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小姐！你不用去找他了，他今天下午两点钟就到公社来上班。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消息，重庆政府的外交部长王宠惠，昨晚给他来了密电。让他好好出来支撑局面，千万不要把华北的政权落入中共之手，将来重庆过来接收，对他定能论功行赏。所以下午他就到社里来办公，你可以在那时来找他。”
得到这个消息，我立刻进了中南海西门，到办公室坐着，专等王荫泰的到来。好不容易熬到午后两点钟，果然听见了那声吆喝：“王委员长驾到！”我小跑着蹿出办公室，直奔王荫泰那个院。我跑进会客室，没等他给我让座，就坐在他大办公桌对面的太师椅上，抓紧还没有处长来向他报告工作这个空闲机会，对他进行劝降。还没等我开口，他就紧皱眉头，摇着一只大手说：
“纪小姐，眼下是火烧眉毛，不行了，顾不上孩子念书的事情了！”
“是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我从容不迫地说，“我也不是来向你谈你女儿读古诗的问题，”他刚要插话打断我，我就严肃地叫了一声：
“王荫泰先生！”
他抬起头，睁大眼睛，对这称谓感到有些惊讶，他疑惑地“嗯？”了一下。
接着我就把我这些天早已打好的腹稿，一口气地说了出来：
“王先生，今天我是专门来跟你谈判的，我代表的是中共一方。我必须向你说明，我们的八路军已兵临北平城下，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进攻北平，但为了使北平古城不毁于炮火和让人民遭殃，我们希望你在此关键时刻，靠拢人民，宣布不接受蒋介石的维持治安命令，如果你接受，我们可以派正式代表跟你谈判。这是你的生死关头，何去何从，你应该做出果断的抉择。
他听完我这番劝降的话，惊讶得目瞪口呆，额头、鼻头，沁出豆粒般的汗珠，连他的金边眼镜都滑落到桌子的玻璃板上，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来。他怎么能想到他所看中的这个名门闺秀、年方二十一岁、平时貌似温顺的家庭女教师，竟是一个隐藏在他身边的女八路、女共党呢？
屋里，墙上的大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呆了好一会儿，他才从惊愕中镇静下来，哆嗦着嘴唇说：
“不，我不能投降你们，我一定要等国民政府来接收。”
“蒋介石远在重庆，他一时是来不了的。
我们已从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乡村包围城市的态势。蒋介石一直想发动的那场内战，目前已迫在眉睫，即使有美国的帮助，可以断言，在未来的这场战争中，人民将赢得胜利……”
他听到我这么热情地宜讲，冷笑一声说：
“纪小姐！你乳臭未干，还跟我讲这番大道理？其实，我在德国留学时就反对苏俄的赤化学说；我当然也反对中国的赤化，反对你们，因为你们从来就不是正统。”他摆一摆大手，又接着说，“趁着没人，你快走吧，我是绝不会向你们八路军投降的，你如果还不走，我要叫人了！”他的手伸到桌铃上，表示要按的样子。
我缓慢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沉着地对他说：
“我再一次告诫你，在蒋介石还来不及从峨媚山上下来接收华北失地的时候，他不过是暂时利用你，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这时，隔着玻璃窗，我看见王荫泰的亲信李处长正走进这座大院，王荫泰带着受惊后的厌烦与颓唐的情绪摆着手说：“好了好了，我有可能将来后悔，但我也要追随正统。你快走，看在你曾教我女儿读书的分上，我不会逮捕你，快走，快离开这个地方，只当我没所见你刚才的宣传……啊，人心隔肚皮，真难猜测呀！”
我看到他这么顽固，劝降已无望，我便在他嘘唏慨叹声中，转身冲出那间办公室，几乎和老白毛的李处长撞个满怀。
我没再回办公室——远地没再回去。我一路小跑着，冲出中南海北门，进了斜对过的北海前门，以飞快的步伐，跑到漪澜堂，在渡口那儿跳上那艘已经划动的渡船，驶到湖对面的五龙亭，我挤过人群，下船后，一口气跑进静心斋的月亮小门里。屋里坐满了人，刁志诚同志正在等我的回音。
我呼哧带喘地喝下一杯凉开水，才向大伙儿宣布：
“同志们！完了，吹啦！王萌泰那小子说咱们不是正统，他要等着蒋介石来接收！我对他掰开揉碎地讲他依然是顽固不化……唉！我没完成任务！”接着我详细地汇报了谈话的全都经过，然后又着重地说，“这个正统观念真该死呀！”
“是的，正统观念岂止王荫泰有？”刁志诚从椅子上站起来，接着我的话茬儿说，“眼下北平的许多市民也有这种意识，这正是我们目前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小纪，至于你跟王荫泰谈判的结果，这也是我们‘平委会’当时估计的另一种可能性。你不要气馁，更不要懊丧。以后，任重而道远，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现在必须从这里火速转移！因为我们暴露目标了！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立刻搬家！”老刁的一声令下，我们快速行动，就像蚂蚁倒洞似的，马上就把静心斋小院完全腾空了。
由于暴露了身份，我也就失业了。（毓森仍在养病）不能挨饿，通过社会关系，我找了一个临时校对的差事，借以糊口和存身。虽然天天我都在为生活而奔波，但我心里却异常喜悦。从解放区城工部传递来的指示是“准备力量、准备保护资产和准备缴械、接收大城市”的工作。我个人更有一个私人的欲望，以为那黑暗的岁月就要熬到头了，熬到可以公开我和毓森关系的时候了，当然我们也就有权孕育我们两个人的新生命了。
实际上，一进入一九四五年，我看到日本的败局已定，胜利的曙光已经升上地平线，我便渴望和毓森有一个孩子，来纪念我们患难的爱情生活。在毓森的身体已经康复的情况下，在和他偶然的一次做爱后，我发现我怀了孕。第二个月当我的月经没有来潮时，我把这喜讯告诉了他。
“毓森，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怀孕了！”
他的脸，立刻变长了，含笑的两只大眼，被一种惊恐的神情所代替，他变得严肃而紧张起来。
“怎么，你不高兴？你，你不觉得我们应该有个爱情的结晶吗？”
“哎呀，爱情的结晶！你真小资意味儿！你也不想想，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目前能生孩子吗？首先是职业不要已婚妇女，其次……”
“其次是……”他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我的傻大姐儿，你不想想，我们都这么年轻，要孩子拖累我们干什么嘛？咱们正好念俄文、学知识、做工作呀！”
我觉着他的话有道理，便说：“那可怎么办呢？”
“堕胎！”他斩钉截铁咬牙切齿地说，“按照过去的办法，买凉药，‘孕妇忌服’的药打胎！”
妹妹上街买菜了，为了这件事做得彻底，他还亲自陪我到药房买了不少打胎药。他更细心地每天都监督着我定时吃大剂量的药。
但是一连吃了三个月，却毫无效果，毓森便悄悄地对我附耳低语：“二姐，毫不犹豫，到医院去打胎！”
“你说得倒轻巧，钱呢？有这笔钱吗？”
那时候，治性病和堕胎是一样的昂贵。因为当时堕胎的多半——甚至全部是私生子，所以都不敢到大医院去——大医院除难产剖腹外根本就没有这种人工流产的手术。所以都要到那些私人开设的“野鸡”小医院偷偷地去打胎，这些私人医生当然是要敲竹杠，漫天要价的。我们眼下连一日三餐都难以果腹，怎么还有富裕的钱去住院打胎呢？但是毓森不死心，他天天跑出去，到处借钱，日复一日，毫无结果，我肚子里的婴儿却天天在成长壮大。到五月的时候，我的肚子冒尖了，为了暂时掩盖，不被公社发现，我只好把床单裁成五寸宽窄的布条，打上腹带，把腰身勒瘦。做了这样的伪装，才好上班。我对组织不仅尊重而且还无限忠诚，我把我怀孕及堕胎不下的情况，如实地向我的单线领导人刁志诚同志做了汇报，最后，我发愁地说：
“这可怎么办呢？打不掉胎，往后可怎么办呢？”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像我这样的不能公开结婚的人，是没有生儿育女的权利的，我因此也更加赞同和理解毓森当初的意见了。
但是老刁一听，首先笑了，他脸上的麻点儿，也闪灼着欣喜的光。他一拍大腿，直爽地说：
“好！你为咱解放区增添了一名小八路，真好！你不知道，自从一九四二年冈村宁次对咱冀中平原发动了‘五一大扫荡’，杀死了咱多少人！那真是‘家家有新坟，村村都戴孝’啊！这日本鬼子是想把咱们中国人斩尽杀绝、亡国灭种啊！”
“可是，以后肚子大了，被公社辞掉，还怎么为党工作呢？”
他用大手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下，才把一条腿蹬在凳子上，用有理智和远见的口吻对我说：
“不用考虑得那么远，时局在最近发生了急剧的巨大变化。你想到不可一世的战争狂人希特勒会这么快战败投降吗？到时候，我把你护送到咱的根据地，咱有白求恩医院，好好坐个月子，别的不敢保证，反正红糖小米粥煮鸡蛋随便吃，保准你吃得又白又胖，然后就把孩子放在老乡家抚养着，咱边区有专项保育费，你回来照样工作，还发什么愁啊！”
他这一席话，还真解决了我的忧愁和烦恼，连生产以后抚养的后顾之忧都没有了。我真地高兴起来，我感到组织上对我非常关怀，于是我又放心大胆地积极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去。只是肚子越来越大，不得不用更多的布条勒得更紧罢了。这件缠腹的工作不得不求助于我的妹妹来帮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对给我每早缠腹，最初是那样的没有耐心，甚至脸上带出厌恶和仇视的表情。后来，她又变得那么殷勤，卖力，在勒带子时，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幸好这孩子不时地胎动，使我感到他还活着。她每次做完这件工作，便累得浑身是汗。我总是歉疚地对她说：
“五妹，真让你受累了。”
她会淡然地笑笑说：“自家姐妹，这算得了什么？我只是担心，再过两三个月，显了怀，可就没法儿再勒了，那，你会憋得受不了呢！”
妹妹说得对，我现在就勒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而且总要撒尿。我的苦处妹妹想得到，我觉着还是她心疼我。
而突然间，日本于八月十四月宜布了无条件投降。这个胜利的捎息，从心理上和肚子上也宜布了我受窘的解放。虽然为了去报社校对还必须缠腹，这已比以往在食粮公社好多了，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捱过来。
从北海静心斋那凉爽又寂静的小院乍一搬到“聚贤堂”楼上把角两间鸽子笼似的小屋里，真闷热得像蒸笼一样。这个大院，与其说它是一个几十来户人家杂居的住宅，倒不如说它更像一座标准的贫民窟。这些天除了为生活发愁、经济拮据困扰以外，令人不解的是，越接近我的分娩期，我越听见妹妹和毓森因为小事而口角的争吵，也越经常看不到他俩的影子……有时候妹妹噘着嘴出去，毓森就必然追出门去。
九月二日那一天，天气晴朗，入夜，又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从无线电中传来日本战败的政府代表在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的礼炮声。这时，我坐在屋里，开始了临产的阵痛。因为是初产，没有经验，我努力地忍耐着。我心里还暗自一阵阵庆幸今晚妹妹和毓森不但没有拌嘴，而且还那么高兴地手挽着手，彼此对看着嘻嘻地笑。他们说热，而且月色也好，便出去到外面乘凉散步去了。
屋里死寂，只有我一个人。一阵紧似一阵的肚子疼，使我力不可支地倒在地上。下身像是有人在撕裂我的肌肉，忽然，“噗”的一声，浆水破了，我吓得直哭。屋里空寂晦暗，只有挂在高空的一轮明月，把它那远射的清辉从窗户里凄凉地照耀着我的孤影。
多么奇怪，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了高尔基写的《一个人的诞生》这篇优美的小说。那里面描写了一个女人独自在海滩上生下一个婴儿的故事。这增加了我的勇气。我相信，阵疼时我两手抓住地上铺的凉席的情景，完全像小说中的那个产妇。所不同的是，她望着海滩和礁石，而我却含着眼泪，望的是寂无一人的空屋，母亲因生我而死的恐怖强烈地袭击着我，使我浑身发抖。但是理智告诫我，我太年轻——才二十一岁，需要活，需要镇静。
我的呼吸是这样急促，浑身出满汗水，在一阵撕肉般的剧痛之后，我长长地呼叫了一声：“哎哟，可疼死我啦！”这时忽然传来了婴儿呱呱坠地的哭声：“哦啊，哦啊……”
因为敞着窗户，隔壁蹬三轮车的街坊王大叔的老婆王婶，听到哭声跑进屋来了。她看见我躺在地上的血泊中，吓了一跳；她看见婴儿的脐带还没有剪掉，又返回自己的屋里拿来一把剪刀，就要剪断脐带。
“王婶，请用火把剪子烧一烧消毒……”’我轻松多了，这样说着。
她划一根火柴，烧着剪刀。
“哎呀，陈太太，陈先生怎么没守着你呀！”
这时，我想起了母亲的死。我清醒地嘱咐着：“王婶，请拉紧脐带，等胎衣下来再铰，要不，胎衣‘吐噜’一下上去，血就膨心了……”
“知道，我接过生。”
谢天谢地，胎衣顺利地下来了。王婶替我把孩子包裹好，又把我扶上床。我望着这个脸色红朴朴的、刚下生就会挤眉弄眼的小生命，一阵闯过关隘、劫后余生的喜悦，把所有的撕裂生肉的疼痛和面对死亡的恐惧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不错眼珠地看着我的新生儿，经历了一次生的拼搏，他已经香甜地酣睡了，我给他盖上一块破布单，在心里喃喃地对我的小宝宝自语道：“孩子，不管你初生时多么冷落，你比我降生时要强得多，你至少有一个亲娘陪着你……”我探起身，拉住王婶的手说，“真得感谢你，王婶，你可是积德修好呀，救了我们娘儿俩的两条命……”
“近人不说远话，街里街坊的，哪能见急不帮，见死不救呢？”王婶快人快语爽直地说。
这时，街上还是那么热闹，电线杆上的扬声器里传出来军乐声和轰隆隆的礼炮声。我心里一阵阵涌动着难以言传的喜悦波涛，啊！多么值得庆幸和骄傲啊！我的孩子竟是在中国光复的历史时刻、在密苏里号战舰发出日本受降签字的礼炮声中、诞生到人间的，我深信毓森和妹妹看见这个可爱的婴儿时，一定会欢喜地跳跃起来！
就在这时候，毓森和妹妹从街上散步回来了。全城的灯火管制也解除了。屋里亮起来的电灯，明亮刺眼地照见了他俩喜气洋洋、兴高彩烈的脸庞。他俩那种只管自己欢悦、旁若无人的神情，竟然没有发现我是那么软弱无力地躺在床上，头发被汗水浸湿紧贴在额头上疲惫不堪的样子，更没有发现我身旁躺着的那个熟睡的婴儿。
“哎哟！我说陈先生，你们这姐夫小姨儿的，可上哪儿逛荡找乐儿去啦？把陈太太一个人扔下不管，这是闹着玩儿的吗？女人生孩子，这是一大生死关头呀，跟阎王爷就隔着薄薄的一层窗户纸儿呀，说完就完，说死就死，好险呐！……嘿，还不过来看看，不错，还是大喜哩，生了一个小子！”王婶拍着手巴掌说着。
他俩惊呆了，然后彼此对看着，交换着游移不定的苦涩目光，站在那里好像痴呆呆地定住了，既没有走过来安慰我的吃苦和受惊，也没跑过来抱抱我的小儿子。我不能回想那些天我的情感是怎样忍受这冷漠过来的，我只记得，只要当着我的妹妹的面毓森连一眼也不敢看他的儿子。
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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