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人家温州人-创业大江南北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
    温州人是天生不安分的一群,常常四海为家。只要有利益,温州人就敢去其他地方人不敢去的地方,敢做其他地方人不敢做的事情。他们有着聪慧的眼光,再加上一股吃苦耐劳的精神,无论在哪里都能创业,都能很快在当地扎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

    温州服装城遍地开花

    “穿在温州”和“中国鞋都”一样有名,是温州响当当的两张“名片”。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温州既是服装消费大市,又是服装生产的大市。

    以“商”为主的温州服装经历了从马路市场、棚架市场、入室摊位到展位式商铺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早年的十大专业市场堪称中国市场最早的东方启动点。市场带动下的服装产业专业服装市场的沉浮维系着无数服装小企业的兴衰。当年温州家庭工业异常灵活,但单体狭小,如一盘散沙,企业的张力与产品的辐射力都十分有限。温州市数千家服装企业,很多是作坊式的小企业。然而,企业要“做大”就必须不受专业市场的限制,要打出自己的质量品牌,编织自己的销售网络。如今,温州服装品牌在全国市场上的营销知名度越来越响。

    温州服装市场已具有商品款式新、品种齐、价格低的特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慕名前来批发,如从事服装批发零售的站前商贸城、金泰服装批发市场、动力头服装批发市场、铁井栏童装批发市场等。

    此外,外贸服装的异军突起,也构筑了温州服装市场的风格特色。近两年来,温州外贸服装企业在温州服装企业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其受关注度也日渐上升。目前以广东地区为主的服装厂商抢先在市场设立营销公司,把温州作为外贸服装的集散地和出口创汇窗口,外贸服装正步入快速发展的阶段。目前,金泰服装市场已开辟了外贸专区渐渐将外贸服装作为本市场的一大特色。服装市场业内人士称,不能说温州服装市场在萎缩,而是我们的市场就是适应中小企业的。因为温州有几千家的小企业,它们的网络触角不可能伸得那么远,其生产产品档次也不高,但生产的产品款式变化快、价格低且时尚潮流,这些物美价廉的服装有它的市场。他们通过专业市场向全国辐射,因此温州服装专业市场是有生命力的。而且它撑起了全国服装销售的大片天。

    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不断提高,品牌意识的加强,众多服装生产厂家纷纷选择“第四代”批发市场作为自己品牌推广宣传的主打基地。

    温州目前的服装批发市场大都仍然是“大棚式,粗放管理”为主,远远不能满足服装品牌培育、发展、壮大的迫切需求。目前,温州市政府已经出台新城规划方案。根据规划,温州服装市场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总投资6亿元,建成后可容纳客商3000余户,荟萃全国各大流派中高档服装品牌。批发广场一层为男装、韩国服饰区和裤区;二层为女装、羊毛衫;三层为精品品牌商铺式写字楼。市场配有1500个停车位。这样的规模,已跨入了国内超大规模服装批发广场的前列。

    另外,“温州服装面料、辅料市场”的改建也在筹划之中,这将改变温州纺织品市场散乱的局面。同时,服装广场、服装工业园、面料市场这三位一体的组合模式将形成服装产业的最优化的组合模式,将在温州服装市场形成一个新的服装产业带。

    温州服装新型市场的建立,将突破现有服装市场对品牌服饰发展制约的瓶颈。完全按照“第四代”市场的标准进行建设,满足了当前温州服装发展的需要,适合品牌服装的培育。发展和壮大,对温州服装市场升级换代将产生很大影响。

    商经微言

    温州的服装占全国内销市场的10%,是中国服装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其服装具有“款式新、品种齐、价格低”的特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温州人在北京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离天安门广场只有5公里的南苑乡大红门10多公里的一带方圆,有着近10万的外来人口,几乎全为以温州人为主的浙江人。凭着生意人精明的头脑,温州人不仅获得了被吸纳和融入的机会,而且还成了北京市政府最受欢迎的商户群落。

    改革开放初期,到北京闯天下的温州人很多,给北京市的市政管理带来了不少的难题。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大批温州人在北京大街小巷购筑起了一个个麻雀窝般的“商业中心”——其实不过是些摊床而已。尽管市场管理部门对营业秩序混乱的温州商贩集中地进行过无数次的大清理,但效果始终很不理想,这是因为,温州商贩最习惯运用的就是“游击战术”,工商人员前脚走,温州商贩后脚跟,正合了“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拉锯战:商业发展与城市秩序就这样产生了矛盾。

    有一位名叫王伟坚的温州商人从这一现象中看到了商机,为了解决温商与“官方”的矛盾,在他的心目中构划出一个宏伟蓝图:兴建温州人集中经营的大型商贸市场,这样既可解决商业发展与城市管理的矛盾,又能从中赢利。他将这一想法和许多温商谈过,得到了他们的肯定。要把设想变成现实,需要解决很多现实问题。但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作为一名温州人,王伟坚认为只要设想合理,适合市场的需要,再难也要干。于是,他以温州人相对集中的大红门地区为着眼点,决心兴建一座大商场,实现自己的设想。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王伟坚又找来这方面的专家反复论证,准备以处于木樨园环岛西南方向、南苑路路口的北京市水产实业公司为着眼点,将其改造成大型集贸市场。至于该公司能否同意,王伟坚并不担心,因为他早已了解到,该公司每年亏损高达400万元,眼下处心积虑的即是如何盘活资产。而在城建报批方面,王伟坚也很轻松,他认为既然是在旧房基础上加以改建,市容规划部门应该不会过多干预,因而就来了个边建边批。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了问题,北京城建部门以不符合城市规划要求为由责令其停工。

    初战失利,对王伟坚的打击可谓不小,这使他一下子陷入了低谷。低谷并非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他的盟友,这一项目走出困境的办法只有两条:要么是拆了重建,但这样一来,所投的资金大部分便打了水漂;要么是接受罚款,这样做的结果仍然是先输一局。王伟坚的盟友们出师未捷便遭霜打,不少人就此产生了畏难情绪,纷纷央求王伟坚网开一面,让自己“金盆洗手”。迫于无奈的王伟坚不好就此强留,于是牙掉了咽到肚里,做出了“饿着肚子还要说气壮话”的姿态,独自一人承担起了兴建市场的2500万元的巨大投资。

    此刻的于伟坚坚信自己的设想并没有错,越是有价值的事越会经受更多的坎坷。为此他求亲告友,艰难地筹措了资金,终于完成了融贷。与此同时,城建管理部门也终于网开一面,允许他在交纳60万元罚金后重新经营,俗话说:“既然磕了头,不在乎这一拜。”60万罚金固然不是小数,但王伟坚也少不了宽慰自己,咬咬牙,又四处告借,终于堵住了这个窟窿。

    事情至此仍并不顺利。由于受到“规划风波”的影响,商户们对建成的市场仍然没有经营的信心,他们担心将来还会受到来自有关部门的查处,因而对租房经营并不积极。在他们看来,与其经营后让人查封到里边,还不如在外面打游击更保险。正是由于客户们普遍存在这种心态,王伟坚的市场虽然最终建成了,但出租效果并不理想,直到合同规定的开业时间即将临近,市场内租出的摊位却不到一半。这难免令人尴尬,同时也使王伟坚面临了还钱期限的压力。

    一个有志向的人知道做事的艰难,因而才会更加珍惜所创造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才叫做创业,这样的创业也才叫舒心。基于这一认知,在北京大红门大型商贸市场开业前的艰难日子里,尽管身边的亲友因难而掉泪,王伟坚却仍然抱着一种乐观的心境去创业。当亲人劝说他延期开业时,王伟坚面对压力却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来,他不仅坚持按时开业,而且乐观开朗。

    王伟坚的乐观在于他摸透了温州商贩们心中的“底脉”,这些商贩早就过够了与市场管理人员打拉锯战的日子,因此别听他们嘴上说不想“进城”,实际上巴不得早日有一个稳定的经营环境,尽快结束“打游击”的日子。因而一个全新的规范化的市场对他们有着最终的吸引力,有着良好的生意的保证。既然是由于自己遭受的挫折使这些客户们拿不定主意,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客户的这种心理,不妨采取一种别样的刺激手段,“逼”他们早点结束“隔岸观火”的状态。办法在哪里呢;王伟坚面对别人的询问,只笑不答,却说“到时就知道了。”

    北京大红门集贸市场的“开业戏”是这样开场的:开业前七天,王伟坚出人意料地张贴出了开业公告,说是开业当天要免费赠送链条,“进城”的客户谁用链条锁住了看中的摊位,那个摊位就归谁经营。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占便宜的心理是人们都有的,因而打惯了“游击”的温州商贩们闻讯心即痒痒,早就憋足了劲儿,盼着到时去抢一个天大的便宜来。不难想见,开业的当天人群蜂拥,争先恐后的人们无不只恨自己的胳膊短,抢到链条的人们也只恨自己的脚步慢,一个个在集贸市场里展开了百米赛,使得王伟坚事先买下的800多根自行车锁车链条一抢而空,市场内划定的800多个摊位一个也没剩。

    历尽坎坷的王伟坚望着市场里这幅人声鼎沸的景象,眼里都是笑意,快乐得像个孩子一样。他没忘记得“利”让人,他给每个占位的温州同乡一个足够的优惠试营期,让他们体验一下温州人浓浓的乡情。

    商经微言

    北京素有温州商人北方根据地之称。在这里出现了“浙江村”,即生活在北京的以温州人为主的浙江人聚居区。

    淘金上海滩

    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门户,是中国金融、经济、工业生产的最大基地。正是在上海,早年自嘲为“进驻上海的贫下中农宣传队”的温州农民,在这里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创业。当然,而今看来这已经是20世纪末的故事了。而在新世纪之初,涌进上海的温州人中更多的是亿万元级的成功人士。他们投资重大项目一掷千金的气魄、跻身南京路的手笔,都被当地媒体冠以一个“大”字。温州人在上海人心目中,早已不再是“土老帽”、“土财主”、“小把式”的形象了,温州人在高科技和教育方面的投资,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声誉,而“一次创业者”的再创业和再投入,“二次创业者”的新风采、新作为,都使上海人为之感慨万千。

    上海的经济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有最高水平的技术和最新的信息,储存着中国大批最优秀的人才,同时又是中国产品进出口的集散地,是得天独厚的商业宝地。1991年10月,上海浦东杨高路还十分偏僻,路两旁有一些企业库房。两个土头土脑的温州人陈氏兄弟,在这条路上“荡”了整整五天。随后,他们拎着蛇皮袋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大门。陈氏兄弟抛出的“绣球”十分诱人,他们相中了这些单位闲置不用的房子,甚至是空地,打算用来改造成活动房式店面,以销售温州小商品。他们出资65万元取得经营管理权,上海合作伙伴以地皮投入,双方二八分成,五年不变。次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浦东,在杨高路上驻步。杨高路改造工程被列为上海重点工程。他们当时所选的偏僻地块很快变成了黄金地段,店铺的租金直线攀升,所改造的109间活动店面,以平均8000元一年的租金租出98间,还有11间年租金超过万元。四年间,他们净赚300万元。

    20世纪初叶的上海曾号称是“冒险家的乐园”,但凡西方世界所有而中国所无的东西,在当年的上海都能找到。而今的上海仍然是中国乃至国外企业投资经营的宝地,而名传遐迩的南京路则是这一宝地中的至宝,尤其对商家来说寸土寸金。作为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南京路素有“中华第一商业街”之誉,上海百货、友谊商场等国内着名商场都在这里云集,形成了浓郁的商业气息,成为人们购物的天堂。能在南京路拥有一家店铺,不仅是商场行家的梦想,同样是生产厂家的追求,同时也是资格和品牌的需要。所以,进入“中华第一商业街”,占有一块铺面成为国内商家的殊荣。

    温州人在上海的一次次大手笔作为,让上海人领教了温商的气魄。曾几何时,不少人还抱有浓厚的偏见,将温商的这种气魄称做是“财大气粗”。而实际上,温州人进入“中华第一商业街”当然不是要向上海人“摆谱”或“耀富”,他们像往常一样只默默地做自己的事情,不与人争论,不辩白自身,而以自己的行动去实现他们既定的目标。为了占领梦寐以求的商业位置,他们只能靠实力说话。上海是一个讲究实力的地方,不是偏远落后有待开发的新地,在这里经营只能像军事上的正面突击一样,动辄调兵百万,靠的是硬碰硬的打拼。

    由于温州人比谁都更加明白当今市场的规律,所以他们更懂得运用金钱说话,当然,动用金钱是为了更多地赚得金钱。作为上海乃至中国商业的圣地,南京路当然是商战中的“制高点”,而且由于这条路上早已挤满了各路英豪,早就没有闲置的地方,因而要想跻身进去得一分天下,几乎可以说有“蜀道之难”,而且也并不是靠钱就能买得到的。然而,温州商人自有温州商人的办法,郑荣德淘金上海滩的故事就是一个令上海人折服、堪称经典范例的事件。

    出身海岛渔家的郑荣德是一名早年闯荡上海的温州人,他创建的华东电器集团近年来在上海悄然崛起,越做越大,成为上海商界的一匹活力四射的黑马。同许多温州人一样,郑荣德也把进入南京路、取得商界名流资格、赢得更大效益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缘于此,1997年他便把自己的公司颇费心机地设到了上海四川中路410号,因为这里距南京路不算太远。到了2000年5月,他又把公司总部迁居离南京路步行街仅有百米之遥的河南中路与天津路交叉口,在这里兴建了一幢颇具档次的6层办公大楼,楼面镶嵌的花冈岩使得整座大楼华贵典雅。按理说,河南中路与天津路交叉处也一直是上海商业的繁华区,同样是上海面对世界的一扇窗口,一向令海内外客商趋之若鹜。但在郑荣德心里,这里并不是他理想的目标,作为一名追求完美的温州企业家,入驻南京路并不是一个面子的问题,而是他整体构建自己企业规划中的一个理想目标,

    2001年夏,上海新世界集团在南京路上兴建的一幢9层大楼竣工,郑荣德听说该集团并不想自己经营,而打算整楼出让。而在他听说这一消息之前,新世界集团的决策层刚刚透出信息,消息便沿着相关渠道传到了北京、广东等地,当时即已有人闻讯而至,与新世界集团交涉,谈判了不知多少次。由于新世界集团知道这幢9层大楼占据了南京路的要津,因而待价而沽,并不着急。郑荣德知道这一消息时稍落后了一些,但他一经听说,便与新世界集团决策层进行接触,而后立即召集自己公司的决策要员,共商购楼大计,并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拟出了几套预案。

    郑荣德当然知道上海新世界集团的意图,也知道这幢9层大楼所具有的价值,因而舍得动真格,敢出别人不忍出的大价钱。根据郑荣德的请求,新世界集团同意与华东电器集团洽谈出让事宜,但他们准备不足,原想不过是双方熟悉一下,交换一下彼此的条件,以后的谈判还会旷日持久,同时他们也对成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以往的谈判对手很难接受他们开出的价码。而在“华东电器”一方,郑荣德的购楼之意却是一腔至诚。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为了首场谈判便能成交,缩短交涉过程一锤定音,断了其他同样看中这幢大楼的竞争对手的念想,使这幢大楼自此成为华东电器集团所有,郑荣德早已从各方面将新世界集团开列的条件打听明白。为此当双方见面、坐下寒暄过后,郑荣德便开门见山地将一份条款十分详尽的购楼意向书交给对方,显示了自己的真诚。“新世界”方没有想到郑荣德竟如此爽快,因而也公开了自己的售出底线,经几番口舌,双方便在90分钟的谈判中结出正果:以3亿元的楼价签约成交。

    对一家民营企业来说,3亿元的投资的确不是一个小数目,加上买进大楼后还需要几千万元进行装修和必要的改造,何况如此大的投资尚不知何时才能见到效益,知道这场交易的商界人士对郑荣德花这么大的价钱进驻南京路感到很不理解。这一议论也在华东电器集团内部多有出现。但郑荣德却有着自己的主见,他在股东会议上坦言说,他并没有想到要从这幢商楼中赚多少钱,而主要是提高华东电器集团在上海的知名度,强化这种知名度,使人们看到这个商厦便想到“华东电器”,这就是全部的目的,这样做是因为南京路本身便是一个名牌,而且整条街富有上海商业文化气息,一家企业能在这样的商业街上立足,自然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对于打造企业的品牌,对于提升企业的利润和品位,对于进军国际市场,都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华东电器集团进驻南京路,便等于取得了上海乃至中国商业的最佳位置,取得了一个“制高点”。

    商经微言

    受困于温州发展环境的局限,一些成功的温州商人开始把上海作为自己第二次事业腾飞的起点,作为他们冲出国门的码头。

    东北创业的温州人

    “要想创造未来,首先要直面现实。”说这话的温州商人王鹏如今是吉林省长春市眼镜行业的龙头老大。他16岁闯关东白手起家,硬是靠着不屈不挠的实干精神,在东北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世界。

    今年40岁刚出头的王鹏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他创办的吉林王鹏眼镜公司现在是吉林省最大的眼镜连锁机构,建立了多店连锁、局域电脑网络销售为一体的销售体系。谈到自己成功的经验,王鹏说,最重要的是认清现实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千万不能好高骛远。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年仅16岁的王鹏迫于生计离开家乡来到长春,用身上仅有的一点小钱在长春市西四马路胡同口摆了个眼镜摊。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刚到长春时的情景:当初,不知道这里的天气这么冷,来时只穿了一条单裤,手上又没有多余的钱买来棉衣抵御严寒,再加上起早贪黑地在外摆摊,寒冷的天气让他吃尽了苦。而这种辛苦比起创业的艰难来却又显得微不足道。王鹏用了一句在温州人中非常流行的顺口溜来形容创业的艰辛:“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搞好市场经济。”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人们手里的钱渐渐多了起来,而王鹏的眼镜店也是水涨船高,生意越来越好。1983年,他省吃俭用,手里有了一些积蓄,颇有远见的他立即又开了一家正规眼镜店,看到当时顾客到国营眼镜店配眼镜还要排队,并且一个月后才能取镜的情况时,他打出了“配镜高效率”的王牌:半天之内一定让客户满意,并建立起当时很少有企业顾及的售后服务,每天有2到4名专业人员分乘两辆专车,随时到客户家上门验光和免费维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眼镜行业处于上升趋势,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1986年王鹏花费昂贵学费到重庆眼镜职业学校就读,学习现代化的眼镜制作技术知识,使自己成为验光配镜的专家。90年代,由当初的小店发展到后来的多家连锁店,由当初的验光配镜发展成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在新的现实面前,王鹏又一次选择了迎接挑战,自修了企业管理课程,并为企业发展输入了新的理念。

    大多数温州人都有着和王鹏类似的经历。长春市温州商会副秘书长栾天翔表示,温州人在长春闯荡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期擦皮鞋、弹棉花;上世纪80年代后期沿街叫卖纽扣等小商品;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租柜台经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了品牌意识,着手经营自己的产品;如今走上了多元化经营道路。正是凭着脚踏实地的精神,才有了温州人今天的成就。

    如今在东北生活了20多年的王鹏已经融入了这片土地。他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中,东北人一定要具有这种直面现实的精神。现在许多东北人不愿做小生意,觉得脸上挂不住,宁肯每个月拿300元工资也要在国企里工作。下岗工人不少,还是有许多工作没人做。王鹏举了一个例子,一次他听朋友说有个工厂想招上百名宰牛工人,可最后只来了2名工人,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工作又脏又累,没人愿意干。

    王鹏说,温州人从来不幻想一步登天,干事业从现实出发,讲究脚踏实地,每一个“现在”叠加起来,就成了“未来”。

    靠着与生俱来的做市场的天赋,温州人做一市场便火一个,走一方便福泽一方,与此同时,他们口袋里的钞票也自然装得满满的。

    1995年,30岁的温州商人张益林来到东北海滨城市大连。作为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展得比较快,也是最为成功的城市之一,大连让张益林感受到了它潜在的商业气息。但有趣的是,繁荣发展的大连市区却并没有留住张益林的脚步,他背道而驰,到远离闹市区的金州挑选了一块荒凉闲置的滩地,要在那里实现自己创富的梦想,朋友们对张益林此举大惑不解,不知他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然而怎知张益林之所以看中金州,缘于那里是铁路交汇要塞——沈阳至大连以及金州至城子坦铁路的交汇处,并且海运也相当便利,而这正是张益林理想的经营条件。此外,这里廉价的租金也让张益林拣了个天大的便宜。于是他决定在这里兴建一座东北最大的陶瓷批发市场。

    这个大胆的念头让朋友们兴奋不已。市场建成后,张益林便开始招商引资。这次他依照温州人开拓市场的既定方针,照旧以温州人为主体,以便确保市场经营的成功。在应召的商户中,温州商户占了一大片,而且果然发挥了刻苦、勤劳、精明的特点,使这个市场一开始就充满了活力。在温州人的作用下,金州陶瓷批发市场批发零售生意十分火爆,成为以大连为中心的这一地区的垄断性行业。但作为一个精明的温州人,张益林眼见高远,颇知事理,在做总结时不无感慨地说,陶瓷批发市场生意好,离不开大连市城市建设的大发展。批发市场的建立与城市建设相合拍,与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提高、急需改善居住环境相合拍,有了这两个合拍,哪有做不好的市场呢?

    梧桐枝叶茂,引得风还巢。随着金州陶瓷批发市场知名度的逐年提高,国内很多知名品牌的陶瓷商以及温州等地的陶瓷配套厂家纷纷慕名而至,在这片原来的滩地上安营扎寨。不断扩大的规模使金州陶瓷批发市场进而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名优陶瓷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商户在这里可以买到任何品牌、任何档次的产品。丰厚的市场回报也使张益林腰缠万贯,一变而成为商界巨子。然而张益林身上所具有的温州人的特性仍在发挥作用,同其他永不言足、永不骄盛的温州人一样,他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停滞不前,接下来他又发现了大连市场中存在的商机,于是和共同创业的温州商团一起又斥资1.5亿元,建了一座规模更大、品种更全的东北建材市场,市场涵盖了陶瓷洁具、石材、木材、装饰材料等等产品,并且建立起一系列的配套设施:货运市场、饭店、宾馆、商店等,形成了一条龙的服务体系。

    和千千万万个温州人一样,张益林有着观察市场的眼光和打造市场的胆量,因而可以称做温州商人的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的确,为了寻找商机而踏破铁鞋、费尽苦心,往往为伊消得人憔悴,而一旦发现商机,又往往不惜以巨大的财力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来付诸实践,换取成功的欢欣,这就是当今的温州人。浓郁的从商经商意识使温州人有着一种“攻城不怕险,攻关莫为难”的精神,这种精神成就了在各地创业的温商。

    商经微言

    一个市场兴盛与否,天时、地利、人和确实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头脑机敏的人。

    走进中国西部

    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做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随后全国掀起了投资西部的高潮。

    精明的温州人等来的就是这一天。在他们眼里,中国的西部是一处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因此,“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以后,乘着西进的春风,大批温州民间资金流入西部,从修建商城到经营商城,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聚合效应日渐显露。一批批温州人也被推到了西部经济舞台的中央,在中国的西部地演绎着他们的财富故事。

    在中国大陆,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温州一条街”、“温州商贸城”什么的,西部产粮大省四川也不例外。截止到2003年,温州人在四川、重庆共创办商业市场104个,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四川。

    说起四川的专业市场,不能不提到国内闻名的荷花池市场和来自温州乐清的商人姚学义。就是从这里,温州商人在四川演绎出一起起资金变资本的财富故事。

    成都商界资深人士称,最初荷花池的名字叫“温州城”,其第一个招商对象就是温州人。1996年,在成都当过兵又在成都做生意的姚学义与几个同乡联合出资在荷花池一举买下了23个铺位,并对外招商。1997年9月份开业时,一下子来了70多家皮衣商,第二年增加到200多家,销售旺季一天批发几千件皮衣。之后,姚又趁势开办了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皮衣批发市场,营业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紧接着,姚开办了另外三个专业市场:高档服装面料批发市场、广式童装城、九区布业区。荷花池总共才20多个专业市场,姚学义一个人就牵头搞了4个,轰动一时。

    在城区尝到甜头后,姚学义从荷花池“出发”,在成都郊区的崇州、邛崃和重庆又投资修建了6座专业市场。连串的专业市场意味着大资本的堆积。资本由何聚集?姚学义搞专业市场大都遵循这样的模式:几个温州人以股份的形式联合,把小资金集中成一定规模的资本共同投资,然后共享收益一一这样一来,资金变成资本,资本再“生”出资金,雪球越滚越大。这也是温州人在上海、北京开发的模式。只是,当时人们发财的眼光还盯在广东、上海等地,很少人意识到在四川修建专业市场所蕴藏的巨大商机,温州老板抢占了先机。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国内外的大企业、大资本很快进入四川市场。温州民间资金聚集成资本在四川投资“温州商城”的行动就像暴风骤雨般地落到四川。据行业人士的不完全统计,从1998年到2000年,在四川各地建设的温州商城不下20座。

    进入新世纪,温州人放大了温州商城的投资金额,动不动就是亿元甚至数亿的资本金砸下来。在巴中,“温州创业城”的投资额为1.8亿元;在自贡,“温州商城”投资额3亿元。这其中以谢福烈最为典型。他在四川成功地开发了广元温州商城、三台温州商城、自贡温州商城、乐山温州商城等6个商城项目,总投资额达到5.7亿元。在拟定广元温州商城投资前,谢福烈亲自站在广元市老城蜀门大街口,统计来往人流量,访问购物意见,了解门面营业租金、售价。在开发方案实施前,他还亲自制定了项目开发过程中的监控策略,以确保工程的工期、质量、成本、利润目标的实现。

    在四川,温州人约15万。他们的足迹踏遍成都、德阳、自贡、广元、攀枝花等地,从纽扣、拉链、剃须刀、眼镜、打火机到鞋、服装、塑编、印刷包装……温州人以小商品创造大市场,实现了资金的原始累积。他们每年在四川市场上流通的资金超过100亿元,年上交税收3个多亿,上交管理费1亿多元;紧接着,温州人的第二波投资热潮伴随着他们的各个专业市场席卷四川各地,甚至,他们的资本之手已伸向水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对于每一个在川的温州人来说,经过多年的经商创业,许多温州人已经融入到四川当地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在四川各大城市几乎都有温州人被推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例子,四川省温州商会会长何必奖的另一个头衔就是四川省九届政协委员,这些都为温州人品牌融入了更多元素。

    熟悉成都的人都知道,青年路服装市场早年寸土寸金,做生意是开一家火一家。做服装生意的侯旨良当然也想在这里一试身手,无奈却租不到摊位。因为离开家乡的时候,他就发下重誓,不闯出一番事业绝不回家。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的他经过市场调研,决定退而求次在北站外城北街立下招牌。因为这里是城北火车站,是外地商户到青年路进货的必经之路,因而侯旨良认识到,此时城北路虽然不如青年路那么有名气,远不能和青年路相比,但这里地处交通要塞,道路四通八达。侯旨良坚信:只要以诚信为本,以质量为纲,勤勉经商,没准能和青年路比上一比,发展起来了还有可能超过青年路。果然,由他联络温州商人共同开辟的城北路服装市场踢出了头三脚,先是吸引了经过此路、到青年路批发服装的商人,而后也将青年路的大批商客也吸引过来了,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客户群。与此同时,温州商团不断得以扩充,大批温州商人加入到侯旨良的行列中来,共同维护这个服装市场。市场终于做出了名堂,成了成都又一个大市场。客户们也在不自觉间为这个市场起了一个“荷花池市场”的芳名。外地客户更愿意称之为“温州城”。

    荷花池市场因外来的温州商客而名声远播川、黔、滇、桂等西南省份,外来的和尚在这里念得了真经。温州人不仅自己赚了钞票,更为成都地方经济建设添了一把“火”,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市场意识和创业精神带到了当地。

    商经微言

    “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以后,大批温州民间资金流入西部,一批批温州人也被推到了西部经济舞台的中央,在中国的西部地演绎着他们的财富故事。

    商会,温州人的情感纽带

    温州人大规模背井离乡出外谋生,始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最初的身份大多是小商贩、油漆工、理发师、修鞋匠、裁缝等,干的往往是最苦最累的当地人不愿干的活。众多温州商会会长的第一个脚印即始于此。

    1980年代初,温州家庭加工业开始兴起,数以十万计具有逐利和冒险基因的异地温州人成为温州产品的天然销售者,大规模的财富积累故事因此在中国各地上演。异地的成功故事激励着更多人外出,散布各地的温州人逐渐形成群落,从中下阶层上升为当地商业生态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1990年代中期,温州本地的原始积累已完成,资本开始出现向外扩张的需求;而异地温州人的营商模式已开始从个体商贩向商圈经营转换,温州店逐渐扩张成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商贸城,“工厂+专业市场”的温州模式开始向外克隆。

    更复杂的经营需要更高级的组织形式。商会成为现实需要一除了保护自身权益,众多已完成原始积累的异地温州人更迫切的需求是组织起来,集体性地获取信息和资源,以降低成本和风险,更大程度地实现“挣钱的快乐”。

    此时,温州市政府成为商人们的坚定同盟者:他们毫不犹豫地协助游说异地政府,甚至提出“先发展,后质量”的思路,加快促成异地温州商会的建会。

    在夹缝中滋生的温州商会,顽强地壮大并蔓延到全国各地,成为温州商人征战商场的利器,成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粘合剂”。

    全国已有近80个印有“温州商会会长”头衔的“温州家长”,活跃在除北京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他们率领数目庞大的“家族”成员,作为170万温州在外创业者的中坚力量,承载着数以千亿元计的商品和资本流动。

    这些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异地温州商会,主要由民间自发组成,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被众多观察者期许为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力量”。

    1995年8月28日,昆明温州总商会获准成立,这一天后来成了每个在滇温州人的节日。当时,昆明的温州商人已达3万有余,在商业领域已颇具影响力。但“这些在外漂泊创业的温州人没有一个自己的‘家’,困难不知找谁解决,烦恼不知向谁诉说,受了委屈更是举目无亲,眼泪只能往自己肚里流”,渐渐萌发出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念头,于是向昆明市民政局申请成立商会。

    未曾料到,申请遭遇了极大的障碍——当时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不鼓励成立异地商会和同乡会性质的民间社团;一些部门担心温州人成为帮派,扰乱市场;同时,对经济组织政治化的担忧始终存在。此后整整一年多,发起者们四处奔走,反复阐明温州人只是商人,组织起来只是有利于更好管理,更好地经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多方努力之下,民政局终于允许登记。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合法登记的异地民间商会。

    同年10月8日,西安成立浙南工贸协会(后变更为西安温州商会)。到1996年底,异地温州商会已达6个。

    尽管先例已渐次出现,但随后的商会成立之路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平坦起来。在大连的温州人就付出了5年多的漫长努力,广州温州商会也经历了近4年的筹备期,分别在2002年成立。到2004年,已经成立的异地温州商会达74个,另有6个正在筹建之中。而此时,对于异地商会的政策闸门并未彻底打开。

    根据相关政策,这种异地商会均采取“双婆婆”制——由所在地政府和温州政府相关部门共同主管。温州市经协办受市政府委托成为一方“婆婆”,而所在地的另一方“婆婆”则并无具体规定。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后者往往对商会能否获准登记至关重要。也正因如此,各地温州人找到的“婆婆”面貌不一。

    “我们有娘家了”,这是异地商会成立后,当地温州人的第一反应。对于家族观念极重的温州人而言,“娘家”意味着安全、信任与温暖。小到夫妻吵架,大到巨额合同纠纷,他们都习惯性地找商会出面。另一方面,温州人极重面子,“做生意以做人为主,人品最重要。一旦失去信用,在圈子里立不住脚,再做事情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一位温州老人说。商会因此也具有了自我管理的功能。对于逾矩的人来说,在商会内部进行通报,比政府给予严厉处罚还要难受。

    但与传统家族或宗族不一样的是,联接会员的纽带,主要是利益。“我们温州人成立商会,第一是挣钱,第二是挣钱,第三还是挣钱。”广州温州商会会长刘剑坦言道。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最有效的途径显然是与政府合作,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资源。“成为政府最好的伙伴”是每个商会的理想。但这样的伙伴关系能否建立,最终仍取决于双方是否有可平等交换的资源。温州商会的底气恰恰来源于此:精明的企业家群落和强大的民间融资平台,能有效将政府手中的土地、政策、项目等资源转化为现实产出。资源和资本的交换,使双方各得其所一政府得到GDP、税收、就业,而企业家得到利润。

    至于温州民间资本的存量,从数百亿到数千亿,各种版本的数据都在坊间流传。但对于许多温州商人来说,统计数字并无意义,“温州人现在根本不缺钱,就缺值得花钱的项目。只要是好项目,不愁找不到钱。”数亿资金通过合股的方式在数日内聚集,已是并不鲜见的温州故事。

    各有所求之下,异地商会自然而然成为当地政府与温州资本之间的通道。2001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当年到温州的1000多个外地招商团,大部分经由商会安排。

    沈阳温州商会会长胡定海介绍,商会成立后,与沈阳市政府共同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赴温招商团,几年时间里,引回的资金从数十亿一路上升到200多亿一一在此之前,温州人在沈阳投资鲜有过亿。

    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如何保证安全回报?温州商人显然并没有过于担心,这得益于他们庞大而灵敏的情报系统一——“与境外投资者相比,我们的优势是遍布全国的温州商会”。一位温州人透露,他首次到新疆投资时,从下飞机到签下7000万的购并合同,不过数天。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作出决策,有赖于当地商会提供了全面信息,甚至包括合作伙伴的为人与喜好。

    在四川,温州商会会长何必奖是个德高望重的“大家长”。在1万多人的商会里,“他的发言权无人置疑”。去年四川各地温州商会在成都召开年会,上百万元的会议经费,“我只在办公室里用了20分钟,打了6个电话”就筹集完毕。

    这种影响力的取得,来自于所有会员的敬佩而非权力。他任会长的近6年时间里,四川省温州商会从濒于瘫痪成为省内影响最大的民间组织。

    一个好会长是成功运作的商会的共同特征,这已成为政府、企业和商会的共识。这样的现象根源于温州商会的组织形式。实际上,现今的温州商会并非横空出世。早在1906年温州商务分会就已成立,宗旨是“保卫商业、开通商情”,经费“由商家自行乐输,就贸易之大小,助捐费之多寡”;商会会长由“勤奋得力为众商所信服推重者”担任。90多年之后,温州商会依然延续了清朝时的基本模式。

    商会由普通会员、理事会员和副会长、会长组成。会费按照不同级别,多寡不同,如新疆温州商会,普通会员年费100元,副会长为5000元,常务副会长1万元,会长则达5万元。除会费之外,经费可由会员捐赠补充,原则完全沿袭近百年前的“自行乐输”。

    会长采取民主选举的制度:理事会员提出数名候选人,得到两个“婆婆”认可后,由理事会员公开选举。选举时需公开辩论、采用不记名投票,竞争往往异常激烈,一些地方的候选人拥趸甚至诉诸武力。原因无他:温州人极重在“圈子”里的地位,当选会长说明同行认可自己的地位;商会会长可以方便地联络当地官员,建立私人关系;同时,会长本人的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容易获得信任,也容易得到银行贷款。

    当选会长,意味着承担起温州人“高级公关代表”的角色,但同时意味着大量金钱与时间的付出。昆明温州总商会会长张国光每年1/3的时间用于参加各种会议;接待、陪同政府官员;出席大大小小温州企业的剪彩仪式;以及处理各种纠纷。“很多时候,副会长可以不出席,但会长必须出现。”张国光无奈地说。沈阳温州商会会长胡定海则每年为商会自掏腰包几十万元,“做会长的,这些钱应该掏得起,而且必须要掏,否则没有人看重你。”

    商经微言

    商会是温州商人征战商场的利器,也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粘合剂”。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