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陈超下乡劳动已经两年了，按照当时的规定，陈超已经具备了返城的资格，但是陈超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知识分子，又没有特殊的社会关系，所以他们为不能尽快让陈超回城而焦虑不安。当时的青年人的梦想就是当兵，这在那个革命理想主义空前高涨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长年在幽暗的灯光下读书，陈超已经近视，视力明显下降，所以当兵的梦想也只能破灭。而陈超也不想回城做一个又脏又累的壮工，他对农村倒是怀着相当的好感。他甚至憧憬靠自己的劳动在村里盖上四间砖房，用篱笆圈成院子，养条大黄狗，然后再娶一个漂亮健壮的乡下媳妇，甚至如陈超后来回忆的，此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心上人”。而陈超在下乡期间，不仅参加各种繁重的劳动，而且还通读《赤脚医生手册》、《实用医疗全书》并偷偷地练就了一门手艺——针灸。在阅读了大量的中国传统的针灸理论书籍以及对经络、腧穴理论烂熟之后，陈超就在自己的身上和一块块猪皮上练习，他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做一名乡村的赤脚医生，养家糊口、救死扶伤。
但是，一切并没有像陈超所想象的那样……
在春节回家探亲时，一天午后，父亲从外面带来一个陌生的中年人。父亲对陈超说知道你小子喜欢音乐就找来这位老师给你点拨一下。陈超立即弹奏了当时刚刚问世不久并且难度相当大的改编自锡伯族民歌扬琴独奏曲《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那个中年人听后频频点头，之后又考了陈超一通乐理知识，并且拿出随身携带的校音器试陈超的耳音。一番忙碌之后，中年人对着父亲夸奖了陈超的音乐素质，之后转身便走。父亲在送这个陌生中年人出门时送给他一顶当时颇为流行、昂贵的高档棕色长毛皮帽，那人倒也没怎么推辞。陈超若有所悟，问父母是不是自己有可能进入文工团啊！这可是陈超想都没有敢想的事情，要是真的进入文工团那该比进城当工人强上多少倍！事后陈超才知道原来市拖拉机厂要一个弹扬琴的，陈超为此有些失落，但是想想父母为自己操了这么多心也该让他们省省心了，如果能进厂当一名“工人”也不错。这年春节，父母为了陈超的工作拉关系将家里一年的肉票（副食供应券）都用光了。
春节过后，陈超返回村办理返城入厂手续，并在“爱好与特长”一栏小心翼翼地填上：“扬琴。有独奏水平”。而为了祝贺陈超能够回城进厂，叔叔忍痛割爱把他排了三年号才轮到的“凤凰”自行车车票送给了陈超。但就是这辆在当时看来相当贵重的自行车，却引发了一段让陈超意想不到而又终身难忘的故事……
文革后期的一九七五年，冬天已经结束，春天再一次来临，河水解冻了，冰块消融，春天原野上的植物如燃烧的绿色导火索在迅速地生长、燃烧。高中未毕业下乡两年之久的陈超也终于进入石家庄拖拉机工厂当了车工，而闲暇之余陈超就在厂里的文工队弹奏扬琴、排练演出。进厂学徒都有一个师傅，陈超的师傅是一个身高体壮的二十六、七岁的来自天津拖拉机厂的“援建”工人——高坦，但是高坦从来是一脸冷漠，不发一言。陈超深为不解，后来才知道，师傅高坦的母亲曾是“三青团”的队长，在“文革”中与其父办理了离婚手续，高坦跟着父亲一起生活。在那个非常年代，尤其是“血统论”盛行的年代，人们往往把高坦和他的父亲看做是反革命家属。这也是为什么高坦从来不与任何人交往、从来一脸严肃的原因了。
而当学徒的日子是难挨的，师傅高坦从来是不苟言笑，对陈超一连漠然，而陈超也只能毕恭毕敬、万事谨慎。拘谨的两个多月的学徒生活使陈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万分失落，躺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不免留恋下乡的那段日子，想起一同在寒冷的夜晚烤烟草的“大头”，想起那个瘦弱文静的社中女教员。更为重要的让陈超牵挂、放心不下的是他看中的那个漂亮、活泼、能干的“村姑”。陈超为了打发苦闷的日子，写了三十多首五言、七言格律诗、半格律诗和自由诗，献给自己乡下的这位“心上人”。
尽管在后来的日子，高坦和陈超的交流有些增多，但更多的时候高坦仍是沉默不语、面无表情，看到其他的学徒和师傅好成一个人似的，一起唠嗑、一起打饭，休闲时一起出去逛街、打鸟、捞鱼，陈超失落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拖拉机厂的车间主要有锻压、铸造、底盘、装配、齿轮。其中底盘、装配、齿轮车间是热门车间，这些工人也大抵有些家庭背景，甚至有很多都是干部子女。这些人仰仗家里的优势就互相排挤、较劲、明争暗斗。而高坦是一个喜欢独来独往的人，他和任何人都不来往，没有一个朋友，更多的时候是一脸的严肃和冷傲，即使是在大澡堂子里工人互相开着黄色的玩笑，高坦仍是毫无反应，这就使得其他的工人和师傅对之敬而远之，而陈超也因此受到了“牵累”，形单影只、孤鸟绕枝。
但是，陈超和师傅高坦之间尴尬、紧张的关系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了转机。
这天是星期三，厂休日。别的工友都出去溜达、逛街了，厂子里空荡荡的。陈超闲来无事就独自躺在宿舍床上翻看《人民文学》。陈超当时手里有十几本五六十年代的已经发黄、变脆的《人民文学》和《蜜蜂》，这些杂志是陈超当时在下乡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老农家发现的。看到陈超看书，师傅高坦十分惊讶，而就是这次关于文学的对话使他们成了好朋友，起码是文学上的好朋友。当时陈超正在读的是一九五七年第七期的《人民文学》，众所周知，在当时的“反右”运动中，这一期的《人民文学》上所发表的诗歌和小说后来大都被视为“毒草”而遭到了否定与批判，其中有穆旦、宗璞等。高坦试探性地问陈超喜欢其中的哪部作品，陈超说最喜欢的是《美丽》，而高坦则认为是宗璞的那篇小说《红豆》，并且当着陈超的面成段成段地背诵主人公齐虹对江玫的爱的誓言，“我第一次看见你，就是那个下雪天，你记得么？我看见了你，当时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就像头上的那两粒红豆，永远在一起，就像你那长长的双眉和你那双会笑的眼睛，永远在一起”。这让陈超甚为惊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文革这样的岁月，两个人对一篇有“严重问题”的小说居然达成了共识，这无论是对陈超还是对高坦都是一个不小的意外。
这天下午，相见恨晚、谈兴正高的陈超和师傅高坦破天荒地下了饭馆。当时陈超的工资是十八块五毛，而大喜过望的陈超出了血本，点了葱爆羊肉、酱烧茄子、卤煮花生米和啤酒。在饭桌上两人谈论最多的仍然是文学，两个人都有了微微的醉意。这是可以想见的，在那个文学几乎成了一片荒漠的年代，还有人在一起谈论文学是让人瞠目、也是让人心仪的事情。甚至当夜幕降临，二人回到宿舍仍然继续谈论文学，陈超把自己在生日过后不久写了一首诗当即朗诵给师傅，“偷生燕赵地，寒鹤倚衰林，残英犹在目，秋风已吹心。淅淅添泪眼，阵阵暮云深，怅望东天月，长啸欲损神。”高坦表示认可陈超的文学素质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陈超当晚失眠了。他为自己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在文学上谈得来的朋友和师傅而庆幸，他甚至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够将厂子里和自己一同学徒的最有气质的漂亮女工介绍给仍然单身一人的高坦。高坦和陈超的关系从此由冬天转入了春天甚至盛夏，正如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所说的——“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
此后，无论是工作时还是闲时，陈超和高坦谈论最多的就是文学和哲学，也只限于文学和哲学，两人从来不谈论各自的家庭生活。高坦兴趣广泛，喜欢文学、哲学，也喜欢画画。他藏有一本一九六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洪谦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但他只是让陈超粗略地翻看。高坦喜欢摘记名人名言，当时他已经做了三大本摘记，上面是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斯宾诺沙、卢梭、费尔巴哈、黑格尔、康德、斯宾格勒、叔本华、马赫等人的哲学语录（陈超的哲学兴趣由此被激发，以至他后来在大学一直给研究生开现代西方哲学必修课）。更为重要的是高坦也写诗，甚至他写的诗已经抄满了两大厚本，其中不乏爱情诗作，这让陈超感到兴奋又意外，多年之后陈超还记得高坦一首诗中的句子——“让我扯住你头发的电线”。
一九七六年是特殊的一年，对中国人民来说，这一年是要加上着重号的一年。一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举哀。那时候电视机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稀罕物件，而当时的拖拉机厂的职工宿舍大院有一台十八英寸黑白电视。天天晚上，陈超与几百名工友围坐在一起观看周总理逝世的追悼情况。激动而悲伤的陈超，连夜为厂文工队写了一首悼念周总理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500余行的长篇朗诵诗。由于诗太长，不适合朗诵，陈超就用40张白报纸誊抄，抻铁丝挂在了厂里一条人流最多的路的一侧。那天晚上寒冷异常，零下十几度的夜晚，陈超却一次又一次跑出门去看自己的“伟大”作品，生怕被风给吹掉了。陈超的这件作品引起了厂宣传科的注意，他被抽调去参加“‘学习与批判’研讨班”。
但是也有让陈超遗憾的事情。
比如，入厂一年期满，车间要对徒工进行技术考核。但是考核的结果陈超却是“较差”，陈超这时候才发现自己只会下料、粗车和倒角等活儿，而其他的徒工已经学会了技术含量较高的“精刀槽”。这时陈超才明白师傅高坦在技术上一直没有深教自己，这让陈超很为恼火。在后来一次高坦因工外出期间，陈超在另一位老师傅的指点下数月勤学苦练，不但掌握了精车，甚至学会了镗孔和挑扣这些高难度的技术。每天下来，看着车好码齐的闪着迷人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晕的滚齿轴，陈超竟有着无限的快乐和满足。对此时的陈超而言，在车工和文艺宣传队员之间，他甚至更喜欢车工这门手艺。
接下来的一件事则更让人欷歔感叹。
文革大革命已经结束，转眼到了一九七七年。这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陈超和师傅高坦都在准备复习参加高考。这是深秋的一个夜晚，天上飘着不大不小的雨，陈超和高坦赶上加班只好滞留在工厂。为了抓紧时间复习数学，二人商量好到厂道对过儿的文工队乐队排练室去复习。在雨中，高坦提议陈超一起推上自行车（中、夜班时，工人都是将车子放在车间进口空地），将车子放在主楼走廊。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会让人感到天意弄人。上楼进了排练室，陈超和高坦复习了一会儿，高坦突然说肚子疼就去了厕所，一去就是十几分钟。而等到复习完数学，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息了。可是来到楼下，让陈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那辆九成新的“凤凰二十八型”自行车已经不翼而飞了，找遍厂区也没有结果。第二天，陈超向厂保卫科报了案，在接连几天的调查取证中，高坦成了被保卫科重点怀疑的对象。连陈超也将信将疑，与高坦渐渐疏远了。这事尽管最终也没有结果，但是高坦因为此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那些一贯看不惯高坦的工人则借此机会添油加醋、无中生有。而高坦因为“自行车”事件，已无心高考复习。
一九七八年初，陈超接到了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高坦却意料之中的落榜了。在陈超即将离开工厂上学前夕的一个黄昏，高坦找到陈超，“我没偷你的自行车，可想想是我让你把车子推到主楼的，我现在赔你两百块钱。我知道你这个人不会收，也相信你现在不再怀疑我。但作为曾经的朋友，我的这两百块钱就当是送你上学用的。你脑子够用，好好学。”高坦不容分说将钱和他摘抄的三本笔记塞到陈超手里，而陈超一时百感交集，失声痛哭。而如血的残阳正泼洒在宿舍老旧的窗户上……这成为陈超永难释怀的心病。
陈超在拖拉机厂当车工期间开始尝试诗歌创作。其时，陈超除了与师傅高坦的文学交往之外，主要是与其他三位要好的工友秘密组成读书写诗的小圈子，他们互相交换各自偷偷珍藏的书籍，主要是古典诗词和少量的外国浪漫主义诗歌（包括海涅、雪莱、普希金）的中译本，而就是这带有秘密性质的阅读使得陈超开始用古典诗词和新诗来“打发”自己的青春岁月，并完成自制诗集《柳叶刀集》。这本略显粗糙的绿色封皮的手抄诗集成为陈超诗歌学徒期的见证，其中很多是对古典诗词的仿写，而其中的新诗也明显带有青春期的感伤而多情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气息。在这些还显稚嫩但是充满热度的诗行的背后，一代人的青春岁月逐渐远去，命途多舛的下乡和进厂的经历，都呈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尽管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的时光，但是陈超仍清晰地记得一次生日时自己“草就”的诗作，“吾心迷离滹沱边，仲春离情起霜寒，琵琶踉跄弹契阔，再举殇羽恸低天。”在陈超的青春岁月中写就的这些带有萧瑟“暮气”的诗作，不能不折射出文革时期一代人的真实心境和心灵履历，而伴随这一切的是沉重的戴着枷锁的灵魂叹息。
尽管文革后期，陈超在工厂的那段短暂的时光中的诗歌练习还带有明显的稚拙的成分，但在工友们看来，陈超显然已经是一个特殊的诗人了，也正是在朋友的认可中，在早期的那几本淡绿色的诗歌修辞本上奠定了陈超日后成为一个优异的诗人和诗歌批评家的基础，甚至也可以说，是诗歌使得陈超当年的这样一个年轻人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诗歌，就是暗夜沉沉中一盏闪烁着温暖也闪烁着忧伤的灯盏，渐渐照彻了这个怀着文学冲动的年轻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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