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陈超写作了大量关于中国先锋诗歌的评论，其生命诗学、哲学人类学和泛修辞学批评的有效结合，引起中国汉语诗歌界的普遍关注，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生命诗学体系，此外，陈超还以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更新和推动了国内解诗学方法论的转型。陈超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而其独特性甚至也是一种重要性在于，陈超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本土性的“生命诗学”和批评话语谱系，即构建于语言与生命、生存与历史感的临界点之上，既尊重了生命个体主体性的存在意识又兼容了人类整体的感知，既不断张扬个性色彩的想象力，又坚持了诗歌的本体意识，一种语言本体的尊重和自觉的知识分子担当情怀。作为先锋诗评家的陈超，其诗学研究主要是在穿越大地向天空的长久仰望中维持了向上的精神维度，在两个扇形区域同时展开、挖掘、命名。
陈超一贯坚持对“现代诗”的独特认知，换言之，现代诗歌是个体生命朝向生存的瞬间展开，诗歌是诗人生命熔炉的瞬间显形并达到人类整体生存的高度，真正的诗歌永远是居住在诗人全部生命之中的，它是无法用散文转述的部分，无法上升为普遍哲学的部分，诗歌的肌质不是外在的分离的部分而是生命之本的话语定型。也就是说，陈超的现代诗学就是生命诗学，使对现代社会中个体生命生存的困厄、精神的漂泊、异化和分裂的关注与抗争。陈超的诗歌理论与批评的成果最早体现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一书中。对于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先锋诗歌评论的陈超而言，更大程度上，陈超广为人知的是他独特的生命诗学，因为在他看来，任何时代的诗歌只能是关于生命与生存的，这也正印证了史蒂文斯的话，“一个更严峻/更烦人的大师会即席提出/更微妙和更急迫的证据，/来证明诗歌的理论乃是生命的理论”。而生命诗学正是陈超诗歌批评的一个基点，同时陈超多年以来坚持的诗学理论的目标是坚持诗歌的本体依据，深入文本并进而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历史和语言之间的严酷关系。换言之，无论是陈超的诗歌文本细读，还是从历史、现实和哲学视野对诗歌本体功能的探论都是围绕着个体生命——生存——语言——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的。而更为可贵的是，陈超的诗歌理论与批评不是其他评论家泛学院化的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在生动、精准、尖锐、独到的论说中对“当下”始终怀有热情。换言之，陈超的诗歌批评和写作方式更多是介于诗人和批评家之间，他是一个高深而快乐的写作者，而不是中规中矩的枯燥的理论家，这种特殊的诗学话语立场使得陈超的批评文本具有跨文体的特征，更近于诗性随笔。基于此，收录在《生命诗学论稿》中的文章，如《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现代诗：个体生命的瞬间展开》、《诗歌信仰与个人乌托邦》、《变血为墨迹的阵痛——先锋诗歌意识背景描述或展望》、《精神萧条时代的仿写者》、《悄然而至的挑战》、《骚动不宁的调色板》、《口语诗改变了哪些审美因素？》都从本体论和现象论相融合的角度对现代诗歌和先锋诗歌的诸多诗学难题进行了敏锐而独到的论述，时至今日这些文章仍然被研究者和诗人们反复讨论。
陈超的诗歌理论与批评主要在以下两个维度展开。
其一，即从微观的文本和形式感的角度出发，陈超的精审、到位、特异、新锐和不无尖利的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和中国传统诗话的印象阐释性的相互融合、彼此打开，而这使得他在对文本细部纹理的窥测中不时闪现出睿智的生存体验与本体性的哲思，而这都在具有独到、坚卓格调的诗性随笔式的新异文体中舒展开来，所以陈超被誉为先锋诗歌的“细读批评家”。这体现为陈超的文本细读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和《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中。陈超认识到，中国新诗已经经过了几十年时间的路程，而如何评价新诗所走过的道路，文学艺术界历来褒贬不一。然而陈超注意到那些不绝于耳的对新诗的责难往往是建立在非诗的基础之上，往往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功利尺度进行庸俗化的评判，往往以“朦胧”、“不懂”、“脱离人民”、“远离时代”来批判诗歌，正是在此情势下，陈超决定撰写一部具有现代主义的探索性质的诗歌鉴赏专著。一九八九年，陈超完成了国内第一部诗歌细读专著《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这部对诗歌文本的魅力和奥秘进行了独到发现和命名的兼具工具书和赏析读物功能的变体性的专著得到诗歌界和文学界的交口称赞，也成为新批评理论的本土化改造后的成功，当时首印一万五千册，短时间内售罄，这能够看到陈超这部书所受到的欢迎程度，陈超也因《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的“庄重文文学奖”。十年后，这部书经过扩充、修订再版，更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陈超除了将批评视野放在二十世纪中国诗坛，还将视野投注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外国当代诗坛，这就是二〇〇二年一月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陈超关于当代外国诗歌细读的八十万字的诗学专著《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这应该是国内最为完整、系统的对外国当代诗歌进行细读的专著。陈超深刻地注意到在时间的河流里人类将不断迎接新的时代的潮水，然而当我们在和一个时代告别的时候，是诗歌在拒绝遗忘中开口说话，是伟大的诗歌在纠缠着我们永不瞑目的内心，正是这种力量引发了陈超长期的关于当代外国诗歌的导读工作（文本细读与审美感悟的评析相合的导读方法，力求实现对诗歌内在的意味和形式的深层阐释），《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在宁静的丰收中翩然降临。陈超多年以来的艰苦劳作没有白费，而陈超自己也相当看重《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我却没有以往杀青一部书稿后会有的那种单纯的轻快感——我的心竟有一种依依惜别的感情。是呵，那一个个与诗相遇的日子，那一个个与迷人的灵魂对话的日子，那日复一日充满欢愉和恭谦的写作行旅，随着书稿的完成就要离我而去了。现在，我的窗外正飞扬着入冬以来的第三场大雪，我的桌边正放着一瓶干红。还有什么比在大雪纷飞、酒入微醺之时，告别这部书稿——我灵魂的伴侣——更令人缱绻的呢？”。[5]基于此，陈超在《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中对西欧北美国家所谓的强势文化、诗歌脉象和出于文化弱势国家的诗歌文本进行了细读与探询，陈超在此过程中对好诗、优异的纯正的诗歌保持了一以贯之的高度专注与自觉，陈超在当代外国诗歌的浩瀚星空中，在骇人的阅读强度中，对美洲、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非洲和亚洲的三十三个国家的一百零四位诗人的二百八十三首具有现代主义、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诗作进行了独到、精细、深入的研读、梳理与界定。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超并没有对诗歌和诗人进行宽泛地选择与界说，他对自己的诗学标准和“诗性”的体认永远不会放弃，即好的诗歌应该能够展示个体生命和生存的遭际，能够对传统采取反叛和整体包容后的超越，能够探求生存和语言真正临界点和困境，即能够揭示生存、眷念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这正是不同时代和种族的人们所共同的基本姿势与声音，是撬动诗歌的阿基米德点，正因如此，诗歌可能才是人类真正的母语，它能够超越种族、战争、文化、政治和国界。
其二，是从宏观的视阈来考量，在更广阔的哲学人类学的语境中，陈超对汉语新诗的诸多彼此纠缠的复杂情境进行梳理和历史还原，如关于新诗与传统、具体历史语境的诗学问题和可能的诗歌发展前景，对诗歌与语言、生命、生存、历史、文化的多重视阈的精细剖析。这使得陈超在“深入当代”、楔入和介入时代的“噬心主题”的同时，在回顾与前瞻的双重视角中呈示了难得的潜心反思的知识分子立场和精当的言人未言的独特见解。这体现在他早期的《生命诗学论稿》和近期的《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辩难与沉默》、《游荡者说》，特别是《中国先锋诗歌论》当中。
无论是早期的《生命诗学论稿》，还是近期的《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中国先锋诗歌论》，都呈现了陈超作为一个诗歌批评家的特殊性，在生命诗学、诗化哲学和比较诗学的开阔视阈中对八十年代以来变动不居、波诡云谲的中国现代诗进行了系统、深入而独到的发现、命名与梳理，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诗坛地位。这些著作的出版既是中国诗歌理论界的一个重要收获，同时又满足了那些常年喜欢陈超的读者的阅读快乐。实际上，作为一个优异的诗歌批评家需要的不只是感性的对当代诗歌的热情，还须具备学养、见识以及信仰和个人化的历史意识，这样的批评家在当代凤毛麟角，而陈超正是其中的一位。更重要的在于，陈超一直密切地追踪当代诗坛的变动，可以说，陈超一直处于中国先锋诗歌的前沿，无论是对于具体诗人的评论，还是对当代诗歌所面临的显豁困境的揭示以及对诗歌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关系的思考，陈超都为当代诗歌提供了相当可靠的理论支撑。
陈超的诗论和诗歌批评中具有冷峻、敏识和除魅（disenchantment）的能力使他在解读这些中外二十世纪具有探索性、先锋性特质的诗歌文本的时候，无疑是在诗歌的“游动悬崖”上，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周伦佑语）的涉险。而这决非是简单的、任意胡来的“小孩拆表”式的无意义的游戏。这是他在一以贯之的坚持诗人的个体主体性和诗歌本体依据的立场和基点上，在坚持诗是“揭示生存，眷恋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认知上与具体文本的对话、磋商、盘诘中的阐释性创造。这种冷峻、理性和敏识使他对当下那些自以为是、无所事事的那喀索斯式的自恋狂、偏执狂、自大自虐型的所谓诗人和诗论者来说是反向的存在。博尔赫斯自问，“是什么命运的乖张，使我这么害怕一面照人的镜子？”自审的勇气使陈超避免了这种可怕的危险和战栗。陈超诗论文章中不时呈现和充溢的强烈的自审意识使他在窥破、穿透和洞明生存和历史镜像迷雾的同时，在反观事物和自身同时“终得以远眺神明的宁静”（瓦雷里语）。在陈超看来，诗歌写作应该是一种成人式的，即诗人不是自恋而是自审，是与自我灵魂的辩难、诘问的对话者和他者式的争锋者。这个过程就是激烈的“我说”和“他说”的同时亮相和彼此张看，是求真意志的语言历险中生命与语言的彼此激活和命名。在粗糙简陋的房间里，当两个高贵的灵魂格劳肯和苏格拉底在争论大地上是否存在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美妙的“上帝之城”的时候，怀疑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相互扭结和冲撞就不时地与文学滚动的车辙发出紧张的摩擦声响。所以，陈超八十年代以来的诗歌批评一直坚持认为诗歌是个体主体性与语言、生存的交锋、涉险，是可贵而精粹的命名姿态，但是任何优异的诗人都不可能离弃时代而自作高歌，诗不可避免地要介入时代、当下，用诗人自己的“来自良知的共和国”和“粗暴的公共世界”进行较量。在此意义上，持有个我话语谱系并完成对当代经验的有效命名和深入开掘，是诗人的“首要信仰”和“特殊知识”，诗歌要成为容留的诗、张力的诗、是有着强大的能“消化橡皮，铀，月亮和诗”的胃。尤为可贵的是，陈超写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先锋诗论在当下仍然有效，这甚至成了中国诗歌批评的一个奇迹，而其他批评家的随机性的文字更多成了历史尘埃。陈超在多年前的《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中就提出汉语先锋诗歌存在的最基本模式就是对当代经验的命名与理解，因此，“今天我们的诗歌，应当更广泛地占有当代鲜活的、‘日常’交流的、能激活此在语境的话语，而不仅仅是为自己划定一套唯美的、相对稳定的语言‘纲领’”，在这个前提下，先锋诗歌应该具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精神和立场，而不是绝缘的、沉溺于极端个人体验的自语。更为重要的是，陈超的《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中国先锋诗歌论》都充分显现出他的独特的开掘和命名能力，尤其是其对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诸多命名性的指认，如玄学游戏写作、“超”现实主义写作、学者型写作、欲望型写作、“后现代”口语填充式写作、“以笔为旗”的绝对情绪化写作、感伤娇弱的“缅怀”型写作都相当精准地对诗坛的各色写作现象进行评估、总结和命名。陈超八十年代的诗歌批评既有学院派的准确和严密的逻辑、严谨的学理和历史考古学的证词，同时又具有丰沛的情感、敏锐的艺术感知和别具才情的论说语言，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文风，甚至有批评者认为陈超是真正的同时具有知识分子立场和考古意识，学院作风和自由情怀的先锋批评家，应该说，这是相当准确的一种认定。而在沈奇看来，优异的批评家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基质，即文化背景和生存背景，艺术品位与人格品位，艺术直觉与生命直觉，艺术理想和人生理想，文字的精确与生动，而陈超是同时具有这些素质的，这在中国的批评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陈超多年来将精力主要花在了中国先锋诗歌上，而其对先锋诗歌的敏识和一以贯之的追述、总结、反思成为中国诗歌批评的重大收获。陈超的系列先锋诗歌评论之所以重要在于他创设性地提出了诗学概念和命题，如“求真意志”、“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异质混成的经验型写作”、“叙述性和反讽精神的‘准客观写作’”、“用具体超越具体”、“深入当代”、“噬心主题”等，从而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诗的发展和成熟以及相关的先锋诗歌批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刊登在《山花》二〇〇六年第三期上陈超的文章《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的想象力之光——先锋诗歌二十年，一份个人的回顾与展望》就是陈超诸多先锋诗歌批评中的一个代表，该文甫一发表就引起了诗界的广泛关注。陈超在这篇文章中相当敏锐、精准地回顾了先锋诗歌二十年的发展，陈超尤为关注先锋诗歌的历史想象力在不同时期的转换方式和变化。在陈超看来，诗歌的历史想象力就是诗人改造经验记忆表象而创造新形象的能力，它涉及更为广泛的诗人对语言、生命、灵魂、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表述。正是在对诗歌与历史、诗歌与语言、诗歌与文化、诗歌与社会、诗歌与运动、诗歌与刊物、诗歌与生命、诗歌与权力的多重分析中呈现了先锋诗歌独特的状貌和历史症候。
而在“大众传媒话语膨胀时代”梦魇般的时代镜像和驳杂的历史情境中，在这种困境中做到审慎而深锐的立场和视阈简直是难以想见的。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和承受诗歌，需要的不只是一种勇气。科技图腾的纵欲主义的肉感快餐店，饕餮视觉圣宴的赤裸午餐的食色吧台，诗人和诗歌所遭受的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在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疯长的经济时代的深渊中，诗歌的黑色末日是否已经在不幸而又不可避免地到来。索尔·贝娄不无失望而满含悲辛地说：“从事于诗歌，哲学与绘画等等，在技术社会中不过是人类的托儿所游戏，在科学的时代到来之后这台游戏便不得不被抛在后头。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人文科学将应召为地下墓穴挑选墙纸。”诗歌的精神高地是否已经在进行降旗仪式？诗歌是否已如老旧的风车在科技理性引领的时代飙风的黑色泥泞中悲壮的鸣响。诗人和诗歌从业者必须做出回答。诗歌完成对生存题材和个体体验的有力处理，就成了对时代和现场的介入与揭示，这是一个合格诗人的应有之义。“接近诗歌是危险的，不去接近诗歌却更为危险”（陈超：《论诗与思》）。迷茫风雪路上的流亡作家米沃什说，“对于写作者来说，二十世纪的历史还没有人动过”。尽管这话不无偏颇，但也相当深刻、精省地印证了诗人和诗歌评论者在二十世纪尤其是后半叶的苍白无力的角色感和尴尬失语的境遇。而陈超的良知和敏识使他在时代的风口强烈而紧迫地意识到“悄然而至的挑战”。在诗人与言辞与生命与生存的多重艰砺而反复的涉险与攀援中，在不能置换的时代语境无限膨胀的映照下，诗人面临诸多彼此纠葛的复杂情势和两难困境。当诗人们纷纷拉上窗帘走进卧室私语、密语，找到“自己”的时候，却忽视了窗外的复杂困境和人自身的处境。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不仅是人类自身隐私的守护者，同时又是向公众敞开的艺术形式。因此，诗的“自我”和“社会”的问题的争论就一直都没有停止和中断过。
“在近年来的先锋诗歌写作中，诗人面临着许多彼此纠葛的情势。其中最为显豁的困境是：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诗歌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6]
在诗人处理和介入时代“噬心主题”普遍失语的境况下，陈超二十余年的诗学努力正体现了他在紧迫的时代情境中，在持有“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紧张而尖锐地楔入时代、“深入当代”的勇气。
“我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阳光从广阔遥远的天空垂直洞彻在我的身上。而它在冰凌中的反光，有如一束束尖锐的、刻意缩小的闪电，面对寒冷和疲竭，展开它火焰的卷宗。在这烈火和冰凌轮回的生命旅程中，我深入伟大纯正的诗歌，它是一座突兀的架设至天空的桥梁，让我的脚趾紧紧扣住我的母语，向上攀登。”[7]
陈超八十年代以来的诗歌批评在反复强调“深入当代”、揭示时代“噬心主题”的同时又持有个人性的自由精神的乌托邦幻想，其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具有巨大包容力的“历史想象力”。在陈超看来历史想象力就是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组织力的思想，对生存——文化——个体生命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足够认识，能够将自由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陈超在长年的诗歌批评中相当敏锐地发现中国的试探所匮乏的正是这种历史想象力。
对“历史的真实”的处理和还原历史、重写历史，对历史的考古挖掘的冲动在世纪末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写作中受到相当广泛的重视，而陈超的可贵之处又在于，他在梳理勘测诗歌的当下时代境遇的同时，前瞻诗歌可能的发展前景，又以谨慎、反思的知识分子立场在除魅中反观历史，穿透被历史烟云无情淹没的诗歌真相和寒冷时节坚冰下隐现的溪流。在《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X小组”和“太阳纵队”：三位前驱诗人——郭世英、张鹤慈、张郎郎诗歌论》、《红色苍凉时代的歌声——谈“知青歌曲”》等文章中，陈超重新考量文革岁月中被误认为是一片荒芜、干涸的枯冷河床，在资料的整理、发掘和梳理中，将“集体顺役”的蒙昧迷狂的描红时代被省略和淹没的“白洋淀诗群”、“太阳纵队”、“X小组”从遮蔽的地下状态提升出来，将“坚持个人主义自由灵魂的美丽青春”和“个体生命小小的光明”呈现出来，将当代诗学的可贵的维持诗歌的本体性和诗人的个体主体性的看似断裂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线索连接起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下对汉语新诗有无传统的争论有越来越激烈的趋势。而陈超早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〇年就写下了两篇有相当分量的文章《不留余地》和《“正典”与独立的“诠释”——论现代诗人与传统的能动关系》，这些文章相当深刻而精辟的论述了传统的内涵，传统与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新诗与传统的互动关系，诗人与传统的关系，对新诗自身的特质的廓清等等。这对当下的一些诗人和评论者不顾新诗和传统事实，断章取义，武断偏激的行为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至于传统问题应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周作人说，“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首先，传统不是单向的过去时态，传统首先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活力范畴，体现了垂传性、可延续性和可创造性，创造应是传统的应有之义。而我们在谈论传统的时候过多的谈论的是其继承性问题。传统的“继承”在当下更多的指涉对古老诗歌传统的回归和模仿，在此意义上，这种“继承”传统的观念是有必要匡正和澄清的。我坚持认为传统也是现代时。传统作为一种无限扩大的动词和无限生长、增生可能的实体性存在和功能范畴，它从来就不可能远离我们生存的世界。我们需要纠正一个常识性谬误——认为传统就是曾经发生的东西，继承和发扬传统就是简单地接受。陈超一贯坚持认为传统并非远离我们的过去时的存在，而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我愿意改造克罗齐的名言，“一切传统都是当代传统”。对诗人的个体主体性的写作而言，诗人与传统的关系是相互打开、双向选择的对话和争辩的过程，是一种富有张力甚至是反叛性的对话，传统在走向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在选择和创造传统，对传统我们不是简单、皮相地被动吸收，而是主动迎拒、选择、剥离和发现的再生性过程。再补充一点，传统不是简单形式上的传统，更是精神内质上的传统。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传统不是凝固的，而是流动的，是精神流脉的方向。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到屈原的《天问》和苏轼《水调歌头》其传统性正是人类个体生命对生存的追问和不懈而艰砺的探索、问询的精神而非其作品的外在形式。实际上，新诗与传统的问题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国汉语诗歌争论的焦点问题，甚至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甚至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中国新诗不仅割断与传统的关系而且自身在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而陈超则对诗歌与传统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思考，在陈超看来，诗歌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甚至棘手的问题，但是继承绝对不是简单的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模仿甚至回归，与此同时，继承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传统本身在历史的沿革中更是驳杂的，需要谨慎的辨别和重新估定，因此意义上，陈超强调对诗人的个人写作而言，“继承”传统不会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行为，“这里，永远包含着对其积极能动的选择、变构、剥离和重新发现。传统和现代，是互相打开的。因而，传统只能是‘当代’重新理解中的传统，它首要的因素不是自在的、固定不变的，它永远包含着创造的因素在内。对传统的‘继承’，从最高价值上说，只能是传统意义上的重新‘生成’过程。传统对我们现代诗人来说，它既不会是可以包打天下的利器，也不只是需要加以克服的消极滞塞因素。它仅是一种无限大的可能，真正的价值只能相对于我们的智力深度及语言能力的实践而确定。”[8]汉语新诗在近百年的发展和探索旅程中不可能没有自身的传统。中国诗人在近百年的选择、发现和创设新诗的履历中已经印证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汉语新诗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尽管有可能不是圆熟的）一个自身的诗歌传统，并且一系列诗人对汉语新诗的外在形式、格律以及音乐性诸方面理论探索和实践的大多数的失败也从相反的向度上证明了新诗传统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差异。那么汉语新诗形成了一个怎样的自身传统呢？首先陈超不认为所谓背弃了古典诗歌艺术模式和审美情调的得到读者认同或热爱的现代新诗就真的背弃了什么“传统”，“在现代诗人的写作中，传统体现为诗人与民族气质、与文化、与语言等的能动关系。没有传统的诗将无法在民族中真正存活”（陈超：《生命诗学论稿》）。陈超关于新诗传统问题的讨论更证明了一个事实——新诗在探索和构建自身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河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对当代乃至今后的汉语诗歌写作而言，这个问题应使诗人明确一个任务和挑战——在今后仍要不断反思新诗发展中曾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和诟病，在今后仍要不断开拓、继续创造新诗自身的传统，使新诗更为充满活力更为成熟的进行下去，探索生命、生存、直面时代，以它自己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陈超的诗歌批评之所以多年来引起业界的交口称赞，不仅是因其洞察力、专业性、创设性，还有行文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甚至有人认为陈超属于学院派批评中的一个“另类”，而诗人臧棣的评价显然更为合适，“陈超的理论文字显示了一种特殊的批评上的严格，它既有着批评的洞察力，保持它的应有的犀利和敏锐，又呼应了我们对阅读快乐的内在的吁求，真正做到了从容自如，舒放有致”（臧棣：《纸上的博览会》）。
对诗歌技艺和诗歌本体特征的关注和考量，陈超一以贯之地进行充满敏识与洞见的思考和探论，而这种对诗歌技艺和本体性的关注正是出于对当代诗学的“红色选本文化”和“庸俗社会学”造成的对诗歌和艺术的长期挤压和胁迫后果的反思和警惕。在《论意象和生命心象》、《生命体验与诗的象征》、《实验诗对结构的贡献》、《论现代诗结构的基本问题》等文章中，陈超深入地论述和辨析了诗歌的构架、肌质、技艺、语言、意象和经验承载力等诗歌的构成、表现技巧和诗的基本艺术符号等诗学问题。这并非是他对形式、技巧和形式主义情有独钟，并非是沉溺于诗歌的本体依据的自足性和对技巧的一味迷恋。在陈超看来，技巧绝非无用的手艺和装饰思想的容器和可怜器皿，他深知技艺对诗人和诗歌写作而言是一门“考验真诚”的必备功课。确然，在技艺层面，诗歌确实是一门古老的手艺，它不只与技巧有关，更与诗人的“道德”相关。技巧是诗歌的基本的呼吸方式，它是向阳的生长之物，也正如希尼所言的：“技巧，如我所定义的，不仅关系到诗人处理文字的方式，他对音乐，节奏和语言结构的安排；而且关系到他对生活态度的定义，对自身现实的定义。它也关系到对走出他通常的认识界限并冲击无法言喻的事物的方法的发现”[9]。此外，陈超通过现代诗和古典诗的比照，认为二者在诗歌结构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新诗自身的传统。如陈超认为，现代诗比之传统诗更强调结构的包容力和形式的开放性，更强调“深层结构”的重要性，更为注重结构中的张力或紧张关系，这都对现代汉诗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参照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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