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个终结，幸运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像肉体上痛苦的记忆褪去得那么快。

    当我们在塔布尔湾停泊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岸边闪烁着无数灯光，很快，一些小艇将轮船围住，原来是高级官员和部队的军官到了，带来了战报。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连夜审阅，我也找来一捆报纸，和他们一样认真研究起来。

    布尔人已经入侵纳塔尔，在敦提袭击了我们的先头部队。虽然他们在塔拉纳山被打败，但他们杀死了佩恩·西蒙斯将军，还差点将他指挥的三四千名正在匆匆忙忙向莱迪史密斯地区撤退的英军围住。在莱迪史密斯，乔治·怀特爵士带领一万二三千士兵和四五十门大炮，以及一个骑兵旅，试图阻止布尔人继续前进。虽然那个时候我并不清楚英国政府的目的是让怀特爵士向南撤离，越过图盖拉河，拖住布尔人，直到与从英国和印度越过大洋赶来增援的大部队会合。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让敌人切断他自己的路，也不能被敌人包围。英军的作战计划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暂时放弃纳塔尔北部无法防御的三角地带，同时让布勒将军率领主力部队从开普殖民地出发，经过奥兰治自由邦前往比勒陀利亚。不久，所有的一切都被打乱了。

    记得多年以后的一次晚宴上，我对巴尔弗先生说起乔治·怀特爵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那轻松友善的笑脸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说：“我们在莱迪史密斯被敌人缠住，都要归功于他。”

    就在我们到达塔布尔湾的那一天（10月31日），莱迪史密斯出了大事。怀特将军在埃兰兹拉赫特取得胜利后，野心勃勃地试图进攻那些神出鬼没的布尔突击队，灾难发生了。大约一千二百名英国步兵在尼科尔森山被迫投降，剩下的部队被赶回莱迪史密斯，由进攻匆忙转入防守。他们很快把莱迪史密斯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四周被布尔军团团围住，铁路也被切断，只能在围困中等待救援。布尔军在四面包围了英军之后，留下三分之二的兵力围住莱迪史密斯，其余兵力准备越过图盖拉河进入纳塔尔南部。与此同时，西面的其他布尔军也同样包围了马弗京和金伯利，并驻扎下来，准备饿死英军。此外，开普殖民地的荷兰人居住区也动荡不安，濒临叛乱。在整个南非次大陆上，兄弟间相互残杀，此时，英国政府除了还能信赖海军的大炮以外，已别无他法。

    虽然我既不知道英军的作战计划，也不清楚敌人的情况，今天在纳塔尔发生的灾难事件的相关消息也仍在封锁之中，但我们一登陆就清楚了，首次激战会在纳塔尔爆发。布勒将军的兵团需要花费一个月至六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在开普敦和伊丽莎白港集结完毕，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去纳塔尔观战，然后再回到开普殖民地与主力部队会合。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几天以后，雷德弗斯·布勒爵士也悲哀地这么认为。所有经过奥兰治自由邦的交通都已中断，要去纳塔尔必须坐火车七百英里，途经德阿尔和斯托姆贝赫，到达伊丽莎白港，然后再坐小型邮船或拖船到德班，总共需要四天。从德阿尔到斯托姆贝赫的这段铁路和敌人的战线平行，完全没有防御，随时都有可能被敌军切断。不过，上级认为现在是穿过那里的好机会，于是我和《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J.B.阿特金斯先生一起出发了。阿特金斯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年轻人，后来成了《旁观者》的编辑。我们即刻出发。事实上我们乘坐的火车是最后一班，我们到达斯托姆贝赫的时候，车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收拾东西准备撤离了。

    我们从东伦敦[130]乘坐一艘约一百五十吨的汽船，顶着可怕的南极暴风航行。说真的，我当时感觉这艘小船会被巨浪掀翻，或者会撞在礁石上。借助港口的灯光，我们在一英里外就可以看到无数张牙舞爪的黑色礁石。但所有这些担忧很快就被可怕的阵发性晕船驱散了。能够幸存下来真是运气，我当时真的连动一下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怎么可能救自己的命。在船尾的甲板下，有一间不通气的小客舱，六七个船员就住在里面，睡觉和吃饭都在那里。我躺在一个铺位上，身体极度难受，而我们的船上下颠簸，左右摇晃，一会儿被巨浪掀起，一会儿又落下。时间过得很慢，一个下午的时间感觉遥遥无期，晚上的时间感觉更长，好像永远也没有尽头。我想起提图斯·奥茨受了严酷的鞭刑[131]，但还是健康地活了很久，所以我坚信上帝会保佑我们，这是当时我头脑里唯一的希望。

    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个终结，幸运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像肉体上痛苦的记忆退去得那么快。然而我的德班之旅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就像歌谣里唱的那样：

    昨天虽已渐渐消失，

    回忆却铭刻在心里，

    我将带着它一起步入岁月的坟墓。

    ******

    到达德班，我们随即连夜赶往彼得马里茨堡[132]。医院里已满是伤员。在这里，我看到了雷吉·巴恩斯，他在埃兰兹拉赫特的战斗中被敌人近距离击中大腿。这场战斗是我的一位朋友伊恩·汉密尔顿指挥的，他现在已经是一位将军了。巴恩斯向我详细描述了战斗的经过和相关的细节，告诉我布尔人的马术有多厉害，枪法有多精准，还让我看了他受伤的大腿。虽然没有伤到骨头，但是从臀部到脚趾，整条腿都呈煤黑色。后来外科医生让我消除了疑虑，说这只是瘀伤，并不是我所担心的肌肉组织坏死。那天夜里，我又赶往埃斯特科特，这是一个只有几百居民的小镇，也是铁路的尽头。

    我有意进入莱迪史密斯，因为我知道，伊恩·汉密尔顿在那里会照顾我，会让我大饱眼福。可惜我到得太迟了，门已经关了。布尔人占领了图盖拉河上的科伦索车站与铁路桥，弗兰奇将军和他的参谋，包括黑格和赫伯特·劳伦斯[133]，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刚刚乘最后一班火车，离开莱迪史密斯赶往开普殖民地，英国军队的骑兵主力将在那里集结。我们除了在埃斯特科特等候，其他什么事也做不了。这里只有匆忙拼凑起来的少量兵力，用来保护纳塔尔南部，防止布尔人入侵。守卫这里的部队只有一个营的都柏林燧发枪团的枪手、两三门大炮、几个中队的纳塔尔兵，还有两个德班轻步兵连和一列装甲列车，这些就是所有用来守卫殖民地的兵力，其余剩下的纳塔尔军队都被围困在莱迪史密斯，而援兵正从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赶来。待在埃斯特科特的一个星期时间里，我们几乎天天都在担心会被包围，可是我们除了加固工事和营造一些自信的氛围为自己鼓劲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在埃斯特科特，我遇见了我的一些老朋友。利奥·埃默里，就是那个十年前在哈罗公学不幸被我推进游泳池的那位班长，现在他是《泰晤士报》的一位战地记者，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我在国会和政府里的同事。我们第一次在平等、友好的条件下见面，我的朋友——《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也和我们一起，三个人同住在火车站转轨的三角形地带的一个空帐篷里。那天晚上，走在小镇唯一的一条街上，我又遇到了霍尔丹上尉。在远征蒂拉赫的时候，我能够成为威廉·洛克哈特爵士的一名参谋，他帮了很多忙。霍尔丹在埃兰兹拉赫特受了伤，现在他希望能够在莱迪史密斯重返部队加入戈登高地的战斗。他和我一样，也被困在这里，临时被委派去指挥一个连的都柏林燧发枪团的士兵。时间过得真慢，大家都很焦虑。我们的驻地相当不安全，一万多名布尔骑兵随时可能扑过来并切断我们的退路。我们必须坚守埃斯特科特。每天早上，骑兵侦察队就被派往十至十五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侦察敌情，以便及时通报敌军的动向。不幸的是总指挥在这时竟派装甲列车沿着这条未遭破坏的十六英里长的铁路去增援骑兵侦察队。

    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比一辆装甲列车更令人有固若金汤的感觉了，但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容易受到攻击，比它更加脆弱无助的了。因为敌人只要炸毁一座桥或一个涵洞，就可以把这个庞然大物置于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任人宰割的境地。可我们的指挥官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决定派相当数量的兵力乘坐这列共有六节车厢的装甲列车去侦察科伦索的敌情。派出的兵力包括一个连的都柏林燧发枪手和一个连的德班轻步兵，再加上一门能发六磅重炮弹的舰炮，以及一些从英国皇家海军“恐怖”号上下来的海员，还有一些残兵。霍尔丹上尉被选派为这次行动的指挥。出发前的那个晚上，即11月14日，他毫不隐瞒向我流露出他对这次任务，或者说是草率行为的担忧。当然，他和其他人一样，在战争之初，都渴望能与敌人正面交锋。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如果我这么做的话，他一定会高兴的。出于友情，并且也因为我想要为《晨邮报》尽可能多地收集消息，而且还因为我喜欢惹麻烦，所以我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就接受了他的邀请。

    接下来发生的战事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也经常被提起。这列装甲列车向着敌人的方向前进了约十四英里，一直到达奇夫利站也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在起伏的纳塔尔地区也没有看到什么动静。我们在奇夫利停留了一会儿，用电报向将军报告了我们到达的方位。电报刚发完，我们就发现在我们和大本营之间的山上有人影在快速行进，这座山距离铁路线大约六百码的距离。他们当然是布尔人，就跟在我们的后面。他们会对铁路线做什么呢？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往回赶去。当我们接近这座山的时候，我站在车厢尾部的一个箱盒上，伸出头和肩膀朝外看，看到一群布尔人在山顶上。突然，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三个带轮子的东西，立刻火光闪亮，就这样点亮熄灭持续了十几次。一团巨大的白色球状烟雾升了起来，在空中慢慢变成圆锥状，离我的头顶好像只有几英尺。是榴霰弹！这是我第一次在战场上见到榴霰弹，而且也差一点成为最后一次！车厢的铁皮外壳被子弹打得当当作响，列车的前面传来了碰撞声，接着是一阵剧烈的爆炸声。铁路线沿山脚绕过一段很陡的下坡路，在敌人炮火的刺激下，同时也因为是下坡，列车的车速猛增。布尔人的炮火（两门大炮加一门机关炮）在我们绕过这个转角消失在敌人的视线之前，只来得及再作一次发射。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前面一定还有陷阱！我正准备转身去建议霍尔丹派人设法赶到车头去告诉司机放慢车速，突然列车受到了巨大的撞击，车厢里所有的人都被掀翻在地，时速高达四十英里的装甲列车撞上了障碍物或是铁路的某个地方遭到了破坏，列车被甩出了轨道。

    我所在的车厢里虽没有人受重伤，但我还是用了好几秒钟的时间才爬起来，从装甲列车的顶上向外望，只见列车停在距离敌军山头约一千二百码的山谷里，山顶上有几十个人影在向前奔跑，卧倒在草丛里，草丛里立刻发出了精准密集的步枪火力。子弹在头顶上呼啸，像冰雹一样砸落在铁皮车厢上。我从车顶上下来，与霍尔丹争论该做什么。最后，我们达成一致，他用他的那门小舰炮和他的都柏林燧发枪手在装甲列车的尾部尽力压制敌军的火力；我去前面查看装甲列车的情况，看看铁轨损坏成什么样子，是否还有可能修复，以及能否将铁轨上被炸毁的车厢残骸清除出去。

    于是我赶快出了车厢，沿着铁轨跑到前面。机车还在铁轨上，第一节车厢已经完全底朝天，里面有几个养路工或死或受重伤。这节车厢已完全翻出铁轨。接下来的两节载有德班轻步兵的装甲车厢也都被撞出轨，一节车厢的车身是直立的，另一节则已侧翻，两节车厢凌乱地卡在一起，堵住了后面车厢的去路。德班轻步兵都被撞伤，受到了惊吓，有些人严重受伤，这些翻倒的车厢现在成了他们的临时掩蔽处。敌军的火力不断，很快在步枪声里又夹进了野战炮的轰鸣声和炮弹在近处爆炸的声音。我们中了敌人的圈套，遭到敌人的伏击了。

    当我经过机车头的时候，又一颗榴霰弹在头顶上炸开，炮弹碎片在空中尖叫着快速飞落下来。司机立刻从驾驶室里跳出来，往翻倒在地的车厢后面躲，他的脸被弹片划伤，血流如注。他愤愤不平地抱怨着：“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们以为我得到了多少好处，让我来当炮灰？别做梦了！我不会再在这里待一分钟！”看来他被刚才的炮弹炸蒙了。这会妨碍他继续开车的，但是这里只有他会开火车，一旦他不干，我们逃生的希望都将破灭。于是我告诉他，一个人在同一天里不会两次受伤，受了伤还能坚持完成任务的人会因为他的勇敢而受到嘉奖，这样的机会以后也许不会再有了。听我这么一说，他又振作起来，擦掉脸上的血，又回到了机车的驾驶室，听从我对他的指挥[134]。

    我想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我们可以开动机车，将两节损坏的车厢撞出铁轨，这样我们整个部队就都有逃离的可能。铁路线没有遭到破坏，铁轨也没有移位。我沿着铁路回到霍尔丹上尉所在的车厢，通过一个观察孔告诉他目前的情况和我的建议。他表示完全同意，并设法阻止住敌军的火力。

    很幸运的是，我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没有受伤。我在火车上爬上爬下，站在露天的地方指挥司机如何去做。首先，我们要将半挂在铁轨上的那节车厢完全从轨道上脱离出去，为此必须先开动机车，将半节车身在铁轨上的车厢沿着铁轨向后拖，直到它与另外一节脱离，然后再把它彻底甩出铁轨。这节报废的铁皮车厢很重，机车的轮子打滑了几次后才使上劲。最后，车厢终于被彻底拉开了，我让士兵自愿过来从侧面往外推，而机车则从后面向前撞。很明显，这些推车厢的士兵将暴露在危险之中。我叫了二十名士兵，他们都立刻答应，但只有九个人真正站了出来，包括一名德班轻步兵少校和四五名都柏林燧发枪手。幸好我们的努力成功了，车厢在几个人的推动下，加上机车在这个时候的猛撞，终于翻出了铁轨。铁路上的障碍清除了，危险即将过去，成功已近在咫尺。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算得上是我一生中最失望的事情之一。

    机车上的脚踏板比前面的煤水车还要宽六英寸，并且恰好挤住刚才翻倒的那节车厢的一角。如果用力顶的话似乎不是很安全，怕机车本身会有脱轨的危险。我们将机车与后面的车厢分开，不时地将它退后一至两码，再往前撞击障碍物，每次都将它移动一点点，但是很快就出现了新问题。刚刚才脱轨的车厢与原先就脱轨的那节车厢呈“T”字形挤在一起，机车越是用力撞，路障就变得越是严重。

    这时我想到，如果这两节车厢因碰撞而挤得更紧，那么如果把一节车厢往后拉，它们就会松开。然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困难：机车的车钩够不到五至六英寸外的那节翻倒的车厢。我们寻找多余的车钩，幸运的是还真的被我们找到了一个。于是机车将那节车厢往后拖了一码，使车厢完全脱离了轨道。现在，铁路线无疑是畅通了，但是机车踏板的一角又卡住了车厢的一角，我们又被迫停了下来。这项工作十分紧张，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里面，这场景就好像是在步枪射程内的铁靶前面工作，而敌人正朝着铁靶不停地射击。炮弹不停地爆炸，子弹纷纷射来，我们又是拖车厢，又是分离车厢，折腾了七十分钟。这块长度只有五至六英寸的铁板竟然成了决定我们成败的关键：一边是危险、被俘和羞辱，而另一边则是安全、自由和胜利。

    首先，我们不得不非常小心，不让机车出轨。但此时，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猛，而且他们在另一侧又增添了一门大炮，我决定冒险一搏。机车退到最大限度，然后全速冲向障碍物。随着一声刺耳的响声，机车在铁轨上震颤摇晃着，被撞的车厢直立起来，让开一条道，路障终于被清除了。但是，我们剩下的三节车厢在五十码以外，还是在障碍物的那一侧，原来机车冲过去以后那节破车厢又复了位。怎么办？当然不能把机车倒回去。我们能不能靠人力徒手把后面的车厢拖到机车这边来呢？它们比机车窄，刚好能通过。

    我又回到霍尔丹上尉那里，他同意这个计划，命令士兵爬出铁皮车厢，试图把它推向机车。这个计划听起来还不错，但因为形势所迫，这个计划落空了。车厢很重，需要所有的人一起才能推动它，而敌军的火力是如此凶猛，场面非常混乱，士兵都从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的那一侧逃开了。由于我军不再还击，大批敌军出现在对面山头，拼命地向我们开火。最后我们不得不决定让机车载着所有伤员沿着铁路线缓缓回去，现在伤员的数量已经相当大了，都柏林和德班的士兵以机车为掩护步行撤退，而机车也以步行的速度行进。四十名伤员挤上机车和它的煤水车，伤员大多都流着血。就这样，我们慢慢地前进。我在机车的驾驶室里指挥司机，里面挤满了伤员，几乎寸步难移。炮弹在四周爆炸，有一些炮弹击中了机车，还有一些炮弹落在地上，溅起的沙石击打着车厢和车厢里那些不幸的人。车速加快了，外面的步兵开始掉队。最后，我让司机停车，但此时机车已与后面的步兵相距三百码了。我们的前面是一座大桥，横跨在蓝科兰茨河上。我告诉机车司机，让他穿过这座桥，等候在桥的另一头，我自己则从机车的驾驶室里挤了下来，沿着铁路线往回去寻找霍尔丹，带他和他的都柏林燧发枪手们回来。

    但事情总是在发生着变化。当我往回走了不到二百码的时候，我没有看到霍尔丹和他的连队，却看到两个穿普通衣服的人出现在铁轨上。“养路工！”我对自己说着，但马上我就意识到：“这应该是布尔兵！”我的脑子里都是他们的印象——身材高大，身体健壮，穿着黑色的衣服，耷拉着帽子，在离我不到一百码的地方端着步枪。我急忙转身往机车方向跑去，那两个布尔人开了枪，子弹从我的身边飞过，离我只有几英寸的距离。我们在一段狭窄的路堑里，两边的筑堤约有六英尺高。我靠着通道上的筑堤，无处躲藏。我又看那两个布尔兵，其中一个正跪着向我瞄准。看来只有跑！我又向前飞奔，两颗子弹打到空中，没有击中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逃离这条狭窄的通道——这条可恶的路堑！我急速向左爬上筑堤，尘土在我的四周飞溅。我安然无恙地穿过了铁丝网，狭窄的路堑外有一小块洼地，我蹲在那里，喘一口气。

    五十码外的地方有一个养路工住的砖石小屋，那里可以藏身。约二十码外是蓝科兰茨河的岩石峡谷，那里也有许多藏身之处，我决定朝河边跑。我站起身，突然发现在铁路的另一边，隔着铁轨和两道铁丝网，一个人骑着马跑来，他身材高大，右手握着步枪。他勒住马，朝我挥舞着步枪，冲着我大声地命令着。我们相隔四十码，尽管我的身份是记者，但那天早上我还是带着我的毛瑟手枪。我想我可以干掉这个人，经历了刚才的遭遇，我特别渴望这么做。我把手放到腰带上，手枪不在那里了，刚才清理路障的时候，忙着爬上爬下，跑来跑去，我把它取了下来，肯定丢在机车上了。现在我手无寸铁！与此同时，那个布尔兵仍然骑在马上，用枪对着我。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布尔兵也是，我也是。我朝着河张望，又朝着养路工的屋子张望，那个布尔兵仍在向我瞄准。我想，现在完全没有逃跑的希望了，如果这个布尔兵开枪，肯定会射中我，于是我举起双手，做了战争的俘虏。

    “当一个人身单力孤、手无寸铁的时候，投降是可以被宽恕的。”在接下来令人痛苦的几分钟时间里，伟大的拿破仑说的话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然而，那个布尔兵也许打不中我，况且蓝科兰茨河的深谷已近在咫尺，两道铁丝网仍然没有剪断。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那个布尔兵放下枪示意我过去，我听从了他的话。我穿过铁丝网，越过铁轨，站在他的旁边。他从马上跳下来，开始向着桥的方向，朝正在撤退的机车和掉队的英军士兵射击，直到他们中的最后一个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才重新上马。我在他旁边，迈着沉重的步子向后方朝着我与霍尔丹上尉和他的连队分开的地方走去。一个人也没看见，他们都已经成了俘虏。当时雨下得很大，我缓缓地走着，穿过茂密的草丛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令我不安的事，我的毛瑟手枪有两个弹夹，每个弹夹有十颗子弹，分别放在我卡其布上衣的两只口袋里。这些子弹与我在乌姆杜尔曼用的一模一样，是毛瑟手枪的专用子弹，叫作“软鼻弹”。之前我一直没有想起来，现在才意识到这东西带在身上非常危险。我悄悄地将右手拿出的弹夹扔在地上，没有被发现。可当我把左边的弹夹拿在手里准备扔的时候，那个布尔兵狠狠地盯着我，用英语说：“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我故意装傻，并将手掌摊开，“我捡到的。”

    他接过子弹，看了看，就把它扔了。我们继续向前，来到一群战俘前面，发现我们处在许多布尔骑兵的中间，这些骑兵三三两两地排成一列很长的纵队，大雨倾盆，很多人都撑着伞。

    ******

    以上就是1899年11月15日装甲列车的故事和我被俘的经过。

    三年以后，布尔人的将领们代表他们饱经战乱、被彻底破坏的国家访问英国，寻求贷款和援助。在一次非官方的午宴上，我被介绍给他们的领导人博塔将军[135]。我们谈到了那次战争，我简要地讲述了自己被俘的故事。博塔一声不吭地听着，然后他说：“你认不出我了吗？我就是那个俘虏你的布尔兵，就是我！”他的眼睛闪着兴奋的目光。博塔穿着白色的衬衣，外面穿着礼服，除了他的身材和黝黑的肤色外，他和我当年在纳塔尔看到过的邋遢、粗鲁的模样完全不同。但是这种奇特的事实，不可能有假。当年他在纳塔尔从军时还是一个自由民，由于他反对战争，因此在战争之初他并没有获得任何高的指挥权。那次是他第一次参战，作为一个自由民在军队服役，他骑马冲在整个布尔部队的最前面，奋勇追击。就这样，我们相遇了。

    我所认识的人之中，很少有比路易斯·博塔更让我感兴趣的。我们在一种奇特的情况下相识，最后结成了朋友，我非常珍视我们的友谊。从这个伟岸结实的身影中，我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的国父，一位知识渊博的政治家，一位农民出身的勇士，一位聪明的猎手，一位沉着稳健、出类拔萃的伟人。

    1906年，作为新当选的德兰士瓦省的首位总理，他来到伦敦参加帝国会议。英国政府在威斯敏斯特会议厅举办了一次大型宴会，招待英联邦的各国总理。我当时是殖民事务次官。这位不久之前还是我们敌人的布尔人领袖，穿过大厅走向他的座位，他中途停了下来，对站在我身边的我母亲说：“他和我经历过所有的风风雨雨。”这是千真万确的。

    因为篇幅所限，不允许我在这里详细叙述我与这位伟人在长期公务交往中发生的很多重要事件。是他把卡利南钻石[136]赠送给英国国王，这块钻石纯净如水，比其他任何一块钻石都要大至少二十倍。当时我负责解释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自治政策，并通过下议院实施宪法议案。后来在商务部和海军部任职期间，我经常与博塔将军及其同事斯马茨[137]接触。他们在1906年到大战结束的十五年时间里，出色地治理着他们的国家。

    博塔总觉得他自己对我有某种特殊的吸引力。无论何时他访问欧洲，我们都会见上很多次，不是在会议或晚宴上，就是在家里或政府的办公室里。他可靠的直觉提醒他大战即将来临。1913年，当他从德国疗养回来，他郑重其事地警告我，德国境内笼罩着危险的气氛。“我提醒你们要做好准备，”他说，“你们不要相信那些德国人，他们对你们意味着祸害。我听见过一些你们听不到的话，你们的海军要做好准备，我能感觉到那里的气氛不对。而且，”他补充道，“如果打仗的那一天真的来临了，我也会做好应战的准备。当德国军队进攻你们的时候，我会进攻德国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将他们一网打尽。到那个时候，我会尽自己的职责。但是你，还有英国海军，千万不要措手不及。”

    机遇和传奇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把我们两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1914年7月28日或29日，即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周里，质询时间[138]过后，我走出了下议院，在王宫苑遇到了南非的一位大臣德·格拉夫先生，他是我早就认识的一位有才能的荷兰人。“这是什么意思？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呢？”他问。“我认为就要发生战争了，”我回答道，“而且我想英国也会卷入战争。博塔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吗？”德·格拉夫神情严峻地走开了，我也没去多想这件事，但此事还有下文。

    那天晚上，德·格拉夫发电报给博塔，说“丘吉尔认定会发生战争，而且英国也会卷入”，或诸如此类的话。博塔当时不在首都，他在德兰士瓦北部地区，斯马茨将军在比勒陀利亚代理博塔的工作。电报放在斯马茨面前，他看了看，把电报推到一边，继续处理他的那些文件。当他把文件处理完以后，他又拿起电报看了看。“这里面一定有情况，”他想，“否则德·格拉夫不会发电报的。”于是，他把这份电报的内容复制了一份发给正在德兰士瓦北部地区的总理。几个小时以后博塔将军才收到这封电报，不过还算及时。就在那天晚上，他正打算坐火车前往德拉瓜湾，然后第二天早上乘坐德国轮船返回开普敦。后来他告诉我，如果不是这份电报，大战爆发的时候，他也许正坐在德国人的轮船上。那么，这位总理，这位南非至高无上的国家领导人，在南非联邦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叛乱边缘之际，却要落入敌人之手了。一旦这个灾难在南非发生，后果将不堪设想。博塔将军一接到电报，就取消了他所有的计划，在大战爆发前夕坐专列及时赶回了比勒陀利亚。

    他在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有历史为证。他冒的险，他所显示出来的非凡勇气，他伟大的指挥才能，横扫西南非德军的英雄气概，1917年他在帝国战争内阁会议上坚定而热烈的发言，1919年大战胜利后他在巴黎和会上表现出来的政治家风范和高贵举止，所有这一切都被载入了史册。

    他最后一次离开英国时，我是战争事务大臣。他来到战争办公室与我道别。我们谈了很久，谈到人生的盛衰兴废，谈到了我们两个人所经历过的艰难事件。在战争胜利后的那些日子里，许多国家的高官都来战争办公室拜访我，但只有他一个人是我亲自陪着送下楼梯，并把他送进等候着他的汽车里。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回国以后他很快就去世了。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无论是在失败时还是在胜利时，无论是在叛乱时期还是在和谐时期，博塔将军都是名副其实的救世主。

    ******

    我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原谅我写了那么多的题外话，让我赶快回到原先叙述的正题上来吧。我浑身湿透，和其他战俘以及一些重伤员一起坐在地上，我诅咒着自己的命运和自己当时的决定。我本来完全可以体面地随机车离开。实际上，根据侥幸逃回去的人对这件事的说法，我回到部队应该还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完全没有必要千方百计让自己卷入这场于事无补的灾难中。我试图赶回连队这件事，不但对别人没有任何帮助，这样做只是让我自己失去了在这场激动人心的战争中的众多冒险机会。我茫然地沉思着这种无私的美德带给我的别扭的回报。然而，如果我能预知未来的话，我当时应该知道这次不幸事件为我未来的人生打下了基础。我并没有成为战争的局外人。作为一名战俘，我并没有因此而潦倒。后来我逃了出来，并因此在我的同胞中出了名，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名声。也正因为这样，我作为候选人才被很多选区所承认。同时，这一切也让我有能力独立，让我有了自食其力和进入议会的资本。如果当时我跟着机车回去，虽然会受到表扬和重用，但一个月以后，我也许会和雷德弗斯·布勒爵士的几个参谋一样，在科伦索被打破脑袋。

    这些事情都是不可预知的。在布尔军司令部快速支起的帐篷前，我怒气冲冲地排在俘虏的队伍里。后来我被从其他被俘军官中挑出来，单独站在一边，我的心情更加沮丧。我熟悉军队的法律，知道一个非军事人员如果在战斗中表现积极而且杰出，即使他一枪未开，也有可能被军事法庭就地处决。在大战中，任何军队都不愿意在这种事情上浪费十分钟时间。我独自站在倾盆大雨中，内心非常焦虑。我的脑子里一直思考着该如何去回答那些有可能向我提出的各种问题。如果他们告诉我，我的死期到了，我该如何反应。大约过了一刻钟，帐篷里的布尔军官们经过一番商议以后，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回战俘队伍，我立刻如释重负。几分钟以后，一个布尔人的小官走出帐篷对我说：“我们不想放你走，虽然你是一个记者，毕竟我们不是每天都能抓到贵族子弟的。”听了这番话，我感到很高兴。其实我真的不需要惊慌，对于白人来说，布尔人是最人道的，卡菲尔人则另当别论。在布尔人看来，即使是在战场上消灭一个白人都是一件令人惋惜、令人震惊的事。他们是我在四大洲经历过的战争中所遇到过的心肠最好的敌人。

    最后，我们所有的战俘在布尔军的押送下，前往六十英里外的埃兰兹拉赫特，这是布尔军铁路的终点。从那里，他们再把我们押往比勒陀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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