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温州现象”
温州人四处迁徙，把店铺开到全世界各地的故事早为人知。在巴黎市区或罗马火车站出口，你能看到成百上千家店铺绵延数十里，在那里驻扎着清一色的温州兵团。仅巴黎地区，温州移民的数字就是15万。对于大多数温州人来说，依靠着做皮包生意或开餐馆这两样本事，他们砸开了巴黎的地盘，成为可以独自挥舞上千万、上亿元个人资本的成功商人。
在位于塞纳河边的巴黎市政厅，从它侧面一个明亮的路口拐进去，就到了“寺庙街”上。往里走，两边大小不一的中国橱窗里，挂满了颜色鲜艳的围巾、丝绸，那些身材不高、出来进去整理货品和招呼客人的温州人，神态平静、乡音入耳，让人很容易误以为到了浙江某个小镇的夜市上。
从“寺庙街”继续向东，穿过共和国广场，来到地铁美丽城一站。沿街铺天盖地的中国超市、餐馆、服装店、理发店招牌，看得人眼花缭乱。扎着围裙、奔跑着忙碌的温州人，甚至没有抬头跟你打个招呼的时间。再往东，温州人的店已经火爆延伸至巴黎郊区93省。特别是进入新世纪，这种神速扩展竟可制造一夜暴富的机会。3年前一家店铺卖50万法郎还没人要，现在它的价格飙升到55万欧元。有位戴先生于是把自己一间很大的仓库隔成很多间店铺出卖，几乎一夜之间就发了地主财。
如今巴黎夜色里，商场的硝烟弥散之处，开着奔驰长龙、从容周旋于生意场和高档消费地的温州新贵们，俨然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商业力量。他们住郊外的法式别墅、送孩子读私立学校、穿用名牌服饰、挤时间度一次奢侈的假期；他们早点仍然喝豆浆，仍然喜欢群聚并奔忙，却早已不是当年街头身无分文、四顾茫然的苦工，而是可以独自挥舞上千万、上亿元个人资本的成功温州人。
这些巴黎新贵为什么是温州人？而不是其他地方的人？或者说到法国的中国人非常多，但为什么偏偏是温州人如此成功？答案是：强烈的赚钱欲望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
李建新就是众多巴黎新贵中的一个，也是从皮包厂做起的。一开始他不会用机器，就从粘胶水学起。到后来他做皮包速度之快，在巴黎同乡里都出了名。温州人跟人攀比、赚大钱的愿望太强烈了，“所有工人每天都是15个小时做工，那时想着比住监狱的人还有些自由，也就扛过去了。”李建新说，刚到巴黎时，整整5年的时间他都没见过太阳，早晨天没亮开始做工，晚上上了法语课以后还要做工。他至今都记得那个场景：夜里12点多了，他拎着饭盒收工回家，常常与其他同乡在街头碰到，大家只是疲惫地互相点点头，然后擦肩而过。
温州人承认自己不比犹太人聪明，与其他法国或犹太人的店不同，他们不会另请外人做会计或员工，所有管理都是夫妻俩或加上孩子来完成。正是基于这种需要，温州人的到来都是滚雪球似的，生意不断扩大，他们不断从家乡找来兄弟姐妹一起做，所以很多人出来的时候孑然一身，回乡探亲时已经是妻儿亲戚十几口人。他们起初甚至捡来犹太人扔掉的布头或碎皮，做成小钱包出售。同样一条皮带，别人卖15元，温州人卖12元。压低了成本和价格的货品，让他们的市场很快光亮起来。
温州商人陈武说，生意本身就是场冒险，要想赚大钱，就要做大生意，要敢为天下先。1985年，陈武在法国开了第一家皮带厂。当时法国市场只有香港、美国供应的传统式样的腰带，他却从展示会上巴黎女人姿态万千的衣裙上，想到了做装饰腰带。仍然是普通材料，仍然是自己开车全欧洲推销，就这样，1986年，在国内普通工资标准只有几十元钱的时候，他的店竟达到三四百万法郎的月营业额。1991年，在另一次展示会上，他忽然发现中国的一种丝绸非常抢眼，KENZO等牌子的当季新款同时采用了这种自然、柔软的面料。他与一个从国内刚刚来法的朋友短暂商议后，拿出1000法郎让他进来此面料，随后他把设计制作的产品带去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等地。两年之后，他的店稳定在了每年1亿法郎的营业额。
做了一辈子生意的温州人其实很有自知之明。他们被说成“中国犹太人”，在生意场上也的确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上升态势，但他们知道，目前国内产品市场的强大支撑才是他们如此霸气的真正原因。而超常的低头苦干的精神让他们得以在竞争中胜出。
如今，在最初的餐馆或皮包生意里积累了一定资金的富裕温州人，开始考虑“钱生钱”的问题。法国是个多民族、人种混杂的地方，人们可以在法律的边线内自由生活，但这个边线又足够严格。商业规则也是如此。温州的服装和皮包厂大举“回国”也在最近几年形成热潮。内地工厂引进了先进的制作技术，成本大大低于他们在巴黎制作的消耗。他们在浙江、广东等地设厂，在巴黎销售，获利更丰。
商经微言
对于温州人来说，依靠着做皮包生意或开餐馆这两样本事，他们砸开了巴黎的地盘，成为可以独自挥舞上千万、上亿元个人资本的成功商人。
洛杉矶的亚洲新贵
洛杉矶是西班牙语译音，意为“天使之城”。座落在美国西部，是美国太平洋沿岸的一座大城市。大量的移民使洛杉矶成为一个有各色人种的国际城市，既有美国的白人和黑人，也有墨西哥人、犹太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还有日本人、中国人。
移民美国的李社潮，现在是经销男鞋和礼品的美国李氏企业负责人。他们的产品远销整个北美地区，美国中部和南部的一些中大型连锁商店。在洛杉矶的温州人中，她有着极好的口碑，这使她当选为温州旅美同乡会第三届会长；后来她又被聘为中国侨联海外顾问。
1959年，李社潮生于温州，参加高考时因为父亲的“问题”未被高校录取。进不了大学门，她进了温州橡胶厂。她相信人生在世，大家都是有机会的，只要努力奋发就会抓得住机会。“我的人生哲学就是时刻准备着，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李社潮如是说。怀着这样的信念，她从基层做起，一直升任为该厂外经处处长。后又被派往美国开设外销窗口，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1992年，李社潮抵美国，因为一口流利的英语并熟谙国际贸易，她和先生很快在美国创立了“美国李氏企业”。1999年，由于集团体制的改变，李社潮买下了橡胶厂在美国的分公司，与丈夫李日华的公司合并为“美国李氏企业”。如今，从边陲小镇到繁华都市“李氏企业”的销售网络遍及北美大陆，其注册的“温斯登”皮鞋品牌已稳稳地打进美国鞋业的主流市场。
当年，李社潮对美国商业社会的营销系统可以说是所知甚少。为了熟悉这个市场，她驾车从加州出发，跑遍了美墨边境的商贸城市，时而奔驰在广阔的沙漠，时而淹没在边境小镇。山风呼啸、路途陌生、汽油耗尽，只有在这种时候她才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异国他乡”。如今，从边陲小镇到繁华都市“李氏企业”的销售网络遍及北美大陆，其注册的“温斯登”皮鞋品牌已稳稳地打进美国鞋业的主流市场。在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复杂与艰难中，社潮深深地体会到与洋员工沟通与交流的重要。而她一贯奉行的“实而不呆、活而不乱”的处世原则，则带给她的不仅仅是财富：夫妇俩因性格迥异，经营决策中常有分歧，但社潮却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巧妙、理性而不失原则的采纳丈夫那“令人难以接受的正确意见”。
对事业、成功这些概念化的名词，李社潮有她独特的理解：成功不会是永恒的，生命在不同的阶段努力奋斗，总会有一定的收获，包括名利和地位。但这些身外之物如不及时看淡或放下，生命的天平会因此而倾斜。基于这种理念，当选为旅美同乡会会长一职，让社潮感受到自己的人生坐标又移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她适时调正了自己的心态，以低调、奉献的精神开展会务工作。
同乡会在美国侨界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华侨社团，单是来自故乡温州的各类经贸考察团、政府代表团，就让社潮和他的同事应接不暇。但同乡会的宗旨是立足于“创造条件，加强大陆赴美温籍人士在南加及其全美范围内的联系”，因此，他们乐做“桥梁和窗口”。在李社潮的带领下，会员们参加各种大型聚会，抗议李登辉的台独活动、庆祝北京申奥成功、各种救灾、慈善捐款、节假日联欢、筹建网站等等活动，使“白忙官”李社潮“有了更多的机会为别人做点事，以此感谢生命、社会和人群”。任职期间，社潮还协同前任会长王剑美等人成功编撰并发行《温州旅美同乡会六年年鉴》。该年鉴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和图文，真实地反映新一代大陆移民美国创业的精神风貌。它的发行得到了美国地方辖区官员以及中国驻美使馆、中国侨联等部门领导的高度肯定和赞赏。
旅美温州同乡会现任副会长潘松林做的是打火机生意，全美国的打火机四分之一是他公司的产品，他自己的仓库3.5万平方尺，每月进口打火机200万只。
潘松林1996年成立自己的公司，正好赶上美国1994年提高打火机的安全标准，很多大陆出口打火机的厂家应变不及。而潘松林利用自己学机械的专业，改进了打火机的安全装置，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取得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进口许可，成功打进美国的主流市场。对于这番经历，他说，在美国做生意要会适应人家的规矩和标准，与其抱怨美国商界打击中国产品，不如好好研究改进，如何被美国市场接受。
商经微言
很多温州籍商人都是凭着灵活的应变能力和踏实刻苦的做事方法，在美国西部洛杉矶闯出了一片天。
纽约“炒”楼的温州人
不仅国内的温州人擅于动房地产的脑筋，在美国的温州人也一样精于此道，纽约就有许多“炒”楼的温州人。在美国纽约的房地产市场上，温州人是一支令人不敢小觑的力量，他们构成了纽约房地产市场一个可观的购买群体。
过去几年中温州人在纽约买房的数量大增，一些有实力的温州人往往出手大方，注重好地段、好房子，只要中意的房子，房价高些也不会放弃。纽约的房价虽然很高，但对于投资者来说，纽约房市的一大好处是房租始终不低，即使房子买贵了，至多不过是收回投资的时间更长些，而不会像投资股市那样血本无归。
温州人头脑精明，具有很强的投资意识，同时又敢于冒险。当很多人面对持续高涨的房价心里七上八下，担心负担不起贷款时，温州人却坚信买房比租房划算。许多温州人到纽约两三年后，只要凑足首付款，马上就着手买房，然后以房养房。许多温州人买了第一栋房子后，几年之后当贷款已经付了一些的时候，又开始着手买第二栋、第三栋。有的人买了新房后，就把原来的房子卖掉，更多的人却选择把房子租出去。
温州人最看好的户型是那种被当地华人称为6－6－3的房子，即有两套三室两厅、一套一室一厅的半独立式住房。这种结构的房子按这几年的行情，已经涨到80一100万美元。买到这种房子的温州人通常自己家住一室一厅的小房，将另外两套大房租出去，一般三室的房子能租到每月1800美元左右，这样租金能偿还大部分月供。若干年后，银行贷款逐步还清，房屋本身也明显升值，成为一笔可观的不动产。
在有着纽约“第二中国城”之称的皇后区法拉盛，绝大多数新盖的“两家庭结构”房屋都属于温州人，更有一些事业有成的温州人已经在历来被视为富人聚居的长岛地区置办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别墅。
除了购买住宅楼之外，越来越多的温州人也开始涉足商业楼盘。林敏芝说，在她的华美地产公司所在的法拉盛缅街，由温州人买下的商业楼就有七八处。一些原来做路边货摊生意的温州人很有魄力，将别人经营不善的超市整个盘下，有的要花上百万美元，现在他们的经营状况都还不错。
2001年“9·11”之后，随着美国贷款利率的不断下滑，股票、基金等投资手段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房地产成为人们新的投资手段。本来就偏好买房置地的华人，更是对此趋之若鹜，尤其是在美国东海岸的许多地方，房价更是因为华人的到来而飞速上涨。
纽约的长岛是一个典型，当地的房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60一100万美元的普通房子，另一类是100万美元以上的豪宅。但不管哪一种，其价钱都让大部分美国人望而却步。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华人进驻长岛。来长岛买房子的温州人以医生、律师和个体商户为主，他们大都来自纽约，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些人买房大部分是自己居住，小部分是进行投资，或出租或转手卖出。
以前来长岛买豪宅的多是印度人和韩国人，因为他们大多具有生意背景，对房地产的长期投资比较有远见。而现在，温州人开始慢慢增多，他们多半是以投资的眼光来买豪宅。正是因为买房热的不断升温，近几年来长岛的房价不断上涨，平均每年要上涨15%左右。而现在长岛的平均房价已经是20年前的4.5倍了。
商经微言
温州人头脑精明，具有很强的投资意识，同时又敢于冒险，也是他们经商成功很重要的原因。
瞄准中东战后商机
在这个不太平的世界，哪里有风吹草动，投资人首先抢购飞机票开溜，以确保人身和资金的安全。但温州商人却是不怕死的族群，他们鹰隼一般的眼睛惯于从废墟和弹洞中发现商机，无论在阿富汗、南联盟还是伊拉克，呛人的硝烟尚未散尽，他们就出现了。有人甚至戏说，联合国维和部队反应神速，但与温州人相比还是慢一拍。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约有400～500家温州商户在中东地区经商，其中在伊拉克的有近百家。战争爆发之后，在伊拉克的温州商户被迫全部撤出。
一向精明的温州商人在密切关注伊拉克战局的同时，把眼光瞄准了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商机上。一批温州商人已纷纷冒险奔赴中东，特别是伊拉克周边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土耳其等国，为抢占商机提前布点。
李刚是温州市某外贸公司的老总。他所在的公司每年出口到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中东地区的商品约在3000万美元以上，主要是服装、纺织品、日用品、玩具、鞋等日用品。他说：“伊拉克战争刚打响时我就想到，这里边有不少商机，所以我就赶到沙特阿拉伯去观察情况。经过详细的分析，我们准备以这个国家为据点，等待时机。”
外贸公司于2001年下半年在伊拉克设立了一个分公司，但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到沙特阿拉伯的伊拉克商人明显减少了，所以，公司的业务一直不是很好，有几天还出现停滞。
当年曾经在阿富汗重建时分到“一杯羹”的李刚对“伊拉克重建”更是充满信心。他分析，就像阿富汗战争之后一样，一个国家开禁和重建之后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因为其物资严重匮乏。建筑、五金等会大有市场，另外，纺织品、小家电以及各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也将大增。而伊拉克无论是市场潜力、市场规模，还是经济发展潜力，都远远超过阿富汗。
“一个国家战争之后，百废待兴。相比去年的阿富汗重建，伊拉克的商机肯定会更大，因为伊拉克巨大的石油储量将最终转化为伊拉克人巨大的购买力。”李刚说，“在战后重建中，不管是哪个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基础设施以及一些日常用品肯定首当其冲。比如战后伊拉克对建材产品的需求势必大幅增加，初步估计约有10亿美元的市场可以开拓。我以前在阿富汗也有业务。但去年，我没有增加阿富汗的业务。因为阿富汗本身很穷，购买力不强，不会有很多买家，另外，阿富汗境内不安全。”“伊拉克战后重建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等伊拉克局势稳定后，我很愿意开拓伊拉克市场。”
2002年整个温州对中东地区的出口贸易额达2.3亿美元，这些商品主要出口到伊拉克的周边地区。温州出口的产品主要以眼镜、打火机、鞋等日用品为主。仅对阿联酋的出口贸易量就达到1.5亿多美元，为温州市对外贸易的第五大市场。在阿联酋的迪拜还有两个温州人创办的商场。“由于未来局势不确定，中东地区的商人多处于彷徨之中，不敢轻易下单，连已经做熟的常规品种也不再继续做，这给业务洽谈与成交带来极大的困难。”
商经微言
温州商人是不怕死的族群，他们惯于从废墟和弹洞中发现商机。
靠科技创业的温州人
与其他温商相比，欧启明算足个较特别的例子，与国内外自“小”创业的温州人不同，他靠的是科技创业。十多年以前，欧启明还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一名高材生，那时父母对他的期望是成为第二个杨振宁或李政道，谁也没指望他成为一个企业家。虽然生长在温州，但他本人对打工赚钱下海经商并没有什么兴趣，认为父母经商，自己并不缺钱用，不必去浪费时间，因而一直全心扑在自己的学业上。
人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世上的事就这么奇妙。从大学二年级起欧启明就开始研究电视机，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看书查资料，或到实验室里去摆弄电视机配件。1990年，他的研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其中有一项技术还获得了国家专利，吸引了包括四川长虹在内的众多国内电视机生产厂家的注意。不久，他出让了专利，卖得了10万元人民币，一下子成了同学中的富翁。手里有了钱，欧启明的选择是去美国读书。1991年，欧启明顺利地拿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天体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
坐落在加利福尼亚帕萨纳的理工大学始建于1891年，是一所规模虽小，但选拔极严的私立大学，其喷气推进实验室非常有名。加州理工大学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科学家，还有诺贝尔奖得主，但这些人并非欧启明原先想像中的只会埋头做学问的教授，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拥有自己的公司。面对着这一切，欧启明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美国人。
欧启明的思路终于焕然一新：个人研究成果的最终推广必须走商业化的道路，科研成果本身就是商品——自己发明的专利卖了10万元人民币，欧启明决定从商了。当然，他并不是要放弃自己热爱的科学研究，而是充分利用科学研究，实现生命价值。科学家同样可以是杰出的企业家，企业家同样可以是卓越的科学家，一大批科学家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欧启明也决定走这条路，一条既高尚又实惠的路。
1993年，欧启明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发明了一种用于网络的电子产品，并获得了一个科技成果奖项。许多美国公司找到欧启明，向他提议购买该技术，有的甚至出价达50万美元。欧启明顶住了诱惑，一一回绝，决定还是自己留着，以这项技术为基础，寻求风险投资。
争取风险投资是美国创业者常用的融资手段，因此美国的风险投资家也很多。欧启明很快就找到了风险投资方。投资方议定出资30万美元，欧启明以技术入股，占一半的股份。双方签约后，先将产品完善化，使它能够完全和市场接轨，然后小规模生产，再进一步规划。这就样，欧启明成了老板，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当然，创业并非那么容易，既要搞生产，又要抓业务，何况还有未完成的学业；虽然十分辛苦，欧启明却以此为常事，心情愉悦，用他的话说：“知识经济时代，有知识就一定会有经济财富，这个项目搞成了，百万美元是不在话下的。当我们中国的科技人员也能成为富翁的时候，中国也将富强起来。”这就是欧启明从美国生活方式中得来的启示。
但欧启明毕竟还是嫩了点，就在他付出大量心血使公司走上轨道之际，投资方却以狡诈的手段控制了公司股份，而且在法律和经济程序上策划得天衣无缝，欧启明上诉无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成果被人攫取，心血付诸东流。冷静下来后，他认识到自己毕竟还是个书生，美国社会给他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然而就此认输回国去当书生，欧启明也并不服气，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虽然损失不可挽回，但知识和经验是别人夺不去的。这一回，他才算是真正地识了时务。
要经商，还是要先从商业法则学起。1995年，欧启明取得了博士学位。他果断地拒绝了一家着名研究院的聘请，来到了充满传奇色彩的硅谷，在一家华人开办的很小的电子产品公司任职。欧启明此举是颇经过一番思量的：商场诡谲，要是没有办实业的经验，不了解各种商业运作的程序，很容易再一次阴沟翻船。因此在重新开始创业之前，他要先经过一番历炼，到大公司上班，人员众多，等级严明，一个小职员得不到太多锻炼的机会；小公司机构简单，事务繁杂，往往一人身兼数职，更容易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商业有一个具体的了解，把握商业贸易的规律与重点。而且，在一个刚开始创业的公司里上班，也可以学到一些创业经验，照搬一下该公司的经营模式。出于这一番考虑，欧启明才选择了这家毫不惊人的小公司。直到1996年，欧启明自觉算是“毕业”了，但他还想事先操演一番，又来到了着名的Intel公司，半年之后升任到纽约分部负责人的位置上。这证明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商业经验上，自己都通过了考验。于是他马上辞职，以家乡人的精神为坐标，开始了独立创业。
分析自己的长处，欧启明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适合于科研发明，因此决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就是以科研起步。由于自己在美国和中国都曾有过科研成果，短期内实现科技突破还是不成问题的。他在旧金山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了研究，整整半年，他几乎足不出户，也断绝了和外界的联系。他的课题是解决移动通信方面的一个技术问题，当时，在美国和很多国家，不少公司专门向机场和旅店的出差人员出租折叠式手持电话。但是，这些电话却无法对每次通话分别记账。没有账单，出差人员回公司后难以报销，这给手持电话出租造成了不便。为此欧启明想在电话内置入一片电脑集成电路板，以便实现对每次通话分别记账的目的。他要发明一种能击败所有专家的自动电路板的记账系统，这个系统要把会计信用卡、计时软件与多个研究通话双方位置的网络结合起来，而且还要集中于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
半年后，欧启明终于成功了。当他走出小屋时，蓬头长须，看起来就像“人猿泰山”。他匆匆飞赴纽约，又找到了原先欺骗过他的那个投资家，提出想重新与对方合作。新的合作是愉快的，当投资家发现欧启明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书呆子后，就把他当成了朋友，与他竭诚合作。1998年，由欧启明负责的这家公司赢利了数百万美元。
2000年，欧启明建立一个高科技产业公司。他一边搞实业，一边搞科研。有人觉得这种做法不太好，一心二用，结果恐怕实业不像实业，科研不成科研。但欧启明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一直坚持这样做。虽然他经营着一家高科技产业，但他的公司不仅从事科研项目，也做一些科技含量少或并不包含科技的商务，比如代理销售别人的产品等等。这样一来，公司的品位似乎降低了，但欧启明却觉得这样最稳当。也许是因为在商场上吃过亏，也许是因为温州人天性中谨慎的一面在发挥着作用，欧启明坚持这样做的理由是：企业需要一只手杖，这样才不会一脚踩空。
科技上的突破当然是难度很大的事，这一点他体会得最深。在旧金山租房搞科研的半年间，他连头发都没工夫理，甘苦寸心知，付出的努力也只有自己心中有数。而且，成败也难料，谁知道一个项目多久才能有突破，会不会有突破，会不会被别人抢了先？把一个公司的前途和命运完全寄托在前途未卜的科技突破上，这个公司的地位确实有点悬，因而适当做些代销业务可以减少压力。但欧启明心里清楚，自己又不能放弃科研，一旦取得了科研上的突破，一本万利，利润会翻着番增长。
怎么解决这对矛盾？怎样才能走得稳当呢？最明智的办法是靠一个见效快、利润也不错的企业来养活实验室，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投资风险。如果说科技公司是棵树，那么代理公司就是这棵树扎根的土壤。
其实这种做法在很多领域里都能行得通，也是有益的。从事风险性较高的项目，要么是大赚特赚，要么是一无所得，在成败之间摇摆，既不能因为怕失败而放弃对高利润的追求，又不能一味地指望着成功。这时就需要一个普通的项目，可以在短期内赢利，来帮扶它。即使主打项目亏了本，次要项目还可以补上，就不用愁企业会破产。次要项目虽然没什么广阔前景，但主打项目一旦获利，事业立即会再上一层楼。欧启明认为这就好比手杖，平时挟在胳臂下做个陪衬，道路难行时拿一下来帮助走路，走到黑暗处还可以试探前途，这样走下去，自然永远不会跌倒。
欧启明有时也会反省自问：也许这种思维方式与许多叱咤风云的温州同乡相比有些保守，但保守又有什么不好呢？小心才能行得万年船。
商经微言
科学家同样可以是杰出的企业家，企业家也同样可以是卓越的科学家，欧启明创业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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