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一直认为，那枚击中路基、在我们附近爆炸的炮弹应该是我看到的最后一颗炸弹。不过事实证明，这种设想是没有根据的。

    5月初，罗伯茨勋爵让部队经过充分休整和补充弹药以后，开始出征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此时，战争局势从整体看已经恶化，短时间内战争不会结束。总司令部驻扎在布隆方丹已有两个月，出发之前这里是非常热闹的。当时在罗伯茨勋爵手下当参谋的有诺福克公爵、威斯敏斯特公爵和马尔伯勒公爵，这引起了激进派报纸的嘲讽——总司令也许天生就对公众的舆论过度地敏感——罗伯茨决定精减人员，他选中马尔伯勒公爵作为精减的对象。我的堂兄眼看自己就要被大部队甩掉，心里非常沮丧。幸运的是，伊恩·汉密尔顿被委任为将军，指挥一支一万六千名士兵的分遣队，其中至少有四千名骑兵。这支队伍距离主力部队的右翼四五十英里，与主力部队平行前进。我决定与这支队伍一起前进。在那里，我会受到欢迎，就像在家里一样不会有任何拘束。我发了一封电报给汉密尔顿，建议他请马尔伯勒当他的参谋，将军表示同意，一向待人公平的罗伯茨勋爵也欣然应允。我套上自己的四匹马拉的马车，我们一起疾驰了四十英里，赶上了右翼纵队，又安全地穿过了布尔军出没的乡村，在温堡的郊区追上了汉密尔顿的部队。自此以后，一切顺利。

    接下来，我们开始了愉快的长途跋涉，中间走走停停约六个星期，穿越了四五百英里。南非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壮丽的景色以及不断的行军和打仗，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隔二十五年以后，回想起来仍令人欢欣鼓舞。每天白天我们都能见到不同的新景色，晚上我们露宿在小溪边，因为没有帐篷。我们赶着羊群作为我们的口粮，在无人居住的农庄里捉鸡吃。我的马车里有一层夹板，足有两英尺深，下面藏着从伦敦带来的最好的罐装食品和美酒。我们的生活舒适，每天精神抖擞地跟巡逻骑兵一起跑出去，像初生牛犊一样寻求和经历各种冒险。天一亮，大队人马就开始出发，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让我们的军旅生活充满了刺激。有时候，比如当部队经过沙河时，会有正式的战斗，大批军队向着山丘或山脊进发，而这些山上往往已经被灵活机动的布尔骑兵所占据，每隔几天，总会有二十来个英军士兵被他们分割包围，或遭到埋伏，陷入圈套。这使我们意识到这些布尔骑兵的强大作战能力，他们犹如机警敏捷的警犬，死死咬住英军不放。

    罗伯茨勋爵不听情报部门的建议，相信敌人会往德兰士瓦西部而不是东部撤退。于是，当我们接近德兰士瓦边境时，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纵队从主力部队的右侧被调去左侧。我们穿过铁路线中心线向瓦尔河渡口进军。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对着约翰内斯堡的西侧，所以不需要主力部队发起正面进攻就可以迫使敌人撤退。布尔人对英军这次调遣的意图非常敏感，尽管他们准备撤离约翰内斯堡，但还是派出一支精锐部队，在约翰内斯堡至波切夫斯特鲁姆一线上一个叫弗罗里达的地方来狙击汉密尔顿纵队。

    1900年6月1日，就在四年前詹姆士部队投降的地方，发生了一场在当时被认为是很激烈的战斗。布尔兵隐藏在山脊间参差不齐的岩石后面，不怕炮击，我们不得不用刺刀把他们赶跑。担任这次艰巨任务的是戈登指挥的苏格兰部队，死伤近一百人。与此同时，弗兰奇的骑兵试图围攻敌人的右翼和后卫部队，但收效甚微。在这次战斗中，我又侥幸逃脱了。当英军占领山脊后，汉密尔顿手下的一个旅长史密斯·杜利恩将军希望立刻把他的大炮架到刚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山顶上，因为时间紧迫，他决定亲自去挑选位置。他邀请我跟随着他，说完就独自一人策马穿过起伏的山坡开始向前慢跑。布尔人使用他们惯用的手法，从四面八方开始放火烧山。他们点燃干草，这样山上到处都升起一条条长长的烟雾，遮挡住了视线。在这些烟雾中，我们错过了山脊上戈登指挥的苏格兰部队的左翼，当走出烟雾时，才发现我们与敌人相距只有几十码。敌人的步枪立即开火，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近距离射来的子弹呼啸声。我们立刻掉转马头，一头冲进烟雾里。其中一匹马被子弹擦伤，此外，我们安然无恙。

    这次事件的第二天，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纵队横亘在通往约翰内斯堡西侧的大路上，这个城市向南二十英里就是罗伯茨勋爵司令部的所在地，目前这两支部队无法取得联系。约翰内斯堡仍在敌人手中，沿这条路线向南走的话，意味着要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绕道近八十英里，我们已派出骑兵沿这条路去与司令部联系。在这个关键时刻，找到一个更快捷的途径与总司令部取得联系是极其重要的。从城里出来的居民对城内情况的说法不一，布尔军正在撤离这座城市，但他们还在那里。有一位年轻的法国人似乎消息非常灵通，他向我保证说，穿着便衣骑着自行车穿过这座城市是轻而易举的事，在布尔军撤离的最后关头，普通老百姓被他们拦住盘问的可能性很小。他表示愿意借一辆自行车给我，也愿意为我做向导，我决定试一试。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把急件交给我，我自己也带上准备发给《晨邮报》的报道。我们下午出发，骑车沿着大路直奔城区。经过我军的前哨线时，我明显体会到一种冒险的感觉。我们很快来到约翰内斯堡的大街上。天已经黑下来，但街上还有很多人，其中有全副武装的布尔骑兵，他们依然控制着这座城市，我们已经进入了他们的防线。按照所有战时法律条文规定，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捕，会很麻烦。我在南非轻骑兵团有一个军职，却乔装成平民潜入敌军的阵线，欧洲任何一个军事法庭在处理这种事情上都不会手软。对此，我十分清楚。

    我们推着自行车上了一条很陡的街道，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这声音正慢慢向我们逼近。这时，如果我们改变速度，将会是致命的。我们继续向前缓慢地走着，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时不时地还用法语说几句话。过了一会，这个骑马人来到我们旁边，他勒住缰绳让马慢慢地行走，并仔细地审视着我们。我抬起头看他，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他斜挎着一支步枪，手枪装在枪套里，身上还背着三个子弹带，马背上沉沉地驮着他的东西。于是，我们三个人并排向前走，这段路在我看来极其漫长，然后这位讨厌的同伴才策马离去，把我们甩在了后面。我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遇上布尔军的哨兵——如果他们布了哨的话。我们只想沿着马路骑车，不打算有一丝一毫的隐藏。不过，我们没有发现布尔军的哨兵，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英军的哨兵。走到约翰内斯堡近郊的时候，我们遇到了罗伯茨勋爵部队的士兵，他们没带武器，准备溜达进城去寻找些吃的和喝的。我们问部队在哪里，他们说就在附近。我们建议他们不要再往城里走，否则会被俘虏或者会被击毙。

    “怎么回事，先生？”其中一名士兵问，他突然对这个奇怪的可能性产生了兴趣。

    当我告诉他们说我们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刚刚遇到过全副武装的布尔兵时，这些士兵打消了进城劫掠的念头，转身去搜寻附近的几间小屋。我和同伴骑着自行车沿大路继续前进，找到了罗伯茨勋爵先锋师的指挥部，他们说总司令部在往南约十英里的地方。最后，我们到达总司令部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我认识的一个副官来到门口。

    “你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我们从伊恩·汉密尔顿那里来，给总司令带来一封急件。”

    “太好了！”他说，“我们一直在等消息。”

    说完他就走了。我还要去找新闻审查官，因为我还带了一大捆电报稿，全是最新的独家新闻。但还没等我找到这位官员，副官就回来了。

    “罗伯茨勋爵要你立刻进去。”

    总司令正和司令部的十几个参谋共进晚餐，当我进去的时候，他就从椅子上跳起，非常热情地朝我走来，并向我伸出了手。

    “你是怎么过来的？”他问道。

    “我们是沿大路穿过城市过来的，长官。”

    “穿过约翰内斯堡？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这个城市仍驻有敌军。”

    “是有一些敌军，长官，”我说，“但他们正在撤离。”

    “你看见了吗？”

    “是的，我们看见了好几个，长官。”

    他眨了眨眼睛。罗伯茨勋爵有一双非常明亮的眼睛，特别引人注目。当时我就对他的眼睛印象深刻。

    “你昨天看见汉密尔顿的行动了吗？”他接着问。

    “是的，长官。”

    “告诉我所有的一切。”

    于是，我一边享受着他的盛情款待，一边一五一十地把所有关于汉密尔顿将军部队的情况告诉了我父亲生前的这位老朋友，而他现在也成了我自己的朋友。

    ******

    四天后，比勒陀利亚有条件地投降了。一大群牛拉着两门9.5英寸的榴弹炮，他们把这炮叫作母牛炮，从几百英里外赶来，准备炮击城外的堡垒，但现在它们已经用不上了。尽管如此，我重返布尔人首都时仍非常激动。5日一大早，马尔伯勒公爵和我一起骑马出发，很快就赶上了已在城郊的步兵纵队前锋。现在不用再提心吊胆了，我们一大批英军军官来到铁路道口已经关闭的门前，由两辆机车牵引的一长列火车从我们眼前缓缓驶过，车厢里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布尔兵，车厢的每个窗口都密密麻麻地竖着布尔人的步枪。双方相距只有三码，彼此愣愣地注视着对方。此时只需一颗子弹，就会引发一场可怕的残杀。虽然满载敌军的火车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开走了，我们感到遗憾，但当看到敌军的最后一节车厢从我们前面缓缓驶过时，我们真的是如释重负。

    马尔伯勒公爵和我一起慢慢地骑马进了城。我们获悉英军军官战俘已经从国立示范学校转移，就打听新的关押点位置，希望他们还被囚禁在那里。我们担心他们已经被带走了——也许是被最后一列火车带走了。但当我们转过一个街角后，就看到了战俘营。这是一个用马口铁搭成的长长的建筑，四周密密地围着铁丝网。我举起帽子一声欢呼，里面立刻传来了回应声。接下来的场面就像是伦敦艾德菲剧院上演的传奇剧的结尾，我们只有两个人，而站在我们面前的则是全副武装、严阵以待的布尔卫兵。佩戴着闪亮的红色参谋肩章的马尔伯勒公爵命令布尔卫兵的指挥官立刻投降，还答应为收缴到的步枪出具收条。战俘们纷纷从牢房冲到院子里，有些穿着军服，有些穿着法兰绒便衣，有的没戴帽子，也有的没穿外套，但所有人都异常兴奋。哨兵扔下手中的步枪，大门被推开，最后的那些布尔卫兵（一共五十二人）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长期被关押的战俘军官们将他们包围起来，缴了他们的武器。有人拿出一面英国国旗，德兰士瓦旗被扯了下来，在一阵阵疯狂的欢呼声中，被俘的战友们将第一面英国国旗升起在比勒陀利亚的上空。时间是6月5日上午八点四十七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

    ******

    我在南非还经历了一次冒险。两个星期以后，我参加了钻石山战斗，把布尔兵从比勒陀利亚赶出更远。战斗结束后，我决定回家。现在战斗已接近尾声，接下去战争将成为遥遥无期的游击战。国内的大选不会拖延很久。经当局批准，我退役了，坐上了前往开普敦的火车。

    在我们到达科普杰斯火车站以前，一切都很顺利，这个车站位于约翰内斯堡以南约一百英里的地方。天刚亮，我正与威斯敏斯特公爵一起用早餐，他受罗伯茨勋爵的委派，正出公差。突然，火车猛地一震，停了下来。我们刚一下车，布尔兵的一门小炮就向我们开了火，炮弹差点就落在我们的脚下，猛烈的爆炸把路基上的土块抛上了天空，前面一百码的地方一座临时木桥正在燃烧。我们这列火车特别长，挤满了来自二十个军团的士兵，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被派往南部或送回国。车上没有人指挥，士兵们开始混乱地挤出车厢，没有看到军官。科普杰斯车站有一处部队工事，那里备有两门能发射五英寸口径炮弹的大炮，可距离此地有三英里。那次装甲列车留给我的记忆使我对撤退的线路异常敏感。我不希望重复去年11月15日的经历，于是我沿着铁路跑向机车，爬进驾驶室命令司机鸣笛，让士兵们重新上车，然后立即开回科普杰斯车站，他服从了。我站在踏板上，确认是不是所有的士兵都已返回火车。这时，我看见不到一百码的地方那座燃烧着的木桥下面，有一群黑影站在干涸的河道里，他们是我看到的最后一批仍与我们为敌的布尔人。我把毛瑟手枪装上枪柄，朝他们开了六七枪，他们没有还击，散了开去。接着，火车启动了，我们很快就安全地回到科普杰斯车站。在这里，我们得知铁路线的下一站——霍宁斯普鲁伊特站正发生着一场激战，我们前面的一列火车被拦截，遭到一支相当强大并携带有大炮的布尔军的攻击。前方的铁路遭到了破坏，毫无疑问，敌人是想阻止我军增援部队的救援。不过，我军在霍宁斯普鲁伊特车站损失了六七十人，但他们设法坚持到第二天，当南面的援军赶到后，布尔军就撤退了。修复铁路需要好几天，于是我们就借了马，与澳大利亚长矛枪骑兵队伍一起，连夜从科普杰斯车站出发，一路平安。多年来，我一直认为，那枚击中路基、在我们附近爆炸的炮弹应该是我看到的最后一颗炸弹。不过事实证明，这种设想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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