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这场战争真的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西班牙人的驻兵令新教徒们惊恐万分，而荷兰人的军队也令天主教徒们彻夜难安。似乎战争将要在西部地区爆发，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真正引燃战火的却是东部地区的事变。

    波希米亚的变故

    马蒂亚斯刚来到科林，波希米亚的邦等级会议就开始反对他，这让他非常尴尬。他本来幻想波西米亚能够帮助他，没想到对方只是想利用他的皇帝身份。很多年之后，皇帝为了向人民证实自己的存在，又去参加了布拉格的邦等级议会。正如预料的一样，要求特权和宗教自由权的声音在会上也是此起彼伏。皇帝虽然很担心，但是由于目前的状况紧迫，他被迫答应了除此之外的其他要求。关于最棘手的宗教问题，皇帝打算延缓到下一届邦议会时再进行解决。

    波希米亚人没有达到最终目的，于是准备自卫，内战随时就会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鲁道夫二世急切地宣布放弃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王位，并让他的大公爵兄弟当上波西米亚的国王，他希望用这种忍让的方式阻止战争的爆发。

    但皇帝还是接二连三的陷入困境。1609年，邦等级议会关于波希米亚宗教事务如期举行。会议要求：宗教习俗自由；建立教会监理会；使用布拉格科学院；准许自筹资金设立保护人或自由卫士。由于天主教左右着皇帝的决定，不管邦等级会议如何威逼利诱，皇帝仍然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一丝进展，恼怒的邦等级会议决定自行在布拉格集会。

    越来越多的人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他们都来布拉格集会商议事情。皇帝最开始答应的一些条件让他们觉得皇帝是害怕他们的，但皇帝在关键问题上仍不让步。于是，他们擅自实行宗教自由，设立保护人，派出防御使，毫不理会皇帝的困境，并建立军事力量，任命屠尔恩伯爵为总卫官。他们想以此要挟皇帝答应他们的条件。由于担心这些人与匈牙利的人结合在一起，皇帝迫不得已签订了《波希米亚大诏书》。在大诏书的掩盖下，他们的骚乱变成了合法。波希米亚大诏书签订后，波希米亚教派与天主教派权利平等，并拥有布拉格大学和受自己管理的教会监理会。各地的教会均属波西米亚教徒，新教会向所有人开放。

    大诏书的签订鼓舞了波希米亚的新教徒。皇帝没有了任何实权，打着“保卫自由”幌子的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准备发动暴动。波西米亚的成功也刺激了周围的世袭邦国，这些国家都打算以自由的形式向皇帝索要特权。波西利亚新教徒们的成功利用了奥地利亲王之间的罅隙，目的达到后，他们就很迫切地希望皇帝和匈牙利国王能够和解。由于此次事件深深地伤害了鲁道夫，他十分憎恨马蒂亚斯，不愿和解。他诅咒波西米亚王位将来也会落到像马蒂亚斯一样可恶的人手上。在当时，假如马蒂亚斯没有继承王位，斐迪南·格拉茨的大公爵便会坐上王位的宝座。鲁道夫对这两个人都不喜欢，为了不让波西米亚王位真的落入恶人之手，为了党派和报复，他想让斐迪南的兄弟——莱奥波德大公爵获得继承权。这个人是他最喜欢的亲属，有助于他实现计划。

    事已至此，显然拥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才能贯彻他的计划。很快，一支队伍在帕骚主教区成立，不过当时其他人并不知道这支军队成立的目的。管理这支仓促成立的武装力量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没有按时发放军饷，这支队伍连个招呼也没打就展开了对波希米亚的突袭，这一下子把皇帝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人们对军队的胡作非为十分不满，纷纷展开谴责，并站出来批判皇帝。这下皇帝百口莫辩，眼见解释没有起到效果，皇帝又急忙命令军队收敛自身的行为，但此时这支军队已经不服从任何命令。大家认为皇帝的目的可能是想毁掉大诏书，为了阻止皇帝达到目的，整个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亚被自由保卫者武装了起来，人们召回了马蒂亚斯。虽然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将自己的部队驱散，但显然为时已晚。所谓失道者寡助，就连皇帝的所有顾问也都拂袖而去，如今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像个囚犯似的孤零零地待在布拉格的宫殿里。此时的布拉格城中，人们欢呼着迎来了马蒂亚斯，尽管百般不愿，可鲁道夫不得不承认马蒂亚斯为波希米亚国王。就这样，鲁道夫将王位拱手让给了他人，对他而言，他是宁死也不愿意让位的。命运有时就是这么残酷，如今鲁道夫真是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更令他难过的是，悲剧还远远没有结束。紧接着，他又被迫亲笔签字，放弃了自己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劳西茨拥有的所有职责。

    不断失去世袭邦国的鲁道夫，连维护好皇帝的尊严也难以做到了。在德意志兰境内，各宗教派别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了。皇权的软弱对于各宗教派别而言，绝对是个巩固自身教权的绝佳时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猜疑和戒备更是愈演愈烈。特别是对于新教徒而言，耶稣会士、西班牙人左右着皇权，这绝不是一个好现象。更严重的是，耶稣会士对待宗教和约有效性的态度令他们感到更加不安，他们就像是惊弓之鸟，感觉天主教的任何行动，哪怕这种行动无关紧要，可能都会给他们带来某种危险。

    如今，新教徒高度紧张，他们对皇帝世袭邦国中任何一种对福音新教采取的限制行为都十分警觉。由于能在德意志兰其他地方的教友那里找到强大的后援，奥地利福音新教臣民的表现相对强硬了不少。在某种程度上，马蒂亚斯的迅速走运也是得益于此。人们觉得，由于皇帝在世袭邦国的内乱中陷入了困境，所以才无暇顾及宗教事务，这样大家才能较长时间享受宗教和约。对于皇帝的困境，人们并不急于伸出援手。

    现在整个国家机器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帝国议会中的所有事务几乎都被搁置在那里。新教徒们心里也憋着一股火，对于皇帝践踏宗教和约、治国不利和帝国王家枢密院非法扩权，他们感到极为不满。帝国王家枢密院为了扩大司法权，在皇帝的管辖下，开始损害议会法院的权限。对于一些不太重要的事，一般是由皇帝自行决定，而需要处理一些重要事宜时，诸侯们则被邀请过来，由最高法院解决，或由皇家法官裁决。早在15世纪末，设在施佩耶尔的议会法院即被授权作为最高法院。现如今，建议权和检查权不再是以往各等级的专有权利，路德教徒不但享有这两项权利，而且新教的法官也拥有了新教徒诉讼的发言权。新旧两个宗教在最高法院中起码形成了表面的均势。

    遗憾的是，哪怕是这种表面的均势也难以维持很久。对于新教势力的崛起，旧有的势力是非常反感的，他们想尽办法设置一些障碍，帝国王家枢密院是他们实现企图的绝佳工具。本来帝国王家枢密院——也就是皇帝私人法院设置的最初目的，不过是帮助皇帝个人出谋划策。由于人员和待遇都是由皇帝指定并提供的，所以帝国王家枢密院简直可以说是唯皇命是从，拼命维护天主教的利益。后来，帝国王家枢密院逐渐演变成了法庭，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议会法院的职责，行使起对帝国各等级的最高司法权，处理不同宗教的各等级间的诉讼。了解了帝国王家枢密院的历史背景，不难看出法院做出的裁决并不公平，他们肯定是站在天主教和皇帝的利益立场上的。对于这种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的行为，德意志的任何一个等级都有抨击的权利。不过，最早站出来的只有受皇帝压迫最深的新教徒，他们抗议这种处于最神圣地方的专制机构对公正的践踏，呼吁扞卫德意志的自由。由于皇家审判权的存在，人们发现在废除了武力自卫权之后，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改观。

    当这些不满的情绪在私底下蔓延开来的时候，伴随着一些特殊事件的发生，压抑在新教徒心中的忧虑逐渐发酵，并演变成为极度的不信任。为了逃避西班牙在尼德兰进行的宗教迫害，帝国城市亚琛成为不少新教家庭外逃的首选目的地。伴随着他们的定居和对追随者的发展，新教在当地的影响力逐渐增大，他们计划建立自己的教会和举行公开的礼拜仪式。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想方设法让自己的人进入市议会，随后提出了他们的计划。不幸的是，他们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心有不甘的新教徒们便采取了暴力的方式，夺取了城市的统治权，并实现了他们的主张。这对于皇帝和天主教而言，简直就像是当头一棒，他们绝不会甘心失去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为了恢复往日的统治秩序，皇帝颁布了一系列的警告和命令，可惜均未奏效。很快，皇帝使出了他的最后一招，由皇帝国王家枢密院宣布褫夺该城市法律保护的命令，并由下届政府开始执行。

    两个宗教派别的战争

    科隆选侯格布哈德的家族拥有“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的世袭官职，因此他一生下来就承袭了这一职位，后来他深深地爱上了伯爵夫人阿格娜斯·冯·曼斯费尔德，并且这位年轻的伯爵夫人也钟情于他。由于两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同，所以这场爱恋十分引人关注。伯爵夫人的兄弟信仰喀尔文教，兄弟俩要求格布哈德赔礼道歉，并不得损害其家族声誉。除非选侯放弃天主教的信仰、放弃主教的身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和阿格娜斯·冯·曼斯费尔德将被处死。但是这位选侯心里装满了美人的影子，他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一切都被抛在脑后了。

    大家都以为这种要求会使格布哈德知难而退，但出人意料的是，格布哈德明确表示要娶曼斯费尔德为妻，并且放弃以前的信仰。如果这样，根据教规他将失去所有的主教权利，首先是失去领地。这样的抉择，的确能够显示出选侯对爱情的忠贞。但是奥格斯堡和约中第四款条约是有争议的，即放弃信仰是否要剥夺其享有的一切。众多信奉新教的成员支持格布哈德。在亲近的人的支持下，他根据德意志兰的承诺，宣布不放弃主教的领地。

    于是，格布哈德必须为他的决定进行斗争。天主教的成员阻挠他在科隆邦领开放新教的礼拜仪式，皇帝也为这事出面了，罗马教廷方面要把这个叛徒逐出教门，并且剥夺承袭的官职，也有人武装反对他。为了自卫，选侯迅速拉起一支自己的队伍。修士会也组织了队伍以示应对，并把一位巴伐利亚的亲王、烈日地方的主教推选为新选侯。

    德意志兰两个宗教派别因为这一事件互不退让，内战自此爆发。新教徒们很气愤，因为教皇自古以来就没有权力剥夺选侯世袭的官职，更不用说现在使用暴力镇压了。这件事情让教皇的威信扫地。在皇帝面前，德意志兰的所有新教徒为他们的行为请愿，纳瓦拉的国王亨利四世也极力维护，选侯委员会针对这一事件进行表决时，新教徒以四比三的比例战胜了天主教徒，取得绝对优势。

    但格布哈德选侯是不幸的，改革教会派和路德派势不两立，而他依靠的是改革教会派。他们都不允许选侯和福音新教的帝国等级打成一片，所以除了喀尔文教徒普法尔茨家族的封禄亲王——普法尔茨伯爵约翰·卡西米尔之外，没有人真正愿意去帮助他。这位亲王义无反顾地带着队伍来支援格布哈德时，格布哈德却无法脱身迎接他。那位新选举的巴伐利亚亲王进展却很顺利，他的亲戚和西班牙人也都赶来支援。由于格布哈德没有给士兵们发过军饷，士兵们再也没有力气帮他卖命，战争屡屡失败。虽然他在英国和荷兰做过多次努力想重整旗鼓，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他死在了斯特拉斯堡这个主教领地。格布哈德成了宗教改革的牺牲品。

    格布哈德死后不久，斯特拉斯堡又起了争端。许多被逐出教门的新教徒逃到斯特拉斯堡的修道院，天主教徒犹豫着是否给他们发放俸禄时，这些外来者就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地盘，并且发展了大批新教徒。天主教的大教主逃到阿尔萨斯-察贝恩，他在这个地方宣布唯一合法的修士会在这里。而此时，占领斯特拉斯堡的新教徒担任了修士会的众多高级职位。他们让勃兰登堡亲王约翰·格奥尔格担任新教主教，可天主教的大教堂主希望由洛林亲王梅斯主教出任新主教，双方互不退让，战火再次燃烧起来。

    斯特拉斯堡城的人民拿起武器，都想夺回财产，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皇帝想用他的权力裁决这场战争的胜负，让两个宗教派别同时保管教区财产，直到新教亲王能够得到同等的财产后才放弃教区财产。这场战争平息之后，在士瓦本帝国城市多瑙沃尔特发生了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城市以前是由天主教统治，新教占领这里后，天主教的教徒只能在小教堂里进行祈祷。新教徒憎恨天主教，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的宗教习惯。有一位天主教修道院的院长忍受不了这种宗教压迫，他冒着危险举行了一个公开的天主教宗教仪式，但立刻被人们取消了。第二年，这位修道院院长在皇帝的支持下再次举行公开仪式时，狂热的暴民便使用武力来抗议。皇帝要传唤暴民的领导者出庭，但是愤激的人们把皇帝的特使挡了回去，人们也由此把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给断送了。皇帝大怒，让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带兵去惩治这些暴民。人们害怕起来，不做任何抵抗便投降了。皇帝命令在斯特拉斯堡彻底取消新教信仰，并且把这个城市从士瓦本分裂出来归到巴伐利亚。

    皇帝的这一决定震慑了新教徒。帝国王家枢密院是由天主教掌控的，新教徒对这个权利的失衡早已不满。以皇帝为首的帝国王家枢密院剥夺了斯特拉斯堡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并让外来的首领对他们进行判决，这就表明天主教要对新教进行惩罚，并且会秘密地把新教完全打压下去。

    当下，德意志兰的情形就是这样。如果天主教要整治新教，天主教会先对南部德意志兰的新教徒下手，因为南德意志的新教徒相互之间的联系很少，力量分散，而北德意志兰的新教徒们却很团结，联系很多。天主教也利用新教徒之间的不和进行离间，首先对不受合约保护的弱势群体喀尔文教徒展开了攻击。

    是什么原因导致南德意志兰的新教徒们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呢？主要是由于普法尔茨这个从属于德意志的邦国，曾经在六十年里两次向路德教宣誓，而后又两次为了喀尔文教背叛路德教，如此的反复无常让福音新教各等级和喀尔文教都不愿帮助他们，这一邦国的新教徒们没有权利享受宗教和约的保护。他们的不幸是因为统治者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用武力迫使他们三番五次地改变精神信仰。当奥格斯堡向弗里德里希三世选侯宣誓把福音新教作为毕生追求时，他还不相信，于是，他的长子和继承人便使用武力把喀尔文教徒赶走，把传道士和教会学校的老师也赶走，并且占据了他们的教堂。

    福音新教联盟的成立

    弗里德里希四世统治时期，德意志的新教徒与奥地利王室家族之间关系可谓是水火不容。为了将新教徒们团结起来，普法尔茨宫廷甚至希望能够召开一个共同的会议，以号召新教等级一致展开声讨。与奥地利此时彼此敌对的法国向普法尔茨宫廷提出不少建议，普法尔茨宫廷此时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尽管福音新教族并不是特别可信的，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想要和敌对势力展开对抗，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不过，由于宗教改革者在福音新教族的眼中犹如罗马教皇一样讨厌，所以想要把这些宗教联合起来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尽管尝试了很多次，但均未逃过失败的下场，唯一的结果就是加剧了各派之间的猜疑和隔阂。在分分合合中，每一派都更加坚定了自身的立场。

    转机的出现似乎是可遇不可求的。由于累根斯堡的帝国议会没有修正宗教和约，非但不会减轻新教徒的负担，反而要求他们承受多瑙沃尔特的压制。这令本来抱着很大希望的新教徒们十分沮丧，悲伤之余，他们很快地走到了一起。盼望已久的联合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实现了。

    1608年，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缘故，福音新教联盟在法兰克尼亚的奥豪森成立，发起者主要是路德教徒和喀尓文教徒，包括弗里德里希四世选侯、普法尔茨伯爵，他俩分别来自于普法尔茨和诺伊堡。另外还有来自勃兰登堡和巴登的马克伯爵，以及符腾姆贝格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公爵等人。该联盟主张搁置宗教差异，并对合作方式、组织领导、有效时间、成员招募等方面制定了详细规则，和平时期联盟主要由普法尔茨领导，不过这种领导应该建立在存放一笔基金的基础上，并且需要预支相关的费用。如有某位成员遭遇战争，其他成员应该主动出兵援助，必要时可共享联盟成员的邦领、城市和宫殿等资源，战利品也应该按贡献大小予以对应的分配。在十年的有效期内，各个联盟成员都应该主动吸纳新生力量，壮大联盟的实力和影响。

    对于联盟的成立，各方的反应并不一样。有愿意加入联盟的，如勃兰登堡选侯，也有不愿意加入的，比如萨克森，还有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比如黑森、不伦瑞克和吕纳堡公爵。不过联盟更关心的，是乌尔姆、纽伦堡和斯特拉斯堡这三个帝国城市的态度，因为这三个城市资金雄厚，影响力大，如果他们能够加入，不但会极大增强联盟的经济实力，而且将直接带动众多城市的加入。

    联盟的成立，相当于给各等级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们一改之前的软弱，态度逐渐强硬起来，显然这和他们实力的增强有直接的关系。在此之前，他们不得不忍辱负重。现在好了，试想一下，在这个国家，谁能藐视一个强大的实力综合体呢？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包括对皇家政权和皇家最高顾问进行革新，同时要求废除皇家宫廷诉讼，重建多瑙沃尔特。选侯克里斯蒂安·冯·安哈尔特作为他们的代表，向皇帝提出以上要求。此时皇帝的处境并不好过，由于不久前世袭领地上的动乱，以及于利希的继承问题引起的战火，他已经是焦头烂额疲于应对了。面对此时联盟的要求，很明显他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最合适的反应。然而此时势力大增的新教联盟已经没有了以往的耐心，还未等皇帝表态，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了武器，准备诉诸武力了。

    这下整体形势非常明朗，天主教徒和皇帝不相信联盟，联盟对他们也持有同样的怀疑。就在这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于利希——克勒弗邦的约翰——威廉公爵突然离世，围绕继承权的争斗让形势更加紧张了。

    具有继承权的一共有八个人，比如勃兰登堡选侯、诺伊堡的普法尔茨伯爵、茨韦布吕肯的普法尔茨伯爵、布尔郜的马克伯爵、阿尔贝廷系的萨克森选侯、埃内斯廷系的萨克森公爵等人。他们都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而根据之前的协定，这份遗产是不可以分割的。这下事情就变得麻烦了，更麻烦的是皇帝也打起了这份遗产的主意。勃兰登堡和诺伊堡是两个最有权获得继承权的。在遗产刚刚公布之时，他们就先下手为强，开始抢占遗产。他们互不相让，之间的争斗也是愈演愈烈，很快就要发展到兵戎相见。为了缓解局势，皇帝只好出面进行干涉，要求他们在御前进行和谈，最终他们达成一致，签订了财产暂行分离保管法，将这块公爵领地共同管理起来。皇帝还不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传话让邦等级会议拒绝效忠新主人，可惜没人听他的话。皇帝并不死心，又派出帕骚和斯特拉斯堡的主教，也就是他的亲戚莱奥波德大公爵前往于利希地区，可同样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更令皇帝生气的是，整个邦都投靠了新教亲王，而他的人被困在邦首府于利希无法脱身。

    于利希地区的博弈

    于利希继承权的争端，从表面上看是谁应该占有于利希公爵领地的问题，但由于争执的双方是天主教和新教，实际上是德意志新旧宗教势力的博弈。再一个，奥地利也掺和到这件事情之中，这又涉及其与德意志的力量博弈。于利希的继承权争执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动荡，牵涉其中的不但有福音新教联盟，还有荷兰、英国、法国等强权势力，最先卷入其中的当属法国的亨利四世了。

    亨利四世登上国王宝座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他的前半生，奥地利和西班牙王室家族给他制造了无穷无尽的困难，但好在他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凭着顽强的毅力，最终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德意志的内乱对他而言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等级会议与皇帝的斗争为法国提供了难得的和平环境。他可以从容地利用这种混乱，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利。奥地利受东部的新教徒和西部的土耳其人的牵制，很难再扩张自己的势力，这也是法国最有力的两个砝码。如果奥地利摆脱了这种牵制，那么法国将很难阻止奥地利的崛起。亨利四世见惯了奥地利的扩张，自然不愿让其继续发展下去。实际上，一百年来，欧洲大陆并没有从奥地利的领土扩张中获益，反而是荒废了农田、破坏了经济、摧残了文化、失去了幸福与和平、遭受了深深的苦难。不少欧洲国家，也因为奥地利的持续扩张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应对奥地利的扩张，他们不得不扩张军备，征收重税，将各种宝贵的资源耗费在战争之中。要想实现欧洲的繁荣和平、实现欧洲的安宁幸福，必须对奥地利的扩张行为加以阻止。奥地利在欧洲大陆的兴风作浪，很可能会推翻法国的政权。这是亨利四世不愿意看到的。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奥地利和西班牙是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它们的军力是被击垮并被解除了武装，但一旦有合适的时机，肯定会东山再起。如果想要自己的王位更加稳当，想要自己的政权更加长久，必须对奥地利来一个釜底抽薪、斩草除根，这样才能永绝后患。因此，亨利四世对奥地利王室家族是怀有深仇大恨的，只不过由于他的出发点相对比较正义，这种仇恨也就变得略显高贵罢了。

    在整个欧洲，不仅仅亨利四世一人，所有的强国也都怀有这样的愿望，但并非所有强国都能制订出正确的政策来实现这一目的。人们容易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从而忽视长远的利益，这也是普通人和伟人之间的最大区别。如果制订的计划只是单纯地依赖自身的智慧和力量，那么这种计划注定将是一种空想，必将遭到世人的嘲笑。人们总是认可那些充满热情和才智的计划，希望含有抑压暴行、贪婪和偏见的内容。

    着名的亨利计划显然是属于第一种。他想赶走奥地利家族，由欧洲列强瓜分奥地利的财富和资源。人们认为这简直就是空想，并冠以他空想家的称呼。尽管亨利四世十分出类拔萃，但他可能百密一疏，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动机和别的国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每个国家都想得到更大的强权，占领更多的资源，获取更大的利益，所以会根据需要决定自身的愿望和行为。奥地利的新教徒们正想摆脱奥地利的统治，自然没有什么异议。尼德兰人正想摆脱西班牙的枷锁，自然也没有什么异议。而对教皇和意大利所有共和国而言，他们最希望的其实是赶走西班牙，实现亚平宁半岛的自治。英国的最大愿望则是希望发生一场革命，借此摆脱它最深恶痛绝的敌人。瓜分奥地利的资源财富会使各个国家都有所收获，有的是收获自由，有的是得到土地，有的是重返自由，列强的均势将得到维持。收获最大的其实当属法国，哪怕不接受列强瓜分的奥地利财富，法国也会从中得到起码两倍的收益，因为奥地利的没落将会使法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这要远胜于那些看得见的财富。不幸的是，1610年5月14日，一名叫作拉法叶拉克宗教狂热者刺死了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使亨利的计划半路夭折。欧洲的安宁和平也因此迟到了好几个世纪。

    既然制订了这样的计划，亨利四世自然要高度关注福音新教联盟和于利希继承权争执。他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一定要充分把握，以此为起点，实施他的计划。他很快派出专门的使节在德意志兰所有新教宫廷积极开展活动，积极地介入这个事件。新教徒们与奥地利是势不两立的，听到亨利四世的计划和准备提供巨大援助的承诺后，他们十分兴奋，很快就被调动起来。凭借其高超的政治手腕，亨利四世将把福音新教联盟更紧密地拉在一起。他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法国大军由国王亲自统率，在莱茵河畔与联盟军会师，帮助联盟军占领于利希-克勒弗邦，随后与德意志人联合向意大利挺进去摧毁西班牙的政权。紧接着，借新教徒普遍起义的东风，从伦巴第出发挺进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摧毁奥地利的统治权，解放所有的德意志邦国以及匈牙利、西本彪根和波希米亚。同时，将布拉班特人和荷兰人在法国支援下从西班牙的暴虐统治中拯救出来。如果这个作战计划能够实现的话，那将会是对西班牙的绝大讽刺。不久前西班牙还扬言要统治整个欧洲大陆，现在将会灰溜溜地夹着尾巴回到比利牛斯山脉的那一边。

    法国人的计划是非常完美的，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他们刚刚赶到阿尔萨斯时，早已有一支德意志联邦军队恭候在那里。德意志人这次以速度取胜，并且还提前赶走了在这一地区集结起来的奥地利军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个计划本身是没有什么不妥的，问题主要出在计划的执行者身上。亨利四世所依仗的还是德意志的诸侯们，要想让这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忠实地执行这个计划，无疑是相当于让强盗们去做慈善活动。他们个个都是有备而来，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捞上一笔，好扩张自己的实力。在这样的动机指导下，他们的行为可以说是肆无忌惮，随意征税、巧取豪夺简直成了家常便饭。看来以暴制暴真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只有尊重秩序的人才有可能平暴安良。

    联盟的恶劣行为激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感到愤怒的群体中，甚至有不少福音新教等级人员。天主教徒不但十分愤怒，而且害怕万分。现在的皇帝不能给他们一点安全感，所以皇帝的威信也一落千丈。天主教徒们只能团结起来，组成新的同盟，与联盟者再次对抗。这一幕，恰恰是联盟者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必定要想方设法予以阻止。

    为了和福音新教联盟有所区别，武尔茨堡主教倡议建立一个天主教同盟，这样就可以显示出两者的区别。天主教同盟的首领是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主教。首领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享有远远大于新教联盟首领的权力，掌管着整个同盟的武装力量，他也是天主教同盟中唯一一名世俗成员。相对于联盟而言，同盟的优点是决断果敢、行动迅速、意志坚定，而且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富有的高级教士，远远胜于新教联盟所依赖的贫穷的福音新教各等级。天主教同盟成立前，并没有提前向皇帝报告，似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崛起一样。同盟的实力也十分强大，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以消灭新教联盟为目的，将矛头对准了新教联盟。虽然他们是为奥地利而战，但是时间一长，奥地利对其也有所忌惮了。

    一开始，新教联盟的优势十分明显，他们占领了整个斯特拉斯堡主教辖区，并将于利希围个水泄不通。但是，法军的撤退令他们措手不及。由于法国国内并不愿负担这场战争的费用，法军的军费基本已经耗尽。结盟的帝国城市只是一味地在付出，却没有收到任何回报，因此深感恼火。

    当新教联盟由于军费短缺而陷入困境时，天主教同盟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现在轮到新教联盟惊恐万分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们马上表态愿意进行和谈。很快他们与莱奥波德大公爵达成一致，约定对往事不再追究责任，彼此从阿尔萨斯撤军，并释放俘虏。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轮到天主教同盟发号施令了。他们用以前新教联盟对待自己的方式，揭发新教联盟的罪行，并要求他们对战争中的损失进行弥补。眼见大势已去，新教联盟不得不忍辱负重，除了祈求和谈，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起码和谈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由于他们承诺补偿战争的损失，天主教倒没有赶尽杀绝。双方均放下了武器，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所以尽管在波希米亚爆发了剥夺皇帝最后一块世袭领地的起义，但这两个宗教派别都没有参与到其中。

    新皇帝的登基

    皇帝在1612年去世，悼念他的人却没有多少。选取皇位的继承人成了最为紧迫的问题。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登上皇位的却是马蒂亚斯，他竟然得到了天主教和新教徒的一致支持。仔细想想，这倒也没有什么奇怪。天主教徒们对其抱有很大的希望，而新教徒则认为他年老体衰，对自己的威胁最小。

    新皇登基，总是会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希望。因此，皇帝的日子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各个阶层相继提出自己的要求，希望皇帝能够同意。只有具备全新的创造力，才能从容应付这样纷杂的局面。马蒂亚斯曾经和帝国各等级打过交道，其实质不过是投桃报李的利益交换罢了，现在这几乎成了他们的交往模式。

    马蒂亚斯求助于奥地利和摩拉维亚新教各等级的庇护，帮助自己的兄弟登上王位。这令他十分高兴，却忽视了这样做的同时，等于帮助等级会议开辟了为其君主立法的道路。新教徒们利用朝拜他的机会，要求恢复不受限制的宗教自由权，使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享受同样的权力，否则将不再宣誓效忠。实际上，这种自由已经开始泛滥了，有的城市连曾经被明令取缔的福音新教礼拜仪式也自行恢复了。马蒂亚斯虽然十分不愿，但还是不愿激起人们的不满。他指出根据世袭权利，宣誓效忠不应该附加任何条件。等级议会认为无条件宣誓效忠是不妥当的，为防止受到武力强迫，他们有的人离开了首都，不但四处呼吁天主教各等级采取类似的反抗行动，还打算以建立军队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

    匈牙利人提出的要求实际上要高得更多，但匈牙利共和宪法中规定，等级议会具有当面提出要求的权利，所以马蒂亚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整个天主教世界看来，他对匈牙利等级会议的迁就是合情合理的。德意志的情况则有些特殊。马蒂亚斯的前任们拥有最高的统治权，现在他不能坏了传统，否则不但整个天主教会辱骂他，天主教臣民们也将鄙视他，所以他不能拱手让权。他的幕僚们也十分支持他的选择，表态说宁愿被武力夺走所有的权利，也不能和平地进行一点点让步。

    但不幸的是，鲁道夫皇帝目击了马蒂亚斯陷入尴尬处境的整个过程，并准备打击马蒂亚斯。恰好此时摩拉维亚邦等级会议提出了充当调停人的建议，为逃过一劫，马蒂亚斯同意其调解他和奥地利之间的矛盾。在调停人的撮合下，双方在维也纳举行了谈判。奥地利代表的要求可谓是一鸣惊人，他们要求在他们祖国享有天主教徒差不多的权利。现在，马蒂亚斯利用他的势力，通过新教贵族逼迫鲁道夫皇帝做出让步，同意了新教徒的要求。有鉴于此，马蒂亚斯实在不愿意步鲁道夫的后尘，毕竟宗教信仰没有现实统治重要。但是调解也不是一帆风顺，摩拉维亚等级会议并没有尽到调解的责任，而新教联盟的固执要求也不利于调解的顺利进行，被逼上绝境的马蒂亚斯迫于无奈，同意了那份有利于福音新教徒的声明。

    新教帝国与皇帝间的斗争

    德意志兰的新教帝国等级现在开始学习奥地利邦等级会议对他们大公的方式，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613年，第一届帝国议会在累根斯堡召开。会议本打算处理最紧要的事务——筹措战争必要的款项，支持对土耳其的战争和反对西本彪根贝特伦·加博尔侯爵的战争。但谁也没有想到，新教徒们提出的要求改变了会议的进程。新教徒们除了提出享有与天主教徒的同等权利，还要求停止迫害新教徒，对帝国王家枢密院的专横司法权提出了抗议。他们明确表示，如果他们的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将全部缺席集体讨论。新教徒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在诸侯委员会中，占据多数的还是天主教徒。投票的最终结果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的，即便新教徒们再团结一致，但由于人数上的劣势，他们无法左右投票结果。如果他们的席位占优，那么显然不会采用这样的方式。

    马蒂亚斯面临着左右两难的尴尬处境，他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善于应付这种局面，而他却没有这样的政治头脑。一旦他对其中一方做出承诺，就一定会失去另一方的支持。现在如果不能拿出妥善的处理意见，不但帝国议会将从此走向分裂，他的处境也将是岌岌可危的。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新教徒们步步紧逼，这令在世袭领地里没有牢固基础的皇帝焦头烂额。而整个天主教世界也将目光汇集在他身上，天主教各等级、罗马与西班牙宫廷也传话过来，要求他不能损害天主教的利益。天主教徒们看到皇帝犹豫不决，便告诉皇帝他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生关系，是绝对不会任凭皇帝的威望下降的。为了进一步鼓舞皇帝的士气，他们详细讲解了天主教同盟的实力以及可能采取的辅助手段。听说具有这样强大的靠山，皇帝也觉得腰杆硬气了不少，断然拒绝了福音新教徒的要求，匆匆结束了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的帝国议会。但马蒂亚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新教徒拒绝为他提供金钱资助时，天主教徒并没有像之前承诺的那样提供支持，反而是按兵不动，这场争执的唯一牺牲品不过是他自己罢了。

    于利希继承权的争执还在继续，但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给整个局面带来了转机。本来这块公爵领地的占领者是勃兰登堡选侯家族和诺伊堡的普法尔茨伯爵，两家甚至还要联姻。但勃兰登堡选侯在酒后打了他的准女婿——诺伊堡亲王一记耳光，这下可好，一巴掌打散了两大家族的和睦关系。诺伊堡亲王转而投向教廷一方，教廷将一位巴伐利亚公主嫁给他作为奖赏。现在，巴伐利亚和西班牙保护着诺伊堡普法尔茨伯爵。西班牙军队还从尼德兰调入公爵领地，希望能够让普法尔茨伯爵拥有于利希邦国。勃兰登堡选侯也毫不示弱，他不但和新教徒们打得火热，还取得了荷兰的武力支持。于是，这块公爵领地上便驻扎了西班牙和荷兰这两支心怀不轨的军队。

    看来这场战争真的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西班牙人的驻兵令新教徒们惊恐万分，而荷兰人的军队也令天主教徒们彻夜难安。似乎战争将要在西部地区爆发，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真正引燃战火的却是东部地区的事变。

    从鲁道夫二世的大诏书到马蒂亚斯执政，波西米亚地区一直都维持着安宁。后来，斐迪南·冯·格拉茨继承该王国的王位，打破了这种宁静。他是教皇统治的极端热衷者，甚至曾经在一些世袭邦国中用暴力灭绝新教教义，是波希米亚天主教眼中教会未来的领军人物。他的当政，给了天主教徒无穷的信心，天主教徒们对新教徒的态度越来越不宽容。福音新教臣民首先领教了这种滋味，对天主教徒们的肆无忌惮，他们敢怒不敢言。

    在波希米亚王国拥有一处庄园地产的亨利希·马蒂亚斯·冯·屠尔恩伯爵并不是波希米亚人，但是他支持新教教义，对祖国又十分忠诚，在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中一战成名。他既有热情，但也缺乏冷静，具有极强的冒险精神。波希米亚宫廷十分信任他，不但授予他卡尔斯泰因城堡伯爵的称号，让他负责护卫波希米亚王冠和王国的自由信函，还把他视为保护人或信仰的庇护者。但这一切都随着那些控制着皇帝的贵族们对他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屠尔恩被剥夺了伯爵职位，这令他十分愤慨，激起了他的报复之心，很快这一时机就到来了。

    波希米亚人曾经向鲁道夫二世索要了大诏书，但诏书中遗漏了一条重要的条款。大诏书中，仅仅规定各等级会议和一些王国城市拥有设立教会、学校及公开进行新教礼拜的权力，对其余的城市是否拥有宗教自由权，要由这些城市所属的邦等级会议决定。波希米亚的教会邦等级会议的臣民认为，参照宗教和约中的规定，他们也应该像王国城市的臣民一样拥有宗教自由权。教会财富被他们看成是王室的世袭财富。在一些地区，新教臣民擅自修建起了教堂。

    根据皇帝的命令，宫廷派人拆除了新教徒们盖起的克洛斯特格拉布教堂，查封了同样属于新教徒的布劳瑙教堂，并囚禁了市民中的一些不安分子。人们认为宫廷的行为践踏了大诏书的条款，纷纷站出来反抗。屠尔恩伯爵抓住这个机会，不断刺激新教徒的情绪。来自王国所有县区的新教徒特派代表们在布拉格集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皇帝释放所有的被捕者。皇帝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们，不但斥责他们违反了法律，还偏袒他的督抚。

    屠尔恩伯爵觉得现在还不足以让大家直接反对皇帝，于是不停地煽风点火，试图将局势引向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先是谎称皇帝的回信是由布拉格的总督衙门起草的，设法让人们不满皇家督抚中宫廷总管斯拉瓦塔及卡尔斯泰因城堡伯爵的马尔蒂尼茨男爵。这两人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也是有原因的。以前讨论如何把大诏书写进波希米亚邦国法的时候，他俩就拒绝出席会议。二人曾经为了强迫人们加入天主教，禁止人们举行洗礼、葬礼及婚礼，还放狗逼迫新教徒做天主教弥撒，现在加上皇帝回信的事件，更是激起了人们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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