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麻风病人在出现了肢体上的残疾变形之后，形象比较恐怖，所以消灭麻风病要比消灭性病困难得多。许多人都对麻风病持有一种偏见。在过去，麻风病是无药可治的，宣布一个人得了麻风病，就等于宣布了他和他的家人死刑。倘若在一个村子中发现了一个麻风病人，甚至会使整个村庄都陷入一种恐慌的气氛中。抗战期间，在日本人占领的地区，一旦发现麻风病人，日本人就会把麻风病人的整家人活埋，而且是能埋多深就埋多深。还有像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在发现了麻风病人之后，就会将麻风病人赶到山上，将他活活烧死，直到彻底烧成灰。这些少数民族认为不但麻风病人本身携带的病毒会传染麻风病，就连病人死去后变成的鬼魂也会传染麻风病，这让他们感到害怕极了，所以他们必须将这些麻风病人彻彻底底地消灭才行。因此许多麻风病人和病人的家属都很忌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病情。
当然许多人直到身体溃烂变形之前，也不知道自己得的就是麻风病，倘若一经发现便开始进行治疗，也不会弄得像后来那么严重。
通常一个人得了病都会主动去找医生治疗，但在治疗麻风病时，却往往都是医生去找病人，并且当医生找到病人的时候，还特别不受欢迎。很多有麻风病患者的家庭甚至会把医生打出来，同时对医生说：“我们家没有这种病人！他什么事也没有！你们别不怀好意地来我们家捣乱！”面对病患家属的推搡，开展起工作来的确非常困难，特别是医生们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由于确诊时绝对不能发生误诊，所以在初步检查时，倘若怀疑一个人可能是麻风病人，医生们还要做很多事情，比如给病患拍照片、抽血、检查患处变了形的皮肤等等。
麻风病人到了发病后期，手脚都可能会变形、溃烂，神经麻痹会导致丧失感觉，整个肢体甚至还会丧失活动能力。当溃烂发生在关节上就常需要截肢，截肢后，很多麻风病人都是趴着走的。当病毒侵入到眼睛上时，病人不但会掉眉毛，而且还会破坏病人眼部周围的神经。在神经被破坏之后，许多麻风病人都无法再闭上眼睛，他们甚至在睡觉时都是睁着眼睛的。而且在麻风病毒的作用下，许多麻风病人会丧失对热的痛感，所以对麻风病人进行防止烫伤的教育非常重要。
望都疗养院有一个女麻风病人，她的家里有一个火炉，有一次她摔跤时一下子趴在了火炉上。她本人的鼻子还是灵敏的，立刻就闻到了一阵阵烧肉的臭味，但由于痛感的缺失，她并不知道这是由于自己的手正贴在炉子上。最后她的两只手掌就在她自己面前眼睁睁地被烧没了。这个女病人活得很长，她是有丈夫的。在知道她得了麻风病之后，她的丈夫就开始疏远她了。现在整个社会对待麻风病的态度改善了不少，她的丈夫也开始重新每个月到麻风病院里来看看她。
后来，麻风病院里也都增设了各种防止麻风病烫伤的设备。此外麻风病医生一向特别缺，由于过去一个人在当了麻风病医生后子女上学都比较困难，所以很多医生都不愿意做跟麻风病有关的工作。
总之当时的情况可谓是困难重重，不像现在，整个社会对麻风病和麻风病人的认识也都比较科学了，多少了解到了实际麻风病菌并没有过去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可怕。现在用联合化疗来治麻风病的方法，也要比以前好得多。联合化疗把三种药联合起来一起进行作用，病人在吃下三天以后，虽然他自己的病还没有好，但他身上的病菌就已经完全不传染人了。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对麻风病人的治疗是免费的，用以治疗麻风病的药也都是免费提供给麻风病人的。现在的药一年之内就可以把病人身上的麻风杆菌都消灭掉，算是基本治愈。当然此时病人在验血时，血液仍是没有阴转。但是他身上的麻风杆菌都已经是死去的病菌了，不仅不会传染别人，也不会再在他自己的身上扩散了。这些没有阴转的细菌会随着病人正常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
属于麻风病后期的病人，肢体上已经发生了残疾，在做完联合化疗后，需要进行外科治疗。比如眼睛残疾的人，医院就会请眼科医生为他们安上一种尼龙材质的线，使他们的眼睛得以重新闭上。广东肇庆的麻风病院中有一名姓白的女教授在眼科领域特别好，在她的努力下，这家麻风病院病人的眼睛统统都给治好了，全部能够自己睁眼闭眼了。对于那些因为脸部腐烂毁容、眉毛脱落的病人，院方就给他们植眉，让他们的自我感觉更好一点。
过去医学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在防治麻风病时主要采用的措施只能是隔离。在当时不隔离的确很难切断传染源。现在在治疗麻风病的药物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些属于少菌性的病人，只要用药半年就能痊愈。而且现在的药并不需要天天吃，疗效很好。
现在大部分时候，医院都会对病人采取以保密为主的治疗，比如说一个人在被确诊为麻风病之后，如果他本人并没有很多的残疾，医院往往只会让他单位的领导知道这个情况，并会对病人所在单位的领导说明，病人身上的麻风病并不会传染。然后每个月派医生将药送给他，盯着他吃下去。
在防治麻风病领域，流传着一个“送药到他手，看其服下口”的顺口溜。因为很多病人总是不愿意老老实实地按规矩接受治疗，不情愿按时吃下发给他们的药，因为这种药有时候会产生一些较大的反应，比如有的病人吃完药之后，脸上会发红，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还有的病人在吃完药，受药物中某种抗生素的影响，会感到肠胃非常不舒服。所以虽然这些药的疗效很好，很多病人还是不情愿吃。
在马刚刚进军防治麻风病领域时，情况要比现在艰难得多。由于很多麻风病人都生活在偏远的山区，环境特别艰苦，所以虽然我曾多次表示愿意跟他一起下去，但他还是不愿意我跟着他一起吃苦受罪。在我本人一再地坚持之下，马最终同意了我跟他一起到防治麻风病前线的要求。
马每到了一个地方，总会特别仔细地开展工作。他做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给当地麻风病医院中的麻风病人建立档案。而在过去治疗麻风病的医院中，院方采取的态度则往往是任麻风病人自生自灭。
在五十年代，中国防治麻风病的基层医疗力量还相当薄弱。当时社会上大部分人对麻风病也缺乏科学的认识，所以马决定先搞几个试点。
1958年夏天，马带领着一个医疗队到了海南，准备先在海口秀英麻风病院进行一系列调研。
海南夏季气温很高。当马他们要进入麻风病患的病房检查时，医疗队里不少年轻医生，都按照书本上的要求，进行了相当全面的隔离措施。这些医生个个头戴消毒帽，身穿隔离服，脚蹬隔离靴，手上戴着手套，大口罩把脸挡了个严严实实，全身上下只露出两只眼睛。而马却只穿了一件白大褂。
在病房里，马轻松随意地跟病人交谈，在给病人做检查时，还用手去触摸病人皮肤溃烂的部分。许多在旧社会饱受歧视的患者，在见到此情此景后都十分感动。马身边那几个“全副武装”的年轻医生，一个个捂得全身密不透风，其中还有人甚至当场被热晕。事后这些医生在见到马在接触过麻风病人之后，只是用肥皂仔细地洗了几遍手就没事儿了，便逐渐打消了自己内心中对麻风病人的恐惧。
按当时一位叫范廉洁的年轻医生的说法：“马大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彻底消除了我们对麻风病的恐惧感，他的身教胜于言传。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全副武装’了。”
在马和医疗队离开海口的前一天晚上，秀英麻风病院的几百名患者，化装为医疗队演出了一台广东大戏。马不懂粤语，但还是津津有味地坐在台下看了一晚上的节目。
离开海口后，马又带着医疗队去了一个黎族村寨。这个村寨正在流行恶性疟疾，马一面叮嘱医疗队中的同志，一定要按时服用预防疟疾的药，另一面则继续带领大家在炎炎烈日里，对各村进行检查。在这个过程中，马在深山中的一个麻风村里，发现了几个“叠瓦癣”患者，也被错当作麻风病人送到这里了。马当即安排有关同志，对他们几人进行了反复检查。在彻底确诊这几个人不是麻风病人后，马又安排有关部门给这几个患者摘掉了麻风病的帽子。这几个人在临行前，对整个医疗组可谓是千恩万谢。
同年，马还曾带着医疗队到江西革命老区，开展防治、检查麻风病的相关工作。医疗队在江西工作期间，在马的主持下，江西当地很快就培养出了一支防治麻风病的骨干队伍。
在马的提议下，1959年11月卫生部在宁都召开了全国性病、麻风病、头癣防治工作现场会。到了六十年代，在性病基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被消灭后，马便建议将皮研所的主攻方向调整为“向麻风病进军”，提出以点带面防治麻风病的建议。
马亲自在江苏海安县和广东的潮州，先后建立了两个麻风病综合防治研究基地。并会同皮研所麻风研究室的专业人员，以及当地防治人员，在这两个县进行了长期蹲点。
从1960年到1965年，马曾经五下潮州。在麻风村选址、建村的关键时刻，以及每年一次的普及治疗，他都会亲临现场。
那时候，马已经五十多岁了。有一年的六月份，马又到了潮州。在搞普查的那天，韩江江畔的沙滩，在烈日的灼烤下变得温度极高。据当地人说，人如果赤脚走在上面，脚底板都会被烫起燎泡。就算穿着鞋走，一旦有沙子进到鞋里，人也会感到痛痒难言。马当然也对此感到很难受。不过难受归难受，马还是赤着脚穿了双拖鞋带头走过沙滩。来到韩江对岸的江东公社，地方干部看见马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双脚也被沙子烫红了，便颇过意不去地说道：“马大夫，您先休息休息吧！”马则说道：“我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休息的。我们大伙儿还是快干吧！”
潮州市慢性病防治站的副站长郑新才回忆到，他二十多岁时，在经过了一个阶段的培训后，便被派到了麻风村工作。在麻风村，当他一下子看见如此之多的面部畸形，四肢残缺，非常可怕的麻风病人时，便不由得从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恐惧，工作起来更是情绪低落，畏首畏尾。
马发现此事后，便开始主动跟他聊天，问他道：“小伙子，害怕了，对不对？”
郑新才始终对马噘着嘴沉默无语。马见此情形，便接着对他说道：“刚开始看见病人的畸残形状，有点儿害怕，这并不奇怪。不过，当你治好了他的病，病人对你抱以感激的心情时，你就会觉得你所从事的职业是多么崇高而光荣的了。那时候，你就再也不怕了。你还会为自己是治病救人的医生而感到自豪，你信不信？”
“也许，可能吧！”郑新才回答得有点言不由衷。马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鼓励他道：“那就试试嘛！男子汉，怕什么？勇敢点儿！”打那以后，小郑才开始全身心地投入了麻风病防治事业，最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马是一个工作作风非常严谨的人。无论到哪一个麻风病区检查，总会随身带上一个小本子，从始至终随走随记。有一次，枫溪乡党委向他汇报工作，马边听边记，他忽然发现今年统计出的病人人数比去年少了两人，便立刻问党委书记道：“现在的统计数字，怎么跟过去不相符啊？”
党委书记一时说不清数据变化的原因，好在这时当地麻风专业的医生及时向马补充说：“有两个病人去年死了，去年年终统计时没有及时把他们去掉。”
在经过长期的研究后，马发现把麻风病人集中在一起进行隔离治疗，很容易对麻风病患者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客观上，更容易引发麻风病患者的心理疾病。因此，马开始积极主张对麻风病，采用“开展社会防治和隔离治疗相结合”的新办法。
1958年，江苏和浙江的部分地区被划归到上海市，随着这两部分新区划给上海市的还有不少麻风病人。当时上海的麻风病床特别有限，这就直接导致了上海市的麻风病人一时间无法进行集中隔离治疗的状况。马则趁此机会大胆地提出了，希望上海能大力开展社会治疗麻风病工作的建议。后来上海市政府根据他的建议，在无法对麻风病人集中治疗的情况下，加大力度重点抓院外治疗，也使麻风病在上海地区的流行得到了逐步的控制，并且最终基本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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