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原地区用红薯解决百姓吃饭问题的第一位知县。红薯，这一农产品人们并不陌生，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吃红薯也好像是改善一下生活，然而，曾几何时，红薯成为人们的救命粮。红薯，又名朱薯、白薯、红苕、地瓜、甘薯、番薯等，这些名字多是以颜色、味道及生长属性命名，而番薯这一名字，就锁定了这种植物原产的地域，番，是指外国和外族。根据学术界研究，番薯传入中国，是在明代中叶以后，番薯原产于美洲中部，墨西哥等国，后来逐渐传入吕宋岛（菲律宾）和越南，又由菲律宾（一说越南）传入中国。番薯传入中国后，首先是在福建、广东一带种植传播，因当时交通及流通原因，这种作物向内地蔓延缓慢，真正得到政府重视而大规模推广就到了清代。明代中叶番薯就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种植，为什么迟滞不向内地蔓延呢？清代为什么政府这么重视推广番薯的种植呢？这都和当时的大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有关。明中叶以后，社会动荡，战争频仍，人口锐减，到清兵入关时，全国人口总数不足一亿人。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记载，清代由于出现社会繁荣的景象，特别是从康熙以后，人口急速增长，有学者称之为人口大爆炸时代：“康熙以降，国内人口猛增，乾隆六年（1741）全国在册人口总数突破有史以来的一亿大关，乾隆三十七年（1762）、五十五年（1790）又相继突破二亿和三亿。至道光十四年（1834），人口总数突破四亿大关。”清代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土地垦荒增长的比例与之不相匹配，因此百姓的吃饭问题就成了政府关注的一个焦点。根据南方沿海地区番薯种植情况，这类农作物恰能弥补粮食之缺少。康熙是一代明君，在人口增长初现端倪之时，他就曾下令推广番薯种植。《清稗类钞·植物类》记载：“康熙时，圣祖命于中州等地，给种教艺，俾佐粒粮，自此广布蕃滋、直隶、江苏、山东等省亦皆种之。”看起来康熙虽然对种植番薯较为重视，并发旨令推广，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康熙时期的粮食短缺问题还不那么凸显，康熙只是要把番薯作为粮食的辅助品而已。到了雍正时期，百姓吃饭问题已作为政府的一个重要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清《朱批谕旨》中保存这两篇给雍正奏折：一篇是雍正三年，福建巡抚黄国财奏报：“查泉州府属之惠安、同安、金门沿海处所，去冬番薯歉收，今春又值米贵，近海穷民不无艰苦。”（《朱批谕旨》卷十九）一篇是雍正六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报：“查潮州民间多种番薯，以代米粮，现俱大收，每觔卖钱一文，黄岗、碣石一带，每十斤卖钱七文，约计一人一日之食，费钱不过一二文。”（《朱批谕旨》卷七）这两篇奏报起码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福建、广东一带已大面积种植番薯，番薯已成这一地区普通百姓的主粮。其二，番薯收成好坏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可见番薯牵动着大清国计民生大事。大面积引进北方种植番薯的还是在乾隆时期，据史料记载，乾隆十二年（1748），安徽巡抚潘思榘就要求安徽全省大力种植番薯，但落实得不到位。《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七《郑基传》说：郑基擢为寿州知州，“尝循行阡陌，见沙地硗角多不治，教民种薯蓣，佐菽麦，俾无旷土”。《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七《吴焕彩传》也载：吴焕彩为范县知县，“教之种番薯，民困乃纾”。时任山东按察使陆耀还将种薯经验进行总结，写成《甘薯录》在各地传抄、宣传、推广。《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五十年，政府发令，大力推广番薯种植，并表彰《甘薯录》在推广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由此可见番薯的推广是由政府主导，地方重视，由南向北，逐渐蔓延。这其中为什么在安徽、山东等地推广较快，这和南方官员在北方任职有很大关系。安徽巡抚潘思榘、范县知县吴焕彩都是福建人，寿州知州郑基是广东香山人，都是最早种植番薯，也是最早受益番薯的地区的人。这些人对于番薯与民生的关系认识较深，因此在推广中起到了先锋作用。安徽寿州、凤台都在淮南，而范县则是中原腹地，因此，我们说，吴焕彩就成为第一个用番薯解决中原百姓吃饭问题的知县。
吴焕彩一方面引进番薯的种植，作为粮食的补充，甚至使其在一定的时间内就代替了粮食，以此解决百姓吃饭问题；另一方面他还在属地兴修水利，保护农田，向上级政府申请免除百姓的租税，使百姓能够过上安居的生活。范县位居黄河与古清河之间，水灾泛滥几乎是这一地区百姓最大的危害，吴焕彩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治水，《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七《吴焕彩传》载：“清河水溢为灾，其岸左高右卑，因开五顷窪，以泻其东南，筑福金堤，以防其西北，岁得麦田四万亩。”吴焕彩让肆虐之水听从调遣，根据地势形况，泄洪东南，确保西北几万亩良田，同时申请免除当地百姓部分租税，剩余部分，由县衙设法代交。吴焕彩作为一个南方人，来到这两省交界，地临黄河，十年九灾的偏僻小县做官，为百姓殚精尽职，实属难得，也实属不易。
在纷繁交错的社会矛盾斗争中，吴焕彩充当了范县百姓最大的保护伞。在封建社会中，很多情况下，官、匪都是压在百姓身上的大山，匪患滋扰百姓，或明或暗，时有时无，但这也足以使百姓谈匪色变，百姓的生命财产时刻都在受匪患的威胁；而官府之患，始终都是悬在百姓头上的一把利剑。“苛政猛于虎”，道出了官民之间的利害关系，人民百姓不管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弱势群体。吴焕彩身为范县最高长官，在复杂的社会矛盾斗争中，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百姓一边，用他的责任和智慧勇敢地撑起了百姓头上这把大伞。
乾隆三十九年，“寿张逆匪王伦作乱，距范县四十里，焕彩修城筹守御，力清保甲，凡村落大小，人民贤愚可指数”（《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七《吴焕彩传》）。寿张属山东省，汉代在此置县，但县府所在地多因黄河水患几经移址，现在是镇政府所在地。寿张与河南台前县隔堤相邻，也是山东通往中原腹地的大通道，由于这一带经常发生水灾、蝗灾、地方加征赋税繁重，百姓不堪重负，公元1774年，即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寿张县后王村村民王伦率领数千名“白莲教清水教”信徒，以“杀富济贫，反对加征赋税”为口号，宣布起义，他们一路北上，斩杀寿张知县，攻克阳谷、冠县，直抵临清城下，扼断运河漕运，一度威胁大清地方政权。虽然王伦打的是反清大旗，喊的是杀富济贫的口号，但这种以教会名义起义的队伍，本身就有致命的弱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百姓也有很大的危害。尽管王伦起义前后只坚持了一个月就被剿灭，但在反对官府欺诈百姓方面为清朝廷敲响了警钟。
范县知县吴焕彩，为防匪患积极准备，精心组织，缜密安排，他一面构筑城垣，打造御敌的坚固堡垒，同时对城中百姓，排查摸底，组织甲兵，随时调用，虽然王伦之兵未及，但知县的高度重视，认真周密地准备，无疑树起了百姓的主心骨，让百姓在闻匪皆惊的氛围中，吃了一颗定心丸。
范县两户百姓之间有矛盾，一姓孟，一姓黄，姓孟的为了扳倒对方，诬告黄姓家族三十余人谋反朝廷，王伦之后，清朝廷对谋反二字极为敏感，于是就派朝廷大员与山东巡抚一起调查治罪，接下来有一段生动精彩的描写：“使者出牒示，焕彩曰：‘某已死，某为某之父，某之子皆良民，呼之即至。’使者欲以兵往，焕彩曰：‘兵至，愚民非死即走，无可讯，咎将谁执？’焕彩夜抵村中呼告之，皆呼冤。焕彩曰：‘唯无其事，必出就讯，亟从我去。不然，祸立至。’民皆裹粮从。使者按籍少二人，焕彩曰：‘一已死，一外出，已命其兄招之。’言未毕，有跪门外者，则已来矣。讯之皆诬，遂坐告变者。”这段描写至少能够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其一，这位知县对他的百姓的充分了解。首先是对案情的充分了解，这个案子本身是因为孟、黄二者的矛盾而孟对黄的私愤，更不存在三十多人造反的事情；其次是对黄某家庭成员结构的了解，孟某所告的当事人已经死去，其家人都是良民，“呼之即至”，这是这位知县，在这样重大的案件上，在充分了解自己百姓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自信；再次，当使者点名传唤百姓时，一人外出来到，然话未落音，此人则已跪至门外，这也充分证明了焕彩的自信。其二，这里百姓对他们的知县的无限的信赖。焕彩夜抵村中，对村民说：“唯无其事，必出就讯，亟从我去。”所有被告者没有怀疑这位知县是对他们的诱捕，而是带着干粮跟着知县应对审讯，就连已经外出的一位农民，在使者点名时也跪至门外，这些都基于百姓对他们的县长的信赖，没有这种充分的信赖，在“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种民间对封建官吏认识的情况下，百姓怎肯轻易受这位知县的摆布呢？无疑，他们把吴知县当作了自己的救命稻草和可避风雨的保护伞。其三，彰显了这位知县胆魄和智慧。吴焕彩知道这个案子是冤案，怎样才能为百姓刷洗冤屈呢？关键在于庭讯。如何能让使者在法庭上心平气和地审讯，又如何能让百姓在法庭上心平气和地如实回答，这关系到案子能否客观、公正地做出结论，于是他从两个方面做工作：一是当使者提出派兵抓捕“嫌犯”时，这位知县提出了似乎合理的建议，“兵至，愚民非死即走，无可讯，咎将谁执？”如果派兵抓捕，很可能这个案子无法了结，既无果，言外之意说你们这些侍郎、巡抚们也无功，更无光彩。不派兵抓捕，谁负责他们全部到庭呢？当然是当地小官吴知县，这样，侍郎、巡抚既不因抓捕而费心，又将责任全部推到了知县身上。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听知县的建议。二是，吴焕彩不辞辛苦，夜抵村中动员当事者出庭对簿。作为一县最高长官，这一做法，他冒着两大风险。首先是阻止派兵抓捕，如果不能将当事人全部动员归案受审，这将该是何等的罪名！其次是一边是朝廷要员等着审讯，一边是作为朝廷的一级官吏到村子里和所谓的嫌疑犯进行沟通，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这又该承担多大的法律风险。然而，吴焕彩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建立在作为“父母官”对子民的爱，建立在与百姓相互了解、信任的基础上的。这是智慧的展现，也彰显了这位七品清官的胆魄与担当。
由于吴焕彩的从中周旋，案情真相大白，案件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诬告者被绳之以法，无辜者被还以清白，结局是皆大欢喜。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朝廷使者察觉到的是这位知县对他的百姓的基本情况如此了解，对百姓的思想状况把握得透彻，工作细致入微。尤其是知县与百姓相互信赖，都是案件顺利了结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位巡抚不无感慨地对吴焕彩说：“知县者，知一县事，君可谓之知县矣。知县者，民之父母，君之可谓民之父母矣。”这是对吴焕彩作为知县的高度认可和赞誉，也道出了作为一县之长的职责。要知民情，办民事，解民忧，作为“父母官”要尽到“父母官”的义务。要敬民、爱民、护民如家人一样。朝廷大员对吴焕彩进行了表彰，范县百姓对吴焕彩真诚的拥护和爱戴。这位七品县令，在庞大的封建官吏行列里，小如芝麻，却被历史学家视为一枚明珠，永远镶嵌在历史的丰碑上。
由于政绩卓著，吴焕彩从范县知县被提拔为湖北鹤峰知州。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地方。吴焕彩到任后，公正办案，严惩匪霸，革除积弊，以求各民族和谐相处。他还筹资开办免费私立学校，推行教化，使民风为之大变。乾隆五十三年，这位在清朝中下级官位上工作了二十八年的吴焕彩，因病回归故里，为纪念这位为百姓鞠躬尽瘁的清官，鹤峰人民“请祀名宦”，范县百姓也为其建生祠。清官永远受到百姓的敬仰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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