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天都很漫长，时间就像麻痹了的蜈蚣一样缓慢地向前蠕动。

    战俘！也许是最幸运的一种囚徒，但战俘的日子仍不好过。因为你落入了敌人的手里，得靠敌人的人道苟延残喘，靠敌人的怜悯为你提供每日所需的面包。你必须服从敌人的命令，他们要你去哪里，你就得去哪里；他们要你待在哪里，你就得待在哪里。你必须耐着性子期待着他们会有好心情。与此同时，战争仍在继续，重大的战事也仍在发生，我们失去了很多参战冒险的好机会。每一天都很漫长，时间就像麻痹了的蜈蚣一样缓慢地向前蠕动。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想要阅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写作更是不可能。从黎明到入睡，生活都是一件漫长无聊、令人厌倦的事。

    此外，监狱的整个环境，即使是最宽松、管理最有序的牢房，也是令人作呕的。狱友们经常为琐事吵个不停，更不要说相互之间能够获得一丁点的乐趣了。如果你之前从未受过约束，也不知道当囚犯的滋味，那么你一旦被囚禁在狭小的空间里，四周都有铁丝网，有持枪的哨兵看守，还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限制着你，你一定会感到一种羞辱。我憎恨被囚禁的每一分钟，这种憎恨超过我一生中的其他任何时候。所幸的是被囚禁的时间非常短，在纳塔尔地区，我从成为战俘到逃出监狱，总共不到一个月时间。在广阔的南非次大陆，我成功越狱后又遭到追捕，但总算是获得了自由。回首这些日子，我总是对囚犯和战俘产生深切的同情。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被长年囚禁在监狱里意味着什么。日复一日，每天过的都是和前一天完全一样的日子，逝去的是虚度的枯燥无味的日子，随之而来的还是漫长的囚禁生活。因此，多年以后，当我担任内政大臣掌管英国所有监狱的时候，我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尽量让囚犯的生活多姿多彩一些，让接受过教育的囚犯有书读，定期为囚犯提供娱乐活动，让他们的生活有个盼头，将来也有可供回忆的东西。如果这些囚犯是罪有应得，必须坐牢，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减轻监狱生活带给他们的痛苦。虽然我憎恨这种对囚犯施加的可怕的惩罚，但在某些场合却是我的职责所在，这时我就会这样安慰自己：事实上，死刑比无期徒刑要仁慈得多。

    囚犯很容易情绪低落。当然，如果关在监狱里，每天吃不饱，终日见不到阳光，孤单一个人，那么他的情绪也只影响到他自己。但如果你还年轻，吃得又好，精力充沛，看管也松懈，你就会和其他囚犯一样密谋策划，就会把思想变成决心，再把决心变成行动。

    我们又是步行又是坐火车，花了三天时间才从前线到达我们在比勒陀利亚的关押地。在敌我双方的炮火声中，我们绕过包围莱迪史密斯的布尔军阵线，到达埃兰兹拉赫特车站。在这里，我们这一小队人——霍尔丹上尉、一个名叫弗兰克的都柏林年轻中尉[139]和我，以及约五十名士兵被塞进火车。我们坐火车慢慢悠悠地走了几百英里，进入了敌国的腹地。火车开出后不久，一名帝国轻骑兵团的骑兵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的名字叫布罗基，是南非殖民地居民，他是在当天巡逻时被俘的。他在布尔人面前谎称自己是一名军官，由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荷兰语和卡菲尔语，对这个地区也非常熟悉，我们没有揭穿他，因为我们想他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1899年11月18日，我们到达比勒陀利亚，士兵们被押往设在赛马场里的监狱，而我们四名军官则被囚禁在国立示范学校里。我们一路上都在低声商量着各种逃跑计划，决定只要一有机会，就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使自己重获自由。奇妙的事情是，我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境遇下从国立示范学校逃脱，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的战俘中只有我们成功逃脱。

    在国立示范学校里，我们见到了所有在这场战争的早期战斗中被俘的英军军官，他们大多都是在尼科尔森山脊之役中被俘的。我们这些刚到的战俘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我们对牢房做了极其仔细的勘查和研究，我们的脑子里想的只有自由，从早到晚每时每刻都在绞尽脑汁地寻找逃跑的机会。很快，我们就发现看守监管中存在不少漏洞。在监狱里，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度，一天里绝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人监管，因此我们可以不断地筹划我们的行动。不到一个星期，一个初步的越狱计划便已形成。

    经过仔细商讨，我们制订了一个孤注一掷而且是非常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订的。国立示范学校里一共关押着大约六十名英军军官，还有大概十至十一个英国勤务兵，而看守我们的则是约四十名南非共和国警察。这四十名警察中，有十名一直都在围墙的四个侧面布哨，围墙的中心就是学校。白天，有十名警察通常是不在岗的，而是去了市里；其余二十名警察则在他们的看守帐篷里，不是擦拭武器，就是吸烟打牌，或是休息。这个看守帐篷搭在四边形围墙的一角，每到晚上，三十名不值班的警察都在这个帐篷里睡觉。

    如果我们能制服这些看守，解除他们的武装，那我们就已经迈出了很关键的一步。首先，我们必须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探知这些看守晚上都在做什么，他们的步枪和手枪都放在哪里，有多少人晚上睡觉时还是全副武装或至少还带着手枪。无论是白天和黑夜，我们都在仔细地观察，结果发现所有不需要值班的看守都裹着毯子睡在大帐篷的两边，每边躺两排。那些夜里不需要站岗的看守，睡觉时会脱去长靴和身上的大部分衣服；即使是一两个小时以后需要去换岗的看守，也会脱去上衣和靴子，最重要的是他们解下了腰上的子弹带。他们的步枪和子弹带都堆在一起，挂在简易支架上的两根帐篷杆上。因此，晚上除了哨兵换岗的几段时间外，三十名看守睡觉的时候，除了帐篷以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保护了。他们距离我们这些意志坚定、身强力壮的战俘只有不到五十码的距离，他们的处境绝没有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安全。

    帐篷的入口处有哨兵把守。谁也说不出这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如果没有尝试，谁也无法预料是否能成功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个哨兵有可能会与帐篷里的警察聊天，聊一些令人惊恐的事或是某人突然得了急病之类的话题。此时，两三名勇敢的战俘从帐篷后面的帆布上切开一个缝隙爬进去，从架子上拿起步枪或手枪，控制住刚从睡梦中惊醒的所有看守，同时趁这个在入口处持枪把守的哨兵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将他擒住。想要不被子弹击中或不被察觉、不拉响警报就征服这些看守，的确是一个相当有难度、相当冒险的事情。人们只能说在战争史上——我必须补充——或者说在犯罪史上，有着很多类似的意想不到的大胆行为。如果这一步成功的话，我们也只是实现了第一步。

    我们第二步要做的事情就是对付这十名站岗的武装哨兵。这一步的情况就复杂了，因为有三个哨兵守在围墙外有尖刺的栅栏外面，他们距离围墙只有一码的距离，白天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倚靠在那里聊天，但晚上却没有这样的时机。他们在围墙外面，我们鞭长莫及。其余的七个哨兵都守在围墙内。这十个哨兵中的每一个（三个在外面，七个在里面）都需要我们做专门的研究。

    如果其中的一两名看守逃脱以后发出警报，我们的计划也不会落空。一旦看守被我们制服，他们的步枪和手枪被分发到每个人的手里，我们就能组成一支武装力量，而且我们相信，这支武装力量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纪律和智谋上，都超过至少半个小时以后才能赶来救援的布尔军。在这半个小时里，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显然，凌晨两点钟，即中班岗值到一半的时候，是最佳时机。如果每个英国军官都能各尽其责，在正确的时间做好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行动没有出差错的话，即使有一些小的失误，我们也很有希望征服国立示范学校。

    整个围墙被挂在旗杆上的电灯照得通明。但是我们发现这些电灯的电线是从我们的牢房里穿过的。我们中的一个人说他有能力可以随时切断电路，让整个地方都陷入一片黑暗。实际上，这件事情有一天晚上已经做过试验了。在攻下帐篷的信号发出以后，只要停电一分钟，抓住这些在岗的手足无措的哨兵，就不那么困难了。学校的健身房里还有很多哑铃，谁能说在黑暗中用哑铃武装自己的三个战俘会打不过一个全副武装的哨兵呢？更何况，我们孤注一掷，目标明确，而哨兵虽然全副武装，却完全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旦我们突袭看守成功，制服大部分哨兵，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那么我们在敌人首都比勒陀利亚的心脏地带，就有了以三十支手枪和三十支步枪武装起来的六十名军官组成的武装力量。这样，我们这项带有传奇色彩的伟大计划的第一阶段，也是最艰难的阶段就取得了胜利。那么接下来呢？

    离这所国立示范学校一英里半的地方是比勒陀利亚赛马场，四周围着铁丝网，里面关押着两千名英国战俘，都是普通士兵和无军衔的士官。我们可以与他们取得联系，同他们一起商讨出逃计划。我们的联系渠道很简单，派给国立示范学校战俘军官的十几个勤务兵中，总有几个时不时地会因不满而被退回赛马场，然后再换几个人过来。这样我们就能定期掌握这两千名英国士兵的情况，包括他们心里的感受和他们在关押地的状况了。我们了解到他们怨声载道，生活非常枯燥，食物是限量供应的，住宿条件非常恶劣。他们都很饿，也很愤怒。有一次，他们竟朝着入口处冲向看守，虽然未发生流血事件，但我们知道布尔人为关押如此众多的士兵大伤脑筋。我们得到的信息是那个巨大的战俘营里只有一百二十名南非共和国警察，外加两挺机关枪。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如果准备充分的话，毫无疑问能平息任何叛乱。但设想一下，如果在战俘们起来造反时，赛马场的看守在背后受到六十名全副武装军官的袭击，情况又会如何呢？假如机关枪被从他们的身后突袭呢？假如这两千名士兵有计划有组织地从正面向他们发起进攻，又会怎样呢？谁又能说在黑夜里和在一片混乱中，人数和周密的计划不会占上风呢？如果真是这样，出逃计划的第二阶段也就成功了。那么下一步呢？

    在整个比勒陀利亚，会使用武器的人不到五百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被免除兵役的富裕市民，或者是不适合参军的，或者是政府的行政官员和职员等等。他们名义上成立了一支城市护卫队，并配发了步枪，但除此之外，这个组织并没有真正运作起来。如果出逃计划的第一步能成功，第二步就会容易得多，第三步则会更加容易。想象中，我们已经看到自己征服了敌人的首都，城外的堡垒只有为数不多的留守人员看守着，其他人都上了前线。堡垒里的大炮都对准外面，如果后方遭到攻击，这些堡垒根本就不能起到很好的防御保护作用。如果我们成功地控制了这座城市，那么占领这些堡垒就很容易了，这将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最近的英国军队距离比勒陀利亚仅三百英里，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我们只需一挥指挥棒，就能占领敌人的这个首都。我们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有足够的食物和军火贮备，我们至少能像马弗京那样防守一段时间。

    整个计划将会在黄昏和第二天黎明之间进行。在敌人发动反攻之前，我们会有多长时间呢？估计几天之后我们就应该安全了。我们应该控制南非共和国铁路的中心枢纽，我们可以向各个方向的每条铁路线都派出一列火车，小心地向前驶出四五十英里进行侦察，也许更远，然后返回，并炸毁身后的每一座桥梁和涵洞。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争取到时间，有效地组织起对城市的防守。设想一下，如果这事真的发生了，等布尔军回过神来，发现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疏忽，把所有的战俘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而又缺乏足够的守备部队，导致他们的首都落入战俘之手，情况会怎样呢？为此，他们需要调派多少兵力去包围这座城市呢？布尔军擅长的是在开阔地作战，整个布尔战争中，他们从未顺利攻下过任何一个防守严密的地方。金伯利、马弗京、莱迪史密斯就是例证。无论在哪里，只要遇到我军的战壕和牢固的阵地，他们就会退缩；但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他们则是所向披靡，让人如此难以对付。如果我们占领了比勒陀利亚，我们可以防守好几个月。这是多么伟大的战功啊！克鲁格总统和他的政府将成为我们的战俘。他不是曾说过“让人吃惊的人性”吗？这一次，该轮到他自己大吃一惊了。

    有了这些王牌在手，我们就可以体面地跟他们和谈，通过友好公平的调解来结束战争，这样军队就可以不必行军和打仗了。这是一个宏伟的梦想，这个梦想已经在我的头脑里萦绕多日了。几个性急的人甚至已经把英国国旗也缝好了，准备在“那一天”使用。但是，所有这一切还只是个梦想。战俘中和我们一起的两三个高级军官得知这一计划后，坚决表示反对。当然，我不能说他们的想法没有道理。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喜剧中的场面，剧中的反面人物煞有介事地宣布：“一万二千名全副武装的赶骡人正准备洗劫这个城镇。”“那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他被问道。“因为警察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是的，难就难在这点上。有十个头脑清醒、全副武装的人对一项宏伟的计划来说，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在其他很多事情上一样，他们是有决定权的。于是，我们放弃了集体行动计划，开始专注于研究个人的出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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