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可以用《圣经》里的话来安慰自己：“宁愿做一个聪明的穷孩子，也不做一个愚蠢的老国王……”

    在我成为战俘的几个星期里，我的名字在英国国内、我的故乡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我在那次装甲列车突围行动中的表现被安全撤回的铁路工人和伤员夸大了。聚集在埃斯特科特的战地记者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描绘这一传奇故事，并把它发回英国，于是各大报纸都对我大加赞赏。我出逃后的九天里，音讯全无，一切都悬而未决，加上我再次被捕的谣言，将这一事件推到了顶峰，也再一次激起了民众的颂扬。年轻人喜欢冒险，新闻媒体需要广告宣传，这两样我都具备，所以当时我是名噪一时。那个时候，英国上下正因战争的挫败而情绪低落，非常需要多宣传此类事件以唤起人们的斗志。我以智取胜打败布尔人的消息无疑大快人心，因此必然会备受关注。当然，在人们的赞誉声中，也夹杂着一些人的蔑视。举例如下：

    11月23日，《真理报》：……“火车上已经一片混乱了，据说丘吉尔先生高声呼喊着‘要像个男子汉！要像个男子汉！’将部队重新组织起来。那么这支派遣部队的指挥官在做什么呢？此外，士兵们的行为难道都显得不像个男子汉吗？战场上的指挥官能允许一名记者来‘组织’他的队伍，并让士兵们都听命于他吗？”

    11月23日，《凤凰报》（现已停刊）：“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装甲列车上救了一名伤员的性命是有可能的，也许他还拿起了步枪向一名布尔士兵射击。但问题是他上装甲列车做什么呢？无论怎样，他都无权在场。尽管他曾在第四轻骑兵团任过军职，但现在他并不是军人，而且我听说他也不再是《晨邮报》的记者了。所以，如果不是指挥这辆倒霉的装甲列车的军官越权同意丘吉尔上车，那就是丘吉尔本人未经许可，擅自上车，从而加重了指挥官本来就已经很沉重的责任。”

    ……当时我仍在敌人的手里，生死未卜，尽管我是他们的同胞，但《凤凰报》仍然用一种相当冷血的语气写道：

    我们真诚地希望丘吉尔先生没有被枪决。不过，布尔人的将军如果下令执行枪决，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个非战斗人员是无权携带武器的。在普法战争中，所有携带武器的非战斗人员一旦被俘，都会被立刻处决。我们不能期望布尔人会比高度文明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更仁慈。……

    12月16日，《国民日报》（现已停刊）：“丘吉尔先生的出逃在军界既不被认为是一件光彩体面的事，也不认为是光荣的功绩。他是作为战斗人员被抓的，当时是和其他军官战俘一样享受假释优待的，但他无视这种特殊的优待，选择了出逃。如果比勒陀利亚当局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来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也不足为奇。”……

    最后是12月26日，《威斯敏斯特公报》：“温斯顿·丘吉尔先生重获自由了。他以其独有的足智多谋，成功地从比勒陀利亚出逃，布尔政府一直忙于查明他是如何成功出逃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不错。如果说他设法出逃完全符合游戏规则，那么他同时又向朱伯特将军报告，声明自己是一名报社记者，‘并没有参与战斗’，要求将自己释放，我们对此表示很难理解。当我们读到关于丘吉尔先生在装甲列车上的英雄事迹的报道（而且看起来很真实）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朱伯特将军肯定也不敢相信他的眼睛，他回复说他本人并不认识丘吉尔先生，丘吉尔先生之所以被扣留，是因为所有纳塔尔报纸都把这列装甲列车的成功突围和撤离归功于丘吉尔先生的勇敢和努力。不过，既然这些报道有误，将军也就相信丘吉尔这位记者的话，认为他是一名非战斗人员，并下令将其释放。这道命令在丘吉尔先生出逃的半天后到达战俘营。丘吉尔先生是不是非战斗人员仍然是个谜，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不可能同时是两者，不能把两边的好处都占了。许多记者认为他应该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他写给朱伯特将军的信表明，他不配。”

    当我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除了觉得他们有些胸襟狭窄以外，并没有别的不满。对于铁路工人和装甲列车上伤员所讲的传奇故事，以及后来这些描述是怎样被夸张后传到英国的，都不是我该负责的事。至于这些报道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更不是我能负责的事。我当时只是一名战俘，必然要保持沉默。看过前几页的读者能够明白我为什么随霍尔丹上尉一起去执行那次倒霉的侦察任务，也了解我在那次突围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能够判断出我的非战斗人员的声明有多少依据。我不知道朱伯特将军是不是真的改变了他之前将我视作战俘的决定，我不明白的是这项命令会在我逃出国立示范学校之后公布于众，这难道不是奇怪的巧合？至于有人说布尔人给我假释或其他的优待，但我仍然出逃，这样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战俘从未有过假释，我们都处于全副武装的哨兵的严格看守之下。不过，谣言一旦出现，就会被政界的对手所利用，后来我至少在四个不同的场合被迫控告这些造谣诽谤者赔偿我的名誉损失，并公开道歉。当时，我非常憎恨那些亲布尔的英国人。

    我从德班通过电报发给《晨邮报》的一篇文章也遭到了英国军方和社会各界的批评。我是这样写的：

    回顾整个战局，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对手是非常可怕和难以对付的，这很愚蠢。布尔自由民的高素质提高了他们的作战效率。他们的政府虽然很腐败，但在战争中却倾注了他们的全部精力。

    我们必须面对事实。布尔骑兵占据着地利上的优势，一个骑兵抵得上三至五个普通士兵。布尔兵的现代化步枪威力强大无比，我军的正面进攻总是被他们击退。敌人非常灵活，他们的侧翼也防卫得很好。摆脱目前困境的方法只能是派出在素质和能力上与之相当的英军，如果英军的个人素质不佳，那就只能派出大部队。如果是一支八万人的武装部队，再配上一百五十门大炮，布尔兵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但如果只是一万五千人组成的纵队去攻打布尔人，只能注定失败。零星地一点一点派兵增援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策略，这是在浪费兵力。

    布尔共和国一定会像美国的南部邦联[147]一样因兵力消耗而逐渐转弱并衰败，我们不应该操之过急。我们应该组织起一支阵容庞大可以压倒一切的军队，与其零星地一点一点增加援兵，不如一次性派出大部队，这样最后算下来反而损失更少。就算是向这里派出二十五万大军也不为过，南非这个地方值得我们花血本，付出鲜血和金钱，这里需要更多的非正规军。英国的绅士们都去猎狐了吗？为什么不能组建一支轻骑兵？为了我们的男子汉气概，为了我们忠诚的殖民者，为了我们阵亡的将士，我们必须坚持到底。

    忠言逆耳遭人恨。“布尔骑兵占据着地利上的优势，一个骑兵抵得上三至五个普通士兵”的说法被认为是在贬低英国军队。需要二十五万大军的估计也被谴责为是荒谬的。《晨导报》说：“我们得到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兰斯多恩勋爵在罗伯茨[148]勋爵到达之前，就已经任命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为英军总司令指挥南非的军队，雷德弗斯·布勒将军任他的参谋长。”字里行间充满了讽刺。军官俱乐部里的老上校和老将军们非常愤怒，他们中的一些人给我发了份电报说：“这里的朋友们希望你不要再这么愚蠢下去了。”不过，我的“幼稚的”观点很快被一些事件所证实。一万名帝国义勇军骑兵和各种各样的志愿军被派来增援南非英军的正规部队。这样，在胜利来临前，这里已经聚集了二十五万英国士兵，相当于布尔兵力的五倍。因此，我可以用《圣经》里的话来安慰自己：“宁愿做一个聪明的穷孩子，也不做一个愚蠢的老国王……”

    与此同时，“黑色的一周”中的那些灾难唤醒了整个英国，英国当局对此做出了回应。巴尔弗先生被批评家们认为缺少阳刚之气，而且才疏学浅，但在这危急关头，事实证明了他是大英帝国政府的主心骨。雷德弗斯·布勒爵士12月15日在科伦索失利，伤亡达一千一百人，他感到心烦意乱。在当时看来，这个损失非常惨重，他惊慌失措地给战争办公室发了急件，缩手缩脚地给乔治·怀特爵士下了命令，建议他在莱迪史密斯继续坚持，然后尽可能达成最好的投降协议。12月15日，他给战争办公室的电文如下：“我不认为我们目前强大到足可以解救怀特。”这份电报是周末到的，当时大臣中只有巴尔弗先生在伦敦。他的回复非常干脆：“如果你不能为莱迪史密斯解围，就请你把指挥权交给弗朗西斯·克利里爵士，然后回国。”怀特也冷冷地回复说他无意投降。这件事我们一直不知道，很久以后才获悉。就在此时的稍早时候，德国皇帝派英国驻柏林的一名武官回国，给维多利亚女王捎去口信：“我不能永远坐在安全阀上，我的臣民要求干预，你们一定要打胜仗。我建议您派罗伯茨勋爵和基钦纳勋爵去南非。”不管是不是因为他的建议，还是其他的原因，12月16日，罗伯茨勋爵被任命为总司令，基钦纳爵士任总参谋长，他们率领除印度之外的整个英国军队以及来自英国和殖民地的志愿军组成的强大的增援部队，奔赴南非。有了这强大的增援，布勒将军被派去负责指挥纳塔尔地区的战事，奉命解围莱迪史密斯。而主力部队则以比原计划大得多的规模从开普殖民地向北挺进解救金伯利，攻占布隆方丹。

    布勒对于他的任命并不高兴，他知道图盖拉河岸边高地上敌人的实力，自从在科伦索打了败仗以后，他甚至夸大了布尔军的能力。在连续攻打图盖拉失败后，他很坦率地向我吐露了心迹。他说：“我一直认为，要避开在纳塔尔作战，可现在却要我在这里作战，而且还要沿着对我军最不利的路线前进。”

    现在他全身心投入违背其本意的纳塔尔战争中。我认为，毫无疑问，在他这个年纪，他已经不再拥有与他的职责要求相称的军事才能和旺盛精力，不再能随机应变，也不再那么果断坚决。尽管如此，他依然拥有他的士兵们对他的信任，他仍然是英国民众心目中的偶像。

    如果一名年轻的军官因为英勇善战而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那么二三十年以后，他是否还能胜任指挥军队驰骋沙场，我对此很怀疑。我注意到，这类想当然的事情曾不止一次引发过严重的灾难。年龄的增大，体重的增加，和平时期安逸的生活，以及多年来的官运亨通等因素，都会使战争时必不可少的锐气消耗殆尽。在长期的和平年代里，国家应该预备一批四十岁以下、拥有中级军衔的海军和陆军军官。这些军官应该得到特殊的训练和考验，他们应该到各支军队去指挥锻炼，给他们机会做重要的决定。他们应该被带去国防委员会进行多方面的考核，了解他们的观点。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将被另一批年轻的人所替代。“老盲人丹多洛[149]”式的人物毕竟是不多见的，罗伯茨勋爵是个例外。

    ******

    雷德弗斯·布勒爵士详细询问了我关于德兰士瓦目前的局势，我把自己了解到的所有情况，包括从车厢的缝隙里看到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对我说：

    “你做得很好，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我立刻回答，表示我愿意加入当时正在组建的从各方面召集来的一支非正规部队。自从我们的航程结束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将军。但在我四年的军旅生涯中，我们不时有接触。此时他稍有点面露难色，停顿了很久才问：

    “那么可怜的老博思威克那边怎么办？”他指的是阿尔杰农·博思威克爵士，也就是后来的《晨邮报》的所有人——格莱内斯克勋爵。我回答道，我和他是签了合约的，我是战地记者，不可能放弃这个职位。这样就出现了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在前几年的各种小规模战争中，休假中的军官当战地记者，或现役军官身兼两职，都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现象被认为是滥用职权，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我在印度边境和尼罗河畔的战争中都是双重身份，因此我受到这类批评也比别人多。远征尼罗河之后，战争办公室明确规定军人不能担任记者，记者也不能从军。这项新规定的出台应该与我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现在为我破了例，不是对这一神圣规定的亵渎吗？而且这也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雷德弗斯·布勒多年来一直在战争办公室任人事行政参谋部主任，他老于世故，但也是恪守军纪的代表人物。他在房间里绕着走了两三圈，用一种古怪的眼神注视着我。最后他说：

    “好吧。你可以加入宾上校[150]指挥的团，你尽可能地两头兼顾。但是，”他补充道，“你不能从我们这里领到任何军饷或报酬。”

    对于这一不合常理的安排，我赶紧答应。

    ******

    于是我带着一份中尉的委任状重返了南非轻骑兵团。这个团有六个中队，七百多名骑兵，还有一个机枪连，是由朱利安·宾上校在开普殖民地招募组建的。宾上校原本是第十轻骑兵团的一名上尉，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军官。他任命我做他的副官，允许我在不打仗的时候随意行动，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我把我的军衔标记缝在卡其布的外套上，并把一根鸟的长羽毛插在我的军帽上，开始一天天过着非常快乐的日子。

    南非轻骑兵团是邓唐纳德勋爵指挥的骑兵旅的一部分，指挥这支部队的几名军官和朋友，在后来的欧洲大战中都成了身份显赫的人。宾、伯德伍德、休伯特·高夫，后来都成了司令官；巴恩斯、索利·弗勒德、汤姆·布里奇，以及其他几名军官后来也都成了师级指挥官。在整个纳塔尔战役中，我们生活在一起，围着同一堆篝火取暖，挤在同一辆马车上睡觉，成了最好的朋友。士兵们出身不同，却都是一流的战士。这支南非轻骑兵团大多数是南非人，有很大部分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铁杆冒险家，包括一位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的骑兵。巴恩斯的帝国轻骑兵中队都是来自南非兰德金矿的外族人。两个纳塔尔宪兵中队和桑尼克罗夫特的骑步兵部队，则都是纳塔尔省的农场主和殖民者。两个英国骑步兵连也是非常优秀的。殖民者——特别是外族人和纳塔尔人——对敌人充满了仇恨。那个时候，在职业军人的眼里，他们很不专业，但是所有的人都能精诚团结，协同作战。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