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中国已经四十七年了。延安时期的戎马生活，使我真正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决定了我一生道路的选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原生长在美国纽约州水牛城一个工人的家庭。二十三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时，为了考察在东方流行的一种热带病，来到了上海，那正是中国人民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1933年。原来计划只在中国待一年，可是“冒险家乐园”的上海那种奇形的繁荣和不可言的黑暗，却驱使我把考察热带病的兴致转移到考察中国的社会上来。
1935年底，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从延安突然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党中央要邀请一位外国新闻记者和一名医生去陕北，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边区的情况，这对我来说，梦寐以求的机缘来到了，于是我和斯诺一起，经宋庆龄先生和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的介绍，离开上海西行，穿过层层封锁线，历尽艰辛，到达延安。
当时确实使我感到延安是一个神奇的崭新世界，边区在国民党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封锁包围下，一针一线都受到禁运，生活是严峻的，而延安的人每天除了紧张的工作和学习外，还要开荒种地，打柴和挖窑洞，自己洗衣服、打草鞋、缝补衣被等，虽然物质生活艰苦，但大家出于共同的信念和理想，都生活得非常快乐。人们在工作、学习和生产劳动之余，都踊跃参加各种体育锻炼，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时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很多，我见到的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作集体操、举重、游泳、爬山、滑冰等，这里竟然能打上网球，是我们未曾想到的事。军事体育项目有掷手榴弹、耍大刀、赛马等。
每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的跑步、做集体操。
午间，篮、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球场周围站满了观众，很自然地形成“啦啦队”来助威。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民在跳集体舞，作集体游戏。
当时体育设备只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自己动手修建球场和制作器材，在空地上树一根木桩，钉块木板，安上铁圈就是篮球架了，自己动手用麻绳结织球网；用砖和土坯修砌跳马；用木棍作单杠；木板下面钉上铁条，上面系着绳子就成了冰鞋；牛羊皮内装着棉线或鬃毛包缝起来就是球……
夏季延河是天然的游泳场，清凉山西边有一块突出的石崖，离水面约三米高，成了练习跳水的跳台，到了冰封的冬季，延河又成了天然的溜冰场。
朱总司令喜欢和同志们一块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打个“不厌”。但终究年过半百，当时也许已有五十三四了，跑动得不那么快。廖承志和朱光（前广州市市长）球打得好。我和斯诺等人也组成一个球队与他们比赛，我们年纪虽轻，但体力弱，技术差，常常被打败。
很多学校都提倡赛马，积极倡导者之一是贺龙将军。他从第二方面军来到西北后，带来好几匹南方马，这些马比北方马矮小。贺龙骑马技术很高明。和我第一次见面就要同我比赛，我推辞说：“不会骑”。贺龙说：“不要紧。”结果比赛时，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
在延安，出门就要走路、爬山，到抗大、党校听报告要爬山，开会也要爬山。有时组织群众性的爬山活动，看谁先爬上制高点。我们医务工作者从实际出发抬着担架爬，这对我们的专业工作带来好处，日后抬担架不那么费劲，歇下脚来还能处理伤病员。
打猎，特别是打野鸡，朱德、任弼时、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都是积极分子。他们用得是土枪，并进行比赛，看谁打得多，要求打天上飞的，不打地上走的，这就可以练习枪法，还可以改善生活。
举重，即举石头，大小重量形状不一。在中央凿一窟窿，安装上木柄，用一只手提举，可以锻炼臂力。这种活动也极为普遍。
耍大刀，军队训练时有这门课，然后像滚雪球一样，由军人作教练，把民兵、老百姓组织起来，成了全区的运动。以后还组织这项目在运动会上进行比赛。
在鲁迅艺术学院、王家坪、杨家岭、边区政府、卫生学校礼堂常常举行周末晚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经常参加。叶剑英同志还帮助乐队伴奏，大部分奏的是广东音乐。
体育活动目的性很明确，不是为体育而体育，而是锻炼身体、备战、娱乐三者相结合。
此外，我们也把体育与医疗结合起来治疗一些慢性病。毛泽东常期住窑洞，晒太阳很少，由于潮湿患肩关节炎，手抬不起来，就要求他种点菜，参加少量体力劳动，多散步，打乒乓球，掷一种体操用的瓶状棒，收到了较好的疗效。周恩来骑马把手臂摔断了，形成了粉碎性骨折，无法开刀根治。我们要求他经常练习瓶状棒，他配合得很好，坚持了好几个月。后来手臂虽然不能伸直，但生活上能自己料理。
正由于延安精神施加给我们的影响和教育，哺育了我这个外国血统的中国人，为了更好地接近边区人民，我把自己原来的美国名字乔治·海德姆，改成了中国名字马海德，也就是说，在保留美国姓的前头又加上了一个边区回族同胞的姓氏中较多的“马”姓，以表示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为他们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
马本人舞跳得极好，尤其擅长跳华尔兹。在婚后，我和他常去参加周末在延安王家坪举行的舞会。王家坪舞会的舞场布置得十分简单，首先把汽灯点亮挂在四根柱子之上，再在周围摆满长凳，长凳之间的空间就成为了跳舞场。舞场上的那些汽灯，灯泡都是很粗糙的，只能使用一次，使用之前还得先打气。在每次舞会之前给汽灯打气的时候，总会有不少延安本地的家属小鬼们兴奋地围在周围看热闹。
给王家坪舞会伴奏的是“鲁艺”乐队。“鲁艺”乐队是当时延安演奏水平最高的乐队，他们在为舞会进行伴奏时，一般都会同时使用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叶剑英总参谋长也很喜欢音乐，常会加入到演奏队中。叶剑英本是广东人，很喜欢扬琴，他经常挤掉乐队中的扬琴手，自己敲击乐队中当作定音鼓使用的扬琴。扬琴在叶总参谋长的敲击下，时常会带有《梅花三弄》这样广东丝竹音乐的味道，显得非常热闹。
在王家坪的舞会上，毛泽东舞跳得舞如其字，基本上总是一派龙飞凤舞的东一脚、西一脚。周恩来舞跳得最具绅士风度。朱德舞跳得最朴实无华，一下下的宛如老农开荒、挥舞锄头。毛泽东和周恩来跳舞时会有选择地邀请舞伴，朱老总邀请舞伴时则从来不挑人。记得有一次，在看到朱老总带着一位身材臃肿的女同志翩翩起舞的时候，坐在一旁的康克清大姐急忙嘱咐道：“老总，小心点！小心一点大肚子！”原来，康克清发现朱老总这次共舞的舞伴竟是一名孕妇。
印度医疗队离开时，将他们的手摇留声机和几张好的唱片，都捐给“鲁艺”当作音乐课设备，剩下的唱片则留给我们当作纪念。那时候每当周六夜晚降临的时候，我都会跟马夹着这几张唱片，选一两个舞场去放。我们手中的唱片在整个延安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总是很神奇地穿梭在几个舞场之间，在我们离开时，人们总是希望通过挽留我们，能多用一会儿我们的唱片。当然也有的留声机和我们过不去，会放出极奇怪的声音，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在延安，我们也会偶尔看上几场电影。这些影片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一些苏联拍摄的黑白老片，比如《列宁在1918》《十月革命》等等。放电影的时候，许多领导也都会来。当时供应放映电影的电源，只有手摇发电机，在放完一盘胶片后，就需要重新手摇充电。所以在当时要完整地看完一个一百分钟的电影，往往需要三个多小时。即使是这样，所有人还都是看得很高兴。
后来美军观察组来了延安。在他们来之前，洛克菲勒集团曾赞助延安修了一个临时飞机场，以供美军观察组使用。在延安，美军观察组使用自己的发电机发电，另外他们还有自己的电影放映机。从此后，很多人便和我们一家人一样有机会看上了彩色电影。
马通过美军观察组的一个成员给他住在美国的家人带去了一封信。马在信上告诉他们，他现在有了一个中文名字叫马海德。他如今不仅已经在中国结婚成家，而且还有了一个儿子。
我的公公婆婆听说马不但活着，娶了妻子，还给他们生了个大孙子，简直高兴得不得了。1946年，美国家人通过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集装箱给我们送来了一大箱子的小孩儿玩具和衣服，这些衣裤和袜子从一岁到六岁的号码竟然都齐全了。里边还有一辆儿童三轮车。但是没有车把，也许是美军装箱子的时候将这辆儿童车的把手装入了另一个箱子。
为了让这辆儿童三轮车可以骑，我在“鲁艺”的同事汪洋等人特意跑到兵工厂焊了一个车把。于是整个住在王家坪的孩子们，终于有了一种新的玩意儿了，孩子们每天排着队，轮流来这里骑着这辆儿童三轮车，这辆车给孩子们的童年带来了很多欢乐，后来这些孩子们在建国后大部分成了外交部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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