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岸后，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对马说：“北京来电话了。说让你立刻去接，电话里好像说你父亲来了？我听得不太清楚。”马忙跑去接电话。
电话是北京卫生部外事局打来的。卫生部外事局的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们，马的父亲现在人已经到了叙利亚，陈毅部长让我们一家子立即返回北京，并随时准备去叙利亚。
我们赶紧坐火车回北京，一进家门马上跟卫生部外事局取得了联系。卫生部外事局此时已经为我们办好了护照，安排我们赶快去红都服装店做出国服装，那时我们都不富裕，也没有什么好衣服，借这个机会，我们每人都做了几件衣服，很快就办好了出国手续。
我们动身去叙利亚大马士革之前，当时的外交部部长陈毅，特意在北京的四川饭店为我们饯行。饭桌上，马对陈部长开玩笑说：“陈老总，你怎么就这么放心让我出去啊？你就不怕我不回来吗？”陈毅听了开怀大笑说：“你马海德离弃家园几十载，跟我们茹苦含辛，好不容易才打下这个江山来，我知道你是不会不回来的，老人想儿子是人之常情，咱们共产党是讲人情的，当然要放你赶快去哟！”饭后，陈毅部长又对马说：“老马，你回来的时候，我还在这里给你接风洗尘啊！”马紧握着陈毅的手说：“你就准备好吧！”
后来我们了解到，马的父亲是通过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找到我们的。因为他老人家在美国《泰晤士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马现在已经在中国当上了卫生部顾问，而且还与毛泽东、周恩来是好朋友。马的父亲当时已经是七十四岁高龄的老人了，他一听说马人在北京，便急着想看看他这个已经三十多年没见过面的儿子了。
那时中国和美国还没有建交，老人家让马的大妹莎菲亚给他取出了五千美元，然后收拾好衣物就坐飞机到了叙利亚。老人家在大马士革一下飞机，就来到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要求见中国大使。使馆工作人员问他老人家是什么人？他便回答说：“我是你们马海德的父亲。”
当时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徐以新和他的夫人陆虹跟我们是熟人。虽然徐大使知道马的父亲人在美国，但是当他忽然听到工作人员报告说，有一个老人在叙利亚中国大使馆自称是马海德的父亲，不知真假还是挺犹豫的，徐以新的夫人陆虹便说：“这样吧，我先去看看，问清楚，如果真是马海德的父亲，你再去接
见。”陆虹去了没一会儿就回来了：“没错，这位老人和马大哥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肯定不是冒充的。她又说：他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见见他的儿子。”听完陆虹的话，徐以新大使忙让使馆工作人员把马的父亲请进来见面，又立即向国内外交部做了汇报。
我们一家三口从北京出发先乘飞机到苏联，刘晓大使接待了我们，我们在延安就很熟悉，刘晓大使说：“我现在不留你们，你们先去见老父亲，回来一定在莫斯科多待些日子。”我们从莫斯科又换机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最后再从布拉格乘机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在前往叙利亚探亲之前，马和我还在捷克斯洛伐克见了李德。当年中国和叙利亚之间还没有通航，要去大马士革必须先飞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然后再转机前往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而捷克飞往叙利亚的航班每周只有一班。
我们一家人在到达布拉格之后，就暂住在新华社捷克分社的招待所。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距离很近，李德在得知我们一家人已到捷克，便找到组织表示想来捷克见见马——这位他在延安时结识的老朋友。
我们两人就会见李德一事，向组织打了报告。等了两天，经过组织批准，李德便带着他当时的妻子来到布拉格与我们相会。李德当时以做翻译为生，他当时的妻子是一名在“二战”战俘营中服务的义工。马和李德这两个在延安同住一个窑洞战友，谁也没想到能在捷克斯洛伐克见面，很是惊喜。
我们见面时，李德看见我当时身穿白色大衣手里却拿着一个黑色手包，性格一向很直爽的他便对我说：“苏菲，你穿的衣服跟你手里拿的包不配，你穿白色大衣怎么会配一个黑包呢？”我回答他：“我一直觉得手包是应该和鞋配的，由于我穿的是一双黑鞋，所以我就配了一个黑包。”第二次见面时，李德以他夫人的名义送给我一个白色的女包。他的行为，让我觉得他这个人很率真，同时又是个很细心的人。
来到叙利亚中国大使馆时，徐大使已派车去接马的父亲了。放下行李，我们一家人立刻去大使馆的门外等候。不久，马的父亲的汽车缓缓地停了下来，马看到自己三十多年都没见过面的父亲，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马走上前紧紧地拥抱住了自己的父亲。
我和马一左一右地挽着老人，走进使馆给我们安排好的临时住房。马的父亲精神很好，他在见了我和孙子幼马后十分高兴。在反复看了看我这位中国儿媳后，马的父亲笑呵呵地不断地拍着马的肩膀说：“好小子，你真有福气啊！要是我年轻几十年的话，早就没有你的份了。”这一年幼马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但父亲还是把他这个大孙子一把搂在了自己的怀里，然后逗趣地对他说：“好孙子，我终于见到你了，你这样子跟你叔叔乔小时候一模一样。”
使馆给我们一家安排在一栋别墅里，作为临时住房。里面设备齐全，有厨房、洗澡间，还专门为我们请了一位厨师。一家人难得有此机会在一起，我们白天一整天都陪在马的父亲身旁享受天伦之乐。晚上马就睡在他父亲的房间里，一方面方便照顾他，另一方面方便他们父子俩有很多话要说。
当然从美国来的父亲，也对马到底拥有多少个人资产很是关心。有一次，他便问马：“听说你和中国最大的人物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好朋友，在中国这么多年，现在有多少财产了呢？”马笑着回答他：“我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呀！”父亲一时间没搞明白马的意思，便接着问：“那你到底有多少房产呢？”马又笑着说：“中国的房子全是我的呀！”父亲终于听出这话不对劲儿来了，有点生气地说：“你说的是什么话呀！”马很严肃地说：“爸爸，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有的土地、工厂、矿山、铁路都为全体人民所有，我是中国人，当然也有我的一份啦！”此时我在一旁低声用中国话对他说：“马，你就不要跟他争辩了嘛！”马笑着说：“我这是给他讲讲社会主义优越性嘛！”没想到，由于马的父亲本是工人出身，马讲的这些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理论，还真把他老人家给说明白了。在我们谈论的最后，马的父亲很真诚地对我们说：“看来还是社会主义好，谁也不欺侮谁，大家同苦，同乐。不过乔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事啊？”
时光匆匆，不知不觉间我们省亲日子就要结束了。在我们和老人家分别之际，马的父亲表示一定要送给我和幼马每人一份贵重的礼物，他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注意，就和大使夫人陆虹商量，陆虹人很爽快说：“老爷子有钱，又诚心诚意送你礼物，要块表吧。”果真，马的父亲给我买了一块很贵的瑞士金表，至今我都珍藏着。幼马要的是一把刀，这是一把阿拉伯式的镶嵌着很多宝石的小短刀，非常漂亮，幼马爱不释手。老爷爷知道我儿子幼马喜欢摄影，便在临行前把自己带来的照相机摘了下来，送给了他。这是一部莱卡照相机。多年后，幼马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终生从事摄影工作。
9月26日是马的生日，大使馆为我们举办了一个告别会，马的父亲让马一定要把住在黎巴嫩哈麦那镇姓海德姆家族的所有亲戚请来为马过个生日。马按照父亲的意思发了三十多张请柬，结果马的生日当天却来了一百多人，他们每个人都姓海德姆。这个生日招待会上，海德姆家族的男人们都穿着燕尾服，女人们都穿着晚礼服，个个打扮的非常漂亮，很贵族的样子。我和马小声说：“你家的亲戚真多，他们穿得这么阔气。”马笑着小声说：“你别看这个，都是租来的。”谁也没有想到来了这么多人，也没有准备足够的吃的，使馆的同志只好现场制作。餐后请他们看电影《红色娘子军》，礼堂只有五十个位子，许多客人只好在门口和院子里听电影。不过老爷爷特别满意，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热情的招待会，从大使夫妇和所有工作人员的脸上都表现出喜悦和欢笑。大家玩得很开心，还看了电影，临走时我和马站在门口欢送大家，告别时每个人都左右左亲我三下，亲的我呀，不一会儿脸颊就红了。
这天父亲他老人家非常高兴，他送给了马一部录音机作为生日礼物。过完生日第二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动身回国了。
一个月的相聚，祖孙三代人恋恋不舍地告别，马和我坚持要先送走父亲，再动身回京。父亲推不过，便把他自己的箱子和箱子里边的衣服都留给了马。然后转过身对我说：“好孩子，你再亲亲我吧！”我走了过去亲了亲马的父亲。我刚开口叫了一声“爸爸”，老父亲的眼泪就已经流了下来。我的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一个劲儿地流。马强作欢笑，劝慰父亲说：“您别难过，我们会去看望您的。” 可我们谁都知道，叙利亚一别，会是什么结果。四年后，还没等到我们再去看望他老人家，老父亲就去世了。
在机场送走父亲后，我们一家人也从叙利亚动身，原路返回。在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幼马手里一直玩着爷爷送给他的那把漂亮的刀，可能睡着了，落在了飞机上。下了飞机才发现刀没了，幼马非常难过，马安慰儿子说：“到了莫斯科再给你买一把同样的刀。” 这件事幼马懊恼了好长时间。
我们到了莫斯科正赶上过国庆节，在莫斯科国庆招待会上，宇航员加加林也来了，幼马高兴的不得了。刘晓大使和马说：“老马，你们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就多待几天，出去玩玩。”使馆发给我们一些卢布，我们除了参观红场、克里姆林宫等名胜，就是上街转转，马要给儿子买把刀，看到商店里不是柜台上没东西，就是排大队在购物。马让陪同挤过去看看，陪同回来说：“他们在排队买中国生产的鹿牌保温瓶，还有中国产的风衣。”
我们找了很多商店，再也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刀了，只好买了一把大概相似的刀。不过莫斯科的冰激凌很好吃，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莫斯科也没有什么可买的，给我们发的钱也没用完，走时又交还大使了。十月中旬我们一家三口回到北京。
陈老总如约又在四川饭店宴请了我们一家人，这一次他是给我们接风洗尘。席间，陈毅兴高采烈地对马说：“老马，怎么样？我说你一定会回来嘛！”马笑着说：“知我者，你陈老总也！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中国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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