学的盛况，从宋代到清初，嵩阳书院的教育一脉相承，它为登封县教育，乃至中原教育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
其次，他痛革积弊，尚廉惠民。《清史稿·张埙传》记载，张埙上任后，在“衙前树一巨石，镌曰‘永除私派’”。这四个字与当时官场税捐有关，“私派”是和“公派”相对而言，“公派”是朝廷规定，“私派”是地方官吏胡作非为。从明代开始，地方官吏向百姓分派税款，因为有大户有小户，且计算方法不一样，难免要收上来一些碎银，地方官吏再把这些碎银回炉后铸造成一定重量的银锭，在回炉熔化的过程中，银子要有一定的消耗，于是就把消耗的银子称为火耗银。地方官吏自然不会承担火耗的损失，就把这部分负担转嫁给百姓。这个附加费究竟附加多少才合理，朝廷大致也有一个定额，一般为10%到15%，但地方官吏哪肯以这个额度附加，普遍超出了公派定额，而私派的火耗就多少不等了，有的将占原税的30%到40%，更甚者达50%，这就是“私派”的来源。私派的作用有二：一是无原则地加重百姓的负担，百姓不堪重负，叫苦不迭；二是官吏腐败的滋生地。州县乡里各级官吏一级一级叠加，有明有暗，那么，这些附加收入都用来干什么呢？一是公务消费，二是中饱私囊，三是孝敬上级。上级官吏不能直接私派，就伸手向下层官吏索要，这样形成惯例，不等上级官吏索要，下级官吏就送上门去，民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私派”是主要财源之一。县衙门前的“永除私派”的巨石镌刻，彰显了张埙要革除这一社会弊端，斩断官吏自上而下的利益链的决心，其中也包括张埙自己的利益。张埙作为一县之长，有智慧以廉修身，有胆魄革除恶习，荡涤污浊，在登封官场吹起了一股清风。
张埙一方面减轻百姓负担，另一方面鼓励百姓垦荒务农，发展生产，他还亲自率领衙吏操耒垦荒以示表率。他倡导科学种田，经常到田间地头，调查研究，指导百姓因地制宜栽培果树，种植棉花。康熙十八年（1679），登封大旱，并发生大面积蝗灾，百姓饥荒，张埙出资组织官民捕杀害虫，同时免费分发赈灾粮米，协助百姓度过灾荒。
再次，公平、公正。张埙赴登封县任三天就开始审理案件，并发誓在断案这件事情上绝不收人一分钱，不让一个人受到冤屈。“衙门门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这是民间对封建社会官府断案的真实写照。在封建社会里，一些贪官污吏断的金钱案，问的是人情案，哪管百姓死活，有多少良民百姓因手中无钱，朝中无人而被冤死，老百姓对打官司看得清，总结得更到位。张埙不徇私情，不卖王法，正大光明，秉公断案，不受金钱左右，不受人情驱使，坚持人间大义，坚守为官原则，主持社会公平、公正。威坐大堂，头悬明镜，执法如山，正如叶县大堂对联一样，“我如卖法脑涂地，尔敢欺心头有天”，不使一个好人受到冤屈，也绝不让一个坏人蒙混过关。张埙除在衙门公堂断一些大案外，他还把法庭移到田间，他经常骑着一头小毛驴到田间地头访贫问苦，调解纷争，化解矛盾，这种断案方式就使民间争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效防止矛盾激化，创造了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张埙断狱，不为钱只为公。不畏劳，只为民，一身正气，植根百姓，官虽小，而青史永垂。
其四，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汉代司马迁专门在他的《史记》里开设了“循吏”栏目，自此，在二十四史中多数都沿袭《史记》的做法。虽然不同时代的史学家对“循吏”的解释不同，选取循吏的角度也不同，但“导”字始终不会游离出“循吏”的内涵。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开篇说：“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虽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法令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导向，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规定得很清楚，好的官吏就是要奉守法令，遵循人情物理办事，就会收到很好的治理效果。张埙认为百姓大多都是勤劳、善良、通情达理的，为什么会出现有些与法理相悖的事情呢？关键是官府要进行教化开导，平时不注重教育，一旦百姓做出违法之事就加以重典，那不是爱民的做法。因此，张埙对于百姓违法案件都要加以分析，对一般民事案件采取轻缓刑罚，重在开导教育。《清史稿》“本传”举了几个例子：一是选取贤人逐级落实化导措施。县西有一个叫吕店的地方，当地百姓告状成风，大事小事都要告到官府，闹得社会很不安定。张埙就考察了此地有一位叫张文约的人，他有修养、有本领、有威望，于是就任命他为乡里官吏，主要任务在于民风教化，效果非常明显，不久就使此地的世风为之一变。二是树立楷模，奖励先进。有一位里长，因工作不力，欠缴课税，按律受到杖罚，但此人在路上拾到别人丢失的税金，却宁愿自己受罚，把拾到的钱又还给了失主，张埙知道了此事，登门表扬，将其树为道德的标杆，以导民风。三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化解矛盾，化导民风。农民高鹏举死了，妻子年轻，舅舅想把她强嫁出去，女子不肯，守着丈夫坟头哭泣，并欲寻短见，张埙微服出访，问明原因，送给钱粮，免除徭役，并每年派官吏慰问，以此，家人不敢再逼，也以此强逼改嫁之风逐渐消失。四是以身作则，为一县官吏做好表率。张埙作为一县最高长官，一身正气，廉洁自律，同时设举报箱，这些举措给登封官场带来是清风爽意，“奸伪无所容”。他大力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旌表道德模范，使百姓都知道应该弘扬什么、鄙弃什么，明确了方向，社会风气大为好转；他尤为注重农业的发展，亲自耕作垦荒，使县衙小吏效法，“退则操耒耜为农”，因为知县清正，小吏也无浑水可趟，无钱可挣，因此，有暇时只得返里耕作，从另一角度说，也使他们真正践行了吃百姓饭，穿百姓衣，自己也是一百姓的为官箴言。
张埙在登封知县任上五年，五年间将登封治理得井井有条。首先是他带出了一支清廉的官吏队伍，使百姓得以信赖；其次是他引导老百姓走上了正道，百姓的日子日益富足；最后他营造了登封社会良好的风尚，登封人民对以张埙为首的县衙充满了感激和赞誉，百姓满足于这太平盛世，于是在各家的门额上书写“官清民乐”的匾额。主持嵩阳书院的中州名儒耿介，目睹了登封五年前后的变化，也目睹了当时整个官场的零零碎碎，再想到面前的知县张埙和登封的百姓，不由得发自内心的感叹：“年来嵩洛间，别一世界矣！”（《清史稿·张埙传》）这感叹，有对张埙的敬佩和赞誉，有对登封百姓的庆幸，有对登封过去乃至全国社会的思考，有对登封现实社会的认可，还有对登封乃至整个社会的迷茫，因为张埙要擢升调离登封，怎不使这位清流儒士五味杂陈、感叹再三？
康熙二十二年（1684），张埙因为才能卓越被提拔为广西南宁通判，离任的那一天，百姓自发遮道送行，拦路哭泣，难舍难分，这场面着实感人，这场面也给了这位知县在任五年的政绩评价和感情慰藉。然而，张埙还是离开了登封，百姓为纪念他，在四乡为他建立了祠堂，挂上他的肖像来敬奉他，并竖以“天下清官第一”的匾额；当然张埙也忘不了登封百姓，因为他在这片沃土上洒尽了汗水，和百姓有深厚的感情，据说他几次应邀或路过登封，登封人都夹道迎接，以能招待这位昔日的“父母官”为荣幸。
康熙三十三年（1695）张埙因病在北京去世，亲朋故交闻讯到家里祭奠，见其家中清贫，无不感动得流泪，噩耗传至登封，登封百姓持香火供品哭祭于四乡之祠堂，并将其衣冠葬于嵩山脚下，其后在祠中为其塑像，年年以时祭奠，称为“张公”。
如今，在登封的嵩阳书院中，在厢房边的石壁上，还保留着一块张埙衣冠冢碑，上有清康熙题的“天下清官第一”六个永不褪色的大字，登封百姓永远忘不掉曾经为登封人民做过好事的大清知县，据说苏州荆门外黄石桥，也就是张埙的故乡有座“张公”墓，墓前竖有一块高大的“天下第一清官”墓碑，墓旁还建有“张公祠”，张埙的家乡也以出了这样一位清官而骄傲。
常言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凡是能为人民做点好事的，百姓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样的朴实、忠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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