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这次历险中，到目前为止，没有比这个计划更让我担心的事情了。当一个人意外地获得了某种巨大的好处，并且事实上已经拥有并享受了几天，一旦想到有可能失去这种好处，简直是难以忍受的。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少个小时，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了。我伸手去摸蜡烛，但怎么都摸不着。由于不知道这些矿井的坑道里会有什么样的陷阱，所以对我来说，比较好的做法就是静静地躺着等待消息。几个小时过去了，一盏灯笼的微弱灯光照了进来，有人来了，是霍华德先生本人，他手里拿着一只鸡和其他一些好东西，还带来几本书。他问我为什么不点蜡烛，我说我找不到蜡烛了。

    “你没把它放在床垫下面吗？”他问。

    “没有。”

    “那么肯定是被老鼠叼走了。”

    他告诉我矿井里有成群的老鼠，几年前他引进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白鼠，这种白鼠是矿井内绝好的清道夫，繁殖很快，成长也很迅速。他告诉我，他去了二十英里外的一位英国医生家里，才弄到了这只鸡。他很担心两个荷兰女仆的态度，她们非常好奇这只羊腿肉去了哪里。对此，我当然该负全部责任。如果第二天他弄不到另一只熟鸡的话，他将不得不在吃饭的时候要双份食物，趁女仆走出餐厅时，将多余的一份食物倒进袋子里留给我。他说布尔人在整个地区到处查找我的下落，比勒陀利亚政府把我出逃这事当成一件大事来办。因为米德尔堡矿区有一些英国侨民，所以我有可能逃到这里来，这里所有的英国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怀疑。

    我再次表达了我想骑匹马、带上一名卡菲尔向导单独行动的意愿，但霍华德先生坚决不同意。他说，要把我送出境需要好好谋划一番，因此我也许还得在矿井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

    “在这里，”他说，“你是绝对安全的。”“麦克（他指的是其中一名苏格兰矿工）知道这里所有的废弃矿坑和其他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地方在水下面，水离巷顶只有一二英尺。如果布尔人来搜矿井，麦克会带你潜入这个被水切断的矿坑。没有人会想到要去那里搜，我们已经用鬼故事吓唬了卡菲尔人，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会继续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我用餐的时候，霍华德先生和我待在一起，然后告辞离开，给我留下一些其他的东西，包括半打蜡烛。经他提醒，我把蜡烛塞在枕头和床垫下面。

    又睡了很长时间，我突然醒来，感觉周围有动静，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拉我的枕头。我伸出手，感觉有东西在仓皇奔跑，原来是老鼠在偷我的蜡烛。我及时地抢下蜡烛，并点亮了一支。好在我并不是很害怕老鼠，它们胆怯的样子让我放心，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安。尽管如此，在井下的三天时间并不属于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小老鼠们一直到处窜来窜去，有一次，我正打着盹儿，突然发现有东西在我身上飞跑过去，等我点亮蜡烛，这些东西就不见了。

    第二天——如果这也可以被称之为“日子”的话——如期而至，这是12月14日，是我从国立示范学校出逃后的第三日。两位苏格兰矿工来看我，和我聊了很长时间，让我感觉轻松不少。此时，我才惊讶地得知，这矿井只有约二百英尺深。

    麦克说，井下有几个地方，可以从废弃的矿井口看到外面的日光，要不要我带你在这些老旧的矿坑周围转转，看看这微弱的阳光？我们用了一两个小时在这些地下的坑道里转来转去，忽上忽下，又在矿井口下方待了一刻钟，看着这灰白的、微弱的阳光从上面射进来。这次闲逛我看到了很多老鼠，它们看上去很可爱，浑身雪白，黑色的眼睛，但我相信在日光下这眼睛肯定是明亮的粉红色。三年后，一位在这个地区任职的英国军官写信给我，说他在我的一次讲座中听我描述这种白鼠和它们粉红色的眼睛，认为这是弥天大谎。后来他特意去参观了矿井，亲眼目睹之后，又写信来为之前对我的怀疑表示道歉。

    12月15日，霍华德先生说，通缉我的风声好像已经过去了。整个矿区都没有发现我的踪迹，布尔官方认为我此时肯定藏在比勒陀利亚某个同情英国人的当地人家里，他们不相信我已经出了这个城市。在这种情况下，霍华德先生觉得我那天晚上可以出井，在草原上散散步，如果第二天早上平安无事的话，我可以转移到办公室后面的房间里。霍华德先生似乎比较有把握，对这次冒险行动也越来越激动。于是，那天晚上，我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月光下的草原上漫步。此后，我搬到了办公室内堆装货物箱子后面的地方。在这里，我又待了三天，每天晚上霍华德先生或他的助手都会和我一起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散步。

    12月16日，我出逃后的第五天，霍华德先生告诉我，他已经制订好了送我出境的计划。矿上有一条支线与铁路的干线相连。煤矿附近住着一个荷兰人，名叫伯格纳，19日他要运送羊毛去德拉瓜湾。这位绅士对英国人颇有好感。霍华德先生找到他，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了他，他表示愿意帮忙。伯格纳先生的羊毛捆扎成一个个大包，将装满两三节车厢，车厢就停靠在矿区附近的铁路线旁轨上。这些大包装进车厢的时候，可以在车厢中间留出一小块地方，我可以躲藏在里面。装上货物以后，每节车厢的货物上还要在外面捆扎盖上一块防水帆布。到达边境的时候，如果固定防水帆布的绳索原封不动的话，不太可能会被打开来检查里面的货物。他问我愿不愿意尝试一下这个机会。

    在我的这次历险中，到目前为止，没有比这个计划更让我担心的事情了。当一个人意外地获得了某种巨大的好处，并且事实上已经拥有并享受了几天后，一旦想到有可能失去这种好处，简直是难以忍受的。我原以为自由已胜券在握，可一想到自己又要陷入无助的逆境中却无计可施，只能任凭边境哨兵任意地搜查摆布，真的让我忧心忡忡。与其面对这种折磨，还不如让我骑着马带着向导从草原走，躲开敌人的搜捕，逃离布尔共和国的边境。不过，最终我还是接受了慷慨的救命恩人的提议，于是他们安排起来。

    如果当时我读到英国报纸上的几封电文，我肯定会更加焦虑的。例如：

    比勒陀利亚，12月13日电——虽然丘吉尔先生巧妙地越狱，但他越过边境的机会很小。

    比勒陀利亚，12月14日电——据报道，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已经在科马蒂普特火车站被捕。

    洛伦索马贵斯[143]，12月16日电——据报道，丘吉尔先生已经在上瓦特法尔被捕。

    伦敦，12月16日电——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从比勒陀利亚越狱后，人们担心他不久之后会再次被捕，如果真的如此，他可能会被枪决。

    如果我读到这些关于我的描述和在铁路沿线及各处张贴的悬赏告示，我肯定会更加焦虑的，庆幸的是我对此一无所知。

    12月18日下午，时间过得很慢。记得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读史蒂文森[144]的小说《绑架》，书中描写的大卫·巴尔弗和艾伦·布雷克在峡谷中逃生的场景与我的经历非常相似，我读得陶醉且深有感触。作为一名被通缉的逃犯，一个被悬赏抓捕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考验。战场上的危险与子弹炮弹的威胁是一回事，被警察追捕又是另一回事。被追捕时不但需要东躲西藏，还需要瞒天过海，这会让人有一种真正的负罪感，对情绪有很大的影响，感觉随时都会有人问你诸如这样的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对于这些问题，自己却无法给出满意的回答，自信心也必会受到打击。我惧怕在科马蒂普特车站等待着我的严峻考验，但是，如果我想顺利地从敌人那里逃脱，我只能被动地忍受。

    [145]

    [146]

    告示的内容大致如下：

    悬赏告示

    第五师悬赏二十五英镑捉拿逃跑的战俘丘吉尔。无论死活，赏金照付。

    第五师分委会

    突然，附近有枪声响起，一声接着一声，无规律地响着，我大吃一惊，脑子里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布尔人来了！霍华德和他的那几个英国人在敌国的腹地公然造反了！因为我被再三叮嘱过，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离开我的藏身之地，因此我只好待在原地，心里非常焦急。很快，事情变得明朗起来，最糟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一阵谈笑声从办公室传来，显然是有人在友好地交谈。我又继续看我的书，与书中的主人公艾伦·布雷克做伴。最后，声音消失了。过了一会儿，我的房门打开了，霍华德先生苍白忧郁的脸上洋溢着笑容，他关上门，非常开心地向我走来。

    “地方治安官刚才在这里，”他说，“他不是来抓你的。他说他们昨天已经在上瓦特法尔抓获了你。但我不希望他到处乱走，所以就和他比赛用步枪射击酒瓶。他赢了我两英镑，高兴地走了。”

    “今天晚上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他补充道。

    “需要我做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需要做。到时候我会来找你，你只需要跟着我走就行了。”

    12月19日凌晨两点，我整理好行装，等待着出发的信号。这时门开了，霍华德先生出现了，他向我示意，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他领着我穿过办公室，来到矿区附近的铁路旁轨，这里停着三节巨大的车厢。月光下，杜那普和两位矿工站在不同的方向望风，一帮卡菲尔人正忙着将一大包东西抬进最后那节车厢。霍华德走到第一节车厢前，跨过铁轨，来到车厢的末端。他一边走一边用左手指了指，我敏捷地跳上缓冲拉杆，看见车厢的后面与装羊毛的大包之间有一个小洞，刚好够我挤进去。进洞后发现在装羊毛的大包中间有一个狭窄的通道，一直可以到达车厢的中央。车厢中间所留的空间，足够我平躺下来或坐起来，这就是我的临时住所。

    三四个小时以后，当黎明的曙光从我避难所的缝隙和车厢地板的裂缝中照射进来的时候，我听见了火车头开过来的声音，接着就是一阵车厢挂钩连接时发出的碰撞声。过了一会儿，火车轰隆隆地出发了，带着我开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此时，我在新的住所安顿了下来，又整理了一下事先准备好的武器和食品等必需品。首先，我有一把手枪，虽然很难预测它将会怎么来帮助我解决可能遇上的问题，但起码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持。其次，这里有两只烤鸡、几片肉、一条面包，一个甜瓜和三瓶冷茶。到海边的整个行程不会超过十六小时，但现在是战争时期，没有人会知道普通的贸易运输会出现怎样的延误。

    现在我的藏身之处有了足够的光线。这节车厢的侧面和地板上有很多裂缝，光线从这些地方透进来，照在这些羊毛大包之间。沿着这条通往车厢底部的狭窄通道，我发现了一条将近八分之一英寸宽的缝隙，从那里可以看到外面的部分世界。为了掌握行程，我事先用心记住了沿途所有车站的站名。到今天，很多站名我还能想得起来：威特班克、米德尔堡、伯津德尔、贝尔法斯特、达尔曼努塔、玛沙杜杜普、上瓦特法尔、下瓦特法尔、伊兰茨、诺德格达赫特等等，一直到科马蒂普特。火车现在已经到了第一站，在这里，火车从矿上的支线驶上了干线。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延误和转轨，我们挂靠上一列正规的火车，很快，我们就会以令人满意的快速度前进了。

    整整一天，我们一直在向东穿越德兰士瓦。夜幕降临的时候，火车停靠在一个车站。根据我的估计，应该是上瓦特法尔，我们已经走完了将近一半的行程。但是我们会在这里停留多久呢？也许会等上几天吧。当然，第二天早上就出发也有可能。在漫长的一天里，我躺在车厢的地板上，脑子里尽情地勾画着获得自由后的欣喜场景，想象着重返部队的喜悦，以及成功出逃后的激动之情。但同时焦虑和担心也不断困扰着我，我们越来越接近边境，搜查是不可避免的。另外，还有一个不安也困扰着我：我想睡觉了。事实上，我不可能一直保持清醒。但如果我睡着了，就有可能会打呼噜！如果我打呼噜时，火车正停在寂静的旁轨上，那么我的呼噜声就有可能会被人听到。一旦被发现……为了小心起见，我决定不睡觉。可是，之后我很快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第二天早上才被列车与机车连接所发出的碰撞声吵醒。

    在上瓦特法尔和下瓦特法尔车站之间有一段很陡的下坡路。机车经过这段路时必须借助于一个支架和小齿轮慢慢地滑行。我们以每小时三四英里的速度前进，这个特征让我断定下一个车站就是下瓦特法尔车站。这一整天，我们都行驶在敌人的土地上，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令我害怕的科马蒂普特站。我从缝隙往外偷看，发现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车站，有很多条铁轨，上面停了很多列货车。许多人在这里走来走去，到处是说话声、叫喊声和口哨声。我对外面的场景经过一番审视之后，火车也停了下来，我退到车厢的中间，平躺下来，盖上一个袋子，心怦怦跳着，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三四个小时过去了，我不知道我们的火车是否已经被检查过了。好几次有人在火车里上上下下，说着荷兰语，但防水帆布一直没有被揭开，看起来车厢应该不会受到特别检查。这时天开始暗下来，我又开始心神不宁了。走了几百英里以后，在距离边境只有几百码的危险地方耽搁这么久，真是让人着急！我又开始担心打呼噜的危险，不过最后我还是睡着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当我醒来的时候，火车还是停着。也许布尔人对火车进行了彻底的检查，所以才耽搁了那么久！或许我们的火车被遗忘在旁轨上，要停上几天或几周。我迫不及待想往外看，但我忍住了。十一点的时候，我们的火车又连上了机车开动了。如果我之前想的没错，刚才我们过夜的车站就是科马蒂普特站的话，那么我现在已经在葡萄牙人控制的地区了。但也许是我弄错了，也许我数错车站了，也许离边境还有另外一个车站，也许还要面临搜查。但是当火车到达下一站的时候，这些疑虑都烟消云散了。我从缝隙往外看，看到了站台上葡萄牙军官的制服帽，站牌上写着地名“雷萨那伽西”。我强压住内心的狂喜，直到我们继续前进。火车又一次轰隆隆地出发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将头伸出防水帆布，高声唱着、喊着、欢呼着。我实在是太激动了，太高兴了，以至于用手枪向空中开了两三枪，鸣枪庆祝。幸好这些荒唐的行为未引起任何不良的后果。

    我们到达洛伦索马贵斯已经是傍晚了。火车驶进货场，一群卡菲尔人上来卸货。现在是该我离开这个藏身之地的时候了。在这里，我已经度过了三个焦虑不安的日日夜夜。我已经扔掉了剩余的食物与残渣，清理了我曾隐藏在这里的痕迹。我从车厢尾部悄悄地溜出来，趁人不注意，混在货场的卡菲尔人和闲逛的人中间。我邋遢的样子在人群中并不招人注意。我走到门口，来到洛伦索马贵斯的大街上。

    伯格纳正在门外等着我。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他转身往城里走去，我在二十码之后跟着他。我们穿过几条街，拐过几个弯，伯格纳停了下来，望着对面房子的屋顶站了一会儿。我朝那个方向看去，那是神圣的一瞥！我看见了鲜艳的英国国旗在迎风飘扬！这是英国领事馆。

    领事的秘书显然没有预料到我的到来。

    “请回，”他说，“领事今天不能见你，如果你有事，请于明天九点来他的办公室。”

    听他这么说，我非常生气，很大声地重复着坚持要立刻见到领事本人。这时领事从窗里探头望出来，终于下楼来问了我的名字。从那一刻起，我受到了热情的款待：我洗了热水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吃了顿丰盛的晚餐，并发了电报。所有我想要的都一一得到了满足。

    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我面前所有的报纸。自从我爬上国立示范学校的围墙开始出逃以来，发生了很多大事。英军那些天正处于布尔战争的“黑色一周”。加塔克将军在斯托姆贝赫、梅休因勋爵在马格斯方丹、雷德弗斯·布勒爵士在科伦索都打了败仗，英军死伤无数。自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来，英军从未遭受过如此重大的伤亡。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重返部队。领事本人也同样急于把我送出洛伦索马贵斯，因为这里到处都是布尔人和布尔人的支持者。幸运的是，一周一趟开往德班的轮船正好当天晚上开船，正好接上我所要搭乘的火车。我决定乘这趟轮船离开。

    我来到这里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整个城市。当我们正在用餐的时候，一群陌生人来到领事馆的花园里要见领事。原来，他们是一些全副武装的英国人，是赶来保护我的，以防我再被抓走。在这些爱国人士的护送下，我穿街过巷，安全到达了码头，大约十点钟的时候，我坐上了“印度纳”号轮船。

    到达德班时，我发现自己俨然成了凯旋的英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港口挂上了彩旗，军乐队鼓号齐鸣，围观的人群挤满了码头。海军上将、陆军将领以及当地的市长都来到船上跟我握手。我差点被热情的人群撕成了碎片，人们把我高高举起抬入市政厅。在市政厅，他们一致要求我发表一次演讲。这个时候，我除了演讲，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满足这些热情的人的要求。在推辞了一番之后，我答应了。接着，一封封电报从四面八方雪片般地向我飞来。那个晚上，在胜利的光辉照耀下，我出发重返部队。

    在部队，我同样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我住进了养路工的小屋，一个多月前，正是在离这个小屋不到一百码的地方，我被抓住成为战俘。因为纳塔尔战役还有很多恶仗要打，所以许多朋友为我举办了一场晚宴，祝我好运。我们一起度过了圣诞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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