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辉祖，字焕曾，号龙荘，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清史稿·汪辉祖传》说他“少孤，继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据有关史料记载，汪辉祖十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两位母亲抚养他成人，并对其进行良好的教育。汪辉祖在为人、为官方面声誉颇高，两位母亲功不可没，人称“汪氏两节母”。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汪辉祖奋发学习，自立自强，修得一肚子好学问。然而他的仕途并不顺畅，直到乾隆二十一年才考中进士，这时的汪辉祖已经四十六岁了。旋即，被授予湖南省宁远县知县。此前，汪辉祖一面学习，一面打工，在几处官府做幕僚，也算是为官之前的实习吧，而这个实习期竟长达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幕僚生涯，汪辉祖做得可圈可点，成了江浙一带第一师爷。以此为基础，四年知县也做得有声有色，颇得上司好评。四年知县后，朝廷准备擢拔他。“因足疾久不赴，疑其规避，夺职”，从此远离仕途，闭门著书，“所著《学治臆说》《佐治药言》皆阅历有得之言，为言治者所宗。”（《清史稿·汪辉祖传》）
《学治臆说》是汪辉祖的一本从政笔记，记录了他从事幕僚三十年及任县令期间的为政心得体会，所著《学治续说》《学治说赘》作为《学治臆说》的补充。他还著有《佐治药言》，当是《学治臆说》的姊妹篇，主要记述幕师时期的见闻、做法与心得，两本书被后人称为“官经”。汪辉祖奋发而学，学则为仕，学为仕用，学仕结合。同时，他能在仕中找到体悟，进行总结，一方面对自己为官是一个指导，促进自己再学习，再实践；另一方面，他总结出来的为官心得，被看作为官真经，对于初仕者来说值得学习，也极为实用。千百年来，七品知县，乃至高官重臣车载斗量，成过眼烟云，能像汪辉祖踏石留印，其经验用于后来官道者，凤毛麟角，他是学以致用，理论与实验高度契合的典范。
所谓“学与仕合”，就是把所学的知识及其中的思想运用于为官实践之中，即学以致用。
一、实心、清心、立心。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几千年来，儒学内容尽管在不断地演变、丰富，但其基本思想内涵没有变，儒家思想在社会上的主流地位没有变，一代代读书人怀着报国安民的入世思想发奋苦学，以求仕途通达。汪辉祖也不例外，在家庭境况艰难的情况下，他饱读经史，也是想当官报国。怎么样才能当一个好官，实现自己报国理民的抱负呢？通过观察与体会，记在他的《学治臆说》中：“治贵实心，尤贵清心。治无成局，以为治者为准，能以爱人之实心，发为爱人之实政，则生人则当谓之仁，杀人而当谓之仁。不然，……意之不诚治于何有。若心地先未光明，则治术总归涂饰，有假爱人之名而滋厉民之弊者，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故以实心为要，尤以清心为本。”这段话至少阐明了两个观点：一是说读书当官的目的是为国为民，这其中不能掺杂一点私心杂念，这叫清心。如果当官目的不纯，夹杂着私欲，那么这个官一定当不好。二是说的为官的指导思想与施政措施的关系。如果有一颗真心关爱百姓之心，用这颗心去设计施政措施，该活的人让他过上好日子，该死的人就杀掉他，这都叫“仁慈”，都符合为官前苦学的儒家思想。否则为官思想不纯，采取的措施只能是粉饰门面，危害百姓。他在《佐治药言》中也谈到，“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争者公私之别而已。公则无心之过，终为舆论所宽，私则循理之获，亦为天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正心乃为人之本，心正而其术斯端”。汪辉祖琢磨为官者或有得，或有失，为什么呢？就是当官的一颗心不一样，具有一颗公心去当官，那么，他在为官之道上就有所得；怀有一颗私心去当官，他肯定当不成一个好官，甚至身败名裂，因此，汪辉祖反复强调当官的目的不可不端正，心正是为人之本，为官之本。
汪辉祖的理论印证着他的实践，或者说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了一套足以指导后人为官的理论。无怪乎《清史稿》说汪辉祖仅当了四年知县，因为政绩卓著，湖南巡抚就上疏朝廷提拔他为善化府知府，虽然没有就任，那当另有原因。阮元的《循吏汪辉祖传》中也记载，当汪辉祖被夺职返里时，“民空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朝廷的擢拔，百姓的拥戴，都来自汪辉祖为官的“实心、清心和立心”。
二、勤政。光有一颗为国为民之心还不够，当官必须勤政，只有敏于政事，才能达到报国安民之目的。我国的勤政文化非常丰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治国的思想。勤政文化不是孤立的，往往与当一个好官的其他要素连在一起，比如《周礼》中提出的考核干部的“六廉”标准，其中的“廉敬”就是指的勤政。《尚书·无逸》篇中周公从另一角度告诉官吏们为政必须“无逸”，“逸”则误国、误民。宋代吕本中在他的《官箴》中提出了当一个好官的三大要素：曰清，曰慎，曰勤。乾隆皇帝为勉励众臣勤政，专门修建“勤政殿”以示表率。这些儒学中的精华，对于以当官报国安民为目的、饱读经史的汪辉祖来说，早就融化在其血液中。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提出，要想做一个受百姓欢迎、称职的官，就要做到“清、勤、慈、惠”，其中“勤”排在第二位。他还说：“古云勤能补拙，又曰业精于勤，故才钝而勤，则于事无滞；才捷而勤，则所为必工。”“才钝而勤，于事无滞”，那就是俗话说的“笨鸟先行，一勤遮百丑”。
怎么样才能做到“勤”呢？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提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勤于学习，“为治不可无才”。要想实现自己的为政目标，要学习古人之经验，要掌握当今之政策，要把学到的东西运用于治国安民的具体措施中，才能把事情办好。二是要勤于思考。作为“父母官”，每时每刻都要思考为百姓谋事，在一件事情上怎样才能不劳民、不伤民、不扰民、不害民，这就是勤于思考。只有多替百姓考虑，才能问心无愧，老百姓才能拥戴你。三是勤于事务。“教民之要，不外勤惩两端”，也就是说勤于政务，惩治奸人是为政的两大要素。哪些事情是知县为政范围以内的事呢？他列举了一系列繁杂之事，如：到乡下向百姓宣讲皇上旨意，规劝老百姓垦荒务农，考察读书人功课做得怎么样，表彰孝子、节女，甚至和老百姓喝酒聊天等都是勤政的范围。这些看起来都是些琐事，但汪辉祖在宁远县任知县时这样做效果还很好，很接地气，百姓喜欢。
《清史稿·汪辉祖传》载：宁远县是一个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社会状况比较复杂，前任县令被人指责有阴私，上司才把他调离。“辉祖下车，即捕其尤，驱除党出境。民纳赋不及期，手书谕之曰：‘官民一体，听讼责在官，完赋责在民。官不勤职，咎有难辞；民不奉公，法所不恕。今约每旬以七日听讼，二日较赋（审查赋税交纳情况），一日手办详稿。较赋之日亦兼听讼。若民皆遵期完课，则少费较赋之精力，即多听讼之功夫。’民感其诚，不逾月而赋额足。”这段文字记载可窥汪辉祖勤政之一斑。下车伊始，立即办两件事：一是整顿社会治安，将危害社会治安的头目捕获下狱，余党驱逐出境；二是收欠赋税，汪辉祖向百姓讲清道理：官民都一样担负着责任，当官的责任是除豪强、驱盗贼，为百姓主持公道；而百姓按国家规定完课，也是法律赋予的责任。分工不同，应该各负其责。同时将一月三旬，一旬十天的工作日程安排，公布于众，老百姓觉得知县说得明白，讲得清楚，态度诚恳实在，又看知县工作如此辛苦，所以很快就完成了征收任务。这两项工作是最棘手，也是前令为之离职的所在，而汪辉祖能很快完成，并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这除了他心底无私、勤于政事之外，也充分显示了他为政之智慧。
三、引经决狱。汪辉祖敏于断案，这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儒家决狱的思想在其脑中根深蒂固，决狱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二是三十年掌管刑狱的师爷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汪辉祖审理案件有三个特点：其一，公开审案，欢迎百姓观听。这就提高了审案的透明度，案件审理是否公正，百姓心理有杆秤，这是汪辉祖内心亮堂的折射，光明正大，审理结果是众人口服心服。其二，引经据典，案件审理既有据可凭，又能结合现实法律。“引经决狱”充分体现了司法活动的儒学化，更能体现“学与仕合”的为官之道。其三，执法准情。即法外施恩，或者说断案的人性化。执法准情，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仁”“爱”思想。
关于“引经决狱”，《清史稿·汪辉祖传》举了两个例子，谨释一例：“据《汉书·赵广汉传》（钅句）距法，断县民匡学义狱。”匡学义案是一起土地产权纠纷案，案情如下：宁远县有个人叫匡诚，人到中年膝下无子，于是就收养了个男孩叫匡学义。说也巧合，这边要了个匡学义，而匡诚的妻子却又生了个男孩，取名叫匡学礼。等到学礼长大后，他不愿将家业分给外来的学义，于是就给了学义几亩地，又让他回自己原来的家中去了。天有不测风云，学礼得了一场大病，无法经营规模不小的家产，怎么办呢？他又想起来原来一起生活的学义哥哥，于是托人把哥哥请来，以再给学义几亩地为条件，委托学义来经营这份家业。不久弟弟学礼就病死了。匡学礼的妻子李氏是一位精明的女性，虽不识字，可有学义的帮助，家业经营得很兴旺，十多年间又新置田地一百多亩。有一天，一位村民找到李氏商量买卖土地之事，李氏拿出地契找人查看，大吃一惊，这十多年新置田地的地契上都有匡学义的名字，说明土地产权共有。从此，李氏走上了漫长的告状之路。匡学义欺负这位李氏不识字，弄虚作假，侵占别人财产，但白纸、黑字、红印清清楚楚，因此，李氏告到县衙、府衙，屡屡败诉，官府只认契约不认人。听说县里来了个大清官，李氏又把状纸递交到汪辉祖手上，汪辉祖开庭审案，其结果照旧，这使李氏非常失望，一肚苦水，哭天没泪，甚至怀疑汪知县收了学义的钱。汪辉祖大声呵斥李氏，不得无理取闹，逐出县衙。案件至此，似乎显不出这位汪知县的高明，殊不知汪辉祖心中另有曲折。
汪辉祖将胜诉者学义留下来，和蔼地与他拉起了家常，有和胜诉者故意亲近之意。问：“家有几口人？种了几亩地？日子过得苦不苦？”学义见这位知县平易近人，并帮自己打赢了官司，就放松下来，如实回答：“家里种十三亩地，每亩地可收获粮食若干，家里七口人，孩子们都未成人，妻子照顾孩子，只有自己能劳作，除去吃饭，还有日常开销，所以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的。”汪辉祖笑着说：“人家都说你很有钱，是真的吗？”学义回答：“那是别人的瞎猜，没有的事。”
汪辉祖突然拍案而起，大声喝道：“看你是个老实人，谁知你这么不诚实，没有钱，你和李氏共同置买的田地钱从哪里来，分明是一个窃贼！”说着让差役搬出一堆案卷，说：“查一查那一起盗窃案还没破，定是这个窃贼所为，杀人偿命，盗窃坐牢，这是大清律条，如实招来，免得受皮肉之苦！”随着衙役的惊心动魄的“棒喝”声，匡学义扑通跪在大堂之下，慌忙为自己辩解：“我不是盗贼，从来没有偷过别人的银子，请大人明察。”汪辉祖道：“大胆刁民，还敢抵赖，你家七口人吃饭，种十三亩薄田，哪来余钱置买百余亩地，非偷为何？”匡学义明白自己中了知县圈套，后悔失言，但被知县逼问的无话可说，只好说出实情。汪辉祖再次拍案大喝：“好个刁民！乘人之危，欺负一寡妇，侵夺人家田产，该当何罪？”匡学义连声求饶，愿意归还李氏田地，当众把自己名字从契约上抹掉，并签字画押，将地契交于李氏保管。至此，这桩土地侵权案告破。汪知县命人召回李氏，李氏才明白知县的一片苦心，非常感激，敬佩这位知县。然而，李氏对此结局并不满意，她要求官府严厉惩罚匡学义，判刑下狱。汪辉祖又耐心做起了李氏的工作，首先说学义偷偷在地契上加上自己的名字是不对的，所以才有现在的审案结果。其次说几年来你一妇道人家受了不少委屈，很不容易，进行了一番安慰。说到要判匡学义的刑时，知县说了两个原因：一是你新购置这一百多亩地，有你的血汗，但也有学义的辛苦，若不是他帮你打理，你丈夫不在了，你买这么多田地也困难。现在，判定土地全部归你，是否也应该知足了。二是，如果将学义下狱，他家中还有妻子、儿女怎么生活，你们毕竟和学义兄弟一场，就此罢休吧。李氏点头称是，愿意接受这个判决，并表示不再告状。
案件审理虽然稍有曲折，但最终比较圆满。那么《清史稿》说这个案件的审理依据的是《汉书·赵广汉传》。案件都是眼前实实在在的事，处理的结果又使两个人都能接受，怎么就和赵光汉联系起来呢？翻开《汉书》读一下《赵光汉传》：
赵光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属河间，……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见吏民，或夜不寝至旦。尤善（钅句）距，以得事情。（钅句）距者，设预知马贾，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唯广汉至精能行之，他人效之莫能及也。
这段文字的大致意思是说，赵光汉天性精通于官场上的事情，清廉爱民，看到差役百姓，他整夜睡不着觉。因为他在家乡曾做过平准令，即管理市场物价的差事，所以做起事情很精细，往往善于从两种或多种事物的关系中找到线索，得到最后他想得到的东西。打个比方：他要想知道一匹马的价钱，先不问马价，而先问狗的价钱，再问羊、牛，以此作参照价格，最后再问马的价格，便知马的价格的高低。这种方法称为“（钅句）距法”。《汉书》没有给“（钅句）距”下定义，只是以买马为例。根据这一例子可以这样理解：“（钅句）距法”就是运用婉转迂回的方法，寻找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以求得到某一事物的本质现象。或者说由已知条件引出未知答案。
读了《汉书·赵广汉传》中这段话，就会完全明白《清史稿》所说“据《汉书·赵广汉传》（钅句）距法，断县民匡学义狱”一句的含义了。汪辉祖审理匡学义侵权案，根据李氏告状情况，怀疑李氏有冤，但白纸黑字的契约，他只能断李氏败诉，由此才能与学义套近乎、拉家常，由拉家常推测出李氏所告一定是实情，才有最后的判决。
“引经决狱”不仅体现了汪辉祖“学与仕合”的“学治”理念，也充分证明了他博通经史的学问功底。
就审理匡学义土地侵权一案，也折射出汪辉祖“法贵准情”的断案原则。《学治臆说》说：“法贵准情”。所谓“法贵准情”，就是在执法过程中，考虑到“情”的因素，在二者中间找到平衡点。《学治臆说》中还列举两例，一反一正来阐明他的断狱思想。一例是说《辍耕录》中记载了一位匠官叫罗世荣，有一匠人犯了法，案情很清楚，只等法官判决，罗世荣却说：“我听说他刚娶了个媳妇，如果现在把他判了，公婆会认为媳妇是一克星，势必造成婆媳之间无休止的争吵，如此一来，可能毁掉一个家庭。这个匠人是初犯，又不是大罪，不如暂时不判，对匠人进行教育，如果再犯，一定重责。”法官同意匠官意见。汪辉祖说读到这一案例“实获我心”，与匠官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第二个例子说，乾隆三十一年，江苏省执法严厉的官吏，审理了一桩考生夹带小抄案，按律应判考生戴枷示众，有人向法官求情说：“考生才结婚一天，能否延迟一个月再示众？”法官不准，结果新娘听说这件事后感到非常丢人，于是上吊自尽。这时法官才准许将考生枷锁打开，考生听说妻子上吊身亡，自己也跳河自尽。汪辉祖以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提出“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通情而不曲法”的断案主张。这就是“法贵准情”的决狱思想。这一思想贯穿了儒家“仁”“爱”于其中，匡学义土地侵权案的审理结果充分体现了汪辉祖“法贵准情”的断案原则。
然而，儒家的“仁”“爱”思想，运用于决狱执法上，其本身在内涵方面就是一对矛盾，将会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在法制社会建设的今天，以这种思想指导断案不可不慎。
以俭养德，以廉修身。俭是一种美德，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古代贤良之士无一不是以俭养德、以俭范家、以俭率属。五帝创业艰难，治理天下倡之以俭，春秋时期晏婴、季文子、子产等名相皆以俭律己，以率众属，就连汉代高祖、文帝都以俭名闻天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儒家为读书人设计了一个较为单一而又标准的人生进取路线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儒家思想熏陶的有志士子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线路奋斗前进的。“修身”是这一路线的起点，何以修身，无德不修身，要培养良好的道德，“俭”是最主要的基础内容。俭和廉往往纽在一起，因为在修身方面它们的作用大抵一致，俭和廉的区别首先是对象上的区别，“廉”的对象多指官吏，“俭”的对象范围更广，当官者清廉，他一定也俭约，俭约者也未必都清廉。
汪辉祖饱读经史，是地道的儒学信徒，因此，修身—齐家……这条路线他从不偏离半步。他在《佐治药言》中批评一些奢靡士子“强效豪华，任情挥霍，炫裘马，美行滕（裹腿），已失寒士本色。甚且嬖优童，狎倡妓，一咽之费，赏亦数金，分其余赀，以供家用，嗷嗷待哺，置若罔闻。”批评的是有些读书人，忘记了自己的本色，只顾自己享乐，而对家庭没有责任心，这类人道德品质败坏，怎么能修身，更谈不上齐家。他还说：“身自不俭，断不能范家。家之不俭，必至于累身……”一个人是家庭的组成单位，修身是齐家的基础，身不俭就不能为家里做表率。看起来汪辉祖对“俭以养德”信而不疑，说而不厌，做而不虚。有史料记载，汪辉祖从幕三十年，又任知县数年，家道殷实，但他从不浪费一文钱，粗衣蔬食，非常俭朴，而接济贫困却舍得解囊，这赢得了家乡人的敬佩。《碑传集·循吏汪辉祖传》说：他在知县任上，施政措施之一就是重教化，其中“诫婚礼之费，而民知俭”说明尚俭立德这种优秀的文化思想不仅自己在躬身践行，而且贯彻在为治的过程中。
《清史稿》及《碑传集》都说汪辉祖“治事廉平”，有廉，才有平。汪辉祖对古代廉文化烂熟于心，而且在当时社会中，根据他所见所闻，又有深入的思考，他在《学治臆说》中，连续两章都在谈廉政，首先提出的观点就是“吏不可墨”，继而又提出“墨吏不必为”。什么是墨呢？就是做黑心事，行贿受贿，贪赃枉法。这两个观点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先是说当官的不能做昧良心事，后是说当官的也不必做昧良心事，“不能”和“不必”就倒逼出两个字，必须做到“廉平”。
汪辉祖讲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道理：一些读书人通过多年努力考取了仕途，比起那些头发都读白了还未进入仕途的人已是很幸运了，工资再少，也比乡下教几个学生用以糊口的秀才生活强得多。入仕之前，我们学的都是礼义廉耻，当官以后决不能把所学东西都丢掉，去做黑心事，不能玷污“父母官”这个名字。当官的去贪污受贿很没必要，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能因为小恶而为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旦受贿被人发现，恶名远播，乃至身陷囹圄，多年努力奋斗将付诸东流。
他在其他章节里甚至举出具体例子，告诫官吏一些事情不可为，实乃经验之谈。例如“勿以土物充馈遗”一节就说：土特产不是上司的利益，不能随意赠送，如果把这事形成一个惯例，后患无穷。当然这后患指的是亦人亦己。还例“办赈勿图私利”章：“克减赈项以归私果，被灾之户，必有待赈不得，流为饿馁者。上负圣恩，下伤民命，丧心造孽，莫大于是。”从语气上看，汪辉祖表面上是劝诫，实际上可能是他经历过或听说过的事情，对这种贪官，深恶痛绝，咬牙切齿，说这些人名义上是百姓“父母官”，可实际上是上负皇恩，下伤百姓，罪不容诛。
“俭”和“廉”都是“德”的范畴，培养道德是立身的基础，古人说：“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汪辉祖可谓一位践行者，又是一位阐发者。
济于实用。阮元赞扬汪辉祖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用以为治。本文理解为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就汪辉祖本人而言，他饱读经史，学富五车，他能将所学知识、道理灵活运用到为官为治的实践中去，而又从实践中，不断思考，不断认知，总结出一套当官治世的理论，具体体现在他的《学治臆说》《佐治药言》中。再用这些心得、体会去指导官场实践，从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官场心得。《学治续说》《学治说赘》《续佐治药言》等著作的问世就是例证。这样不断反复的过程，也就是认识和实践不断升华的过程。因此，人们评价汪辉祖读书读得好，当官当得好，写书写得好。二是有济于后人实用。阮元说得明白：“其道易知，其迹易由。”这显然是对后人来讲的，后人可从汪辉祖的几部“官经”中汲取经验，明白道理，把握分寸，也可以顺着这位清官的足迹模仿、学习。
阮元中进士比汪辉祖晚了三十三年，然而官职要比他大六级，学问也不比汪辉祖做得差，成一代文宗。这种档次的人物能在汪公逝后为他作《传》，并给予很高评价，正说明了像阮元这样在官场顺风顺水干一辈子，而且被誉为大清官，入名宦祠的人，也不能不说他从汪辉祖“官经”中得到不少教益。
汪辉祖的《学治臆说》《佐治药言》被誉为“官经”“官箴书”“中华文明执政集大成者”等，对后世影响颇大，清代多次刊印，加之手抄，传播甚快甚广，据说民国曾将其作为官场教科书，人手一册；当今社会，这些“官箴书”不仅被官场所参考，而且被运用于企业的管理。
汪辉祖官职虽小，但他那学以致用的思想与实践却被后人无限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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