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意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三面环山，东临大海，自古温州人便以外出经商为荣，而且他们外出，绝无漂泊的感觉。他们背井离乡走南闯北，绝不是迫于生计或为挣钱娶妻生子，而是创业。相反，若是哪个小伙子长年厮守家庭，便会被视为窝囊没出息。
温州人四海为家。只要有利益，温州人就敢去其他地方人不敢去的地方，敢做其他地方人不敢做的事情。温州人是天生不安分的一群。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温州商人更是遍布中国以至世界，而且越来越由行商推销变为坐商，由游击方式转向坐镇赚钱，形成了“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意，有生意的地方就有市场，而如果没有市场，温州人就能开拓出市场。”他们有着聪慧的眼光，再加上一股吃苦耐劳的精神，无论在哪里都能创业，都能很快在当地扎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
1983年，温州乐清县农民卢氏兄弟俩，因在内蒙古包头经营服装亏了本，准备返回家乡。在回程的路上，他们商议路过北京时，去看看天安门，以了心愿。他们在天安门周围转了转，哪料到这一转让他们悟出了打开北京这座“阿里巴巴山洞”的秘语，兄弟二人最后得出结论说：“北京的生意好做。”本来打算回家的卢氏兄弟干脆放下行装，在广安门南行五公里处安营扎寨并做起了生意。凭着他们精明的头脑，生意出奇的好。由于人手不够，他们招来了包头的和远在温州老家的亲朋好友，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兄弟两人居住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温州生意人的集中地。这个集中地就是今天闻名京城的拥有10万人口的浙江村。
和他们的经历颇为相似的还有陈氏兄弟俩。1991年10月，也是农民出身的陈氏兄弟来到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他们坐着车考察了这里的大街小巷，最后在浦东杨高路他们终于悟到了掘宝的“秘语”，因而得出结论：“上海是个广阔天地，温州人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通过租用库房和当地人看不上的闲置空地，两名温州人颇有预见地在浦东杨高路两旁抢先“挖开了金矿”。随着浦东特区的开发，兄弟二人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四年中他们净赚了300万元。
20世纪90年代，中国股票市场如火如茶，上海股民之多堪称中国之最，就连上街买菜的老太太都在谈论“道琼斯指数”。上海人喜欢的是“走红”，什么赚钱干什么。而温州人喜欢冒险，喜欢抢在行人前面跑，他们凭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冒险精神，不仅能在杨高路飞扬的尘雾里发掘潜藏的金矿，还能在旧书旧报的废品堆里发现沉睡的金砂。
温州人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是因为他们有着敏锐的商业眼光，有积极分析市场、开拓市场的进取精神。试想一下，知道浦东将要开发的上海人何其之多，而敢在杨高路改造工程提到议事日程之前，就抢先投入大宗资金的人又有几何？
无论是卢氏兄弟还是陈氏兄弟，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精明的温州人赚起钱来似乎都很轻松、很洒脱，随意在大街上、在马路边，溜溜达达，瞧瞧看看，就能发现一块含金量很高的矿石，进而挖掘下去，就会开发出一座金矿。他们善于在别人看不到生意的地方看到生意，在满目荒凉的地方找到发财的秘诀，在他们眼里，到处都是“阿里巴巴山洞”。而且无不富得流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300多名温州人到新疆支边，结果是同时期来的其他省市的支边人员后来早已撤离新疆地区，而温州人却在这里扎下根来，过得有滋有味。当时留下来的温州人靠什么过活呢？靠卖牙膏牙刷和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或者靠从事剃头补鞋为营生，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为点小钱温州人可以办别人不办的很多事！
补鞋也能“掘到黄金”，这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人会相信，而在以前却是实情。在太原解放大厦前，有位补鞋的温州人令人永生难忘，靠着7年艰苦的补鞋生涯，这名温州人赚了40多万，这个当时令人吃惊的数字使这名补鞋匠成为有着骄人创业佳绩的温州商人。
正由于相信新疆有“阿里巴巴山洞”，如今已有8万多温州商人活跃在南疆与北疆，仅乌鲁木齐一地就有4万多人。温州人在这里主要以经营皮鞋和棉纺织品为生，年交易额高达10多亿元。
正由于相信云南有“阿里巴巴山洞”，如今有总数4万以上的温州商人活跃在昆明、南岭等地。云南地处高山环境，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而在温州人看来，这恰是最需要商业、最适于创业的地方，具有最大的商业活动空间。因此大批温州人相继走进云南，在这里赚得了实惠，变得气壮腰粗之后，仍然继续“挖金”。
在温州人看来，纽约、巴黎、米兰等国际大都会都有着“阿里巴巴山洞”，因而大量的温州人到这里经商或打工，并有许多温州人在这里悄悄地发了起来。与此相比，另一些别具眼光的温州人却有着与他人不同的选择，他们弃欧美发达国家而不选，偏偏要到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去淘金。1994年，温州青年黎峰到南非创业，在那里经营温州小商品，而后又经营起黑麦种子销售等业务，由于当地经济相对落后，生意轻轻松松便做得红红火火。温州人认为落后的地区发展空间大，而发展空间大的地方也就存在着更多的商机。
温州人不远万里进入了位于欧洲东南角的土耳其，将其作为国区区内各类小商品的出口重地，因而温州打火机、眼镜、刀具、旅游附属用品以及各种工艺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土耳其市场，并以此为基地，利用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的优势辐射欧盟、巴尔于半岛、中亚和中东地区，同时也将各种商品推进埃及等北非国家。
在巴西、南非、欧洲、美洲都出现了温州人经商的网点。温州人所到的地方，到处都有“阿里巴巴山洞”。别人浑然不觉的商机和秘诀，但凡有了温州人，一切便盎然而生，一切便人因景而灵，景因人而活。
商经微言
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意，有生意的地方就有市场，而如果没有市场，温州人就开拓出新市场。
精湛的攻伐谋略
温州商人到了哪里，都可谓战无不胜。他们成功的经营渗透和扩张，得益于他们特有的创业风格和经营手段。
温州人多地少，决定了他们只能向外拓展，不断寻找一个个新的生存空间。因此，温州商人在全国散布最广，南至三亚，北到漠河，西抵拉萨，东临青岛，到处可见温州人的踪迹。最初，他们以手工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如理发、补鞋、裁缝，一个个散兵游勇燕子般地南来北往。后来，他们发现各地时常会出台一些扶持政策，纷纷开辟新的商场或商品集散地。每到这时，散兵游勇们就聚到了一起，出谋出钱出力，一定要在竞标中拔得头筹。因此，在全国很多城乡都有以温州人为主的商场或商品一条街。有的一个企业就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很多分公司、分销点、办事处，将温州人的商品意识传达给当地，辐射到周边。
李方源是温州颇有名气的印刷设备经销商，去年他移师南京。人生地不熟，再加上多年前“温州货”质量低劣的负面影响，李方源在推销产品的过程中遇到了的困难可想而知。俗话说得好：“危难之中方显英雄”。面对如此窘境，李方源展示了温州老板经商的“套路”，他先是摸清一大批在南京经商的温州人的下落，然后挨门逐户地拜托他们为其承揽一点业务，拉开一张有几百户的“老乡网”。同时，他利用全国个私企业工作会议在温州召开的机会，在会场上结识了不少南京商客，尤其是与本行业有关的客户，然后在南京招兵买马。李方源艰苦寻觅、耐心等待，机会终于来了。在全国印刷材料展销会上，他请专家介绍他的产品，并给企业免费使用。这么一试，国内企业都知道他的产品不错，上门推销容易多了。一传十，十传百，到了今天，他的公司在南京的信誉已很好了，基本上不用上门推销，坐在家里就有客商慕名而来递上订单。公司的销路打开了，效益自然也上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李方源就在南京站住了脚。
温州人的攻伐之术的特点是：集中强大“兵力”攻下一座“城堡”，而后从家乡搬来很多愿意经商的“兵勇”，安营扎寨，守住阵地，除非是市场衰落，否则绝不后撤。可以说，这是运动战和阵地战的巧妙结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小”为业的温州人在经营小商品时也有着类似鲫鱼生存方式的智慧，这便是依傍大企业的战略。这种情况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使然。在温州经济发展之初，作为温州经济主体的温州家庭作坊面对强大的市场场竞争对手，如果针锋相对，正面抗衡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此前我们曾经谈到，温州以前从来就没有出过国家重点企业，不仅飞机轮船修造与温州无缘，牙膏肥皂等日用化工工业也不在此立足，除温州标件厂在浙江稍显闻名之外，其他并无可夸耀之处。早期创业的温州人自知无沦在经济实力还是在技术实力方面自己都无优势，所以他们并不喜欢重拳出击，直面市场，而喜欢搞一些比较普遍的或比较偏冷的产品。
一般来说，有如从市场夹缝中漏掉的东西，一些小产品在大企业看来不起眼，容易为大企业所忽视或不屑，然而回过头来却发现恰恰少不了。温州人所捡拾的正是这种东西：别人生产服装，他们就生产经营服装业必需的扣子和拉链；别人生产食品，他们就印制不可或缺的生产包装；别人生产机械设备，他们就生产标准零部件。大企业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到哪里。这种在大经济身上发展小经济、依傍或寄附的生产经营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对温州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既避免了大企业的吞食，避免了市场的风险，也丰满了自己，创造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北京江城科贸有限公司最初是以生产电视机配件起步的。1986年，乐清商人刘碎孟从西安买回了“松下”、“三洋”等品牌的电视机，令人惊奇的是别人把电视机买回家是图个乐，而他却三下五下拆去了电视机的机壳。拆开后他并不关注显像管、荧屏等主要器件，而是大费周折地把附属的塑料件、结构件的尺码仔细复制下来，以便用于生产。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技术问题解决，他接着便成立了向阳自控开关厂，专门生产彩色电视机配件。配件生产出来后，他又带上样品奔赴电视机生产企业，上门兜售。经过“四川长虹”、“黄河电视”等国内极具实力的厂家技术人员的检测，技术全部达标，质量绝对没有问题，同时由于其价格仅及国内外同类产品的1／3，自然为厂家乐意接受。刘碎孟由此成了国内电视机生产企业的配件供应商。一年过后，其销售额很快就达到了600多万元。
浙江虹桥动力制造有限公司的创办就是得益于摩托车配件的制造。总裁赖国贵一天大学也没有上过。高中毕业后，迫于生计，他外出养过蜜蜂，也当过温州小贩。有一次，在火车上他认识了一家摩托车生产企业的工程师，两人谈得很投机。最后该工程师建议赖国贵搞一下摩托车配件试试。受此启发，赖国贵回到家，立刻和父亲商议着手办起了一个生产作坊，像刘碎孟那样，仿照着买来的摩托车配件，生产出了产品。但赖国贵认识到：要扩大规模就必须跟上形势的发展，必须使自己的产品适用于摩托车生产前沿。1992年，他果断地瞄准在市场上潜力极大的中排量125发动机的核心部件，通过日夜研磨，终于试制成功，为厂家提供了高质量的汽缸配件，结果销路出奇得好，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尝到甜头后，赖国贵对开发研制摩托车配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目光瞄向了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配件产品，后来当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实力，具备了较高的知名度，于是“鸟枪换炮”，果断地开始独立生产摩托车成品。
温商中由配件生产起家的成功者比比皆是，天津文成减速机公司总裁卓文生也是其中之一。他早年在天津销售机电产品，注意到电机中必需的减速机进货困难，一律款到发货，有时款发出半年货还不能到位，要想提前购到货就要到生产厂家去报名，在人家的生产计划中排队。卓文生意识到减速机有着极大的市场缺口。经过调查，他发现国内机械行业对减速机的年需求量高达数百亿，而国内却仅有少数几家企业生产，于是他自己成立了减速机生产厂，自行研制生产，专门向机电厂家提供这种配件。
当然，温州的家庭经济并非仅以生产配件为惟一的选择。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小”是温州商品生产的一个基本特点，配件生产是一个方面，一些虽小然而完整的商品却不属于配件，比如打火机、手电筒、徽章、证书以及各种日用品等等。但这些小商品生产出来以后需要销售出去，销售的方式和渠道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它决定着温州经济的命脉。
如何销售这些小商品？温州人的方式也体现了一个“借”字。云游四方的温州人多以群体聚合的方式从事生产与经营，而维系聚合体的丝线则主要是血缘、地缘，二者强大的向心力不仅促使温州人同风雨共患难、协力掘金，而且还利用乡亲网络的渠道，将产品销往海内外。先造乡情大船，再借船作出海之旅，这是温州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最初形式和特点之一。温州打火机最初打进国际市场就体现了这个“借”字，而“借”是从温州打火机生产商和一个定居香港的温商的亲密接触开始的，作为一名温商，李中方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往返时发现了家乡的打火机，便带了一些到香港去试销，结果大获成功。
商经微言
温州人以天下为市场，哪里有生意就往哪里去。其经商地点绝不拘于一域，而是闻风而动，借风而行，机动灵活。
购房团合力出击
说起温州购房团，地球人都知道。他们起于上海，成名也在上海。九十年代中期，一些早一步富裕起来的温州人买了几套房子之后，就开始转手出卖，从中第一次尝到了炒房的甜头。后来，越来越多的温州人跟着加入了炒房的队伍，现在温州的房价已经高达每平方米6000元，直追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
进入新世纪以来，温州人悟透了炒楼赚钱的道理后，更是把目光投向了外地市场。经常有一些到外地买房子的温州购房团，一出手就把一个楼盘抢购一空。他们选择的第一站是距离温州比较近的上海市。2001年8月18日，第一个温州购房团157人浩浩荡荡开进上海，157个人整整坐满了三节火车车厢，三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把5000多万元砸向了上海楼市。这批人也成了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一批炒家。两个月后，温州购房团107人乘飞机再度来到上海，又抛下8000万元的订单。此后，温州购房团频频光顾上海。
根据温州驻上海的商会统计，现在大约有200亿元的温州民间资金注入了上海的楼市。上海房价近几年一路飙升，给温州人炒房带来的回报率都超过了20%。高回报给温州人带来了更大的购房欲望。更多的人跨入炒房团的行列。
在上海赚了大钱的温州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全国。东及上海，西抵喀什，南到芒街，北至哈尔滨，千里奔袭，攻城略地。根据统计，温州现在有大约10万人在炒楼，动用的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不妨让我们一起重温其中几则广为传播的最经典的传奇片段：
北京：2002年春天，温州购房团20多人北上横扫北京城，第一单生意就成交了2000万元。
徐州：2003年8月，温州购房团30人在徐州买下价值3200万元的房产。
武汉：2003年10月，40个温州人在武汉下注4000万元，爆炒武汉房地产市场。
青岛：2003年10月，40个温州人又奔赴青岛，两天成交2500万元。
深圳：2003年11月，由80个人组成的温州购房团浩浩荡荡奔赴深圳，投入6000万元开炒深圳楼市。
杭州：西子湖畔每平方米逾万元的“黄金房产”的主人大多是温州人；
重庆：温州人彻夜排队抢购时代广场，最多一人买下一个楼层1000余平方米的商铺；
喀什：至少1000温州人吃下喀什商贸城半壁江山；
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推出的钻石豪宅“海名轩”为维多利亚港地标，每平方米均价港币7.5万元，每套最低价格1500万港元。境内买家共购得43套，其中上海人买走7套，而无名温州地产操盘手竟不声不响地将11套收入囊中……
温州人热衷炒房现在已经是全国闻名了。为此，温州人也赢得了一个称号，楼市杀手。不过，他们这些杀手不是杀价的高手，而是抬价的高手。但凡温州购房团所到之处，必定会掀起购房热潮，房价一路飙升。
2000年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上海、苏州、杭州、厦门、南京、九江、扬州、镇江成为温州购房热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些地方的商品房价格在3年多时间里也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
因为温州市民投资房地产获得的回报率大多是都在20%以上，而且购买房屋可以很方便地获得贷款，投资风险较小。
大量的资金投向房地产使得包括温州在内的长江三角洲的地产项目近几年来普遍走势看好。从2000年至今，温州的房地产投资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年平均增长率为31.4%，房屋价格持续增长，统一地段商品房价格1999年一年增长了17%，2000年增长20%，2001年增长22%，2002年增长23%，全市房价年平均上涨15%。
上海的香梅花园是2001年刚刚建成的楼盘，但是在建成之初，位于浦东新区的这些住宅并没有受到上海市场的青睐。开发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作为较早一批下温州卖方的地产商，参加温州的房产交易会。三天就成交40多套房子，将近1栋楼。平均180万元一套的住宅，一次就卖掉一栋。上海的房地产商尝到了温州市场的甜头。到现在为止，这个小区有200多套住宅，5栋楼，都是被温州人买走的。
温州炒房团经历了从“看房团”到“购房团”再到“炒房团”的微妙演变，大抵可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一是2000年前后，温州购房者的身影开始在一些媒体上若隐若现，但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二是2001年8月18日，由《温州晚报》组织的第一支媒体购房团抵达上海，至此温州购房团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频频亮相，并在他们开赴一座座城市的脚步声中不断激起越来越炫目的浪花；三是2003年下半年“非典”阴影日渐消淡，随着中国楼市进入价格飞涨的疯狂期，大小媒体也同时言必称温州购房团。神秘买家满天飞，骇人内幕连响炮，报道再报道、转抄再转抄，几近沸点；四是2004年4月初惊爆温州市政府叫停炒房团的信息，事件发展陡然白热化，一般事实类的报道迅速让位于观点鲜明、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实可谓铺天盖地、弹如雨下，密度之高几乎令人窒息。
温州炒家多为个体户老板、城市拆迁户和房地产界人士，一般来说，这些专业炒家的炒房资金在200万元上下，预计1.5万人投入炒房资金300亿元。此外，温州市区及乐清、永嘉等县（市）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为了炒楼，保守预计，炒楼群体在7万人以上，以企业白领、政府官员家属及公司负责人为主。
“炒房团”有着他们独特的路线图：一级市场是上海、杭州、北京等钻石级城市，房价在5500元／平方米以上；二级市场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大连、烟台、南京、苏州、福州等城市，房价在4000至5500元／平方米之间；三级市场是东西部结合地带的省会城市或西部经济发达城市，如武汉、长沙、合肥、南昌、成都、乌鲁木齐等，房价在2500至4000元／平方米之间；四级市场是经济地位和地理位置均比较特殊的地级城市，如广西桂林、安徽黄山、海南三亚等，房价在1000至2500元／平方米。”
所谓“大资金联合”，多是在一个炒房初试成功者的带动下，联合周边亲朋，共同“下注”。因为在温州，亲友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增值信用”，这成为温州人往往不经意间做成大事的重要前提。其余手法的操作，关键还是对市场的把握，温州人认定房地产市场将长期向好，因此，他们很少担心“后来接盘者无以为继”的问题。
商人无利不起早。温州人的头脑是很精明的，他们购房的目的大都是为了投资，在选择上，更喜欢稍低于局部地区平均房价而有升值潜力的住宅或商铺用房。吴方就是购房团里的一员，他第一次在外地买房子是1989年。那时候他在上海做生意时买了一套房子。一年以后，他离开上海，把这套房子卖了，赚了2万多块钱。
温州人的经验证明：投资房地产业，大有赚头。周宇征真正开始介入房地产投资始于1994年。当时，其1988年购买的温州水心住宅区的每平方米仅500元的住房，飙升到每平方米3000元，他马上出手，净赚了25万元。
商经微言
温州人的经验证明：投资房地产业，大有赚头，而且投资风险较小。
炒商铺“武功秘笈”
温州人发家于商业，购房团在“炒房”的同时，对“炒铺”也是情有独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更多的人还在考虑怎么买到一套称心住宅的时候，精明的温州人已经开始行走在全国各地的每个角落，寻找从商铺中获取利润的轨迹。
他们对于商铺的选择标准是：面积约在30平方米左右，总价在150至200万元之间，门面宽度以3米左右为宜。最重要的是地段，位于大的住宅小区附近的商铺最好，因为这样的商铺升值潜力更大。当然，温州人在炒商铺的过程中策略得当，所采用的方式耐人寻味。一般来说，其诀窍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精心制订“养铺”计划。
商铺投资有两种基本的类型可以选择，一种是商场分割式的商铺，另一种是独立式的街铺。投资者可以根据商铺价值变化规律进行养铺，以时间换得升值空间，所以，选择街铺可以使得投资收益最大化。
“养铺”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居住区刚建成的两年里，他会选择引进经营装潢、五金、电器或建材等业种。因为在这一个时期里，商圈内最有效、最迫切的商业需求是家庭装饰的配套服务，此时提供与居家装饰相关的服务能使商铺变得有价值，并可取得一定的租金收益。第二阶段是两年以后，家居装饰进入尾声，人口入住率达到一定水平、尚未达到高峰之际，人们需要的是零售业的服务，而此时大型零售企业尚未进入。这时应把商铺出租给便利店，因为此时的便利业态最适合社区内服务需求，其提供的服务最有价值，而且租金向上提高，超过建材装潢行业的租金水平，商铺的使用价值会得以体现，市场价格会开始向上攀升。第三阶段是当商业街市进入成市阶段以后，主力商业纷纷进入商圈，这个时候要给商铺设定个性化强、代替难度高的业种，如时装店、鞋店、饰品店。这样做除了避免与主力商业正面竞争，减少出租风险之外，更重要的一条是为了提高商铺的产租能力而引进边际利润高、租金承受能力强的业种，在取得较高的租金收益的同时，还间接地提升了商铺的市场价格。
二、商铺投资进入“技术时代”
全国各大城市越来越多的新商铺投入使用，同时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关注着商铺投资中的宝藏，显然商铺投资已告别了“能轻易买到原始股的童话时代”，所以我们的投资者需要有基本的投资技巧和赚钱门道。要牢记商铺投资最基本三个黄金法则：人气、位置和供求关系。
有人把投资分为“金、银、铜、铁”四个档次，商铺投资被列为首位。1999年，温州、永康、金华等地的浙江人，开始续写中国商铺投资的早期童话。他们在江浙、上海等地购买的商铺在短短二三年里，价格翻了好几倍，取得了“驴打滚”式的令人匝舌的极高投资回报率。2000年后，商铺投资获得高额利润的普遍现象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买股不如买铺”、“一铺养三代”等投资格言开始出现。在2003、2004两年里，全国商铺投资悄然升温，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开始关注买铺机会，同时全国各大城市新建投入的商铺也越来越多。然而2005年的市场情况来看，虽然商铺投资开始告别了“买了就赚的原始股童话时代”。
三、如何考察店铺价值
时至今日，“商铺是金”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每个在售的商铺物业都吸引了大量准备开店的投资者。然而，由于缺乏专业指导和对市场的盲从，在商铺投资方面普遍存在很大的失误，给投资人带来较大的潜在风险。好的商铺一般具备如下特性：适用行业广泛、人流量大、目标人流档次高。在这个意义上，一些甲级商厦的底层或低层商铺是最佳的商铺；而成熟的商业街也是不错的商铺，有着天然的人流量。
在交通便利、人流易达的地方是首先要被考虑的，所以底铺远远好于在楼上的铺位；同时，要区分人流的种类，休闲人流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交通人流，前者如商业中心、娱乐中心，后者如地铁通道等；人气也是另外一个重要指标，要看看周边商业是否已经或者预期成势，周边是否有重要的顾客来源等；值得提出的是，狭窄街道形成的双边型商铺结构比宽阔马路造成的双单边商铺结构有利得多；商铺平面结构也很重要，一方面要有较宽的门面接触顾客，另一方面也希求方正的格局便于店堂布置。
四、地铁商铺投资要诀
地铁商铺会受到投资者关注的原因是，商铺的价值建筑在“人气”上，比如上海目前两条地铁加上轨道明珠线的每日流量大概100万人次，而地铁一号线的远景运能是每日流量268万人次，二号线为223万人次，数年后上海每天轨道交通流量将达到700人次！如今中国各大城市也正在拟建或扩建地铁系统，其中的赚钱机会吸引了不少商铺投资者关注。
地铁商铺一般分为三大部分：地铁过道商铺、地铁商业街（城）、地面物业。地铁过道商铺是指建造在地铁过道或地铁售票站附近的商铺。地铁商业街（城）是指在地铁车站附近，通过地下通道连接的地下商铺群。地面物业是指建造在地铁车站地面以上的商铺，如上海1号线莘庄站的华联吉买盛超市等。投资地铁商铺致胜要诀主要有：
第一，各地铁站点由于地段不同，客流量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投资时应瞄准目标顾客，寻求合适站点进行商铺投资。第二，即使同处一个站点，站厅、过道的租金也不同，地铁过道商铺相对比较便宜。第三，投资地铁商铺能否取得理想的回报，首先要注重大环境，即选址应挑选市口、地段好和人流量集中的地方，这是使铺面价格能够上升的首要保证。其次也要注重选择好小环境，即在一个商场内，挑选一个道路通畅，相对能留住人流的好铺位也至关重要。最后，投资者还需要注意地下商铺与地铁商铺的区别，一般认为，在地铁车站旁，与地铁车站相连的地下商铺才可以称为地铁商铺，而另一些与地铁有一定距离并且没有与地铁相连通道的地下商场并不是地铁商铺。
五、慧眼识专业街商铺
专业街商铺是指同类及相关经济活动高度聚集，并能形成一定区域影响力的城市商铺。
而常见专业街按其经营内容共分五大类：服饰类专业街，如女人街等；建材装饰类专业街，如各地的建材一条街、装潢材料一条街、家具一条街等；餐饮类专业街，如各地的小吃一条街、美食街、海鲜一条街、水产市场街等；机电用品类专业街，如机电设备一条街、汽配一条街、建筑五金一条街、通讯产品一条街等；休闲旅游类专业街，如各地的休闲一条街、旅游一条街、文化一条街、古玩一条街等；文化用品类专业街，如各地的文具文化用品一条街、小商品市场一条街等；其他类专业街，如婚纱一条街、国际汽车城、殡葬用品服务一条街等。
每个专业街的发展前景都受政府规划的很大影响，在城市规划成形过程中虽有较大的政策风险，但同时具备巨大的投资增值价值。一般来说，专业街商铺在大批商家入驻之前价格都比较低，如今后整条专业街发展态势良好，投资者一本万利；但是如三年内都难聚人气，则投资者损失惨重。所以投资专业街商铺，需要有“慧眼识街”的本领，对专业街的特点和趋势要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六、别墅配套商铺成投资新贵
别墅作为房地产市场中的高端产品，备受政府、房地产投资者的关注。别墅市场的异常活跃必然要求更多的商用房产与之配套。
由于别墅是住宅房地产市场的高端产品，其别墅的使用者、拥有者一般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佳的经济实力，其生活品质也较高。这些都要求周边有更加完备的生活配套设施。但是由于别墅具有私密性，别墅区中的商业经营场所很少。
商经微言
在温州人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以及达成这项明确目标的具体计划，不管他如何努力，都像是一艘失去方向的轮船。
亲友团合力打拼
温州人的企业多具有家族性质，哥哥当老板，弟弟跑销售，老公搞生产，老婆管财务，叔伯堂表，七大姑八大姨，所有亲戚齐上阵。平时大家一边挥汗工作，一边闲唠家常，饭点还可开心享受家庭聚餐，其乐融融；有难时则群策群力，齐心出击，共克难题。这种家庭工厂在温州遍地都是，蔚为壮观。即使厂子做大了，企业发展了，裙带关系依然是老板依靠的最主要关系，老板是自己人，工友也是自己人，所以做起事来，不仅老板少了许多来自员工的制肘和拆台，员工之间也少了很多扯皮推诿，工作放心也尽心了不少。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温州的项东村，村民们手中的钱明显地较内地人多，因为他们的商品意识成熟得早，经营经验也丰富得多，所以，当改革开放春风乍起之时，温州的“一池春水”首先荡出了涟漪，项东村人最早捕捉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商品经济气息。几年之后，商品经济的春讯迅速传遍这里的千家万户，温州家庭厂业终于像捺不住的春笋一样，此起彼伏地蓬勃发展起来。
1987年，仅项东村就出现了5家联营的日用品作坊。1989年，村中集体企业的倒闭又促使了“工业因子”的家庭化扩散，项东村陆续出现了9家个体企业、2家股份合伙企业。被人们称为“温州草根经济”的家庭工业，就是这样在一夜之间“滋生”起来的：由此，温州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产户研究管理，家家产户融通资金，家家产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结果家家产户都有企业家。
当然，活动在这些家庭工业里的是一些具有股东性质的特殊的“人”，他们可能是刚写完家庭作业的孩子，可能是原先在墙角下晒太阳的老太太，也可能是刚刚给婴儿喂奶的妇女，还可能是从河边洗掉腿脚上泥土的汉子……但他们却是一群比任何企业打工仔都更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工人。而且，他们所工作的这个作坊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屋，有许多待加工的商品就摆在梳妆台、课桌甚或是饭桌上，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台。这种家庭作坊在温州具有普遍性，被经济学家称为“作坊经济”，又因其生产方式的灵活而被称作“舢板经济”。山于家庭成员的参与，作坊中所弥漫的温馨是在一般企业无法领略到的。
在温州，家庭或家族企业的合作伙伴或佣工多半是由近及远地加以选择，逐步扩大，在完成这一环节的过程中，同宗亲戚当然是其中的首选，共同的利益也使同宗族的人很自然地本着有富同享、有苦同吃的精神，顺理成章地彼此结合，因而少有利益冲突，加上谁出钱多出力大所得就多的原则，有效地保证了分配的公平。这就意味着，温州的“作坊经济”中一开始就渗透了家族文化，同时现代经营也影响和改造了家族文化，使其共同获得了进步的机遇。家族文化的作用因而也超越了联络感情的社会意义，而在起着使经济秩序得以稳定的作用，推动了市场信息的传递、市场的互动、市场竞争能力的发展和增强。
在项东村，项姓在全村人口中占3／4，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宗姓。项姓人世世代代繁衍至今，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当然知根知底，因而更具有可靠性。这种宗姓、宗亲关系必然会在个体经济中起到稳定性作用。更何况，即使在庞大的宗姓范围内，企业还会加以遴选，优中择优，以最为亲近、最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为使用对象，这就更增加了企业的稳定性。以村中的个体企业苍南县包装印刷厂为例，足以说明问题。
在项东村，苍南县包装印刷厂是1991年开办的规模较大的合作企业，其中的4名股东全是叔侄亲缘关系，分别担任厂长、会计和车间主任，这样其厂务、生产、财务便全由家族内掌握，保证了企业经营的稳定。厂里所雇用的28名工人有15名来自本村项姓，其中就有11人是股东的直系亲属和亲戚。非亲戚关系的仅有2名，而且关系特殊，一名是项东村村长之妻，另一名是股东的好友。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村的13名工人，其中股东的亲戚占4名，朋友4名，另有4名属于和本厂有着业务关系的客户家属，只有1名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由此看出，这一合作企业便是以宗亲宗姓关系为企业生产组织的基础，以求获得企业的稳定，而将与企业经营相关的社会关系放在首位。因而它可以说是个典型的家族企业。而在项东村，其他企业也莫不如是。
项东村企业早期得以蓬勃发展的秘诀就是宗亲关系和家庭感情，有了这层关系，管理企业几乎不费什么精力，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此，需要声明的是，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现代经营中，但凡起步发展阶段都应该照搬这种模式，或者只有这种模式才能获得企业发展的稳定。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拥有员工上千人的大型企业，如果过多地使用亲戚朋友，并把亲戚朋友安插在高位要职，这势必会影响其他员工的积极性，因为外来的人才会因看不到职位或经济利益的提升而丧失前进的动力，同时，这样的企业也会因家族关系而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拒绝广纳百川的可能，而使得企业难以有更大的发展，但不可不认的是，在温州个体经济发展早期，家族关系的利用具有阶段性的稳定作用，这却是无疑的。由此看来，一个企业的早期创建成功与否，员工的凝聚力无疑是关键因素之一，而在温州，像项东村这样历史悠久而又有着丰厚家族文化底蕴的农村地区，员工之间的宗族亲情正好和这种凝聚力相得益彰、互为表里，因而可以起到推动发展的积极作用。这也许就是温州这块土地上的独特文化景观之一。
温州地区这种宗族关系、地域关系的另一个突出表现为：紧密合作，共图发展，走共同富裕之路。这种现象在国内的其他地区也许并不常见。在不少地区，村民邻里之间既有相互帮助的一面，但也有彼此妒忌的一面，即大家可以一起受穷，却不可以你比我富，以免别人财大气粗压过自己；而在富起来的人来说，也同样不愿让别人超过自己，因而吃独食便是一种常见现象。可想而知，有了这种心理便很难做到资源共享。温州人处世却与此不同，在他们这里则正好颠倒了个个儿，大家可以共同致富，决不可以一起受穷。富总比穷好，你富了我也富了，总可以互相感染、互相沾光。因而温州人愿意一起共享资源，共分市场。
众人拾柴火焰高，大伙儿一起做市场，把空气弄得浓浓的，这样便会形成凝聚力、辐射力，会吸引更远处的客户来此同他们做生意，因而他们往往欢迎同乡加盟，共同发展市场。而在温州本土，谁家发现了赚钱的新门路，拥有了新技术，便会有各种关系的人来取经——经不让取也没关系，产品一出来什么技术也瞒不住——这样无论从主观还是从客观上来讲，都要一起合作，一起谋求发展，把生意做活。
温州人外出经商有一个很显明的特点：先是一些人在各地考察市场，寻找商机，一旦发现了比较好的赚钱机会，他们不是吃独食，而是写信回家搬兵，把赚钱的机会推荐给家乡的亲朋好友。这些人在经营一段时间，慢慢站稳脚跟后，又再召来他们各自的家乡亲友，于是像滚雪球一样很快便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温州村、温州街乃至温州城，成为一个个温州之外的小温州。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关系网络成为温州人传播信息的最主要媒介。有了先行者的示范作用，后来者就可以少走弯路，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成功。这种情形与我国很多其他地方都不同，在那些地方，人们彼此严守秘密，不肯与别人分享自己费尽心血探明的财路，也不会对后来者予以指点，因为他们深知“同行是冤家”的道理。而温州人的这种做法却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方面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另一方面就是互相关联的利益。他们或是把商业秘密毫无保留地透露给亲友，邀请他们作为扩大经营的帮手，或是扶持亲友开店铺，一是照顾了乡亲，二是壮大了自己所从事的生意的声势，三是培植起信得过的乡亲，门后互为声援，大家都做老板，大家都发展。
一枝独秀，百枝效仿，温州的市场和温州人在外地发展的市场就是这样“哄”起来的。理解了温州人的这一独特经营方式，就不难理解或找到温州经济成功的秘决。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也是这样形成的。正缘于温州人这一独特经营方式，温州经济发展初期虽然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企业，却形成了大规模的行业，进而影响了全国的商品市场，由此形成了温州经济的特色。
在温州经济发展的早期，毫无疑问，正是这种众亲友合力出击的家庭作坊、家族企业成为了其经济的启动点和重要支柱，同时在温州经济腾飞的萌芽期，传统的商业文化和浓郁的宗族文化也给予了温州个体企业足够的营养。正是这块有着这样文化底蕴的土壤，造就了温州经济的成长模式。
商经微言
众人拾柴火焰高，温州人外出经商有一个特点：先是一些人在各地流动寻找商机，一旦发现了赚钱的机会，首先便是写信回家搬兵，把赚钱的机会推荐给家乡的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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