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难免是有所缺憾的，

    所幸，在电影里可以去弥补这一份缺憾，

    这是不完美人生里最大的完美。

    这世界既现实也温柔

    我十八岁之前，从来没离开过集安，我所有的童年记忆也都扎根于此。

    小时候我没有认为它有多美。因为这就是我的家，家就是平时你感受不到它的特别，但只要走远了，你就会一次次想起它。

    我在集安的时候，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山雄壮，仿佛从来不知道低头；水安静，没有什么能干扰它的流淌，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后来，离开了集安，去了不同的城市，看了更多的风景，才发现山和水可以有另一种样子。

    当我们将拍摄场地选在集安，整个剧组跑到集安来拍摄时，我很开心剧组的人全都很喜欢这里。还有一点让我更加感动，世界在变，但是集安民风中的热络和善良一直都没有什么变化，很多老乡在我们拍戏的时候，并不打扰，而是在微博给我留言评论或者发私信，说看到我拍戏了，鼓励我一定把这部电影拍好。

    一天，我收到一条很特别的私信，这条私信说：“大鹏，我想问问你，你们演唱会这场戏什么时候拍完？因为我家就住在你们拍摄场地附近，这场戏太闹腾太吵了，我妈被整得睡不着觉。但是，我个人特别支持你，跟你说这些也没啥恶意，我就是希望你早点拍完，让我妈好好睡一觉。”当时我觉得这种实实在在的倾诉和交流，里面有一种温度。

    无数这样的时刻，让我觉得世界很暖，必须加倍回馈这样的善意。

    接受过很多采访，都有人问我为什么拍的喜剧都是小人物的故事，而且并没有很尖锐，我想这和我一直以来的成长经历是有关系的。一部电影作品传达的情绪，也是导演内心建构的世界。我有幸接触过很多的导演，我发现他们拍摄的作品中的灵魂，就是他们那个人本身。

    比如说，有的导演对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很敏感，他具有批判和表达的意识，他的作品就会绵里藏针，藏着一些尖锐的力量。

    当然，每一个导演的风格都是不同的，他们传递给观众的感受也不相同，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人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谁也不可能替代谁，或者复制谁，因为最核心的东西是无法复制的，是一种人生故事的底层构建，它自成体系。

    这一套体系，与每个人走过的路和经历过的事情有关，也和人们在大脑中加工同一个事件的不同角度和方式有关。

    我并不是没有遭遇过世界的现实和残酷。有一个词叫作人设，这个词对电影人来说，很熟悉。所谓人设，其实就是人物设定，大概意思是，一个人的基本设定，包括出身与背景。

    这几年来，随着自己的脚步不停，我逐渐完成了自己新的人设。但我并不觉得过去的自己有多卑微，虽然我来自一个小城市，但是这个小城市给我的暖，让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艰难的时候，内心是安定的。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是那么亲切、随和，接纳我的，只要我回去，就能感受到人们使用着一种我熟悉的随和有趣的语言在交流，实实在在，平平常常，重要的是，那是一个可以随时为我敞开大门的地方。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都是如此。有句话叫作“莫欺少年穷”，年轻人看似一无所有，却并非如此，他的内心含有对这个世界的信心，就是一笔看不见的资源。我自己有这样的信心，我不太容易感受到别人说的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不公平，反而，我总是一次次提醒自己，这只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面貌，你想要的，要加倍努力争取。只有你肯付出，世界会给你它的温柔。

    事实也的确如此，越努力就会离幸运越近。我一向都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在我的人生里遇到的不少人都愿意帮助我，让我实现了很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胆小是个好伙伴

    初入行时，我去试戏。那是我第一次表演，所以还没等我想好怎么演，导演就喊“开始”了，当时演的是，在餐厅里，我要用一种很为难的样子去埋单。

    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去表现这种为难，我是真的为难，正好我坐的地方旁边有一杯水，我琢磨着喝口水拖延下时间，没想到水特别烫，我当时就喷了，导演在一旁叫好，我稀里糊涂就入选了。

    后来我跑了很多次龙套，在那些电影里，谁都发现不了我，无论我演的时候有多么兴奋。

    直到2015年，我导演了《煎饼侠》，那时电影市场空前繁荣，趁势而为的结果就是《煎饼侠》这部电影的票房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11亿的票房，并不能让我像一般人说的有某种膨胀，反而，我有些心虚，因为在我看来，这部电影的票房成绩远远超过了我的期待值。

    我被瞬间推向了电影市场，有机会和许多优秀的导演合作。2014年到2017年这三年时间里，我参演了《我不是潘金莲》《奇门遁甲》《西游伏妖篇》，还有《摆渡人》等作品。合作伙伴分别是冯小刚、徐克、周星驰和王家卫。在华语电影导演里面，他们都是有分量的前辈。

    能有参演机会确实是好事一桩，最关键的是可以借此机会跟着学习，在把握出演的机会之余，再去看一看，他们到底是如何运作剧组、关键技术在哪儿，又是怎样去拍电影的。

    这三年，我其实都在学习这一件事。随着经验和技术的持续学习，我的胆量也变得越来越小了，往好的方面想，这算作是成熟的一种表现。

    比如，你问一个孩子：“你会唱歌吗？”大部分的孩子一定会说：“是的，我会唱。”可是如果你问一个大人：“你会唱歌吗？”大人就会有所迟疑，因为他知道“会唱”意味着什么。

    从演戏的部分来说，观察力会给我带来帮助。比如，我经常坐火车，会遇到一些当众大声讲话的人。有一次我突然在火车上看到有一个人，他站在车厢与车厢的连接处，望着窗外，他是手心冲前托着腰的。

    我在《我不是潘金莲》里演王公道这个人物的时候，想起这个人，突然发现这就有了一个具象化的姿态去表现这类人的行为方式。动作的不同，指向实施动作的人的内心。

    除了演技上的学习，我也吸收了关于电影的其他知识，这些学习有时候并不具有目的性，甚至也不是为了改变别人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因为人们的评价，并不是一部电影或者一本书就能消除掉的。只是觉得我应该去做点这样的事，我有一些想法，我期待把它实现出来。

    每一个导演，他们的工作方法完全不同，每一个演员也会有属于自己的表演方式。甚至同一个职业里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吧。你不能照搬冯小刚的套路去用在你自己的作品里，当然你更成为不了王家卫或者周星驰。所以，你只能在不停地实践中去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是工作中的好伙伴，无论是做电影还是其他产品，一两个成功的产品的出现，可以让你总结一些经验，但是对于一个产品经理来说，他千万不能把这部分经验当作规律。因为当某个仅仅是经验的东西被总结成规律，就会对持续的发展带来一种灾难，很可能你就会利用这种“规律”，往下一个产品上生搬硬套，弄巧成拙。

    我常常保留这种如履薄冰的胆小，电影的学习，永远没有毕业之时。一些导演的名字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时间和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的价值，三次以下都不算重复证明。

    我享受自己此刻正小心翼翼，行走在路上。

    努力也是一种天赋

    当我听到别人被评价“有天赋”的时候，羡慕极了，我觉得天赋这个词真是太酷了。可一直以来，我得到的评价都是，大鹏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努力意味着能吃苦，能耐劳。这个品质当然是好的，但显得有些辛苦。

    拍《缝纫机乐队》的时候，有三个时刻，我对天赋和努力有了新的感受——一个人能够努力，也是需要天赋的。

    有场戏，我想设定的是李鸿其单手打鼓。很多朋友不建议这样做，担心单手打鼓不好看也不好听。

    我的想法是从剧情推进的角度出发的，如果李鸿其饰演的炸药这一角色，在打斗过程中手被打骨折，观众就会被带入疼的感受，他单手打鼓，在表现方式上是有层次的，帮助观众感受上的不断提升。我觉得挺“燃”的。

    但是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伙伴们都提出了他们自己对这个设定的担忧。哈哈哈，我觉得应该试一下，现在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拍电影从来不是容易的事，一个作品的实现过程中涉及太多的人，导演需要去接收不同的信息，吸收合理性，不伤害所有人的参与感。

    在设计结尾的时候，我也遇到了挑战。电影《缝纫机乐队》从2015年底开始筹备，一直到开机之前，我和我的团队都一直在推敲。甚至在大结局那一场戏开拍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在想，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一部电影的结尾决定了一部电影的离场感。如何拍好这个结尾，我和创作团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苏彪是《缝纫机乐队》的编剧，《煎饼侠》也是他写的，我很信任他。我们两个在沟通过程中，若出现分歧，通常是他让步，我觉得任何一段关系，无论情侣、家人、同事还是朋友，在关系中懂得让步的那个人，才是真正强大的。

    苏彪是一个“逻辑控”，他没有办法接受结尾时，在一首歌的时间之内，广场上从一个人都没有，到人山人海。他的建议是，缝纫机乐队上场的时候，所有一切都到位了，这样比较合理。

    我觉得结尾的表演，在没有观众的时刻，大家还能保持投入，就会更加感染人。我脑海中想的是，乐队上台之后，没有观众，他们还是很坚强地唱歌，唱到一半的时候，开始有观众。

    剧组的工作人员不知所措，因为导演和编剧不能达成一致，大家不知道应该准备一些什么，例如何时通知群演、准备什么道具，等等。直到大结局开拍的前一天还都是这样的。

    后来我们找到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式，我让美术组做了扇大门，设计了新的创意：几千人也许早就来了，只是进不来而已。乐队登台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堆废墟，没看到人，大家一直在敲门，直到有人把门打开。这样也就解决了我和苏彪不同的顾虑。

    从发现想法的不同，到寻找有效的解决方式，到最后完成，新的创意带我们走到了问题的出口。

    在Beyond乐队的拍摄方案中，我们也做了临时调整。

    Beyond是我的偶像，创建这个剧本的最开始，我就去邀请他们来参演。

    直到他们来的那一天，拍摄的方案都没有敲定。因为当缝纫机乐队在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意识到应该让缝纫机乐队在舞台上完成最后的绽放。Beyond可以作为一个强大的精神能量上的支持，为缝纫机乐队加油鼓气。

    从最初把Beyond找来的想法是邀请他们表演，到后来产生了改变，这背离了我作为Beyond的粉丝的初衷，却服务了整部电影。

    拍摄《煎饼侠》的时候，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整个团队都是第一次拍电影，拍得无拘无束，敢于打破一切规则。到了现在，越来越多地了解深层次的东西，有些规则当然会束缚住你的一些想象力。

    作为导演，只有努力地学习和思考，在合理与不合理之间，在逻辑与非逻辑之间，在感性与理性之间，进行综合考量和取舍。每一次再细小的突破，也都是努力与天赋共同作用的结果。

    还有些歌没能唱完

    音乐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现在依然藏在心里。有时候听到一段音乐，心里会感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完美的事物，但却有完美的音乐。

    即便音乐不能产生任何物质价值，但它给心灵带来的多维的感受和自由，让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我认为在音乐面前，所有人都是毫无抵抗力的。

    我很小的时候，学的第一样乐器是小提琴。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没有小提琴可以练习，我的水平比其他小朋友要差一些。有一天少年宫要办一个露天舞会，小提琴班的老师告诉我：“大鹏啊，晚上你和你父母不用来参加舞会了，你不太适合学音乐，以后可以试试去报别的班。”

    当时我一直忍着，忍到走出少年宫才开始哭，回家告诉我妈，我不喜欢学小提琴，以后不要学了。

    上初中的时候，我用压岁钱换到了属于自己的乐器，是一把无比美好的吉他。为了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弹吉他，我跟我妈做了个交换，交换条件就是学习成绩必须要足够好。我保持着班级前三名的成绩，能够有时间练吉他、写歌、唱歌。

    高一的时候，我组建了见证乐队，只有我读高一，其他的成员都读高三。我们举行一场演出之后，其他所有成员就去上大学了，乐队就解散了。

    后来，我又组建了及格乐队，只有我是学生。其他成员有两位是社会青年，还有一位是名钢琴老师。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放弃唱歌这件事，不断参加了一些唱歌节目，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机会成为一名歌手，但是都不成功。我遭遇过欺骗，把家里一笔巨款交给了一家公司，交了钱之后，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就消失了。

    虽然挺坎坷的，我却觉得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奖励。

    况且，人，总会有一些梦想是实现不了的。但并不阻碍你去追逐。

    决定拍摄《缝纫机乐队》的时候，我接受了一些采访。

    大家都问了我同样的一个问题，他们说，大鹏，你拍摄这部电影，算不算是在实现你的音乐梦想？

    我的回答是，不是。

    如果这部戏仅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未来我可以操作的题材恐怕会越来越少吧，毕竟我的梦想其实并不很多。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有一个音乐梦，让我更有能力去拍好一部音乐电影。

    在《缝纫机乐队》这个电影的实现上，我顾虑过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我相信每个人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这很常见。不同的人处在这种情绪中的反应是不同的，有人可能因为担心，就不再去做原本想做的事情了。积极的人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弃。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似乎接受了一些生活中的不适感，也已经习惯了和这种看起来不太好的情绪共处。

    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努力去完成。我告诉自己，技术上的难题，一定能有办法来解决。对于我始终如一所爱的音乐来说，我不知道《缝纫机乐队》一直在等我，还是我一直在等《缝纫机乐队》。我感谢它让我，在喜欢做的事情和我擅长做的事情上很好地嫁接了。

    也许人都容易对自己有认知偏差，比如我以前一度认为自己唱歌好，有音乐才华，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就是一名歌手。但这只是一种自我打气，大家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没有得到证明。后来，我去参演和导演喜剧了，这一回，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尽管这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去追求的东西，但是这也许是我擅长的东西。

    《缝纫机乐队》拍摄中的某一个时刻，我感受到了一种使命感。我觉得，我们的音乐是我暂时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把它压在心底最深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放下了音乐，而是行至如今，我经历了很多事情，知道有些事情就放在那儿吧，只要心里有。人生难免是有所缺憾的，在自己的电影中，尽最大的努力为我爱的音乐做一些事情，已经是不完美人生里最大的完美了。

    对《缝纫机乐队》来说，我是合适的导演，我了解许多乐器的演奏，知道怎么去展现它们，可能别的导演也关注这个题材，但是他此前的了解并没有那么多。带着这种信念，我对《缝纫机乐队》的付出自然是无路可退，唯有全力以赴。

    其实没有小人物

    我塑造了很多不同的角色，有人说我很擅长塑造小人物。“小人物”是一个标签化的词，我并不排斥这个说法。不过太多人问我怎么看待小人物的时候，我开始思考谁是小人物，后来我发现，生活中并不存在小人物，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沧海一粟，同时，每个人内心的壮阔与沉浮又自成一个世界。

    我在《缝纫机乐队》里演的程宫依然是一个普通人，他既没有出众的外表，也没有卓越的才能，在造型上不需要多么闪耀，我也不必考虑让自己出现在镜头里显得帅一些，只要符合角色的特点，我可以接受一切造型。

    这个人物是我为普通人表达的一个窗口，有很多人在塑造拯救地球的英雄，这是有必要的，但对我来说，表达普通人日常的一种真实的情感状态，是我的追求。

    社会的组成离不开普通人，大部分的人放下生活中的那么多事情，花钱花时间来看电影，他需要让自己暂时脱离现实生活，在情感上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

    要把人们从琐碎的日常带入电影的故事里，就要让人物符合逻辑上的真实。即便观众明明知道，人物和情节是虚构的，但只要以可靠的细节把人物塑造到位，让逻辑不脱离真实生活的节奏，电影里塑造的世界就是观众心中真实的世界。

    在为程宫试妆的时候，造型组为我准备了一顶很漂亮的假发，大家都推荐我留那样的头发，我自己也觉得好看，但是总觉得，程宫这个人应该不是这样的精致。一个小小的考虑不周，也有可能造成观众出戏。

    在我参与导演的作品中，从《屌丝男士》到《煎饼侠》，再到《缝纫机乐队》，我其实都不太在乎自己的形象是不是看上去很好看，哈哈哈，我自己本身也不是那种好看的人，只能说普通。普通是我的一种安全感，让我可以塑造各行各业的人。

    我熟悉普通人的生活，我也愿意接触生活中的一些不被特别注意到的人。

    程宫和胡亮都是我认识的人，程宫是我在搜狐的一个同事，做摄影的，他喜欢弹吉他，是一个小胖子，敦敦实实的，身上有一股平静的力量。之所以平静，也可能是行动不便，哈哈哈哈，我喜欢他的名字。

    胡亮也是我认识的人，现实里的胡亮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大爷，在北京唐自头摄影棚门口开了一个小卖店，人很幽默，是我在拍《奇门遁甲》的时候认识的。

    每次拍完一场戏，我都会走出影棚去他的小卖店买干脆面。他很喜欢和我聊天，喜欢逗我。

    他对我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演员到我这儿来跟我聊天，人都是打着伞从那棚里就钻车里去了，你天天跑我这儿来解闷，我特别开心。”后来越来越熟，胡亮唠的嗑儿也越来越不正经。剧组的工作人员，如果找不到我，就去胡亮的店，几个月下来，他几乎把自己的半辈子的故事都讲给我了。

    那段时间我正好在创作《缝纫机乐队》的剧本，有一天我和他说，你的名字可以借我用用吗？他说干啥，我说我要把你写到电影里，让全国人都知道你。他好像是骂了一句什么脏话吧，表示我简直不可理喻。

    我觉得戏里面的胡亮，到了六十岁，就会是他那样的吧。

    创作的时候，我和苏彪都经常会用到身边人的名字，比费心去起的角色名要适合得多，有很多时刻，比如胡亮给我讲到他的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普通人内心所蕴含的力量，真的很惊人。

    一个普通人在面对巨大机会时，内心是怎么样的一种冲撞，这值得体会；一个普通人在痛苦的时候，是怎么一层层完成自我解脱，这也有力量；一个普通人在面对一泻千里的命运滑坡时，该怎么想办法去抓得住自己……这些内心的戏是如此壮阔，值得书写和表达。况且，每一个普通人都不普通，他都是他自己世界的中心，是自己剧本里的主角。

    没有人的孤单是孤单

    我们看到满天繁星，感觉它们都很近，实际上却彼此远离。

    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孤独会是普遍、持久的感受。

    即使与你同行的人是理解和支持你的人，在某一个时刻，你心里的某一个感触，还是不能被全然理解。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却并不能真正地感同身受。

    在片场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在奔忙，每个人都尽职尽责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工作，我心里会涌出很多感动，我好像没有理由去孤独。

    可真正站到人群当中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种只有自己才懂的感受从心底升起，慢慢升起，很久很久才消散。

    孤独的时候，我会想起黄家驹。

    感谢这个技术发达的时代，它让很多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缝纫机乐队》的片尾曲，是我和我的偶像黄家驹一起唱的。

    我们获得了家驹在1986年的《再见理想》这首歌的声音版权，重新进行了编曲，我把想要对他说的话，放在他的《再见理想》这首歌的中间。第一句就是“坐在你对面的人始终不安，没有人的孤单是孤单”。

    我每次去香港，都会坐在他的对面，和他说说话。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我常常想，如果家驹还活着，我一定会有机会认识他。我可能会和他聊天，可能会邀请他演我的电影。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近他，了解他，听一听他的心声、他的喜好。

    但是，他不在了，一切都是假设，永远都做不到，我就是在他的对面，永远仰视着，永远都没有机会知道更多的细节，只能通过别人的描述去还原他性格里的点滴。

    我很想知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在想些什么。

    黄家驹的人生永远停留在32岁。我已经35岁了，我比自己的偶像，年纪还要大了。

    在集安拍摄电影里千人齐唱《不再犹豫》的那一天，正好是6月10日，那天是家驹的生日，是一个缘分，一个非常美妙的巧合。那天拍摄的时候我看着天，默默念叨了一些话，觉得他应该听得见。

    他知道你在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你就没有理由做不好吧。

    拍摄《缝纫机乐队》，除了电影内容的评价之外，我还有一个期待——我希望人们能够通过《缝纫机乐队》去关注音乐，爱上音乐。

    这里的音乐不仅仅指摇滚乐，音乐的形式可以千变万化，但本质上只存在能否打动心灵的差别，理想化地说，我希望《缝纫机乐队》中关于音乐的态度可以被放大，希望更多的孩子可以享受创作音乐、欣赏音乐带来的快乐。

    有一回在国外的街头，看到一架钢琴，上面写着“play me”，你可以随便地去演奏它，钢琴旁松散地排着队，听的人停下来喝彩或起哄，其实都是没有压力的。我希望随着《缝纫机乐队》的上映，孩子们组建乐队不会再被家长担心是在做不好的事情，这就很美妙了。

    为音乐而生，为电影而死

    因为剧情需要，我们需要建一个庞大的吉他雕塑，高22.86米。同样因为剧情需要，它后来会被拆掉，正所谓“为音乐而生，为电影而死”。

    这句话是赵英俊说的，《缝纫机乐队》里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他创作的，他也在这部戏里演了一个角色。

    赵英俊说摇滚乐就是愤怒，我觉得不愤怒也可以摇滚，我俩激烈讨论，讨论到最后发现其实也都差不多，我想所谓的愤怒是因为你身处自由却感受不到自由，而自由的边界是可以自己划定的，我们都是在追求自由和快乐的路上不停地努力。

    还是说回大吉他，这个庞然大物，威风凛凛，经过三个月的建造，站在了鸭绿江边，当我转景回到集安的时候，还没放下行李，就去看它，那第一眼，我有一种想要给它跪下的冲动。

    我觉得它有一种魔性，超越现实，却又真真切切在你面前。我觉得它是有情感的，是有生命的。

    当时有工作人员在拍摄纪录片，我不好意思，到半夜的时候，我偷偷跑出来，真的给它磕了一个。

    我觉得对不起它，因为它是凭空创造出的一个符号，它的价值在于被摧毁，它坚强地站在那里，自己是不知道的。

    整个城市也和它成为了好朋友，市民们喜欢在这里拍照玩耍，在它被拆掉的时候，有许多人来送行。

    我有些心疼。

    想起为了筹备这部戏，我走访了许多摇滚音乐人，寻求支援，最后他们都出现在了电影里，成为路人甲乙丙丁，像是被贴上了印证，让我充满信心前行。

    也有的音乐人提出担忧，因为电影里有音乐现场的呈现，如何让它更像是一个现场应该有的气氛，成为难题。这也似乎是超出了我能力范围的事情。

    最多的时候，我们有5000名群众演员一起参与表演，这些人的组织与排练，就是非常庞大的工程。

    最终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是团队协作的结果，当你选择相信别人，他们就会愿意跟你一起协同作战。

    拍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候，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名乐手一起参与。他们是我们一个一个联络和挑选的，我没有办法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在电影里是特别重要的存在。

    当我们站在破碎的大吉他下面高歌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成为了大吉他的一部分。

    拍那场戏时，小时候和我一起组建乐队的兄弟们也来了，小时候我们一起唱过开业，唱过婚礼，唱过各种活动，从来没有这么多观众。他们现在已经从事着各种工作了，又重新拿起乐器，感动中还有悲壮。

    在这部戏的拍摄过程中，我觉得很幸福，这样一群人努力去创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摇滚之城，但又让人无比相信，实在是太美好了。

    我和缝纫机乐队

    对喜剧里的主人公来讲，他经历着的事情，往往是悲剧。

    我们笑，其实是在笑他的处境和面对处境时的反应。

    但是我也不太认同去夸大喜剧人的忧伤面，是人，皆会忧伤，我相信喜剧人的内心还是单纯美好向上的，不然那些作品就不会单纯美好向上。很多报道里说周星驰先生在生活中是特别忧郁的，我和他有过工作上的交流，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误解了。

    我不是集体里最能制造欢乐的人，我身边有很多有才华和天赋的工作人员，他们特别活泼，跟他们相比，我几乎可以用比较内向来形容。但是作为剧组的小家长，我有时候需要活跃一下拍摄气氛。

    拍戏，就是一群大人在过家家。

    缝纫机乐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答案。

    乔杉，就是胡亮，内心纯粹，老天爷赏饭吃，他长了一张非常有天赋的脸。

    我和他的配合很顺畅，表演节奏总是可以搭在一起，这很美妙。只有和他在一起演戏，我是不需要彩排的，是唯一的。

    乔杉有许多第一次都献给了我。比如说，他第一次演比较女性化的角色就是在《大鹏嘚吧嘚》里，他演了一个造型师，名字叫姗姗。他在我安排的录制现场迟到了，他就说：“哎呀，姗姗来迟了。”他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化解了尴尬。

    在《缝纫机乐队》这部戏里，他则贡献了人生里的头一回裸戏。后来我看到《爱乐之城》，还做了一条和里面女主角一模一样的黄裙子给他穿上。当然了，这些都是角色的需要，看电影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他以为裸戏是有替身的，我跟他说，你得珍惜这样的机会，你人生中拍裸戏的机会不多，应该毫无怨言地配合，毕竟没有人想看到。事实上我也后悔了，那几天他起疙瘩，后期我们花了好几万块钱做特效，把疙瘩去掉了，其实应该找替身的。

    丁建国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孩儿，她做了很多极端的事情，娜扎都完成得很好。

    我第一次见到娜扎的时候，觉得这姑娘特别自信。她见我第一面就说：“我看完剧本了，我觉得我肯定没问题。”

    能有这样的想法，非常好，因为一般的演员会觉得，这对我是挑战，我会尽量完成。但她都没有，她就是说，我肯定能演好。

    娜扎身上有一股高冷的气质，在我心中很“丁建国”。乔杉说，他就觉得娜扎一点都不高冷，只是不愿意理我，呃……

    有段时间，娜扎学贝斯学得很崩溃，毕竟这种东西不是那么快就能掌握的，她每天都感觉累，但是她坚持下来了，结果就是，赵英俊说娜扎弹贝斯弹得比他都好。这一点我还是真挺佩服她的。

    饰演老杨的韩童生老师，是我们最开始设计剧本的时候就已经选定的演员。

    韩老师其实是一个年轻人，穿着和想法都特别时髦，我们一起聊剧本的时候，他表示愿意为这部电影学一项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技能。

    他自己说的，“三十不学艺”，意思是三十岁以后再学新的技能就很吃力了，但他还是连续上了四十几节吉他课，认认真真，魔魔怔怔把吉他拿下了。

    他永远是第一个到场化妆的人，也永远是第一个到现场彩排的人。戏有一老，如有一宝。他就是我们剧组的宝贝。

    这部戏里头韩老师饰演的老杨，大部分时候都是戴着一副美少女的面具在演奏。这个设定是在剧本形成的初期就已经有的，只不过当时曾经设想过，他在每个阶段的面具是不同的，最开始是美少女，后来是变形金刚，最后是忍者神龟。他用不同的面具来掩饰自己。

    几次开剧本会碰撞下来，大家还是觉得只有一个符号会比较有力量，于是就确定了不需要来回换面具，一直保持着美少女的面具。

    面具可以挡住脸，但韩老师从来没有用替身，演奏的部分他也要求自己来，韩老师自己的解释是，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身体律动，身体语言也是一种表达，并不是看不到脸，自己就可以不表演。

    真是个大宝贝。

    希希是《缝纫机乐队》确定的第一个演员。在构建剧本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想乐队里面应该有些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应该有老人，有年轻人，还应该有孩子。

    孩子很难掌握复杂的吉他演奏，也没办法短时间内学会打鼓，唯一的合理性就是让她弹键盘。

    因为现在的很多孩子都是在五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学乐器，家长一定会让他们先去学钢琴，所以我就设定这里面有一个小女孩是键盘手。

    希希和我的女儿同龄，她这么早就接触电影的拍摄，需要她做表演的时候，我对她的表演提出要求，感觉还是挺矛盾的。

    希希和韩老师，这两个大小宝贝都给予我很大的触动，那是求知欲，是敬业以及自我要求。

    饰演炸药这一角色的李鸿其是台湾地区的艺人，他很年轻，帅。

    我想，谁都无法抗拒一个可以在大屏幕上打鼓的帅气男孩吧。在集安拍摄期间，他已经圈了很多粉，到最后拍大场面的时候，许多人都是专程为他而来的。

    他是一个很摇滚的人，对拍电影这件事儿充满了无限的热情，由于鼓手总是在乐队的最后一排，所以无论拍到前排的谁，都会带到他的镜头，一遍又一遍拍摄，他永远都卖力演出。

    因为造型的需要，他的手上会戴一枚金属戒指，有一场戏他太卖力，戒指磨破了手指，不停流血，简直“爆裂鼓手”。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和我请假的事情。《缝纫机乐队》是群戏，乐队成员经常在一起行动，拍摄期间缺了谁都不行。但是突然有一天，鸿其提出来要请两天假，他说：“导演，我必须要走，四月十号和十一号，我必须要回台湾一趟。”

    我问他请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特别不好意思却还是给了我真实的理由，他说：“导演，我买了演唱会的票，要回去看演唱会。”

    哈哈哈哈，我简直觉得那是有些可爱的，在一个拍演唱会的戏里请假去看演唱会，我实在不忍心拒绝，就让他去了，我觉得我们俩都挺摇滚的吧，那就让这件事情忠于摇滚。

    全剧组除了我以外，都不知道他请假的真正原因，我那会儿也没和其他人说。这是我俩的小秘密，因为这个请假理由实在是……哈哈哈哈。

    说真的，我挺想把缝纫机乐队在现实里组建起来的，我挺喜欢这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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