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俩骑在一匹马上，迎着朝阳，穿过延安古城，就像美国西部电影一样，在延安那真是一道风景线，无数的人投来了惊奇与羡慕的目光。
我回到“鲁艺”，不少男生开玩笑地说：“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大鼻子的外国人，就这样轻易地摘走了咱们的校花。”
我们“鲁艺”中无论师生，在选择另一半时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在本院里找。虽然有极个别学员的爱人不是我们“鲁艺”本院的，但是像我这样嫁给一个外国人的，在当时可谓是绝无仅有。马除了每个周末都会来“鲁艺”接我之外，偶尔也会来找我团聚。所以在“鲁艺”中，也有不少学生对我们这“既普通又特别的一对”很是嫉妒很是羡慕 。
在延安大家组织纪律性很强，出于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只有每个周末夫妻两人才可以短暂的团聚一下。天长日久，“过礼拜六”在延安便成了夫妻团聚的代名词。
由于我和马两人之间的感情特别好，有时候虽然还没有到礼拜六，马也会跑来“鲁艺”看我。我当时住的是集体宿舍，自是不能容他在“鲁艺”过夜。而我又不可能跟他一起回去。“鲁艺”和我俩家的所在地——延安城，有十五里之遥，住一夜第二天一早，再回来上课时间上根本不允许。所以我和马在不是周末的日子里团聚时，时常会就近找地方过夜。
当时和平医院的院长叫苏井观，从苏联回来的，解放后担任过卫生部部长。那时苏井观还是一个人，住在离桥儿沟“鲁艺”两三里地的地方。因为路途不算远，所以我和马常会在亲亲热热地散一会儿步后，去他那里过“礼拜六”。见到我和马来了，苏井观总会很主动地到别处和其他同志凑合凑合住一夜，就把他的那个地方让给我们两个人居住。
有一次我们俩人在见面后，又去了苏井观的窑洞。谁知道，他那天正好发高烧病倒在炕上。我和马在他的炕头坐了一会儿，在嘱咐他好好休息后，便很自觉地起身告辞。
我们两个离开苏井观的窑洞时，感觉时间已是深夜。那会儿我们都不是通过看表来确认时间的，对于时间基本上全凭感觉，抬起头看看星星看看月亮，发现天气已经不早了。但如胶似漆的我们，谁都舍不得就此分离，彼此黏黏糊糊的。而且我也回不去学校了，“鲁艺”一般十点关校门。于是乎便挺浪漫地想出来一个解决方案：咱俩今夜就在河滩上一起过夜吧。我记得那天天气挺冷，马体贴地对我说：“妹子，我把我的大衣脱下来垫在底下，你的大衣我们两个人盖。”我和马便这样很浪漫地在延河边上打了个地铺，看星星看月亮，高高兴兴地，幕天席地的轻拥着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也没有梳子，头发乱乱的，整理整理衣服就各人回各人的单位去了。
在当时的延安，领导在过周末接送夫人时，往往都是派自己的警卫员，或者是派一个其他什么人去。警卫员在接送夫人时，通常也都是警卫员自己头前骑一匹马，后面牵着一匹马给首长的夫人骑。
马当时作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本人虽然也有警卫员，但他从来都是自己来“鲁艺”接送我。
马对我说，他不能理解，一个男人怎么可以让别人去接自己的老婆，接我这样一个他最心爱的人呢？所以他必须要自己来接我。我在“鲁艺”上课期间，不管他怎么忙，只要他一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就会立刻快马加鞭地赶到“鲁艺”来接我。
马在接我时，从来都是单骑赴会。在“鲁艺”门口见到我之后，他总能够像变戏法似的，侧身轻舒臂膀借势一勒，就将我抱上马背。
在回我们家的路上，马总是一手搂着横坐在马背上的我，一手握着缰绳将马的行进速度控制在一个让人感到舒服的节奏上。很多时候，我依偎在他怀里，恍惚之间，只觉得他在陕北沟沟壑壑间熟练驾驭着骏马的样子，很像一个驰骋纵横在美国西部的牛仔。
不知不觉之间，多少年过去了，可每当我出席“鲁艺”或是“女大”的校友会时，总会有不少女性的老同学、老朋友不断地重复告诉我说，你和马海德之间的告别，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真是太深了。在当时，我们最怕撞见你们两个告别了，你们总是在告别的时候亲密个没完。我们躲在一旁，又想看又不敢看。搞得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傻呆呆地站在你们的周围，偷看着你们，好是羡慕。
每到周末，马起得格外早，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他要利用上班前的时间，把我们的窑洞打扫干净，还特意把煤油灯的罩子擦得锃亮。
傍晚的时候，王德牛总像个老婆婆似的，站在窑洞门口翘望着。我们的窑洞是一个套窑，负责照顾马海德生活的王德牛也住在这个窑洞里。王德牛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当时王德牛吃大灶，马的饭则由他领回来自己做。所以他有时会用节约下来的小米，到市场换回几个鸡蛋，给我改善生活。马总是把好吃的留给我，看着我吃下去。马平时生活非常节约，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特意为我炖了一只鸡，准备看着我将鸡和鸡汤全吃下去。我这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吃较为清淡的食物，所以，当马将一碗上面漂着一层油的鸡汤端到我面前时，我的胃就已经感到不舒服了。看着马一脸期待地望着我，王德牛没事找事往我们窑洞里来，看我吃了没有。我觉得自己应该强迫自己吃一点，但是也许是在延安时间久了，肠胃已经不再适应这么油腻的食物，我怎么也吃不下去。我跟马说，我明天吃吧。马和王德牛虽然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他们的表情告诉我，他们当时真的很失望。
马这个人烟瘾很大，平常他自己抽烟袋，但他周末来接我时，兜里总不忘带香烟。这样做是为了满足“鲁艺”那些很年轻的同学们，故意捉弄他一下的需要。几乎每到周末，总会有一些“鲁艺”的男同学，躲在城门边打马的埋伏——这是一条去往“鲁艺”的必经之路，每当他们看到马大夫骑马路过城门时，那些早已埋伏好的男同学就在吕班的带领下，集体大吼一声杀了出来：“站住！谁要接走苏菲，就留下买路钱！”而且往往话音未落就一齐动手，有人拦着马，有人翻出马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马很得意，笑着让大家翻。
总的来说，虽然当时延安的物资极度匮乏，生活也很艰苦，但我和马两人的日子苦中有乐，过得很甜蜜。
婚后半年，我即将从“鲁艺”毕业。我向马征求意见，马对我说：“你来延安时间不长，我看还是先转到‘女大’去学习政治，一切从头学起，这样你就全面了。”我听从了他的意见，1940年秋天，我成为了延安“女大”的一名正式学生。在“女大”我又和我的老朋友住在了一起，重新恢复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并且还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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