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必须承认，我这一生总是在轮流地与英国两个重要政党中的某一个意见不合。我常常竭力主张战争和其他斗争，直至取得全面胜利，然后对被征服者伸出友谊之手。

    罗伯茨勋爵是我父亲的生前好友。1885年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担任印度事务大臣的时候，坚持任命罗伯茨为英军驻印度总司令，把沃尔斯利勋爵想要担任这一职务的要求扔在一边。罗伯茨与我父亲一直都是好朋友，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十年后我父亲去世。我小时候经常见到罗伯茨将军，与他有过几次美好的交谈，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他对年轻人总是非常友善，对他们的少年老成与盛气凌人非常宽容，具有吸引他们忠诚于他的各种天赋。当然，不管怎样，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我在军中的高层有了一位值得自己信赖的可敬可亲的朋友。

    当我们在纳塔尔欢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时，就有消息传来，说罗伯茨率领军队正从开普殖民地向北进入奥兰治自由邦，解救了金伯利，包围了科隆尼[154]指挥的布尔军，在帕尼德伯格经过一场激战后，迫使布尔人投降。这就好像是挥了挥魔杖后，整个战局就发生了奇迹般的改变，1899年11月英军还处于“黑色的一周”，1900年2月，英军就已全线告捷。战局的巨变使公众对罗伯茨勋爵更加信任。人们都说，这个厉害的小个子在战场上一出现，乌云立刻散去，阳光又重新照耀在战斗在南非次大陆上所有英军的身上。

    由于战局的失利，布尔军放弃了对纳塔尔的入侵，并以他们一贯的神速穿过德拉肯斯堡，撤回他们自己的领地。他们拖着沉重的大炮和所有的军需储备物资，在两个星期中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将整个纳塔尔殖民地拱手让给了大英帝国的军队。英军行动缓慢，在布勒的指挥下更显得笨拙不堪。如果英军想穿越从莱迪史密斯到德兰士瓦边境的一百五十英里土地，必须先修好损坏的铁路，运输大量的军需品以保障部队的供给，然后才能行动。因此，很明显的是，还需要耽搁很长时间。

    现在我急着进入主战区。自我从比勒陀利亚出逃以来，纳塔尔的军事当局给了我相当大的行动自由，我不需要辞去南非轻骑兵团中的军职就可以获得长期的休假，在罗伯茨勋爵的部队里担任战地记者，此时这个部队正在布隆方丹。我背上背包，沿着纳塔尔铁路而下，再从德班坐船到伊丽莎白港，横穿开普殖民地的铁路，按预定时间到达位于开普敦的豪华的蒙特纳尔逊饭店。当时《晨邮报》把我当作他们最主要的记者，为我做了必要的申请，将我委派到罗伯茨勋爵所在的部队。我估计办完这些手续需要几天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采访了当时在南非首都的南非和荷兰的政界人物，这些日子我过得非常愉快。

    迄今为止，我都被认为是沙文主义者，热衷于残酷的战争，因此受到亲布尔分子的诽谤，也与托利党产生了矛盾。布尔军从纳塔尔地区撤离后，所有曾加入、帮助或同情过布尔军的人都遭到了报复，殖民地的人都很愤怒。对此，英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现在英军已经胜利了，那么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国务次官沃尔弗顿勋爵按照这一精神发表了一次演讲。我为政府的这种宽宏大量喝彩。3月24日，我从莱迪史密斯发回电报：

    不管那些为大英帝国英勇而战的殖民者有什么想法，我热切希望并呼吁出台一项宽大政策。如果军事镇压过于残暴，而且持续不断，那么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给已经投降的反叛者一个“教训”。明智的方针是坚决消灭所有的抵抗者，从宽对待那些愿意投降的人，甚至给予友谊。布尔军中的荷兰籍农民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叛国者，他们只是遵从自己的血缘关系而加入自己民族的队伍，虽然行为不当，但却可以原谅。他们的行为比起加入布尔军残忍打击自己同胞的南非英裔自由民来说，在道义上应受的谴责要少很多。

    不过，假如这些英裔自由民的公民权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他们也应该得到一定的宽恕。虽然荷兰籍的反叛者与那些背叛的英裔自由民同属一丘之貉，但是应该看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早年在非洲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所导致的。是不是完全出于政治原因是区分愿意投降的反叛者与打仗被俘的反叛者的关键所在。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削弱敌人的力量，使他们屈服。一方面，强大的英国军队奋勇向前，无坚不摧；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也应常怀宽容之心，保护敌人家属的安全。这样的政策在南非共和国士兵的眼里才是最“完善的”，也是通向“带着荣誉的和平”的捷径。

    这封电报在英国引起了非议。这种恶意的情绪虽然于事无补，但也很自然。英国政府支持民众，国务次官的言论被压制住了，我成了保守党攻击的目标。甚至连《晨邮报》在刊登我稿件的同时，也抱歉地表示并不赞同我的观点。纳塔尔地区的报纸也纷纷强烈地进行谴责。对此，我的回答是：胜利的斗士惊讶地发现自己被坐在豪华包厢里的人贬低，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

    阿尔弗雷德·米尔纳[155]爵士对此非常理解，友好地与我交谈。他的副官威斯敏斯特公爵弄了一群猎狗供其打猎消遣。我们在桌山脚下猎到了豺狼，然后坐在灌木丛中吃午餐。

    这位高级行政长官说：“当我看到你的报道时，我觉得他们会很不高兴的，尤其是在纳塔尔的民众。不管怎样，所有这些人，包括那些荷兰籍的农民与英裔自由民，都得一起生活，他们必须相互宽容，相互忍让，建立一个共同的国家。但是那些由于亲朋好友被杀、家园遭到入侵的人，目前他们的情绪特别冲动，听不进任何宽容的说法，只有等他们的情绪稳定下来。我理解你的感受，但现在表达，不合时宜。”他历来主张强硬镇压，而且一直固执己见，现在听到他能这么平静地说出这番客观而又宽宏大量的话，我深受感动。在这件事情上，虽然到处都是激烈的言辞，但英国政府对造反者和反叛者还是极其宽容的。

    在此，我必须承认，我这一生总是在轮流地与英国两个重要政党中的某一个意见不合。我常常竭力主张战争和其他斗争，直至取得全面胜利，然后对被征服者伸出友谊之手。因此，在战争中，我总是反对和平主义者；战争结束后，又反对沙文主义者。这次南非战争过去后的很多年，有一次伯肯黑德勋爵向我提起一句拉丁文的引用语，形象地表达了我的这种观点。他把这句话翻译成“宽恕被征服者，灭骄傲者威风”。我是无师自通地接近了这个思想境界。我的很多好想法常常被罗马人捷足先登，不过我必须承认，这句名言是罗马人的专利。这句话用在南非战场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不管在哪，我们背离了它，就会遭受痛苦与损害；但如果遵从了它，我们就会取得胜利。

    不仅在南非问题上是这样，在其他问题上，我想也是如此。我们应先征服爱尔兰，然后再给他们地方自治权；应先饿瘦德国人，然后再给他们提供食物；应先粉碎总罢工[156]，再倾听矿工们的申诉。但是因为很少有人有同样的想法，所以我总是不免陷入困境。有一次，在法国，我曾被要求为一个纪念碑题词。我写道：“战争中，果断坚定；失败时，宁折不屈；胜利时，宽宏大量；和平时，友好亲善。”结果这段碑文没有被采纳。人的脑子分为左右两叶，只有其中一叶是用来思考的，所以我们不是右撇子就是左撇子，这实在是一个错误；反之，如果我们大脑的结构合理，我们就可以根据情况熟练地使用我们的右手和左手。现实的情况是，能打赢战争的人很少能维持和平；而那些善于维持和平的人则不会打胜仗。但如果说我能两者兼顾，那也许就太离谱了。

    ******

    在开普敦惬意地过了几天后，我开始想知道为什么我去布隆方丹的通行证还没有办下来。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司令部对我提出的正式申请没有给予任何答复，这使我意识到事情有了麻烦。可我又想象不出会是什么样的麻烦。在我从纳塔尔发回的所有报道中，我一直努力维护国内读者的信心，报道纳塔尔战事中许多失败和“令人遗憾的事件”时，我总是尽可能地往好里写。那时候，战争的规模都很小，战地记者是很重要的人物，而且我是当时其中最著名的撰稿人之一，又是在为最有影响的报社效力，我冥思苦想也想不出自己会遇到阻碍的合理理由。

    所幸的是我在罗伯茨勋爵的总司令部有两位颇有权力的好朋友。莱迪史密斯一解围，罗伯茨就把他以前的副官和他信任的朋友伊恩·汉密尔顿召回自己的身边；尼科尔森将军，就是曾在蒂拉赫战役中任洛克哈特参谋的“老尼克”，现在也在罗伯茨的总司令部身居高位。这两个人，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都跟随罗伯茨多年，用福煦[157]元帅的话来描述，这两个人是罗伯茨勋爵的“军人家庭”，两个人都深得罗伯茨勋爵的喜爱，随时都能接近总司令。尽管我与他们在年龄上和级别上都存在差异，但我们之间却保持着平等的友谊。基于这一点，我觉得可以依靠他们，因此，我向这两位军官寻求帮助。他们给我发来电报，告诉我这个阻碍不是来自别人，而是罗伯茨本人。因为我在《尼罗河上的战争》这本书中有几个段落似乎冒犯了基钦纳将军，罗伯茨勋爵觉得，如果让我作为战地记者跟随主力部队会得罪他的参谋长基钦纳。他们说还有一件事也让罗伯茨耿耿于怀，在我从纳塔尔发给《晨邮报》的一篇报道中，我严厉地批评了一位英国圣公会的随军牧师在战前的那个晚上对部队所做的很不称职的布道，总司令认为这篇报道对那些尽职的随军牧师是很不公正的评价。这两位朋友说，罗伯茨“极其固执”。不过，他们会尽全力劝说他，相信几天后应该会成功。我别无他法，只有等待。

    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起那次随军牧师布道的这件事，以及我对这件事写的报道。那是在斯皮恩山之役和瓦尔格兰茨之役中间的一个星期天，整个步兵旅严阵以待，准备第二天或第三天投入战斗，他们聚集在图盖拉河附近敌军枪炮射程之外的一个长满杂草的小山谷里做礼拜。在这个时刻，所有士兵，即使是最淡漠的人，都特别渴望自己的心灵能接受上帝的慰藉。如果是一次好的布道，肯定会给人带来深刻且永久的印象。但是，我们听到的却是一次荒谬离奇的布道，说的是以色列人如何使耶利哥城城墙倒塌的奇怪且不可信的计谋。对此，我的评论可能有些刻薄，但确实没有冤枉他：“听着这些荒谬的话语，我不禁想起了在乌姆杜尔曼战役中勇敢的、令人尊敬的布林德尔神父[158]，我想知道罗马人是否会再一次抓住这个坎特伯雷[159]不屑一顾的机会呢？”这些苛刻的评论在英国圣公会中引起了一阵骚动，他们极其愤怒，立即就开始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圣战。几位口才最好的牧师离开了他们的讲坛，自愿要求上前线。此时，他们正迅速赶往南非，前来充实随军牧师团。虽然结果颇有成效，但这个事件的起因仍是一种冒犯。罗伯茨勋爵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他戎马一生，觉得军队牧师受到了不应有的诽谤，外界的增援只能加重这种刺痛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几天内想要说服罗伯茨的前景看起来非常渺茫。我虽然身处蒙特纳尔逊饭店的欢乐气氛中，却闷闷不乐，无精打采。

    不管怎样，最终我的两位朋友劝说成功，通行证签发下来，我可以前往布隆方丹了。但是有一个限制性的条款，即在我履行战地记者的职责之前，我必须到总司令的军事秘书那里接受训诫，并不允许我再有任何鲁莽无情的批评。这样做对我已经是够好的了。当天晚上，我就开始了长途的火车之旅。我受到了两位杰出的朋友十分热诚的欢迎，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镇住了所有来自下属的非议。我也顺从地接受了军事秘书的一番训诫，从那时起，我就有了彻底的自由，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在服从相当宽松的审查制度的前提下，写我想写的任何报道。但是罗伯茨勋爵依然是一副冷淡的态度。虽然他知道每天和我在一起的人都是他最亲密的助手和朋友，也知道我了解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他们餐桌上讨论的话题，但他从没有接见过我，也没有表现出丝毫认可我的迹象。一天早上，在布隆方丹的集市上，在一群军官中间，我意外地发现自己离他只有几码的距离，我向他行了军礼，他接受了我的敬礼，但仅仅只像是回应一个陌生人对他的敬礼。

    我每天的生活中，都有很多有趣而激动人心的事，所以我也无暇顾及这位大人物和尊贵朋友的不满情绪了。《晨邮报》慷慨地为我配备了良马和其他所需的交通工具，这样我就可以快速地从一个纵队赶到另一个纵队；哪里有战火，我就赶去哪里。有时候我会孤身一人骑行穿过广阔而又危机四伏的旷野，追赶一支已经与敌军交叉的英军纵队的后卫部队。如果纵队的将军态度友好，我会和他们待上三四天，然后再穿过沉寂得可怕的地带飞奔回来，为我的报社撰写稿件并源源不断地发送报道。

    莱迪史密斯之围被解，布尔军在奥兰治自由邦战败后，很多布尔人都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就急匆匆地返回自己的家园。南非共和国试图通过谈判来寻求和平，因为他们觉得英国人“现在已经挽回了声誉”，因此认为这种和谈的形式是可能的。当然，英国人没有这样的想法。英国政府强调，布尔人的入侵使英军受到了伤害，坚决表示必须在比勒陀利亚确定解决南非问题的条件。与此同时，奥兰治自由邦的几千布尔人已经返回他们的家中，宣誓保持中立。如果此时罗伯茨勋爵毫不耽搁，继续前往比勒陀利亚，就有可能结束布尔人在瓦尔河南岸的一切抵抗。但是部队首先得聚集粮草。铁路线上的主要桥梁都已被炸毁，虽然这些桥经过临时修复，但桥上运输的货物重量必须减少。部队的每日供应使交通的负荷很重，每天运来的军需品只能维持四天。因此，继续前进只能等几个星期之后。在这期间，布尔军中几位坚决主张抵抗的领导者联合起来，开始了第二次努力。尽管他们手中的资源很少，但与第一次相比，这一次持续的时间更长，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更大。游击战争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步是召回那些已经与英国人单独讲和的突击队员与自由民。虽然这几千名突击队员和自由民宣誓保持中立，但是迫于威胁和暴力，只得又拿起武器。英国方面公开指责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尽管没有人因为违背誓言而被处死，但是在战争中又埋下了新的仇恨的种子。

    我得知，到目前为止，布拉巴宗将军的仗打得不是很顺利，他负责指挥一支正规的骑兵旅，但是在科尔斯伯格战役前与弗兰奇将军闹僵了。弗兰奇比他年轻，个性比他更强势，老布拉巴宗觉得，要让自己适应战争的新环境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总是回忆起“1878年阿富汗战争和1884年萨瓦金战役中的情形”，那时弗兰奇只是一名中尉。但弗兰奇现在是他的指挥官，1878年和1884年的经验已经过时。除此之外，布拉巴宗还口无遮拦，说话总带着嘲讽，无论是评论弗兰奇的策略，还是说他年轻气盛，布拉巴宗总是非常随意。流言传到了司令部，弗兰奇进行了反击。布拉巴宗失去了他的正规旅的指挥权，成了正在逐渐赶来南非的一万名帝国义勇骑兵的指挥。乍一看，他像是升级了，布拉巴宗自己也是这么被告知的，但实际上却是名副其实的明升暗降。一万义勇骑兵被分散在整个战场的各个地区，我这位可怜的朋友从这些被人瞧不起的业余军人中只得到一个旅。现在他就带着这些人马在布隆方丹的东南地区。我决定去找他。

    我把我的马和马车放在一列车厢上，坐火车向南去了伊登堡。4月17日上午，火车在大雨中驶过一个纷乱的地区。我一路走得很顺利，并在19日夜晚赶上了距离德韦茨多普十一英里的一个英军纵队。这支纵队是第八师，是从大英帝国的各个要塞中搜罗来的正规军的最后一个师，指挥官是莱斯利·朗德尔爵士，这个人后来被人不客气地起了个外号叫作“磨蹭爵士[160]”，我在尼罗河战役中就已经认识他了，他对我很友善也很热情。布拉巴宗率领的旅在前面侦察。第二天一早我就骑马赶上了布拉巴宗的部队。他见到我很高兴，向我大发牢骚，讲了好多关于弗兰奇的事和对他的批评，同时也大体介绍了当前的战况和世界的格局。我们一起住了一些天。

    很快，我们就开始接近德韦茨多普周围的丘陵地带。远处传来的枪声打破了寂静，我们的巡逻队匆匆地返回。接着发生的是我所见过的最滑稽可笑的军事行动。布拉巴宗的义勇骑兵很快占领了附近的山丘，与布尔军发生了小规模的激战。布尔军在长满杂草的山脊上显然有一定的实力，三四门大炮开始轰击。消息传回给朗德尔，当晚他就带着两个旅赶到了。我被允许参加前敌会议。布拉巴宗全力主战，他已为次日进攻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先锋旅的旅长赫伯特·彻姆赛德爵士却向我们的总指挥官陈述了战局的严重性。二十二年前，也就是1878年，彻姆赛德参加过俄土战争[161]，因此他的话很有权威性。他声称布尔军现在所占领的阵地和当年的普列文[162]一样难以攻克，如果不聚集所有的兵力和枪炮武器就进行攻击，将会付出几千士兵生命的代价。因此，前敌会议决定先等巴坎贝尔将军指挥的第三个旅到达再作定夺。这个旅包括两个营的近卫军，已经坐火车出发，晚上就会到达。于是，我们先与布尔军愉快地进行了一整天的小规模战斗。夜晚时分，另一个步兵纵队赶到了，此时我们已经有将近一万一千名士兵和十八门大炮，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第二天的战斗了。可就在当天晚上，伯克郡军团的四十名士兵在黑暗中去一条附近小溪取水时，不幸迷了路，没有回到自己的阵地，而是闯进了布尔军的防线。我们的指挥官觉得这是个不祥的事件，就给罗伯茨勋爵发了电报，请求指示。此刻，所有的将领都接到了严厉的警告，不准擅自行动，以免发生伤亡；禁止从正面进攻敌人，一切行动都要考虑巧施计谋。这些指令从理论上来说是极好的，但在实际中却行不通！

    黎明时分，整个部队集结完毕，准备出击。我们的义勇骑兵也只等一声令下，就包抄敌军的左翼。突然，一位参谋赶到，宣布战斗至少还要推迟一天。布拉巴宗受不了了，他骑马朝我走来，摇着头，脸上带着古怪的表情，突然在所有的人面前大喊一声：“胡扯！”至于这位参谋是否被这声吼叫所激怒，回去有没有汇报布拉巴宗的轻率言行，我就不得而知了。

    为了安抚布拉巴宗，同时也想找点事情做，骑兵被允许外出侦察，打探被称为“普列文”的敌军左翼情况。在这里，我经历了一次最激动人心的冒险。

    为了避免我的记忆对这段故事进行渲染，我把那天晚上我写的文字抄录在此：

    这个旅包括骑步兵在内约有千余人，从前哨阵地后面向南运动，快速而且大范围地包抄，很快就逼近敌军的左翼……前面出现一个陡峭的盆地，盆地中央是一座突起的古怪小山丘，在其后面被挡住的是德韦茨多普。小山周围有布尔军，有骑兵，有步兵，数量约有二百人。

    我们快速前进，几乎插进敌人的心脏地带，敌军惊恐万分，他们不知道我们这是在侦察还是真正的进攻，决定包围在其外围的英军骑兵以探究竟。我军的远程步枪火力刚刚迫使他们躲到山的后面，又有一支新的布尔军冲了出来，约有二百人的样子，穿过我方前线约两千码处，向右面的白石小山冲去。

    自从蒙特莫伦西阵亡之后，担任这支侦察部队的指挥是安格斯·麦克尼尔，他跑到将军面前说：“长官，我们能否拦截他们？我想我们能做到的。”侦察兵们也都竖起了耳朵。将军沉思了片刻说：“好吧，你可以试试。”

    “上马，上马，上马，侦察兵们！”麦克尼尔一边喊一边跃上他的战马。然后又对我说，“来吧，和我们一起，我让你开开眼界。”

    几天前，我在不经意间曾答应过某一天要跟随侦察兵一起外出。我看看布尔军：他们比我们离白石小山更近，不过，他们还要爬上山，也许他们的装备也不如我们。拦截成功是有可能的，如果真的成功——我想起了阿克顿家的事——那么他们在这平原上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啊！为了《晨邮报》的利益，我骑上马，与麦克尼尔和四五十名侦察兵一起，以最快的速度策马向前飞奔。

    从一开始，双方就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时间的赛跑。当我们交会时，我发现领头的五个布尔兵装备得比其他士兵好，跑得也比其他人快，正拼命要抢占有利地势。我说：“我们来不及了。”但是没有人愿意认输，都想与敌人比个高低。接下来的事情再简单不过了。

    我们来到离小山顶一百码——确切地说是一百二十码——的一处铁丝网前，下了马开始剪铁丝网，准备抢占山头。突然，十几个布尔兵的头和肩冒了出来，这是一张张冷酷的、毛茸茸的、可怕的脸，布尔人破坏铁路时我曾看见过这样的嘴脸，不知道他们后面紧跟着的还有多少布尔兵。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阵几乎是莫名其妙的停歇，当然也许根本就没有停歇。但我似乎记得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开始是两个布尔兵，其中一个蓄着络腮胡子，穿着咖啡色的外衣，另一个脖子上围着红色的围巾。两个侦察兵迟钝地剪着铁丝网，一个士兵正隔着战马瞄准。这时传来麦克尼尔的声音，而且相当坚定：“晚了，回到另一座小山上。快跑！”

    接着就响起了枪声，到处是子弹的呼啸声。我把脚踩到马镫上准备上马，可是战马被枪声吓到了，向前狂奔。我想跳上马鞍，可马鞍却转到了马的肚子底下。突然，马挣脱缰绳，疯狂地跑开了。这时大多数侦察兵都已经在二百码以外，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敌人的枪口下徒步前行，至少一英里以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处。

    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就是自己还带着手枪，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手无寸铁、束手就擒了，但估计最好的结果就是受伤后落下个残疾。于是我又一次在布尔兵的枪口下往前跑，一边想着：“这次跑不掉了。”突然，我看见左面跑来一名骑马的侦察兵，他个子很高，戴着骷髅图形的徽章，骑着一匹苍白无力的战马，就好像是死神显灵，但我又重生了！

    当他从我的面前经过的时候，我朝他喊道：“带上我。”出乎我的意料，他立刻停了下来，很干脆地说道：“好的，上来。”我向他跑去，敏捷地上了马，顷刻就坐到他后面的马鞍上。

    然后，我们一起骑着马向前奔去。我用手臂抱住他，手里紧紧抓住马鬃。我的手上沾满了鲜血，原来是马受了重伤，却依然勇敢地向前飞奔。飞来的子弹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我们离敌人越来越远。

    “别害怕，”救我的人说，“他们伤不到你的。”还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可怜的马，噢，我的可怜的马！它被爆炸的子弹击中了。这些魔鬼！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噢，我的可怜的马！”

    我说：“不要紧，你救了我的命。”“啊，”他回答道，“但我想的是我的这匹马。”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对话。[163]

    根据我听到的子弹数量，我估计跑出五百码之后就不会被击中，因为一匹飞奔的战马很难成为瞄准的目标，加上布尔兵已经爬得喘不过气来，兴奋不已，所以危险已不大了。等转过另一个更远一些的小山角，我才终于安下心来，庆幸自己又一次死里逃生。

    回到营地后，我们得知罗伯茨勋爵以为朗德尔“被强大的布尔军拦住了去路”，就从布隆方丹调集了另一个步兵师，与此同时，弗兰奇的三个骑兵旅也全部从西北向着德韦茨多普大举进发。两天之内，这两支部队会师了。这两千五百名布尔兵把兵力至少是他们十倍的英军折腾了近十天后，带着他们的战俘，悄悄地向北转移了。显然，游击战给英军带来了新的问题。

    现在我加入了弗兰奇的骑兵师，和他们一起向北行进。我发现这里的气氛一点也不友好，和其他很多将军一样，弗兰奇似乎很不喜欢我。我这种既是中尉军官又是战地记者的人，在部队里自然很容易让人讨厌，但除了这些偏见之外，还有一些人际关系的因素，我被认为是老布拉巴宗的党羽和密友，因此也被卷入被敌视的圈子。就连杰克·米尔班克，他是弗兰奇的副官，最近被授予维多利亚勋章，他伤愈回到部队后也无法缓和这种敌对的气氛。尽管我经常跟随弗兰奇的纵队行军，并参加小规模的战斗，但他完全忽视我的存在，对我没有表现出一丝礼貌或者友好。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我对他在科尔斯伯格前线布下的出色防御非常钦佩，也十分敬佩他策马冲破布尔军防线解救金伯利的壮举，他作为军人的英勇形象让我为之倾倒，当时也正是他声誉鹊起的时候。就这样，在南非战争期间，我从未和这位将军说过一句话。但后来，他成了我最重要的朋友之一，我们在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一起共事多年，共同商量处理重要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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