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仲坃，字孔六，号耳溪，阳春县轮水村人。生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雍正元年为广东乡试第一名，雍正五年参加会试，登明通榜进士。所谓明通榜，即在录取正榜进士之外，在会试落第的举人中选取一定数额文理明白通达者，另出榜，谓之明通榜。被授四川长宁教谕，后任广东崖州学正，先后当了十二年的学官。乾隆四年（1739）被任命为湖南常宁知县，两年后调湖南平江知县，继而又调任莱阳知县、衡阳知县、衡山知县，算起来，先后在五县知县任上又是十二年。乾隆十六年（1751），谢仲坃升任湖北荆州通判，继而升任湖南常德府同知，先后代理襄阳、宝庆、宜昌、武昌、永顺、岳州、永州七府知府。乾隆三十七年（1772），因在永州实行盐务改革受阻，托词眼疾，解印辞官。谢仲坃辞官返乡之前，曾被朝廷任命为湖南道台（正四品），掌管湖南驿站交通、盐务及长沙府、宝庆府政务。然而，从雍正五年，到乾隆三十七年，一生为官长达四十七年的谢仲坃，已经无意留恋那种如履薄冰的官场生活，毅然返乡，当得知家里还是原有的九间破房里已经寓居着儿子（过继侄子）谢方则一家二十口人时，料想自己回家仍无立锥之地，便留居“禺山书院”以讲学糊口，五年后，仙逝于书院，享年七十有四。
清风染濡代代清。谢仲坃家境不太富裕，据说只有祖上留下的薄田四十余亩，但谢仲坃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视，于是送谢仲坃到学堂读书。距离轮水（今冈美镇）不远的三甲堡新楼村办有一所“瑞云书院”，其院长就是阳春县名人刘裔炫。这位院长曾于顺治年间参加广东乡试，得中举人，康熙二十九年，被授山东济阳县令，在任三年，清正廉洁，仁善爱民，颇有政绩，在百姓中有很好的声望。任满还乡后，倡导教育，带头捐款举办“刘氏书院”，后改名为“昌后义学”。阳春县令聘请他到县学“瑞云书院”掌管一院事务，他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学内容，宣扬儒家入世思想，鼓励学子立志奋发学习，考取功名，做一位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清官。刘院长绝对不是枯燥的说教，他有三年县令的亲身经历，讲起来更生动，更容易被学子们接受。勤奋好学的谢仲坃遇上了这位曾经是一位清官的老师，目染耳濡，润物无声，受益匪浅。而这位先生又非常看中这位品学兼优的青年才俊，于是谢仲坃竟成了刘院长家的新姑爷。
《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七《谢仲坃传》记载：谢仲坃“初官长宁教谕，乾隆初，擢授湖南常宁知县，峻却餽遗。履乡自裹行粮，嚼生莱菔（萝卜）供馔。月两课士，以节行相劝勉”。谢仲坃娶刘氏为妻，生下一位女才人谢方端，走上仕途后，他就带着妻子、女儿一起辗转南北，他谨记老师的教诲，做一个为国为民的清官，因此，他从不收礼，“峻却”，那是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拒绝，甘心过他们清贫的生活，一家三口，闲暇之余垦荒种菜，一年四时自给。刘氏夫人还将自种的萝卜腌制成萝卜干，每逢下乡考察、调研，从不吃请，总是自带干粮、冷水，当然更少不了自制的萝卜干咸菜。他不仅自身做出很好的表率，还在每月对士子的两次考核时，以节操品行与士子相劝勉。
谢仲坃在湖南、湖北为官四十多年，官至四品，四十多年来从无钱向家中邮寄，更谈不上置买庄田，家中仍是祖上留下的几间破房和几十亩薄田，由儿子谢方则居住和经营。谢仲坃离开家时，谢方则年纪尚幼，如今已有二十口人，过着贫困的农耕生活。这位名义上的儿子，几十年也不曾见过父亲一面，更没受过父亲一文钱的接济。经历了近五十年的风风雨雨的官场生活，皇帝终于批准谢仲坃退休了，然而，当年从阳春走出来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如今已是六十九岁高龄的老翁了。他孑身一人，唯有书籍相伴。早在湖南衡山知县任上，他的千金谢方端已到谈婚论嫁年龄了，于是他把谢方端许配给他老师刘裔炫的侄孙刘宗衍为妻，并命夫人刘氏带女儿返乡择日完婚，这一走，到仲坃退休，辗转各地为官，身边再无一位亲人。退休返乡前，他给儿子谢方则去了一封信，让儿子到长沙接他回家，谢方则接到父亲的家书后，立即派人请大姐谢方端到娘家一起商议接父亲返里之事，谢方端自从与刘宗衍结婚，就再没有与父亲见过面，但毕竟她跟着父亲生活了近二十年，深受父亲的影响。也是方端命运多舛，她与刘宗衍青梅竹马，结婚后夫妻恩爱，可惜婚后不久丈夫就去世了，从此方端抚养儿子，侍奉公婆，后来儿子进入仕途，她也只好随儿子辗转。此时的谢方端已是儿孙满堂，她无法与弟弟一起去接父亲返乡。谢方则带两个家人，赶到长沙，父子彼此都不认识，从湖南乘船回广东，谢仲坃一路问及家中情况，房还是自己离家时的老房，地还是祖上留下来的薄田，唯有人已二十口了。谢仲坃陷入了沉思，他想，当了几十年的官，从没给儿孙们寄过一文钱，儿孙们从来也没有沾上自己一点光，自己亏欠这个家庭；再者，现在的房舍已使家人拥挤不堪，哪有自己的立锥之地，思念已久的家无法回去了。不回家又能往哪去呢？思来想去，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教书，于是他决定留居“禺山书院”，不再回家。谢方则将父亲安顿好，回去将这些事情向姐姐谢方端一一讲述，谢方端感慨万千作七律一首《家君自楚解组归留寓羊城感赋》：
湘帆初转遂归时，三径荒芜返棹迟。
父有恩泽留梦泽，楼台无地起天涯。
七番赐郡多殊锡，廿口为家少立锥。
廉吏可为而未可，渊明何日返东篱。
诗的首联似乎是在感慨父亲一生为官，为国事忘却了家事，如今退休返乡，这一刻来得太晚了。是埋怨，是懊恼，还是怜悯，复杂的感情流于笔端；颔联调子高扬：父亲为官一生，没有照顾好儿孙，退休后竟无立锥之地，然而，他把恩泽留给了云梦大地，家无立锥，楚有高台。他造福于荆楚大地，那里的百姓拥护他，爱戴他，这又值得骄傲与自豪；颈联又回到现实生活中，父亲权知五县，历署七府，就为官时间，所属地域，那是值得荣耀的，官至四品，退无立锥，更值得荣光，父亲是位大清官。在荣耀的同时，作为女儿怎么会不为父亲孑身清苦而伤怀呢？尾联是表达谢方端复杂矛盾的心情：自古廉吏值得称颂，但是，廉吏的结局如何呢？诗人用孟优扮演孙叔傲的故事来说明廉吏的悲惨结局。最后用陶渊明只做了八十天彭泽令而毅然辞官的故事，再次为父亲终生为官，不问家事而惋惜。惋惜归惋惜，悲伤归悲伤，清官的女儿饱受清风沐浴，她的儿子受母亲的谆谆教诲，也是一位清官。
据说，谢仲坃准备寓居“禺山书院”，先到广州，广州税关听说是曾任七郡太守，卸任于道台的大官路过于此，又看到船上载的二十只大木箱，认为钓到了一条大鱼，重重讹诈一笔。税官命人开箱验货，当二十只大箱子都打开后，这位税官傻眼了，箱子里全是书籍及日用所有，竟找不到一锭银子，甚至连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都找不到。于是，他们才真正认识了当今皇帝曾表彰过的清官，无不惊讶万分。
谢仲坃逝于书院，方则、方端姐弟俩赴广州料理丧事，临别时谢方端赋诗一首《暮春送舍弟方则旋里》，其中少不了抒发姐弟离别时难以割舍的亲情，因为姐弟二人都已过天命之年，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但颇识大义的谢方端突然将笔端一转，从离愁别苦中跳了出来，“耄年姊妹难为别，廉吏儿孙莫厌贫，犹有诗书遗泽在，可将家传早铺层”（《小楼吟稿》）。勉励弟弟，要继承清廉家风，永传后世。
番薯知县。番薯即我们常见的红薯，其叫法多达十几种，据学术界研究，番薯最早传入我国是在明代，至于从什么地方传入我国，目前至少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来自琉球国，这种说法依据是《清稗类钞·植物类》：“番薯……本出琉球国，闽中后亦有之。”第二种说法是来自菲律宾，这种说法的依据是《福州府志》：吕宋国（菲律宾）“有朱薯，被野连山，不待种植，夷人率取食之。”第三种说法是来自越南，依据是广东《白电县志》。每一种说法后面都有一段美丽动人的故事。尽管番薯的来源说法不一，但是最早在我国广东、福建落户的记载大体是一致的。
番薯传入中国较早，但在我国推广速度较为缓慢，“康熙时，圣祖命于中州等地，给种教艺，俾佐粒粮。”（《清稗类钞·植物类》）皇帝号召种植番薯，主要是为弥补粮食不足。大力推广番薯的种植面积，和清代人口猛增有关系，据人口研究资料所示，我国人口最多时是明永乐年间，人口总数达六千七百万，“康熙盛世”使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到乾隆初年，人口已突破一亿，到乾隆五十五年，已突破三亿。人口的高速度增长及不断出现的灾荒，使民食犹显不足，才有朝廷号召种番薯之事。
谢仲坃是广东人，番薯引进广东已多年了，因此，对番薯种植较为熟悉。乾隆四年，谢仲坃调任湖南常宁知县，继而，调湖南平江县知县。上任伊始，施政大刀阔斧，如：设义学，修柳毅神庙，加强教化；禁赌博，查盗贼，整顿社会治安，最重要的是他极为重视民生。就在谢仲坃出任平江知县时，平江连年大旱，加上山多田少，种植品种单一，百姓衣食无着。谢仲坃深入民间了解灾情，立即采取措施，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同时从长远考虑，根据平江地理特征，他号召百姓要改变传统单一的种植模式，在充分利用山地的情况下，引进家乡的番薯。他向全县张贴告示，号召农民栽种番薯：“番薯原系蔓生，截蔓为秧，约长以尺，起土作列，秧横列中，上覆浮土，拌以灰粪，初种水浇数次，嗣是听其蕃昌，根下结实累累，十月掘之，亩可数石。充饵作羹，杂米为饭，且可熬糖，叶亦堪煮以当蔬。费功甚微，为利甚薄。”（《平江县志·劝种杂粮示》）读这段文字，不觉得是县太爷颁发的告示，反倒觉得是一本说明书。从番薯的性能，到番薯的栽培的每一个环节；从番薯种植的效果，到番薯食用不同做法，简直是一位杰出的农艺师和一位手艺精巧的厨师在向学员讲课，细致入微，明白易懂。
谢仲坃一面以“告示”的方式向百姓宣传种植番薯的价值及方法，同时动用行政手段，分头遣差，备苗栽种，并从家乡请来有经验的农民做技术指导，自己也亲自到田间察看种植情况。谢仲坃不仅号召农民栽种番薯，在县衙空地上，他与夫人、女儿垦荒栽种，以作示范。为切实保护红薯秧苗，谢仲坃下令，牛马牲畜不得践踏秧苗，违者严惩，绝不姑息。
番薯适应半墑生长，在少雨而又是山地的平江县，番薯连续三年获得大丰收。遭受旱灾严重的邻县官员与百姓也到平江来取经，谢仲坃设番薯宴招待他们，这也使番薯栽培迅速推广到邻县，使数以万计的百姓受益。谢仲坃在平江知县任上，用一颗爱民之心和一颗“父母官”的责任心拯救了一县灾民，也为平江及邻县造下了永久之福。
平江任满，谢仲坃被调往莱阳县，临行前，百姓到省府要求仲坃续留，巡抚不准，百姓只好夹道相送，洒泪而别。为了纪念这位百姓心中的活菩萨，平江百姓捐资为谢仲坃修建生祠，叫“谢侯祠”，又因祠中谢仲坃塑像手拿番薯，故又叫“番薯县官庙”，人们四时祭拜，香火旺盛，番薯知县永远留在平江百姓心中。
谢氏青天。《清史稿·谢仲坃传》有这样一段述评的语言：“仲坃官湖南先后三十年，长于折狱（断案），大吏倚重。历奉檄鞫狱（审案）二百余，多所平反，以直戆名。”这一小段文字至少说了三层意思：一是说谢仲坃具有断案的智慧和才能；二是说别人问不了的案子，或有冤情的案子，上级命仲坃重审的不少，且冤案都得以纠正平反；由以上两层意思引出第三层意思：谢公落得一个戆直之名，也正因为其戆直，不善周旋，只认法理不认人，所以才有“谢青天”之称。
《清史稿·谢仲坃传》从谢公审理的无数案件中，选取了三件记入史册。
其一，仲坃调任衡阳知县时遇到的一个复杂的案件：衡阳县前任知县李澎额外征收漕运浮粮，被主管粮食的道台谢济世发觉，并检举揭发，而湖南巡抚因受李澎之贿，也以敛收浮粮之名向总督诬告谢济世，总督孙嘉淦为不得罪巡抚，也就顺了巡抚的意思，结果李、谢二人同时被罢免。御史官在朝廷发表自己的看法，朝廷就命一位侍郎阿里衮再查此案，署粮道仓德是被调查的对象，因此，布政使提前给仓德写了一封信，让其篡改衡阳征收浮粮的凭据，以此向上汇报。事发后，皇上命彻底追查此事，因此，李澎不惜重金贿赂相关人员，包括阿里衮，想让其翻案，重新恢复自己与谢济世的官职，未成，巡抚许容因诬陷谢济世而被夺官，其余诸官皆受惩处。这一案子似乎不是谢仲坃直接受理，只是因为李澎是他前任知县，所以他会参与其案的审理过程，又因所涉及人员都要官大他多少级，所以他无权审定此案。但是当他弄清案情原委时，他最恨的是李澎，李澎以卑劣手段，搜刮民脂民膏，行贿腐蚀各级高官，使之上下勾结，贪污腐败，枉法害人。因此李澎被定为丁役之罪时，谢公重治李澎，结果也以杖刑过当被弹劾罢官，旋即调知衡山县知县。从这起案件中可以初步看到谢公疾恶如仇，有恶必惩的性格特征。
其二，《清史稿·谢仲坃传》说：“逾年，特起为衡山知县。以谳巴陵狱，巡抚与按察使互奏，奉旨引见，擢荆州府通判。又以归州纵盗冤良之狱，自巡抚、按察以下皆被重谴，仲坃承审时，坚不会印，特旨召对。”“归州纵盗冤良案”是怎么回事呢？谢燕颉先生在《乾隆亲审归州纵盗冤良案探秘》一文中讲得较为详细：这起案件应该发生在乾隆十六年湖北归州，当时谢仲坃任湖北荆州府通判（从五品），主管刑事、民事案件。荆州府西邻宜昌府，归州于雍正七年升为直隶州，雍正十三年降为县级州，隶属宜昌府。荆州历来就是沿江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归州位于西陵峡北岸，人称长江咽喉，这里历来就是江上盗贼出没的地方。谢仲坃知荆州通判时，这里发生了一起江上大盗抢劫商船案，五名盗贼抢劫一艘商船，杀人越货，被长江水师巡逻队擒获，连同作案物证一并送往归州府衙，有待审理。这伙大盗使用惯用的伎俩，向归州知府（县级）的上司宜昌知府以重金贿赂，并对一些关乎这一案件人员进行打点，同时又在民间寻找“白鸭”。“白鸭”就是愿意用命换钱的人，多是极度贫穷而子女又多者；长江大盗是愿拿钱换命，二者是需求契合的一对。买通归州知府和宜昌知府后，五名“白鸭”自认是杀人劫货者，被投进了牢狱，而五名真正案犯都逃之夭夭。被捕获的五名大盗中，其中有两名是荆州府籍，于是荆州府通判谢仲坃就参与办理此案。巡警当场捕获大盗，交于归州，然后投入大狱，大狱中五位嫌犯供认不讳，签字画押，案件很简单，结案上报待批准后斩首完事。然而按规定还要履行程序，即由荆州、宜昌两府共同在案卷上盖章，呈湖北提刑按察使批准盖章，再呈刑部批复后才能对犯人处以极刑。
谢仲坃翻阅了归州转来的卷宗后，有些疑点弄不明白，于是决定提审荆州户籍的两个案犯。在审讯过程中，他发现几个问题：一是这五位大盗本是同伙，而问起荆州籍二犯与归州三嫌犯如何筹划并共同盗劫商船时，荆州籍二嫌犯所答有出入；二是在讯问他们如何登船、劫货、杀人细节时，二者同样回答不上来；三是去掉枷锁让他们表演一套拳法时，二者竟不会拳法，这些都让谢仲坃脑子里形成一个结论：这不是所说的武功了得的江上大盗，这是两只“白鸭”。为了找到证据，挖出真凶，根据二位“白鸭”的供述线索，谢仲坃顺藤摸瓜，走访调查，弄清楚了案件的真相。
此时归州、宜昌催促谢公签印甚急，谢公回答是：“此案疑点颇多，不宜马上结案，应发回新重审查。”宜昌知府一听大怒，恶语威胁仲坃，仲坃说：“卑职经过复审、调查、牢狱中囚犯并非真犯，真犯也并未在监狱，其中必定有猫腻，恕我不能会印。”事情通到了省府，湖北省掌管司法的按察使亲自到荆州来，命令谢公立即会印，不得延迟，并说这一案件已向巡抚汇报，得到了巡抚的批准。谢仲坃气从中来，但是在上司面前仍不失礼，他不慌不忙跪在按察使面前，摘下顶戴缨帽，义正词严地说：“我虽官职卑微，但依法问案，勤于职守，问心无愧。长官若要勉强仲坃做出违法之事，可向朝廷申报，免我官职，若朝廷不夺我通判之职，对于‘归州大盗案’的目前的结论，我绝不会印！”众人拿他无奈。恰好人称“包公”的八府巡按施世伦巡察至此，谢仲坃将案情向施公一一陈述，并提供相关证据。施公觉得此案蹊跷，定有冤情，于是召集湖北按察使及相关州府官员再次会审此案，捕获了真正的杀人凶手，释放了五名“替身”。施公捧出尚方宝剑，代替皇上宣布湖北主管司法的按察使、宜昌知府，归州知州等三名主要官员，贪赃枉法，草菅百姓，纵容大盗等罪行。扒掉三人的官服，除去顶戴，戴上刑具，押送北京交刑部处理。至此，湖北“归州大盗案”画上了一个句号。乾隆皇帝对在此案中敢于坚持正义，不畏权势忠勇廉直的谢仲坃进行表彰，并亲自接见了这位荆州通判，传旨吏部，对谢仲坃年度考核记作优秀，升任五品知府，将其事迹通报全国以作示范，百姓呼之谓“谢青天”。
其三，《清史稿·谢仲坃传》载：“乾隆三十七年，在永州议改淮引食粤盐，格于例不行，遂以目疾请告。”我国自古就是盐业专卖，到清代食盐销运体制实行是“引岸制”。所谓“引岸制”，就是将食盐贸易划分为几个区域，每个区域又分为几个中区，每个中区又分若干小区。各个区域贸易不得交叉，必须按政府指定的供应商，核定的额度来供应，这在《清盐法志》及《清史稿·食货志》中都有记载。“引岸制”的弊端在于营销渠道的阻塞，造成流通中的极大浪费，以至于抬高食盐成本，加重百姓负担。谢仲坃退休前是在湖南道台岗位上，主管食盐交通等事务。根据“引岸制”划分，湖南应由淮盐供食，但如湖南南部之永州、郴州等地，显然距广东较近，而划定食淮盐，就存在一个远、费、慢、差的情况，使食盐价格居高不下，加重了百姓负担，且有的百姓偷着买粤盐食，这样，规定淮盐份额又无法完成，官府就要受到处分，这种一不利民，二不利官的事情被作为主管道台的谢仲坃要求改革，革除弊病，便民便官。然而，这是惯例，又是制度，上司不批准，行不通。于是谢仲坃不忍看着在自己主管的业务范围内危害百姓，愤然托疾请辞，告别了将近五十年的官场生涯，实现了一位知识分子无奈的解脱。
谢仲坃一生为官近五十年，他那为国为民，勤于职守，不畏淫威，法理为天的官品，永远载入史册。他那清正廉洁，刚直无私，质朴无华的形象也永驻后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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