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终于结束了，冰冷的冬雨也结束了……

    一切都像此后的社会史和文学史所谈论的那样，一切都开始逐步走向正轨，新时期开始了……

    一九七八年二月，陈超走出了令他一生难忘的石家庄拖拉机厂，在走出工厂大门的时候，他伫立良久。他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这里了，但是，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会深深烙在脑海里。还有令他愧对的师傅、朋友——高坦。这工厂里的青春岁月，有过幸福也有过痛苦，这段青春是脆弱的，让人心酸……

    入学后，陈超把两百块钱和抄完的笔记本寄给了高坦，他和高坦有过几次通信，但是，每次高坦的回信都是寥寥数语。至此，这段工厂的故事告以结束，一切都在渐渐地散去，但是那一段可贵的文学交往对于陈超而言却是一笔财富，一笔青春岁月里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说到“七七级”会给人相当多的话题，而“七七级”的含义也不只限于在一九七七年参加高考、“文革”后第一届进入高校的大学生，“七七级”甚至成为一个代际概念，在这代人身上承载了一个中国浓厚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内涵。在这代人身上，相当尴尬而有意味地呈现了命运多舛的中国的社会转换，新旧气象在这代人身上有着含混而暧昧的共同呈现。当年的很多人因为“文革”后恢复高考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很多人扔掉了放羊的鞭子和耪地的锄头进入了高等学府……

    而说到“七七级”大学生，包括陈超这些当事人自己都在反复地追问，这是怎样的一批人？是被红色文革愚弄者？还是天之骄子？是幸运儿？是有社会经历的老童生？是时代的禁欲者？还是伪道学？是“囊萤”、“映雪”的读书郎？是性蒙昧者？还是会玩“权力斗争”的后红卫兵？是休妻（休夫）大战的参与者？是笨拙地开始学习将理想主义置换为实用主义的于连？是后几届大学生眼中的“土鳖”？这一切难以解答的疑问都呈现了这代人特殊的命运遭际和精神履历。

    陈超进入河北师范大学的时候，刚好二十岁，算年龄最小的那拨儿。众所周知，“七七级”的学生组成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既有民办教师也有国家干部，既有农民、工人、军人、知青，也有刚刚高中毕业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啊！有刚从庄稼地和北大荒跑出来的知青，有刚从海河工地上卸了板车、扔掉铁锨的农民，有刚从各种车间偷偷逃出来的工人，有刚从煤窑里爬出来浑身漆黑的挖煤工，有寒酸潦倒留着小分头的小学民办教师，还有享受特殊待遇的买肉不要票的售货员……可以想见，在红色的政治浪潮逐渐隐去，一群人带着各自的梦想、各自曾经承受的重压甚至苦难的故事走进大学课堂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但是可以肯定，从“文革”后恢复高考之日起，还没有哪一届学生能比“七七级”更珍惜上大学的机会，他们是如此如饥似渴的在图书馆和宿舍里挑灯夜读，在知识贫乏的年代他们曾患上深深的精神饥饿症，只有书本能够让他们大口大口地“吸氧”。而“七七级”也包括紧跟而来的“七八级”已经成为日后中国社会的脊梁，就文艺界而言，北京电影学院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人的“第五代”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而就大学教育和研究机构而言，“七七级”、“七八级”的毕业生很多已经成为知名的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科研院所的高级研究人员了。正是由于“文革”特殊的政治原因，高考的被搁置，积压了如此多渴望上大学的人，这也造成“七七级”的学生年龄从三四十岁到十几岁、二十几岁不等。在陈超的那个班上就有一个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有个同学叫老鄢，而他的儿子是与他一起来报到的，上的是物理系。这样全体“七七级”同学就都成了这可怜孩子的“叔叔”或“姑姑”，而为此也闹出了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一次，十七岁的小高向老鄢同学告状，因为他让小鄢喊自己叔叔，结果这孩子却张口就说“操你妈”。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像“七七级”这样对知识的如饥似渴的渴求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他们曾长期被剥夺了求知的欲望。而大量知识的断档和贫乏也闹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笑话。尽管“七七级”进入大学的时候，文革结束也有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那时候的情势也没有现在想象的那么乐观。陈超等这些进入大学的生机勃勃的青年人，正赶上身体猛涨的时候，而由于中国的教育和对性问题的闭口不谈，导致青年对性知识的了解极其贫乏，最多也就是有人在文革时期偷偷看手抄的《曼娜回忆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科技出版社率先打破了性教育的僵局，大胆推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青年性知识手册》，印数达好几百万册。八十年代人民卫生出版社推出粉红封皮的《性知识手册》，七十多个页码，印数七十五万册。《青年性知识手册》成了青年人最喜爱的畅销书，不亚于现在的少男少女对周杰伦和韩流的追捧。但是，当时去买《青年性知识手册》这本书的人都跟做贼似的，趁前后没人且售货员是同性时才敢张嘴。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打开了这些禁欲年代青年的情感闸门，但是也有人开始犯愁。临近毕业时，陈超班上的十几个同学遇到了发愁事儿，因为他们从《青年性知识手册》上知道了自己“包皮过长”，而这样会影响日后的“夫妻生活”，于是这十几个精壮的大小伙子就集体请了假去医院偷偷做了手术。而刚好赶上中文系毕业卫生大检查，瘦弱的女生们突然发现十几个身板结实的男生都集体消失，于是她们愤愤不平尖声尖气地喊“他们干吗去了啦？他们到底都干吗去啦？”辅导员说：“真不凑巧，他们都得了重感冒！”

    尽管禁欲的年代已经过去，但是当时的大学校园是不允许学生谈恋爱的，而有的同学却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而“玩火自焚”。某系一高材生，品学兼优，在师生当中口碑极佳。但是有一阵子，女生宿舍在熄灯前常常发出尖叫，说是有人在窥视。学校埋伏了好几次，都没能找到这位肇事者。后来这位窥视者在暑假改用高倍望远镜窥视女生宿舍时不幸被抓，原来就是那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而更有意思的是，陈超居然也竟鬼使神差地给同学做了一次“红娘”。为了反对学生“搞对象”，一到夜幕降临尤其是晚上学生宿舍熄灯之后，学校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就拿着手电筒到校园最黑暗的角落、树丛围捕那些“罪犯”。有一天，班上同学老江破天荒地邀请陈超去看电影，快到校门口的时候遇到一个叫杨子的女生，她也恰好要去看这部电影，于是三人一同前往。后来每次看电影甚至外出旅游都会上演同样的一幕，在杨子和老江当中夹着陈超，陈超竟然傻呵呵地毫无察觉。直到临近毕业，老江和杨子公开恋情，陈超才如梦方醒。在毕业纪念册上，杨子写道：“谢谢你，我的好友和红娘。”而老江给陈超的题词是：“积德您呐，红爷！”

    大学期间，图书馆成了陈超唯一的绝好去处。在蒙尘多年的光线暗淡的图书馆里，陈超将堆砌在潮湿墙角的诗集、尤其是外国诗人的诗集如获至宝而又小心翼翼地打开，将那些打动他的伟大诗行记录在他的黑色或绿色的笔记本上。随着八十年代朦胧诗的热潮和文学语境的逐渐解冻，图书馆中的书籍数量与日俱增，而陈超也得以开始接触大量现代主义诗人作品，其诗歌写作风格也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诗歌的黄金时期，陈超也在私心里想成为一个诗人，因此，在大学期间陈超的诗歌阅读量和写作量都是相当惊人的。陈超在大学初期发起成立省会（石家庄）大学生诗歌社团“新松社”，任社长，编辑油印刊物《崛起》。期间，完成自制诗集《解冻》。“解冻”这一词汇，让人想到在“文革”时期秘密流传的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小说。“解冻”无疑也成为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的最好象征。而与社会转型一同发生的，还有青春生命的解冻和诗歌创作的解冻，春天，终于在被长期寒冬搁置之后降临了……

    从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开始，陈超开始活跃于大学校园并崭露头角，其诗歌作品和诗歌评论开始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如一九八〇年四月，《大学生文选》首次公开发表陈超的诗学文章《做个人真实情感的歌手》，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的《河北日报》首次公开发表陈超诗作《未来》等。大学毕业前夕，陈超完成自制诗集《给西西》。伴随着八十年代后期朦胧诗热潮的消退，“第三代”先锋诗歌如火如荼地展开，陈超作为一个敏锐的先锋诗歌批评家开始将视野投注到中国的先锋诗歌上，他八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相关论文已经成为如今研究者和大学课堂谈论的经典范本，如一九八七年，二月在《诗神》发表论文《悄然而至的挑战——论第三代诗人（之二）》，在《河北文学》发表《论青年诗人群落》，五月于《诗神》发表的《中国诗歌新生代》，六月在《山花》发表《第三代诗人的语言态度》，十一月于《黄河诗报》发表《骚动不宁的调色板——论第三代诗人（之一）》等。这些高密度、高质量的、视角新颖、精准，语言独特的批评文字立即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广泛注意与业内人士的认可。陈超关于先锋诗歌的评论文章已经引起了诗界同行们的注意和赞许，但是，可惜的是，陈超的诗歌写作却在八十年代中期中断了，直到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陈超才又开始了诗歌写作。而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重要的原因在于陈超是一个自觉而自省的诗歌写作者，尽管他接触了外国的现代主义诗歌作品并大量阅读了当时朦胧诗人北岛、舒婷、江河、杨炼、芒克等的诗作，这些诗作也更新了他的情感和认知，但是他同样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悖论，即这些诗人的诗歌能够给自己产生深深的震撼和同感，但是自己的诗歌却不能表达自己的内心，自己创作的诗歌竟然与自己的内心是如此的隔膜。这种“揪心”的痛楚使得陈超最终在一段时期里放弃了诗歌写作，这种心情和对诗歌写作的认识在他那首《堆满废稿的房间》中有着相当清晰地呈现：“小林的披肩在颤抖/播撒出香膏和残叶的气味/她的双休日架在叠句和泪水之间/她想象自己是低语的爱玛/等着接他私奔的马车敲击路面/在她的书房，我踏实坐着/翻看新版的《汉语词典》/它与修辞无关，没有伤心的‘夜莺’/‘火焰’燃烧后产生一氧化碳/它是一个词与捐躯无关//词典在一个外省教书匠手上/其意义在于控制‘能指’无边的发展/三十八岁已不是涂鸦的年龄/只要准确，我不再担心意象的暗淡/诗是准确的力学，无论拉近或推远//小林甩动她深棕的长发/房间的格局随之变幻/三年前我曾为这个动作心跳/犹如面对一张十九世纪的倩女照片/如今，我只注意窗外赤日炎炎//一个二十四岁的姑娘在挥霍语言/她的废稿在堆积比她更慵懒/我已从她心上滑落/不会再为趣味起劲的争辩/我喜欢踏实坐着随便聊天//小林的手指抠着水杯/她微蹙的眉间流露了怨叹/我已不习惯不期的罗曼史发生/衰老是美的，干吗要‘赎回时间’？/讨论开始了，‘咱俩谁更荒诞’”。实际上，《堆满废稿的房间》中的“小林”和“我”无疑是陈超不同时期的诗歌观念的投影和象喻，曾经迷恋和沉溺于浪漫主义的想象，被“圣杯”、“玫瑰”、“火焰”、“夜莺”、“枝形烛台”、“管风琴”、“圣水盆”等等这些“西方”式意象深深吸引，但是经过时间的淬炼，陈超终于认识到诗歌不是简单的修辞练习，更非浪漫主义的滥情易感，而是对宏大病态的意识形态“圣词”的重新清洗和消解，是对实实在在的事物呈现和关心“窗外的赤日炎炎”的日常生活，换言之，诗人除了秉持语言的炼金术和优异的想象力之外还要深入时代和现实的“噬心主题”。而这种诗歌观念的转变体现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陈超诗歌写作的实践当中。

    在八十年代初声势浩大的“朦胧诗”论争中，陈超起身为朦胧诗辩护。在喧嚣的诗坛论争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北岛等“朦胧诗”人的批判中，陈超再次感受到空前强烈的“挫败感”。陈超放弃自认为意义不大的诗歌“时评”，为了寻找“内在的自我”和“命运伙伴”，于一九八四年远赴山东大学访学，跟从牟世金教授研读古文论研究课程，后来转学吴开晋的“现代诗学”课，并在山东大学路凡主持的美国文学研究所听课。八十年代文学“方法论热”的潮流也强烈地席卷着陈超，在这里，陈超阅读了当时大量的西方现代文论，尤其是二十世纪的欧美文论。而赵毅衡编选的那本“新批评”文集则使得陈超如获至宝，文本的“细读”方式深深吸引了陈超，这也是后来成就陈超式的文本细读的契机，曾有好友唐晓渡和西川戏称陈超为“诗歌细读学”教授，新批评文本细读理论对陈超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从一九八五5年秋天到一九八七年冬天，陈超每天的必修功课就是解读从李金发开始一直到“第三代诗歌”的有难度的现代诗，而长期的坚持陈超竟写下了七十万字的诗歌细读文章，后结集为《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2]出版。但是，一九八六年以来的“第三代”诗歌浪潮中的口语化、非智性、拒绝深度、拒绝隐喻、追求日常语感的“全新”而“陌生”的诗歌写作方式让陈超重新检视“新批评”的有效性和缺陷，即诗歌的语言自足与文化、社会、经验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一诗学问题。

    西西，陈扬……

    还是在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前夕，陈超完成了自己的另一本手抄诗集《给西西》。这显然是一部爱情诗抄，激情的、缠绵的、平静的爱的对话和倾听本身就是一首首伟大的诗行。西西，此后成为陈超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帮手和知己，尽管据我所知，西西早就不再写诗，但是没有她在此后岁月的强力支撑，陈超的诗歌和评论的写作可能会是另一番状况。夫妻恩爱，西西异常美丽、温柔，这在当时的石家庄文人圈被传为佳话。至今，仍有我的师弟、师妹好奇的探问他们的爱情逸事，……

    然而，当陈扬降生不久，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小小的陈扬被巨大的病痛所折磨，也折磨着西西和陈超。那是一个又一个怎样黑暗而令人不寒而栗的夜晚。好像黑夜永远都没有尽头，但是，阳光总会来的。陈超曾写过一首名为《与西西逆风骑车经过玉米田》的诗，“金红头发童子军在风中集合/绿领带系得潦草而飘逸/腰身一齐弯向东方/金子的心，无辜闪亮//这时，我们骑车逆风冲上斜坡/我突然想加入这单纯的集体！/谢谢天，一切最终都会如愿/拜托你那时将我撒入这片绿吸墨纸的大地”。而这首诗我更情愿将之视为他们在不平坦岁月中的心灵履历的呈现，秋风向晚，逆风，上坡，都显示了当时生活的艰难与辛酸。

    在陈超和西西的悉心照料下，小陈扬的病情逐渐得到控制、好转。当我看到陈扬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帅气、懂事的少年了，高高的个子，喜欢唱歌，喜欢大汽车、火车和自行车。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坐上火车，跟随爸爸和妈妈去远行，看看灰暗的石家庄外面的精彩世界，看看雪山、草原、瀑布、高原红、大海……而陈扬多想自己也成为一个杰出的舵手，在他自己的人生长河中任意地遨游、远航……陈扬从小就养成了善良的性格，同时，他以孩童般的心看待这个世界。一次，陈超和陈扬一起去西清公园散步，突然天降大雨。本来是两人共撑一把伞，突然陈扬发现在冬青丛边有一个被雨淋湿的无家可归的瘦猫，当时陈扬想都没想夺过雨伞就向那只猫冲去。他想让小猫避避雨，但是，猫吓跑了，陈超也淋成了“落汤鸡”。

    陈超一家曾长时期居住在石家庄的北郊，外面的菜市场人流熙攘，而当他们即将搬出这栋已经有些老旧的房间时，他内心有深深的不舍。那窗外的梧桐、白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季节的轮回，“西西在收拾厨房/刮干净油渍的灶台/阳光邀约高大白杨树影/静静地搭在她淡青色的围裙上//对就要告别的老窝/她如此恭谨，殷勤备至/一半出于留恋/一半出于好心/搬空的房子，明天/还要由施工的河南民工暂住”（《正午：嗡嗡作响的光斑》）。正午，从窗外投射进来的斑驳的光斑在将这里发生的一切重新聚集，温习……

    在二〇〇六年初夏的微醺中，我来到南郊的陈超新居小坐，多年来和他的交往，他的呵护，他的鞭策，他的鼓励和诸多细节都急速地在我的脑海运转起来。这一切如此强烈地搅动和澎湃着我的内心和记忆。当陈超老师的公子陈扬高兴地叫我叔叔时，我有些伤感和无奈。陈扬已经这么高大壮实了，我都成了他的叔叔，时间真的是无情的。它巨大而无形的指针日夜匆促而无情地划过的时候，一种叫苍老的东西在纠缠着我三十岁的身体和内心。看到高大的陈扬满足的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吃着妈妈削好的苹果，我想到了陈超这样的来自于生活深处的诗句：“家中曾有或正在经历的磨难/我们承担得起。心灵的需要是这般简朴单纯/一片微响的竹林会轻拍并安顿一家人老派的心扉。/当儿子从玩厌的庑廊里溜回/他懵懂的催促声，也仿佛来自另外的岁月……”。

    陈超和他的“西西”在巨大生活压力面前的乐观、倔强与和谐都使我内心多少次的感动，“京深高速公路的护栏加深了草场/暮色中我们散步在郊外干涸的河床/你散开洗过的秀发，谈起孩子病情好转/夕阳闪烁的金点将我的悒郁镀亮//秋天深了，柳条转黄是那么匆忙/凤仙花和草勾子也发出干燥的金光……/雾幔安详缭绕徐徐合上四野/大自然的筵宴依依惜别地收场//西西，我们的心苍老得多么快，多么快！//疲倦和岑寂道着珍重……/十八年我们习惯了数不清的争辩与和解/是呵，有一道暗影就伴随一道光芒//你瞧，在离河岸二百米的棕色缓丘上/乡村墓群又将一对对辛劳的农人夫妇合葬；//可记得就在十年之前的夏日/那儿曾是我们游泳后晾衣的地方？//携手漫游的青春已隔在岁月的那一边/翻开旧相册，我们依然结伴倚窗/不容易的人生像河床荒凉又发热的沙土路/在上帝的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秋日郊外散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而这个季节更容易让人怀念往昔，或者欢愉，或者悲悯。陈超，西西，一起牵手相依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是熟稔带来了幸福和默契，也是熟稔给生活制造着小小的麻烦和不悦。世间夫妻哪有不生气拌嘴的，但是，伟大的夫妻永远会珍惜难得的拥有，宽容、爱惜、和解，这是真正的至理名言。当又一个秋日的黄昏来临，石家庄的郊外有些空旷和荒凉，陈超和西西难得偷闲地出来散步，西西刚刚洗过的发辫散发出丁香一般的气息，而头顶上的落叶和粉色的蝴蝶正在纷飞。这金黄的叶片让人惆怅也让人平静，陈超和西西在谈论着陈扬，孩子病情的好转使他们能够在此刻享有温暖的黄昏的余热，让树林中播撒下的光亮将往日的忧郁镀亮。而河水已经在多年前的某个夏日干枯，只有河床似乎还证明这里曾经是流水潺潺，鸟语花香。谁都不能阻挡时光的利刃，一切消逝得那么快，从偶然的相识、一见倾心，转眼青丝都沾染上了少许的白雪。在树林投下的斑驳的光影中，有明亮也有灰暗，而远处乡间的墓群提醒人们生命是如此的短暂，也许，只有伟大的诗歌和伟大而平常的爱情能够承担这种宿命性的痛苦与悲凉。

    西西是一个心灵手巧、安家务业的人，她几乎很少去商场为陈超购置毛衣、毛裤。工业时代的机器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每当冬天难得清闲的时候，西西就开始温习她擅长的功课——给陈超和孩子织毛衣。她不学自通，深谙各种复杂针法，她的一针一线也流走了一个又一个冬天，“整个冬天/西西在闲暇中/织着浅灰色的毛衣//她光洁的额头/微微低俯/顺从着双罗纹的针法//毛线像挽留着/默逝年代的恍惚光丝/我心安静/时间慢了下来//高大悬铃木/在北风中也轻摇棒针/织出浅灰的芽苞”（《在这儿》）。

    石家庄，红旗大街，读诗的女生……

    如果说一个诗人的写作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也许这话没错，但多少有些大而无当。石家庄，这个一年四季灰暗乏味、污染过于严重的北方城市（我更愿意将之视为一个时代诗人写作的普遍境遇），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提醒陈超与这个时代的距离和深入命名的迫切感。陈超在阵雪飘飞、枝丫无声的冬夜静顿、沉潜下来，在记忆和现场的萦回中面对内心和想象力的折回与飞翔，“夜深人静。窗外飘起冬雪。这是天空中落下的唯一使人不必设防的东西。我在写诗。一切喧嚣止息了，我得以坐下来面对自己。我发现自己心灵中残酷、阴沉的一面。有时，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3]陈超手中雕刀的弧光在时光沙漏的阵微细响中，雕琢着已逝和将逝的内心阵痛与宽怀，“年岁已晚，让我谛听那柔韧的刻刀/在一阵窸窣中剥啄，吹息，呈现。/这世界在黑夜中也荫荫生辉，/玻璃上的纹章吮足了涧溪”（《毕肖普，刻刀》）。在陈超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这样一个字条，这是格劳肯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当格劳肯听到苏格拉底描述理想的生存形式后，反诘道：‘苏格拉底，我不信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有这样一座上帝之城。’苏格拉底回答说：‘无论天堂中有没有这样一座城市，或者地球上有没有这样一座城市，有智慧的人都将循着这城市的方式而生活，并以此装点自己的家’”。而格劳肯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和互相的盘诘，也正呈现了陈超多年来在学术研究和诗歌批评甚至是诗歌写作中所长期坚持的一个准则，对历史怀疑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双重坚持。陈超更像是一个工业时代大汗淋漓的骑单车的人，他在阵雪和逆风中前进，诗思和存在的隐痛在冬夜中静顿、沉潜。在时间的指针悄然掠过惊惧的目光，诗人则擦拭和点亮了那个略显老派而又温润萦怀的旧式灯盏，“我站在最冷最暗的旷野/望着你给我展示的家园，/今夜啊，让我放下火杖，拿起诗歌”。

    由北京向南，乘火车或走京石高速，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就能抵达石家庄。石家庄，可能是一个没有什么明显特征的城市，如果有的话就是长时期的环境污染，云烟弥漫。石家庄，一年四季都让人心生烦闷，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尤其是夏天，下雨的时候地上铺满一层黑乎乎的东西，而更多的时候则是令人憋闷的桑拿天气。石家庄，很难与诗歌和诗意发生什么关系，但是，正因为陈超的存在，很多诗人在提到石家庄的时候都会最先想到陈超，想到陈超的时候也会自然想到石家庄。陈超曾有很多机会调离石家庄去更好的城市发展，包括北京的某所著名高校，但是陈超留下来了。因为，他在石家庄不仅可以更为方便地照顾母亲和孩子，而且他已经深深爱上了石家庄这座年轻的城市。每当有课的时候，陈超就提前下楼，擦拭他那辆骑了多少年的二八型自行车。因为石家庄多的是风沙和烟尘，所以每次都得擦拭，这成了陈超每次上街或上课的必修工作。在寒来暑往中，陈超一大早骑着他的单车在逆风中穿过菜市场、大街、小巷，一排排的梧桐树成为他最好的伙伴，而最令人心动的还是那些等在课堂的嗷嗷待哺的学子。陈超每年要给大四的学生开设名为《现代诗歌研究》的选修课，当时听课的火爆场面甚至更像是歌星的演唱会，“那些女声听得紧张，入迷。个把男生/直擂课桌，像牲口快活地嗷嗷直叫”（《本学期述职书》）。是两个大班（各二、三百人）轮流上课，陈超往往是上午八点钟开始先给二百多位同学上完两节课，之后在十点钟课间休息的时候，另一批二百多人的“队伍”又浩浩荡荡地开进教室继续听课。当时出出进进的拥挤场面，令很多师大学生在多年之后仍然记忆犹新。

    当北京的秋风和秋雨敲打着高大建筑的屋顶时，我提前领受了另外一种声音：“在落雪的时候，我独自走向田野。你的诗温馨明亮如冰雪下的河流。”石家庄下雪的机会已经很少了，但是，多年前，陈超的很多重要著作和论文以及诗歌作品都是在下雪的时候得以完成的，正像陈超自己所说的——“夜深人静。窗外飘起冬雪。这是天空中落下的唯一使人不必设防的东西。我在写诗。一切喧嚣止息了，我得以坐下来面对自己。我发现自己心灵中残酷、阴沉的一面。有时，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陈超：《塑料骑士如是说》）

    是的，当无边的苍穹上洁白的雪花漫天飞舞的时候，大地是如此的沉静。雪，打开了一个诗歌的世界和一个圣洁无比的天堂，在这里，雪涤荡着世间的黑暗与污浊，诗人可以用雪花写下最美丽的诗篇，最优美的文章。而更是这雪的洁白，能够让陈超这样一个自觉、自省而有良知的人一次次敞开心扉，省察自身。博尔赫斯曾自问，“是什么命运的乖张，使我这么害怕一面照人的镜子？”而自审的勇气也使得陈超避免了这种可怕的危险和战栗。陈超的诗歌和诗论文章中不时呈现和充溢的强烈的自审意识使他在窥破、穿透和洞明生存和历史镜像迷雾的同时，在反观事物和自身同时“终得以远眺神明的宁静”（瓦雷里语）。这的确如诗人希尼所说“如今再去窥探根的深处/用手指抓出泥泞/如大眼睛的那喀索斯/瞪视着泉水/有损成人的尊严/所以我写诗/为了凝视自己/为了让黑夜发出回声”。作为一种成人式的诗歌写作，陈超深深懂得——诗人不是自恋的水仙而是自审的叩问者，是与自我灵魂的辩难、诘问的对话者和与他者的争辩者。这个过程就是激烈的“我说”和“他说”的同时亮相和彼此张看，是求真意志的语言历险中生命与语言的彼此激活和命名。在粗糙、简陋的房间里，当两个高贵的灵魂格劳肯和苏格拉底在争论大地上是否存在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美妙的“上帝之城”的时候，怀疑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相互扭结和冲撞就不时地与文学滚动的车辙发出紧张的摩擦声响。

    十月的北京已经被渐紧的秋风所笼罩，硕大的花喜鹊穿过远处的树林，黑色屋顶上盘旋的落叶正在显示着时间的重量。在北京，一个国际研讨会正在热烈的召开着，而陈超却因种种事情没能从石家庄赶到北京，这多少也是不小的遗憾。夜深了，秋雨滴落在窗外的梧桐上，一场北京的秋雨浸透和怀想着是一种怎样的诗歌情怀啊……

    多少年过去了，北京轰响的泥泞中已经很少能见天地中茫茫的雪景了，但是每当冬天不可阻挡的敲打门窗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陈超在大雪中写作的情形。诗歌，也有如大雪，凌空而降，给人以猝然一击，诗狂暴地或温柔地攫住了卑微或高洁的灵魂。应该说是雪给了在尘世搅扰中的灵魂以理想主义的些许安慰，而遵循内心的写作肯定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所承担的重量是不能估量的。而陈超正是在长年的语言操劳中获得幸福的人，一个优异的诗评家和诗人，“我封好要邮寄的书稿，像黎明中的农夫勒紧卖粮的大车/哦，你有多好听——清晨送奶人嘹亮的哨子”，这种多年来写作的快乐与幸福也许只有陈超和他的家人能够真正的领受。

    越是到了秋天我越是被一种略显悲凉而又明亮的氛围所笼罩，而怀念则成了我夜晚遥想和写作的最好方式。当二〇〇六年四月底的一个黄昏，我发着低烧由北京赶往石家庄的时候，列车外的冀中平原让我感到有些模糊，这一切曾经是多么的熟悉又是多么的陌生。那在田塍上劳作奔走的背影又何尝不是我多年来求学的一种最为确切的明证，还有一个又一个黑夜中，背后温暖地照耀着我的灯盏，母亲的灯盏，父亲的灯盏，妻子的灯盏。

    当石家庄红旗大街的行人渐渐稀少，当黄昏的余光镀亮河北师大校园女生苗条的背影和阔大的梧桐树叶时，陈超老师骑着单车斜挎着书包来到我面前，那满布磁性和温暖的招呼，让我那么多该说的话都在此刻失去了分量。实际上陈超老师的这架单车已经在师大成为佳话。很多年他居住在城北郊，河北师大却在石家庄的西南角，他一年四季都骑着自行车来上课。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当学生瑟缩着袖着手蹩进教室的时候，陈超却身穿单衣满头大汗地阔步走进教室。

    在转身离开师大的时候，我再次瞥了瞥暮色中那个略显老旧的图书馆。多年前，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他留校当教师，图书馆成了他最好的伙伴，连图书馆的清洁工都认识了这个高大的、嗓音洪亮的陈老师。正是在陈超的带动下，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最喜欢的课就是“现代诗学”。甚至有美术系、音乐系和体育系的学生来听陈超的课，人多的时候连过道都挤满了人。而课堂上一阵阵会心的笑声温暖着石家庄一个又一个寒冷而灰色的冬日，是诗歌成为最好的对话者，“河北师大图书馆/线条简洁又流畅/新油漆的桌椅比读者漂亮/散发着清漆的香味儿/和开朗的光芒//我喜欢的姑娘/正站在铝合金升降梯上/将新购进的诗集整齐摆放/刚才她还在林子里跳绳儿/起伏的发辫使我怅惘/一些书已经上架/另一些从她手中滑落/我看到地下一本《生命诗学》/擦亮了她野薄荷一样的目光……//此刻多么美多么安详/站在四层楼的高度/我注意到树枝不能遮挡的/一大块太阳/袅起的对流风将窗帘掀动/现在她已发现身后的‘陈老师’/但我的表情已调整到无关痛痒”（《借书轶事》）。转眼往事依稀，而陈超也看到了我此刻意味深长的微笑，但他不知道此刻我正想着他写于十年前的这首名为《借书轶事》的诗。是啊，图书馆、漂亮的女生，还有诗歌，这本身就是一首醇正的令人回味的诗啊！多年后的雪后的清晨，当年轻的学生再次捧读陈超的诗集时，她们是否还会想起这个高大、温暖充满激情的背影一次又一次穿过师大校园的动人场面……

    平心而论，我之所以喜欢石家庄这个污染有些严重的城市恰恰是因为这里有我最好的朋友和最好的老师。就像此刻天宇中红黄的月亮，那份宁静和自足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陈超推着他那辆自行车和我一起穿过石家庄的南郊，步行于黑暗的人群，还会有谁知道我身边的这位在诗歌界是一个多么高大的人！我有些失落，诗歌是伟大的，也是脆弱的。但是，有了陈超这样一个老师、学者、诗人，有些人应该为此感到庆幸。多年以前，曾有一个女青年仰慕陈超的大名，千里迢迢从外地赶到石家庄，她的愿望就是只想见陈超一面。陈超骑着那辆自行车去了石家庄火车站，又在匆匆中将她送走。如此淳朴、诚挚、纯洁的陈超是不能用任何语言来描述的。

    陈超的朋友们，

    铁凝，晓渡，西川，于坚……

    陈超的朴实、真挚的为人品行使得他结识了当代中国众多重要的诗人、作家甚至艺术圈的朋友。

    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期，陈超的文艺圈子里的朋友隔三差五就来“骚扰”陈超，连小区看大门的大爷都认识了陈超的这些朋友。另外，大量的诗人、诗歌爱好者，当然也不乏从外地赶来的冒名顶替借机蹭饭的人，都往陈超家里跑。尤其到了周末，陈超的家里总是人来人往。当时宽容的西西对陈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的朋友总是如此怪僻”，但是，从内心里西西是接受了陈超的这些形形色色的朋友的。九十年代初，人们渐渐疏于交往，或出国、或下海，总之从事诗歌研究和创作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当时，在国内和陈超一起搞诗歌批评的人也在九十年代初纷纷改弦更张，只有陈超等少数人仍然在不懈坚持他们的诗歌梦想，也只有陈超等日后成了中国诗歌界响当当的先锋诗歌批评家和诗人。

    至今，河北师范大学仍保留这样一个传统，每年举行一次诗歌朗诵会。每次河北作家协会主席铁凝都会如期而至，而陈超和铁凝的深厚友谊也因此与诗歌有关。

    尽管铁凝作为小说家的一面为人们所熟知，但是早期的铁凝也曾经尝试过新诗写作，铁凝更是多次坦言自己对诗歌的特殊感情，而陈超正是她诗歌交往中最好的朋友。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铁凝是写过诗歌的。那是在作为知青下乡期间，铁凝写小说，也开始尝试诗歌写作，一九七七年的《天津文艺》以及《河北文艺》曾发表过铁凝的诗作。当然这些诗作只能算是铁凝热爱诗歌的一个标志，这些诗歌也显示出那个年代一代人特殊的精神状态和文学写作的特征，“铁姑娘车队拉着棉花进村，/马儿像拱着蓝天驾着白云。/唱着卸车，笑着入库，/库外是银山，屋内灌满银。//管库员刚要锁门，/队长说：‘等等！’低头拽起衣襟，/她摘下沾在身上的一瓣棉花，/花瓣轻轻地飞进库门。//姑娘们学着队长，/也细细查看全身。/无数朵小小的银花，/都飞进大队的银囤。//它们没啥分量，/重的是姑娘们那颗颗红心。/银潮虽然满地流淌，/一朵银花也得归入公社的聚宝盆”（铁凝：《分量》）。这首诗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不掩铁凝的才气。

    铁凝这样评价陈超的诗歌，“我喜欢他的诗，是因为他的诗中我反复感受到了陈超恰如其分的善良，诚实，他特殊的温暖的忧伤，和朴素的明澈。他的善良恰如其分，不比善良少，也不比善良多。陈超近年的诗像马蒂斯的剪刀下的剪纸那样，单纯而明净，能够唤起我们的内心感动。”而当陈超在一篇关于铁凝的文章中公开称赞铁凝的美丽时，我们不能不为怀有一颗“一片冰心在玉壶”的陈超而感怀了，“而铁凝也的确称得上美丽。在我的朋友中，还没有谁像她这样其形象给我巨大反差。安静时，她从外形到气质像是油画家靳尚谊或杨飞云喜欢画的那类人物肖像，深邃而典雅；可当她快乐起来，马上像个无挂无碍的女大学生。这两种彻底搭不上边的气韵却能和谐统一在她身上，令朋友们感到微微的‘惊异’”（陈超：《写作者的魅力——我认识的铁凝》）。

    唐晓渡是陈超最亲密的朋友。在诗歌评论界，他们两个的名字总是排在一起。二人性情相投，艺术观念也有诸多相通之处。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二人合作为中国先锋诗歌的发展做了很多无法替代的工作。唐晓渡长于宏观的理性思考，而陈超则长于提出尖锐而焦迫的批评命题。二人恰好形成了相互激发，相互启示。他们搞的长篇对话，以及合作编的各类诗歌选本，理论选本，对中国先锋诗歌和先锋诗学的塑形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生活上，他们互相关心，在文人相轻的氛围里被传为佳话。唐晓渡曾在文章中赞叹又担心地说：“陈超善于干一个人的工程，顶十几个诗歌教授。”

    西川也是陈超最好的朋友。在西川看来，陈超不但为人诚实而有趣，而且是真正懂得先锋诗歌秘密的少数人物。他说，“在我眼里，杰出的诗人和杰出的诗歌批评家没有高下之分。陈超既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批评家。在他身上，这两个杰出也没有高下之分。无论在他进行诗歌创作，还是进行诗歌批评时，这两个杰出都相互借重。”（《内行的工作》）陈超也是西川谈论诗艺及精神问题时最称职的谈伴。西川的专著《水渍》，收有《致友人信》一封，洋洋洒洒竟写了四千余字。这个友人就是陈超。读这封信，我们会看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诗人之间，其交往方式，彼此精神的砥砺，以及脱俗而“迂阔”的可爱。

    第三代“龙头”诗人于坚是陈超相交二十多年的好友。诗人们普遍认为于坚是后现代“怎么都行”的人，但陈超却认为老于坚其实是特别认真忠厚的人。在《于坚之“明白”》中，他写道，“某年我‘挈妇将雏’要到云南几个地方一游。提前给老于坚通了气，无非是到昆明聚一下的意思。没曾想很快接到于坚回信，要我制定严格的‘旅行日程表’马上发他，要具体到某日到某地，怎么玩、住、行，如此等等。他马上将安排云南数地朋友按时接应我们。我的行程全无计划，一贯喜欢浪哪儿算哪儿。望着于坚铆工车间‘工长日志’般的周详，我和妻子深为感动。为了朋友能玩得开心、方便，他要不厌其烦将细节搞‘明白’，萝卜未至坑先挖好，免得露天晒蔫。吓得怕给人添麻烦又做事率性的我，决定先不予回答，自己各处瞎玩了十天，最后才流窜到昆明……更奇的是，老于坚的‘明白’还带跨时空的。某年某月，于坚来信请我到北京观看由他创作、由牟森导演，先锋‘戏剧车间’演出的诗剧《关于‘彼岸’的一次汉语词性讨论》。我答应会去的。可由于来信距演出日还有近一个月，再加上我常年混迹诗坛，深知诗人们说话靠谱儿的时候不多，就想，到时他会再具体通知我的，遂把这事给撂忘了。某天，接到于坚来信，劈头就问：‘陈超：你怎么没来？说好那天的……’这种不管多久前说一遍就必须算数的作风，真让我惭愧呀。于坚就是这样的人，长相糊涂得大而化之，内心却明白纤敏，铆件儿般严丝合缝。有时我会打趣他说，这位老哥哥因自小注射过量链霉素使双耳重听，是否他永远学不会‘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在他这儿，话就要‘说清楚，讲明白’，言必信行必果，一句算一句，不能含混敷衍浪费耳力。”哈，真是传神得紧！

    在当下，海子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一个巨大神话，他的诗歌，他的自杀，他的经历，他的爱情都成为人们反复谈论的话题。但是，作为一个诗人，海子生前是孤独甚至落寞的。有多少人在当时能够真正地读懂海子的诗歌世界，何况海子生前公开发表的诗作是相当有限的，这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剧。因为一个诗歌边缘化的时代已经降临，大城市不需要诗歌，落后的昌平的小酒馆也不需要诗歌，需要的是啤酒和烟草。陈超和海子的诗歌交往是有限的，但是，它所留给陈超的记忆却是深刻的。陈超当时为《诗神》以及其他的刊物向海子约稿，他每次给海子去信，海子都如期回复。两人的交往更多是源于诗歌和稿件，并没有更为深入具体的其他交流，按照陈超的说法这可能是当时各自小小的自尊心所致。而这，也成为陈超深深的遗憾之一。陈超后来在一篇关于海子的文章中对海子一生和诗歌理想的评价是非常精准的，因为他已经融入了真正的海子的内心灵魂和诗歌梦想当中，“海子是纯粹的农家子弟。在物质生活上，始终是贫困无告的人。但他的诗是高贵、壮阔、澡雪精神的，他为自己虚构了一个血缘幻象，以致使他更像是异邦失去庄园的孩子骑士。悲怆，高大，撒手人寰。海子不可思议。他启示录般短暂的一生，使任何有良知的诗人都感到痛心。他的自杀，几欲造成先锋艺术中高迈激情暂时的缺席，如果不是永久的话。海子是圣徒般的诗人，他捐躯的意志具有‘不顾’的性质，以致当我们反观他的诗作时，竟产生了一种准神示意义”（《海子》）。陈超后来在编选新生代诗歌选的时候就将之命名为《以梦为马》。而《以梦为马》正是海子的一首代表作。

    陈超和诗人骆一禾的交往也颇有意味。那是一九八八年，陈超受江西的一个出版社的委托在编一部名为《对话与独白》的诗学论文集，陈超给包括骆一禾在内的诗人发出了邀请。不久，陈超在一九八九年收到骆一禾寄来的长篇诗学论文《火焰》的手稿（这篇名为《火焰》的诗论在骆一禾去世后出版的《骆一禾诗全编》中更名为《火光》）。此后，陈超开始着手编定这本文集，但是没有多久就传来骆一禾离世的不幸消息。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海子生前最好的朋友骆一禾（另一个海子生前好友是西川）病逝，年仅二十八岁。在此后漫长的黑夜里，陈超默默阅读着骆一禾这位年轻、淳厚而才华横溢的诗人，写出了最重要的诗人论。陈超想到了与骆一禾同样死于脑血管突发性大面积出血的奥地利著名诗人霍夫曼斯塔尔。陈超除了悲痛，就只能在诗歌中继续怀念，“那时，与我们共同度过漫长岁月的人/和那些早已入土的同胞/他们与我仍然近在咫尺/他们与我仍然情同手足”。骆一禾在《火焰》中的一段话被陈超抄录下来，每当黑夜降临的时候，这些闪亮的文字就成了真正的火焰，“作为一个写了一些诗的人，我感到我不应该再于这样体验诗歌之后写说诗的文字了，因为这意味着明显的矛盾，我要指出的是，有这样的可能：矛和盾是可以互相打开的，就像一页书不同于另一页书，但这本书却可以一页一页地翻开。用这种叙述不是指示终极的答案，而是达成揭示，这种揭示包含着知识的个人认识，在知识的不同理解之中，这种揭示也依然存在。认识的价值在于它使矛盾同等地正面出现从而目光可以进去。这就是我所服膺的火光。火光的盘旋总在清除着地上的灰烬”。

    陈超结识欧阳江河是在一九八八年。这一年的春天，陈超参加了“运河笔会”，在这个笔会上陈超遇见了心仪已久的欧阳江河。欧阳江河留给陈超的印象是个头不高，皮肤有一种黯淡的黄色，在彬彬有礼中透出一种潜在的傲慢、戏剧性、坚定和友善的奇特混合，而这也大体构成了欧阳江河诗歌的一些基本质素。在笔会上，就第三代诗歌，陈超和欧阳江河在夜间谈论了很久，从此之后两人开始书信交往。欧阳江河从美国回来就到石家庄看望陈超，并给他带来自己最满意的几幅书法作品。一九九一年乍暖还寒的时候，陈超在打点行装准备参加一个先锋诗歌研讨会时，接到欧阳江河的一封电报，“上级决定，会议取消”，后来陈超调侃道这是他所看到的喋喋不休的欧阳江河最简短的文本。

    韩东，作为“他们”诗派的代表，以《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我们的朋友》等优异的诗作成为第三代诗人中的一个翘楚。陈超和韩东第一次见面是在江南，那时正是气候宜人的五月。天气也有些许的潮热，但是陈超注意到当时的韩东还穿着高帮的鹿皮鞋。韩东留给陈超的印象是韩东不时地用手去扶滑下来的深红色的玳瑁眼镜。陈超感觉韩东更像是一个中规中矩，历尽沧桑的老三届学生。但是，韩东在讨论会上做《三个世俗角色之后》的发言时却给人以完全不同的印象，孤傲、倔强、不留余地，咄咄逼人。陈超很欣赏韩东的犀利、诚实，遇到难题时会问韩东的看法以做参照……

    陈超后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郭世英、张鹤慈、张郎郎、食指、北岛、铁凝、海子、骆一禾、西川、翟永明、王小妮、柏桦、王家新、多多、韩东、欧阳江河、于坚、臧棣、骆一禾、周伦佑、郑单衣、伊蕾、雷平阳的系列论文，之所以有着其他同类评论所未有的独到之处，其言人之所未言的秘密，是他真正做到了知人论世。

    一个被忽略的诗人，歌者……

    在陈超的丰富的人生履历和身份中，他排出了如下顺序，诗人，诗歌批评家，大学教授。陈超首先看重的是自己的诗人身份。确实如此，陈超的作为诗人的一面相当重要。

    在此，我不能不再次提到陈超的诗歌写作，多年来诗坛已经相当看重他作为先锋诗歌批评家的一面，而他作为诗人的一面却被学界所忽视，这种状况只是在近年才有所转变。当《诗刊》、《人民文学》、《作家》、《山花》等报刊纷纷刊载陈超诗作，陈超推出自己从多年的诗作中精选出的诗集《热爱，是的》时，诗歌界才猛然醒悟，形成了一种共识，原来陈超作为诗人的一面同样不逊色于他独特的诗歌评论。陈超从七十年代后期即已开始的诗歌劳作，使他的诗歌同样富含特殊的成色而值得重视。多年的诗歌写作和优异的素养使得陈超以诗人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展开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这也正是诗坛所看重的。

    在陈超早期的诗歌写作中，他有一种对圣词的近于“纯诗”般的尊重与向往。八十年代的古典农耕庆典和理想主义的最后晚照同样没有错过他疲竭而又满布激情，古老而又必要的仰望与挽留。这种写作甚至延续到他九十年代初期的诗歌写作当中。陈超这个时期的诗歌写作是自叹的、吟述的、流连的、悲鸣的、舒缓的，在紧张的“楔入”与绷紧的语词中蕴有内心的个人性质的乌托邦（个人乌托邦与红色卡理斯玛年代的集体乌托邦的主体迷失、理性隐匿和他者的框定有着本质的不同）的坚持。

    在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陈超的诗歌写作有着相当强烈的个人性的形而上的高蹈和沉重的一面。日渐被污染的海滩，沉默的乡村，失声的叫喊，远处隐没的教堂的钟声和十字架，都不能不让诗人感到揪心。因为，一个时代强行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强行开始了。谁都懂得，没有任何一个诗人能够阻挡住前进的坦克。一切都如被强行颠倒过来的望远镜，曾经熟悉的一切变得如此遥远而模糊。

    “充满活力的八十年代已像虚幻的寓言”，陈超感受到一代人曾经的热望和理想是如此的脆弱，像桃花一样一夜之间被冷风寒雨吹落枝头，一个个带血的头颅消失在巨大的风暴之中，“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四月的歌手，血液如此浅淡。/但桃花的骨骼比泥淖高一些，/它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东方的隐喻。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年轻，孤傲，无辜地倒下。/干净的青春，在死亡中铺成风暴”（《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而为了理想，陈超深知这些理想主义的桃花会愿意再次死去，尽管坠落的过程中会粉身碎骨。

    苍白虚无时代的寒冷境遇，诗歌是虚无之外的离心力量。陈超深入其中，抗拒虚无、抵御寒冷。那是一九八八年的深秋，尽管陈超还没有意识到不久之后中国的理想主义时代和农耕文化即将结束、落幕，但是，此时的陈超已经感受到了生存和诗歌的双重孤独。在太行山山脉深处的一个无名的贫瘠山村，陈超打算写作名为《四种元素王族的舞蹈》的组诗。每天黄昏来临的时候，陈超都会披上单衣，独自走上远处无比峭拔的山顶，巨大的山风灌过来，黄昏中的云朵被狂风吹碎、吹散……望着远山层层叠叠的红叶和枯黄的山槽，陈超百感交集，既有对生的迷惘，也有对一个诗歌时代的深深的忧虑与痛苦。在一个又一个黄昏，在无名的山村和高高的山峰之间，陈超将刚买不久的皮鞋都磨坏了，这反复的行走和攀登正显现出陈超巨大的而又难以摆脱的犹豫与尴尬。陈超已经知道诗歌的力量在此时是如此的虚弱无力，因为，在一个强权的社会面前，没有任何一首诗能够阻挡坦克的前进与粗暴，而陈超酝酿的长诗不能不宣告夭折。因为一个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刻，一首挽歌尽管是伟大的，但是它无法完全呈现陈超此刻生命的痛苦与纷繁错乱的内心世界。

    工业化直立奔突的阴影，在浮躁的实用性景观镜像中狂飙般覆盖、扩张、膨胀，这种时代影响的焦虑啃啮着诗人的现实和想象的视阈，这体现在陈超的一系列诗歌中，如《风车》、《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博物馆或火焰》、《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青铜墓地》等。在唯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风暴裹挟的年代，陈超强烈地感受到了不适与尴尬。

    “阳光照亮一座/各色石板垒成的……谷仓？/哦，不，是傈僳人的小教堂/在它尖顶的十字架上/一只蓝杜鹃/静静伫望//……教堂内/传出赞美诗参差的吟述/我虚弱地蹲下/无端泪涌……”（《无端泪涌》）

    在“绿色”太阳光瀑的倾泻与抚慰中，“谷仓”与“教堂”这些精神自足的对称之物，这些坚持向上而又沉缓迟重的“老式”事物，无疑成了一个时代晚照中“嗡嗡作响的光斑”。阵痛，化血为墨迹的持久阵痛，眩晕着诗人内心黑暗而喑哑的场阈。

    陈超诗歌中特异的部分是那些一以贯之的以诗论诗的诗作，这种对话和辩难、盘诘的姿势在他的诗歌写作，尤其是一九九四年之前是十分显豁的，诗歌写作和时代语境的纹理在这里得以复杂的呈现，如《话语》、《终曲》、《一个新词》、《写作》、《堆满废稿的房间》、《旅途，文野之分》等。典型的如这首《旅途，文野之分》——“火车奔驰在京太线上/沉闷的旅途依赖于阅读/诗人摊开的是《瓦雷里诗歌全集》/我翻看一张随手买来的准黄色小报”。“诗人”和“我”两个角色在烦闷的旅途中不期而遇，“灰褐色的太行山/灰褐色的枯干的河床/弯曲小道上赶脚儿拉煤的壮工”，这些极其贴近的黯淡而卑微的现实已与诗人手中的诗集无关，与诗人想象中的“亚述人的空中城堡”也毫无关联。陈超在这里想说的是“我”作为诗人该如何面对诗歌和现实，如何撇开自恋而弱智的“不及物”写作，而是像钻探一样更为有效地探入这个时代的核心或重要部分，而不是任意忽略甚至讥讽那些同样重要的“平常”事物。诗歌只与诗人的良知有关，这种良知就是对词语的发现，存在的命名，内心的挖掘。

    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在中国的先锋诗歌话语谱系中，陈超这位“外省人”以其客观、精省、超拔、深迥的洞见与敏识确立了属于自己的诗歌话语“考古学”。陈超在维系诗歌的本体依据和诗人的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在时代的强行转换中，他持有了规避话语失语症的对时代的对应与回声，甚或挑战。他在“深入当代”的噬心主题的独标真知的“历史想象力”吁求中，彰显出优异而执著的诗学禀赋和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立场。而在具有反讽意味的复杂错乱的“菜市场”的铅灰色天气里，变质的空间挤压和变形着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他发誓要让蛾子与潮浊的空气隔开/为它们厚厚涂上碧绿的油漆/但黄昏散步时，他看到/在含汞废水河中，它们尸体横集”（《生活在锡罐里的诗人》）。在诗歌和人文关怀惨遭锈蚀的年代，“孤独得发狂”的诗人仍在坚持写作，在锡罐中“摆弄黑铁的词”，他的愤怒和努力就是“为了使诗歌永不再生锈”。

    陈超是一个有语言良知感的诗人，“在语言卷刃的年代，我怀抱/昨日那个被遗忘的诗人留下的砥石”（《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陈超认识到诗人对语言的态度关涉到他对世界和写作的双重态度。在此意义上，诗歌的语言应该是马拉美所说的“纯洁的部落的语言”。诗人，是从外乡跋涉而来，在黑暗冰冷的雨夜擦亮语言灯盏的人，他重新发现了语言背后阔大场阈中被遮蔽的意义和声音的指向。诗人，是在板结梗硬的寒冬，撬开冰层和土壤，在不懈的挖掘中提早与语言在鲜活的春天照面和打量的挥汗者。在这个长久而可贵的语言向度和弯身劳作的姿势上，诗人才维持了诗之为诗的本体依据和可能性诉求，才持有了一个手艺人的道德良知和基本责任感。诗歌的话语方式“不是母亲的话语/是母亲砧捣寒衣的声音/你用心听着它/无法转述/你不会感到陌生/但又永远不能洞悉/这就是诗的话语/它近乎不在/你相信了它/你活得温柔/安慰”（《话语》）。这种素朴而本真的对诗歌话语的体认，在陈超看来，这种写作无疑就是一种“快乐的知识”。

    诗歌的快乐和满足的获得是“在生命和语言的摩擦中”，在词语的发现和擦亮的“互动、互否，生成”中，把病态的带有世俗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气味的空洞失效的词语从“超员的病房里一个一个拎出来！”这种努力放置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写作境遇中，无疑其艰砺和难度可想而知，这是在游动悬崖上踩钢丝的无畏历险，是将头颅在火焰中淬炼的“美学效忠”。陈超在阴森冷酷的时代暗夜写下了亡灵书和精神的升阶书，在时代强行进入写作的狂飙中，诗人规避着失语的阵痛和尴尬的愤怒。

    陈超对现代化的城市有着一种天生的警惕，“骤然，那一切都空了。/雪为城市压上厚厚的石膏。/他试着活动肢体/干涩的髋球窝节，传来/秘密的三角锉声//寡言的人几乎闭嘴。/激烈的人变得寡言。/时令从初夏被骤然踹进严冬。/他的脑袋和书桌都空荡寒冷/像是冬日晚八点钟后平壤的某条街道”（《骤变》）。在生存和写作背景的暴戾转换中，陈超强烈地感到了时代对写作的巨大强迫感和无形的框定与变形的叫嚣。写作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坚持，写作的前提是诗人必须对身处的时代有清醒的体认和省察，哪怕他要承担写作和生存的双重责任与奥义。写作的痛苦需要诗人的“历史个人化”的“求真意志”，这是对书写行为的最为确切的姿态。暧昧背景中的诗人已足够苍凉，那边缘的处境颤动着核心的最后平稳，持续，坚持……“虚构的‘自由’将自己羞辱/写作在洗脑液中痛饮、痛饮//背叛快得措手不及/钢笔像乱了纹路的唱针”（《再不会》）。

    著名诗人牛汉在早年给陈超的信中极其中肯地说，“我们需要彩镶玻璃，但如果我们对屋外一无所知，也渴望屋外的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渴望的是透明的锐利的玻璃。这是一种需要，也是更深层的审美。”[4]如果说，陈超早期的诗作还带有一定自我封闭或过多是纸上交流对话的“彩镶玻璃”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陈超近期的诗歌则是“透明而尖锐的玻璃”，既是敞开的交流也是不容退缩的争辩和盘诘，是更为冷静也更为晴朗的纯正与自足。在复杂情境空前纠结冲撞的时代，“黄金，火焰，光芒，粮食，磨坊，玫瑰”等“老套”的失效的单一视镜的古典浪漫词汇和象征体系，已经很难承担和包容当下诗人复杂的经验和想象世界，已很难完成对词语、事物和本真存在的现场原声的发现和命名。希尼在《舌头的管辖》中说“在沙地上划字就如同写诗，是与红尘俗世的疏离，但又不是逃避”。诗是个体主体性与语言、生存的交锋、涉险，是可贵而精粹的命名姿态。但是任何优异的诗人都不可能离弃时代而自作高歌，诗不可避免地要介入时代、当下，用诗人自己的“来自良知的共和国”和“粗暴的公共世界”进行较量。在此意义上，持有个我话语谱系并完成对当代经验的有效命名和深入开掘，是诗人的“首要信仰”和“特殊知识”。诗歌要成为容留的诗、张力的诗、是有着强大的能“消化橡皮，铀，月亮和诗”的胃。而陈超作为诗人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其创作也由前期的高蹈知识型写作更多转向了对当下情境的关注和深入，体现了处理日常经验和题材的优异能力，如获得“二〇〇〇年《作家》诗歌奖”的组诗《交谈》，以及其他收录在诗集《热爱，是的》中的《未来的旧录像带》、《秋日郊外散步》和近作《没有人能说他比别人更‘深入时代’》、《回答》、《推土机和螳螂》、《除夕》、《美色折人》、《大学城开来了撒旦的音乐火车》等诗，在保持一以贯之的形而上性质的追问和思考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生活和经验的日常细部和细密的纹理，从而在一种冷静、沉思、客观的调子中维持了“诗，不应当说明什么，而它本身就是”（麦克利许）的内在真义，并有效地介入时代，卓异地完成对“噬心主题”的命名和揭示。在一九九五年以后的诗歌书写中，陈超的诗保持了对知性与感性，吟咏与陈述，内心与现场，记忆与当下，独白与盘诘，紧张与调侃融合和包容的能力和活力。在这些回到日常生活现场和存在细节的观照与注视，在干净、朴素、精准的语言开掘中将记忆的温情苦涩与现实的烦琐和渴望融合起来。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他的诗歌写作简单回到现场和当下，而是诗人在当下的体验和抒写中坚持了“历史的个人化”叙事和“求真意志”的表述，只是这种书写行为和策略与前期的诗歌写作有些张扬和偏溺的精神想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亦即诗人将精神和仰望和关注的垂看在两个向度的展开中共同抵达诗歌的要义。诗歌就像一棵橡树，既高昂向上，又扎根向下，这种姿态最终归结为一种仰望。诚如马丁·海德格尔所说，“此仰望穿越向上直抵天空，它仍然在下居于大地之上。此仰望跨于天空与大地之间。”

    诗歌作为古老的手艺，持有了对语言和世界的最为直接也最为本源的记忆。正是在这一点上，“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陈超试图在反观和回顾的时光模糊而强大的影像中，温婉而执著的挽留过往的形迹匆匆，在共时态的形态中抵达人类整体性的共鸣与感怀。这种立足于现场、反观过往、遥视未来的记忆的能力体现在陈超的一系列诗作中，如《弯腰赎罪》、《北郊景色，或挽歌》、《爬卡车》、《少年之忆：水仙镜像》、《回忆：赤红之夜》、《是熟稔带来伤感》、《一九六六年冬天记事》、《简单的前程》、《除夕，特别小的徽帜》等。

    陈超的诗歌无疑具有这种强大的记忆能力，他不断翻检出已经有些发黄、变脆的旧日胶片，不断地冲洗、显影和定格。陈超不断地将诗歌的视野延伸到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文革、乡村、工厂、大学都不断地在他的诗歌世界中交织成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往事，“倒影中的危险是崭新的。/童年放学后的空教室/碎紫花的球鞋带儿……呵——/当‘爱情’从一块橡皮下消失！//空旷的操场上我等什么？/传错了的纸条又该怪谁？/我茫然、走上前……又放弃/”（《少年之忆：水仙镜像》）。陈超的这种具有延展性的记忆能力，通过当下、现场的真切细节的擦亮，在过去和未来的两个向度上使诗歌具有巨大的承载力和容留的力量。记忆连贯现在、过去和将来应该有一个客观对应物，这个物体成为沉淀记忆的载体，它暗含了诗人内心的场景和情感空间的视阈，它延续着诗人内心的情感的冲涌与抚摩。而在我看来，这个客观对应物在工业时代的禁忌中越来越体现为自然事物的呈现的记忆。中国，古老的农耕情怀在语言与生存的临界点上过多延续在作为人类良知的诗人身上，诗人在这个带有本原性的图景中得以感怀过往、窥探来路，这种承载诗人记忆的事物集中体现在《渤海湾汉俳》、《停电之夜》、《无端泪涌》、《安静的上午》、《拒马河边的果园》、《大淀的清晨》、《那些倒扣的船只》、《登山记》等诗中。“湖水轻轻拍击堤岸/一只苍鹭/埋首于夏日的回忆/当季节变暖/这些船只会翻身下水/而我心中有多少倒扣的船只/却只能在身体的黑暗里开裂/然后腐烂”（《那些倒扣的船只》）。冬季，犹如诗人生活景观的现场，那美好夏日的回忆在苍鹭与诗人之间构成对称关系，而内心回忆的无力而无奈的“倒扣”般的颠倒与悬搁，暗示了诗人内心“黑暗里开裂”的悲伤和被咸涩的时间海水腐蚀雕啄的芜然。“陌生的烛光招引你退回时间深处/写下被年代放逐了的昔日怀想。/插队的伙伴，夜浇冻水时慌乱的初恋/终夜啮草的牲口，雪霰凄迷的山冈/哦，尽管你知道今天没人读这类陈旧的诗行”（《停电之夜》），烛光，贴近你记忆的本真之物在工业时代成了老旧的不合时宜的事物，不合时宜的存在是对人异化的最有力的反讽。而诗人在烛光面前，承续了那伟大的记忆声响，往日的感怀在当下的观照中熠熠生辉，它无疑照亮了黑暗隅落的灵魂。

    可以说，陈超拓展型的诗歌写作，在记忆与现场的颤悸与容留中深入时代，他，回环于时间的回溯与延展中，在向上仰望又躬身向下的双重视阈中容留了时间和存在在他身上刻洒的光斑和印记。书写者，在记忆的火焰，现场的烤灼，未来的辉映中抵达灵魂和想象力的飞翔，当光亮掠过阴影也呈现了生存的滞重、低回的一面。诗人，挖掘着，在寒冷的冰冻时间，他的理想是在冷硬中提前抵达春暖花开——灵魂，语言，想象，技艺，生存，现场的诗性复活。

    只有一个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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