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工作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一下子出现了很多“革命”派别，它们之间整天打来打去。我本人没有加入任何一个“派”，不过跟我好的许多老同志、老朋友差不多都成了保皇派。也许这是因为他们都是“革命”老人的缘故吧。
“文革”正式爆发之前，我正跟北影厂的一些老同志在山西长治县进行“四清运动”（四清，1965年开始的一场以“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为口号的政治运动）。我当时对“四清”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农村的事情最好还是由农民自己解决，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又是搞艺术的，怎么可能比这些长期生长、生活、工作在农村的基层干部更了解如何开展农村工作呢？
农村干部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村，管理自己的事情，自然也有可能会腐败，可能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但毕竟他们都是真正有着农村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可是实际情况偏偏却是把我们都派了下去，还交给了我们一系列的重要任务。这些任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整”这些农村干部，我确实很想不通。
后来，我们忽然接到一个命令叫我们立刻撤回。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都感到十分高兴，心想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回去了。谁知道在下了火车，列队完毕后却宣布我们谁都不能回家！命令宣布之后，就有人用几辆面包车将我们所有人拉到了社会主义学院。在社会主义学院中，我们所有人都被隔离了。
当天马带着幼马一起去北京站接我，一生都特别正统的他眼见着我被带走了，虽然心理上也有些不舒服，但一想到这事应该是组织上的决定，也并没有往别的地方多想。
几天之后，我们在一个夜里被拉回北影进行批斗。这次批斗是在北影大院里举行的。整个批斗的场面十分混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当夜包围着我们，不断地高喊着各种口号。我们所有人都被红卫兵押
着，在人群包围下艰难地弯腰站着。在批斗开始后，我发现我们这些去了社会主义学院的人，无论是厂长还是演员、导演，只要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同志，全部都成了牛鬼蛇神。
批斗结束后，现场的红卫兵最后冲上来对着我们所有人噼里啪啦好一通乱打。打得差不多了，就把我们分男女赶回了北影的宿舍。我们这些女同志住的那栋宿舍上面画着一个骷髅头，造反派叫这栋宿舍“妖洞”。
第二天早晨吹哨集合，让我们这些人排成一行。在红卫兵的指挥下，我们开始陆续报数，这让我能清清楚楚地知道，那天跟我站在一起的同志一共是四十三个人。
我偷偷看了一眼，发现这一队中都是北影的老同志。队首站着当时的北影厂厂长汪洋，张水华、成荫、凌子风、崔嵬这四位号称“北影四大帅”的著名导演。在当时国内影坛跟谢晋并称为“南北二谢”的谢铁骊站他们的后面，再之后则是聂晶、钱江、朱今明、高洪涛这四位被誉为“北影四大金刚”的著名摄影师。田方等许多跟我一样一起从延安出来的老同志，也都在站这个队伍里。
看到他们，我的心忽然平静了一些。我想这事绝对是错误的，我们这些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报完数我们所有人就又都被关起来了，然后天天被批斗。
我们吃饭用的桌子是由拍电影时用的地板拼凑而成，不但很脏而且十分不稳当。有一天，我打饭回来，把碗放在桌子上的时候，结果碗歪了一点，粥一下子洒了出来。顿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了，他们紧张地看着我。他们怕我为这事挨打。
我知道这些洒在桌子上的粥是肯定不能丢的，丢就要挨打。所以我只能在吃完碗里的粥后，用筷子将桌子上的粥都扒在碗里，然后咬着牙把这些脏粥都给喝了。那天，回到隔离我们的“妖洞”，曾经在《红岩》中扮演过江姐的于蓝，悄悄地跟我说：“你真了不起。”
看押我们的工人师傅们，一直怕我们借上厕所的机会跑到厕所里自杀，所以只要我们一有人要去上厕所，就会引起他们高度紧张。其实这些工人师傅的担心纯属多余，在延安经过整风，又经过了建国以后“三反五反”“反右”这一系列运动，真要死早就死了，还用等到文化大革命啊？
我知道他们这些人斗我并不是主要目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整马。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他们早就想抄我们的家，抄马海德的家！
我被关在北影“妖洞”的时候，有一天，造反派给卫生部打电话，一个军代表通知马，让他去北影厂谈话。马带着幼马刚离开家，抄家的四十多个人就来了。
我们家被抄的时候，家中只有老保姆阿婶一个人。眼见着形势不对，阿婶立刻开始大喊大叫起来：“你们不能抄啊，他们都是好人啊！”造反派急了，把阿姨绑在了一张藤椅上，弄了一块破布塞到了她嘴里。
阿婶后来告诉我们，那天不但我们家四合院的各个房间中都站满了人，就连房顶上都站了人。后来，造反派的头头接到了一个电话，他们就很快撤离了。
这次抄家过程中，造反派从我家拿走了整整一卡车的东西，几乎把所有能拿走的东西都拿走了。甚至连毛主席写给马的信，我们家的照相本，马所有跟外国来往的信件统统都没有放过（后来经过组织干预，大部分东西都送回来了）。
马回来后，阿婶对他说，这些造反派结束抄家之前，曾在我家接过一个电话。马算了一下时间发现，对方打这个电话的时间，正好是马刚刚离开北影的时候。原来让马去北影谈话，本身就是他们调虎离山计的一部分（阿婶在我们家工作了三十四年，她老了，我们给她一笔钱，回老家养老，她和我们是一家人）。
马回来后，心里自然也是挺别扭的。在我家被抄、我被关起来之后，马很担心我的安全，便立刻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马把这封信交给了驻卫生部的解放军代表刘新权，请他将此信转递给周总理。
在这期间，我由于担心马和儿子幼马的安全，曾经从“北影”偷跑过一次。结果我没跑成，又被造反派从汽车站给抓了回去。
周总理在我被关十一天后，收到了马的信。看完信他当即和北影宣传队联系说：“不管苏菲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先放人。”造反派接完周总理的电话，随便找了一个极其荒唐的理由让我回家了。
当时已经有不少在中国供职的外国专家如爱泼斯坦、麦克·萨皮罗、李敦白或被保护了起来，或被关进了监狱。马偶尔也会觉得马上就要轮到自己了。当时，有一些人很想诬陷马是特务，按照他们的想法，外国的生活那么好，那里医生的待遇又那么优厚，社会地位那么高，你马海德为什么偏偏要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呢？所以，你来参加革命就肯定是别有用心的。
在知道这个事情后，一位从海外回来的放射专家，就劝马回美国去。马回答他说：“我不走！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走到哪去啊？”
后来北影中的夺权、批斗进行得差不多了，我们所有人就都被分配了。在当时一般干部会被分配到干校去学习。我们北影是被整个一锅端，干部也好，工人也好，无论什么人都统统地被下放到大兴县。
当时一般人对自己被下放的亲属，基本上都是躲之唯恐见面，但是马却不是这样。记得我在下放到大兴期间，马曾多次带着幼马大张旗鼓地来看我。而且他来看我的时候似乎还挺高兴。他就像一个搞调查的医生一样，在看我的时候，总要我带着他参观我们在当地是怎么劳动、怎么吃、怎么睡的。
当时负责专门监视我们这些人的都是部队上派来的，但是马却一点也不怕。马觉得反正我不是特务，又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所以特别地坦然。他的种种行为，让我觉得很安心，让我更加相信一个人只要你心里没有鬼，就什么也不怕。
皮研所没了，但马仍坚持每天早晨早早地就到皮研所上班。别看没人考勤，马每天仍自觉地坚持八小时工作。每天清早马进院后，便先操起大扫帚扫院子，把夜里被风刮在地上的破大字报扫到一起，然后装进垃圾筐。马边扫院子，边看挂起来的那些大字报。扫完院子，他就到锅炉房跟老工人阎师傅一起烧锅炉修管道。
马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其实还是挺乐观的。记得有一次，他上街溜达时看见了我们胡同墙上写着“打到刘少奇”，其中刘少奇这三个字不但是倒着写的，上面还打着一个大X，回来后就对我说：“妹子，我又长学问了。”我问他：“你又长什么学问了？”他说：“现在中国字不但倒着写我都能认识了，而且打上大X我也能认识了！”他的话把我逗笑了，我说：“那你还真了不起！”马虽然表现出很幽默，但心理却是很沉重的，他始终觉得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些不对头，在揪叛徒这一问题上，他曾对我说过：“如果党内有这么多的叛徒，中国革命怎么能胜利呢？”
“文革”初期，原卫生部的领导班子被诬蔑为“老爷卫生部”。没过多久，造反派就夺了卫生部的权。卫生部造反派当权期间，社会上一时出现了大量反科学的歪理邪说。比如：今天有人在报纸上大肆宣传“打鸡血”可以“治百病”；明天又有人在媒体上推广“喝自来水治病”的偏方……结果由于各色人等都带着鸡去医院抽血注射，造成活鸡成了当时最紧俏的商品。另外由于喝了太多的自来水，最后得了肠炎的人也很多。
科班出身的医生们，此时已基本上都戴了“反动权威”的大帽子，谁都不敢说话。
马有一天，收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来信。在信中这位友人问了马一系列关于“打鸡血”治病的问题。同时友人还寄来了报道此事的英文报纸。
马在看过报纸上有关报道后，不由感到愤怒异常：“这根本就不科学，还宣传到外国去了，简直是对中国卫生事业的亵渎！”想到此处，马一气之下便直闯进部长办公室，说：“你们看看，这是搞的什么名堂？毫无科学依据，怎么回答？你们来回答吧！”说完这番话，马理也不理愣在办公室中的众人，狠狠地一甩袖子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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