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婚变-残忍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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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我们都调到北京工作。有一天我到姨母家去,忽然碰见了清傧五妹。这是我们在当年北平旧刑部街分手七年后的首次见面。她一见到我,就亲热地搂起我来,随后掉着眼泪说:“二姐,我真对不起你呀,原谅我吧!”

    我赶紧安慰着她说:“别想那些事情了,已经全过去了,我们现在不都过得挺好的吗?”

    是的,她依然很美,很俏丽,浑身还透着一种成熟、自信与干练的风韵。她和毓森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穿着小海军服,长得非常像毓森,活泼而可爱。

    这时,我在写作上初露锋芒,也可以算作是新崛起的青年女作家吧。五妹对我一个劲儿地赞扬,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

    “二姐,看你多有成就,不像我这么没出息……”她的眼圈儿红了。

    “别这么说……”

    我不敢问起毓森,更不敢问起他的病和身体是否健康。

    她吃完午饭就带着孩子走了,这是我婚变后第一次见她,也是最后一次见她。

    但是她的行动对我却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九五五年四月间,党内的斗争更加激烈。有一天,我们十三级以上的党员干部都到电影局去听传达报告。内容是上海市的公安局长杨帆与副市长潘汉年的“通敌”、“特嫌”问题。会场上始终鸦雀无声,散会后也雀默鸦静,连一个议论的声音也没有。人们全被惊呆了,吓坏了。

    不久,我们电影剧本创作所的编剧关露以“汉奸”、“特务”的罪名被逮捕了,宣布她是“潘汉年一案”的。

    社会上也不平静,正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胡风运动”。一场“严肃清一切皮革命的运动”铺天盖地地发动起来。

    忽然有一天,我被肃反领导小组通知要审查我的历史,并指出重点是我做“敌工”的一段经历。

    不久,批斗会在小放映室举行了。我被押进去之后,迎头就是一阵呼口号的声音;

    “打倒汉奸,打倒炼隐藏的特务!”

    口号声停下后,批斗会的主持人又对参加会议的人们蛊惑着说:“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她还给大汉奸王荫泰做了姘妇,生了一个私生子,道德败坏到了何等地步!”

    会场上一阵骚动,年轻人被他的话煽动得愤怒起来了。我也被他的话激恼了。

    “没有那事!这是对我的污蔑!”我反抗着争辩着。

    “我有揭发材料!这不是无中生有!”我的肃反小组长举着两张纸,在他的头顶上抖搂着。

    此时,我又气愤又紧张。心想:在敌伪社会,那时接触的人多,难免有些人会捕风捉影,可究竟是谁在暗中陷害我呢?

    “王荫泰的确有情妇,但不是我!”我高声地喊着。

    “啧啧,你还铁嘴钢牙想耍赖,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能让她这么蒙混过去吗?”

    “不能!”一阵呐喊声,简直要震破屋顶。

    我不说话了,心里很难过,很委屈。把我那么忘我的神圣工作随便说成是当“汉奸”,当“敌特”,还是“大汉奸的姘头”,我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同志们!千万不要相信鳄鱼的眼泪,这是她在施放烟幕弹!”主持人挥舞着两只手臂鼓动着,“群众已经擦亮了眼睛,所以,你休想蒙混过关!柳溪,现在给你提出几个问题:你填没填过加入特务组织的表格?你成为大汉奸的姘妇后,到底干了些什么事?要一五一十地坦白出来!好!现在散会!”

    我被押出小放映室,眼泪和汗水流得一般多,像这样的批斗会,又给我开了好几次。这之后,还带着我到中心公园露天音乐厅开过“宽严大会”。当台下一个人被当场戴上手铐宣布逮捕法办时,坐在我左右两侧的监视人,便盯住我的脸,进行察颜观色。立刻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新的问题要交代,我说“没有”,他就拍桌子打板凳瞪着大眼说:“我现在明白子,看你这副老练劲儿,你才是咱单位训练有素的最大个儿的敌特分子!你是一块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肉,你现在是跟我们摆起肉头阵来啦!……”

    从这时起,我被宣布“隔离审查”,也就是说不让回家,我完全失掉自由了。我被囚在水塔尖上水楼子的一间斗空里,门外日夜有流动岗哨看管着我。

    随后,对我又实行了“熬鹰”战术,我困得头脑发涨,迷迷糊糊,走道儿跌跌撞撞,一个劲儿要摔跤。这时,我想起了一九四八年的冬季,冒着风雪,背着孩子,押着运粮大队,奔走在平津战役的田野大道上。那时一天走一百二十里,我困得走着路都能睡觉……也这么困过,可是,这又是多么地不同啊!

    以后,我又不断地被夜审。由于惊吓和紧张,我的左面颊得了“面疯”,抑制不住地抽搐,跳动。

    “快说吧,说了就让你睡觉去了,我真替你着急。”

    我困得把脑袋磕碰在桌边上,脑门上立刻就起了一个鹅蛋包。

    我急了,不管不顾地大声吼着:“你别再逼我了,我要疯了……你这样做,是要负责任的!”

    他一阵冷笑,拍着桌子说:“你好猖狂……”

    我好容易熬到这年的年底。我被传唤到302小会议室。我的肃反小组三人已到齐,组长向我宣布解除“隔离审查”,可以放我回家了,“但还要继续交代问题”。

    我几乎是冲出会议室的。我跑到院里,觉得身上已卸去了千斤重负。我看见布告栏前围了不少人,我也好奇地凑到前面去,只见那张铅印的大布告上写着:

    通

    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为“隔离审查”一事,通告如下:

    近查有些机关单位,在肃反运动中,擅自拘留被审查人员,还自起名称“隔离审查”,这种变相侵犯人权的作法,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各机关单位,必须撤销“隔离审查”的作法,对审查人员恢复其人身自由,任何人、任何单位不得拒不执行,违者追究行政责任。即使真有罪大恶极、且证据确凿之反革命分子,应呈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实行拘捕,不得私设公堂。望周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看了这张布告,我的心完全踏实下来了,这时我才感到肃反小组解除对我的“隔离审查”不是对我的“恩赐”,而是党的政策威力在发挥作用。这张布告已经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了。

    我快乐得身轻如燕地跑回家。当我囚禁了半年之后,第一次走上北京的街头,看见我头顶上的蓝天白云,光艳的太阳向我微笑,成行的树木向我招手,鸟儿在空中飞翔,我生平第一次强烈地感到自由的可贵。

    我跑进石虎胡同五号的大院,啊,我先见到的是我的一双儿女,天啊,半年不见,他们都长高了。女儿在院里跳猴皮筋,小儿子在院里骑一辆有三个轮子的童车。多么巧,今天是星期天,是公爹把他们从托儿所接回来的。

    他们看见我,都那么高兴,像小鸟儿似地张开翅膀扑向我。

    家,是一个驿站,家,犹如鸟儿的窝。人有一个家,就像海洋中有一条船,又像在大风大浪中找到一个避风港。我这只疲惫的倦鸟飞回自己的窝了,亲情的慰藉,温馨着我受伤的心。

    不久,创作所召开了“纠偏”会,根据我参加“运动”的一点经验,“纠偏”几乎是任何一次运动接近尾声的标志,我听完了这个报告,我知道我终于苦扒苦掖地熬过了这一场劫难。

    就在“纠偏”报告后的第二天下午,三人小组又把我找了去。组长抽着烟,跷着二郎腿儿,露出“政策式”的笑脸,对我套近乎似地说:

    “柳溪!正如我开始时对你讲的那样,通过审查,党对你有了正确的了解,这对你今后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能不指出,你的态度不够端正……”

    呆了一会儿,他从文件袋里取出一沓纸,在我眼前抖露着,用故意买好的口气说:

    “柳溪!你必须谅解我,我们批斗你,整你,是有根据的,例如我问你跟大汉奸王荫泰的关系,那是你妹妹写的揭发材料,你想想看,你妹妹揭发的我们还能不信吗?”

    听了这话,我几乎气炸了肺。我不由得要呼天抢地。五妹呀五妹,是我可怜你怕你受继母的虐待,而把你接到我家来的;是你暗中夺去了我的爱人,达到了鸠占雀巢;又是我念你年幼无靠而留下你,我自己出走;我对你真可算是仁至义尽了吧?何以在我生死攸关的时候你恩将仇报,这么栽赃陷害我,想置我于死地呢,你的良心何在啊?对我为什么要像蛇蝎那么恶毒啊!

    我几乎气得晕厥过去。

    “柳溪,你听了就算了,千万别影响你们姐妹现在的感情……”最后他用有些甜腻腻的声音说,“好了,我不该惹你生气。我也没想到你会生这么大气,算啦,气大伤身呀!”

    接踵而来的是比这更让我伤心的事,还在家里等着我。

    “柳溪!你放回来了,挺好。”爱人坐在饭桌前吸着鼻子,小口呷着烧酒说,“你千万别放松,因为还没给你做结论哪!这半年多,我慎重考虑过了,我想我俩还是离婚的好”

    他的样子忐忐忑忑,那议论纷纷的“姘妇”问题,使他觉得抬不起头来,同时,他也真的被吓坏了。他一直担心我的问题会连累他,他说这话的时候,下嘴唇直哆嗦。

    沉静了一会儿,我终于说出了:“好吧,那就去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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