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的父亲是军中的一名将领，而且地位还很高。而按照大清律例，非满人不得身居此位，由此可见，慈禧太后的确是满人，而且出身高贵。她的家族是叶赫那拉氏，属于满洲正白旗，在满洲八旗中，其地位仅次于两黄旗。因为两黄旗的统领是皇帝。在满人入关之时，黄白两旗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斗争，最后两黄旗赢得胜利[7]。
慈禧太后从小家教极其严格，曾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文化水平很高。成年之后，行为举止、待人接物都表现得落落大方，由此可见，她的父亲也是一位饱学之士，而且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
清代皇帝的后妃主要来源于秀女，挑选秀女的范围，各朝都有一些不同的规定，但基本都是籍在八旗之中的人家的十三至十七岁的女儿。挑选秀女由户部主办。每到挑选秀女之期，秀女们都得乘坐骡车至神武门外下车，然后按次序由太监们从旁门引入，到顺贞门前集齐，再按事先排好的名单顺序，进顺贞门备帝后们选看。审看时，备选女子要按圣旨六人一排，只有容貌秀丽，举止端庄的女子方能入选。入选的秀女还要定期复看，直到复看合格后才能留在宫中。
咸丰二年（1852年），还是少女的叶赫那拉氏被选秀入宫。后宫的妃子分为八个等级，分别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当时叶赫那拉氏被封为兰贵人，因为她美貌与智慧并存，家世又非常显赫，所以便有很多人认为她很有可能被封为贵妃。
果不其然，叶赫那拉氏进宫之后，深受皇帝宠爱，不久便生下一子，取名载淳。因为载淳是咸丰帝唯一的皇子，如此一来，母以子贵，那拉氏便被封为懿妃。五年后，咸丰帝驾崩，载淳登基为帝，是为同治。于是那拉氏便被封为皇太后，与原先的慈安太后并立，称为东、西二宫。
因为同治年幼，无法处理国事，所以两宫皇太后垂帘秉政。慈安太后与世无争，只对诗词文学有兴趣，对于国家大事并无高见，也无意费神于此。而慈禧太后对政治权力有天生的喜爱，早在咸丰皇帝时，她便经常代皇帝批阅奏章。如今真是如鱼得水，朝中大权全揽在手中。不过我亦听宫里的老人说，东西二宫当年相处得极为和睦，未尝有过龃龉。同治皇帝英年早逝，没有子嗣，二人又共同从宗室中选择了醇亲王的儿子载湉登基，便是当今的光绪皇帝了。数十年来，二人和睦相处，一直到1881年慈安太后过世，当时慈禧太后无比哀痛，所置办的丧礼，极为隆重。
同治皇帝登基的时候，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困扰着帝国的统治者。先是太平天国占据了南方的半壁江山，又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洗劫并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并死在那里。同治皇帝六岁登基，一个孩童，又如何能治理国家。眼看着大厦将倾，幸亏有东西二宫齐心合作，同舟共济，又有一干能臣鼎力辅佐，不但与英法等国议和，还从两国借来大军，剿灭了太平军，终于将清朝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
咸丰皇帝临终前将八名重臣任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同治帝处理朝政。又给皇后和懿贵妃两枚代表皇权的印章，希望她们相互牵制。咸丰帝死后，同治即位。顾命八大臣企图专权，权力欲极强的慈禧非常不满，于是联合在京主持和谈的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利用帝后和咸丰帝的梓宫回京的机会发动政变，设计逮捕了八大臣，粉碎了八大臣势力。最初，慈禧太后在议政王奕的辅佐下，整饬吏治；重用汉臣，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又在列强支持下，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起义、回民起义，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她又重用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发展一些军用和民用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国内起义被平定；列强的贪欲业已满足，外交上没有吃大亏；洋务运动后清王朝的军事实力有所提高；工商业有了初步发展，被称为“同治中兴”。慈禧功在清室，诚不可没。
同治皇帝亲政两年便逝世了，这是慈禧太后一生中最为伤心的事情。太后哀恸之后，便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君，年号光绪，太后遂重新垂帘听政，收揽大权。其实按照清朝的规矩，一般是父死子继，光绪本无资格继位。太后之所以拥立光绪，无非出于自己的私心，一来光绪是自己妹妹的儿子，二来光绪当时年仅四岁，若要亲政，还需等上十余年，这期间慈禧太后便可独揽大权了。
然而，此举招来朝野一片议论，其间许多大臣颇有微词。然而，太后凭借强硬的手腕，又得到一干重臣的支持，最终将朝中的局势平定下来。慈禧太后摄政的这段日子，虽说表面还算一片呈祥，然而波涛暗涌，内忧外患并未消除，若要引领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向前行驶，必须具备过人的智慧和长远的目光，小心翼翼地避开暗礁与漩涡。在朝中，有保守与激进两派官员，他们或主张闭关自守，或主张全盘西化，慈禧太后周旋于两派之间，尽量使帝国按她的思路发展，即通过一条温和的改良道路，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
数个世纪以来，中国处在闭关锁国的形势之下，在不知不觉中远远落后于西方，以致到了近代，屡屡遭受侵略，被迫割地赔款。老实说，慈禧太后在外交上是一败涂地，其本人也承受巨大的批评。然而，若把这些责任一股脑全推到慈禧太后头上，未免有失公允。毕竟，中国落后于西方，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个责任，需要许多人来承担。其实，慈禧太后又何尝愿意出卖主权，她也尽力周旋于列强之间，甚至采用欺骗的手段，想愚弄列强。可惜弱国无外交，慈禧太后的种种心思，在列强面前昭然若揭，反落下许多笑柄。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二十八年，直到1889年，才还政于光绪皇帝。这时，中国呈现出复兴的气象，随着许多通商口岸的开辟，中国渐渐融入到世界潮流中来；海关的创设，每年都为政府带来巨大的税收，解决了财政亏空的问题；与欧美列强之间，也没有什么冲突，相处得极为和谐。可谓是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太后遂将政权移交给光绪皇帝，并告诉各部官员，今后有什么事，和皇上商量便可以了，不需要再去劳烦她。她只想从此颐养天年，整日以游山玩水为趣。而光绪皇帝亲政时日亦短，自己一时也还没有什么建树，一切都沿袭慈禧太后主政时的政策，朝廷上下自然相安无事[8]。
正当中国稳健地向前发展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894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生冲突，由此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最终，日本大获全胜，中国再次割地赔款，而且数额巨大。这一结局，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因为日本的许多方面，包括其文字、文学、建筑、艺术等等都是学自中国，近千年来，日本都是中华文明的追随者，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以及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不过是一蕞尔小国，孤居海外，礼俗粗鄙，怎能与中华上国相提并论。这种妄自尊大的心怀，一直在中国社会占据主流。近代虽然屡被欧洲列强欺凌，但在东亚，却始终是第一大国。
甲午一战，形势逆转，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第一强国，将中国践踏在脚下，这是何等的耻辱。年轻的光绪皇帝痛心疾首，经过反思，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是因为效法西方，维新改革，中国若要自强保种，必须也要实行全面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
于是乎，年轻的皇帝迫不及待地在各个方面推行改革，恨不得一夜之间使中国面貌一新，从此走向强盛的道路。
很明显，光绪皇帝太过急功近利，朝中许多大臣，只因对改革略有微词，便立刻罢黜，以维新派取而代之。将太后的许多政策也一并推翻，毫不顾忌。其改革内容非常之多，废科举、兴新学、练新军、提倡工商立国，鼓励新闻自由……一时间，大有翻天覆地之势。
然而，中国人素来保守，改革变法又损害了许许多多人的利益。这些人携起手来，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这些保守派与维新派水火不容，纷纷绞尽脑汁，力求将对方尽数打倒。维新派认为保守派思维陈旧，无法救国；而保守派认为维新派急功近利，要将中国拖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站在维新派背后的，是光绪皇帝，他希望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像日本那样在短时间内崛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否则便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保守派见势不妙，便转而依靠慈禧太后，他们纷纷向慈禧太后展开游说，说皇帝妄变祖宗成法，太过激进，若听之任之，只怕大厦倾塌，清室崩颓，为了国家大计，还请太后重新秉政，挽救危局。慈禧太后出于大局的考虑，决定出来收拾局面。
到了这个地步，保守派与维新派的斗争已到了一决生死的地步，维新派决定发动政变，将慈禧软禁起来，太后当机立断，先下手为强，三度出山，垂帘秉政。之前维新派无论如何得势，到如今也只是穷途末路了。
慈禧太后出山之后，先将光绪帝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中，接着发布命令，将维新派官员全部罢黜，保守派中不合太后心意的，也一律免职。例如帝师翁同龢本是一守旧之人，但他属于“帝党”，自然也要被“后党”排斥。不过，太后罢黜他的理由是年纪老迈，不足以辅佐皇帝。而其他许多维新人士，都被逮捕下狱，后来有六人被斩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而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则借助外人的帮助，逃往海外。
关于这场政变，太后曾经向我解释道，光绪皇帝并未因此而被废黜，他依然是皇帝，执掌着国家大权。但由于皇帝执政太缺少经验，所以太后必须时刻提醒他，为他把握好方向。
在中国人看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是阻挠改革，迟滞国家的发展，是民族的罪人；在外国人看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是排斥西方文明，换言之，是闭关自守的表现，着实是颛顼昏聩之举，可笑之至。
然而在我看来，太后三度秉政，废除变法发布的一切政令，确实对中国的发展有些阻碍。然而，纵观维新派发布的法令，实在过于激进，他们希望毕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功于一役，使中国一蹴而就，成为世界强国，这种想法显然不合实际，然而他们竟准备热火朝天地大干一场，并未看到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将会带来的危害。
而且，从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逃出海外之后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一心只想着为自己牟取利益，甚至有许多无耻下作的举动。可想而知，若是这种人掌握朝中大权，会将中国带入何种境地。慈禧太后并非不愿改革，而是她深知中国国情，一旦乱了方寸，必然会引起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而中国人素来保守，若要改革，需得循序渐进才行。
变法失败，给光绪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他陷入极度的沉沦。他的失望，不仅在于变法本身的失败，更是由于他的美好理想的幻灭。曾几何时，他立志做一个有道明君，要使中国重新崛起，战胜日本，以雪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更立志让中国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这些念头，时时刻刻萦绕在光绪帝的脑海之中，竟使他沉迷于此，不能自拔。然而，面对现实，他却又无可奈何，几百年的闭关锁国，使中国落后于西方太远太远。他知道，若要重振国威，仅靠理想和热情是不够的，于是他倚重维新派人士，希望凭借变法而自强。在遭遇挫折之后，他深受打击，竟至一蹶不振。其实，这何尝不是年轻人的天性，初时踌躇满志，一旦受挫便心灰意冷。
然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一个道理，即在保守的中国，激进式的改革是行不通的，后来慈禧太后将其软禁在瀛台之中，他更是感到现实与理想差距太大，变得心如死灰，不愿再理政事。
光绪皇帝身体本来就比较羸弱，遭逢这样的打击后，身体每况愈下。需得终日服食汤药。而那些反对太后的人，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就此大做文章，说太后将不利于皇帝，而且说得煞有介事，有说太后把皇帝关在中南海的瀛台中，打算饿死他；有说太后派人在皇帝的饮食中下毒，打算毒死他；还有人说太后打算废掉皇帝，另立新君。这些说法一时传得沸沸扬扬，甚至令天下大哗，直到近年来，才渐渐息止。
这些谣言实在荒谬，要知道，太后与皇帝之间情同母子，怎会随意将其废掉，更遑论痛下毒手了。而太后心腹遍及朝野，对太后忠心耿耿，只要太后点头，便会立刻取了皇帝的性命，又怎会费劲毒死或饿死皇帝，可见坊间谣传，实在不足为信。现如今，太后只是在训政，其意乃是帮助光绪皇帝处理政务。光绪皇帝依然每日上朝，与百官共议朝政。
许多外国人见到太后与皇帝同时在场的时候，太后会端坐龙床，而皇帝只能坐在一旁的凳子上，便想当然地认为太后欺辱皇帝，将一切大权揽在手中。其实，此言谬矣，中国历朝历代都提倡孝道，无论贵为天子，还是寻常百姓，儿女在父母面前，都要坐在偏侧，甚至要垂手而立。而皇帝更是要以身作则，为天下之垂范。对于如同母亲一般的慈禧太后，皇帝的这种行为不过是出于孝道而已。这正如我在前文所讲的，皇帝皇后时常向太后跪拜，其实是一个道理。
其实，在我看来，晚年的太后对于权力并无太多的热情，她的愿望是早日将光绪皇帝培养成熟，自己乐得隐居深宫，整日里游山玩水，乐得逍遥自在，只是现如今，她对皇帝还不是很放心，不敢将国家完全托付给他。
政变的影响并未就此结束，相反，它还掀起了更大的波澜。因为粉碎维新派，囚禁光绪皇帝，使得许多外国人认为，这是慈禧太后极度排外的表现。两年后，即1900年，庚子拳乱爆发，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团民血腥地袭击外国人，火烧教堂。而太后被西方人视作幕后的策划者、教唆者、支持者，应当负起全部责任。
然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中国高层并无联系。义和团，最初是底层农民的秘密结社，主要分布在北方的几个省份，与首都北京相离甚远。义和团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甲午战争后，列强纷纷涌入中国牟取利益，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又有许多传教士深入中国民间，招揽信徒，这些人无视中国的法律与传统文化，欺凌百姓，为非作歹。而中国的教民则依仗外国势力，横行霸道，无恶不为。中国的官府畏惧外国势力，不敢出面干涉。许多外国人在本国奉公守法，到了中国，无所制约，竟然丧尽天良，坏事做尽。中国百姓终于忍无可忍，纷纷揭竿而起，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号，试图将在中国的外国人尽数驱逐。
甚至一些满清权贵也加入了义和团，比如光绪皇帝的堂兄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这些权贵为了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不断在太后耳边煽风点火，说什么西方列强打算推翻太后，重新迎接光绪皇帝继位，挑起太后的不满情绪。又说义和团神功护体，刀枪不入，而且民心可用，大可以对付洋人。如此一来，慈禧太后被他们的胡言乱语所蒙蔽，不待查出事情的真相，便勃然大怒，开始支持义和团，对付外国势力。这样，北京城的局面便一发不可收拾，情况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庚子拳乱”。
不久，日本驻北京使馆的书记员杉山彬被清军残杀，成为第一个死亡的外交人员。由于形势危急，德国公使克林德乘轿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商讨应对事宜，途中与义和团团民发生冲突，被义和团杀害。紧接着，义和团攻击使馆、火烧教堂，民众的暴动一发不可收拾。从义和团到王公大臣无不为之陶醉，以为洋人的末日即将到来，中国的希望已经能够看到。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和太后竟也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即便他们想用强硬的手段剿灭义和团，也是力不从心了。纵观世界历史，一旦民众运动爆发，必然会打起极其正当的口号作为宗旨，也没有哪一国的统治者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其平定下去。必当酿起燎原之势，天下大乱之后，才能着手收拾旧河山，由大乱而转为大治。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慈禧太后这样一个富有心机，有着几十年从政经验的人，会真的被几个亲王大臣所欺骗，相信义和团“神功护体”的鬼话，也不会认为她不知道攻击大使馆，杀害公使是多么严重的事件，必然会遭致外国的干涉。然而，慈禧太后当时已无力控制事态了，几十万义和团团民陷入了癫狂的状态，他们甚至拉拢了中国的军队，一起来对付外国势力。在这种形势下，太后被迫向列强宣战，派军队和义和团一起去攻打使馆区。
当时在北京的清军和义和团对于据守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外国军队有压倒性优势，却始终不能攻下。思量起来，实在不可理解。后来我又到使馆区参观，见其除了一面靠着城墙外，三面都比较开放，并无险要隘口可以防御。若是以精兵攻打，一个星期便足以攻克。然而义和团久攻不下，除了自身使用的是大刀长矛，比不上欧洲的火器外，来自朝廷中的阻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慈禧太后一开始便为自己留有余地，不肯全力进攻使馆。后来谈起此事，她说：“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虽是没拦阻他们，但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清军多次停止进攻使馆，还向使馆送去米、面、蔬菜和西瓜等物资，以示抚慰。
义和团发生暴动，是在1900年的夏天，当时慈禧和皇帝都在颐和园避暑，见情况不妙，当即决定移驾京城，但被官员们劝阻，他们认为形势太不明朗，回京之举，太过冒险。若是外国军队攻入京城，则难以逃脱。但是太后力排众议，她认为自己一旦回到北京，必然可以凭借威势，将事态平息。遂于联军攻破北京城的前一个星期，返回紫禁城，并下令禁止杀害洋人，停止围攻使馆。
然而，慈禧太后对事态的估计太过乐观，形势已经超出了她的控制，许多温顺、和平的中国百姓，此时已经丧失了理智，他们疯狂地进行破坏，大肆屠戮，慈禧太后的诏令，丝毫不能发挥作用。
不久，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慈禧太后见大势已去，极是沮丧，又听说洋兵攻陷天津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想来自己若是落入外国人手中，真不知会有何种下场。越思量心中便越感惊恐，再不复当日向列强宣战的豪迈气概，当下决定改装出走，保全性命，以图将来。因为害怕被洋人认出来，太后扮作普通的妇人，她那代表崇高地位的长指甲尽数剪掉，带着皇帝、皇后以及一些亲信、侍卫，驾着马车，微服逃出京城。
本来，慈禧太后并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根本没有准备出逃。临到头来，便显得极为慌乱，她的珠宝细软、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上。时值深秋，天气极为寒冷，一路上西风瑟瑟，令人战栗。太后在苍茫的夜色掩映之下，仓皇向西逃去。这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仅仅在太后逃离京城的几个小时后，联军中的英国军队便攻入水西门，进入城中。虽说京城内外有许多守军，但是他们士气低迷，而且义和团团民并不服从军事长官的调度，彼此之间还互相倾轧，况且武器极为落后，这种军队，如何能对付荷枪实弹的联军？很快，抵抗便被联军消灭。接下来的便是清算义和团，联军在中国进行了疯狂的屠戮，终于靠着血腥手段，将义和团运动镇压下去。
再说太后等人逃出京城后，一直向西安逃去。虽说有许多护卫，但是其中也有许多义和团团民，他们见两宫对义和团并不真心支持，心中早怀有怨恨。此时虽也参与护驾，但并不忠心，护卫长官也无可奈何。车驾所经之处，都是义和团起事的地方，沿途居民不愿向太后等人提供食物给养。他们认为，既然太后心向洋人，又何必效忠于她。所以太后等人在逃难途中，实在苦不堪言。我曾听肃亲王善耆说，太后西逃时，历尽种种艰辛，即使正常的饮食，也难以维系。有时寻觅来的食物，还会被护驾的士兵偷吃。太后常常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更不用说别人了。太后也曾经告诉我，皇帝的食物，不时被护军偷去，甚至还被溃兵们哄抢一空，致使皇帝终日不得进食。
众人连日奔走，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却没有取水的工具，只能望而兴叹。不得已，只好采下秫秸秆，在嘴里反复咀嚼，嚼出浆汁，聊以解渴。有时太后与皇帝仅得一板凳，二人贴着背，互相靠坐着，仰望夜空，述说悲情。夜间寒风凛冽，二人冻得浑身颤抖，太后只好自我解嘲，幽默地说道：“你看看，我这样子，完全就是一乡下老太太。”
西逃之路，自上而下，都历尽了艰辛，苦不堪言，然而无论何人，都对自己承受的痛苦避而不提，想来那段日子实在不堪回首。
后来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对西逃之路上护驾有功的人大行封赏。而且，庚子事变似乎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她对外国人的态度大为转变，友好起来，并对效仿西方进行政治革新的事情开始上心。宫里的太监宫女常常以庚子年的悲惨境遇作为谈资，并没有太多避讳。
令我不解的是，慈禧太后回到京城之后，宫人送给她一个尊号，称之为“老祖宗”，不再称她为“老佛爷”，这是什么用意，我一直不得而知，我也不曾问过别人。
痛定思痛，庚子拳乱虽然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其间有许多事值得人深思。中国百姓素来温和谦顺，何以能做出如此暴行。西方人无不视义和团野蛮残忍，然而究其原因，其实是外国人先对中国进行掠夺压迫，民众忍无可忍，终于起来反抗。但愿后来之人以此为戒，莫要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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