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前，我曾接到一位编辑——负责编写新版著名百科全书的编辑——的来信，信的内容是让我就“短篇小说”这一词条谈谈自己的想法。
这让我很吃惊，内心也得到一些被人追捧的骄傲，但我还是婉言拒绝了。因为在进行词条编写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够做到绝对公正，哪怕我自己本身也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作者在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或者用最合适的方式来写，或者换用其他方式来写。用最合乎自己个性的方式来进行小说写作几乎是每个作家的首选，哪怕小说的写作方式如此众多。为了避免出现偏见，我想，找从未写过小说的文人来编写百科全书这一词条才是最合适的。
举个例子，亨利·詹姆斯曾写过很多部小说，而且深受品位高雅的读者的赞赏。读者的想法是值得尊重的。我认为，只要见过亨利·詹姆斯本人且读过他小说的人都会被他打动。因为在你的印象中，亨利·詹姆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仁慈、宽容而厚道、魅力无限，非常容易自我满足且乐于招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的性格通过他啰唆而杂乱、重复而难懂以及矫揉造作的作品就能反映出来，这也是你们能够接受他的原因。但我对他的小说并不是很满意，因为他小说里面的情节完全不能让我信服。为了长大后能更好地读他爸爸写的书，一个母亲宁可让她的孩子死，也不愿意让她那尝尽白喉折磨的孩子康复，你能相信吗？我想任何一个能想象得到这种病痛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是取自小说《“拜尔特拉菲奥”的作者》中的情节。
我想，亨利·詹姆斯对普通人的生活根本就一无所知，他所塑造出来的都是一些既没有生殖器也没有大肠的人。在他的小说中，有涉及对文人的描写，有些人对此提出异议——事实上，文人墨客并不是你所写的那样。
亨利·詹姆斯对此继续反驳：“我笔下的文人比现实中的更美。”或许在他眼里，自己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当然，我也不能百分百确定，但是《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在他看来一定非常恐怖。例如一位贵妇曾接到马蒂斯的一幅画作，画的是一位全裸的女人，贵妇看后立即变了脸，表情慌张：“不，女人不是这样的！”马蒂斯却这样回道：“夫人，这是绘画，并不是女人。”以此类推，如果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受到人们的质疑——脱离生活，那他一定会说：“这只是小说，并不是生活。”
在《大师的教训》——一部小说集的序言中，亨利·詹姆斯就这个问题把自己的观点阐述得非常清楚。这本书理解起来非常困难，我读了三遍也不能确信自己能通晓其意。
我按照自己的看法把其中的要点分析如下：在总是面对“痛苦与无聊的生命时”，作家所想到的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去逃避或者去抗争”；而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很难找到，所以通过内心来塑造便成了这类例子的主要来源。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作家们会赋予这些人物一些人类的共性，但偶尔会出现作者给予人物的个性与人物本身完全不符，这便是作家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并不需要任何人认可。
德斯蒙·麦卡锡每次来里维埃拉拜访我，我们都会聊起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而且一聊就是很长时间。在我的印象中，德斯蒙·麦卡锡不仅仅是一位迷人的好朋友，而且是一位言辞犀利的评论家；因此，尽管与之前相比我的记忆力大大减退，但这一点从未忘却。他还有一个令其他评论家望尘莫及的优势——涉猎广泛且通达世事。他对音乐以及造型艺术并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他的评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由于精于世故且知识渊博，他给出的评论往往是一字千金的。
有一次，我们吃完晚饭后坐在客厅里闲聊，我非常鲁莽轻率地说道：“虽然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在细节上非常精巧，但是大多数都是非常普通的，并不怎么突出。”作为亨利·詹姆斯的忠实粉丝，德斯蒙立即提出反对意见。于是我便即兴写了一篇叫作《亨利·詹姆斯风格的代表》的小说——只是为了戏弄他，情节是这样的：
在朗兹广场的一座美宅中，住着毕林普上校和他的太太。今年冬天，他们有一段时间是在里维埃拉度过的，在那里他们认识了一位富有的美国朋友——布莱莫顿·费舍（犹豫了一会儿编出了这个名字）。费舍一家不但盛情地款待了他们，而且还邀请他们一起去艾克斯、拉摩托拉和阿维尼翁远足，并且执意承担所有费用，出手极为阔绰。回到英格兰之后，为了回报费舍夫妇的热情款待，毕林普夫妇热情邀请大方、慷慨的美国朋友来伦敦游玩。一天早上，毕林普太太从《晨报》上得知布莱莫顿·费舍夫妇已经抵达了伦敦，并且住在布朗酒店。正在他们商量如何款待客人的时候，一位朋友恰巧来他们这里喝茶。他叫霍华德，同样是居留海外的美国人，对毕林普太太始终有着柏拉图式的爱情。他对毕林普太太的追求不是很迫切，当然，毕林普太太也从未想过要答应他的要求，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了。
霍华德虽然是美国人，却在英国一住就是二十年，甚至比真正的英国人还要地道。他几乎逛遍了周围所有地方，认识所有社会名流。毕林普太太便把他们与费舍夫妇结识的经历告诉了他。“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举办一个晚餐会。”毕林普上校建议道。但是毕林普太太却不赞成，因为她明白，在国外认识并认为有魅力的朋友来到英国再聚会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倘若让自己一些上得了台面的友人和费舍夫妇聚会，自己的友人自然没问题，但就怕友人会觉得这两个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太过无聊，那岂不是让费舍夫妇感觉非常不融洽？这对费舍夫妇来讲是多么可怜和尴尬啊。毕林普太太的意见得到了霍华德的赞同，因为霍华德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以悲剧性的失败结束是这类宴会的最终结果。
毕林普上校说道：“邀请他们夫妇单独吃个饭怎么样？”这个提议同样不能让毕林普太太称心，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让客人们觉得自己被怠慢，或者让他们误以为我们在英国没有上得了台面的朋友。毕林普上校接着又提出建议，先带着费舍夫妇去看戏，然后再一起去萨伏伊饭店用餐。但这仍不能让毕林普太太满意。毕林普上校说道：“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才是。”“是啊，我们要有所行动。”毕林普太太应声说道。事实上，毕林普太太并不希望上校插手这件事。皇家禁卫军上校的所有高贵气质毕林普上校都具备，这也不辱他“优异服务勋章”得主的名号，但是事关社交就不是他的长项了。毕林普太太认为款待客人这样的事情由她和霍华德来办就可以了。就这样，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也没讨论出个结果。下午六点钟，上校去俱乐部打桥牌，而霍华德也正受毕林普太太邀请在这时顺路去他家喝茶。
霍华德的到来使得这件事情变得不可阻挡起来。霍华德和毕林普太太在接下来的几周就其利弊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的想法涉及了各种立场和各个角度。然而谁也没料到，毕林普上校才是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者。有一回，霍华德和毕林普太太正精心谋划且苦无对策的时候，在场的毕林普上校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去留一张名片不就行了吗？”霍华德立即称赞“绝妙至极”。毕林普太太也为此长舒了一口气，满心惊喜。毕林普上校在霍华德眼中始终是一个非常自负又自大的家伙，根本配不上他太太（这一点毕林普太太是知道的）。但此时此刻，毕林普太太看霍华德的眼神里仿佛充满了自豪，像是在说：“看吧，虽然这个男人看起来很闷，有时候还笨笨的，但是在危急的时候总能让问题迎刃而解，他是非常靠得住的，这就是真正的英国男人。”
像毕林普太太这样的女人，一旦有了目标，就会立即付诸实施。她首先给管家打了个电话，交代他立即把车开过来。同时，她还换了一顶新帽子，穿上时下最流行的裙子，这足以体现她对费舍夫妇的重视。就这样，毕林普太太乘车赶往布朗酒店（手里捧着名片盒）。不幸的是，她被告知费舍夫妇已经回伦敦了，今天早晨出发的——在利物浦乘坐的豪华游轮。
听完我编的这个以戏谑为目的的小故事之后，德斯蒙咯咯地笑了：“我想你错了，可怜的威利！这个故事如果换亨利·詹姆斯来写的话，他一定会把圣潘克拉斯老教堂里让人心灵产生强烈震撼的恐怖，沃本修道院里被搁置已久的辉煌，还有圣保罗大教堂里被称之为正统和典范的威严一并纳入进来的。”
话音刚落，我们便开怀大笑起来。我将他的威士忌和苏打水斟满，聊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便起身与他互道晚安，各自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卧室。
重述创作感想
我曾经从一部十九世纪的短篇小说集中选出一部分加以编辑，并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特意为美国读者准备的），不过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时隔十多年，以这篇文章为底本，我又对短篇小说做了一次演讲，皇家文学院的院士们是我唯一的听众。我的那本选集曾经在美国出版过，不过早卖光了，但是在英国却从未出版过。虽然皇家学院将我的那篇演讲收录到了年册，并与之前的演讲稿一起印出来，但面对的读者也仅限于院士。最近，我又重新读了一遍这两篇论文，当年的一些预言已经宣告失败，当年的一些观念现在也早已出现了变化。对于这些曾经倾注我无数心血的各类文学作品，我有着很多想要抒发的感想，这也正是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我会大量重复一些我曾经讲过的话，而且语序上变动不会很大，因为于我来讲想要超越以前的文字是很难的。
短篇小说的由来依赖于人们讲故事的天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群吃饱喝足的猎人正坐在篝火旁昏昏欲睡，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便各自讲起自己所听闻的一些传奇故事。哪怕是现在，在东方一些城市的市场中，你仍能发现说书人的身影。他讲述着自古至今的一些口口相传的故事，而他的周围围满了兴奋不已的听众。
但是，短篇小说真正意义上跨入文学体裁之列是在十九世纪，也正是那时，它才逐步成为一种潮流。这并不是说之前没有人写过短篇小说，像中世纪一些劝导的故事，最为经典的《一千零一夜》，还有一些古希腊的宗教故事等，在当时都已经广为流传。在西班牙、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许多短篇的小故事在文艺复兴时期都非常流行。最为经典的是塞万提斯的《训诫小说集》和薄伽丘的《十日谈》，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冲刷而变淡。但是这种潮流随着小说的兴起慢慢变淡了。这种短篇小说的体裁开始逐渐受到冷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明显——首先它不会给作家带来一定的名气；其次，随着书商的不断压价，它的利润也变得非常少。甚至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作家构思了一个主题，旨在把它写成长篇小说，但事实上这个主题只能写成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就像鸡肋一样，啃着没肉、弃之可惜，于是就有了把它生生嵌入长篇小说之中的想法。
十九世纪，一种源于德国新型的出版物——《年刊》开始进入读者的视线，并且很快风靡起来。在德国，年刊是人们丰富的精神食粮，主要是诗歌和散文的合集。像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席勒的《奥尔良的姑娘》，据说都是在这类期刊上首次发表的。英国的出版商在见识到期刊的成功之后便争相效仿，以求通过短篇小说吸引大量的读者，进而获取更多的利润。
文学的创作是有要点的，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其中一个要点是作家如何写作是受评论家指导的，而这往往也正是他们最容易忽略的地方。除了内心最原始的创作冲动之外，作家还有着将自己的作品与读者共同分享，以及承担家用的愿望（这与读者无关，也没有任何坏处）。换句话讲，作家需要在满足他几个基本愿望的前提下，才肯把他的创作天分释放出来。有人深信“现实因素不应该对作家的创作造成影响”，但我下边要说的会让笃信这一教条的读者大吃一惊。
我不得不向作家阐述这样一个事实：写有市场的作品是作家应该做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没什么可惊叹的，因为作家也是读者，流行观念的影响也必然会波及他。诗体剧流行的那个年代，作家们很容易取得一些名声或者发大财，所以手里有一部五幕悲剧的手稿是当时的文学青年都具备的。现在，我想没人会去写那些东西了。短篇故事、长篇小说以及散文剧才是当下作家所青睐的。近年来，的确有几部诗体剧是非常成功的，却不符合观众的口味。在欣赏诗体剧的时候，观众们听诗歌台词时只是一副沉默的样子，没有任何享受的感觉；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很多演员为了避免影响心情开始用念诵散文的方式来念诗歌。
编辑的迫切要求——读者对作品类型的需求——和作品是否能够出版都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对文学的创作造成影响。所以既有人会写较长篇幅的小说（在杂志兴盛的时期由于需要），也有人会写一些短篇小说——这类小说大多是登载在报纸上的，受篇幅限制——但同样值得尊敬。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讲，写一篇一万字的小说与写一篇一千五百字的故事没有任何区别的。根据篇幅的要求，他会对题材和写作手法进行筛选。
《遗产》是莫泊桑最有名气的一篇小说，但是也写了两次——一次是在报纸上登载的寥寥几百字，一次是为杂志改写的几千字。在莫泊桑的作品集中，这两个版本都被收录了进来，其篇幅与其中词语的运用以及句子的构造都非常相称，我想读过这两个版本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作者必须接受的一种固有规则就是“作者和读者交流方式的本质”。这样，既能不违背他的本心和性格，也能让他有写作的信心。
十九世纪初，纪念刊和年刊的出现为作家提供了与公众进行交流的方式，这种交流方式是以短篇小说为载体的。此后，短篇小说不再被当成鸡肋夹杂在长篇故事之中用来吊读者的胃口，它开始史无前例蓬勃发展起来。《女士丛刊》和《年刊》当时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对于后来居上的杂志的批评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想，十九世纪的短篇小说之所以会发展迅速，跟这类期刊所提供的机会是分不开的。这一风潮很快在美国催生出了一批作家，他们大都才学不凡、佳作连连。
一些对文学史不了解的人宣称美国人是短篇小说的创造者，这显然是不对的。但是在欧洲，能像美国那样把这种小说体裁进行精心雕琢的几乎没有几个国家。他们更没有像美国那样就其技巧、手法和创新进行过精心研究。
我对这种题材的了解还是很多的，因为我在编订选集时曾大量阅读过十九世纪的短篇小说。在这里我想警告读者，就像我前文所说的那样——作家在处理自己所追求的艺术的时候往往是不公平的，他总觉得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而且很自然地这样认为。他一定会用自己必须使用的方式努力去写，事实上他也的确是这样的人；他会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看待事物，因为他有自己的性情和观点，这也体现出他的本性便是如此。我想也只有那些心智足够强大的人才能敞开心扉欣赏那些与他本性完全相悖的作品。所以在阅读一些评论（一位小说家为另一位小说家的小说所撰写的评论）时，一定要非常谨慎，因为他称之为优秀的地方是他的一种自我认同，而他不认可的地方都是别人作品中他所缺乏的特点。在我读过的所有小说评论中，其中一位受人景仰的作家的评论被我认为是顶级的评论，但是这位作家穷其一生也没能写出一个让人相信并佩服的故事。果不其然，他对于那些稍有天分且能够将虚构的人物、故事刻画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小说家总是嗤之以鼻。宽容是人类的美德，倘若人人都拥有这种美德，那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但对一位作家来说，宽容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敢妄下定论。因为从长远的角度上讲，作家所能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他本身。作家会涉及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洞察力是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能力；但是作家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只能依靠双眼来完成，依靠心灵、感官和身体来理解。由于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所以他的个性非常鲜明，态度也非常明确；他非常有个性，但是在知识上依旧很片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努力地到处宣扬正是因为彼此的观点不同，如果别人的观点他都认同的话，那他做这些就没有意义了。任何问题都具有两面性，如果普通人能够理解这一观点那是十分值得夸赞的；但是在面对这门写作艺术的时候，通过思考和推理得到这样的观点是唯一的途径，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就能够体现出他的人生观；或许他们的观点与别人的观点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想要他们认同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才是权威，其他人都是错的。如果一个作家能够依靠一个人的力量让所有人都服从同一个目标，或者本身这个世上的作家就很少，那么作家的这种非理性思维是非常不幸的；然而事实上，我们的作家是非常多的，并且他们每个人与公众所做的沟通也非常少，非常有限；此外，还要考虑到读者也会在无数作品中选择迎合他们自身喜好的作品。
前文讲了很多，都是为了给后文打下铺垫。我自己写的那种小说风格才是我最喜欢的。很多人都很擅长写这类小说，但是能够超越莫泊桑的却始终没有。下面我们把这篇著名的短篇《项链》拿出来讨论一下，就其本质做一个揭示和分析。无论你是在轮船的吸烟室讲这个故事，还是在餐桌上讲这个故事，都会将听众牢牢地吸引住，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这个故事让人听起来啧啧称奇，但丝毫没有荒唐不合常理的感觉。文中，作者以极为简洁的文字和手法将整个故事的场景在读者面前描绘出来，非常清晰明了。故事中的每个角色，每个角色所处的生活状态及恶化情况都在细节描写中体现出来，而且恰到好处，整个故事背景也都叙述得非常明了，没有一点多余的笔墨。每个人物乃至每个细节，读者们都清清楚楚。这个故事或许有很多人淡忘了，就让我再给大家重新简述一遍。
马蒂尔德的丈夫是教育部的一名小职员，有一次马蒂尔德夫妇接到了教育部长的邀请去参加晚宴，没有首饰可戴的马蒂尔德便向自己的老同学（一个富婆）借了一条钻石项链。非常不幸，项链最后被她弄丢了，但又不得不归还项链。按照他们的经济状况根本偿还不起价值三万四千法郎的项链的。不得已，他们选择去借高利贷，给老同学买了一条完全相同的项链。此后他们一直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挣扎了很久才还清了高利贷。眨眼间十年过去了，马蒂尔德终于鼓起勇气向老同学说明了真相，不料老同学却说：“亲爱的，那条项链不是真的啊，最多也就五百法郎，那是仿钻的。”
总会有一些挑剔的评论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提出反对意见，在他们看来，《项链》这个故事并不是非常完美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三部分是这类叙事类型所必须有的；在故事结尾的时候就应该立即结束，不应该再有多余的语言和问题，因为这个“字谜游戏”已然结束。莫泊桑的这个故事非常吸引人，而且讽刺意味颇重，差不多每个读者都想知道后续故事是怎样的。这对夫妇在赤贫的状态中挣扎了十年，也付出了生活的欢愉和青春岁月作为代价，这一切都是为了还清归还项链所欠下的债务。但是真相被揭开之后，他们也发了一笔小财。这个意外的补偿相比于他们所牺牲的那十年光阴来说也算是不错的吧，毕竟两个人的精神世界早已一片荒凉。为什么当初的马蒂尔德不能够理智一些，向老同学直言项链丢了的事情呢？小说中对此没有给出确切原因来解释她的行为，但如果她真的这样做了，那后面的故事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莫泊桑的功力也就此体现了出来——能够如此沉着冷静地思考，并且脱离于故事之外提出反对意见的读者几乎没有。在莫泊桑这样的作家笔下，生活质量会得到提高、会变得更激动人心、更让人诧异也更加有趣味，因为他并没有直接把生活照搬出来。对生活进行忠实的记录不是作家应该做的，作家要做的是把生活演绎成戏剧。所以，有时候为了满足戏剧效果，他们不惜牺牲一些可信度作为代价，而他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既能体现出戏剧性，又能让读者感到可信。同理，如果他所描写的人物或者描述的事件让人感到非常别扭，那就完全是失败的作品。但是作品中的一些失败并不能证明使用的手法有问题。历史上，有的时期会注重文学作品的精彩、美妙和奇思怪想，受这种需求的影响，作品中经常会注入一些荒诞不经的情节，而读者本身也愿意去相信；而在另一些时期，人们则注重文学作品的写实，对描述他们现实生活的要求非常迫切，因此，现实主义风格就此风靡。
在可信度上，小说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只要能令读者信服那便是对的。就事实而言，所有虚构的故事都不可能是十分严密的，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可信的地方，但是读者却能够完全接受，这也体现出小说的性质，作者之所以能把故事描绘得生动流畅也全赖于此。
现在我所探讨的这类小说的写作准则有一个人总结得非常准确，那就是埃德加·爱伦·坡，他的总结几乎没人超越。对于霍桑的短篇小说集《故事的回放》，他曾撰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进行评论，这一评论可谓是面面俱到，没有丝毫遗漏。原文非常长，我在这里只引用其中的一段：
一个聪明且技巧娴熟的艺术家，在对故事进行构思时一定会去精雕细琢，创造出故事情节来实现独特的效果，而不是让自己的想法去适应故事情节。因为只有前一种效果才能帮助作家实现他们脑海中那个美妙的故事。故事的第一步很重要，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就是失败的。脑海中那个故事已经有了具体的规划，所以在整篇小说中不能有直接或者间接背离这个规划的语言。以这个方法为框架，用娴熟的技巧和精妙的构思为主料，必定会将这幅画慢慢画出来，在作家眼中，它与一件艺术品无异，在这件艺术品里，作家能够获得莫大的满足。正是因为作者的专心致志，所以才将故事背后的一些理念完美无缺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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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的时代在不断变化
爱伦·坡眼中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读的时候可以一口气读完；它的一些事件涉及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独创性，四处迸发着令人难忘的火花；最好给人留下的印象或者效果前后是一致的，而且能够沿着一条主线平稳贯穿头尾。
写出一个故事，并且能够达到爱伦·坡所要求的标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有具有足够智慧的人才能达到。虽然不需要具有大智慧，但是一些特别的才能却是必需的，此外还需要有非常大的创造力和形式感。在英国的小说家中，鲁迪雅·吉卜林的创作最符合这一标准。在英国的短篇小说家里，他一人足以与那些俄国和法国的大师们相媲美。至于现在人们对他评价很低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著名的作家去世后，报纸上便会登出来昭告天下。所有与作家生前有交往的人都会给《泰晤士报》写信讲述当时的情形，甚至是一起喝过茶这样的小事。但是过了两周之后，作家的死便渐渐无人理会，新鲜劲过去了接下来便是永远的静默和无闻。
当然，如果这位作家足够幸运，会在未来日子里的某一天被人们重新挖掘出来，让人们称赞、膜拜，不过这时候就与他的文笔毫不相关了，靠的只是某种契机。最广为人知的是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例子。当时，他的盛名埋没在岁月中将近二十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英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他的小说怀旧意味很浓，也使得大批读者闻名而至。
鲁迪亚·吉卜林在写作之初便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感，而他也确实有手段能让喜欢他的读者对他的作品保持持久的兴趣；但是在文化界，鲁迪亚·吉卜林的名声却不怎么样，人们内心里都很看不起他，只是表面上对他赞扬而已。一些挑剔的读者很容易被吉卜林作品的一些风格激怒。他的文风之所以会成为羞耻的源头，是因为他的作品中偶尔会有一些帝国主义倾向，很多敏感的作者都为此大为受伤。讲故事是吉卜林非常擅长的事情，而且他的故事非常有创意且风格多变。他能把故事讲得跌宕起伏，令人啧啧称奇，这种能力已经达到了顶级境界，而且他的创造力还好像无穷无尽一样。但是作家都是有缺点的，他也不能避免。时代、环境、性格和教养共同造成了吉卜林的缺点。他给同辈的作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与他小说中生活方式非常相近的人受他的影响更为严重。在东方，有许多真人真事就像吉卜林小说里写的那样，只要你去东方旅游一番就能发现，这多让人惊讶啊！据人们所言，巴尔扎克的小说从不会去刻画这代人，他小说中的人物更像是刻画的下一代人。吉卜林的第一批小说（最为重要的一批）出版后，在后续的二十年里，受他小说影响进行精神重塑的很多都是大英帝国边远地区的一些人。他不单进行了人物塑造，还进行了精神改造。受他影响的这些人大多高贵而勇敢，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严守自己的岗位。但他们死后竟然造成了大英帝国被殖民地仇视的局面，这是非常不幸的，不过具体原因我就不细说了。总体上，鲁迪雅·吉卜林的小说在政治上是取得了成功的，它让英国人对大英帝国有了全面的了解；其中还有一点极为重要——在“异域风情”的小说创作过程中，他为作家们开创了一片肥沃的新天地。小说的主题是在异乡漂泊的白人与其他肤色的人初次接触后的一系列行为，而背景大都设在一些不知名的国家。对各自题材的处理后来的每个作家方法都各不相同，但是能冲破阻碍，开创出一片新天地的人唯有鲁迪雅·吉卜林。
他的小说色彩丰富，描写栩栩如生且有着十分浪漫的魅力，即便到了今天也没有超过他的人。印度被英国占领终究有一天会成为历史，印度殖民地所激起的苦楚和遗憾也终究有一天会被化解，就像几百年前英国失去阿基坦和诺曼底一样。这时人们会发现，鲁迪雅·吉卜林写的一些关于印度的小说足以在英国文学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如《基姆》和《丛林故事》等。
变化是人类必需的，所以难免会出现审美疲劳，不管这个东西有多美好。通过另一种艺术形式，我们来举个例子。在住宅艺术上，乔治王时代达到了这个领域的巅峰，这非常难得；这个时期的房屋外形美观，屋内宽敞，无论是布局还是通风上都非常平衡，住着非常舒适。
或许我们会觉得，这样完美的房子肯定会一直博得人们喜欢，但是我们错了。浪漫时代开始冲击人们的审美，人们开始对一些离奇古怪，不局限于一种风格的房子充满兴趣；当然，这也正是建筑师所乐见的，爱伦·坡那样的小说非常难创作，哪怕在他数目很少的短篇小说里，不断地重复自己也始终是他一直在做的。只有拥有娴熟的技巧才能够将这类小说的叙述方式把握住。杂志上开始推出这类小说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它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一种潮流。一些必备的技巧很快被作家们琢磨透彻，他们刻意把故事写得贴近世俗，对生活的描述过分虚假，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让故事更加吸引人的眼球。很快，他们便接到了读者的抗议——现实生活并不是他们小说中写的那样简单的，而且他们对这些已经听了几百遍且没有任何新意的东西早已厌烦透顶；把现实生活中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整合在一起是错误的，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就是满地鸡毛、毫无头绪的。更加真实、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才是读者想要的。但现在的艺术家是不会毫无修饰地直接把真实的生活写出来的。
在《裸体艺术》中，肯尼斯·克拉克就非常清楚地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在古希腊伟大雕塑家的眼中，模特只是一种用来实现理想之美的工具，并不需要利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将其完整地重塑出来。仔细观察一些古代的雕塑和绘画，你会察觉，当时的创作者并没有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丝不苟的创作上。当今时代，立体主义兴起，人们始终认为立体派雕塑家扭曲地呈现创作题材是这个时代的独特创造，其实不是的，这只是人们早已习惯过去作品中对现实的扭曲呈现，并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现实主义艺术的再现”。这里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从西方绘画出现开始，艺术家们就把对艺术效果的追求摆在了还原现实的前面。小说也是一样，远的不说，就以爱伦·坡为例，他小说里的人物说的话是普通人的语言吗？很难想象他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他肯定是认为这个故事只有通过这样的对话才能完美地表达出来，离他所预期的目标才能更近。艺术家也会有回归自然主义的时候，那时艺术家们肯定会发现自己已经脱离现实生活太远了，必须要回归生活。这时，他们会刻意模仿现实生活，力求达到精准无误，但他们也只是把这当作一种对他们有帮助的准许的原则而已，他们最终的目标并不在此。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开始走向废话偏多、情节拖沓的趋势，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潮流，而自然主义风格的时代渐渐拉开帷幕。作家们开始大胆向前地对现实生活进行一轮精确地描绘。“我从来没有妥协过，哪怕时代潮流带来的那一点可能的赏赐，我也未曾脱下帽子委屈寻求过。上帝可以作证，我讲的全都是真理，不管你喜不喜欢听，总之我说了。我确实讲的是真理，因为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我都觉得它很有道理。”弗兰克·诺里斯这样说道。我非常赞赏他说出这句话的勇气，但是真理并不一定是站在谎言的对立面的，所以想要分辨出什么是真理并不容易。比起前辈，这一流派的作家不但在人物对话上更显自然，而且在看待生活的眼光上也更加公平恰当，他们的乐观主义和甜腻的粉饰变得少了起来，增加的是一些粗蛮和直接。现实世界自小说时代开创（开创人为笛福）以来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但是现在，自然主义作家就是要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取材，进行人物的创造。当然，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小说技巧，例如短篇小说的要素就一直被作家们沿用，这种旧的形式没有丝毫改变，与当年爱伦·坡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完全一致，即便是结构形式也依旧沿用他当年开创的那种。这一流派的价值从他们的优点中就能够看出来，而他们的不足也可以从他们的故作姿态中体现出来。
评说俄国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
但是，在那个时代的俄国，爱伦·坡所开创的小说形式始终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俄国一直流传下来的小说形式与爱伦·坡所开创的截然不同。有一天，作者和读者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喜欢的小说形式已经变得乏味至极，而有的作家早已对短篇小说这一体裁进行了创新。不过西方世界很久才受这种简洁的叙事风格影响，这让人感到十分奇怪。
屠格涅夫的小说有过法文译本。法国的知识界及福楼拜和龚古尔兄弟都被他的贵族出身、大方慷慨和洒脱的举止折服。他的作品总能让法国人去欣赏，而且欣赏中还带着些许的沉醉，这一点和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如出一辙。如果你能够想象约翰生博士评论女人布道时的样子，你就能预见到他此时的欣赏态度竟是如此相似：“虽然不精彩，但是让人吃惊的是竟然讲完了。”
1886年，德·沃居埃出版了《俄国小说》之后，俄国的文学才开始对巴黎文学界产生影响。1905年左右，契科夫的短篇小说被译成法文，顿时赢得了人们的青睐，但是在英国，他仍旧没有任何名气。1904年，契诃夫去世，被赋予“当代作家之最”的称号。然而，1911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里对契诃夫的评论却十分简短，“在短篇小说中，安东·契诃夫表现出了一定的实力”。这可真是个很冷的赞誉。
英国读者开始对契诃夫感兴趣是在加奈特夫人把契诃夫的一部分小说翻译并出版了三卷之后。俄国作家的声誉也是自那时起才开始逐渐壮大，其中以契诃夫为甚，甚至可以说，短篇小说的欣赏和写作方式也就此得到了改变。从技术上讲，“写得好”的小说将不再受那些挑剔的读者的关注，人们也不再理会那些靠这类小说来娱乐大众的作家。
有一部契诃夫的生平传记，是大卫·麦伽沙克著的。这本书记录了契诃夫的所有逆境（饱受疾病和环境的折磨，穷困潦倒，俗务缠身等）和一生的成就。这本书的内容十分详尽、真实，且写得十分有趣。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到一些事实。
契诃夫1860年出生。他的祖父是农奴，有三个儿子，最后用攒下来的钱赎回了他们的自由。其中一个儿子叫巴维尔，在塔干罗格（位于阿佐夫海边）开了一间杂货铺，结婚后育有五子一女，而安东·契诃夫就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巴维尔没有接受过教育，自私、虚荣、野蛮和愚蠢，以及对宗教的忠实信奉都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许多年后，契诃夫描述他父亲的时候说：“父亲开始管教我的时候我才五岁，说白了就是对我进行打骂——打耳光，敲我的头，或者拿着鞭子抽。‘今天会不会挨打？’便成了我每天早晨醒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嬉闹和玩游戏更是不允许的。不但每天都要在家里读赞美诗，而且每天的早晨和晚上都要去教堂祷告，亲吻牧师以及僧侣的手……八岁的时候，我被指派看守店铺——其实我就是一个跑腿的——还要天天挨打，也正是那个时候我落下了病根。等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天都会一直学习到吃晚饭的时间，紧接着我要看守铺子一直到入夜。”
巴维尔在安东·契诃夫十六岁的时候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躲债不得不逃往莫斯科，他的两个大儿子当时就在莫斯科读大学，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个是尼古拉。而契诃夫则继续留在塔干罗格读书，自食其力。他是靠着给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补课来维持生计的。三年后，他终于被大学录取，得以在莫斯科与父母相聚，那时候他每个月的奖学金是二十五卢布。他当时的愿望是学医，理所当然地进了一所医院。年轻时的契诃夫有着高高的个子，丰厚紧实的嘴唇，棕色的眼睛和浅棕色的头发。他们一家就住在贫民窟的一间地下室里，楼上是一家妓院。与契诃夫一家同住的是契诃夫带来的两个学友和一个房客，他的两个学友每个月支付四十卢布的房租，那个房客则每个月支付二十卢布，这样，加上契诃夫每个月的二十五卢布他们就有了每月八十五卢布的进项，不但要付房租，还要供九个人吃饭。不久之后，他们搬到了一家稍大一点的公寓——与之前的住处同处一条乌烟瘴气的大街。除餐厅外，有四个小卧室和一个大客厅，契诃夫和两个弟弟住一间，两个学友房客住一间，另一个房客自己住一间，他的妈妈和妹妹住一间，而客厅便成了他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的寝室。他的父亲巴维尔找了一份每月三十卢布的仓库差事，由于工作需要必须住在工作现场，所以这段时间这个愚蠢的家庭暴力者终于还了他们一段清净的时光；巴维尔无疑是个增加生活负担的家伙。
即兴编造笑话故事引朋友们放声大笑据说是契诃夫天生的本事。当他的家庭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便试图写一些东西贴补家用，于是他便编写了一个故事寄给了圣彼得堡的一家周刊——《蜻蜓》。某个月的一天下午，他从医学院放学回家，顺便买了这本周刊，竟发现自己的作品被刊登出来了，是以每行五个戈比来计算稿酬的。我需要向读者讲明白的是，当时两先令兑一卢布，一卢布是一百戈比，用英镑计算的话，这篇稿酬大概是以一行一个便士计算的。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契诃夫每周都会向《蜻蜓》杂志投稿，但是很少有登出来的。即便是有肯登他小说的（莫斯科的一家报纸），薪酬也是非常少，因为这家报社是小本经营，甚至一些时候要等孩童在大街上卖完报拿回来的零钱来支付他们微薄的稿酬，而投稿人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等。当时契诃夫遇到了一位来自圣彼得堡的编辑，名叫雷金，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机会。当时，雷金正在主编一份名为《断片》的报纸，并准备向契诃夫约稿——每周提供一篇一百行的短篇小说，薪酬按八戈比一行计算。这份报纸注重幽默感，所以雷金经常抱怨契诃夫的文章过于严肃，根本不符合读者的口味。契诃夫的小说的确给他带来了不少声誉，但是这家报纸的题材和篇幅限制显然让契诃夫有些束手束脚，他为此很是恼火。雷金似乎很讲道理，也很善解人意，他把契诃夫推荐给了《彼得堡公报》，同样是每周提供一篇小说，只是篇幅更长，题材更多样了，稿酬依旧按每行八戈比计算。就这样，契诃夫总共编写了三百个短篇小说，从1880年一直坚持到1885年。
这些作品都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显然是为了挣钱创作出来的，用英文讲是potboiler。我们查一下《牛津英语词典》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多用于贬义的词，即为了谋生而制造出来的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这个词最好不要收录到文学类记者的词典里。在这里，我只想告诉那些自己有创作冲动且要付诸实践的青年作家，他们可能认为写作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成名的途径，但是认为写作是一个发财聚资的门道的人却很少。他们开始大都是小心翼翼，因为不可能一接触创作就财源广进，但当他下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并且以写作为生的时候，对于依靠才华来赚钱的行为就很容易得到他的认同。作家的写作动机其实和读者没有任何关系。
当年，契诃夫一边要在医学院读书拿学位，一边要在家大量写小说。他的写作只能在晚上进行，因为他白天要工作，最糟糕的是他的写作环境非常艰苦。最后，契诃夫一家打发走了所有房客，搬到了小一点的公寓，但是他在给雷金的信里这样说道：“家里，我爸爸大声地给我妈妈朗读着故事，还伴着哥哥亚历山大的孩子的哭声，还有人调弄音乐盒奏起‘美丽的海伦’……来做客的亲戚不但占用了我的房间，还老是缠着我探讨医学问题……又听见小孩的哭声，让我坚定了一个想法——以后绝不要孩子。我想法国一定是一个热爱文学的民族，从他们生孩子少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来。”一年以后，他在给弟弟伊凡的信中这样写道：“你们陆军中尉挣的钱应该也没我多吧？但是我自己能剩下的却没多少，不但吃得不好，而且还没有独立的写作空间。现在身无分文的我只能期盼着下个月一号快点到来，那样我就有了彼得堡会给我的六十卢布稿费，虽然这点钱在我手上只是分分钟的事。”
1884年，契诃夫患上了内出血，他知道这是肺结核降临在了他的家庭，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他不想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既没有看医生也没有吃药。或许是看出了母亲的焦虑，他便跟母亲谎称这不是肺结核，只是喉咙处的红血球破裂导致的。这一年年底，他通过了最后一门考试，终于成了一名职业医生。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凑够了去彼得堡的钱，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他写小说从来都只是为了挣钱，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小说多么有价值，而且每篇小说都是他一天写完的。但是到了彼得堡就不同了，他被自己的名气吓了一跳。当年，彼得堡是俄国的文化中心，尽管他的小说篇幅很短，但都颇受推崇——观点独特，清新鲜活是那个文化圈子对他作品的评价。不知不觉，契诃夫被誉为当代最具天赋的作家，他也开始接到各家报纸的约稿，稿酬更是高到离奇。他也因此得到当时俄国最著名的作家的建议——鼓励他放弃之前写过的那些故事，静下心来完成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
虽然这个建议对契诃夫触动很大，但他却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他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文学只是我的情人，医学才是我的合法妻子。”所以他在返回莫斯科后，依旧执着于去做一名医生。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在行医上花费多少心思，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结交甚广，朋友们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病人，但大多都是免费医治。他魅力天成，又是乐天派，凭借真挚爽朗的笑声，他很快便能经常出入文人的圈子。参加聚会或者举办聚会是他最喜欢的。他喜欢喝酒，但是喝醉的时候大多是在教会节日、婚礼或者庆生会这样的场合，其他场合很少会喝醉。他的女人缘也很好，流传着几段风流佳话，但都只是随俗应酬罢了。慢慢地，他开始经常前往彼得堡以及俄罗斯各地。每年春天他都会带全家人去乡下度假，一直到秋天为止，而这段时间他会彻底放下那些需要救治的病人。不知是谁透露了这位小说家是一名医生，找他看病的人便一窝蜂地涌来，这些医治自然都是免费的。
他开始提笔写作又是因为家庭经济问题，很自然他的作品一次比一次成功，稿酬也越来越高，但是他始终觉得不够用。他在给雷金写信的时候这样说道：“我不是纨绔子弟，既没有欠债，也没必要用来讨好情人，更没有肆意挥霍，你问我钱都用在了何处，天知道我都花哪里去了，复活节前我才从你和苏沃林那里拿了三百卢布，现在手里又只剩下四十卢布了，明天再付给别人四十，又没了。”后来，契诃夫租了一套新公寓，也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但是他不得不依靠在雷金那里预支稿酬来交房租。1886年，他的内出血再次发作，他清楚，去克里米亚是最好的选择，那里温和的气候是结核病人最好的止痛药；西欧的病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会去葡萄牙或者法国的里维埃拉去疗养，然后像一只苍蝇一样死去，只是他没钱承担这笔费用。1889年，契诃夫的哥哥尼古拉——一位小有才名的画家——因肺结核病故，这对契诃夫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噩耗，但同时也为他敲响了警钟。1892年，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支撑他熬过莫斯科的冬天。于是他便筹钱在莫斯科郊外的梅里科沃小村买了座小房子，距莫斯科大约五十英里；随同他一起的当然还有他的家人——弟弟米哈伊尔、母亲、妹妹和他那暴君父亲，此外他们还带了一车的药物。来求他看病的人一如既往地多，但是他仍旧跟往常一样，不收取任何费用，还全力给他们医治。
时断时续地，他在梅里科沃住了五年，那段时光想来是很幸福的。他最好的小说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同时也得到了四十戈比一行的丰厚稿酬，几乎一行有一先令了。他开始关心村子里的一些事务，为农民建学校、修建新道路都是他支付的费用。有时候，他家会有朋友拜访并小住几天，他的酒鬼哥哥亚历山大也经常带着老婆孩子来他这里住。虽然契诃夫总是抱怨他们对他的工作造成了影响，但是生活又离不开他们。契诃夫始终是一副幽默风趣、友善、快乐的样子，哪怕他经常遭受病魔的折磨。远足去莫斯科是他经常做的事情，1897年，在一次远足的时候他的内出血复发，而且非常严重，于是他被立刻送往诊所救治，很多天之后才脱离生命危险，虽然他不愿意相信自己得了肺结核的事实，但是这次医生很明确地告诉他，他两肺的上半部分已经感染了结核，只有改变生活方式才能够活命。等他再次回到梅里科沃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放弃行医了，也不能在这里熬过冬天。于是，他不得不离开俄罗斯。他分别到过比亚里茨和尼斯，最终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定居下来。按照医生的建议，他决定久居于此。但他总是很缺钱，不得不向他的编辑好友苏沃林预支了一些稿费才建了一座房子。
让他最痛苦的就是不能再继续行医了。他具体属于哪一科医生我也不清楚。自从他获取了行医资格证之后，在医院工作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三个月，我想他在给病人诊治的时候一定非常粗略和急躁。不可否认，他是个很有同情心且有医学常识的人，如果他朝着医生的方向自然发展，成为一个知识渊博并且造福病人的医生是不难的。他也从行医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丰富的体验和好处。
一位作家能有一些学医的经历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在我看来，它不但能从中学到很多非常宝贵的知识，而且还能很透彻地观察到人性的大善、大恶。人生病的时候是心理防线最脆弱的时候，也最容易暴露出本性，所以他们常常会抛下健康时的面具露出真实的嘴脸。医生所看见的全是病人的真实面孔——有懦弱、贪婪、自私自利，也有冷酷无情；当然，善良友好、大方慷慨、坚强勇敢这些品质也是存在的。所以，面对人性的弱点和光辉，医生要常怀宽容和敬畏之心。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生活非常无聊，但是在这里却让他的身体慢慢好转。忘了说了，除了大量编写小说以外，契诃夫还写过两三个剧本，不过都称不上成功。剧本上演之后，他偶然结识了一位名叫奥尔佳·克尼帕的年轻女演员，两个人很快相互爱慕并于1901年成婚。契诃夫对家人的资助始终未曾停止过，但他最终还是对他们生出了痛苦的怨恨。婚后奥尔佳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而是继续做她的演员；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只有在奥尔佳有档期去雅尔塔看他的时候，或者契诃夫去莫斯科看她的时候夫妻才得以团聚。他写给奥尔佳的信总是含情脉脉，非常感人，而且这些信件有幸都保存了下来。糟糕的是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最后，病重的他整天咳嗽不止、难以安眠。这时，他又接到奥尔佳流产的噩耗，所有的想法顿时全部破灭。
奥尔佳曾一度要求他写一部合大众口味的轻喜剧，契诃夫不得不提笔写作，我想他完全是为了取悦他的太太吧？他答应过要为太太写几部好戏，而这部戏则定名为《樱桃园》。在寄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每天只能写四行，然而即便这样我的身体也吃不消，甚至痛苦不堪。”所幸他最终还是完成了，并且在1904年上演，地点是在莫斯科。同年6月，他去了德国的温泉小镇巴登威勒疗养，这是完全依照医嘱而行的。有一位年轻的俄国文人曾经拜访过他，并将临别的场景记录了下来。在麦伽沙克所写的《契诃夫传》中，我摘录出一部分：
契诃夫坐在一张沙发上，沙发上堆满了靠垫。他穿着睡袍，腿上盖着一条毛毯，身披一件外套。此时的他已经消瘦、衰弱得让人难以辨认——消瘦的脸庞毫无血色，他肩膀很窄，瘦骨嶙峋之下显得更加矮小了。一个人的变化竟会如此之大，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他眼神温柔地看着我，却不再有一丝笑意，面对他伸出的蜡黄的手，我不忍卒视。
“我明天就离开这里，死得远一点。”他说道。
他用了一个比“死”更加残忍的词，残忍到我都不想再把它写一遍。
他总是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死得远一点”。“请代我向你的朋友们告别……让他们知道，我会将他们铭记在心，并一直喜欢他们。请将我的祝福带走，撒到他们幸福美满的日子里。从此，两个世界，我们彼此相望。”
在巴登威勒的时候，契诃夫一直恢复得极好，并且计划下一步到意大利疗养。有一天他都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突然执意要求陪了他一整天的奥尔佳去公园散步。奥尔佳散步回来后，他又要她下楼吃饭。“还没到吃饭的时间。”她说道。
为了让饭前这段无聊的时间过得快些，契诃夫给她讲起了故事，说是在某个旅游胜地，时髦的游客到处都是，有健康的英国人，有美国人，还有脑满肠肥的银行家。有一天，他们返回酒店的时候发现厨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晚餐没了着落。就这些贪吃的家伙是怎样面对这样的打击的，契诃夫开始了风趣幽默的描述。这个故事成功地让奥尔佳开怀大笑。
奥尔佳吃过晚饭再回到他身边的时候，契诃夫已经进入了梦乡。但是，他的病情突然恶化，虽然医生立即赶了过来并且进行了紧急救治，但是仍旧没有将他挽救回来。契诃夫就这样与世长辞，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Ich Sterbe（德语：我要死了）。他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四岁。
亚历山大·库普林在追忆契诃夫时这样写道：“他从未曾将心托付给谁，也未曾向谁敞开过心扉。对任何人他都报以和善的态度，只是在面对友情的时候他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又表现得比较冷漠，或许只是他自己不明白而已。”这是一段很特别的剖析，仅仅几句话就将契诃夫的本性解释出来，而且比我之前讲过的他生平中的任何一点都更加深刻。
契诃夫的创作思想
契诃夫早期的作品都是以幽默故事为主，创作起来也轻松愉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故事与鸟儿唱歌一样，非常容易，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对这些作品是认同的。他开始认真地磨炼自己的小说写作技巧，是在他第一次去了彼得堡之后，当时他被公认为最具天赋且最具才华和发展潜力的作家，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有一次，契诃夫的一个朋友发现他正在抄写托尔斯泰的小说，便上前问他在干什么，“我在将这部小说重写一遍。”契诃夫说道。这让他的朋友大吃一惊，试想大师的作品怎么能随便篡改呢？契诃夫在嘴上以练练手敷衍了过去，其实他心里认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这样不但能够让自己学习到大师的创作手法，还能够慢慢衍生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手法。终于，他学会了完美的小说创作技巧，这也证明他的所有努力都没有白费。
例如有一部足可以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相比肩的小说——《农民》，同样具有优雅的结构形式。简单、清楚、凝练是契诃夫对自己写作训练的要求。“他文风的美已经达到了顶尖的造诣。”人们这样评论道。我只是通过翻译来欣赏他的作品，所以这样的评论我只能全部承接。在我看来，作家文字中的感觉、味道以及谐音韵律是不可能随着翻译一同带过来的，不管翻译有多么精准。
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是契诃夫非常上心的，而且他本人也有很多有趣的观点。在他看来，多余和重复的内容是小说应该极力避免的东西。“应该去掉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如果你在某一章中提到了有一把枪挂在墙上，那必定是要为下一章或者下下章放枪埋下伏笔。”这样的说法非常有道理，同时他还认为小说的描述应该简洁而贴近主题，这同样很有道理。要将一幅仲夏夜里的美景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他三言两语就能做到——夜莺啼鸣，婉转不休；或者是勾勒一幅寒冬中的广阔荒原——在银光耀眼的白雪下散发着冰冷的气息。这样的天赋是十分珍贵的。不过他对拟人手法是十分不屑的，所以我暂时不发表意见。
在一封书信中，他曾这样调侃道：“面对微笑的大海，你兴奋得难以自已。这是多么俗套不值钱的手法啊！大海只会波光澜澜，只会怒吼咆哮，微笑和哭泣不是它能做的。下面看看托尔斯泰的手法：‘太阳东升西落，鸟啼声婉转动人。’既没有人哭也没有人笑，只是简简单单，这无疑是最重要的。”这句话虽然说得很有道理，但人们习惯将大自然拟人化自混沌未始就开始了，而且这种习惯在人们看来只要稍微克服一下就能避免。契诃夫用拟人手法的情况不多，在他的小说《决斗》中有这样一句话：“一颗星星探出头来，将一只眼睛眨了眨，是那么小心翼翼。”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没有丝毫的反感。契诃夫的哥哥亚历山大同样是写小说的，只是水平不高。他提出这样的说法——有些情感，如果作家没有亲身体会过的话，千万不要去描述。这显然是禁不起推敲的说法，如果一个小说家想要描述一个杀人犯作案时的心理波动，还要杀个人去体验一下吗？一个优秀的作家，想象力必须是足够丰富的，能够与笔下人物的情感做到完美一致。契诃夫还有一个极为苛刻的要求——将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删掉。他自己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所以他的朋友们常常会问他要小说的手稿，以防他把小说删得不成样子。“他很有可能会把小说删成这个样子：他们刚刚懂得爱情就彼此心生爱慕，并且结为了夫妇，最后走完了悲催的一程。”他的朋友这样说道。契诃夫认为：“这就是事实，不信你看看你的身边。”
在契诃夫心中，莫泊桑就是他的标杆和榜样。这两个人在写作手法和目的上截然不同，如果不是他亲口说的，我还真不相信。让故事如戏剧一般激动人心是莫泊桑一心追求的境界，基于这个目的，牺牲点故事的可信度算不得什么，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但是契诃夫不同，在我看来，他有意无意地避免那些激动人心的情节。他的笔描绘的都是一些俗世里的普通人，一如他信中写的那样：“都是些普通人，每天中规中矩地上下班，和老婆吃吃饭、拌拌嘴；根本与那些跑到北极在冰山上打滚的探险家搭不上边。”不过，肯定会有人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因为的确有人在北极经历了冰川，即便没有滚落冰山肯定也经历了一段生死角逐，因此，把他们的故事写得惊心动魄、波澜起伏一些是应该的，作家完全没有理由去回避这些。当然，如果全是些上班下班，家常便饭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收取贿赂或者挪用公款，欺骗、虐待老婆，将每天的粗茶淡饭搞得大有深意才能够写出精彩的故事（这样的观点契诃夫不可能会认同的）。这样的话，小说就象征了两种家庭：一种是幸福美满；一种是倒霉不幸。
虽然契诃夫在行医的过程中总是率性而为，但他也确实结识了许多人，有手握实权的小官吏——他们的职位有高有低，有自农奴制解体后一无所有的地主，有工厂老板、工人、商人和农民。契诃夫基本上没有和贵族阶层有过接触，唯一涉及贵族的一篇小说便是《公爵夫人》。他笔下的地主软弱无能，描绘的手法甚至有些残酷——面对自己的耕田被荒废，住宅被毁弃却无能为力；工厂的工人更加可怜，即便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依旧吃不饱饭，然而他们的主子却借此发了大财；农民们的收入更少，总是在饥饿线上挣扎，愚笨没有知识、卑鄙懒散是他们的通病，他们酗酒，住的茅草屋也是蝇虫满布、恶臭环绕。
在描绘某个事件的时候，契诃夫能够给人难以想象的真实感，就像是某位值得信赖的新闻记者在撰写新闻报道一样，让你生不起任何疑心。当然，契诃夫不仅仅是担任了记者的角色，他在挑选素材的时候还进行了谨慎的观察和细致的推测、揣度，最后进行整合处理。科特林斯基曾经对他这样评价道：“契诃夫有着无可比拟的冷静大脑，他会站在一个不受个人情绪影响的高度审视一切。他的温柔大方、同情和仁慈不是建立在爱或喜欢的情感上的，他对别人施予恩惠从未想过要得到别人的感激。”
契诃夫的这种冷静和超脱使得许多同仁大为不爽，他也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抨击——这是毫不顾忌社会情况和时代背景的行为。关注社会和时代是俄国作家的责任和义务，这便是知识分子的要求。但是契诃夫坚持说，叙述事实才是作家的本职，至于该如何处置或定夺，应该交给读者。让艺术家去解决一些具体而细微的问题始终不是他所提倡的。“专家才是处理具体问题的专业人员，判断社会的好坏是他们的职责，就像判断酗酒的危害，资本主义该如何抉择，等等。”这些话很有道理。
最近，就这个问题文艺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借此机会，我斗胆引用一些自己的见解（几年前，我在全国图书联盟发表的演说中的段落）。我喜欢阅读某一周刊——英国最好的周刊之一，有一次我在上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专题，是对当代文学的种种思考。
一位评论家在开头这样说道：“某人不单单是个讲故事的人。”看到“单单”二字之后，我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于是，那天我放弃了那本周刊，如同但丁《神曲》中的弗兰切斯卡和保罗一样。这位评论家自己也是一名小说家，而且非常著名，只是我没能有幸拜读他的著作，但他的作品肯定是极好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他的那句话让我得知他的想法——小说家应该不单单是小说家。显然，这样的观点是非常能博得现代作家认可的——在这个混乱的年代，一部小说的出世如果只是为了让读者愉快地消磨时间，那它的作者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作品会被人嗤之以鼻，很自然地被人们归为是“空想派脱离现实的作品”。前面我们讲过“为赚钱而编造的作品”，这个词跟它差不多，都不该出现在文学评论家的词典里。没有艺术不是逃避现实的，康斯特布尔的风景画是这样，莫扎特的交响乐也是这样；就算读济慈的颂歌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不也是为了享受吗？很显然，我们对小说家提出的要求要远远多于画家、作曲家和诗人，可是为什么呢？事实上，仅仅只是个故事的东西在这个世上根本不存在。作家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目的只是为了让读者喜欢自己的故事，顺带将自己的思想（对生活的理解和批评）连同故事一起灌输给读者。
在《山间故事集》中，鲁迪雅·吉卜林塑造了印度玩马球的军官以及家眷和平民，对那些有着无限魅力的人物、事情，他有着天真的倾慕，写作手法宛如刚出道的新闻记者。但是在当时，竟没有人能体会到故事中对最高统治者的控诉，这让人十分震惊。现在我们再读这个故事便很快意识到英国放弃对印度的统治是迟早的事。同样的感觉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也存在。他在作品中竭尽所能地保持冷静和中立，只将人们最真实的生活描述出来，但是读者们无不感受到人们的无知和残忍：穷人们贫困、堕落，富人们自私、冷漠；爆发一场暴力的革命只是迟早的事，根本避免不了。
在我看来，多数人读小说都只是为了消遣，因为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人们想找的乐子各不相同，而找到共鸣便是其中的一个乐趣。所以当今读者在读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作品时，会感到由衷的快乐，因为读者现在所体验的生活正是书中所描绘的。特罗洛普的小说大都是描绘中上层阶级的事情，而读他小说的人也大都是中上层阶级的人，因此很容易找到相互倾慕、相互欣赏的地方。书中的布朗先生这样说道：“人间四处都是美景，有上帝的地方就是天堂。”每当读者读到这里都像是有了亲身感受一样，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扬扬得意的满足感。
通过时间的洗礼，小说开始有了一种流派的魅力。它们会让我们觉得非常有趣且非常感人。（这真是个令人向往的世界：富人的生活很舒心，很多事情到最后都能称心如意，皆大欢喜。）这些小说的感觉和十九世纪中期传遍的新闻图片有些相似：美丽的太太头戴宽檐帽，一身圈环裙，而绅士则头戴大礼帽，蓄着络腮胡子，身穿一件双排扣的常礼服。还有一些描写异国风情的小说始终会有读者追捧，这些读者大多喜欢在小说中追寻一些陌生、新奇而古怪的乐趣。这主要是因为生活乏味是大部分人的现状，他们渴望有一个陌生而危险的世界供自己去驰骋、去探险。在这里，他们会把所有的单调、无聊彻底释放出来，哪怕是片刻工夫。
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总是被描写得活灵活现，但是西方读者早已对这些人物耳熟能详，所以一些俄国读者在他小说中发现的乐趣西方读者根本体会不到。英国读者认为，契诃夫的小说中有些稀奇古怪的新东西，经常是阴沉、恐怖的，但是经常能够阐述真理，这种真理非常有魅力，蕴含着淡淡的浪漫主义色彩且让人难以忘怀。
在虚构作品时会提供一些信息，如果过于信赖这些信息，想必这人一定非常天真。我们想要了解一些为人处事的方式，所涉及的这些题材是非常有用的。然而上面所讲的他一定做不到，因为一个小说家的创作天赋决定了他一定不会以理动人，他会通过想象、感觉来创造，所以根本做不到客观公正。一个小说家的偏见大大地影响了他所创造的人物，对虚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题材的选择。他的本性、直觉、经验和情感都能够通过他的作品看出来。有时候，他会故意失去公允，让自己的思想时而清晰明了，时而含糊不清；最后，他会耍一些伎俩，并且蒙混过读者的眼球。
亨利·詹姆斯认为，让生活戏剧化是一个小说家应该去做的，这句话说得很到位，就是理解起来有些太过晦涩，他完全可以这样说——小说家就是通过对事实的改写来引起读者的关注。亨利·詹姆斯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当然，如果是说明文或者科学著作的话就不能这样写了，例如读者关心的是当下迫切的现实问题，那我们就该去写一些有针对性的专题著作，而不是选择写小说，这样的说法也得到了契诃夫的认可。取悦读者才是小说家的正确目的，他们不应带有指导读者的想法。
隐居是大多数作家的首选，他们抛却了大都市的种种自由，既不会接受邀请，也不会与达官贵人一边喝酒，一边畅谈。他们更不会登上游轮，喷洒香槟来庆祝首次出航。电影明星的粉丝们会聚在酒店的门口看着自己的偶像钻进豪车，但是作家的支持者们不会这样。像中产阶级怨妇光临百货公司开业剪彩这样的场合，或者在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给单打冠军授予金光闪闪的奖杯这样的场合，都不会有人邀请作家。但是，作家依然能够得到回报。具有创作天赋的男女从洪荒之初就开始涌现，用他们的艺术才华将这严峻冷酷的人生不断美化。在希腊的克里特岛，有很多远古时代留下来的杯瓶碗罐，而且这些东西上边都会刻画一些装饰图案，我想去过那里的人都能得见。这些美丽的图案不会增加一些其他功能，但是却能让人赏心悦目。
在创作的过程中，每一代艺术家都能够从中获得完美的满足感。假如小说家也能深得其中之乐，他一定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如果把小说当成是一个平台载体或者是布道讲坛的话，那无疑是一种无节制的乱用行为。
才华横溢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讲了这么多，我不得不在文章结束之前提到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这样才足够公平，她就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她的作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声誉非常高。当今的英国短篇小说有许多使用技巧都和十九世纪的大师截然不同，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肯定是受到了凯瑟琳的影响。虽然我不想把她的生平故事再翻出来写一遍，但是由于她小说中的自传色彩很浓，我不得不再简要地描述一下。
1888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出生于新西兰，年轻时写过一些小短篇，十分有天赋，成为作家是她始终的梦想。沉闷无聊的新西兰生活让她最终下决心去英国，并且很快说服了她的父亲。
她在英国和姐妹们一起上了两年学，其间，还在舞会上邂逅了一名年轻男子，并与他有了鱼水之欢。这让一向品行端正的父母非常惊讶，于是便同意她独立生活。她每年都会接到父亲给她的一百镑生活费，按照那个时代来讲，这笔生活费足以养活一位单身的女子了。
她在伦敦与新西兰的朋友重新取得了联系，其中一位已经成了当时有名的大提琴演奏家，他叫阿诺德·特罗维尔。当年还在新西兰的时候，凯瑟琳就已经对他情根深种，但是到了伦敦她便移情别恋到他弟弟身上，他的弟弟是一位小提琴师，两人很快便相爱了。凯瑟琳住在一个未婚女子的家里，管吃管住，每周要交二十五先令，买衣服和零花钱就只剩下了十五先令，这让她非常恼火。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位教声乐的老师——乔治·波登开始向她求婚，令人意外的是，她竟然答应了这位大她十岁的男人。
婚礼当天，她穿着一件黑裙子，来见证婚礼的只有她的一位女友，而且整个新婚之夜是在酒店度过的。乔治·波登自认为可以行使婚姻中的权利，但是遭到了凯瑟琳的拒绝，第二天凯瑟琳便离开了他。
《雷金纳德纪念日》就是后来她写她丈夫的，这可谓一篇冷酷无情的小说。随后她便前往利物浦与情人相会，她的情人是利物浦一个巡回喜剧团乐队里的小提琴手。后来听人说，凯瑟琳曾多次想要参加剧团合唱队。没过多久她便怀孕了，至于是结婚前的事还是结婚后的事，只有她自己知道了，我们无从得知。
她发了两封电报给远在新西兰的父母，一封是说她将要结婚的事情，一封是说她已经与丈夫决裂。她的母亲不放心，前往英国一探究竟，看到凯瑟琳的情况后她万分震惊，维多利亚时代有句话叫“处境有趣”，此时用来形容她女儿的境况再恰当不过了。
于是，凯瑟琳便被家人送到德国巴伐利亚的沃里舒芬住了下来，打算让她在那里住到孩子出生。在这段时间，她读了不少契诃夫的小说（我想应该是德文译本的），也曾试着自己写了几篇，最后整理出来以《日耳曼膳宿公寓》为名结集出版。在这之后，因为一些变故迫使她早产，婴儿生下来就是死胎。后来，她身体一恢复便返回了英格兰。
她最早的第一批小说得到了《新时代》杂志的肯定，并得以发表，当时的杂志主编是奥雷治。她慢慢地开始与一些同行交往。
1911年，她与米德尔顿·穆里再次相遇。穆里在大学时曾创办了一份叫作《韵律》的杂志，其间还曾向凯瑟琳约稿，并刊登了她的一篇名为《商店里的女人》的小说。
虽然米德尔顿·穆里是中下层出身，但是他不仅天资聪慧且十分用功，从最初的寄宿制学校考到高级中学，然后利用自己取得的奖学金得以进入基督医院学习，后来同样是通过获得的奖学金获得了进入牛津大学的机会。他曾多次前往巴黎度假，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卡可的法国文人。据这位法国文人爆料，穆里是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而且非常有风度，有一次在蒙马特高地，两个妓女抢着要与他免费发生肉体关系。
穆里已经对凯瑟琳心生爱意，这使得他不得不对之前一直犹豫的事情做出选择，最后他选择离开牛津，即放弃那个即将举行的优等生考试。事实上，他为的也只是那个考试，因为他对其他事情根本不感兴趣，只想找份工作继续自己的写作生涯。其实牛津并没有他最初想象的那么好，因为他已经有了他想在牛津得到的东西。
他的前导师福克斯教授向《威斯敏斯特公报》的编辑斯潘德推荐了他，斯潘德同意试用他一段时间。这样，穆里就需要在伦敦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之后他和凯瑟琳一起吃饭，凯瑟琳同意将她所住公寓的一间屋子租给他，每周七先令六便士的房租。他欣然前往。
白天，他们各自忙自己的事，穆里忙着编辑，凯瑟琳写她的小说，他们交谈的时候往往都是在晚上，跟其他年轻人一样，经常到清晨一两点才睡觉。
一天晚上，她突然问道：“我做你的情人难道不好吗？”“不，不要那样，你不觉得那样会毁了一切吗？”穆里回答说。“是呀！”她答道。直到后来穆里才发现，当初那样的回答让她很受伤。没多久，他们便发生了关系。
穆里在自传《两个世界之间》中这样写道：“若不是凯瑟琳有婚约在先，我想我们可能立即就结婚了。”
或许是凯瑟琳的离开让波登的自尊心大受伤害，所以他一直拒绝与她离婚。
穆里和凯瑟琳虽然不能结婚，却不耽误他们度蜜月，他们选择了巴黎。当然，选择巴黎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让凯瑟琳见见自己的好友弗朗西斯·卡可。
回到英国后，他们的住所在伦敦和乡村间更换。凯瑟琳对新的住所总是不满意，刚到一处新居便急着找另一个地方。两年里，经过十三次的折腾他们终于决定在巴黎久居。
身为记者的穆里当时已经小有名气，并且有了一定积蓄，他和《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编辑里蒙奇约好在巴黎为他们撰写当代法国文学的文章。这样，他不但有积蓄，还能领取稿费，再加上凯瑟琳的一些补贴，他们在巴黎的生活开支便有了保障。
他们在巴黎租了一间公寓，还把在英国收藏的家具运了过来，为此破费了一大笔。他们经常与弗朗西斯·卡可互相来往，这个风趣幽默的朋友非常能博得凯瑟琳的好感，用法语来形容卡可就是让凯瑟琳感觉到“一些小殷勤，并且很受用”。但非常不幸的是，《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和《威斯敏斯特公报》同时拒绝了穆里写的稿子，他们也因此没了收入来源。
当时的卡可连自己都顾不过来，更别提会给他们提供帮助了，他们两个没了任何办法。随后，穆里接到了斯潘德的信，信中说《威斯敏斯特公报》的艺术评论员目前一直空着，如果他打算回国，这份工作就留给他。
1914年3月，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选择返回英国。他们继续开始了四处搬家的生活，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穆里失去了工作，两人便搬到了白金汉郡的科尔斯伯里，和D.H.劳伦斯夫妇成为邻居，并结下了友情。在这里，他们的生活过得并不愉快，因为凯瑟琳始终追求都市生活，而穆里却并不钟情于那里。
后来，凯瑟琳得了关节炎，不得不放下写作，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拮据。她开始抱怨穆里不去赚钱，还一副视金钱为粪土的样子，事实上，穆里根本找不到赚钱的路子。在互相折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终于在那年的圣诞节分手。
离开巴黎以后，凯瑟琳与弗朗西斯·卡可的通信一直未停止过。她感觉弗朗西斯·卡可已经爱上了自己，所以她越发比弗朗西斯更当真起来，至于她爱不爱卡可我们就不知道了。
在她看来，穆里不能给她的，弗朗西斯·卡可却能满足她。但是穆里要比凯瑟琳更了解卡可，他断定凯瑟琳是自欺欺人的行为，不过并没有阻止她。当时，凯瑟琳的哥哥莱斯利·赫伦·布尚恰好来英国应征入伍，得知她要去法国找弗朗西斯·卡可，便给她留了一笔钱做路费。第二年，凯瑟琳和穆里回到了伦敦，那天是2月25日，星期一，两三天后她便前往法国。
当那时，卡可早已应征入伍，在一个叫格雷的地方驻扎着，由于兵营里禁止女士入内，所以凯瑟琳去不了。在火车站卡可接到了凯瑟琳，并把她安排到了军队安排好的一间小房子里，她和卡可在一起待了三天，最后只身返回巴黎，失望、痛苦和郁闷充斥着她整个情绪。其中的细节我们也只能猜想。
这时，穆里突然接到凯瑟琳的电报，说她要启程回国，第二天早晨八点到维多利亚车站。刚一见面她便不知廉耻地告诉他，她已经无家可归了，并不是要回到他的身边。最后他们还是重新住在了一起，“只是大家都累了，暂停两个人的战争。”穆里这样形容。
在她后来的小说《拒说法语》中，她的这次出轨经历给她提供了主要素材。小说里，她对弗朗西斯·卡可的描述很不公平，而且非常苛刻；当然，穆里也没有逃脱她偏颇的笔，被她赋予了一副恶毒的嘴脸。她把初稿拿给穆里看，这使穆里大受伤害，很显然，她的初衷即是这样的。
我准备用三两句话把凯瑟琳人生的最后岁月做个概述。乔治·波登终于在1918年同意与凯瑟琳离婚，凯瑟琳和穆里终于结为夫妻。她当时的健康状况极不乐观，她在年轻的时候就疾病缠身，而且还动过一次大手术，现在又承受着肺结核的折磨。凯瑟琳在床上躺着接受医生的治疗，穆里在楼下静静地等候检查结果。最后医生做出定论——立即把她送往疗养院是唯一救治她的机会，如果不这样做，那她也就只有两三年的活头，最多熬不过四年。下面我们看看穆里的自传是怎么写的：
在答谢完并送走医生之后，我来到了楼上——凯瑟琳的床边。
“他说我必须要接受疗养院的治疗，”凯瑟琳说道，“可是疗养院会让我死得更快，你确定要送我去那里吗？”凯瑟琳补充道，此时她的眼神里满是惊恐。
“不想，那里没什么好的。”我回答得很木然。
“疗养院会让我死得更快，这样的说法你相信？”
“我相信。”我回答得很肯定。
“那你相信我会好起来吗？”
“当然。”
让人惊奇的是，无论是医生还是穆里，都没想到先送凯瑟琳到疗养院住一段时间试试，看她是否喜欢。在苏格兰，有一家疗养院非常好，如果她在那里生活一定会感到非常愉快。这家疗养院住着各种各样的人。有的常年居住，因为离开疗养院他们会感觉活不下去；还有的病一好就选择离开；也有的人在这里安静地去世，不留下一丝遗憾。我相信，她在那里一定能捕捉到写小说的灵感。
这些都是我的切身体会，因为那段时间我恰好在班克里的疗养院，如果她去了的话我还能有幸结识她，不过她对我的印象应该不会很好。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从那时开始，虽然凯瑟琳很绝望，但还是挣扎着想要恢复健康。她曾和女友艾达·贝克一同到国外休养，由艾达照料她的起居。艾达和她年纪相差不大，正当乐于奉献的年纪。可是凯瑟琳对待她还不如对待一条狗，痛恨她，责骂她，欺负她，甚至有时候还想杀了她，但同时她还不得不利用她，而且用起来没有丝毫顾忌；但是艾达却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心甘情愿地做她的奴仆。凯瑟琳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骄傲自负、专横跋扈，自私自利，严厉苛刻，嫉妒心强，眼里容不得人，等等，这些缺点几乎都出现在了她的身上，而且她还经常会大发脾气。虽然这样的个性很难让人愉悦，但是她的个人魅力却是毋庸置疑的。认识凯瑟琳的克莱夫·贝尔就曾坦言她拥有无穷的魅力。讽刺和挖苦人是她最擅长的，如果她愿意的话，会把这种智慧运用得非常幽默、诙谐。由于工作的关系，穆里只好留在伦敦，有时候会去国外与她相聚。这段时间，他们是通过大量的书信进行交流的。凯瑟琳死后，穆里将她写的信整理并出版了，但是没有透露自己写的信。在我看来，他这样做不过是想隐藏两个人的真实关系罢了。凯瑟琳的大部分书信都饱含诚挚的深情，一旦被穆里的信激怒，她便会言语狠毒起来。凯瑟琳的父亲给凯瑟琳的家用一年比一年多，那时，凯瑟琳每年能收到父亲两百五十镑的生活费，但是她的钱还是不够花。有一次，她写一信怒斥穆里，说她有一笔意外的支出，她已经写信告诉了他，但是他没能立刻把钱寄过来，她感到自尊很受伤，好像非要她卑贱地求着他给钱一样。事实上，为了给她治病，穆里早已经负债累累。她经常说：“你那么缺钱，为什么还要给自己买个镜子？”只是可怜的穆里总不能不刮胡子吧？后来，穆里担任了《雅典娜神庙》的编辑，年薪涨到了八百镑，凯瑟琳便要他每月给她十镑。如果穆里主动这样做了，那么可以肯定他是个很通情理的人；又或者他的确是个守财奴，其中有一点很重要，每次凯瑟琳寄给他的小说手稿需要打出来的时候，她都会说明由自己付，这无疑是在故意惹恼他。
事实上，他们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合适。他们两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只是穆里比凯瑟琳更能体谅对方而已。穆里很安静，人也很和善，有耐心也能包容人，只是好像不是很幽默。大家都知道，如果两个人之间的爱情破灭，剩下的就是相互折磨、相互嫉妒。虽然穆里对凯瑟琳的爱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潮流，但是令他非常耻辱的是，她竟然为了另一个男人抛弃了他；让人意外的是，凯瑟琳在遭到了弗朗西斯·卡可的拒绝之后，穆里又坦然地接受了她，这样的举动显然是十分宽宏大度的。但是凯瑟琳并没有因此多么感激他，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他为她做任何事都是如此。用现在流行的话来形容穆里，就是他很“多愁善感”，但同时又很渺小和微不足道。他还是一名非常杰出的评论家，他对凯瑟琳的小说的评论让凯瑟琳非常重视。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部斯威夫特的传记，这部传记被评为是这位邪恶阴险但文风完美的作家的传记中最好的作品。
那位英国的医生诊断说凯瑟琳不会撑过四年，真是所言非虚。一开始她住在意大利的里维埃拉，后来又辗转到法国、瑞士，最后为了搏一把，她住进了枫丹白露的古德杰夫疗养院。1923年，她在那里病逝，享年三十四岁。
很多人认为凯瑟琳受契诃夫的影响很大，但是米德尔顿·穆里坚决反对这一观点。穆里认为，即便凯瑟琳没有读过契诃夫的小说，她仍然能够写出与现在完全相同的作品。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写作虽然是凯瑟琳的宿命，即便没有读契诃夫的作品她也会写小说，但是读过与没读过所写出来的小说面貌是完全不同的。凯瑟琳的小说就是一位女子的内心倾泻，而且这个女子是病态的，敏感、孤独而又神经质的；终其一生徘徊在欧洲各地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些说的是她小说的内容，在结构上，她完全依照契诃夫小说的结构形式。
在那个时代，小说的结构形式很简单，无外乎是场景、人物个性、人物行为和遭遇以及结果这四部分。这样的故事编造起来很轻松，故事的长短也完全由作者掌控；一旦要将小说登在报纸上，那它的长度就受到了严格限制。而要达到出版要求，就需要作家有足够的技巧来处理了，他必须要舍弃所有不必要的东西。
“场景”这部分是用来烘托气氛，调动读者情绪的，它可以使故事更加逼真，也使读者更加容易投入故事之中。所以这部分“场景”是完全可以去掉的，现在的小说也是这样做的。还有“结果”这部分，完全可以省略，留给读者一些想象的空间。不过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很有可能在读者们正读得高兴的时候故事戛然而止，让他们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当然，倘若故事的结局已经昭然若揭，省略掉结尾反而更增添故事的韵味，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契诃夫的《带小狗的女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故事要保持完整性，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是一点也不能缺少的。如果能够让读者立即沉浸在一个故事中无法自拔，那这种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张力必然能够将读者紧紧吸引住。契诃夫的几百篇小说都是这样写的，直到他成名开始给杂志撰写一些较长篇幅的小说时他也依旧在用这种结构形式，这种形式是他最为娴熟的一种。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性情恰恰与这种结构形式相吻合。她有一些才气，虽然细腻却缺乏大气。她的名声反而因为她的拥护者的大肆赞扬而遭受损害。她的创作天赋其实是十分匮乏的。因为创作天赋本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它只钟情于年轻人，而且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减少；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经历是它生长的土壤，多数人会随着年纪的增长，生命中的经历便不再新鲜、惊险和刺激，例如作家的创作欲望往往都是青年时代的经历所激发出来的。凯瑟琳并没有经历过什么不平常的生活经历，因此她一直对新鲜刺激的生活有着向往。对于这种向往，她的丈夫穆里在叙述中不乏鄙夷：“她想要很多钱，去冒险，去大城市过奢华的生活。”的确，这些都是她喜欢的，因为只有经历了，她才有足够的小说素材供她进行小说创作。小说作家只有亲身经历了日常生活，才能够将他所看见的真实世界描绘出来。
就像词典中对小说的解释那样——小说是叙述一些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讲故事方面所具备的天赋也不是高人一等。她的天赋是在其他地方，如她能够对某种境遇进行施压，最后将它所固有的不幸、感伤、苦涩以及种种讽刺压榨出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她写的一篇叫作《心理》的小说。比较客观的小说她也写过几篇，而且效果不错，如《照片》和《已故上校的女儿们》，不过这样的小说任何一位差不多的作家都能写得出来。“氛围小说”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最有个性的小说。
对于“氛围”二字，我曾向多名文友请教，始终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牛津词典》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指周围的道德情况和心理情况——环境，有比喻意义。”同样不能令我满意。小说中的“氛围”仿佛是指用来装点小说的方法或手段非常少，它们的存在是小说能站住脚的根基。这方面的技巧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运用得非常娴熟，读了之后很难让人忘却。她在细致入微的观察上非常有天赋，而且还能够非常精致、细腻地描绘出乡村的独特气息，大自然给人们的种种感受，清风、雨水以及鲜花、水果、树木、蓝天、大海等。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让人惊讶的本事，这个本事与生俱来——通过她的深层次挖掘，哪怕是一些喝茶聊天的普通场景也能写得让人悲痛欲绝，能做到这样，很神奇！她的文风宛如春风拂面，浅浅对谈，哪怕是她的一些很不重要的作品，读起来也让人颇为享受。例如，契诃夫的《10号病房》和莫泊桑的《羊脂球》都是让人读了难以忘怀的故事，凯瑟琳写的故事并不会这样，或许是某种感觉给人的印象永远没有某个事实给人的印象深刻吧。就像是你很容易忘掉坠入爱河时的感觉，但是跌下楼梯扭伤脚的疼痛你肯定难以忘怀。还有一个问题，能够让人读一遍就能记住的故事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对此我选择沉默。
在新西兰的时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感觉这地方无聊透顶，但是到了英国她同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随着她健康状况的江河日下，她开始回忆过去在新西兰的日子。回想起来，那段日子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无聊，反而是丰富多彩，快乐而充实的，甚至有时候她会后悔没有一直待在英格兰。
最后她忍不住将这些东西写了出来，《前奏》就是她写故乡的第一篇小说。当时的她正在法国的里维埃拉，和穆里在班朵小住了三个月，这段时间是他们俩最开心的日子，也是空前绝后的。最初，她想给小说命名为《芦荟》，但是穆里说以《前奏》命名更恰当些，或许在他看来这更像是一个故事的开头，而并不像是一个故事。于是她开始动笔写这篇小说。这篇小说的故事结构非常松散，我想也是受这个原因影响吧。此后，在同样的背景下她又写了很多篇小说，如《旅途》《花园聚会》《海湾的姑娘》等。其中《旅途》讲的是一个小女孩乘船在新西兰的港口间旅行，身边还有一位老奶奶照顾她。这篇小说的格调是如此温柔，如此让人着迷，简直就是无与伦比。剩下的那些小说都很生动朴实，涉及的人物有她的父母，哥哥姐姐，表亲以及邻居。她确实在构思写作上花了很多的心思，但是不可否认她作品中的那种迷人气息是浑然天成的，与她的其他作品不一样，这里完全感受不到心酸、痛苦和幻灭的情绪。在我看来，凯瑟琳这些以故土为背景的小说是她最杰出的著作。
有人跟我说，与二十年代相比，现在人们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的评价已经大不如前。如果她就这样被人遗忘了，那肯定是一件很悲剧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她不会被遗忘。一个作家能够将自己的个性魅力注入自己的作品之中，这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作家的这种独一无二的风格一旦展露出来，他的作品便拥有了生命力，所以，无论是像莫泊桑那样有点低俗的，还是像亨利·詹姆斯那样稍显荒谬的，又或者庸俗艳丽而冒失如吉卜林那样的，皆是如此。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这一点上其实是很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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