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消息很快传来，布尔人已经开始行动，他们的军队已开往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地区。英国方面任命雷德弗斯·布勒爵士为英军总司令，所有的后备军全都出动，唯一的一个军团也被即刻派往塔布尔湾。

    常言道，大的争端往往都是由小事情引发的，但其根源绝不是这小的原因。当前，为南非战争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已在整个英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引起了密切的关注。自从马朱巴山战役以来，关于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不幸事件发生以前两国长期存在的很多误解，早已为广大民众所熟知。1899年的历次谈判，每一步都备受关注。在下议院的辩论中，反对党对此大加责难。夏秋两季过去以后，英国政界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与布尔共和国的战争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派则下定决心尽其所能，设法通过辩论进行阻挠。

    夏天的日子湿热难耐，气氛也渐渐变得紧张起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自从三年前詹姆士发起那次突然袭击之后，南非的德兰士瓦省就有了布尔人[123]的重兵把守，有一支装备精良的警察部队对外族人进行严格管制。德国人准备在约翰内斯堡城外建造一个堡垒，德国工程师正在设计，用来眺望约翰内斯堡城，以便炮兵部队控制这座城市。数量巨大的枪炮弹药正源源不断地从荷兰和德国运来，不仅足够装备两个布尔共和国，还能把整个开普殖民地[124]里数量更为庞大的荷兰人也武装起来。受叛乱和战争的威胁，英国政府逐渐往纳塔尔省和开普地区增派守备部队。与此同时，唐宁街和比勒陀利亚之间不断向对方发出外交公文和电函急件，形势日益严峻。

    10月初，德兰士瓦省鲁莽的决策者突然做出决定，挑起了事端，把此事引入决定性阶段。比勒陀利亚方面于10月8日用电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军三天内从共和国边境全部撤离，并停止进一步增兵。从那一刻起，战争已成定局。

    布尔人最后通牒的电报刚从发报机的收录器里打印出来不到一个小时，奥利弗·博思维克就来请我担任《晨邮报》的战地记者，条件是每月二百五十英镑，报销所有的开支，在行动和言论上都享有充分的自由，雇用时间至少为四个月。这样的待遇比以往英国新闻业界的任何战地记者都高。这对于一个才二十四岁只求谋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年轻人来说，肯定是很有诱惑力的。最早的一班轮船——“达诺塔·卡索尔”号11日开船，我也一起出发。

    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怀着喜悦的期待心情在家做出发前的准备。伦敦充满了爱国激情和党派间的激烈论战。一连串消息很快传来，布尔人已经开始行动，他们的军队已开往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地区。英国方面任命雷德弗斯·布勒爵士为英军总司令，所有的后备军全都出动，唯一的一个军团也被即刻派往塔布尔湾。

    出发前，我想应该去看望一下张伯伦先生。尽管他身为大臣，公务繁忙，但他还是约我在他的殖民事务办公室见面。因为我无法及时赶到，他带消息给我，让我第二天早上到他位于王子花园的家里去。于是我就在这位非凡人物政治生涯中的关键时刻拜访了他。他和往常一样，抽着雪茄，又把另一支雪茄递给我。我们就当前的局势聊了约十分钟时间，我也谈了谈自己未来的打算。这时他说：“我必须要去殖民事务办公室上班了，你可以和我一起去，这样我们在路上还可以聊聊。”

    在那个时候，从王子花园到白厅街坐马车需要一刻钟时间，这大概是走完这段路程的最短时间了。张伯伦先生对战争的进程相当乐观。

    他说：“布勒将军出发也许太迟了，他应该明智一些，早点出发。现在，如果布尔人入侵纳塔尔，乔治·怀特爵士和他的一万六千名士兵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整件事情都解决。”

    “那么马弗京[125]地区呢？”我问。

    “噢，马弗京地区也许会受到围攻。不过如果他们连几个星期也坚持不住的话，那还能指望什么呢？”

    接着，他慎重地补充道：“当然，我得依据战争办公室的意见讲话。他们大家都相当有信心，我只能以他们所说的作为依据。”

    在那个时候，英国的战争办公室是连续两代下议院人极度节俭的产物，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澳大利亚方面请求允许派一支分遣队过来，可当时战争办公室的想法完全脱离实际，他们的回答是：“最好能派步兵，不要派骑兵。”然而，他们自己的情报机构准备了两大卷有关布尔共和国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后来递交给了国会。该情报机构的负责人约翰·阿德爵士告诉战争事务大臣兰斯顿勋爵，说需要二十万士兵，他的看法受到了嘲笑。接着两大卷资料被送到布勒将军那里，可是不到一个小时，布勒就把资料退了回来，并说他自己“对南非的情况了如指掌”。国务秘书乔治·温德姆先生（那几天里曾和我一起吃过晚饭），似乎只有他意识到了这次任务的困难和艰巨。他说，布尔人准备充分，目的明确，备有大量的军需物品，其中包括一种发射一英寸子弹的新式马克西姆重机枪。他认为，战争的初始阶段也许对英军很不利，英军会受到小股敌军的攻击，灵活机动的敌军可能会到处围攻英军，拦住英军的去路，他们会用这些重机枪把英军打个稀烂。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年轻气盛，当我得知战争形势不会是完全一边倒，或者只是走过场时，我十分欣慰。我认为布尔人敢于和整个大英帝国较量，很有胆量，让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他们并非毫无还手之力，而且还是他们首先发难的。

    让我们吸取教训吧。永远也不要相信战争会变得一帆风顺、毫不费力，也不要相信任何卷入战争这个奇特航行的人能够预估出他将遇到的潮汐和飓风。热衷于战争的政治家必须意识到，一旦战争的信号发出，他就不再是政策的主宰，而只是前景难卜的局势的奴隶。一旦宣战，不合时宜的战争办公室，软弱无能、傲慢自大的指挥官，靠不住的同盟者，心怀敌意的中立国，邪恶的命运之神，不祥的意外事件，糟糕的估算失误等等，所有这一切在第二天的会议桌上都要讨论。不管你对胜利有多大的把握，永远要记得，如果对方不认为他也有取胜的机会，那就不会有战争了。

    ******

    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比利·杰勒德，几年以前曾获得过雷德弗斯·布勒爵士的承诺（就好像我曾经从宾登·布拉德爵士那里得到承诺一样），如果布勒将军接到部队的指挥权，就带上比利做他的参谋。杰勒德勋爵此时年事已高，家境富裕，在社会上颇有名望，是赛马场的主要所有人之一。因为他即将开赴前线，所以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在卡尔顿饭店设晚宴为他送行。我是应邀来参加晚宴的第二类客人，威尔士亲王和四十名领导层的成员组成一个强大的团队来参加晚宴。杰勒德的任务是照顾总指挥布勒将军的生活起居，因此，晚宴上很多人都从酒窖里拿出了最好的香槟和陈年白兰地送给他。送酒的客人们对杰勒德说，只要有机会，他可以和我一起共同享用这些美酒。每个人心情都很好，精力充沛，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如此。客人中有一个人也要开赴前线，以往他喝酒的时候经常控制不住自己，所以成了人们的笑柄。当他起身准备告辞时，马库斯·贝雷斯福德勋爵极其真诚地说：“再见，老家伙。别忘了V.C[126]。”这位可怜的朋友深受感动，回答道：“我会尽力去争取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啊？”马库斯勋爵说，“你误会了，我说的不是勋章，我说的是法国白兰地。”

    我在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些香槟和白兰地，以及我本可以分享的那一份，都成了这次战争中许多令人失望的事情之一。为了确保这些酒能完好地到达司令部，杰勒德预先在酒瓶上贴了“蓖麻油”的标签。两个月后，他在纳塔尔见酒还未送到，就发了一份紧急电报给在德班[127]的军事基地，索要他的“蓖麻油”。基地回复说，由于工作上的失误，寄给他的这些药品的包裹已经分发寄往各个医院了。不过，基地的蓖麻油储备充足，他们会立即给司令官发货！

    我们在南非战场的很多经历也都和这有些类似。

    10月11日，“达诺塔·卡索尔”号从南安普敦出发，这一天正是布尔人最后通牒到期的日子。船上不仅有《晨邮报》的记者，还有雷德弗斯·布勒爵士和英国驻扎在南非的唯一一支部队的整个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布勒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人，看起来比较一本正经，说话不多，说的话也让人很难理解。他不是那种善于言辞的人，在正式讨论中，也从不努力去尝试着向人解释问题。他常常咕哝着，或是点头或是摇头。在平常谈话中，任何公务上的内容都会被他刻意地排除在外。年轻时他是一位勇敢的、战术熟练的军官，将近二十年里，他一直在白厅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因为他的政治观点有自由主义的色彩，所以被认为是一个通情达理、有头脑的军人。他在民众中早有声望，难怪民众对他无限信任。1899年11月9日，索尔兹伯里勋爵在伦敦市政厅说：“我对英国士兵的信任就如同我对雷德弗斯·布勒爵士的信任一样。”显然，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辞劳苦、任劳任怨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消除了一个又一个灾难，从未失去国家对他的尊重和部队对他的信任，他把分发给部队的给养看作是分给他自己一样。这位有主见的、老于世故的大人物还是一位军事家，他在这场战争中给英国人留下的印象，与后来我们所看见的霞飞[128]将军留给法国人的印象，颇有相似之处。

    因为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在这已不可避免的战争枪声打响以前，我们便踏上了征途，乘坐轮船驶入了暴风雨之中。由于那个时候还没有无线电，因此在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总司令和他的参谋人员，以及《晨邮报》的记者，与外部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我们仍期待着在第四天到达马德拉岛时能得到一点消息，可除了得知谈判已经结束，双方部队都已出动以外，还是没有其他任何消息。在这个悬而未决的时刻，我们又继续起航了，不过，这次是驶入了蓝色的海天之间。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们彻底与世隔绝，收不到任何令我们一直牵挂的战争局势的相关消息。整整两个星期，天空万里无云，海面风平浪静，轮船漫不经心地向前航行着，也不加快速度，真是前所未有。大英帝国差不多有五十年没有与任何白种人开战了，因此战争中的时间概念早已从英国人的头脑中消失了。宁静笼罩着这艘和平的轮船，船上的乘客，无论是军人还是普通百姓，不是在船上进行着运动，就是在玩着海上旅行中的那些游戏。布勒每天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像斯芬克司[129]一样平静得让人猜不透。参谋人员普遍认为，在轮船到达之前战争就会结束。轮船上，我们的有些军官实在想象不出，像布尔人这种非正规的军队怎么能抵抗训练有素的英军士兵呢？如果布尔人攻入纳塔尔，他们立刻就会遇上佩恩·西蒙斯将军的部队，将军在纳塔尔最北部的敦提安置了一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和两个炮兵中队。参谋人员担心，这样会吓到布尔人，从此再也不敢和正规军交战。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沮丧，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雷德弗斯·布勒爵士为何总是闷闷不乐。

    十二天时间在沉静、和平和思考中过去了。我构思了十几种场景，从克鲁格攻占开普敦到乔治·怀特爵士或是佩恩·西蒙斯将军攻占比勒陀利亚，不过没有一个假设能让自己信服。好在再过两天，我们就会知道在这令人恍惚的两个星期里所发生的一切了。幕间休息即将结束，帷幕又将向世界拉开，我们会看见什么呢？我想这对布勒将军来说一定非常艰难，忍受这种悬而未决的滋味。他会怎么做？会用什么方法去了解发生了什么呢？政府真是愚蠢，为什么不在五天前派一艘鱼雷快艇去接他，向他通报所有的情况呢？这样他就可以及时调整他的看法，不慌不忙地冷静思考他所要采取的第一步措施了。

    突然，甲板上一阵骚动，正前方看到了一艘轮船，船上的人肯定知道一些大陆的消息。我们很快聚到了一起。如果不是我们中的几位年轻人兴奋地在嘀咕着说话，那么这艘船可能会在一英里的距离处与我们失之交臂。“我们肯定能从这艘船上得到一些消息！我们为什么不拦住它？船上一定有开普的报纸！我们不能眼睁睁地让它开走！”

    这些嘀咕声传到了高级军官那里，经过慎重的考虑，他们觉得在海上拦住一艘船是不常见的，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就拉响船上的警报，那么对方可能会要求英国政府赔偿损失，或者其他类似的惩罚。最后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我们向那艘船发出问询的信号，想要知道最近的新闻。收到这个信号后，这艘船改变了它的航线，在距离我们一百多码的地方向我们驶来。这是一艘不定期航行的货船，船上大约有二十个人，他们都聚在一起看着我们，而我们——正如读者所确信的那样——向他们致意。货船的甲板上竖起了一块黑板，我们读到了写在黑板上面的文字：

    布尔人被打败

    三次战斗

    佩恩·西蒙斯阵亡

    之后，这艘船就消失在我们的身后，只剩下我们在沉思这则有隐含意义的消息。

    参谋人员都很惊愕。真的打起仗来了——真正的战斗！而且还有一名英国将军阵亡！这一定是一场很激烈的战斗，布尔人的军队可能已所剩无几了。如果布尔军队已经三次被打败，他们还有可能继续这场没有希望获胜的战斗吗？忧郁的阴云笼罩着我们，只有布勒将军一人让人感觉神秘莫测，他好像是多事之秋的一座力量之塔，当他从望远镜里读到这则消息后，却无动于衷，没有任何表示。几分钟后，一位参谋终于忍不住对他说：

    “看起来一切似乎都已经结束，长官。”

    在这样的询问之下，这位大人物回答道：

    “我敢说，在比勒陀利亚外围一定还有很多人，这些人足够我们再打上一仗。”

    他的军事直觉一直都很准确，那里的确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们。

    这席话重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几分钟后就在船上传遍了。每个人的眼睛都变得明亮起来，心情也放松下来。参谋人员相互祝贺，随从副官高兴得跳了起来。我抬高声音说道：“其实只需要花费十分钟时间让这艘船停下来，打听一些可靠的消息，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情况了。”大家都很乐观，所以没有人打断我的话，相反他们做了如下的合理回答：

    “缺乏耐心是年轻人的弱点。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德雷弗斯·布勒爵士总是特别地冷静，尽管在开普敦登陆后他就得去处理这些事，但他却不去打听。更何况，在总司令看来，剩下的战斗要等我们到达比勒陀利亚以后才会进行。因为比勒陀利亚距离开普敦七百英里，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做所有必需的安排，处理因布尔人抵抗而遗留下来的问题。最后，对于战地记者，特别是一名刚刚脱下军服的军官来说，总是喜欢在战时或和平时期向高级军官的决定提出质疑，真是令人感到遗憾。”

    不过，我仍然执迷不悟，对此难以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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