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营很快就卷入了激烈的战斗中，但是整个旅的其他人却暂停了战斗。

    在这里，我不再详细复述莱迪史密斯的解围经过了，只讲个大概。雷德弗斯·布勒爵士放弃了他在科伦索强渡图盖拉河然后沿铁路线前进的计划。在得到增援后，他的部队增至一万九千名步兵、三千名骑兵和六十门大炮。他试图绕过布尔军的右翼，在图盖拉河上游距离科伦索二十五英里的地方渡河。1月11日，邓唐纳德的骑兵旅快速出击，占领了可以俯瞰控制波特希特和特里哈特渡口的高地。第二天，所有的步兵连帐篷都没拆，就在前哨骑兵的掩护下，在夜色中从容不迫地赶往特里哈特渡口。17日黎明，骑兵部队在没有受到激烈抵抗的情况下渡过了这个渡口，继续向左挺进，在经过一场与大约二百名布尔兵的激烈战斗并取得胜利后，在夜幕降临时到达阿克顿霍姆斯附近。与此同时，先头步兵旅在渡河时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最后还是在斯皮恩山的山脚下扎下了营地，并开始搭建两座浮桥。第二天早上，两座浮桥搭建完成，查尔斯·沃伦爵士指挥的第二师和一支加强旅，以及我军的大部分炮兵于这天夜晚安全地通过了浮桥。18日上午，将近一万六千名士兵安全渡过了图盖拉河，骑兵离阿克顿霍姆斯那一边的开阔地不远，只需再行军两天就可以进入莱迪史密斯。参战部队——包括有经验的殖民地居民——普遍认为，只要左翼骑兵继续前进，就可以把整个战线推进到斯皮恩山以西，接下来只需继续前进，就能解莱迪史密斯之围。

    然而，布勒和他的参谋人员担心他们的交通运输线，这是不无道理的。事实上，他们绕着敌军的右侧前进，把战线拉得很长，而这支敌军又是非常灵活的。一个英军步兵旅把守科伦索的渡口，另一个由利特尔顿[151]指挥的旅驻扎在波特希特渡口的对面，主力部队集结起来，它的右翼在斯皮恩山的山脚下扎营，大部队的左边是分散驻扎的骑兵。但是这条三十英里长的前线并不连续。两三千布尔士兵随时都有可能从两个英军守卫旅的中间渡河过来，如果布尔军队继续向南开进，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切断英军军需物品供应的交通线。布勒总司令担心部队撤往铁路线的退路被敌军切断，像在莱迪史密斯的乔治·怀特将军一样被包围起来，而自己的部队又没有一个壕堑围起来的牢固营地，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弹药供给可以用来抵御围攻。这件事就像噩梦似的一直萦绕在布勒的心头。布勒军队的行动不紧不慢，使这些危险很快就变为现实。我们骑兵渴望大幅度地快速前进，而布勒觉得缩短战线是至关重要的，出于这一考虑，他认为我们要以斯皮恩山为中心作战。于是，23至24日晚上，我军派出一个步兵旅和桑尼克罗夫特骑兵团（下了马）被派去攻占斯皮恩山，并一举攻下。山上为数不多的布尔兵都逃走了。第二天早上，伍德盖特将军的这个旅在山顶上驻扎下来，其余部队则驻扎在西面的丘陵地带。

    与此同时，布尔人已经整整六天注视着英军慢得不可思议的步伐。布勒的军队好像是在散步闲逛，沃伦的部队则像是在爬行。敌人有足够的时间重新部署，修筑防御设施。他们能够从包围莱迪史密斯的部队中抽调七千名骑兵、十几门大炮和机关炮。不过，当布尔人发现我们的骑兵已经威胁到阿克顿霍姆斯的时候，他们慌了，有大量的自由民开始长途跋涉往北走，有的单独前往，有的组成突击队前往。英军占领斯皮恩山的壮观场景给布尔人带去的与其说是惊恐，不如说是惊奇。沙尔克·伯格将军亲自召集了一千五百名布尔士兵，其中大多数是埃尔默洛和比勒陀利亚地区的突击队员，在晨雾尚未散尽的一小时内，向斯皮恩山发起猛烈的反攻，同时指挥他那为数不多，但装备精良、射程很远的大炮从四面八方朝着山上开火。

    斯皮恩山是一座岩石山，几乎称得上是一座大山，海拔一千四百英尺，山顶平坦，山顶的面积相当于特拉法尔加广场。在这么一块地方聚集了两千名英军步兵。山顶上很少有遮挡的地方，敌人袭击前，他们的时间仅够挖一些非常浅的战壕做掩体。攻击的布尔军很快在枪战中取得了优势，榴弹在大群英军士兵中炸开。对英军来说，守住山顶比冲锋更加困难。这时，如果能向斯皮恩山的山坡下猛冲，加上部队主力在敌人前面的配合，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可是，山顶上的英军那个旅并没有发起冲锋，而是在南非这么炎热的夏天，在山顶上苦撑了一整天。战斗一开始，伍德盖特将军就阵亡了，整个旅损失惨重。在这个弹丸之地，英军至少有一千名将士暴露在敌军的火力之下，或死或伤，但是他们不屈不挠，死守山顶，直到傍晚。为解除这一困境，利特尔顿孤注一掷，派出两个营在波特希特渡口渡过图盖拉河。这两支精锐部队——第六十步枪营和苏格兰步兵营——他们从山的另一侧向山上爬去，占领了名为“双胞峰”的两个山头，如果总司令决策果断，这两个山头绝对可以成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制高点，其余部队在一旁观战。夜幕降临了，英军受挫严重，但却守住了所有重要的位置。

    我和骑兵部队一起，在向图盖拉河挺进的一个星期时间里，整天担心敌人向我们力量薄弱的前哨阵地发起进攻。17日清晨，我们在特里哈特渡过了图盖拉河，当天晚上，我们在阿克顿霍姆斯参加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这次战斗很振奋人心，布尔军以为他们可以从侧翼包抄我们旅，并设下埋伏。此时，我们的两个骑兵中队正沿着河边的低地隐蔽地前进，也从侧翼包围了敌人。敌人毫无戒备地三三两两进入了一个勺状的山谷洼地，我们从三面向他们开火，最后消灭了约一半的敌军，还抓获了三十名战俘，而我们的损失只有四五个人。第二天，两个骑兵旅本该继续前进与敌人交战，这样就可以把他们从步兵的阵地前引开。可是上面传来不容置辩的命令，要求所有的骑兵返回，与左翼步兵保持联系。就这样，三天后（20日），我们向温特溪前面的高地发起进攻。在炮火中，我们快速涉过小溪，把战马留在山谷里，徒步爬上陡峭的山坡，将布尔军的前哨部队赶了回去。我们攻占了山上的凸角，猛攻孩儿山，并最终到达山顶，伤亡不到二十人。但是，这些山丘都是平顶，布尔人对战争的直觉胜过书本上的战争理论知识，他们在距离山顶边缘约三百码的地方筑起了一道战壕和狙击坑。只要有人露头，他们就会以疯狂扫射来欢迎。这样看来，我们根本无法穿过这块光秃秃的草地，只好被困在山顶边，直到天黑才被步兵救下。

    第二天对我们来说是休息的一天，但是24日早晨，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们右边的斯皮恩山山顶。我们被告知，夜里这座山顶已经被我军占领，山顶上连续不断的炮弹爆炸声表明布尔军正在反攻。午饭后，我和一名战友骑马来到三树山察看战局的进展情况。在这里，我们有六个野战炮兵连和一个榴弹炮连，这样的阵容在这种战争中算是非常强大的，但他们却不知道该向什么地方开火。布尔军分散的大炮一直在向斯皮恩山猛轰，可我军却没能发现目标，也看不到其他的敌人。我们决定登上山去。我们把马停在山脚下，从靠近莱特农场的地方出发，翻过一块接一块的巨石向上爬，来到后山脊。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显而易见，因为伤员源源不断地从山上撤下来，有的是慢慢地走下来，有的甚至是滚下来的，有的伤员还需要四五个人抬着。山脚下已经用帐篷和大篷车迅速搭建起两个临时医院。山顶的边上，有一个预备营仍然按兵不动，另外还有一名准将看起来也无事可做。我们获悉，伍德盖特将军阵亡之后，桑尼克罗夫特上校接替了他，指挥山顶上的所有部队，他们正在拼死抵抗。准将接到上面的命令，不得干预桑尼克罗夫特上校的指挥。山上已经竖起过一次白旗，布尔军前来接受几个连的投降，但此时桑尼克罗夫特赶到，他火冒三丈，砍倒了白旗，双方又在近距离重新开始了激烈的交火。我们的右边是“双胞峰”，这时能看到上面不时有一些细小的人影出现。一开始大家都以为这是敌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已经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很快就会断了我军的退路。但事实上，那是我们自己的部队，是从波特希特渡口赶来的苏格兰步兵团。我们抄近路爬到山顶，但是火力太猛，不宜观战，于是我们决定回去把战况报告给指挥部的参谋。

    我们到达第二师指挥部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查尔斯·沃伦爵士是一位五十九岁的军官，但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十六年以前，他指挥了贝专纳[152]战役。他曾被部队临时调派去担任伦敦警察局的局长，现在又被调回来担任这个重要的军队指挥职位。他似乎很焦急，因为他和山顶已经有好几个小时没有联系了，我们带来的消息也无法让他高兴。他的参谋说：“我们一整天都非常焦急，但是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们会派新的部队上去，连夜挖战壕，明天用少量的兵力守住山顶。现在过去把这些话告诉桑尼克罗夫特上校。”我请他把这些话写下来，他同意并照办了。

    这样，我又一次爬上山，不过这一次是在黑夜里。我经过仍然按兵不动的预备营，来到山顶。此时战火已经停熄，只有偶然的几声枪声，遍地都是死伤的士兵。我转了好一阵子才找到桑尼克罗夫特上校。我向他敬了礼，祝贺他升为准将，然后递给他信条。“如果有福气的话，明天再做准将吧，”他说，“一个小时前，我已下令全线撤退。”“这里面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他看了看信条，不耐烦地说，“增兵！这里已经有太多的人了。总的计划是什么？”我说，“撤离这座山以前，是否我先去通报一下查尔斯·沃伦爵士？我确信他希望你坚守山头。”“不用了，”他说，“我已下定了决心，撤退也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放弃了很多地盘，我们随时会被断了退路。”然后他加重了语气，“与其明天清早一场血战，不如今晚六个营安全撤下山。”因为他身边没有副官，也没有参谋，这场艰苦的战争已经让他身心俱疲，于是我就一直留在他的身边。夜色中，部队一列列络绎不绝地往山下撤，一直撤了一个多小时。

    周围又安静下来了，我们几乎是最后一批下山的人。当我们经过几棵矮树的时候，眼前出现了几个黑影。“布尔兵，”桑尼克罗夫特低声说，“我就知道他们会拦截我们。”我们拔出了手枪，结果发现是自己人。离开山顶向下走了一百码左右时，我们遇到了那个一直没有参战的预备营。桑尼克罗夫特上校盯着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士兵看了一两分钟，似乎又在权衡他的决定，但整个山顶已经撤空，敌人又重新占据了山顶。桑尼克罗夫特摇了摇头，继续往下走。半小时后，在接近山脚的地方，我们遇到了一长队拿着镐和铁锹的士兵，领头的军官提着一盏灯笼。“有一封信要交给桑尼克罗夫特上校。”他说。“念。”桑尼克罗夫特对我说。我撕开信封，信很短：“我们已派出四百名工兵和一个新的步兵营，到明天前，必须牢牢防守。”但是桑尼克罗夫特上校挥舞着他的手杖，命令增援部队掉头和我们一起下山。晚上漆黑一片，我花了一个小时才找到沃伦将军的指挥部。将军已经睡着了，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把他叫醒。“桑尼克罗夫特上校来了，长官。”他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他是一位很有魅力的老绅士，我真心为他感到遗憾，也为部队感到惋惜。

    桑尼克罗夫特上校违抗军令，从他的战士们用生命捍卫的阵地上擅自撤离，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那天他表现特别勇敢，不止一次地阻止了士兵的投降企图，因而得到了宽恕，没有受到军法处置。有些人长时间没有向他下达任何明确的命令，也没有与他进行任何的联系，当然也不能指责他。如果有一位年纪轻又精力充沛的师长，制订好所有的营救解围计划，并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上山加入桑尼克罗夫特上校的队伍，亲自安排好一切，这场无情的灾难应该可以避免。

    布尔军队在这场战斗中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他们一直攻不下这座山头，非常沮丧。当路易斯·博塔从莱迪史密斯赶来时，他们正准备撤退。博塔两个月前还只是一名二等兵，现在已经是总指挥了。他命令布尔兵掉头，带他们上了山顶。山上尸体横陈的场面令人震惊，浅浅的战壕里挤满了死伤的官兵，有近一百名军官阵亡。重新占领山顶以后，博塔挂出一面休战旗，让我们上山料理伤员，掩埋死者。25日那天静静地过去了。25日和26日，英军的大型运货列车轰隆隆地越过大桥返回；26日晚上，整个部队再次全部越过图盖拉河。我一直不明白布尔军为什么不把桥炸毁。我们顺利地渡过河，雷德弗斯·布勒爵士因此可以声称他的部队在撤退中“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和一点粮草”。这便是十六天以来整个部队的作战情况，伤亡约一千八百人。

    接下来布勒要沿着斯皮恩山以东的山脊开进，去往多伦峡谷。部队得到了增援，大炮增加到近一百门，包括能发射五十磅重炮弹的远程舰炮。作战计划很复杂，但是我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在波特希特渡口，我们建了一座桥，一个步兵旅在大炮的掩护下，准备向布尔军的中心地带发起进攻。当敌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这里时，另外三个旅就前往下游二英里的地方，在那里再快速搭起另一座桥。其中一个旅进攻左面的瓦尔格兰茨山脊，另外两个旅去进攻多伦峡谷。正规军骑兵旅和我所在的队伍，这两个骑兵旅，加上一个骑兵炮兵连，经过这些外围战打出的缺口，朝着克里普山口发起冲锋。这些部署高度保密，行动前的那个晚上才透露给我们，我们得知后有些担心。当我们在斯皮恩山上，用望远镜观看这个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地区时，看到这一地区到处是小山丘和小河道，还有很多灌木和巨石。我们估计骑马冲锋的时候很可能会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不过，我们对此不能妄加评论。

    随着在兹瓦特山上英军重炮的一阵狂轰，进攻开始了。骑兵纵队从斯皮恩山上鱼贯而下，向图盖拉河进发，场面非常壮观。瓦尔格兰茨山脊上敌军阵地在我军大炮的狂轰下，像浓烟滚滚的火山一样。我在南非轻骑兵团为我的弟弟谋得一职，当时他刚刚十九岁，到这里才两天，我们一起冲下山去。利特尔顿指挥的旅越过第二座桥，向左进攻瓦尔格兰茨山东端。当他们无法再前进的时候，就挖战壕埋伏下来。现在轮到第二个旅出动了，但他们似乎很不情愿过桥进入这片艰难的阵地。一个营很快就卷入了激烈的战斗中，但是整个旅的其他人却暂停了战斗。大约下午四点，我们接到命令第二天再行动，于是我们就在山脚下露营，其间只是偶尔有敌军炮弹的骚扰。虽然我们距离运输队只有五英里，但因为我们原本打算从缺口杀进去，所以除了必需品以外什么也没带。那个晚上很冷，宾上校和我合盖一条毯子。当他翻身的时候，我就会受冻；当我翻身的时候，就把毯子从他身上拖走了，他很不满。他是上校，这不是一个好的安排。天终于亮的时候，我感到很高兴。

    与此同时，利特尔顿将军和他的步兵在山脊上挖了深深的战壕，隐藏得很好。他们预计，白天会遭到敌人猛烈的炮轰，事实果真如此。不过，他们的战壕挖得很好，顶住了一整天的炮轰，并击退了好几次敌军步兵的进攻，我军伤亡不到二百人。我们一直在露营地注视着他们，期待着骑兵冲锋那一刻的到来，却始终没有等到。就在那个晚上，利特尔顿指挥的步兵旅撤过了河，浮桥被收起来，整个部队在损失了五百人以后，从容地回到了位于奇夫利和弗莱利的营地。一个月前我们就从那里开始营救解围莱迪史密斯。与此同时，莱迪史密斯的守卫部队忍饥挨饿，靠吃战马和骡子维持。乔治·怀特爵士声称他还能再坚持六个星期，不过，他已经无力再配合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所以前景是黯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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