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轻人都是出身名门，都在牛津或剑桥受过高等教育，都有一批忠实的托利党拥护者。在这些上等人中间，我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十足的土老帽。

    德尔维希部队的战败和毁灭是如此彻底，精打细算的基钦纳随即就把开支巨大的英国枪骑兵团派遣回国。战斗结束三天后，第二十一枪骑兵团就向北踏上了回家的路。我得到允许，随载着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大船沿尼罗河而下。在开罗，我遇到了英国皇家近卫骑兵团的中尉迪克·莫利纽克斯，他和我一样也被编入第二十一枪骑兵团。在战斗中，他的右手腕被敌人的军刀砍中，伤得非常严重，肌肉组织都断裂了，连枪都握不住，不得不把枪扔掉。他的战马也同时被击中，莫利纽克斯被他部队的一名骑兵奋不顾身救了下来。现在他在医院护士的照看下前往英国，我决定陪他同行。当我们正在交谈的时候，他的医生过来为他包扎伤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深长伤口，医生希望尽快为他植皮。他压低声音对护士说了些什么，护士就把她的袖子卷了起来，露出胳膊。他们退到角落里。在那里，医生准备从她的胳膊上切取一块皮肤，移植到莫利纽克斯的伤口上。可怜的护士吓得脸色惨白，于是医生就转向我。他是一位瘦骨嶙峋的爱尔兰人，“我不得不从你的身上取一块皮肤，”他说，我没有退路，便卷起了袖子，他亲切地补充道，“你听说过活剥人皮吗？喏，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他开始从我前臂的内侧切下了一块一先令大小的皮肤，上面还附着一些肉。当他用剃刀慢慢地来回切取皮肤时，我彻彻底底感受到了他所描述的那种痛苦。不过，无论怎么说，我终于还是挺了过来，直到他最后成功切下一块粘有薄薄一层肉的皮肤。这块珍贵的皮肤随后就被移植到我朋友的伤口上，至今，这块皮肤还在那里，它让我的朋友在很多方面都受益匪浅，而我只是留下一个伤疤作为纪念。

    ******

    我的父母亲一直生活在伦敦社交界高层的中心，生活条件相当优越。但是，他们一点也不富裕，少有积蓄。相反，在他们忙碌的日常生活和社交中，债务和负担在不断地增长。然而，1891年父亲的考察队去南非时，在一个价值不菲的金矿中得到了部分股份，他得到了五千股兰德金矿的原始股。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年，这些股份在股市里几乎天天上涨，到他去世的时候，股票价格已经是当时购买这些股份时价格的二十倍；不久，又上涨到五六十倍。如果他再多活一年，就会拥有一笔数量可观的财富。那个时候，税负很轻，不值一提，钱币的购买力至少是现在的两倍，二十五万英镑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然而，正当他的新财富几乎就要和他的债务持平的时候，他去世了，这些股份都被卖了。一切安排妥当后，只留给母亲婚约上规定的那些属于她的财产，不过，这笔财产足以让她过上舒适、轻松和惬意的生活了。

    我一直不想成为母亲的负担。在各种运动中，在战斗中和马球锦标赛的紧张时刻中，我考虑得最多的是军营生活中的经济问题。每年五百英镑的津贴不够支付我在马球和轻骑兵团里的费用。眼看着赤字一年一年地增加，虽然数目不大，但毕竟是赤字。我发现我的这个职业无法为自己提供足够的钱，让我可以不负债，更不要说按照我自己的愿望，不靠津贴独立生活了。花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接受教育，得到的只是一个日薪为十四先令的职位。我要养两匹马，购买最昂贵的军服，这实在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很显然，如果继续服役几年，我一定会陷入困境，也会连累我的亲友。另一方面，我已经写了两本书，为《每日电讯报》撰写的战地通讯稿所得的稿酬，相当于三年来女王为我这份辛苦又危险的工作所付报酬的五倍。由于国会的限制，女王陛下甚至没有能力支付给我一个军人最基本的生活费。因此，虽然带着很多遗憾，我还是决定尽早放弃军营生活。我为《晨邮报》写的有关乌姆杜尔曼战役的系列报道，虽然没有署名，却挣到了三百多英镑。在家和母亲住在一起，生活开销会小一些，我希望从我的一本关于苏丹战役的新书中挣到至少够我两年生活费的稿酬，这本书我已决定取名《尼罗河上的战争》。除此之外，我计划与《先锋报》签订合同，在伦敦每个星期为他们写稿，每篇三英镑。当时这个稿酬和我作为一个中尉军官所得的津贴大致相等，不过后来，我的稿酬提高了。

    于是，1899年我的计划如下：回印度去赢得马球锦标赛的冠军；申请退役离开部队；用我的津贴减轻母亲的负担；写新书并为《先锋报》撰稿；寻找机会进入国会。这些计划大体上都已经实现了。事实上，从这一年开始，我已经完全能靠自己的能力独立生活了。1919年，我意外地继承了我早已去世的曾外祖母——伦敦德里侯爵夫人弗朗西斯·安妮的一大笔遗产。在这二十年里，我养活自己，后来养活一家人，家里再也没有缺过任何所需的东西。我为此感到骄傲，并把自己作为例子来教育我的儿子，教育所有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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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11月底回印度，为来年2月份的马球锦标赛做准备。在这期间，我发现自己在国内受到特别的厚爱。我为《晨邮报》撰写的稿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大家都想知道有关乌姆杜尔曼战役的情况。当然，他们最关注的是枪骑兵团的冲锋。因此，我经常出现在晚宴桌上、俱乐部里或纽马克特。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周围总是围着好奇的听众和打听消息的人，这些人的年纪都比我大好多，还有一些年轻女士也对我的东拉西扯和我的个人生活感兴趣。总之，这几个星期我过得很惬意。

    就在这时，我结识了一批新的保守党议员，他们后来和我的关系很密切。一天，伊恩·马尔科姆先生邀请我共进午餐，同席的客人还有休·塞西尔勋爵、珀西勋爵（已故诺森伯兰郡公爵的哥哥）和巴尔卡雷斯勋爵（现在的克劳福德勋爵）。这些人都是新兴的保守党政治家，以往多届议会从来都没有接纳过这么多有声望的议员来增强自己的势力。他们听说过我的故事，而且由于我父亲生前的威望，所以他们都很有兴趣见见我，我自然要好好表现一下。在这些只比我大两三岁的年轻人面前，我心里不无羡慕。这些年轻人都是出身名门，都在牛津或剑桥受过高等教育，都有一批忠实的托利党拥护者。在这些上等人中间，我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十足的土老帽。

    休·塞西尔勋爵年轻有为、才智出众，他从小在首相府和政党领袖的家庭里长大，在那里几乎生活了二十年，从小就耳濡目染国家层面的大事。塞西尔家族的成员，不论男女，说话和争辩时都很坦率、自由。这个家族鼓励发表不同的看法，父亲与孩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叔叔和侄子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经常你一言我一语地相互巧辩，似乎大家都是平等的。休勋爵在谈论国教政府、分析埃拉斯都支持者[115]和高教会派信徒之间的区别时，曾令整个下议院全场鸦雀无声达一个多小时。他长于辞令，善于巧辩；他才思敏捷，语言机智，出语惊人。听他说话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珀西勋爵是一位善于思考的浪漫青年，信仰伊尔文派。他很有个人魅力，学术上有极深的造诣，两年前在牛津获得过纽迪吉特最佳诗歌奖[116]。他游历过很多地方，到过小亚细亚高原和高加索地区，与高贵的野蛮人一起畅饮，和狂热的神教信徒一起斋戒。他对东方的迷恋就好像迪斯累里对东方的神往。珀西本人真的就好像是从《坦克雷德》或《科宁斯比》[117]这两本书里走出来的人物。

    我们的话题转向讨论其他民族是否有权建立自治政府，还是只能受制于一个好的政府。什么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进而我们又谈到了作为一种体制的奴隶制度。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的同伴们毫不犹豫地和舆论唱反调。但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无法用显而易见的正确观点来反驳他们荒谬但是机智的诡辩，这甚至让我非常恼火。他们比我更了解这场论战，我的那些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观点受到他们严厉的抨击。我用“英国不要奴隶制度”这一口号来为自己辩护，他们则认为奴隶制度的存在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英国不要奴隶制度”无疑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借口，但这与奴隶制度的存在有什么道义上的联系呢？面对这些认为太阳只不过是人们虚构出来的人，我很难拿出论据来证明我的论点。事实上，虽然争论开始时似乎都是我占优势，但很快就感觉到自己很想走上圣詹姆士大街或皮卡迪利大街，垒起路障，组织起一伙人来为捍卫自由公正和民主而战。不过最后休勋爵告诉我，让我不要太介意这些辩论。这些问题值得探索，但他和他的朋友们并非我想象的那样支持奴隶制，他们好像只是为了戏弄我，让我飞奔在到处都是圈套和陷阱的路上。

    这次较量之后我有了一个想法，等结束在印度举行的马球锦标赛后，我必须去牛津深造，希望能从牛津的生活中让思想获益，并得到快乐。我开始打听如何才能上牛津的手续。看起来，要想去牛津继续学习，即使是对我这种年纪的学生，考试和其他手续仍是不可缺少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可以交学费进这所大学，与大学生一起在那里听讲座，和教授们辩论，并阅读他们推荐的书籍。然而，这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想进牛津不仅要通过拉丁文的考试，还要通过希腊语的考试。已经对英语的规则变化动词非常熟悉的我，再也无法静下心来专注于艰难学习希腊语中的不规则动词。经过再三衡量之后，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将这个计划搁置在一边。

    11月上旬，我拜访了设立在圣斯蒂芬大厦的保守党总部，想为自己在国会中谋一个席位。我的一位远亲菲茨·罗伊·斯图尔特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那里义务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党派的总管米德尔顿先生，大家都叫他“队长”。因为保守党在1895年大选中获得了胜利，因此米德尔顿先生备受尊重。在政党内部，如果因领导不当或政策失误，或者只是因为懈怠，再或者是因为政局的动荡而使选举失败，政党的总管就会被解雇。因此，一旦选举获胜，这些公职人员享有成功的荣誉也是应该的。“队长”非常热情，表示保守党非常愿意为我谋一个席位，说他希望早日能在国会里见到我。然后，他巧妙地谈到了资金问题，问我能不能支付开销，一年里能为选区提供多少资金。我说我很乐意参加竞选，但是除了我自己的个人开销外，我无力提供任何其他资金。听了这话，“队长”似乎很失望，他说最好最安全的选区总是希望能从他们的议员那里得到最大的捐赠。他举了一些例子，说议员每年要在募捐和慈善活动中捐资一千英镑或更多的资金，以回报选区对他的支持。一些有风险的席位不需要负担那么多费用，希望渺茫的席位更是非常便宜。不过，他说他会尽他所能，还说因为我父亲的缘故，毫无疑问，我将会是一个例外。他补充道，因为我在战争中的经历，我会受到托利党工人的欢迎。

    临别前，我与菲茨·罗伊·斯图尔特又交谈了一次。我看见他的桌子上有一本大开本的书，我眼睛一亮，书的封面白色标签上印着“招聘演讲者”。我诧异地注视着这几个字，好奇怪啊！演讲者也需要招聘？还有这么一本大而笨重的申请登记簿！我一直渴望有机会发表演讲，但我从未接受过或大或小的邀请，或者说也从未被真正允许这样做。在第四轻骑兵团和桑赫斯特军校都没有演讲——如果我可以把一个事故排除在外的话，这件事我不想提及。所以我对菲茨·罗伊·斯图尔特说，“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里有很多会议需要演讲者？”“是的，”他回答道，“‘队长’告诉我，如果你不留下一点什么的话，我就不能放你走，我可以与你预约一次演讲吗？”我深深地被触动了。一方面，我渴望能有机会演讲；另一方面，又感到非常不安。不过，在人生的障碍赛中，每个人都需要跨越他们面前的一个个障碍。恢复平静之后，我表现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我说，也许当所有的条件都合适的时候，而且也有人愿意听我讲，那么我就愿意接受他的这一请求。菲茨·罗伊·斯图尔特打开了登记簿。

    看起来这里似乎有好几百个室内会议和室外会议，还有义卖、集会等——所有这些场合都需要有演讲者。我四处观察，好像一个顽童趴在一个糕点师傅工作间的窗户外往里面瞧，最后，我选择了巴思[118]作为我发表第一次正式演讲的场所。我被安排于十天后在由樱草联盟[119]举办的一次聚会上发表演讲，地点就在H.D.斯克林先生家的花园里，位于一个能俯瞰古城的山丘上。我强抑着激动的心情离开了总部。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担心，害怕这项计划泡汤，也许斯克林先生或者其他的当地权贵不想邀请我，或者他们已经找到更加中意的人选。不管怎样，一切进展顺利，我如期收到了一封正式的邀请函，《晨邮报》上刊登了这次聚会的通告。奥利弗·博思威克当时写信说，《晨邮报》将会派一名记者去巴思，逐字逐句地记录我演讲的内容，并将它发表在报纸的显要位置。这使我热情倍增，同时也让我更加紧张。我花了很多时间准备我的演讲稿，把内容用心地背了下来，以至在睡梦中也能倒背如流。我决定在演讲时为女王陛下的政府辩护，我会采用激烈的措辞，甚至还会是气势逼人的好斗措辞。我对自己的一句话感到特别满意：“托利党的民主主义是日益上涨的大海潮水，而自由党的激进主义则是即将干涸的排水沟，英国人会更多地得益于托利党的民主。”对于类似这样的妙语，我都感到沾沾自喜。这些让人心情愉悦的观点一旦开始从笔尖流出，便思如泉涌。我很快就准备好了可以演讲好几次的稿件。我问我应该讲多久，被告知大约一刻钟，于是我把演讲严格控制在二十五分钟以内。我用秒表反复试验，发现我可以在二十分钟内完成演讲，这已经留出被听众打断的时间了。最为重要的是不能慌也不能乱，不能轻易地对听众的弱点做出妥协。听众在台下，他们能做什么呢？既然他们是来听演讲的，那么他们就得听我讲。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我从帕丁顿[120]坐上火车，《晨邮报》的记者也在这列火车上，他是一位十分友善的绅士，身穿灰色的双排扣长风衣。我们结伴前往，当车厢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试着说了几句演讲稿里的片段，就像是闲聊中不经意聊到一样。接着，我们又一起坐马车上了山。斯克林先生和他的家人热情地接待了我。聚会正在进行，有掷椰子游戏、赛跑，以及各种简单的表演。天气很好，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考虑到以前的经历，我焦急地打听会议的情况。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五点钟他们会打响铃声，所有在这里玩乐的客人都将聚集在帐篷的入口处，那里已经搭起了平台。这个地区的保守党主席将为我作介绍，我是唯一的演讲者。

    于是，当铃声一响，我们来到帐篷旁，登上平台。所谓平台只是四块架在一些小木桶上的木板。上面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我感觉客人们极不情愿地停下那些花园里幼稚的娱乐活动。当客人聚集到一百人左右时，主席就站了起来，为我向观众作了一个简短的介绍。在桑赫斯特军校和军队里的时候，恭维话很少，奉承一个中尉更是不存在的事。如果你得到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或者国家级越野障碍赛马冠军，或者获得了军中重量级拳击赛冠军，你只会从你的朋友们那里得到善意的警告，让你不会被好运气冲昏了头脑。然而在政界，显然完全不同，这里的黄油是用泥刀来涂抹的，这涂脂抹粉的水平简直登峰造极。我父亲生前常被人无礼地对待，此时此刻我却听到他被热情洋溢地评价为保守党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至于我在古巴、在印度前线和在尼罗河上的冒险经历，我只祈祷这位主席的话千万不要传到我的军团里。他详细叙述了我“在战场上的勇敢和过人的文采”，我唯恐听众会喊起来“哦！瞎扯！”或者其他类似的话。让我很惊讶的是，他们就像在聆听福音一样围着我专注地听着，我松了口气。

    这时，轮到我发言了。我定了定神，鼓起勇气，开始演讲。接下来当我按照这用旧了的老套路一步步一条条地往下讲，我觉得进展很顺利。渐渐地，台下的听众越聚越多，看上去似乎都很开心。在适当的时候，我停下来给他们喝彩的机会，甚至在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地方，他们也大声叫好。演讲结束的时候，台下掌声如雷，经久不息。我是会做演讲的！做演讲看起来也很容易。这位记者和我一起返回，我发言的时候他就站在我前面，逐字逐句地记录着。他向我表示热烈的祝贺。第二天的《晨邮报》一整栏都在报道这件事，甚至还附了一篇简短的评论，感谢政坛又出了一位新人。我开始对自己、对整个世界都非常满意。带着这种心情我乘船去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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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到其他更加重要的事情上。枪骑兵团所有的军官都同意把我们这支马球队送去参加在密拉特举行的锦标赛。一位军士长带着三十匹矮种马乘上了一辆特别的火车，开始了长达一千四百英里的旅途。除了他们的马夫，还有几名我们最信任的军士一起随行，包括一名兽医，这些人都归这位军士长指挥。火车每天大约行驶二百英里，每天晚上这些马都会被带出去活动一会。这样，当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这些马就和它们刚出发时一样地精力充沛。我们分批出发，但却同时到达。去密拉特之前，我们在焦特布尔训练了两个星期。在这里，我们是珀泰布·辛格爵士的客人，珀泰布是焦特布尔的摄政者，因为他的侄子是这里的土邦主，但尚未成年。珀泰布在其宽敞、凉快的石屋里热情地款待了我们。每天晚上，他与他的那些年轻的亲属以及焦特布尔的其他贵族一起，认真地和我们进行模拟比赛。珀泰布的亲属中有两个人是印度最好的马球手，这两个人名叫赫季·辛格和多库尔·辛格。除了战争，马球是老珀泰布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东西。比赛的时候，他不时停下来指出我们的错误，或者是就如何提高我们的球技以及如何更好地配合提出他的建议。“快一些，再快一些，像箭飞起来一样。”他大声喊着，希望能提高比赛中的速度。比赛进行时，焦特布尔马球场上扬起阵阵红尘，这时逆风迎着红尘很麻烦，甚至还有点危险。透过红尘只看得见包着头巾的身影在全速飞奔。有时候，球会从尘土后出其不意地飞过来。进行一场完整的比赛往往很困难，我们经常要避开尘土打球。拉其普特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不过，渐渐地，我们也开始适应，不再为此烦恼了。

    在我们离开焦特布尔前往密拉特的前一天晚上，一场令人伤心的厄运降临到我的身上。下楼去吃晚餐的时候，我一脚滑倒在石头台阶上，肩膀脱了臼。虽然我很容易地就让它复了位，但是肌肉整个都被拉伤了。第二天早上，我的右臂几乎不能动弹。以往的痛苦经历表明，至少需要三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我才能重新用力击打马球。即使三个星期过去后，为了预防起见，我的肘部仍要被绑在离我的身体数寸以内，所以也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活动我的胳膊。锦标赛四天后就要开始，读者可以想象我的失望与沮丧。原本我的手臂已经慢慢地好起来了，而且我一直打一号位，球队对我的表现相当满意。可现在我却成了一个残疾，幸好我们还有第五个人作为替补。当队友们把我扶起来时，我告诉他们比赛时一定不要让我上场。第二天一整天，他们都在严肃地考虑这件事情，最后队长告诉我，不管怎样，他们都决定让我参加比赛。他们觉得，即使我不能击球，只要能握住球棍，凭我的球赛经验和对球队的了解，我应该能为胜利创造最有利的机会。当我弄清这项决定并非出于怜悯而是仅仅出于球队的利益时，我同意尽我最大的努力。那个时候，比赛中已经有了越位的规则。一号位球员的任务就是自始至终与对方的后卫进行角逐，对方总是频频掉转马头，千方百计逼对手越位。如果一号位球员能够占领对方后卫的位置，将他赶出球场以外，并处处牵制他，那么他用不着击球，就会对自己的球队带来很大的好处。我们知道，第四龙骑兵团是我们曾经遇见过的最强大的球队，它的后卫是他们的队长哈德雷斯·劳埃德，是该球队中最难对付的球员，后来他成为对抗美国队的国际级球员。

    于是，我的胳膊肘被包扎得紧紧的，我忍着疼痛，握着球棒，打了锦标赛的前两场，我们队都赢了，虽然我能做的很有限，但队友们似乎很满意。我们队的二号位艾伯特·萨沃里是一位很优秀的击球手，比赛中我负责为他扫清障碍。很多娱乐活动都是以球为基础，马球则是这些运动中的佼佼者，因为它融球术与马术为一体，集合了击球与骑马的所有乐趣。此外，这项运动还需要队员之间默契的配合和团队合作，也就是说队员之间的配合比队员个人的发挥更加重要，而这正是足球和棒球等集体运动的精髓。

    伟大的一天来临了。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我们在决赛中遇上了第四龙骑兵团。比赛从一开始就很紧张激烈，双方打得不相上下，坚硬平坦的印度马球场上，球在队员间准确无误地来回传递着，每个队员都非常清楚球应该往哪里打。双方争夺着，比分不断扯平。很快，我们队得了1分，我们的对手得了2分。一段时间，双方比分僵持不下。我一直盯住对方的后卫，将他逼得手忙脚乱。在一次混乱的争球中，在离对方球门不远的地方，我突然看到球正旋转着朝我飞来，离我很近，我举起球棒，俯身向前，将球轻轻一推，球进了！2比2平！除了一号位队员有残疾外，我们队真的是一支实力很强的球队。我们的队长，雷金纳德·霍尔，三号位队员，他的球技在印度是数一数二的。后卫巴纳斯，是我在古巴的战友，他是球队的核心，他总能不断准确地将球反手击到我和萨沃里所在的位置。三年来，打马球是我们生活中的主要活动，我们为此倾注了全部精力。现在，我又得到了一次机会，球又落在靠近我的地方，离对方的球门不远。这一次球速非常快，我来不及思考，立刻伸出我的球棒，将球拨进球门。3比2！不过，很快，我们的对手在场上发起了猛攻，也得了1分。3比3平！

    我必须说明一下，当时的马球比赛，为了避免出现平局的结果，辅助球也计分。在球门两侧距离球门柱半个球门的地方，分别插了两面小旗。如果球没有进球门，但却进了球门与小旗之间的位置，就算是进了一个辅助球。不管进几个辅助球，都抵不上一个真正的进球，但一旦比分相同，就由辅助球的多少来决定胜负。不幸的是，对方进的辅助球比我们多，除非我们能再得1分，否则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比赛。幸运又一次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将马蹄间的球轻轻一击，球又进了。第七局比赛结束了。

    打最后一场比赛时，我们队是积4分外加三个辅助球，我们的对手积3分外加四个辅助球。如果他们再多得1分，他们就不是打成平局，而是彻底赢了这场比赛。我很少看到双方队员的神情如此紧张，这不像是一场比赛，倒像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就算是更为严重的问题也不会引起如此紧张的情绪。我只记得这最后一局里，我们在马球场上来回飞奔，拼命进攻，拼命反攻。我一直在默默地祈祷：“上帝保佑！”这时传来了我最想听到的声音：比赛结束的铃声响了。我们淌着汗骑在马上，精疲力竭，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赢得了1899年团际马球锦标赛的胜利。”我们长时间沉浸在欢乐里，内心十分满足。晚上我们大搞庆功宴，酒也不再被排除在外。请不要嫉妒这些来自不同骑兵团的年轻球员们的喜悦之情，这些开心的人中没有几个能活到老的。此后我们这支球队再也没有参加过比赛。一年以后，艾伯特·萨沃里在南非的德兰士瓦省被杀害，巴纳斯在南非的纳塔尔受了重伤。我步入了政界，成为一个做文案工作的政客，肩伤也越来越严重。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能相聚在一起，也再没有哪一支来自印度南部的骑兵团获得过这项殊荣。

    我终于要离开军团回家了，团里一直都对我很好。和团里的战友一起最后一次进餐时，他们为我的健康干杯，用这种方式对我表达赞誉也是挺罕见的。和他们在一起的这些年是多么快乐的日子啊！他们也成了我忠诚的朋友！军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一所大学校，它教会我们纪律和友情。也许这些知识与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一样宝贵。当然，我还是希望能同时拥有这两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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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我继续写我的《尼罗河上的战争》。这本书的规模在扩大，开始的时候只是打算写乌姆杜尔曼战役的前后经过，到后来几乎写成了一部苏丹的兴衰史。我看了很多相关的书籍，事实上与这场战争相关的每一件事都在这些书里被提及，我现在计划写出厚厚的几卷。我有意模仿麦考利和吉本的写作风格，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前者擅长用对比的手法，后者则喜欢用所属格结尾的长句。写作过程中，我会时不时地穿插一些自己的写作风格。我开始意识到，写作不仅仅是处理好句子，段落也很重要，特别是在叙事作品中，段落和句子同样重要。麦考利精通分段。一个句子必须包含一个完整的意思，同样，一个段落也应该包含一个明确的事情。句子和句子的连接应该很自然，同样，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衔接也应该像火车车厢之间的自动挂钩一样。分章问题也开始摆到了我的面前，每一章必须相对独立，所有的章节应该有同等的重要性，各章节的长度或多或少应该大致相等。有些章节容易处理，但如果将各种各样的事件串联在一起，而且其中任何一个事件都不能省略，为的是能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完整的主题，那么问题就出现了。最后，还要对作品进行整体的把握，做到详略得当，有条有理。我已知道把握好时间顺序是写好叙事作品的关键，也已意识到“良好的识别力是一部优秀作品的基础”。我告诫自己不要像一些低劣庸俗的作者一样，使用诸如“洪水吞没世界前的四千年”之类的句子来开头。此外，我很喜欢重复自己最喜欢的一句法语格言“令人反感的艺术就是无所不谈”，我觉得现在我还想再重复一遍。

    写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有人以写作为生，写作可以成为你的一个伴侣，能在你的周围筑起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水晶空间，你就像鱼缸里的一条金鱼，不过这个鱼缸是金鱼自己造出来的。写作一直陪伴着我，旅途中也没有片刻停下来，所以我从未感到无所事事。不是玻璃需要磨光，就是结构需要调整，要不就是缸体需要加固。我注意到在我的生活中，很多不同种类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之处。写书不同于造房子，不同于计划一场战斗，也不同于画一幅画。技巧不同，材料不同，但是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基础一定要打牢，数据要收集好，前提必须与结论相符，在此基础上才能再作修饰或细微的改良，这样整个都完成了才是这个主题成功了。当然，在战争中也是如此，不管别人如何干扰，如何制造事端，最优秀的将领总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不会受制于作战计划。

    在回国的轮船上，我交了一位朋友，他是迄今为止我遇到过的最有才华的记者，他就是G.W.斯蒂文斯先生。这位先生是哈姆斯沃斯先生最新创办的《每日邮报》的星级作者，是他使《每日邮报》更受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尊重。在办报初期这些关键的日子里，哈姆斯沃斯主要依靠的就是斯蒂文斯。哈姆斯沃斯也很喜欢我的文章，后来他让斯蒂文斯写信给我，他照办了。“繁荣读者队伍”是哈姆斯沃斯这份报纸在办报初期的座右铭。出于这个原因，我被他们列为最受读者喜爱的作者，不过我预感到了这一点。

    有一天，我正在轮船的大堂吧里写作，我的故事已进入高潮，我军纵队在尼罗河附近经过了一夜的行军，到达阿布哈姆德，准备发起猛攻。我正用浓墨重彩渲染故事中的场景：“天刚拂晓，薄雾从河面慢慢升起，又被冉冉升起的太阳驱散，德尔维希的小镇和其后的半环形山丘已经显现出它的轮廓。在这个圆形的露天竞技场里，一场战争即将拉开序幕。”“哈！哈！”斯蒂文斯突然从我的身后冒了出来。“你来结尾。”说着，我站了起来，走到甲板上，我很想知道他会怎么写下去，而且事实上，我希望他的续写能为我的文章做出一些有价值的贡献。可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写在我漂亮稿纸上的字就只有几个小小的“砰—砰！砰—砰！砰！砰！”，之后又在这页纸的底部用很大的字体写了个“轰！”。说实话，我对他这种轻率的举动很反感。但斯蒂文斯除了用活泼风趣和轻松愉快的调侃笔调为《每日邮报》写稿外，还擅长用很多其他不同的风格写作。那个时候，有一篇关于大英帝国未来的匿名文章，题目为《新吉本》，写得简直就像是从这位研究罗马的历史学家吉本的书中抄出来一样。当斯蒂文斯坦白自己就是作者的时候，我感到很惊讶。

    后来斯蒂文斯读了我的校样，对内容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他写道：“在我看来，我读过的这部分书稿是对G.W.斯蒂文斯作品的一个有价值的补充，合在一起真的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我觉得这部作品文字一流，思想周密，组织严谨，说理透彻，描写形象生动。唯一不足的地方是你个人的哲学反思，虽然这些思想总的来说表达清晰，比较尖锐，有时候也很有道理，但是太多了。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把哲学家关于1898年1月的那一段讨论的看法删去，只在最后稍微提一下，否则会让读者觉得厌烦的。通常喜欢大段哲学思考文字的人往往不需要别人为他们提供帮助。”他的热情开朗、玩世不恭的性格以及妙语连珠的口才使他成为我旅途中的好伙伴。1899年夏天，我们很快建立起友谊。不过，那是我遇见他的最后一个夏天，次年2月，他在莱迪史密斯死于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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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途中，我在开罗停留两个星期，为我的书搜集资料，并寻求苏丹战争中的几位重要人物的帮助。就这样，我认识了吉鲁尔德，他是一位年轻的加拿大皇家工程师，曾修建了沙漠里的铁路。我又结识了史拉丁·帕夏，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澳大利亚军官，曾经在哈里发的监狱里待了十年，他的书《苏丹战火与刀剑》是有关这一题材的经典之作。我还遇到了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他是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我已经欠了他一顿饭的情了。另外，我还认识了加斯廷，他是埃及水利局局长。一起认识的还有许多埃及的政界要人和知名人士。所有这些人都在战争中或多或少地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些人的管理，埃及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民不聊生的无政府状态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我还结识了他们的领导克罗默勋爵，他邀请我去英国驻埃及的代表处拜访他，并很乐意地表示愿意阅读我已成文的有关苏丹解放与戈登之死的章节。于是我将一大捆打印好的书稿送给他。几天以后，我就收到了他送回来的书稿，上面用蓝色钢笔做了批注，我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吃惊。这让我回想起在哈罗公学上学时我的拉丁文作业。克罗默勋爵在我的文稿上颇费了一番功夫，因此我恭恭敬敬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和批评。这些意见和批评写得很详细，有时也写得很严厉。例如，戈登将军曾经是里彭勋爵的私人秘书，讲到他职业生涯的这段经历时，我写道：“一个光彩夺目的太阳成了一个小不点的卫星。”克里默勋爵对此的评语是：“用‘光彩夺目的太阳’来形容戈登是夸张的颂词，而用‘小不点’比喻身处总督职位的里彭勋爵是不公平的。也许里彭勋爵不会介意，但他的朋友们会很生气，大多数人只会嘲笑你。”我回信告诉他我会删掉这句我一直自认为很不错的比喻，并温顺地接受他的其他批评。这安抚了克罗默勋爵，使他消除了戒心，继续饶有兴致地阅读我的作品。他写道：“我知道，我的评语很严厉，但你应能意识到它是明智的、合乎情理的，而且都是出于善意，我一直都以自己要求别人对待我的态度来对待你。我在写文章或做重要事情以前，总会邀请朋友给我提出批评意见。自己的不足之处在行动前被善意地批评指出，要比事后受到恶意的批评攻击强得多，那时候想要改变也已经太晚了。我希望你的书能获得成功，而且我相信一定会成功。我的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还能让我产生兴趣的事，就是看到年轻人有所作为。”

    这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我经常与克罗默勋爵见面，他的学识和智慧让我受益匪浅。他沉着镇定，这种素质是作为一名派往东方国家的英国高级行政长官所必须具备的。这又使我想起自己喜欢的一句法语格言：“只有平静才能把握住人的心灵。”克罗默勋爵总是不慌不忙，从不急于求成，一直稳坐钓鱼台。他静观事态的发生与变化，直到自己能果断顺利地出面解决。他能轻松地长时间等待，就像等待一个星期那样轻松地等上一年。事实上，他经常会等上四五年才等到机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他在埃及已经统治了十六年，他拒绝了一切虚名，只是做一名英国的代理人。他的地位不明确，也许他什么都不是，但事实上他是一切的主宰，他的话就是法律。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助理人员跟随着他，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像克罗默勋爵一样不爱出风头。克罗默靠着这些年轻人耐心地掌控着埃及政府各部门的方方面面和它的政策的每一个细节。英国与埃及政府交替更迭，他亲眼见证了苏丹的失而复得。他一直牢牢地掌管着财政大权，熟练掌控着整个埃及的政务。他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他行使着至高的权力，举重若轻。在这个时候，我能见到他，真令人感到高兴。他对我的事十分关心，我感到很荣幸。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像他这样的人，但是却再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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