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色经典：敌后武工队两人吓跑敌军一百人
在小说《敌后武工队》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1942年，日寇的七八万精兵，在杀人魔王冈村宁次指挥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给这里的军民造成很大损失，使这一带的抗日活动转人地下。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冀中军区九分区派遣魏强、贾正组建敌后武工队，杀回冀中，钻进敌人心脏，开展敌后工作。魏强和贾正分析了敌情，认为三光地区的“哈巴狗”、“侯扒皮”和刘魁胜三个汉奸，是保定宪兵队队长松田的心腹，他们在东王庄，一次就杀害了170多个村民，罪行累累，必须首先打击他们，搞个政治攻势，动员群众积极抗日。
于是，40多个精杆的武工队员，首先闯到“侯扒皮”所守的中间镇，炮轰炮楼，狠狠打击了他的气焰，使他恐慌不安，也使百姓们精神振奋。这时，魏强率领的小分队与杨子曾和蒋天祥等分别来到号称“小延安”的西王庄住下来，得到堡垒户赵河套及群众的精心掩护，三个多月中，他们频频打击敌人，搞得敌人日夜不宁，而松田和刘魁胜组织的“联合清剿队”，连一点武工队的影子也摸不到。有一天，武工队队员刘大生出去刺探敌情，同联络员取得联系后，在回来的路上结识了黄村的何殿福，知道他弟弟也是八路军。他们正走着，远远看见由松田亲自率领的100多名日伪军。面对100多人的队伍，刘大生意识到想逃跑是难了，于是心生一计，同何殿福假装成伪军，站在不远处的山头上大喊：“不好啊，八路的军队来了……”不远处的日本敌军松田一听，这可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他本想率领100多个人搜刮村庄，并不想自己的小队和八路硬碰。于是，松田下令“回府”了。刘大生的机智不仅救了自己的性命，也救了村中百姓的性命。
敌后武工队的战士借势而为，借助了天时、地利、人和，顺势而行，不仅避免了伤害，化险为夷，还创造了一次探察敌军的机会，真是机智过人的计谋。
2.借势发挥，因势而起
企业的营销要力争每战必胜，每项经营活动都获得成功。营销策略应贯彻“因势而异”的原则，根据市场需求和竞争者的情况确定自己的经营战术。
战争注重了解地形，营销同样要有很强的地理观念。
古人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理，则库不盈”，讲的就是自然条件对商战的影响。
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及各种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因素，对于各种经营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市场竞争中的营销，提出发挥地方优势的思想是很有见地的。对于众多的经营者来说，地理条件常常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立足当地，正确运用地理条件，善于去发现优势。坐落在西班牙马德里城商业中心的书籍之家，便是善于利用地势之例。
书籍之家50年前开张的时候，每天仅售书数十册。
后来，书店老板利用大都市名流荟萃的优势，举办“主角书”活动，每天请有名的作家和畅销书的作者，召开茶话会、演讲会，向读者介绍推荐书籍。
同时，他们又进行抽签售书，中彩者可以得到书、唱片等奖品。
从此，这家书店生意兴隆，门庭若市，每天开门前，顾客早已排队等候。
这就是他们利用地理优势展开营销活动而取得成功的典型例子。
地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仅仅被动地认识它是不行的，要注意开拓它，否则就会坐吃山空，前途日下。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是每个经营者梦寐以求的，但并不是每个经营者都能得到理想的地理条件。地理条件也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经营者的正确认识和科学利用。
让我们来看一下郑裕彤巧于“乘风”的例子。
由于很多国外投资者对当时的中国还不了解，1982年，经过四年改革开放的广东省吸引的外商投资总额才1.97亿美元，这与广东的改革发展要求相比，实在是太少了。正是处在这种“人人皆醉”的时刻，香港商人郑裕彤却非常清醒，他于1982年与冯景禧合作，前来广州投资兴建一座五星级的现代化宾馆——中国大酒店。当时有人暗里讥笑他，说什么“在中国投资酒店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说这种话的人，其依据是国内人住不起，外国人或港澳人平时来得又不多，再加上当时国家外汇的管理很严，投资后平衡不了外汇等。另外一些人所持依据更直接了，认为中国大酒店选错址，它在广州的东方宾馆旁。众所周知，当时东方宾馆是广州首屈一指的五星级宾馆，其历史较长，早已树立了信誉，有广阔的客户关系，新建的中国大酒店怎能与这家大名鼎鼎的宾馆同地竞争呢？
然而，最终的事实说明那些持否定看法的人错了，是郑裕彤的决策准确。中国大酒店共投资了1.25亿美元，自1984年6月全面开业后，到1990年底止，已收回投资的全部本息，上缴国家税金8867万元人民币。从1991年起，该酒店就是净赚的了。能够经营得这么好，实属酒店行业中所罕见的。
中国大酒店的成功因素较多，但其中有两个因素与郑裕彤有直接关系。第一个因素是，郑裕彤眼光独见，善于乘风。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风势不可当，开始时虽有种种困难，但相信会不断好起来，经济会随之兴旺发达，与境外的交往也随之增多。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郑裕彤在准确认识前提下，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强劲之风，加强对中国大酒店的经营管理，破浪前进，很快把这家酒店办得有声有色，饮誉国内外。第二个因素是，乘老字号的影响之风，自我扬帆奋进。这是郑裕彤惯用的高招。他把中国大酒店建在东方宾馆侧旁，认为可以乘其势，借其光，鞭策自己好自强。他深谙经商道理，同行业集中在一起，可以成市成行，成为热点，相互可壮势。事实证明如此，中国大酒店兴旺起来了，东方宾馆也不因此而萧条衰落，儿年来同样兴隆发达。当然，两家着名酒店并坐一起，总会有竞争的。竞争不是坏事，竞争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郑裕彤做生意善于乘风破浪，他不怕面对竞争强手，而是通过在热点和焦点的竞争中考验自己企业和提高本企业的声誉。早在创业初期，从事金银首饰业务中，他的店铺都选定在热闹的市中心，并设在髙大宏伟的名牌商店或综合大度之旁，大有班门弄斧之态势，郑裕彤认为，一般人认为把自己企业设在没有竞争者的地方，才可以独揽青山，生意兴旺，这有一定道理。但是，没有比较和竞争是难以进步的。相反，把自己企业置于大树之中，自己总要设法搞出特色，才能生存和壮大。同时应看到，大树林立，成市成行，名声大，能招引·远近顾客，自己置身其中，必得其益。
郑裕彤本着这种乘风破浪的经营思想，在香港最繁华的K街分别开了十多家金铺，并在控制了地盘的制高点基础上，设计出千变万化的花式品种，使每间店铺琳琅满目，同时在促销技巧上花招层出不穷。因此生意兴旺发达，财源广进。
郑裕彤发挥他得心应手的“乘风好破浪”策略，专门寻找热点，跻身其中。他认定“宁买闹市一烂地，不买远郊一幢楼”的策略是对的，他在九龙尖沙嘴的闹市盖起豪华的新世界酒店。成功专酬有志足谋者，20世纪50年代开始创业的郑裕彤，现在已是香港十大富豪之一了。
从事经营，一项好的决策，如果力量使用不当，往往也会功亏一篑。经营者在任何决策过程中，要善于未战先算，知彼知己，因敌制胜，因利而动。决策执行中，要正确而有效地使用企业的力量，巧于乘势。
3.审时度势，赢的定是你
“兵之所加，如以破投卵击者，虚实是也。”在战争中，要认淸形势，把握好敌我双方之虚实，避实就虚，集中力量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同样在营销中，审时度势，争取用最小的成本博取最大的利润，是每一个商家的首选韬略。
“审时度势，整体组合”是李嘉诚宏观营销理念的具体表现，也显示了他的整体动作思想。
大型屋村的优点是综合能力强，集居住、购物、餐饮、消遣、医疗、保健、教育、交通为一体，便于集中管理，统一规划。屋村之外，还有相配套的工业大厦及社区服务物业。李嘉诚以开发大型屋村而蜚声港九。20世纪80年代，李嘉诚先后完成或进行开发的大型屋村有：黄埔花园、海怡半岛、丽港城、嘉湖山庄。李嘉诚由此赢得“屋村大王”的称号。
这里显示了李嘉诚避实就虚、人无我有的宏观营销战略。
李嘉诚由此成为独树一帜的地产大王。
在香港，屋村与李嘉诚之间画上了一个等号。
1978年，港府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采取半官方的房委会与私营房地产商建房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建成的房分公共住宅楼与商业住宅楼两种：前者为公建，后者为私建；公房廉价出租或售予低收人者，私房的对象以中高消费家庭为主。
李嘉诚的大型屋村计划，就是为大众消费家庭推出的。
在港岛北岸的中区、东区、西区，每年都有高层住宅楼宇拔地而起，那是祖传地盘物业的业主和地产商收购旧楼拆卸重建的，地盘七零八落，很难形成屋村的规模。
兴建大型屋村不难，难就难在获得整幅的大面积地皮。李嘉诚有足够的耐心，他不会坐等机会，他在筹划未来的兴业大计之时，仍保持长实的良好发展势头。
1979年3月，李嘉诚与会德丰洋行大班约翰·马登，合作发展会德丰大厦。
4月，与“地主”广生行联手发展告士打道、杜老志道、谢斐道的三面单边物业，建成一座3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大厦。
6月，与约翰·马登再次合作组建美地有限公司，集资购人港岛、九龙、新界楼宇物业近20座。7月，与中资侨光置业公司合组宜宾地产有限公司，以3.8亿港元投得沙田广九铁路维修站上盖平台发展权，平台面积29万平方英尺，计划兴建30层高的高级住宅大厦和商业大厦。
同年，长实与美资凯沙、中资侨光，三方合作投资香港（中国）水泥厂（长实、凯沙各40%股权，侨光占20%)，投资额（其中李嘉诚私人投资10亿港元）创香港开埠以来重工业投资最髙纪录。该厂地皮面积180万平方英尺位于新界屯门区，计划年产高标号水泥140万公吨。该厂于1982年底建成投产。
1980年，长实联营公司加拿大怡东财务与九龙仓、置地、中艺(香港）、怡南实业、新鸿基证券合组联营公司，以13.1亿港元价格，投得尖沙咀西一幅7.1万平方英尺的综合商业大厦，楼盘全部出售。
8月，李嘉诚与联邦地产的张玉良家族联手合作，斥资10亿港元购人国际大厦和联邦大厦，5个月后，以22.3亿港元出售，利润达100%以上。
有人问：长实兴建和购得的楼宇，现在为何大部分做出售用途，而少做出租用途？李嘉诚说：“这并不违背我们增加经常性收入的原则，因为要决定将楼宇出售或收租，须看时势及环境而定，而现时楼宇价急升，售楼所能获得的利润远比租屋多，在为股东争取最大利润的前提下，将建成楼宇出售合算。”
1980年11月，长实与港灯集团合组国际城市有限公司上市，共同开发港灯位于港岛的电厂零散旧址地盘。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李嘉诚在地产业的成绩不俗，令人刮目。几年之后，李嘉诚相继推出大型屋村计划，更是轰动一时，全港瞩目。
李嘉诚一面对屋村运筹帷幄，伺机而动；一面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人要两条腿走路方踏实，做生意亦如此。
1981年元月，李嘉诚正式人主和记黄埔任董事局主席。
李嘉诚收购和黄的动机之一，便是它的土地资源。
先前，和黄洋行大班祈德尊，已开始在腾出的黄埔船坞旧址的地皮上发展地产，兴建黄埔新村。
祈德尊不谙地产之道，竟未能在这块风水宝地栽活摇钱树。祈德尊下台，韦理主政，仍未如愿把财政黑洞填满，售房不拣时机，便宜了炒家，坑苦了股东。
幸得这幅大型地皮未做满，使李嘉诚有施展的舞台。
李嘉诚酝酿大型屋村已有数年，他仍耐心等待。
1984年9月29日，中国总理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京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前景骤然明朗，恒生指数回升，地产开始转旺。
年底，和黄宣布投资40亿港元，在黄埔船坞旧址的地盘，兴建包括商业中心的大型住宅区——黄埔花园屋村。
据传媒披露，李嘉诚1981年就已计划推出这一宏伟计划。时值地产高潮，按当时地价计，和黄需补地价28亿港元。
黄埔花园所用地盘是黄埔船坞旧址。按港府条例，工业用地改为住宅和商业办公楼用地，须补地价。
李嘉诚认为补地价太过于昂贵，遂决定暂缓计划。
李嘉诚有意把与港府的谈判，拖延至1983年的地产低潮，结果，李嘉诚以3.9亿港元获得商业住宅开发权。
李嘉诚的审时度势，一下子节省补地价费用达24亿港元之多。
这样，李嘉诚大大降低了发展成本，屋村的每平方英尺地皮成本不及百元。
屋村计划尚未出台，李嘉诚已狠“赚”一笔，就此一点，已比祈德尊、韦理高出几筹，足见其“超人”之智。
整个黄埔花园，占地19公顷，拟建94幢住宅楼宇，楼面积约760万平方英尺，共11224个住宅单位，附有2900个停车位及170万平方英尺商厦。
地产低潮时补地价，地产转旺则大兴土木，地产髙潮则出售楼宇，由此可见，在整个地产的营销过程中，李嘉诚是一个驾驭时势的优秀骑士。
4.借钱赚钱，无本起家
大多数初出茅庐的创业者并没有多少钱，要拿几万元几十万元去搞一点事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个白手创业者如果真是身无分文，要想起家那就更机会渺茫了。做任何生意都以最基本的本钱为起点，所以，对于现在的大多数仍处于白手起家的朋友来说，头一件要紧事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去筹集创业所需的基本资金。空等死耗不如寻找途径去借势而起。
由于很多精明商人在创业的初始阶段财力有限，因此无本经营成为他们的首选，他们想出来的办法通常是“借钱赚钱，借钱发财”。这些商人的变钱之道值得借鉴，在必要的情况下，要敢于借贷、善于用贷，走一条借钱生钱的发财路。
借钱赚钱是懂得算计的人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毕竟两手空空，身无分文，不论办什么事都举步维艰，所以只有靠借才能有出路。
商人丹尼尔·洛维洛，在创业之初也是一无所有，但是靠着自己的聪明和算计，他终于筹集了一笔可观的资金，为自己成为“世界船王”奠定了基础。
1897年6月，丹尼尔·洛维洛在密西根州的兰海芬降生。9岁那年，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船主”。一天，他发现一艘沉下的小汽艇，便毫不犹豫地向父亲借了25美元，将它买了下来。汽艇搜上来后，将船修好，这花了整整一冬的时间。不过，令他高兴的是第二年夏天，就顺利地将船租了出去，丹尼尔就这样赚取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50美元。除去父亲的25美元，他净赚25美元。从那时起，他就立志当一个拥有数百条船的船主。但是，直到40岁时，
这一美梦才实现。
1937年，丹尼尔·洛维洛来到纽约，他总是匆匆在几家银行之间穿梭，做着和儿时相同的事——借钱买船。他想向银行贷款把一艘船买下来，改装成油轮，因为他算计过，载油要比载货赚钱多得多。
当银行的人问起他有什么可做相应的抵押，他说，他有一艘老油轮在水上，正在跑运输。接着，丹尼尔将自己的打箅告诉对方，他把油轮租给了一家石油公司。他每个月收到的租金，正好可每月分期地还他要借的这笔款子。所以，他决定把租契交给银行，由银行定期向那家石油公司收租金，这样也就可以分期还款了。
这种做法让人无法理解，许多银行都对他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叫他不要白费心思苦算了。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对银行是相对保险的。丹尼尔·洛维洛本身的信用并不可靠，但那家石油公司却是可靠的。银行可以假定石油公司按月支付贷款，除非有预料不到的重大经济灾祸发生。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如果丹尼尔把货轮改装成油轮的做法失败了，但只要那艘老油轮和石油公司存在，银行还是能够收回贷款。最后，钱转到了丹尼尔的手中。
丹尼尔·洛维洛用这笔钱买了他要的旧货轮，改为油轮租了出去，然后再利用它去借另一笔款子，再去买一艘船。如此反复，每当一笔债付清了，丹尼尔就成了某条船的主人。租金不再被银行拿去，而是由他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就这样丹尼尔·洛维洛没掏一分钱，便轻松拥有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并赢得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不久，丹尼尔脑海里又形成另一个利用借钱来赚钱的方法。他自己设计一艘油轮，或做其他用途的船，在还没有开工建造时，他就设法去找客户，在它完工后把它租出去。于是拿着租契约，他又可以到一家银行去借钱造船。这种借款的还款方式是延期分摊，银行要在船下水之后，才能开始收回贷款。只要船下水，租费就可转让给银行。于是这项贷款就这样分期付清了，当最后一期贷款付淸的时候，丹尼尔·洛维洛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又一艘船的船主，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分钱都没有花。
银行听说了他的这个计划后都大为震惊。当他们仔细研究之后，觉得他的算计简直就是天衣无缝。此时丹尼尔的信用已没有问题，何况，还与从前一样，有租船人的信用加强还款的保证。
就这样，丹尼尔·洛维洛的造船公司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位超级富豪了。
丹尼尔·洛维洛拥有的私人船只吨位，是全世界第一，连奥纳西斯和尼亚斯两位大名鼎鼎的希腊船王也甘拜下风。
初涉商场的经营者创业时，须有一定的资金，才能使自己的事业有效地运转起来。不论是多么好的目标、设想和计划，如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只能是纸上谈兵。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的经营者都认为资金是维系事业生命的血液。
现实生活中，筹措资金的方法有多种，但是向银行贷款还是主要的筹措方法。可总是有许多经营者，前怕狼后怕虎，不懂算计，不敢借贷，不愿举债，从而耽误了许多发家致富、赚钱发财的机会。他们只想小心谨慎地做自己的生意，往往在商场上成不了什么气候。殊不知大胆地前进一步，勇敢地向银行贷款、举债，就会走向成功。
其实，在某些时候，机会使得你强迫自己贷款，这样能够帮助自己达到获取利润的目的。把从银行贷来的钱用于投资你看准了的项目，一年或两年之后，当你还清本息，你的银行账户上还可以留有一大笔钱。当然，你必须首先还淸本息，因为贷款利息髙得很。然而，你还是赚了钱，这笔钱是如何赚来的呢？因为贷款的利息是一笔惊人的财富，它是督促你加紧干的最有力的动力。如果你不使资金周转起来并创造利润，你可能连贷款的利息都还不上。
关于如何算计银行的钱有一句这样的名言：只有傻瓜才拿自己的钱去发财。别人的钱是算计者成功的钥匙。把别人的钱和别人的努力结合起来，再加上自己的梦想和一套奇特而行之有效的胜算谋略，然后，再走上舞台，尽情地指挥那奇妙的经济管弦乐队。其结果是，富人会认为不过是雕虫小技，或者说不过是借鸡生蛋，然而，世人却认为你出奇制胜，大获成功。因为，人们根本没有想到，竟能算计别人的钱为自己做买卖赚钱。
精明的生意人常说：“借债就是一把双刃剑，你若小心运用会使你致富，你若不小心，会适得其反。”有利必有弊，借债也是如此，这就要看是借的什么债。若是消费性借贷，那应极力避免。如果是“投资性借贷”，可视为另一种情况。事实上，很少有白手起家的富翁不借债的。富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深谙借钱、贷款的算计。一个人可能擒起他双手根本无法承担的重量，提起这个原理，令我们不由想起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的话：“给我一个支点，我便可以播起地球。”杠杆原理便是利用借贷的款来使一个人的小耕耘变成大收获。杠杆原理和下面四个字有关——别人的钱。不愿借贷别人的钱，不愿负债，那么，只能“保守”地守着摊子。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前任董事长伍德拉是一位极保守的金融家。他一生最厌恶负债，经济萧条前夕，他刚好偿清公司的全部贷款。一次，公司里一位财务负责人要以9.75%的利息去借一亿美元的资金来兴建新建筑时，他马上回答说：“可口可乐永远不借钱！”虽然他的谨慎战略使可口可乐公司在经济大萧条中免遭灭顶之灾，但也因此产生副作用，使这个公司发展极其缓慢，不能进入美国大公司之林。
后来，戈苏塔担任了公司董亊长的职务，一改前任的作风，看准方向，大举借款。他接手时，可口可乐公司资本中不到2%是长期债务，而戈苏塔上任后把长期债务猛增到资本的18%，这种举动使同行们大惊失色。戈苏塔用这些资金来改建可口可乐公司的瓶装设备，并大胆投资于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他说：“要是看准了兼并对象，我并不怕增加公司的债务负担。”这种不怕负债的勇气将可口可乐公司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公司的利润一下子增长20%，股票也开始上涨。可口可乐也慢慢向世界大公司的行列靠拢。
戈苏塔不怕负债的勇气是来自于看准方向的基础之上的决断。他不是滥借贷款，加重公司负担，而是将债款用到生产的关键环节上。这样，暂时的负债会赢得长时间的盈利，最终债务也会彻底淸偿。如果畏首畏尾，不敢胃借债的风险，那么企业就会永远失去发展的机会，最终会在公司竞争中失败。对一个公司来说如此，对经营者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事实证明，天才的营销人员能够了解并能充分利用借贷。世界上许多巨大的财富起始之初都是建立在借贷上的。靠借贷发家是白手起家的经营者的明智之举。记得法国着名作家小仲马在他的剧本《金钱问题》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商业，这是十分简单的事。它就是借用别人的资金！”
市场营销中，敢于借贷、善于用贷、巧于用贷，会通过别人的钱来发财的经营者，才是高明的生意人。不要让“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小本经营的思想理念左右了自己，从而失去扩大经营、壮大企业的机会。
5.顺势而起，搭上顺风车
能够明势间然重要，但懂营销的商人还应该会“借势”。如果认准了大势，但自身的力量太单薄，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势”。就是借别人的力量、金钱、智蒽、名望甚至社会关系，用以扩充自己的大脑，延伸自己的手脚，提高赚钱能力，正所谓借他人之光照亮自己的“钱”程！
诸葛亮可以说是世上最精明的借势大师，他把“借”的谋术发挥到了极致。先借力、借势于东吴而击败曹魏，算对吴有贡献，以此为筹码“借”得荆州，并以荆州为基础定成都、进汉中，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后来的“安居平五路”，更是借助各敌对方的矛盾和友方威势，以牵制来犯者而成功。
胜算的人都非常懂得借势的道理，他们将借势比做“狐假虎威”，老虎其实就是成功人士，既有实力，又有知名度，狐狸借助老虎的力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实在是一好主意。它让老虎跟在它屁股后面在森林里面溜达一圈，狐狸不就一夜成名了吗？
如果你想尽快地成功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载体，也就是说你想尽快地到达成功的目的地，就必须“借乘”一辆开向成功的快速列车。
一只蝴蝶的平均寿命是1个月，如果它从南京飞到北京，需要6个月的时间，那怎么才能够实现这一愿望呢？答案很简单，先飞进一列南京开往北京的列车，利用列车这个载体，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我们都想成功，如果有个成功的载体来帮助，无疑是一条捷径。
高明的营销专家往往是最善于利用政府资源和社会舆论的大师级的生意人，鲁冠球、宗庆后两人更是非常善于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的大师。两人各有让商界人士赞叹的高招。鲁冠球通过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似乎早已经成为中国乡镇企业“第一人”，在那个经济体制改革还受到各种不定因素制约的年代，这个“第一人”的名声可以帮助他做好多事情。
宗庆后把一个校办厂办成今日的“中国水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国家关于支持中西部建设的政策信息的正确判断，他觉得这是娃哈哈发展的大机遇，于是果断西进，在四川广元等地办了三个纯净水厂，由于充分利用了国家和中西部当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所以投资成本极低。
能够准确地借势就是顺势而作，李白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是指顺水行舟。苏东坡坐船回老家，走得和李太白是同一条路，却整整花了3个月。差别这么大的原因就是一个顺水、一个逆水。会做营销的人能够顺势而行，不会做营销的人即使逆势而行，他自己也看不出来。
一般来说，一个新产业的形成，要经历一个市场启蒙期，然后进入高速成长期。市场启蒙时期需要大量的推广费用，除非非常有实力的企业，否则难以承担。因此一个企业能在某一产业的高成长期进入，就比较容易发展壮大。喜之郎公司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1985年，国内出现了首家果冻生产厂——天津长城食品厂。1986年，深圳市琼胶工业公司以老二的身份也推出了SAA牌的果冻。从1990年起，各地的果冻生产厂家开始大批涌现，家庭果冻作坊遍地开花。1993年，喜之郎的创始人李永军，敏感地意识到了果冻市场的巨大潜力，与兄弟李永良、李永魁一起筹集了40万元资金，进人尚处于高成长期的果冻产业。1999年的央视“全国城市消费者调査”显示，刚成业6年的喜之郎公司生产的果冻市场占有率高达83%，比第二品牌领先80%。到2004年时，喜之郎的生产规模和销售量均已跃居全球第一，年销售额已达15亿元以上。
喜之郎能够创造行业奇迹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恰逢其时地进入市场。初创的喜之郎避开了果冻市场的启蒙时期，选择了在市场的髙速成长期进人，搭上了便车。营销中慷得借势，善于借势便为自己节省了成本，增加了胜箅的机会。营销高手往往是善于借用别人之势、巧借别人之智的高手。任何生意都不能一步登天，但“登天”的办法却是多种多样，办法得当可快捷省力。巧于借力、精于借势，是做营销的一大诀窍。
要把生意做大，“势”是不能不借的。初来乍到，你要借用人家的“地势”，涉足一个新的行业，要借用行业老人的优势，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胡雪岩，因为他木仅是巧于营销的髙手，更是个善于借势的能人，除我们所熟知的官势之外，可以说胡雪岩做到了借一切可借之势为自己的生意做铺垫。
在商言商，胡雪岩借得最多的是商势，即商场上的势力。
胡雪岩借商场势力的典型一例是在上海。他垄断上海滩的生意，与洋人抗衡，从而以垄断的绝对优势取得在商业上的上等地位。
起初，胡雪岩尚未投人做茧丝生意，就有了与洋人抗衡的准备。
按他的话说就是，做生意就怕心不齐。跟洋鬼子做生意，也要像收茧一样，就是这个价钱，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这么一来，洋鬼子非服帖不可。而且胡雪岩也算计好了，就是想办法把洋庄都抓在手里，联络同行，让他们跟着自己走。
至于想脱货求现的，有两个办法。第一，你要卖给洋鬼子，不如卖给我。第二，你如果不肯卖给我，也不要卖给洋鬼子。要用多少款子，拿货包来抵押，包你将来能赚得比现在多。
凡事就是开头难，有人领头，大家就跟着来了。
具体的做法因时而转变。
第一批丝运往上海时，适逢小刀会起亊，胡雪岩通过官场渠道了解到，两江督抚上书朝廷，因洋人帮助小刀会，建议对洋人实行贸易封锁，教训洋人。
只要官府出面封锁，上海的丝就可能抢手，所以这时候只需按兵不动，待时机成熟再行脱手，自然可以卖上好价钱。
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能控制上海丝生意的绝对多数商户。
和庞二的联手促成了在丝生意上获得优势。庞二是南浔丝行世家，控制着上海丝生意的一半。胡雪岩派算计甚精的刘不才专和庞二联络感情。
起初，庞二有些犹豫。因为他觉得胡雪岩中途暴发，根底未必雄厚。随后，胡雪岩在几件事的处理上都显示出了能急朋友所急的义气，而且在利益问题上态度很坚决，显然不是为了几个小钱而奔波，在丝生意上联手，主要是为了团结自己人，一致对外。有生意大家做，有利益大家分，不能自己互相拆台，好处给了洋人。
庞二也是很讲义气的人，认准了你是朋友，就完全信任你。所以他委托胡雪岩全权处理他自己囤在上海的丝。
胡雪岩赢得了丝业里七成强的生意，又得庞二的倾力相助，做成了商业上的绝对优势，加上官场消息灵通，第一场丝茧战胜利了。
接下来，胡雪岩手上掌握的资金已从几十万到了几百万，开始为左宗棠采办军粮、军火。
西方先进的丝织机巳经开始进人中国，洋人也开始在上海等地开设丝织厂。
胡雪岩为了中小蚕农的利益，利用手中资金优势，大量收购苗丝囤积。洋人搬动总税务司赫德前来游说，希望胡雪岩与他们合作，利益均分。胡雪岩经过一番算计，认为禁止丝茧运到上海，这件事不会太长久的，搞下去两败俱伤，洋人自然受窘，上海的市面也要萧条。所以，自己这方面应该从中斡旋，把造成彼此不睦的原因拿掉，叫官场相信洋人，洋人相信官场，这样才能把上海弄热闹起来。
但是得有条件，首先在价格上需要与中国这面的丝业同行商量，经允许方得出售；其次，洋人须答应暂不在华开设机器厂。
和中国丝业同行商童，其实就是胡雪岩和他自己商量。因为胡雪岩做势既成，在商场上就有了绝对发言权。有了发言权，就不难实现他因势取利的目的。
可以说，在第二阶段，胡雪岩所希望的商场势力巳经完全形成。这种局面的形成，和他在官场的势力配合甚紧，因为加征蚕捐，禁止洋商自由收购等，都：要官面上配合。尤其是左宗棠外放两江总督，胡雪岩更觉得如负得水。江湖势力方面，像郁四等人，本身的势力都集中在丝蚕生产区，银钱的调度，收购垄断的形成，诸事顺遂。因为他们不只行商，而且有庞大的帮会组织做后盾，虽无欺诈行为，但威慑力量隐然存在，其他商户不能不服。
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商人做生意也要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当生意做大扩展到新的地方时，借助地利是把生意做好的必要条件。
没有一个人能够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不借助外界的力量就能成就大事业，做营销也是如此，每一个致力要发财的人都要善于借助外界力量。你没有“势”不要紧，关键在于你要有足够的胆识，要会谋算，敢于借，敢胃风险。只有这样，你才可能成为家财丰厚的富豪。
营销领域是一个神秘莫测的领域，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看上去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一般做生意的人之所以无法发财，或者没有发财，除了自身的种种原因和社会客观原因之外，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借势的一种误解，在他们看来，借势就意味着要玩弄无穷无尽的黑吃黑、尔虞我诈。其实，这是对借势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确实是不好把握的，但是，它们的出现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出现、消亡、再出现、再消亡的。因此，对于从商者而言，如果把整个生意场看做是一个庞大森严、固若金汤的宫殿，那么，能够打开这座宫殿大门的钥匙就是借势和谋划。要能够真正把握住营销活动的钥匙，法则有许多，而善于借势，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其重要的。
要知己知彼，寻找可借对象的可用因素，采取灵活机智的策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借力只是手段而已，但要用之做合理合情之事，要懂运用。借力难，用力更难。算计出双方的优势和劣势，然后再优势互补，以发挥所借之力的最大功效。懂算计的人不仅是一个善借者，更要成为一个善用者。
犀牛和犀牛鸟是自然界中合作最好的一对伙伴，它们往往生活在一起。
每当犀牛进完食后，犀牛鸟便不辞劳苦地负责清除犀牛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并以此为食。同时，犀牛身上的“清洁”工作也由犀牛鸟负责，许多想在犀牛身上寄居的小虫子都成了犀牛鸟的美味。
犀牛和犀牛鸟各自发挥优势，彼此共存传为动物王国的佳话。
在中国的电脑圣地中关村，提起柳传志和他所创立的“联想”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确，百亿元的年销售额，上亿元的身价这都不是一般人能轻易达到的财富髙度。做生意取得如此成就，头上的光环自然多多，但在这光环笼罩之下的，是他不平凡的创业和发展的历程，其中最为他自己庆幸的就是在联想创业之初就“借”到了一块金字招牌。
1984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公司的前身成立。在当时还属偏僻之地的中关村又多了一家实在不起眼的新公司。柳传志和另外10个被认为不太安分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开始算计赚钱之道。
当时公司的基本状况是：中科院计算所投资20万元加上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以及端着计算所“铁饭碗”的11个人。创办初期，与别人相比，这家公司实在不起眼。那时候到政府部门开会，联想的总经理总是早早到场，坐到第一排。如果有机会讨论，一定要抢着发言，目的是引起领导的注意以便得到支持。
很明显，这是一家地道的国营企业，因为投资少、规模小，也许投资者并没有指望这个小公司能干出多么大的事情来。但国有这一点，对于刚刚诞生的这个小企业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柳传志他们非常清楚，国营企业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民营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正是基于这一点，柳传志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用活用足政策，把联想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大企业。
成立前期，柳传志和创业同事们盘算，计算所只投资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应该放权。于是他们向所里提出要三权：第一是人事权，所里不能往公司塞人。第二是财务权，公司把该交国家的、科学院的、计算所的资金上缴以后，剩下的资金支配所里不要管。第三就是经营决策权，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由自己做主。
虽然投资不多，但在柳传志的要求下，计算所将三件宝交给公司：一是下放人事、财务和经营自主权，也就是在机制上保证后来柳传志所说的“民营”。二是保证所里上千名科技人员做公司后盾。这一点在当时可能并不显得有多么重要，因为中科院是知识分子扎堆儿的地方，也许还有人觉得是计算所在甩包楸。但是，高素质的创业人员，可能是当时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最大的财富。当然这是双刃剑，众所周知，知识分子是有思想爱思考的人，不好管理，用得好可以带来效益，用得不好也可能出现内耗。三是给一块“中科院计算所”的金字招牌：这是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重要的无形资产，有了中科院计算所这块国内计算机界的顶尖招牌，对公司发展业务肯定有很强的支持作用。因此，柳传志一直到1988年还在强调“我们是官办公司”，那是一块“金字招牌”，他们清楚地算计到了这个优势，也在这上面做足了文章。
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国有企业最大的好处是贷款容易、税收优惠，以及有商业信誉等。回顾联想集团的发展历程，国有优势的发挥，在联想发展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功不可没的。柳传志曾直言不讳地说：“1988年我们能到香港发展，‘金海王工程’为什么去不了？因为它是私营的，而我们有科学院出来说话，‘这是我们的公司。’”香港联想开业3个月就收回90万港元的全部投资，第一年营业额髙达1.2亿港元，“国有”的优势再一次得到体现。甚至在企业发展的后期，联想还一如既往地享受着“国有”的恩惠，与政府成功地合作、开发并实施了诸多的合作项目。
一次，中国科学院进口了500台[BM计算机，要配给其所属的上百家研究院。王树和、柳传志几位得知后，和李勤天天跑中国科学院。当时的信通公司等也在争这笔业务，但是，李勤他们给出只收价格4%的维修服务培训费的优惠条件，使其他公司觉得没法做。新技术公司有很多人曾经参与过我国大型机的研制，技术力规很强，加上这些人的努力，一趟一趟地跑，终于感动了中科院，于是科学院把这500台计算机的验机、培训、维修的业务交给了联想。
联想就这样迎来了第一桩大生意。500台计算机把两间小屋堆满了。由于场地小，排不开，只好腾出一间屋子验机。其他人便都挤在另一间小屋子办公。这笔业务做得非常不容易，做完之后，扣除3%的成本，只剩下1%的利润，但是，由于李勤他们服务、培训等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得到了用户的好评，最终把他们的服务费涨到了7%，于是他们终于挣到了公司的第一笔巨额利润一~70万元。
赚这笔钱主要靠的是技术，是以验机、培训、维修机器等为主要服务内容，采取出卖技术劳动力的方式赚取的。
联想第一桶金的掘得是因为他们发挥了新技术公司的长处，即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技术，并且也靠着中科院这个背景，这两点优势在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创业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人生得意、财源滚滚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然而，却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得到的。这是因为个人的力量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实在太弱小了，以至于单凭一己之力几乎无法实现。但如果你懂得借路而行，就可以做到以小博大。
在生意场的打拼中，善于营销的人一定要懂得借力，借力的形式各种各样，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利用别人的力量优势达到自己的目的。
8.借助时机，巧妙营销
几年前，一架美国赛斯纳公司生产的“奖状”号飞机在下降时，遇到一只叼着兔子的老鹰，老鹰见到飞机这个庞然大物时很害怕，丢下兔子就跑。糟了，兔子恰巧被吸人飞机发动机。发动机一旦被损坏，这架飞机就完了，飞行员惊出一身冷汗。幸运的是，兔子撞机虽使螺旋桨受损伤，但发动机却安然无恙，飞机平安地降落在地面上。由于“奖状”号飞机装的是加拿大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生产的PT6发动机，PT6发动机因此成了世界上唯一经受过“兔撞试验”的发动机，由此意外地证明了该发动机工作的可靠性。这家发动机公司借此机会，大加宣传，于是在世界航空工业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与这个相类似的是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小事化大的“鸽子事件”。原来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一幢新造的高达52层的大楼竣工了，公司领导要公关部把这一消息发布出去，扩大公司影响。正在这时，有一大群鸽子飞进了这幢大楼，鸽子粪、羽毛把房间搞得很脏。
公司公关人员便乘机来扩大公司影响，他们立即电话通知“动物保护委员会”，请他们迅速派人前来协助处理这件有关保护动物的“大事”，“动物保护委员会”接到电话后，马上派出有关人员并带着网前往大楼捕捉鸽子，同时，公关人员又电告新闻机构，在联合碳化物公司总部大楼将发生一件有趣又有意义的捕捉鸽子“事件”。于是电视台、报社等新闻机构纷纷派出记者进行了现场采访报道，从捕捉第一只鸽子起，到最后一只鸽子落网，各新闻媒介对捕捉鸽子的行动进行了连续3天的报道，结果，联合碳化物公司名声远播，加深和扩大了公众对公司的了解。
1997年7月1H，香港地区将回到祖国怀抱，成为中国“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为了目睹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况，世界上不少有心人纷纷预订香港1997年6月30H晚的客房，以便目睹降下“米”字旗的历史时刻。
为此，别具心裁的香港怡东酒店甩出卨招，推出100间临街能见降旗的客房，当晚收费1997港币，与1997年这一组数字相同。尽管租金比平时高出许多，刚一公布所有房间就全部预订出去。酒店宣布不再接受预订，迟到一步者中许多不愿就此罢休，与酒店打招呼，愿当“候补房客”，争取有幸运降临。根据香港饭店行业协会估计，1997年6月30日晚，将是港岛各家酒店历史上生意最兴隆的一天。
新闻有助于企业的品牌传播。知之深才能受之切，企业不仅要告诉消费者“然”，而且要告诉消费者“所以然”。“然”的工作最好由广告来承担，“所以然”的工作最好由新闻来承担。广告长于知名度，新闻长于美誉度。
海尔“砸冰箱”的新闻就胜过1万条广告。1984年，海尔前身的青岛电冰箱总厂还仅是一个集体小厂，亏空达147万元、年销售收人仅348万元，守着一个烂摊子的600名职工，已是人心涣散，连换3任厂长但仍然“病人音肓”，1984年12月26日，35岁的张瑞敏担任这个小厂的厂长。
当时，有一个用户找上门来，说海尔冰箱买回去，刚一用就发现有很大的毛病。张瑞敏让他到仓库去挑，当时仓库内有400多台冰箱，他挑了好多台但没有一台满意的。他走了以后，张瑞敏就叫人把余下的所有冰箱检査一遍，检査后发现总共有76台冰箱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这些冰箱，可以便宜处理给职工或关系户。但张瑞敏说这个冰箱如果处理了，买回家后再产生问题，还要来找工厂；另外，如果你今天能处理掉这76台，等于给后边的760台、7600台有问题的冰箱都开了通行证。所以，这76台冰箱绝不能让它们存在。“有缺陷的产品就等于是废品”，这个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来很难被大家接受。那时的冰箱有一、二、三等品，因为当时物资紧张，没有人重视产品质量，就算是等外品、处理品，一般都能卖掉正因为如此，所以张瑞敏认为这些有缺陷的冰箱一定要砸。
张瑞敏首先要求所有的人都来参观。然后要求谁做的这个冰箱谁自己把它砸了。许多老工人都流泪了，那时候工人都开不出工资。张瑞敏到这个工厂开始的几个月，都是到农村生产大队去借钱。这种情况下，张瑞敏说，即使我们明天没有钱也必须把它砸了，因为如果我们放行了这些产品，就是放松了质量意识。不是可以使用的产品就能出厂，而是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1985年，张瑞敏带头把76台有质量缺陷的冰箱全部砸烂。如今，在海尔科技馆里的那把“闻名遐迩”的大铁锤，向人们诉说着质量与品牌的故事。这一锤所砸出的不仅是质量意识，砸出的还是一种崭新的观念，从此，质量意识结结实实地印在海尔人的心中。
这次砸冰箱的震慑效应，改变了人们的质量观念。可以说，海尔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创新观念，先抓质量，然后发展起来的。所以海尔的品牌，多年来高耸挺拔。蒙牛也是如此。
蒙牛是世人公认的善于造势的企业；“造势”的主要副产品其实就是新闻。在广告与新闻的权衡中，蒙牛最具特色的创新之举是“广告片的新闻制作法”，其倡导的主旨是广告要素与新闻要素的“嫁接”。从新闻角度看，将其融人广告可以增强可控性，使之由易碎的“短命新闻”变为易存的“长命信息”。从广告角度看，有前人说过：“广告如果不制作成新闻，那它就毫无价值。”这样，就兼顾了新闻与广告的长处，避免了各自的短处，便于借助新闻事件有意识、有控制地树立品牌形象。
蒙牛产品被认定为运动员专用产品后，广告片《天上航天员，
地上运动员》中，既嵌人了“神舟”5号的发射场面，又捕捉了“运动员专用产品新闻发布会”的现场镜头。“非典”大面积爆发不久，蒙牛即与卫生部于2003年4月14日率先合作拍摄公益广告——动画片《怎样预防“非典”》，在当年同类广告中获综合排名第一位。
同时，蒙牛还定期向媒体发送电子邮件。“新闻市场”日益成形，在这个特殊的“市场”中，同样存在供求双方，存在价值规律。从新闻素材角度讲，媒体是需求方，企业是供应方；从宣传载体角度讲，企业是需求方，媒体是供应方。
媒体总是要索取素材的，企业不主动提供第一手材料，见报见刊的可能就是第三手、第四手材料。企业主动向媒体发送新闻资料，一方面可以增加无偿报道的质与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减少错误信息或过时信息的披露。另外，“知之深，才能爱之切”，经常向媒体传递信息，还可形成一定的感情联络。
2003年的飞天事件，让人们记住了“神舟”5号，记住了杨利伟，也记住了蒙牛。作为航天员专用牛奶，当年便成为中国销量冠军。
蒙牛认为事事都有营销点。因此，他们不仅关注社会大事件，而且也善于抓住企业的“小事件”做品牌，如“牛根生参加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小事，都可以成为向全国经销商及广大奶农传递信心的“事件营销”，蒙牛甚至能把自己的广告行为深化为一个“事件”
1999年，蒙牛乳业第一次投放广告，是在呼和浩特市一夜之间竖起300多块广告牌。一觉醒来，满大街蒙牛，而且路牌广告在当地是新事物，这就使“广告行为”本身也成为一个“新闻事件”。而且，同时大量地立广告牌与一块一块地上广告牌，产生的效果就大不一样。
没有想到的是，居然有人去砸蒙牛的广告牌，结果“谁砸了蒙牛的广告牌”成为一个更大的“新闻事件”。
蒙牛经过多重努力，上有航天员，下有运动员，都在使用蒙牛的产品。那么蒙牛是怎么传到海南岛？怎么传到浦东地区呢？蒙牛的牛奶虽香，巷子太深也难以让众人嗅到其香……蒙牛之所以能够走出呼和浩特，走出内蒙古，走向全国，离不开主流媒体之势，也离不开主流事件之势。借助媒体和主流事件做营销便是蒙牛成功的法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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