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向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致意，并恳请他关注一件关系到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1899年春天，我得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位温斯顿·丘吉尔，他也写书。据悉，他的小说也写得很好，在美国有很大的发行量。我收到很多贺信，赞美我的小说写作技巧。起先，我还以为这些贺信是对我的小说《萨伏罗拉》迟到的祝贺，渐渐地才意识到还有另外一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幸好他是在大西洋的彼岸。我给跨越大西洋的另一个“我”写了一封信，他也回了信。这两封信也许算得上是文学上的稀奇事情。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向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致意，并恳请他关注一件关系到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他从媒体报道中获悉，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计划出版另一部小说，名字叫《理查德·卡弗尔》，相信这本小说一定会在英国和美国都十分畅销。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是一本小说的作者，他的小说目前正在《麦克米伦》杂志上连载发表，他希望能在英国和美国都有一定的销量。他还计划在10月1日出版另一部关于苏丹战争的军事纪实。毫无疑问，如果在此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他的作品就会被当成是另一个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作品。他相信另一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和他一样，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了将来尽可能避免误会的发生，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决定在所有出版的作品上都署名为“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而不用以前的“温斯顿·丘吉尔”。相信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会赞同这种安排。所以他斗胆建议，为了防止这种惊人的巧合发生进一步的混淆，两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应该要在各自的出版物中插入一条简短的说明，向读者解释哪些作品是这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所写，哪些作品是那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所写。如果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同意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的建议，准备添加的简短说明可以留作以后再讨论。借此机会，他向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写作风格表示赞美，并向他作品的成功表示祝贺。这些作品无论是发表在杂志上，还是单独出版都引起了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的关注。他相信，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可能也同样注意到了他的作品。

    1899年6月7日于伦敦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非常感谢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提出这个让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很担忧的话题。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感激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特意在他的书和文章等作品中署上“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的名字。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急切表示如果他有其他的名字，就会毫不犹豫地加上一个。自从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从今以后就用这个称呼）的第一个作品发表在《世纪报》上以来，就已经引起了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注意。看起来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的作品与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自己的小说创作并不冲突。

    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建议在各自的作品前加上说明以区别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和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作品，说明的内容由两位丘吉尔先生共同商定，温斯顿·丘吉尔先生非常愿意接受这一建议。如果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愿意帮他一个忙起草这个说明，那么对于这一说明的具体内容细节，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无疑是会接受的。

    此外，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将征求他的朋友和出版商的意见，在书的扉页上，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美国”这个字样。如果他们也认为这种做法不错，那么他会请求他的出版商在未来的版本里做相应的修改。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想借机奉上他所著的两本小说。他佩服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的作品，也期待着能拜读到《萨伏罗拉》。

    1899年6月21日于佛蒙特州

    一切都圆满解决了。读者渐渐明白了在同一时期有两位同名同姓的不同作家，从今往后这两位作家会给他们提供丰富的文学作品，如果读者需要，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政治需求，提供一些政治方面的文章。一年以后，我去波士顿时，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是第一个来迎接我的人，他以一场全由年轻人参加的热闹愉快的宴会来招待我，并且我们都在宴会上发表了演讲，互相赞美对方。不过，还是会继续存在一些混淆，比如我的信件寄到了他那里，他的账单送到了我这边。不用说，这些错误都很快得到了纠正。

    ******

    一天，我被奥尔德姆地区的保守党议员罗伯特·阿斯克罗夫特先生请到下议院。他把我带进一间吸烟室，和我谈起一项重要的计划。奥尔德姆是有两个议员席位的选区，那个时候，这两个席位都属于保守党。阿斯克罗夫特是一位资深的议员，他的议席地位很稳固，因为他不仅得到保守党选民的支持，也是深受信赖的奥尔德姆棉业工会的律师。可他的那位同事一段时间来一直生病，所以，阿斯克罗夫特先生想另找一个人选，与他一起并驾齐驱，共同参选。很显然，他觉得我能做到。他说了一番颇为合情合理的话。他说：“年轻人通常不像老年人那样有钱。”我不知道该如何反驳这一痛苦的事实。不过，他似乎在告诉我一切障碍都能克服。最后我同意尽早定下日子，在他的帮助下，在奥尔德姆做一次演说。

    几个星期过去了——演说的日子已经确定，但我却很遗憾地从报纸上获悉阿斯克罗夫特先生突然离世的消息。很奇怪，他这么强壮，整天忙忙碌碌，看起来身体那么好的一个人，没想到会走得那么快，而他的那位健康状况一直让他担忧的同事却还健在。罗伯特·阿斯克罗夫特先生很受奥尔德姆工人的尊敬，工人们自发捐款两千多英镑，想为他立一座雕像，并起名叫“工人之友”。他们规定——我认为这也是兰开夏[121]人的特性——这笔捐款只能用于建纪念碑，不能用于其他任何地方，如不能用于为医院增设病床，不能用于新建或扩建图书馆，不能用于建喷水池等等。他们说，他们不想给他们自己送礼物。

    阿斯克罗夫特先生的空缺议席现在需要被填补，他们立刻选中了我。据说，我实际上已经被这位已故的受人尊敬的议员选中了，我的名字也已被列入演讲者的名单，再加上人们对我父亲的记忆，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在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被提问，也没有在任何委员会前出现过的情况下，我就收到了一份正式的邀请，请我去竞选这个席位。在保守党总部，“队长”似乎对地方上的决定相当满意，但是他强烈要求利用这次补缺选举的机会，将这两个席位都拿出来重新选举。在他看来，保守党政府目前没有把握赢得这次补缺选举，他们不希望几个月后奥尔德姆地区的议员会出现第二次空缺。不过，索尔兹伯里勋爵不会在乎失去两个席位。如果在这次补缺选举中丢了奥尔德姆地区的这两个议席，到下次大选时，他们还可以把它再夺回来。我注意到了他这个态度非同寻常的意义，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任何形势下的任何政治斗争总比没有斗争要强。因此，我亮出大旗，投入了战斗。

    我现在一心投入到选民众多的补缺选举中。我一生中参加过十四次竞选，每次都要花费约一个月的时间。人生短暂，把自己生命中多达十四个月的时间用在竞选这种枯燥的事情上，真是太可悲了。我参加过五次补缺选举，补缺选举比普选更难，因为所有各界的人以及所有各种组织机构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可怜的候选人身上。如果他是政府的支持者，那么世界上的所有灾难、人类社会的所有缺点都会被提出来，民众吵吵嚷嚷地催促他，要求他说出他会如何来处理这些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主张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的保守统一党开始不受欢迎了。对于选民来说，自由党已经很久没有出来执政了，觉得也应该变一变了。连续性并非民主的宠儿。除了在重大时刻，英国人有权把王室的大臣们赶下台，也有权改变政策。无论谁当大臣，也无论政策是什么样的，他们都有权这样做，不管这政策是好是坏。我现在是逆着潮水在行驶。此外，当时保守党在下议院通过一项什一税法案[122]，这项法案使英国教会中可怜的教士的生活能稍微好过一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教徒，包括卫斯理教派的信徒，对此不像预期的那样有热情，这些人在兰开夏很有影响力。激进派分子厚颜无耻地讥讽这项慈善措施为“教士救济税”。在我来奥尔德姆之前，我并不关心这场纷争。无论是我所受的教育还是我在军队里的经历，都使我对类似这样的问题毫无兴趣。所以我问别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主要支持者中的大多数人看上去同意激进分子的观点，认为“教士救济税”绝对是一个错误。他们刚把这个问题向我解释完，我就想到了解决的方案。当然，教士的生活应该得到适当的保障，不然的话，他们怎么继续工作呢？但是为什么不能像军队里那样平均地来分配教士的生活补贴呢？我们可以统计各教派中教士的人数，将教士的人数累加起来，把这些补贴平均地分掉！这样做比较公平、合理，能缓和矛盾。我很惊讶的是在这之前从未有人想到过这样做。但是当我向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提到这个计划时，没有人认为它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说这个办法一点也不好。既然大家都这样认为，那么他们肯定是对的。于是，我放弃了我的平均分配补贴的和解提议，另寻其他话题来争取这个几乎是岛上最大选区的选民支持。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新同事开始和我并肩作战，他的加入被视为是总部的绝招。他不是别人，正是詹姆士·莫兹利先生，一个社会主义者，纺织工会的秘书，颇受人尊敬，他是我所见过的真正的托利党工人候选人的典范。他勇敢地声明自己对托利民主和托利社会主义的赞赏。他声称保守党和自由党都是虚伪的，但自由党更糟糕。为了那些长期以来理解他并信任他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他可以和我这个英国贵族的后裔一起站在演讲台上并肩作战，他感到非常自豪。形势的发展很让人欣喜，有好些天看上去似乎都很成功。“贵族后裔与社会主义者”这样的搭配看上去好像成了政界壮观的新方向。令人气愤的是，讨厌的激进分子想要糟蹋这极好的印象，许多工会的支持者也来凑热闹，纷纷谴责可怜的莫兹利先生背弃了自己的阶级，同时对保守党非常粗鲁地大放厥词，甚至连索尔兹伯里勋爵也不放过，说他不主张进步，与现代民主的观点格格不入，等等。对于这些诽谤，我们当然拒绝接受并坚决予以反驳。最后，所有的自由党和激进的工会分子都离开我们，为他们的政党投票去了，只剩下我们最坚定的支持者，而这些支持者因为他们的演讲台上出现了一个邪恶的社会主义者而感到非常失望。

    与此同时，我们的两名自由党对手证明了自己的才能和声望。年长的埃莫特先生出身于几代都在奥尔德姆、有着数千个纺织工人的工厂主家庭。他经验丰富又很有钱，且正值壮年，在当地深深扎下了根。他靠自己的能力爬上了高位，成了当时政府的反对党——自由党的领导人，是一位不容易击败的对手。另一位朗西曼先生，是一个年轻且有魅力的人，能力强，没什么缺点，家境特别富裕，也是一位杰出的候选人。我与可怜的工会盟友两个人要拿出五百英镑都极为困难，可我们依然被谴责为社会特权阶层的代表。而我们的对手，显然腰缠万贯，至少有二十五万英镑，却声称自己是穷苦大众利益的捍卫者。这世界真是颠倒了！

    斗争漫长而艰辛。我竭力为政府的优点和现存的社会体制作辩护，赞扬圣公会和国家的统一，声称“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口，人民也从未如此丰衣足食”。我谈到英国的强盛与兴旺，谈到苏丹的解放，谈到禁止进口由囚犯生产的外国商品的必要性。莫兹利先生跟在我后面亦步亦趋。我们的对手悲叹广大工人阶级的痛苦；感慨贫民区的肮脏；对贫富间的明显差异深表痛惜，尤其是对“教士救济税”的不公表示强烈反对。幸好兰开夏的工人阶级能够在竞争双方之间平衡他们的选票，不然的话，这场竞争将会彻底倒向其中的一方。他们运用了所有的补救办法，弥补了这场竞争中明显的不平等。我从早到晚滔滔不绝高谈阔论地做长篇演讲，莫兹利先生也一直重复着他的口号——自由党比托利党更虚伪。

    奥尔德姆纯粹是一个工人阶级的选区，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区。奥尔德姆人不仅为印度、中国和日本输送棉纺织品，还制造纺织机器出口到印度、中国和日本，在那里加工棉纺织品。这个镇上没有旅馆，也很少有豪宅，却有成千上万知足的工人家庭。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的情况一直在慢慢地好起来，居民逐渐富裕起来，姑娘们戴上了羊毛的围巾披肩，光脚的孩子穿上了木屐。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看到在世界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下降了，但即便如此，仍然比当时他们心目中的富裕生活还要好。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富不过四代”：第一代人挣钱，第二代人扩大家业，第三代人乱花钱开始败家，第四代人又过回苦日子。奥尔德姆人喜欢穿丝袜，这种习惯我早年还不知道，后来由于对丝袜征税，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他们无法摆脱棉纺业日渐萧条所带来的影响，奥尔德姆的优势地位日渐消失，但他们依然需要牢牢抓住。与兰开夏的工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无一例外都为他们祝福。

    选举进行到一半时，我所有最重要的支持者都恳求我放弃对“教士救济税”的辩护。由于我不清楚这个税法的必要性，因此放弃为这个法案辩护对我的诱惑很大，我最终屈服了。在支持者的热烈欢呼声中，我宣布，如果我能当选，我不会对这项法案投赞成票。这下可犯了一个大错。事实上，如果你想为政府或政党作辩护，除非你能为他们遭到攻击的最糟糕的事情辩护，否则你的发言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就在我做完声明以后，一场围绕这一法案的激烈辩论便展开了。由于他们自己的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不敢直面兰开夏的选民，保守党政府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中成了笑柄。奥尔德姆的自由党人因此变本加厉地攻击这个法案。活到老，学到老！我想我可以不谦虚地说，在当时，我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候选人。让我欣慰的是，无论如何，我们对自己这一方有着真正的热情，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些工人阶级非常热情，因为他们没有物质条件上的优势，我们为大英帝国感到骄傲，也为英国的悠久历史传统而感到骄傲。选举结果揭晓后，我和莫兹利先生都失败了。在全部两万三千张选票中，我落后一千三百票，莫兹利先生比我还少三十票。

    失败以后，指责接踵而来，大家都把矛头指向我。我注意到他们总是这样拿我当靶子，也许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我的承受能力比较强吧。托利党中的高层人士和卡尔顿俱乐部说：“他和一个社会主义者搅在一起，失败了也是活该。任何讲原则的人都不会这样！”当时的下议院领袖巴尔弗先生，听说我反对“教士救济税”法案后，在议会的休息厅里说：“我本以为他是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但看来他的前途不止一条。”对此，我不得不承认。党报发表了社论，批评说把这么重要的工人阶级选区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候选人，实在是一个错误。每个人都急于想从这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中脱身。我沮丧地回到伦敦，就好像半瓶开启的香槟酒或苏打水，一个晚上没有盖瓶塞，已经一点气也没有了。

    回到母亲的家里，没有人来看望过我。不过，巴尔弗先生总是那么忠诚可靠，那么善解人意，他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我刚刚从我过去的档案里将此信找出来献给我的读者：

    很遗憾，听说你在奥尔德姆选举失利。我非常希望你能很快进入国会，这里是你的父亲和我曾经肩并肩战斗过的地方，希望你无论如何不要因此而沮丧。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次补缺选举的时机对我们不利。在补缺选举中，反对党可以免遭批评，不用把他们的竞争方案摆出来，这一直是反对党的优势。如果执政党的方案里再包括如地方自治法案之类的没有希望的内容，那么反对党的优势就会翻倍。此外，反对党的批评意见正好迎合民众的口味。雇主不喜欢补偿法案；医生不喜欢种痘的免疫法案；普通民众不喜欢教士，所以“救济税”也不受欢迎；教士对你拒绝“救济税”感到愤怒；即使你答应投票给利物浦议案，奥兰治党人也还是会生你的气。当然，那些从我们的政策里获益的人也不会表示感激，而那些认为自己受到损害的人则怨恨我们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去竞争一个兰开夏的议席，的确没有希望！

    不要介意，一切都会好的。这个小小的失败不会对你的政治前途产生永久性的影响。

    10.7.1899

    7月底，我与张伯伦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尽管我曾在父亲的家里见过他几次，在其他一些场合，他也十分友好地与我打招呼，但这次是我第一次真正与他结识。我们两个都是我们的朋友詹妮夫人的客人，她在泰晤士河畔有一所舒适的房子，下午我们坐小艇沿着泰晤士河巡游。阿斯奎斯先生业余时间从来不谈论工作上的事，而张伯伦先生则不同，总是喜欢谈论政治。他乐于助人，为人非常坦率正直，说话直截了当，和他对话就像是接受一场政治教育。他对政治游戏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方面都了如指掌，对两大政党内部的驱动力量非常清楚。在午餐和晚宴时，谈话主要都是在我们之间进行的，南非问题又成为一个话题。当时，英国和克鲁格总统就这一敏感的、关键的宗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读者朋友肯定知道，我是主张强硬措施的。我记得张伯伦先生说：“如果冲锋号吹响了，环顾四周却发现没有人，那么冲锋号吹了也没有用。”后来我们从一位老人身边经过，这位老人僵直地坐在河边草坪的椅子上，詹妮夫人说：“看，那就是拉布谢尔先生。”“这个老不死的家伙！”张伯伦先生说着将头从他政治上的死对头身上转了过去，鄙视和厌恶的表情在他的脸上快速闪过，但是非常强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刻，我意识到，这位态度和蔼出名的同伴与自由党以及它的领袖格莱斯顿先生之间的积怨有多深。

    此后的时间我全身心投入到《尼罗河上的战争》这本书上，所有艰难的工作都已完成，现在做的是令人愉快的校对工作。我现在不用受军纪的束缚了，对于基钦纳勋爵的看法，可以无所顾忌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当然会这么做。我对他侮辱马赫迪的陵墓感到震惊，他野蛮地命令士兵把马赫迪的头砍下来放在煤油罐里作为战利品，我对此表示愤慨。这一事件在议会下院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约翰·莫利和《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斯考特先生对基钦纳将军大加责难，我也深以为然。马赫迪人头事件只是许多令人生气的事件中的一件。自由党人对这种行为表示愤怒，认为这种野蛮行径就像是匈奴人和汪达尔人的所作所为。而托利党人则认为这件事更像一个玩笑。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步调显然与托利党人不一致。

    我们计划10月中旬出版《尼罗河上的战争》这本书，我在《萨伏罗拉》和这本书上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期待着这两部鸿篇巨制早日与公众见面。

    但是当10月中旬来临的时候，其他的事情接踵而至，我们所有的人又都需要去考虑这些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