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自由民，”我开始说道，“出了点事故。我打算加入在科马蒂普特的突击队。我们几个人在嬉戏打闹的时候，我掉下了火车，有好几个小时都失去了知觉，我的肩膀脱臼了。”

    在我被囚禁的前三个星期，虽然我参与了暴动或出逃的全部计划，但我也一直致力于与布尔当局交涉，要求他们释放我，因为我只是一名新闻记者。他们答复我说，因为我参加了装甲列车上的战斗，所以我丧失了非战斗人员的身份。我争辩说我当时一枪未发，被俘的时候手里也没有武器，这完全是事实。但当时纳塔尔的报纸引起了布尔人的注意，这些报纸上大张旗鼓地报道了我的行动，把机车和伤员的撤离完全归功于我。因此朱伯特[140]将军说，即使我本人一枪未发，但是我让机车撤离这件事，破坏了布尔军的作战行动，因此我必须被当成战俘来对待。当我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得知这一决定后，便下定了出逃的决心。

    我应该把我当时所写的文字不加修改地抄录在此。

    国立示范学校位于一个四方形院子的中间，两边被铁丝网包围着，另外两边是约十英尺高的波纹马口铁栅栏。这些围栏对于年轻人来说并不是很大的障碍，但问题是院子内部有哨兵看守，每隔五十码有一个配着步枪和手枪的哨兵，这成为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没有什么墙比这种活人墙更难以穿越的了。

    [141]

    经过焦急的思考和不停的观察，有一些战俘发现，当东面的哨兵在他们的管区巡逻时，在某一些时间段，他们是看不见那间圆形厕所附近几码长墙头的。四方形院子中间的电灯把整个院子照得通明，但东面的墙却在阴影里。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躲过厕所附近这两名哨兵的视线，这就需要等到他们两个人的背同时转过来的时刻。翻过墙以后应该是在隔壁别墅的花园里。我们的出逃计划就只能到此为止，因为这之后的所有事情都是不清楚，也是不确定的。怎样才能逃出花园，怎样才能穿过这条街而不被发现，怎样才能避开城里的巡逻队，而最重要的则是怎么样才能走完二百八十英里的路到达葡萄牙殖民地的边境，这些都是在此之后会遇到的问题。

    12月11日，我与霍尔丹上尉和布罗基中尉一起尝试了一次，但没能成功。要想躲进这个圆形的厕所并不困难，但是想要爬过墙去，确实是件极其冒险的事。如果位于十五码外的哨兵在适当的位置恰好往这边看的话，那么爬在墙上的人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哨兵是会开始盘问还是会开枪，这完全取决于他们个人的性情了，谁也说不清他们会做什么。尽管如此，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出逃的脚步，我决定第二天再去尝试一次。12月12日这一天，时间过得真慢，我先是担心害怕，后来逐渐变成了绝望。到了晚上，在我的两位战友做了尝试，却没有发现有可乘之机后，我穿过四方院，躲进圆形的厕所。我从厕所的金属框上的孔眼向外注意着这些哨兵。有一段时间，他们一直碍手碍脚地杵在那里。突然，一个哨兵转过身朝他的同伴走去，两个人开始闲聊起来，他们的身子都转了过去。

    现在就是很好的机会了，机不可失！我站在墙边一块凸起的地方，双手抓住墙头，翻上墙顶。前两次我有些犹豫不决，上去了又下来，第三次我下定决心爬上去并翻了过去。我的背心被墙顶上的金属装饰物缠住，我不得不停下来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使自己解脱出来。我骑在墙上那一刻向哨兵瞟了一眼，他们仍然背对着我，在离我十五码的地方聊天，其中一个哨兵正在点烟，他手中的光亮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轻轻地落下，躲进隔壁花园的灌木丛中。我自由了！出逃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不能再回头了。我在原地等待着我的战友。月光下，花园里的灌木丛在地面上投下一大块黑影，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我焦急地等待了约一个小时，花园里不断有人在走动。有一次，一个人走过来，在离我只有几码远的地方朝我这边张望。其他人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试试？

    突然，从四方院子里传来一个很响亮的声音，“没希望了！”我爬回墙边。只听见有两名战俘军官在院子里面走来走去，谈笑风生，含混不清地说着拉丁文，中间还提到了我的名字。于是我冒险咳嗽了一声，其中一名军官马上又聊了起来，另一名军官缓慢而且清晰地说：“他们逃不掉的，哨兵已经开始怀疑了。没希望了，你回得来吗？”此时此刻，我的心里反而一点也不害怕了。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不能保证爬墙的时候不被发现，更何况墙外的这一面也没有凸起的地方可供我踩着爬上去，命中注定我将继续前进。我对自己说：“我很可能会被重新抓回去，但至少我要试试看。”我对那两名军官说，“我会单独一人行动的。”

    此时，我以一种正确的心态看待这将要发生的一切。失败几乎是肯定的，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可以肯定的是此事有很大的危险。通向马路的大门离另外一个哨兵只有几码远，我对自己说：“勇敢一些。”我把帽子戴在头上，大步走到花园的中间，大摇大摆地从别墅的窗前走过，然后走出大门向左拐去。我从距离哨兵不到五码的地方经过，大多数人是看见我的，我不清楚那个哨兵有没有看到我，因为我一直未回头，心里尽力抑制着想跑的冲动。我走了约一百码，也没有人来盘问我，我知道第二道障碍已经克服，我成了在比勒陀利亚的逃犯。

    夜里，我悠然地走在马路中央，嘴里哼着曲子。街上到处是人，但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我。渐渐地，我来到了郊外，在一座小桥上坐下来，思考了一下。我现在身处敌国的腹地，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帮到我，这里离德拉瓜湾有将近三百英里的距离。我出逃这件事，黎明时肯定会被发现，马上就会有人来追捕我，所有的出口都会被封锁，城市周围有围栏有警戒，乡村里有巡逻队，火车上有人进行搜查，铁路线上有哨兵看守。我穿着一件普通老百姓穿的褐色法兰绒外套，口袋里有七十五英镑和四块巧克力，但是能够帮我指路的指南针和地图，还有能帮我维持体力的鸦片和肉都在国立示范学校的战友们身上。最糟糕的是，我不会说一句荷兰语或卡菲尔语，怎样才能弄到食物、弄清方向呢？

    但是，当希望破灭的时候，恐惧也同样消失了。我构思了一个计划，一定要找到通往德拉瓜湾的铁路。没有指南针或地图，我只能依靠铁路。我抬头看了看星星，但见猎户座星光闪亮。大约一年以前，当我在沙漠里迷路的时候，就是它引领着我找到了尼罗河岸，帮我找到了水源。现在它应该会引领着我通往自由之路。当然，水与自由，缺一不可！

    向南走了半英里以后，我看到了铁路。这条铁路是通往德拉瓜湾还是通往彼得斯堡的呢？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铁路应该是向东的。但现在我所见到的这条铁路是向北的。不过，也许它是在山里绕着弯。我决定沿这条铁路走。夜色醉人，一阵凉风吹拂在脸上，我的心里一阵狂喜。不管怎样，至少我自由了，即使才一个小时，也是了不起的事。冒险的魅力越来越大，除非天上的星星也为我而战，否则我逃脱不了。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是需要担心的呢？我沿着铁路线前进，步履轻快，到处都有警戒哨所的灯光在闪闪发亮，每座桥都有人把守，但所有的关卡我都躲过来了。遇到危险的地方，我就绕过去，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也许这才是我能成功出逃的原因。

    我一边走，一边在继续思考着我的计划。我不能步行三百英里去边境，我应该爬上一辆行驶的火车，然后躲藏在座位下面、车厢顶上，或是列车车厢的连接处，任何地方都可以。我想起保罗·巴尔蒂图德就是这样从学校里逃出来的。我想象着自己从火车的座位下面钻出来，贿赂或恳求某个肥胖的、坐在头等车厢的乘客来帮助搭救我。我应该乘哪列火车呢？当然是第一列。走了两个小时以后，我发现有车站的信号灯。我离开铁路线，绕过铁轨，躲在离站台约二百码的铁轨边上的壕沟里。我估计火车会停在车站。当它到我这里的时候，速度应该不会太快。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开始急躁起来。突然，我听到火车的呼啸声和轰隆声，接着火车机车上的那盏巨大的黄色前灯映入我的眼帘。火车在车站停了五分钟，又开始鸣笛出发了。我蹲伏在铁路边上，脑子里一直在重复排练着这个要做的动作。我必须等机车驶过后再冲过去，否则的话会被人发现，然后再快速进入车厢。

    火车慢慢地启动了，但是火车加速的速度比我预想的要快。闪耀的灯光快速靠近，车轮的嘎嘎声很快变成了轰鸣声，一团黑影在我的上方一闪而过，机车里的炉火映衬出司机的轮廓，机车吐着蒸汽疾驰而过。我向火车冲了过去，伸手去抓，没抓住；又去抓，又没抓住；再抓一次，终于抓住了门把手。我的双脚悬空荡来荡去，脚趾碰撞着铁轨。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爬上了火车前面第五节车厢的连接处。这是一列货车，车厢里装满了麻袋，麻袋上布满了煤粉尘。事实上，这是一节堆满了装煤用空袋的货车车厢，这些空袋子是要运回煤矿去的。我爬上去，钻进这些麻袋里。五分钟后，这些麻袋就把我彻底埋进去了，靠着这些麻袋感觉暖暖的，很舒服。也许司机看见我冲上了火车，打算在下一个车站拉响警报；但也许他并没看见。这列火车要开往哪里？什么时候卸货？会被检查吗？火车是在往德拉瓜湾的铁路线上吗？明天天一亮我该怎么办？算了，别操心了。这个晚上已经够幸运了，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我决定先睡一觉，我觉得没有比一列正载着一名囚犯以二十英里的时速离开敌人首都的火车所发出的嘎哒嘎哒的声音更好听的催眠曲了。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但当我突然醒来的时候，所有的兴奋感都已荡然无存，只有困难的感觉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必须在天亮以前离开火车，这样我就可以找个池塘喝点水，趁着黑暗再找一个藏身的地方。我不能冒险同这些装煤用的袋子一起被卸下来，这样就太危险了。第二天晚上，我可以再上另一列火车。于是，我从麻袋堆这个舒服的藏身之处爬了出来，又坐到车厢的连接处。火车开得很快，但我感觉现在是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我用左手紧紧地抓住车厢后面的铁把手，然后纵身一跳，脚着地后向前冲了两大步，接着就翻进了壕沟里，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所幸并未受伤。这列火车——我黑夜里忠实的支持者，继续匆匆地赶着它的路。

    天依然很黑。我在一个宽阔的山谷里，四周都是低矮的山丘，长满了高高的带着露珠的杂草。我在附近的溪谷里寻找水源，很快发现了一个清澈的池塘。我口干舌燥，解渴之后又继续喝了很久，直到喝了足够一整天消耗的水。

    不久，天开始亮了。东面的天空中，太阳从厚厚的黑云后面露出黄色和红色的光。我发现铁路线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延伸，我如释重负，我走对了路线。

    喝饱了水，我开始往山里走，希望能在山里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天已经大亮，我躲进一个深谷旁边的一片小树林里，我决定在这里一直等到黄昏。只有一件事可以让我聊以自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现在是凌晨四点，到天黑还有十四个小时，我迫不及待想要赶路，趁自己还有足够的力气。刚开始，天气特别寒冷。渐渐地，太阳显出了它的威力。到十点钟的时候，已经非常炎热了。我唯一的同伴是一只巨大的秃鹫，它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时发出可怕的不祥叫声。我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整个山谷，西面三英里外的地方有一个小镇，小镇里的房子都是用马口铁皮做的屋顶；周围还有分散的农庄，每个农庄的周围都长着一丛树，为单调乏味的起伏的土地增添了生气。山脚下有一个卡菲尔人的部落村庄，村民们的身影点缀在田地里，或是在牧场上吃草的羊群和牛群里……这一天里，我吃了一块巧克力，加上炎热的天气，感到非常口渴。池塘离这里差不多有半英里远，但我不敢离开这个小树林的遮蔽，因为我看见，偶尔会有一些白人骑着马或者步行经过山谷。有一次，一个布尔人过来，还朝着离我不远的小鸟开了两枪。不过，没有人发现我。

    前一天晚上的兴高采烈和激动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我很饿，因为我出逃以前没有吃晚饭，虽然巧克力能支撑一会，但是不够。我几乎不能入睡，因为我的心跳得飞快，我是如此紧张不安，对自己的未来非常迷茫。我在想象所有摆在我面前的各种可能，一想到自己要被抓住，并被押回比勒陀利亚，感到又害怕又痛恨，这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有些人在悠闲自得、信心满满的时候，说过一些很有哲理的话，但这些话对于此时此刻的我来说，起不到一点安慰作用。他们看起来都是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我痛苦地意识到，靠我自己这点微不足道的智慧和力量无法从敌人那里逃脱，如果没有至高无上、万能的上帝的庇佑，干预了因果的最终结局，我肯定不会成功。我不停地热切祈祷，请求上帝的帮助和指点，看来上帝很快就答应了我的祈祷。

    上面这些文字是我很多年以前写下的，当时我对这段冒险经历的印象还非常深刻。那时候我没有再继续写下去，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会损害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不仅会损害到他们的自由，甚至还会危及他们的生命。过了这么多年，这些原因都不复存在了。现在我可以继续叙述这段故事了，让我们来看看当时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白天的时候，我一直注意着铁路，发现每个方向都有两三列火车经过。我估计晚上应该也有差不多数量的列车经过。我决定爬上其中的一列，我想我会比前一天晚上做得好一些。我观察到，这些火车，特别是长的货车，爬陡坡时速度特别慢，有时几乎与步行的速度差不多。如果能选择一个既是上坡又是拐弯的地方，应该会容易些，这样我就可以爬上火车拐弯时凸出的那节车厢，而那个时候机车和押车警卫乘坐的车厢都已经拐弯，因此司机和警卫都看不到我。这个计划似乎很可行。我仿佛看见自己搭上了一列火车，在黎明前又离开了这列火车，夜里又前行了六七十英里，这样离边境就不到一百五十英里了。我可以故技重演，这并没有什么不妥，这样只需要连续三个晚上，我就可以到达葡萄牙人的领地了。当时，我身上还有两三块巧克力和一口袋碎饼干，用来维持生命是足够了，不用冒险去和陌生人搭讪向人求助，以免再次被抓住。怀着这种心情，我焦躁不安地等待着夜幕的降临。

    漫长的白天终于过去了，西边的晚霞红得像火，山的阴影在山谷里延伸开来，一辆布尔人的沉重的四轮运货马车，后面跟着长长的一队人，正慢慢地沿着小路，朝着小镇的方向行进。卡菲尔人也赶着牲口回到他们的部落村庄。白天过去了。不一会，天已经相当暗了，这时我开始出发。我在山石与高高的杂草之间爬行，有时中途会停下来喝点甘甜的凉水，急急忙忙地赶往铁路线。我来到一个地方，我在白天时曾经看到火车在这个地方爬坡特别慢。不久，我又找到了符合我计划所有条件的那个铁轨的拐弯处。我躲在一处小灌木丛后面，坐下来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火车经过。距离前一次火车经过已经六个小时了（前一次火车经过时我仔细留意过时间），肯定应该有一列火车要经过了。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火车！我的计划要开始落空，希望成了泡影。难道晚上没有火车经过这段铁路吗？事实的确如此。我可能会徒劳地继续等到天亮，不过，在半夜里，我没了耐心，开始沿着铁路步行，无论如何先走上十至十五英里。可我并没走多远，因为每座桥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守，每隔几英里就有临时营房；每隔一段距离还有马口铁皮做屋顶的村庄包围着的车站；整个草原都沐浴在明亮的月光下。为了避开这些危险的地方，我不得不去绕上一个大圈子，有时甚至还要在地上爬。离开铁路线后我就碰上了泥沼地，穿过高高的带着露珠的草丛，蹚过铁路桥下面的小溪。很快，我的腰部以下就湿透了。一个月的监禁生活使我几乎没有什么锻炼，不久就觉得又困又饿，筋疲力尽了。这时我走近了一个车站，其实这只是草原上的一个站台而已，周围有两三幢房子和一些临时营房。但在铁路的旁轨上停着三列长长的货车，在夜里特别显眼。显然，这条铁路线上的交通没有规律。月光下的这三列一动不动的火车证实了我之前的担忧——晚上这段铁路线上没有火车运行。下午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机会就是我可以立刻爬上这些停着的火车中的其中一列，躲在它所运载的货物中间，第二天白天跟着火车一起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晚上也可以跟着走。可问题是，他们往哪里开？会在哪里停靠？会在哪里卸货呢？一旦我进了火车，那么我的命运就定了。在距离边境长达二百英里的途中，在威特班克或米德尔堡或其他任何一个车站，我都有可能再次被抓获。所以在迈出这一步之前，我无论如何得弄清楚这火车会开往哪里。为此，我必须先溜进车站，查找车厢或货物上的标签，看看是否能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我蹑手蹑脚地上了站台，来到旁轨上两列火车的中间。我正在查找车厢上的标识，传来一阵叫嚷声，声音越来越近，让人胆战心惊。只见几个卡菲尔人大声地又是笑又是叫地喊着，我似乎听出有一个欧洲人的声音在争辩或是在下命令。不管怎样，这些已经够我受的了。我赶紧从两列火车中间撤退到旁轨的末端，在黑暗中飞快地溜进无边无际的草原中。

    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迈着沉重的步子继续缓慢地往前走，只是感觉越来越漫无目的，越来越没有希望。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看到周围房子里的灯光，想象着里面的温暖与舒适，但我知道他们对我来说只是意味着危险，我的心里非常痛苦。远处，月光照耀下的地平线处，此时有排成一排的七八盏大灯开始发出光亮，那是威特班克或者米德尔堡车站。我的左侧也有两三点火光在闪烁，我敢肯定它们不是住家的灯火，到底是什么，离我有多远，我也不能确定。此时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些火光也许是卡菲尔人的部落村庄，趁我现在还有体力，去投奔这些卡菲尔人也许是最好的办法。我听说他们憎恨布尔人，但对英国人却比较友好。无论如何，也许他们不会将我抓起来，也许他们会给我一些食物，给我一个干燥的角落让我睡觉。虽然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但是我想他们也许知道英镑的价值，或许还会为我提供向导和马匹，这些都是我迫切需要的东西。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食物、取暖和休息。于是，我朝着这些火光走去。

    就这样，我大概走了一英里，突然意识到我的这个决定很荒谬很轻率，于是我又返回到铁路边，往回走到半路又停下来，索性坐了下来，我彻底困惑了。我究竟应该做什么，要不要转变方向，我完全没有了主意。突然间，所有的困惑又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只是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去卡菲尔人的部落村庄。记得早些年前，我曾经玩过几次占卜，我的手里握着一支占卜用的铅笔写字，其他人则抓着我的手腕或手。我现在的感觉就和当时的情形一样，完全是无意识的或下意识的。

    我朝着火光快速地走去，刚开始以为这些火光距离铁路线不会超过几英里，但很快就发现远不止几英里。大概走了一个半小时，这些火光看起来依然像之前看到的那么远，但我坚持着。到凌晨两三点之间，我发现这并不是卡菲尔人部落村庄的灯火，那里的建筑物在灯光的映照下露出了它们的轮廓，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走近一个煤矿周围的一些房子。矿井口的升降机在齿轮上工作的轮子明显可见，我这才明白把我引到这么远地方来的火光，原来是从提升升降机的蒸汽锅炉里发出来的。紧挨着矿井旁边的是一幢坚实的两层楼高的小石楼，矿井的周围还有一两座不起眼的小建筑物。

    我站在荒野里环顾四周，心里反复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一方面，现在返回去还来得及，但如果往回走的话，除了继续徒劳的游荡，饱尝饥饿与生病之苦，最后被发现或被抓捕以外，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另一方面，我的前面也许是一个机会。在我出逃之前，我曾听说过在威特班克和米德尔堡矿区住着一定数量的英国人，他们是为了让矿区能正常运作而不得不留在那里的。我现在是不是就来到了这其中的一个矿区前？这幢黑漆漆的神秘小楼里住着什么人呢？是英国人还是布尔人？是朋友还是敌人？当然也并不止这两种可能性。我的口袋里还有七十五英镑，如果我的身份暴露，我可以许诺出一千英镑。也有可能我会遇到一个中立者，他出于善良的天性或为了一大笔钱愿意帮助绝境中的我。当然，我也会试着尽我所能与他协商，因为此时我还有一点力气，可以为自己辩解，如果情况对我不利，也许我还能脱身。前途依然未卜，我犹豫地走出发着微光的昏暗草原，走进炉火的光亮中，朝着那幢寂静的小楼走去，敲响了大门。

    没有声音。我又敲了敲，楼上的灯亮了，上面的一扇窗户打开了。

    “是谁？”[142]一个男子的声音喊道。

    一阵失望和惊恐袭遍了我的全身。

    “我出了事故，需要帮助。”我回答道。

    楼上传来一阵嘀咕声，接着我听到了下楼的脚步声。门闩被抽去，锁在转动，门突然开了。黑暗中，过道里，一个脸色苍白、留着黑色胡子的高个男子，一边匆忙披着衣服站在我的面前。

    “你想要什么？”他问，这一次他说的是英语。

    此时我必须编出一些话来，我不想引起他的警觉，惊动了其他人，我只想和他心平气和地交谈。

    “我是一个自由民，”我开始说道，“出了点事故。我打算加入在科马蒂普特的突击队。我们几个人在嬉戏打闹的时候，我掉下了火车，有好几个小时都失去了知觉，我的肩膀脱臼了。”

    能编出这样的故事真是让人吃惊。这个故事从我的嘴里脱口而出，好像是早就记在心里的一样。事实上，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或者说我完全不知道我的下一句话会是什么。

    这个陌生人仔细地打量着我，犹豫了一会，最后说道：“好吧，请进。”他往黑暗的过道稍微退了退，打开过道一侧的一扇门，用左手指了指一个黑漆漆的房间。我从他的身旁走进这个房间，心里想着这个房间会不会成为我的牢房。他跟了进来，打着火，点亮灯，把灯放在桌子上离我比较远的那一侧。这个房间不大，显然是餐厅和办公室合二为一的。房间里除了这张大桌以外，还有一张活动的办公桌、两三把椅子、几台机器，其中一台是用来制作苏打水的，由两个装在铁丝网中的球状玻璃器皿组成，两个玻璃球上下叠加着。桌子的那一端有一把手枪，估计刚才一直握在他的手里。

    “关于你的这次火车事故，我想多了解一些。”过了好长时间，他才说。

    “我想我最好还是告诉你实情。”

    “我想也是。”他慢慢地说。

    于是我就把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一股脑儿全都说了出来。

    “我是温斯顿·丘吉尔，《晨邮报》的战地记者。昨天晚上从比勒陀利亚出逃，打算赶往边境。”（赶往边境！）“我有很多钱。你愿意帮助我吗？”

    又过了很长时间，他从桌子边慢慢起身，将门锁上。他这么做让我感到前途无望了。当然，这个动作的意图也是模棱两可的。他向我走过来，突然伸出他的手。

    “感谢上帝，你来到了这里！这方圆二十英里内，只有这间屋子里的人是不会把你交出去的。我们这里住的都是英国人，我们会帮你赶往边境的。”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当时那种袭遍全身的如释重负的感觉，现在回忆起来比描述还要容易。刚才还以为自己要被抓了，现在朋友、食物、资源、帮助，一下子一切都有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被人从水里拉上岸以后，又被告知他在德比赛马中赌赢了。

    这时我的主人开始介绍他自己。他叫约翰·霍华德，是德兰士瓦煤矿的经理，在战争前的好多年，他就已经成了德兰士瓦的自由民。但是考虑到他原本是英国人，再加上他贿赂了当地的治安官，所以他没有被征入伍去打英国人。他得到允许，和另外几个英国人一起，继续留在矿井，维持矿井秩序，以便将来重新恢复生产。在这个矿上，除了他的秘书以外，还有一个英国人，是兰开夏的机车司炉，以及两名苏格兰矿工。这四个人都是英国臣民，他们被要求承诺在这段时间里必须严守中立。由于我的主人已经是德兰士瓦共和国的自由民，如果将我窝藏，就是犯了叛国罪；如果被发现，会被枪决。

    “不用担心，”他说，“我们会处理好的。”接着，他又补充说，“当地的治安官今天下午还在这里，问有没有看见过你。他们接到了通缉令，马上通知了铁路沿线和整个地区。”

    我说我不想连累他。我请他给我一些食物、一把手枪、一名向导，如果可能的话，再给我一匹马，我可以避开铁路线和居民区，连夜赶往海边。

    他不听这些，他要为我做出安排，不过他极其小心。因为密探到处都是，事实上，他的两个荷兰女仆就睡在这所房子里，矿上雇用了很多卡菲尔人，考虑到这些危险，他想得非常周到。

    “你还饿着肚子呢。”

    我没有说什么。他指着一瓶威士忌酒和这台刚刚提到过的苏打水制作机，叫我自己动手，他自己则匆匆地跑进厨房。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拿来一块上好部位的冷羊腿肉和其他美味，然后留下我一个人享用美食，他自己则从一扇后门退出了房间。

    一个小时以后，霍华德先生回来了。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体力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前景甚好，我对自己的成功充满了信心。

    “事情办好了，”霍华德先生说，“我去见了几个人，他们都表示支持。今天晚上我们就把你藏到矿井下面，你必须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我们想出怎样帮你出境的方法。只是有一个问题，”他说，“就是食物，荷兰女仆每天看着我用餐，厨师肯定也想知道她的羊腿肉怎么少了一大块，今天晚上我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回答。你现在必须立刻下井，我们会让你舒舒服服的。”

    于是，在黎明来临之前，我跟着我的主人穿过一个小小的院子，进入一个围墙，里面有一个升降车的滑轮，旁边站着一个强壮的男子，霍华德先生介绍他是来自奥尔德姆的杜那普先生，他用力地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下一次奥尔德姆选民都会投你一票的。”他低声说。

    门打开了，我们进了升降车，下到了井底。两名苏格兰矿工提着灯笼，拿着一大捆东西已经等在那里了，后来才知道这一大捆东西是床垫和毯子。我们在漆黑的迷宫里走了一段时间，不时地左转右拐绕来绕去，最后停在一个小房间里，里面的空气凉爽而且清新。我的向导把他手里的那一大捆东西放下，霍华德先生递给我几支蜡烛、一瓶威士忌和一盒雪茄。

    “在这里，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我锁着的，钥匙由我保管。现在我们必须商量一下明天怎么给你送食物。”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离开这里，”他一半是叮嘱一半是命令地说，“白天的时候，矿上会有不少卡菲尔人，但是我们会留心，不让他们走到这里来。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

    留下我以后，这四个朋友提着灯笼走了。透过矿井里天鹅绒般的黑暗，我看到生命似乎沐浴在这玫瑰色的光环里。经历过这番磨难，甚至可以说是绝望，我相信自己一定会重获自由。我不再担心会被再次抓获，蒙受耻辱；也不再担心自己会被长期囚禁在一个普通牢房里，打发着枯燥无味的漫长时光。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带着这份真正的荣耀重返部队，尽情地享受着自由，追求年轻人内心渴望的冒险生活。在这种轻松的心情中，加上过度的疲劳，我很快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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