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县衙清风-奋襄民事,不为利动——宁朔知县周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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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字典》背后的一桩千古奇冤案。《康熙字典》是我国大清时期,奉康熙帝圣旨编撰的一部颇具研究和使用价值的汉字辞书,由康熙重臣张廷玉、陈廷敬为总编,前后历时六年,是历代字书的集大成者。《康熙字典》的问世标志着大清帝国进入了繁盛期,也标志着中华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就在《康熙字典》问世的六十一年后的乾隆四十二年,却发生了一起与《康熙字典》紧密相连的江西“《字贯》案”。《字贯》是继《康熙字典》之后的又一部字书,是江西宜丰举人王锡侯花了十七年时间,“日向故纸搜求”写成的一部工具书。之所以命名《字贯》,王锡侯在《字贯》序中说:《康熙字典》非常庞杂,一般的学子多有不识者,更有不会用者。《康熙字典》一书贯穿的什么主旨,人们看过后茫然不知,于是为便于学习领会,王锡侯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认为“字犹散钱,义以贯之,贯非有加于钱,钱实不妨与贯,因名之曰《字贯》”。

    也正是这部花了近二十年心血才问世的《字贯》,埋藏着王锡侯连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杀身之祸,且祸及三代,累及百人。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据说王锡侯家境贫穷,三十七岁中举后,连续九次参加考试,都未考中进士,因此,依靠著书养活全家。《字贯》刊印不久,有人告发《字贯》“序”中有贬损《康熙字典》之意,状子告到江西巡抚海成府衙,海成翻阅《字贯》后,认为王锡侯删改钦定《康熙字典》,另编《字贯》,狂妄不法,于是上奏朝廷,建议革掉王锡侯举人头衔,适当定罪。卷宗与《字贯》一书摆到了乾隆皇帝的案头上,乾隆皇帝翻阅了《字贯》一书大怒,原因是作为一部字典,其中少不了时人避讳的几朝皇帝的名字,如玄烨、胤禛,弘历等字眼,乾隆认为“此实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两项罪名,以删减《康熙字典》作引,以大不敬之罪终结,判王锡侯杀头罪,其子孙七人斩监候,秋后处决,其十六岁以上的家眷均为人奴。王锡侯家被查抄,据说被查抄的王家,上下人等几十口,只有六十两银子的家底,其状极为凄惨。

    乾隆没有就此罢休,认为作为一省之长,“海成对此悖逆之事,竟然双眼无珠,茫然不见”,判斩刑,缓期执行,发配新疆。或许海成出身满族原因,此后又起用。为官三十年的清官,江西副省长(布政使)周克开因看过《字贯》一书,却没有发现其中悖逆之处,被罢职。海成被判,士子不惜,因为,这位满人,胸无点墨,但他是制造文字狱的急先锋,全国查抄禁书成绩排名第一,而自己最终也翻到了文字狱的泥潭中,岂不是以牙还牙吗?然而,周克开被罢,着实让士民、官宦惋惜。周克开为官三十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奋襄民事,不为利动,如今无辜遭罢,怎不令人惋惜和不平。

    周克开,字乾三,一字退谷,又号梅圃,湖南长沙人,《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七有《周克开传》。《清史稿·周克开传》中为周克开画出了一条三十年为官路线图:“乾隆十二年举人。十九年以明通榜(正榜之外增加文理明白通达者,另榜录用)授甘肃陇西知县。调宁朔,……擢固原知州,父忧去,服阕,补洮州。寻擢贵州都匀知府。……调贵阳,亦以强直忤巡抚宫兆麟,因公累解职。引见,复授山西蒲州知府,调太原。……擢江西吉南赣宁道,署布政使,以王锡侯书案被议。高宗知其贤,发江南,以同知用。……授江西九江知府,寻擢浙江粮储道。……调杭嘉湖道,……以督工劳瘁卒。”

    读《清史稿·周克开传》,似乎感觉作者对周克开这一人物为官的行迹描述得非常详尽清楚,然而,翻阅几篇有关周克开这一人物的重要记载,笔者发现,《清史稿·周克开传》中对周克开为官踪迹的描述,既有漏,亦有误。如稍晚于周克开的文人赵怀玉,曾为周克开作《故浙江杭嘉湖海防兵备道周君别传》(以下简称《别传》见《碑传集》卷八十五)中说:“甲戌(乾隆十九年)明通榜,特旨发往甘肃以知县用,摄张掖、古浪事,补陇西,摄西宁、宁朔,擢固原知州……”其中所说张掖、古浪、西宁三县之事,《清史稿》中就给漏掉了。清人卢文弨于乾隆五十年撰《浙江杭嘉湖海防兵备道周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卢撰《墓志铭》见《抱经堂文集》卷三十三)则说:“署张掖、古浪,实授陇西,调宁朔,凡历四县……”卢撰《墓志铭》中虽无《别传》中所说的西宁,但张掖、古浪二县记载与《别传》可相印证。再者,《清史稿·周克开传》记载:“擢固原知州,父忧去,服阕,补洮州。”清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曾撰《中宪大夫杭嘉湖海防兵备道长沙周君克开墓志铭》(以下简称姚撰《墓志铭》见《碑传集》卷八十五)中说:“父丧去官,服终,为姚州知州。”《清史稿》所说“洮州”在甘肃,姚撰《墓志铭》所说“姚州”在云南,是谁记载有误,不得而知。而《别传》中说得很清楚:“服除,补云南姚州。”卢撰《墓志铭》也说:“以忧去,复补云南姚州。”就连周克开自撰的档案履历也说:“周克开,湖南人,……由举人以知县用,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内用甘肃知县,三十四年七月内用云南姚州知州。”(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二册)由此,多方印证,疑《清史稿》有误。

    从《清史稿·周克开传》的语言风格及选材上看,其中大文学家姚鼐的《墓志铭》的影子颇多,其他的《传》《铭》,包括周克开的履历自传都远早于《清史稿》,那么为什么《清史稿》为周克开作《传》会有误、有漏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洮州之误,推测是《清史稿·周克开传》作者误认为前人所说姚州为误,洮、姚只是偏傍之差,再就是周克开此前一直在甘肃做官(当时甘肃确有洮州,只是乾隆年间改为洮州厅),从甘肃固原御任丁忧,丁忧期满,再官甘肃洮州,较为自然,一下子从甘肃做官,间隔丁忧,就到云南姚州,在洮、姚之间,《清史稿》作者选择了“洮”字,当属思辨之误,少欠史家严谨。其次是笔下之漏,笔者认为这是《清史稿》作者的主观选择。为循吏作传,史家或多或少都有溢美的心理,周克开官越做越大,至布政使,史家往往重其要职而轻其卑位,因此,周克开凡历州府以上的履历,或简或繁无一漏掉,写知县经历是由陇西,调宁朔。写陇西,是在说明周克开从何处调往宁朔,写宁朔才是《清史稿》作者真正的意图。把其他县漏掉,笔者推测,并非作者无意漏掉,而是为了突出周克开在宁朔的政绩,有意把周克开在其他县的经历删掉,这是史家在选材上技巧的体现,是突出知县这一层次的亮点。因此,《清史稿》的作者就以不小的篇幅,述写周克开在宁朔的事迹。

    细读《清史稿·周克开传》,史家在为周克开画的一条为官履历路线图是这样的:从陇西调宁朔,擢固原,补洮州,擢贵州都匀知府,调贵阳知府,授山西蒲州知府,调太原知府,擢江西吉南赣宁道,署布政使,发江南,署江宁府,再调九江知府,再升浙江粮储道,再调杭嘉湖道。先后共履十三个地方,十四个职位。加上故意漏掉的,张掖、古浪、西宁诸署,周克开前后共在十六个地方做官,足迹几乎遍布了半个中国。《清史稿》作者面对周克开这样一个庞杂的履历,作了一个有繁、有简、有删的文章结构安排:首先,写得最多、最详者当是周克开治水,治狱,尤以治水最详,如写宁朔治水,太原治水、杭嘉湖道治水,三处治水,尤以宁朔知县任上治水最繁;写治狱,以写在贵州都匀知府任上治狱较详。其次是简写,简到只写地点,职务,不写事件,如“授甘肃陇西知县”,“擢固原知州”,“补洮州”,“复授山西蒲州”,“擢江西吉南赣宁道,署布政使”,“署江宁府”,“授江西九江知府,寻擢浙江粮储道”等,这些记载只记履历,不记事件,有纲无目。再次,就是干脆删掉不写,如初履张掖、古浪、西宁就干脆删掉。如此分析,可以看出《清史稿·周克开传》的作者写周克开目的非常明确,既顾及他为官的履历,又注重突出他的治水、治狱的业绩。关于这一点,《清史稿·周克开传》中也有总结:“克开在宁朔治水绩最著,生平治狱多平反。”那么,周克开作为一位循吏,究竟在治水、治狱方面做出哪些突出的成绩呢?

    奋襄民事,治水,治狱。《清史稿·周克开传》及其他有关周克开《传》《铭》在记载周克开的政绩时声调极为一致,尤其是宁朔治水,几乎成了各种史料记载的重点和亮点。

    清代的宁朔县属于宁夏府,归甘肃省管辖,到清代晚期,宁夏府改为宁灵厅,辖宁朔和灵州。宁朔县(1960年撤销)、宁夏县(即今贺兰县)、平罗县,三县通称为河西区,是以黄河为界的河西小平原,塞上明珠,塞北江南。河西区本是不毛之地,土地非沙即碱,因为滨临黄河,开渠引流灌溉田亩,遂使沙、碱之地变为沃田,因此,塞北农业文明也就从“水”开始。

    《清史稿·周克开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周克开于乾隆“十九年,以明通榜授甘肃陇西知县。调宁朔,县属宁夏府,并河有三渠,曰汉来、唐延、大清,皆引河入渠灌田。唐延渠所经地多,沙易漫,克开治之使深狭,又颇改其水道,渠行得安。渠有石窦,泄水于河,以备旱涝,民谓之暗洞。时暗洞崩塞,渠水不行,上官欲填暗洞而竭唐延入汉来,以便宁夏县之引河,宁夏利而宁朔必病。克开恐夏、秋水盛无所宣泄,时新水将至,不可待。克开请五日为期,取故渠及废闸之石,昼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复,两县皆利。大清渠长三十余里,凿自康熙间,久而石门首尾坏,民失其利,克开亦修之,皆费省而工速。”

    这一段记载叙述了周支开治水三件事:其一,治延唐,为民造福。据史料记载,延唐渠,在三渠中最长,为三百二十里,灌溉宁朔、宁夏、平罗三县的大部分田地。用黄河水灌田,其利害兼有,黄河水携带大量泥沙,自古就有一斗河水半斗泥之称,其利是泥沙不仅可以填充坑洼,而且可改造土壤;其弊在于河道容易淤塞,以至于河床高悬地上,不但水流不畅,一遇大水,就有决堤之险。因此,河道每年都要疏浚,民间谓之清淤。周克开治延唐渠,因“经地多,沙易漫”,“使深狭”,“改其水道”,说的就是引黄河水溉田的特点。水流经地段越长,泥沙就越容易沉积,河床越高,“使深狭”,就是所谓的清淤,扩大渠的容量和流量。清淤工程不是一劳永逸,而是年年清,甚至一年数清。针对这种特点,清代宁夏引黄溉田就摸索出一套措施,例如,开渠就运用“底石”,将石条埋在河底,以备清淤时作为衡量施工的标准,挖不到“底石”,说明施工者偷工,影响引渠的容量,一旦渠床壅塞不流,那势必就要“改其水道”了,就是要重新挖河引水。其二,治暗洞,为民争利。暗洞,类似现在的涵洞。暗洞和飞槽都是用以连接阻隔两边的河渠的设施。暗洞在暗处,飞槽在明处,凿山为孔,砌以砖石,横通河水,就是宁夏当地百姓说的暗洞;飞槽架在明处,也是用以接通阻隔两边的河水,一旦暗洞崩坏,则水流不通,达不到引水灌田之目的。治理暗洞难度很大,因空间狭小,作业时非常不便,因此,周克开的上司(宁夏设分管治水官),知难而退,不想修复暗洞。暗洞不修,渠水无处宣泄,则整个延唐渠为之废渠。上司想把延唐之水并入汉来渠,这样,虽省了修暗洞之力,但宁朔县百姓却无水可用,宁朔一旦无水,且不说不能防旱,亦沙亦碱将完全改变现有土壤状况,那简直是要百姓的命。周克开不仅坚决反对将延水并入汉水,而且雷厉风行组织民工抢修暗洞,计划抢在大水来临之前五日内完工。为实现这一计划,作为一县之长,他亲临工地昼夜不离,督促施工,百姓见知县昼夜与他们一起施工,干劲十足,五天时间,暗洞得以修复,既利宁夏,又利宁朔,宁朔百姓为之感激。其三,修渠闸,遗福万民。渠闸是节制流水,合理用水的关键设施。大清渠水闸由于建造日久,损坏严重,以至于“民失其利”。开挖河渠一条,有其一套系统的设施工程,如,石闸、堤坝、涵洞、飞槽等,这些基础设施齐全,才能有效利用水源,其中,闸是节制水的关键设施,有进水闸、退水闸,各有其用。渠是每年一清,闸则相对一劳永逸,如有坚固堤坝保护,其闸可利子孙,一闸损坏,则整渠不畅,民失其利。周克开深知水闸的重要性,精心设计,科学施工,达到省时、省力、省钱的效果,而留给百姓的却是永远的利益,所以渠上所建桥闸,百姓皆以周公命名。

    查相关史料可知,整个大清政府对宁夏水利是非常重视的,据《宁夏府志·水利》记载,大清以来,除上边所述,汉、唐、大清三条渠外,还有惠农、昌润、旧贴、新贴等七条渠,有的是原有渠道加以整修,有的是重新开挖,仅河西区宁夏、宁朔、平罗三县灌溉面积就达一百多万亩,受益百姓七十多万人。从宏观上看,周克开在宁朔成功治水,为民造福,是在清政府对宁夏水利极为重视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而且丰富的治水经验和成熟的治水技术都为周克开治水提供了借鉴。然而,根据《朔方道志》卷六《水利志上》及嘉庆《宁夏府志·水利志》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绅民投入了大量财力、人力修浚河渠,顺治十五年,中央拨款对唐来、汉延二渠进行整修,至乾隆四十二年,唐、汉、大清三渠先后共十三次修浚,其中间隔时间最长的应是从乾隆四年到乾隆四十二年,而周克开在甘肃宁夏府治水,大致应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后。乾隆三年,宁夏地区经过一次震级为八级以上、震中烈度为十度以上的大地震,死亡人口十之四五,水利设施几乎全部破坏,因此,乾隆四年,国家对被毁的水利设施作了修复。到乾隆五年,宁夏地区又来了一次大地震,震级虽未及上次,但破坏性也不小。然而,史料上没有显示这次地震后规模较大的水利修浚,一直到周克开知宁朔约二十年过去了,中央和地方对宁夏地区水利,特别是以上所说三渠没有列入整修计划,可见,作为一个知县想在水利建设上有所作为是非常不易的。周克开为官三十年,以循吏写入国史,述政绩以知宁朔治水占较大篇幅,且以宁朔治水被考核为优秀,提拔任用,确实难能可贵。没有一种为百姓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没有一颗爱民如子的宽广胸怀,是很难在艰难的条件下办好关系百姓生存、生活的大事的。

    周克开一生为官,与水有缘。知太原府,巧引山水入汾河,从根本上避免了山水淹没农田之弊。官任杭嘉湖道,治理海塘,他首先治理这些管理海塘的官吏,使他们不敢借海塘施工盘剥百姓。在施工过程中,为了保护百姓的财产,就建塘坝地点上,与总督、巡抚进行激烈争论,坚持在原址上建塘,最终两位上司做出让步。然而,在原址上建塘,施工难度较大,上司依克开意见施工,如不能按期完工,其后果可知。因此,周克开为保证工程如期完成,亲临督工,“晨起即露坐工次,夜分乃就馆舍,虽寒暑疾病不稍辍,其勤心民瘼有如此”(赵怀玉:《别传》)。一位四品大员,为了百姓利益,敢于和上司闹翻,得罪了上司,自己却承担了风险;为不使百姓生命财产受到海水侵蚀,夙兴夜寐,寒暑疾病,坐镇施工一线,这种为官之勤奋中体现的是他对百姓的一份责任。周克开为官,与水有缘,治水有成,堪称名副其实的水利专家。

    姚鼐《墓志铭》评价周克开“善治狱,多所平反。”“善治狱”,说明了周克开的明敏智慧,“多所平反”则又折射出他不畏邪恶,不惧强权,主持正义,依法为民做主的胆量和品格。相关史料里记载了不少的具体事例,本文不再赘述。

    生性廉洁,不为利动。这是历史对周克开人品、官品的总结与评价。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讲的是一个管理者表率的作用。赵怀玉《别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固原夙称肥饶,至者率侈靡相矜尚(夸耀),君一镇以廉静,民颂其清。浙江之漕为天下弊薮(弊害的渊薮),民间每倍蓗(倍数)以纳,群情洶洶,往往致变。上官利其入,置弗问,吏益肆。君誓于神,不名一钱,请大吏刬(铲除)革诸陋规殆尽,大吏心弗善,卒莫能夺也。”这段记载讲的是两种情况:一是周克开任固原知州时的事情。固原一带物质条件相对丰富,因此,就形成了一种以侈靡为荣的社会风气,官吏尤为厉害。在这种大氛围下,作为地方主官的周克开,所持的是与时风相反的态度,那就是“廉静”。这首先是自己的以身作则,以廉率属,为这种热闹的侈靡之风降降温。主官“廉静”,属从自然收敛,社会风气自然也会逐渐好转。二是周克开署浙江粮储道。浙江漕粮积弊已久,贪官污吏层层数倍盘剥百姓,百姓怨气很大,甚至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基层官吏肆意妄为,上司因收了他的贿赂便不闻不问,造成了恶性循环的局面,成为当时粮食流通领域的一大顽症。周克开到任后,从两方面着手治理这一顽症。先正其身:誓于神前,不多占一钱。主官清正,不受一钱,下级官吏肆意盘剥百姓的行为自然要收敛。再就是规范制度行为,原来,各级官吏按照相关“规定”理直气壮地搜刮民财,而周克开却把这些不合理的规矩统统革除,然后再立新规,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滋生腐败的土壤。周克开这种做法,既符合百姓的期许,又符合为官的准则,只是断了那些贪官污吏的财路,连省里的大员心里都不高兴,但无话可说,怪不得浙江巡抚、大贪官王亶望将周克开从粮储道调往杭嘉湖道去治海。

    赵怀玉《别传》还记载:周克开“在宁朔,两遇计典,皆上考。会巡抚保举堪升知府,君名未列,或有为君谋者曰:‘以黄金二镒畀予,太守可得也。’君笑谢之”。计典,是朝廷按照考核官吏的大的准则对官吏进行考核,三年一次。周克开在宁朔县知县任上,曾遇到两次朝廷对他的政绩考核,其结果都是上等,按照当时官吏提拔规矩,克开应该提拔使用,然而,在提拔的官吏名单中却没有他的名字,有人替他惋惜、不平,同时,也为他出了个馊主意:提拔不提拔,就看有没人替你说话,如果给省里的大吏送两锭黄金,就能提拔一个太守。出主意的人出发点是好的,但通过行贿去捞取官职途径实在是令周克开不屑履足,故笑谢之。这冷冷一笑,表明了他对这种行为的鄙视和嘲讽。

    周克开一生为官三十年,所到之处,奋襄民事,皆有政声,面对诱惑,不为利动,以廉率属,皆有清声,姚鼐为其铭曰:“生为良吏,没而民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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