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二十六岁。想到自己已实现目标，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吗？但好在生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否则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太平淡了。

    当比勒陀利亚被英国军队占领后，特别是马弗京解围后，英国大部分民众都认为战争已经结束。罗伯茨勋爵的演讲更是让他们深受鼓舞，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中。但是英国政府对此却有着清醒的认识，战争的持续胜利把他们推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英国与布尔共和国没有谈判的可能，他们只能被消灭。如果布尔兵个人或是由他们的指挥官带领前来投降，他们会得到宽大处理。当被征服的领土上有足够数量的英国移民后，能足以保证被征服领地的安全时，这个地区就会像英国的其他殖民地一样得到自治权。否则，他们就会被穷追猛打，甚至被赶尽杀绝。正如米尔纳勋爵后来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永远也不会结束。”战争只会逐渐消亡。游击战要靠正规军来解决，此后山林里和草原上的强盗则由武装警察来镇压。

    这个错误注定让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许许多多勇敢无畏的布尔人在博塔、斯马茨、德韦特、德拉雷伊及赫佐格等人的领导下，在自己辽阔的国土上战斗，他们不是为胜利而战，而是为荣誉而战。在英军的背后，在战乱早已平息的地区，战火一次又一次地被点燃。开普殖民地的战火被斯马茨重新点燃，并持续了两年，最后通过正式谈判才得以平息。这场持久战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令人震惊。神出鬼没的敌人不穿制服，与普通民众混在一起，受到那些宣誓保持中立的农场主的收留和帮助。他们不时窜出来对毫无戒备的英军或孤立的哨所进行凶残的攻击。为了应对这一局面，英国军事当局认为有必要迁出整个地区的所有居民，把他们全部集中在几个集中营里。因为铁路经常被破坏，这些集中营很难及时得到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于是疾病开始蔓延，数千名妇女和儿童丧生。而烧毁不守誓言者农庄的政策，非但没能镇压住布尔人，反而迫使他们铤而走险。英国方面被反叛者、违背誓言者，以及那些身穿缴获的英军军服的布尔人所激怒（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衣服可穿，但有时也是伪装骗人的诡计）。不过，没有几个布尔人被处死。反倒是基钦纳将军铁面无私，很久以后还宣判曾经枪杀过布尔战俘的一名英国军官和几名殖民地骑兵有罪，并枪毙了他们。到最后，布尔游击队甚至会毫不迟疑地送他们的伤员去英军的野战医院。人性与文明并没有彻底消失。两年的残酷战争给双方都带来惊人的伤害，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破坏，但双方也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回国的时候，我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奥尔德姆人不分党派都来庆贺我的凯旋，在十辆马车队列的簇拥下，我进了城。街道两边站满了热情的男女工人们。在皇家剧院，面对无数观众，我讲述了自己的越狱出逃经过。由于英军已经占领了威特班克煤矿区，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已经安全地处在英国政府的保护之下，所以我才第一次放心大胆地讲述了整个过程。当我提到那位领我下矿井的奥尔德姆工程师杜那普先生的名字时，观众里就有人喊道：“他的妻子就在这剧院的观众区里。”现场一片沸腾。

    这种和谐必然要遭到破坏。保守党的领袖们决定在胜利的热情消失之前，呼吁全国人民的支持。他们已执政五年，十八个月内必须进行一次大选，这个时机绝对不能错过。实际上，他们制定的吞并布尔共和国和武力镇压一切反对势力的政策，如果不靠谈判，就难以执行，除非他们能以新的多数席位控制新一届的议会。9月初，议会被解散。这次选举与1918年12月大战后进行的选举相同，不过这次选举没有那么激烈。所有的自由党人，甚至包括那些支持战争和一些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自由党人，都被谴责为“亲布尔分子”。张伯伦先生提出口号：“政府在议会中失去的每一个席位，都将是输给布尔人的席位。”保守党人大多数跟随其后响应。不过，自由党和激进分子相信战争已经停止，因此顽强地团结在他们的组织周围。选举在全国上下激烈展开。那时候，保守党在英国的选民中总是拥有绝对多数的支持者，公众的舆论普遍站在他们这一边，索尔兹伯里勋爵和他的同僚再次回来，保守党在议会中的席位比所有对手拥有席位的总和——包括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内的八十个席位——还要多一百三十四个，他在英国本岛上获得压倒一切的多数。

    我站在胜利者之列。那个时候，英国的法律规定大选可以持续近六个星期，这是很明智的，也是考虑周到的。选民不需要在一天时间里盲目投票，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选举的结果。国家大事是真正需要通过斗争来决定的。两个党派的领袖人物都需要参加一场艰苦而重要的全国性论战。选区的选民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但每位候选人可以向所有愿意听他发言的支持者发表演讲。一次知名人士的成功演讲往往可以赢得一个选区甚至是一个城市的支持。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的演讲会被全文刊登在各大报纸上，被广泛的政治阶层所研究。这样，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激烈争论之后，选举议员这件国家大事才能被定下来。

    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人们都怀着极大的热情等待着最初的选举结果。奥尔德姆几乎是第一个投票的选区。我站在演讲台上，竭力表示战争是公正的，而且是必需的；自由党反对战争是错误的，他们在很多方面束缚和阻碍了战争的进程；我们必须奋战到底；战后则须以宽容的态度来处理善后的问题。现在我有了一个新的搭档——C.B.克里斯普先生，他是一位伦敦的商人。原先的搭档莫兹利先生已经去世，他在瓷澡盆里洗澡的时候，因为身体肥胖，澡盆被压破，他受了伤，最后去世了。我的对手埃莫特先生和朗西曼先生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都采纳了罗斯伯里勋爵的主张，也就是说，他们支持国家作战，但声称保守党在战争中极其无能。看来自由党似乎会犯另一种错误。作为第二大党，他们认为自由党能够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所有的目标——诸如使克鲁格总统作出让步等等——都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我反驳道，不管谈判进行得如何，总之谈判破裂了，因为布尔人入侵了英国的领土。不管战争如何残酷，我们已经击退了入侵者，并占领了他们的首都。全国各地的保守党也都声明，认为这次选举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战争是否是正义的，目的是获得完全的胜利。爱国的人应该把阶级、宗派和党派之间的分歧抛在一边，这是我当时的信念。

    张伯伦先生也亲自赶来为我助阵。民众此时对他的热情比大战后对劳埃德·乔治先生与道格拉斯·黑格勋爵的热情还要高。与此同时，这里也存在着一股很强的反对势力，但反对者对张伯伦先生并非完全没有钦佩之心。我们一起乘坐一辆敞篷马车去参加大会，剧院里坐满了我们的支持者，反对者也簇拥在入口处。在剧院门口，我们的马车被一大群反对者团团围住，他们大声抗议，并发出嘘声。看到这样一个他们自己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抵制的著名人物，他们非常激动，咧着嘴笑。我留心观察我的尊贵客人，他喜欢大家的吼叫声，他和我父亲一样总是喜欢说“我从不畏惧英国的民主”。他满面红光，眼睛里闪烁着兴奋喜悦之情。在此，我必须说明，那时我们在一批政治家的领导下享受着真正的民主，而不是受报纸所迷惑的随心所欲的大众所左右。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政治家、选民与新闻界各司其职。在会上，我们对张伯伦先生的克制力感到吃惊。他那柔和的声调和犀利中肯的言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讲之前他仔细地准备了讲稿，他的演讲长达一个多小时。但最让听众感到满意的是，当他所说的事实或引用的数据有了出入，伤害到反对党时，那么他会回过头来加以纠正，让人感觉他做事情不会不公正。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英国的政治体制还没有渗入过多的水分之前。

    我们计算这将近三万张选票时，发现自由党和工党明显在奥尔德姆更为强大，埃莫特先生得票最多。不过，出于个人的意愿和对战争的看法，约二百名投他票的自由党人把他们的第二票投给了我。就这样，我在选举中以区区二百三十票的优势击败了自由党的另一名候选人朗西曼先生，名列第二，当选为下院议员。我和朋友们穿过喧闹的人群前往保守党俱乐部。索尔兹伯里勋爵为了向我表示祝贺，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这位老首相肯定一直在电话机旁等待选举的结果。接着，热情洋溢的贺信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我成了这次选举中“扭转乾坤”的人物。全国各地都向我发出邀请，我不得不在第二天晚上又赶去伦敦发表演讲，而张伯伦先生则要求我在接下去的两个晚上去伯明翰地区。我正准备如期赴约，一位信使赶上火车，带来了巴尔弗先生的口信，他希望我取消伦敦的演讲，立刻赶回曼彻斯特，并在当天下午与他共同演讲，然后，晚上去斯托克波特结束那里的竞选活动。我听从了这一安排。

    当我到达的时候，巴尔弗先生正对着一大群人讲话。整个会场的人都站起身来，为我的到来欢呼。这位下议院的领袖隆重地把我介绍给选民。从此，我只在重要的大会上演讲。这些精致的大厅里，簇拥着五六千个怀着极大兴趣的选民，他们对竞选的主要内容都已非常熟悉。一些党派德高望重的要人与资深议员都作为支持者坐在台上。在此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我在竞选中所经历的场面一直都是这样。在海伯里，我与张伯伦先生待了两天，他在床上整整休息了一天，而我则坐专列去英格兰中部地区参加了三个集会。回来后，他春风满面地在晚餐时拿出一瓶1834年的波特酒来招待我。三个星期中，我在国内频频告捷。保守党负责人挑选了一些关键席位请我前去助选，一个个胜利在我离开选区后接踵而至。那一年，我二十六岁。想到自己已实现目标，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吗？但好在生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否则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太平淡了。

    不过，我似乎还有两件重要的事要做。第一是积攒到足够的钱，这样我就可以集中精力从政，不用去做其他的工作。《尼罗河上的战争》和我的两本南非战地通讯稿结集出版后，加上《晨邮报》付给我的十个月工资两千五百英镑，我现在已经有四千多英镑了。现在有一个增加存款的机会。我计划秋冬两季在国内和美国作演讲，选举一结束，国内之行就开始。我每个晚上都作演讲，连续作了五个星期，之后还要这样辛苦两个半月，中间只有一个星期越洋过海的时间可供我稍作休息。我在英格兰地区的演讲非常成功，沃尔斯利勋爵主持了第一次讲座。随后我每到一地作演讲时，英伦三岛上的两党名人轮流为我做主持人。宽敞的大厅里挤满了友好的听众，我借助幻灯片把我的冒险经历和越狱出逃过程放在这场战争的整体框架下向他们做了介绍。几乎每个晚上我都能挣到一百英镑，甚至更多。在利物浦的交响乐大厅，我挣到了三百多英镑。11月份这一个月中，我稳稳当当地存了四千五百多英镑，而且这才走了大不列颠的一半。

    议会定于12月初开会，我热切地期待着在下议院就职。不过，为了履约，我还是越过大西洋去了美国。那里的气氛完全不同，我吃惊地发现，那些与我们说着相同语言、看起来和我们十分相似、和蔼可亲、热情好客的美国人，对南非战争并不像英国人那么热心，而且他们中有许多人认为布尔人是对的。爱尔兰人则到处表露出他们的敌意。听众的反应在各个地区也不一样。在巴尔的摩，能容纳五千人的大厅里只坐了几百名听众；在波士顿，亲英的美国人举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游行，甚至在弗里蒙特会堂的入口处都挤满了游行示威者，在讲台上就座的就有三百个美国人，他们穿着“盎格鲁-美利坚协会”的红色制服，场面十分壮观；在芝加哥，我遇到了高声抗议的反对者，不过，当我开了一些玩笑，自我嘲解一番，并对布尔人的勇气与人道进行了一番诚挚的赞誉后，他们就平静了下来。总之，我觉得与美国听众交朋友很容易，他们比较冷静，也很挑剔，但他们举止文雅，友善敦厚。

    在美国之行中，我得到了美国许多知名人士的帮助。伯克·科克兰先生、昌西·迪普先生以及其他一些美国政界的领袖为我主持演讲。为我在纽约的首次演讲做主持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吐温先生。我能和这样一位名人在一起，心里非常激动。此时他已年迈，头发雪白，谈吐高雅，与他交谈轻松愉快。我们就战争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几个回合后，我发现自己败下阵来，只能拿国家做挡箭牌。我说：“无论我的国家是对还是错，我都得支持。”“啊，”这位年长的绅士说，“如果一个穷国家为了生存而战，我同意，但你们国家并非如此。”不过，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让他感到不愉快，因为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在他的三十卷著作上逐一为我签了名。在第一卷上，他还写下了如下的格言，我想他是为了传递一个委婉的忠告：“做好事是高尚的，教别人做好事更高尚，而且不麻烦。”

    当我们到达加拿大境内的时候，情况就又不同了。这里处处是充满激情的人群，让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可惜我只能在这里停留十天。1月中旬，我返回英国，重新开始在国内的奔波，造访了其中的每一个城市。当我在阿尔斯特大厅演讲时，令人尊敬的达弗林勋爵为我做了介绍，他对我的褒扬溢美简直无以复加。我现在都记得他当时说话的情形，他说话时带着老式的发音：“在他的同龄人尚未完成学业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已久经沙场，比欧洲大部分‘俊官’[164]的战斗经验更丰富。”以前我倒是从未想到过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2月中旬旅行结束的时候，我已经精疲力竭了。在过去的五个多月时间里，除了星期天，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演讲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经常一天要讲两次。夜里，我通常马不停蹄地赶路，几乎没有在同一张床上睡过两个晚上。在此之前是一年的行军打仗，睡觉时很少有屋子或床。这次巡回演讲虽然辛苦，但收获颇丰，我已经有将近一万英镑的积蓄了，可以彻底自立，不用再为未来担心，在很多年里可以专心从政，不用再做其他事了。我把这一万英镑交给我父亲的老朋友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请他帮我“喂羊”。他谨慎地喂养着我的羊群，它们虽然繁殖得不快，但它们个个膘肥体壮，没有一头羊死去。事实上，年复一年，也有一些小羊羔在出生，但是它们的数量还不足以维持我的生计。我每年都要吃掉一两头大羊，因此渐渐地羊群越来越少，几年后，羊群几乎被我吃光了，不过，只要羊群还在，我就不用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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