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二百名进攻的官兵中有两名上校、三名少校、二十名军官和近六百名士兵或死或伤，进攻被彻底击退。

    尽管战争让人伤脑筋，但是解围莱迪史密斯的这两个月却是我一生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虽然我们的非正规旅五天里至少有三天在与敌人交锋，但是除了在斯皮恩山战役中桑尼克罗夫特军团的伤亡人数比较多之外，其他时候我们的损失都很小。小规模的战斗一个接着一个，每次伤亡人数都在六至二十人之间。我算是大饱眼福了。每天清晨，我们都会骑马出发去攻打侧翼，与布尔军队周旋，有时策马飞驰，有时爬上山岩，看到远处飞奔的骑兵，听到几声枪响，仔细瞄准后发射几颗子弹，平安地回到营地后，再美美地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与战友一起欢聚。与此同时，我以最快的速度连续不断地以信件和电报的形式给《晨邮报》发稿，并从他们处获悉，我的所有报道都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包括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人士。我认识所有的将军和其他重要人士，与他们每个人都打过交道，到处都很受欢迎。我们在旷野中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夜晚凉爽怡人，白天阳光明媚，还有足够的肉、鸡和啤酒。纳塔尔的报纸总是中午就送到前线，晚上我们回来的时候，它已经在等着我们阅读了。在这里，每个人都只能活在当下，没有时间去多想，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一些事情。心中无忧无虑，既不对过去感到遗憾，也不对未来感到忧虑。我们不需要花钱，也没有人向我们追债，更没有什么纠纷，我们的薪水放在家里，越积越多！当我还在比勒陀利亚当俘虏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写信给《晨邮报》，要求解除合约，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再从我这里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报道了，但他们没有同意。不过，在获悉这一消息前，我已经自由了。我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雇主了。

    我的弟弟杰克能与我在一起，我感到非常高兴，盼着能带他四处转转，看看战争的辉煌场面。然而，这种愉快的心情很快就被打断了。2月12日，我们在铁路线东面六七英里的地方侦察，并在一个有着大片树林的高地上停留了几个小时，部队里的人都把这个高地叫作胡萨山。布勒将军和他的司令部参谋想要巡视那里的情况，我们整个骑兵旅全部出动，赶走了布尔军的哨兵和巡逻队，设立了自己的前哨，使将军一行如愿以偿。中午时分，枪声开始变得频繁起来，当我们回营时，布尔军尾随着我们，骑兵旅在脱身的时候有一些伤亡。

    离开胡萨山以后，我们一路飞跑，把敌人甩开了一英里。这时，我们中队放慢了速度，开始沿着一个长长的草坡缓缓地向营地方向前行。如今的我已经是一个作战经验相当丰富的年轻军官了，对这里或那里即将发生的危险非常敏感，就好像你能感觉到一阵微风吹过你的脸。比如，如果我们骑行到某个我们不熟悉的小山或河道时，如果这个地方在步枪的射程范围之内，我就会感到寒气逼人。而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我不时地回头望着胡萨山，审视着身后起伏的草原上那一大片缓步回营的棕色骑兵中队。我对同伴说，“我们还是离敌军太近。”话音未落，便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就是两三百支毛瑟枪同时发出的开火声，子弹像冰雹一样落在我们的队伍中，一些骑兵从马鞍上翻落下来，有些战马也被击倒。骑兵队伍本能地散开，惊惶地奔向离我们二百码远的山头。我们在那里跳下马，匆匆地将马隐藏起来，然后卧倒在草地里，向敌军奋力还击。

    如果布尔军的行动再稍微快一些，提前四分之一英里向我们发起进攻，我军将付出惨痛的代价。不过现在双方距离超过两千码，我们又是卧倒在地，几乎和敌人一样是隐匿的，所以损失很小。杰克就趴在我的身边。突然，他跳了起来，向后蠕动了一两码，他的腿肚子被擦肩而过的子弹击中了。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我帮助他离开了阵地，看着他进了救护车。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我骑马来到战地医院，以确保他得到妥善的治疗。那时候的英国军医非常看重他们的军衔，所以我便向这位军医行礼，称其为“少校”，并和他聊聊这次战斗的事，然后提到了我弟弟的伤势。这位医生心情不错，豪爽地答应对杰克进行麻醉手术，不会让他有什么痛苦，而且会对他悉心护理和照顾。当然，他说到做到了。

    这里有一件纯属巧合的事。当我在南非战场忙碌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家里也没有闲着。她募集了一个基金，得到了一位美国百万富翁的捐助，买了一艘船，并把它改装成医疗船，配备了护士。经过一番艰辛的航程后，到达了德班，准备接待伤员。在这艘名叫“缅因”号的医疗船上，她的小儿子是她接待的第一批伤员。我请了几天假去德班看望她，并住在这艘船上，感觉就好像是在一艘游艇上。经过半年的各自不同经历后，我们一家终于在这里团聚，大家都很高兴。珀西·斯科特舰长是德班的头面人物，他是“恐怖”号装甲巡洋舰的指挥官。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带我们参观了他的战舰，还以我母亲的名字命名了一门已经装上货运列车的4.7英寸的大炮。后来，他还安排我母亲去前线参观这门大炮的射击情况。总而言之，南非战争有其优美得体和令人愉快的一面，这也是十五年后的欧洲战场上的战争[153]所缺少的。

    布勒将军现在开始了他的第四次解围莱迪史密斯的尝试。那里的守卫部队已经陷入了可怕的困境，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解围的人和被围困的人，都将是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敌人的主要据点分布在图盖拉河沿线的悬崖和高地上，在流经科伦索断铁路桥后，图盖拉河转了一个大弯，流向莱迪史密斯。河流拐弯处包含了位于我们左面的赫朗温山（当我们面向敌人时），南非轻骑兵团曾于12月15日攻打过这座山；中间是长长的格林山，其实是长满草的高原；右边很远的地方，是两座树林茂密的大山，分别叫作“辛格洛山”和“蒙特克里斯托山”；而图盖拉河就在布尔军右翼部队的前方，也在他们左翼和中间部队的后方。上面决定采取行动，试图通过突然袭击，占领敌军左翼的制高点。如果成功，我军两个步兵师会在所有炮火的掩护下进攻中部高原，然后继续向敌军的右翼发起进攻，占领赫朗温山。拿下这座山会使布尔军在科伦索周围的据点难以防守，通向图盖拉河的通道就可以打开。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事实上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战争开始时并没有采用这个计划，是不是布勒之前未曾想到。在科伦索时，虽然有人肯定地对他说赫朗温山与英军在图盖拉河的同一侧，但是他并不相信，只是后来才慢慢接受了这一事实。这就是全部的情况。

    2月15日，整个部队从营地出发沿铁路线向胡萨山进发，展开攻势。不过，这一切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攻下辛格洛山和蒙特克里斯托山。这个任务交给了宾上校与我们团，还让一支步兵旅做我们的后盾。结果这个任务相当容易就完成了。夜里，我们沿着迂回曲折的小路前进，18日黎明爬上辛格洛山的南坡。我们突然袭击，赶跑了为数不多的把守这些要害地方的布尔兵。18日、19日两天里，我们在步兵部队的协助下，把布尔兵全部赶下辛格洛山，然后越过两山之间的鞍部，控制了整个蒙特克里斯托山。从这个居高临下的位置，我们可以俯视远眺图盖拉河对岸所有布尔兵的阵地，莱迪史密斯就在我们脚下六英里外的地方。与此同时，步兵主力和炮兵主力进攻格林山上敌军用沙袋堆筑起来的防御阵地和战壕，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受到猛烈围攻的敌人，因为身后有图盖拉河断了他们的退路而感到非常不安，根本无心抵抗。到20日晚上，图盖拉河以南所有的布尔军阵地，包括赫朗温山，都在英军的掌控之下了。布尔军撤出了科伦索，退到河对岸他们主要的防御阵线上。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我们只要继续向右进军，就能胜利，因为蒙特克里斯托山实际上控制了布尔人位于河对岸巴顿山上的阵地。如果能攻下巴顿山，其邻近的高地就一览无余。但此时久经沙场的布勒却犯了一个难以饶恕的错误，致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据说这是因为沃伦将军的催促。他命人在科伦索附近架起一座浮桥，收缩右翼部队，放弃了制高点，开始出动左翼部队沿铁路线进发。在接下去的两天里，他让部队全部集中在科伦索以外的丘陵间。面对这些不利条件，布勒没有命令部队迂回行动，却命令部队强攻皮斯特的布尔军的坚固阵地，这显然是瞎指挥。22日晚上，我和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参谋聊天，他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雷平顿上校。他直率地说，“我不喜欢这种局势。部队都从制高点上撤下来，所有的大炮也都从大山上撤下来，这样我们就把自己束缚在图盖拉山谷的小丘里，就像置身于罗马斗兽场里一样，每排座位上的敌人都可以向我们射击！”事实也正是如此。布尔军已经对抵抗我军大范围的迂回攻势感到绝望，大部分布尔人已经开始向北撤离，当他们发现英军再次自投罗网时，就又大规模地杀了回来。

    22日至23日之间的那个晚上，两军在图盖拉河附近的丘陵地带发生了混战，死伤惨重。对皮斯特这个阵地的进攻要等到下一个夜里才开始。因为骑兵部队不能参战，我就骑马过河，爬上一座岩石山尖，发现利特尔顿将军正蹲在一块石头后面观察战况。他只有一个人，看到我似乎很高兴。哈特将军指挥的爱尔兰步兵旅沿着铁路线展开，在暴露地段损失惨重，但终于向左展开了攻势。皮斯特这个阵地包括了三个圆顶山头，从右向左容易攻破，但是从左向右进攻却比登天还难。当爱尔兰步兵旅艰难地爬上如今被称为恩尼斯基伦山的陡峭山坡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都柏林燧发枪团在恩尼斯基伦山上发起进攻之前，太阳已经落山了。战斗场面非常悲壮。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在暮色的掩映下，布尔军头戴宽边帽的细小轮廓在炮弹爆炸后的烟雾中若隐若现；在光秃秃的斜坡草地上，爱尔兰士兵的褐色身影和闪烁的刺刀依稀可见，他们在慢慢地向上爬。我们的耳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正在爬山的身影逐渐变少，他们停止了前进，消失在黑暗的山坡里。一千二百名进攻的官兵中有两名上校、三名少校、二十名军官和近六百名士兵或死或伤，进攻被彻底击退。

    雷德弗斯·布勒爵士此时终于被说服重新开始向右进军，又一次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我们花了三天时间才让部队摆脱了布尔人的纠缠，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几百名受伤的官兵躺在恩尼斯基伦山已有两天，他们得不到救援，也没有水，忍受着残忍的折磨。这些可怜的人说不出话来，只能挥着布条求救，场面惨不忍睹。26日，布勒请求休战，布尔军拒绝了这一请求，但还是请来医生和抬担架的人前来抬走伤员，掩埋死者。黄昏时分，一切完毕，双方又重新开始交火。

    2月27日是马朱巴山战役的纪念日，这一天，纳塔尔的英国军队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所有的大炮此时又回到山上，图盖拉河上布尔人的桥还没有被破坏，于是各个旅就通过这些桥越过图盖拉河，向右进攻布尔军的阵地。我们首先攻占了巴顿山，接着占领了铁路山，最后攻占了令人却步的恩尼斯基伦山，这座山的一部分早已在我军的控制之下，我们靠拼刺刀攻下了整座山。这样，横在我们与莱迪史密斯之间的最后障碍终于被清除了。我们迫不及待地骑上马向河边飞奔，想要继续追赶敌人，总司令在桥上遇见我们，严厉地命令我们掉头回去。“该死的，不追了！”据说这就是他在当时这种重要时刻说出的历史性话语，就好像是在说：“该死的，都已经付出那么大的牺牲了，还要奖赏干什么，我们不要了！该死的，这笔债拖了这么久都没还，我们不要了！该死的，管他以后的日子好过不好过，这笔奖赏我们不要了！该死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踏着轻快的步伐越过河，穿过弹痕累累的高地，走上了通往六英里外莱迪史密斯的开阔平原。布尔军已全线撤退，大炮已经从布瓦纳山上撤了下来，北去的车辆扬起的尘土从地平线那边升起来。“不再追击！”的命令仍然有效。据说总司令说过，“现在最好别管布尔人，让他们走。”整整一天，我们都很急躁很愤怒。直到晚上，南非轻骑兵团的两个中队才被允许冲过崩溃的敌军后卫部队，进入莱迪史密斯，我也一同前往。战马飞奔越过灌木丛生的平原，其间只有零星的几个布尔兵向我们开枪。突然，灌木丛中站起几个憔悴的身影，挥着手向我们表示欢迎。我们继续前行，在满目疮痍的街上遇见了骑在马上、穿戴整齐的乔治·怀特爵士，然后我们一起骑马进入长期被围困的、几乎弹尽粮绝的莱迪史密斯。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那天晚上，我和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一起共进晚餐。伊恩·汉密尔顿、罗林森、赫德沃恩·拉姆顿，都热情地欢迎我们。一直被珍藏的几瓶香槟酒也被打开了。我想尝尝马肉，但为了表示庆祝，他们杀了最后一头牛。我们的主人——脸色苍白、身材消瘦的莱迪史密斯将士——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满足。经过曲折漫长而艰辛的跋涉，终于来到了莱迪史密斯，我欣喜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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