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密：我会知道你最不想说的东西
在人类历史上，尽管间谍职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光阴，间谍工具和间谍技术也变得越来越出神入化，但间谍职业本身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任务和功能。
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派遣的间谍就已经分成了三类：一是刺探敌国军事、政治情报的；二是离间敌国的；三是反间敌国将帅、大臣的，这与现代间谍的功能并无实质差异。在诸侯国之间交相辉映的间谍战中，记载数量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后世评说最盛的当属间谍的窃密之责。
窃密是打破对方情报壁垒，实现信息平衡的重要手段之一。虽然人类早期情报战并未上升到信息战的高度，但是对情报的重视程度决不亚于现代人。其原因就在于，战争双方都力图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窥探到对方的战略意图、战役部署以及战术和战法就成了己方决胜千里的先决条件。从远古到现代人类漫长的战争史上，通过人力间谍的感觉器官实现战场监控，多采取自然手段，通过细作、斥候、探马、间谍来刺探军情，借助烽火、燧烟、灯光、旌旗、号角、信鸽、暗语来传递信息。《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楚国欲攻打郑国，郑王准备逃往桐丘。就在郑王背起行囊准备仓皇而逃的时候，郑国派出的间谍回来报告说楚军的帐篷上有乌鸦，于是郑王没有逃跑。事实上，就在郑王筹划出逃的时候，各诸侯国已经纷纷派出援兵，制楚国于千里之外，郑王多虑了。
《礼记·檀弓》也曾有过类似的记载：晋国派往宋国的暗探回国报告说，宋国的宰相子罕去看望一个死去的守城门的人，百姓都很感动，这位暗探认为像宋国这样的国家是不容易攻打的。虽然这些带有唯心色彩的历史故事闪烁着些许荒诞，却真实地反映了各诸侯国对谍报的重视程度。
除了战场监控，派遣间谍深入对方的腹地进行考察是获得最真实可靠情报的重要途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地理隔绝和信息传递效率低下，保持信息优势是比较容易的，因此针对间谍的反制措施也仅限于封锁和严格的准入程序。但这并不妨碍间谍以各种合法的身份进入潜入。上文提到伊尹正是以“敌人的敌人”的身份进入夏国的。伊尹为商汤提供了夏的兵力部署和外交状况的绝密情报，在商汤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间谍的窃密指向在早期仅限于军事和政治情报，经济和科技情报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与当时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掠夺可以获得的一切，相对落后的经济水平和科技程度都可以通过野蛮的方式弥补。
到了今天，竞争越来越是综合实力的竞争，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战争作为毁灭双方的形式被所有竞争者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那么“握手时的力量比拼”就成为竞争的主要方式。
间谍在这其中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最突出的作用就是获取对方的优势信息，并告诉对方“你有的我也有，甚至比你的好”，从而消除的对方的威慑攻势。获取谍报依然被看成间谍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且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谍报更是融入了商业机密、知识产权的纠葛之中，从而拥有了更大的诱惑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秘密的迫切需求开启了间谍职业的又一个盛世，这一点在当今如火如荼的商战之中表现得尤其显著。
在日本的啤酒行业里就长期流传着一条断腿换取先进制啤技术的故事。由于日本本土并不具备出色的啤酒酿造技术，大量进口德国啤酒几乎成为了不少餐饮商必然的选择，这使得日本的啤酒制造企业面临着尴尬的局面，而获取德国的啤酒酿造技术也自然成为了日本人的迫切愿望。于是，有一位啤酒企业的业务经理挺身而出。
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德国，花了数天的时间打探啤酒厂老板的行动规律。终于有一天，当老板的轿车驶出工厂门口的时候，他便在马路上装作突然摔倒的样子，还故意把一条腿伸到了车轮下面，结果腿被汽车轧断了。
当时的德国有一条法律，车祸肇事者要坐牢。这位老板为了不把车祸声张出去，便将日本人送进医院抢救，还十分抱歉地说：“很对不起，你今后打算怎么办？我可以满足你的合理要求。”这个日本人则说：“等我的伤完全好了之后，你就让我看大门好了。”就这样，这位日本人在那家啤酒厂看了三年的大门。
他利用职务的便利将啤酒的工艺配方、生产流程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并将这些成果带回了日本。又过了三年，德国的啤酒商惊奇地发现自己在日本和东南亚的市场份额迅速下滑，并决定到日本去看个究竟。
当这位德国老板见到他的同行的时候，才发现这位日本老板正是被自己的车轧断了腿的“看门人”。正是这位佯装成看门人的日本间谍用一条断腿挽救了一个产业，从结果来看恐怕没有人会怀疑这位日本人的行为是值得的。当然，窃密者可以个个身怀绝技，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屡屡通过自残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有赖于窃密技术的高深和窃密者的头脑。
比较典型的要数窃密机构中相对高级的“情报分析员”。一般来说，他们通过间谍活动和技术手段搜集来的情报只占情报机关需要评估的材料的一小部分。经他们处理的大量信息中，大部分都是从公开渠道获取的。
情报分析员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点点滴滴的情报元素整合成有用的信息，最终形成书面的报告和摘要。他们的工作成果对军事政治的决策者们有着重大价值。和参与一线行动的间谍相比，情报分析员的工作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如果没有他们提供的分析结果，间谍活动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随着目前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情报分析员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组织”的美国中情局（CIA）也在这些方面费尽了心机。以中国的核技术为例，美国中情局几十年如一日地在长期刺探中国的核技术与核能力。美国不断派出侦察机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侦察、照相，还不断发射间谍卫星，对中国的核设施、核试验进行持续跟踪、监控。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共窃取了多少中国核机密，至今仍是美国的国家机密。除了空中窃密外，中情局也曾派遣间谍从地面窃取更详尽的核情报。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报道，1965年中情局重金招募几名登山运动员，冒着风雪严寒及缺氧从印度登上喜马拉雅山，把一台核动力电子侦察设备拖上楠达-德维山窃取中国核试验数据，直至核发电机掉进冰川而发生故障，窃核活动才暂告终。
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喜马拉雅山窃密事件仅仅是间谍窃密行为盛行的一个缩影，当机密的保卫者精心布置着天罗地网的时候，垂涎机密的间谍也在以无孔不入之势展开了一场剽窃与反剽窃的较量。对间谍来说，唯有在这场较量中取胜，才能为日后的颠覆、破坏、暗杀、绑架、爆炸、反间等一系列后续“节目”提供成功的可能。
颠覆：取胜不需要军队
窃密是间谍实施颠覆的前提，但成功的颠覆并不仅仅取决于对信息的掌握程度，还取决于颠覆者的思维方式、行为技巧甚至是表演才能。对于颠覆者而言，谋求颠覆的过程也许是漫长的。就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间谍利用不断获取的谍报以及对周围环境、人际关系的适应展开了一场“后患无穷”的瓦解战役，然而，颠覆的效果却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就在颠覆之策大功告成的时候，人们不禁感叹：一名优秀的间谍足以比得上千军万马。
勾践灭吴的功臣——美女西施
沉鱼落雁的西施便是一位颇显功力的职业间谍，这一点丝毫不逊于后世的川岛芳子。一日，西施在溪边浣纱，被越王勾践的心腹之臣范蠡一眼相中。为其美色所倾倒的范蠡把西施带入了宫廷，还煞费苦心地教导其言行举止和礼仪教化，西施也渐渐成为了一个有智慧和才干的女子。
为了灭吴，西施以一名女间谍的身份被派遣到吴王的身边，用身体和甜言蜜语使其终日沉迷美色、不谙国事，从而为日后越王勾践灭吴立下了汗马功劳。
有意思的是，越王灭吴之后，西施跟随范蠡泛舟齐国，从此销声匿迹再无更多故事。而就在西施诱其亡国的吴国，她却没有遭到太多的仇恨，反倒留下了许多纪念她的历史遗迹，这多少可以看出世人对这位女间谍的敬重。
一般而言，间谍的颠覆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实施颠覆的间谍需要佯装成敌方人员的身份潜入敌方内部，由此播下了一个阴毒的“种子”。间谍潜入之后，谋求地位的稳固和人身的安全是“种子”发芽的前提，于是他们会热衷于磨合人际关系、熟悉工作业务，从而避免被当成异类。在这个过程中各路间谍绞尽脑汁地“脱胎换骨”。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凭借高超的处世技能和工作素质为自己赢得了较高的地位和良好的颠覆条件，但也有人出卖了自己贞洁的身体，或装疯卖傻以混淆视听。
当这些“种子”成功发芽生长成“植株”的时候，真正的颠覆便开始了，而这个过程又类似于植物的繁殖，一方面他们亲手缔造着自己的党羽，在敌方内部培养一批反动的小团体；另一方面他们还常常在敌方内部安插间谍，加强舆论造势。为了确保“繁殖”的顺利实现，理想的策略和手段是必不可少的。最常见的策略莫过于单方颠覆。据太平天国野史中的太平军纳资捐清官这样记载：咸丰同治间，因为缺少军饷，用钱捐官的风气很盛行，这一点被太平军利用了。
东王杨秀清，从军中挑出一百多名端正魁梧的军师给他们以巨资，命令他们捏造姓名，籍贯，到京城去捐官，分到各省做候补，预先埋伏下来，等将来好做内应。甚至有人捐了道台，巡抚，清廷竟然没有察觉。也正是这些杨秀清安排在清廷内部的“间谍”，为太平天国初期的发展和颠覆清朝地方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间谍在实现颠覆功能的时候还会使用一个“坐山观虎斗” 的策略——离间。这种间谍的“工作量”显然要比西施大得多，因为他要颠覆的是与自己无关联的两个“第三方”之间的信任和友好，他需要同时获得双方足够的信任并确保在此过程中不“穿帮”，其难度系数可想而知。但即使是这种高难度的间谍在中国历史上业并不少见。
《战国策·秦二》就记载了纵横家张仪帮助秦国离间齐楚联盟，最后使秦国打败楚国的经典案例。而《孔子家语·屈节解》中的离间故事就更加精彩了，故事的主人公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当时，强盛的齐国企图侵犯鲁国，就鲁国的国力而言显然不足以抵御齐国的攻势。于是，子贡受孔子的委托去齐国劝谏，说服齐王率先攻打吴国，后又去吴国劝其与齐国对峙。
子贡并没有就此停住脚步，而是赶到越国劝其攻打吴国，最后又去晋国劝其攻打吴国。在子贡的精心策划之下，齐国的实力被大大削弱，而吴国则遭遇了亡国之殃。就在群雄并起、觊觎广阔江山的时候，子贡的离间计为鲁国赢得了暂时的安定。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特洛伊木马的教训，谁也没有忘记。在世界的任何一种类型的政府中，各个阶层都可以用金钱在政府里面买到自己的代言人。或者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无间道的故事，并不是单单发生在警察和匪徒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间谍颠覆战也在时刻进行着。
间谍的离间功能发展到现代已经很难流行了，人与人之间缺少互信是间谍存在的深层原因，一个挑拨者把自己伪装起来尚且不易，被识破的可能性更是大大增强了，况且现代交流主体之间沟通的方式是多样的，谁也不会愚蠢到单凭对某人或某个媒介的信任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都搭上。
因此，越是多元的沟通方式就越能促成交流主体的真诚，间谍的生存空间就越小。在商业领域，经济法规的约束也是制约间谍离间的重要原因。
在现代商战中，“竞业禁止”已经成为了一个世人皆知的规则。按照“竞业禁止”的要求，本公司的某些人员在职或离职后到另一公司从事与本公司具有竞争关系工作是不允许的，无论是法定“竞业禁止”（主要针对公司董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还是约定“竞业禁止”（主要针对普通员工），都明确地限制了行业人员在行业领域的自由行走——间谍的生存状况可见一斑。
破坏：一颗子弹也能改变历史
英文“破坏”（sabotage）一词起源于法语，是指对现状不满的工人将木制的鞋子塞入机器，从而破坏机器的行为。破坏的目标通常是敌方的设备，但也有更为复杂的破坏活动，比如“二战”期间德国人将大量假英镑投入国际市场，试图破坏英国经济，但是这个阴谋最终并未得逞。“二战”期间对敌方实施破坏活动的行为非常普遍，尤其是英国特别行动署SOE和美国战略情报局OSS，这两个组织派遣了大量情报员帮助敌后抵抗组织开展破坏斗争。
但从根本上说，间谍颠覆的是“软件”，他利用敌方内部或敌方之间的组织关系，搬弄是非、无中生有或是大肆渲染，使其组织的神经敏感起来，以求人心背离、不攻自破；而间谍在履行破坏之责的时候，则是把敌方的“硬件”当做摧毁的目标。
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或许需要得到敌方的信任，或许需要获取机密以求自圆其说，或许同样需要收买人心，但他真正关心的是能否撬开敌人坚固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并给予致命的一击。这无疑是摧毁敌方的最有效率的方式之一。
震惊中外的“炮轰天安门” 事件便是一起典型的间谍破坏行动。1950年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北京市一个典型的四合院里，显得有些异常，几个外国人来到这里，进入门口有“意大利·李安东”字样铭牌的大门内，一个“杂役”轻轻地把大门关上。这个所谓的李安东，便是一位为美国情报局效力的意大利籍间谍，他的任务便是潜伏在中国的心脏地带，并与各路间谍一道在关键的时刻兴风作浪。
这个晚上，李安东的同伙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意大利人哲力等间谍分子悄悄聚集到这里，悄然策划着一起重大的暗杀破坏行动。
根据东京盟军司令部老牌特务鲍尔德上校的指令，他们正详细研究策划10月1日那天炮击天安门的计划：当那天中国党政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宣布国庆一周年大典开始并鸣放礼炮时，从李安东家的院子里用迫击炮向西南方向的天安门发射三发迫击炮。他们将整个计划安排得滴水不漏，其潜在威胁和由此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所幸这几位密谋者早已遭到了别人的“密谋”，那位轻轻关上大门的“杂役”正是我公安机关派遣的特情人员。就这样，几位间谍的“提前”落网使一场可怕的灾难在爆发之前得以化解。
间谍的破坏有时并没有摧毁几座建筑、谋杀几位政要那么简单，不少破坏行动的历史影响远远不局限于政治和军事领域。1986年11月1日深夜，瑞士北部瑞法边境莱茵河畔的化工重镇巴塞尔，沉睡中的人们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和凄厉的火警声惊醒。当恐慌的人们向外张望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幕恐怖的情景：巴塞尔最大的化工生产基地——桑托兹化工品储存仓库烈焰冲天，整个天空映照得如同白昼，滚滚浓烟如同阿拉伯神话中刚钻出魔瓶的妖怪，向天空和城镇弥漫。
当年亲历这恐怖一幕的巴塞尔镇居民说：“那情景如同外星人入侵了地球一样！”在此期间，德国、瑞士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大型化工厂、制药厂及化工品药品仓库，接二连三发生神秘火灾或者爆炸，酿成了欧洲最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一度使莱茵河成了“死亡之河”。从那以后，瑞士调查机构会同欧洲各国警方和情报部门倾尽全力，仍不得其解。 十四年之后，德国国家电视台ZDF突然揭开了这起灾难的惊人内幕：是苏联克格勃的秘密间谍制造了这些火灾。
如果说在传统战争中间谍破坏的重点是关键设施和核心人物的话，那么将这一套军事理论移植到现代商战中，这颗致命的“子弹”就当然要瞄准到商业数据上了。与以往的窃密不同，破坏性间谍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我所用，而是盗取并加以篡改，以求迟滞或牵制竞争对手的行动和精力。
在20世纪末互联网方兴未艾的时候，创建一个引人关注的“公司网页”成为了不少企业争相追逐的热点，以豪华酒店为代表的餐饮服务业对这一新兴的宣传手段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然而就在一家五星级酒店隆重召开公司网站发布仪式的时候，却发生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在现场播放网站内容浏览短片之初，精美的画面和巧妙的构思引起了在场观众的一阵喝彩，但一个神秘的超级链接令屏幕上赫然显现出一组不堪入目的淫秽片断，令酒店工作人员颇为尴尬，原本设想的宣传效果也为此大打折扣。经公司调查后才发现，原来酒店网络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正是一个由酒店竞争对手安插的间谍，他在酒店网页制作完毕之后秘密进入网页数据库，将其中的部分资料进行了恶意篡改才酿成了之前发生的一幕。
可以说，间谍的破坏力随着其活动能力的增强显现出一触即发之势，更多的商业间谍涌入到目标系统中，以“蛀虫联盟”的身份彼此交相呼应，形成严密的破坏锁链。他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一种趋势：当今的间谍活动正在向团队化的方向发展，孤立地强调核心秘密的保守已经不再适应间谍活动的发展规律了。为此，核心技术的拥有者需要通过一套更为综合、全面和制度化的反间谍策略来确保核心技术的安宁。
反间：是猎物也是猎手
提及反间谍，就有必要再谈一谈《孙子兵法》的第十三篇名曰《用间篇》。在《用间篇》中，孙武对间谍的行为方式和重要性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形成了以下五种“间”：
第一种被称为“因间”，是利用同乡关系进行间谍活动，也称“乡间”。这里的同乡指的是潜伏在敌人内部，并直接从敌人内部获取谍报的间谍活动方式。
第二种被称为“内间”，是利用敌人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进行间谍活动，它利用敌人中曾因犯错受罚或是被处罚者的子孙后裔及其受牵连的家族做间谍，故称为“内间”。
第三种被称为“反间”，就是利用敌人的间谍来进行间谍活动。
第四种被称为“死间”，简言之就是让间谍带着虚假的谍报、以必死的心态踏上征程。因此，“死间”常用犯罪的人做间谍，必要时可以牺牲间谍以达到本方目的。
第五种被称为“生间”，这是一种最理想化的间谍方式，即既达到间谍的目的又能保全性命荣归故里。
这五种“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辅相成，其中“反间”是其他四“间”的核心和根本。正如《用间篇》所描述地那样，利用我方间谍故意泄露假机密于敌方，以迷惑他们，这正是致敌于死地的办法。因此孙武指出，当敌方间谍来我方活动时，要善于“包容”、因势利导，甚至不惜重金收买为我所用。掌握了“反间”的命脉，“因见”和“内间”才可以相对宽松地生存和工作，“死间”才可能死有所值，“生间”才能够不辱使命，用间的作战策略才有可能结出硕果。
在中国历史上，最精彩诠释“反间”的当属赤壁之战中的蒋干盗书。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率领大军挥师南下，欲先灭刘表，再顺长江东进，击败孙权，以统一天下。
遭遇长坂（今湖北当阳境内）溃败的刘备和面临政权危机的孙权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走向联合，共图抗击曹军。十一月，孙刘联军与曹军对峙于赤壁。曹操将战船首尾相连，结为一体，以利演练水军，伺机攻战。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周瑜巧妙地利用了曹操派来劝降的间谍蒋干，当着蒋干的面和黄盖合演了一出“苦肉计”。黄盖因此致书曹操诈降，而这封诈降的书信又被蒋干盗得，曹操得信后大悦。然而，待强劲的东风袭来，前往“归降”的黄盖率蒙冲斗舰乘风驶入曹军水寨纵火，一时间曹操的庞大军团淹没在浩浩的火海中，曹操也只得在张辽等人的护卫下向彝陵方向逃跑。
说到这里就可以为反间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了。反间即在敌方掌控的信息范围内散布本方的虚假信息，使敌方的间谍搜集并发送错误的情报，并促使敌方决策部门据此虚假情报作出错误的判断，从而为本方的打击行为赢得主动，正所谓声东击西、瞒天过海、避实就虚。
纵然反间千变万化，其常见的手段也莫过于虚张声势、故意传递虚假情报，利用对手的公司、车辆、员工为自己造势，深一层的还有招投标中盗取竞争对手的标书、采取相应的压制计谋，等等。商战中的用间与反间，都充分利用了公众的某个心理，或以利诱惑，或打着情义的旗号却干着偷窃的勾当。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众多商家知识产权意识的觉醒，现代反间恐怕很难像蒋干盗书那样进行得顺顺当当了，对于AMD公司的技术转让一事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2005年4月，当中科院在计算机微处理器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并一举推出“龙芯二号”的时候，美国的AMD公司却在半年之后提出转让X86微处理核心技术的信息。
业内人士都很清楚，X86 技术是当今微处理器技术中的主流技术，对X86技术的掌握将为中国的IT行业进入微机技术的上游市场提供难得的机遇，而科技部也为推动中美实现这方面的合作作出了建设性的努力。
反对X86技术引进的人士就抛出了反间嫌疑的论断，因为X86技术的引进很可能对“龙芯二号”的研发制造冲击，从而将中国自主研发的微处理器技术扼杀在萌芽状态，扫除AMD公司的后顾之忧。尽管该事件的反间嫌疑至今难以求证，但却在一个侧面表明了当今商战领域中反间之策的发展方向：这就是越来越隐蔽化、技术化、合理化，从而为商战的双方当事人带来了不少“识别”困惑。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反间、如何用好机遇和风险这把“双刃剑”就成为了不可回避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科学解决有一个屡试不爽的黄金法则：批判地继承，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寻求技术引进和交流。正如同中国政府针对AMD技术转让一事采取的万全之策：一方面积极推进中美两国的技术合作，另一方面继续支持“龙芯二号”的研发，从而最大限度地抵御反间带来的潜在风险。
谍案 美军间谍颠覆萨达姆政权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东仍然是全球最不和谐的地方。在那里充满了爆炸和自杀式袭击，充满了民族仇恨和宗教仇视，充满了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人血雨腥风的较量。其中，美国与伊拉克的较量可以说是由来已久而又持续不断。
在美国与伊拉克军事冲突的背后，一直不停地在演绎着另一场战争。那就是萨达姆政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触目惊心，异常激烈的间谍大战。在伊拉克与美国的每一场武装冲突的背后都有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在活动，其最终目标是颠覆萨达姆政权。
萨达姆政权对美国一直持强硬态度，使历来以“世界警察”面目出现的美国的尊严和利益受到严重伤害，美国把萨达姆政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海湾战争中，美国政客们大都强烈要求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一些政府要员的撺掇下，美国白宫通过了布什总统令：授权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展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秘密行动，要求国会批准进行这一行动的巨额款项。而作为推翻萨达姆计划主角的中央情报局更是跃跃欲试，它按照白宫的安排，逐步实施此项计划。
中情局先后以多种方式威逼伊拉克：
第一，拉拢库尔德人。库尔德人长期以来是伊拉克人的死对头，与萨达姆政权势不两立，这个长期经受苦难的民族有一个名言：“库尔德人没有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外界的敌意心理。中央情报局则抓住了库尔德人的这种心理，要与库尔德人交朋友。其真实目的是为了联合库尔德人的力量，共同打击萨达姆，最终推翻其政权。1992年，当时的中情局局长盖茨对埃及、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进行了访问，会见了伊拉克的一些流亡者，盖茨此行取得了很可观的成果，海湾和中东的几个盟国同意协助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中情局确定了联络库尔德人的计划。这个时候，库尔德人已经在被西方国家宣布了禁飞区的伊拉克北部宣布独立自治，这为美国顺利安全地进驻那里铺平了道路。依靠库尔德人，中情局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了一个据点当做临时指挥中心。中情局向伊拉克逐步逼近了。
第二，摧毁伊拉克的情报系统，并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
1993年6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命令，对伊拉克情报大楼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从停泊在海湾的战舰上向伊拉克情报大楼发射了23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伊拉克情报机关的7幢大楼受到重创，这一事件使美、伊两国之间的情报战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美国轰炸伊拉克情报大楼的理由是伊拉克曾经参与了企图刺杀美国前总统布什的阴谋活动。具体是这样的：1993年，布什访问科威特，科威特警方破获了一起企图刺杀布什的活动，在逮捕的16名嫌疑犯中有11人是伊拉克公民，后来一个由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官员组成的专门调查组奔赴科威特，协助科威特当局调查此事，两个月后，美国政府宣布伊拉克情报总局策划了这起暗杀阴谋。美国证据主要是：在偷运越过伊科边界时被截获的一枚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是伊拉克人制造的；两名案犯说他们是在伊拉克被招募的，是伊情报总局人员向他们下的命令并提供了其他爆炸物；伊拉克情报局官员点名要暗杀布什总统，方式是将杀伤半径为400 米的炸弹汽车停放在布什将要参观的一座建筑物附近等等。
在发展线人的基础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建立广泛的情报网，大肆搜集伊拉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中情局吸取了在海湾战争中情报工作力度不够的教训，战后大肆搜集伊拉克各方面的情报。中情局在伊拉克反对力量和大量的难民中广招线人，对伊拉克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窃取了大量的情报，有力地配合了一些军事行动。如1992年5 月，美国情报机构在库尔德人配合下，成功地将多达30吨的伊拉克政府秘密文件偷运出国境，使伊拉克政府遭受重大损失。中情局人员还在其伊拉克北部的秘密据点里与从伊拉克来的叛逃者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谈话，获取了许多宝贵的情报资料。1995年8月，主管伊拉克军事工业的萨达姆女婿卡迈勒叛逃到约旦，中情局人员马上派人与他接触，希望从他口里能获取一些伊军的情报或弄清伊拉克军事工业的内部确切情况。
在搜集到一系列有用的情报后，美国政府操纵联合国，检查伊拉克武器库，企图削弱伊军的军事实力。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联合国的有关组织分别对伊拉克进行了检查，如联合国生化武器检查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武器专家组就曾频繁前往伊拉克开展调查工作。中央情报局则借此时机向检查组提供大量的有关伊拉克的情报，促使伊拉克尽快销毁其武器。中情局还把叛逃到美国的熟悉伊拉克军事装备的人员提供的情报告知检查组。联合国检查组人员就依靠这些情报可以踏踏实实地去检查萨达姆的核武器装备库。在调查行动中他们获取了不少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第三，利用恐怖手段限制伊拉克军事力量的提高，他们采取各种手法相继暗杀了一些为伊拉克军事工业效力的专家人员，使伊拉克大为恼怒。伊拉克文化部长哈马迪曾猛烈抨击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及其盟友的机构摩萨德。事实也揭露了他们近年来暗杀和绑架一批从事原子能工作的阿拉伯科学家的事实。
在暗杀伊军事工业专家的同时，美中情局还训练、武装伊拉克的反对力量，指挥他们开展游击战和准军事行动，并联合它们组成了一个反攻萨达姆的统一战线，中情局还拨出巨款，向这些组织提供武器装备，并安排美国军事人员训练他们。这些组织人员在中情局的精心组织安排下不时地袭击伊拉克政府军，如库尔德爱国联盟的武装人员在中情局特工的参予下制订了作战计划，1996年3月袭击了伊政府军的两个师，俘获了700名伊军官兵，尽管该行动以失败告终。另外，中情局还指使伊拉克的反对派在伊拉克放置炸弹制造恐怖活动，仅三四年的时间里就有100名伊拉克平民丧生。
策反伊拉克政府官员，是美国中情局使用的另一想颠覆萨达姆政权的手段。由于萨达姆在伊拉克长期的独裁统治，他在伊国内的政敌很多，中央情报局充分利用这一点采取手段企图分化、瓦解伊拉克政府力量。
美中情局领导伍尔西上台后曾指使手下人与一些心怀不满的伊拉克军官建立联系，最后更导致萨达姆的女婿叛逃，震惊了伊拉克朝野和国际社会；紧接着中央情报局又策反了伊拉克陆军总参谋长叛逃到了约旦。中情局还企图鼓动10多名秘密警察政变，结果失败。
中央情报局还利用各种广播媒体大搞舆论宣传，孤立萨达姆，促使伊拉克公众反对萨达姆政权。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库尔德人建造了一座心战宣传电台，专门向伊拉克人进行煽动性广播，号召他们起来造反，推翻萨达姆的独裁统治。该电台由40名库尔德流亡者经营管理，并由沙特武装卫队守护，中情局则是这一电台的后台老板。依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伊拉克反对力量还组织了“伊拉克国民大会”，出版了反萨达姆的袖珍版书籍广为散发，并不时地派出中情局提供的无人驾驶飞机到伊拉克上空投放传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正如那句古语所云：“百尺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美国政府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颠覆，表面上看是不断地军事打击和军事制裁的结果。而实际上，却是一场场谍战温柔浸淫的结果。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彻底打倒萨达姆，美国中情局和它派往伊拉克的上百名间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名谍 谍海枭雄勒鲁瓦
有谍海枭雄之称的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第七处处长勒鲁瓦，是西方谍报界公认的一位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间谍大师。根据相关的内部统计数字，法国90％的谍报战果归功于勒鲁瓦领导的第七处。在30年的间谍生涯中，勒鲁瓦留下了足以令人跷起大拇指的光辉业绩，但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竟然以悲剧收场了。
初试牛刀
勒鲁瓦是法国布列塔尼人，他生性顽固倔强，有人戏称他为“小牛”。他的间谍生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勒鲁瓦还很年轻，他把投身战争作为一场青年人的游戏，置身其中他感到无比惬意。
在德军占领布列塔尼不久，勒鲁瓦被任命为当地伪政府粮食管理局的稽查官，其职责是“督促检查，确保装载粮食的车队顺利驶抵德国”。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利用公开身份作掩护，破坏德寇劫运粮食的布置。
由于“出色”地完成了多次稽查任务，勒鲁瓦接替他的顶头上司，一跃而成为地区粮食局的主要负责人，从而直接领导所有的检查员和职工。
这样，他就顺水推舟地利用这一有利的条件，在整个布列塔尼乃至周围地区建立一个坚强的抵抗运动组织。这些经历对勒鲁瓦日后的成长和成才埋下了伏笔，而后来著名的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中坚力量第七处，就是按照他在布列塔尼组织的地下活动网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德国人经常抱怨运粮车队被劫，法国粮食总局稽查长马里埃纳决定以特派员身份进行实地调查。马里埃纳仪表堂堂，热情好客。他比勒鲁瓦大20岁，两鬓斑白。他为人持重，显然受过上等教育。他还有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这提醒勒鲁瓦，必须对他格外警惕。
勒鲁瓦一直以为马里埃纳是个危险人物，没想到他却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一天，他突然郑重其事地对勒鲁瓦说：“年轻人，我觉得你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爱国者，去从事一系列有计划的特工活动，譬如，破坏敌人的后勤补给线。渗入敌人后方等等，但我们并不希望你去干轰动一时但又难以持续的鲁莽行动。”
勒鲁瓦内心世界的阵阵波澜没有逃脱马里埃纳的眼睛。“直到今天，他那次讲话的热忱表情，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说话的诚挚语调仍经常萦绕在我的耳旁。”勒鲁瓦回忆说。
心目中的敌人突然成了朋友，如此戏剧性的奇遇实在令人吃惊。惊愕之余，勒鲁瓦了解到马里埃纳原来是“西普里安”秘密活动网的领导，化名叫做“莫尔旺”。为了掩人耳目，他给勒鲁瓦取了个化名，叫做“菲维尔”。
从此以后，勒鲁瓦领导的地下活动遍及布列塔尼的每一个角落，其间谍的功能也发挥到了极致，毫不夸张地说，从刺探情报到监视德寇的军事部署，从拍摄军用机场港口设施和铁路干线的照片到组织和协助自由法兰西战士乘坐渔船前往英国，勒鲁瓦的地下组织什么都干。
从那时起，勒鲁瓦就立志全身心地投入特工事业，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视风险如草芥，事必躬亲、身先士卒，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
即使他担任的职务可以使他超脱出来，他也恪守上述行动原则，因为在他的心里始终恪守着这样的人生信条：唯有真正建树的功绩、猎获的战利品、觅得的可靠实物、窃取或截获的机密文件才有价值，才能使他们赢得胜利。
赫赫战功
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饱经战争风雪的勒鲁瓦仍感到意犹未尽，他决定采用新的形式把抵抗运动和秘密战争继续下去，做一名忠实的地下工作者。经过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各项考核，勒鲁瓦被顺利录用了。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勒鲁瓦又毅然迈出了新的一步，他曾兴奋地说：“我真喜欢这项工作，它代表我的理想，我的希望，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英勇的狩猎战士，在自己的人生乐谱中添加几篇悦耳的乐章。”
然而，事与愿违，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谋局的建立一开始就陷入政府派别的斗争。筹备处军人和文职人员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分歧，他们为争夺领导权而发生着激烈的冲突。
正当勒鲁瓦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而焦急不堪的时候，该情报局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分）局终于成立，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侦察来自国外的威胁，收集外国情报。勒鲁瓦如鱼得水，在这新组建的机构里任组织处副处长的职务。
1951年元旦，新局长皮埃尔·布尔西科上任，他对勒鲁瓦的工作给予了积极支持。布尔西科对现代化的间谍活动的作用深信不疑，他同意勒鲁瓦建立自己一套独特班子的计划。可以说，如果不是布尔西科来当局长的话，勒鲁瓦的第七处可能永远建立不起来，而且肯定不会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勒鲁瓦也很难取得后来的成就。也正是从那天起，勒鲁瓦的坎坷命运发生了转机。
就这样，在新局长布尔西科的支持下，使用现代技术和秘密手段获取对方机密文件的第七处成立，勒鲁瓦任处长。勒鲁瓦决定干出一场翻云覆雨的大事业，他先从布列塔尼开始，用了两年的功夫建立起一个遍及全法国的秘密情报网。接着他开始招聘人手，除布列塔尼的一些战友外，还吸收了不少杰出的青年。
为了提高这些人手的专业素质，他还办起了真正的学校和专门的培训班，传授秘密获取情报的技艺。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和专业考核水准与克格勃的间谍学校不分上下，勒鲁瓦对所有的成员，从撬保险柜到截取外交邮件、从跟踪术到投特效毒药、从强健的体魄到顽强的毅力、从心理测试到严明的纪律，都要求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与此同时，他还注重对学员专业特长的培养，出现了各个领域的专业能手：有出色的保险柜专家，有高明的伪造能手，有杀人如麻的职业杀手，也有伟大的天才发明家。
他的技师们曾发明过一种叫“窥探器”的新式工具，用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到锁内簧片和卡糟刻下的痕迹、制造钥匙。这是一种空心管，上面插满了钢针，使用时可以朝各个方向推动，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奇形怪状的插满毛衣针的小毛线团。使用时先将空心管插进锁孔，慢慢地转动，然后将卡住锁内两个横杆的四个簧片的部位逐个弄清楚。
没过多久，他们就用这种方法配制了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的钥匙50多把。他们有了可以打开苏联、波兰和捷克三家航空公司保险柜的钥匙。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在所谓的边界地区，即外国人投宿、商谈、生活、居住或过境的地方。大使馆就是他们在边界地区经常注意的目标，他们总想潜入大使馆，窃取里面的信件、电码和秘密。在边界地区里，也有巴黎和外省那些豪华的宾馆饭店，外国贵宾、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和工会工作者都在那里下榻。当然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手提箱和公文包里，或者在他们自己身上就有法国政府感兴趣的秘密。后来，他们的边界地区还扩大到国际民用航空线和国外民航机场。他们的足迹遍及巴黎、柏林、莫斯科乃至整个欧洲。
但勒鲁瓦不是一个孤傲的人，他很少把获取某个谍报作为引以为荣的资本，相反，他坚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朴实无华地工作。有人曾经问过他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他坚定地说：“我是搞情报的，唯有搞到的情报真实可靠，最终能成为法国当局所能依据的确切资料，我才具有价值。”正是为了实现这种价值，勒鲁瓦在“搞情报”的道路上绞尽脑汁，甚至干出了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一次，在西柏林出差期间，勒鲁瓦了解到在东德的各个政府部门、机关、军营、警察局等单位，由于缺少“手纸”，很多民主德国的部长、将军、高级要员就拿正式报告和文件的副本当手纸。这些高官从来不觉得将这些文件扔进便池会泄露情报，也就从来不注意文件的筛选，有些甚至是绝密文件。掌握了这些消息之后，勒鲁瓦交给手下人的任务，就是要确定粪便最终排往何处，然后，派特工小组在那里捞取这成千上万张污纸团，把它们装进一个特制的小口袋，再按照严格的规定时间，通过一套当时不为人知的运输方式运往西方。
这种不为人知的运输方式源于勒鲁瓦对寻找插图发生的强烈兴趣。这种飞机机翼高大，装有两台发动机。它能够以极慢的速度飞行，飞行中几乎没有声音，可以在一块几百米长的跑道上着陆。勒鲁瓦搞到两架HD式飞机。毫无疑问，这种飞机成功地为他们取回了装满手纸的宝贝口袋，没有出任何故障。
尽管这些文件已经被粪便浸染得污秽不堪，但只要经过处理，文件上的字迹完全可以辨认，从而使他们得以复制出民主德国的重要文献，人们形象地把这次行动称为“屎壳郎”计划。当时，任何其他盟国的谍报组织都无法打入极其封闭的东德政府机关，而勒鲁瓦不用进入警备森严的单位就可以“开发”这一意想不到的“宝库”，确实令他的西方同行惊叹不已。
后来，勒鲁瓦又打算对苏联外交邮件开刀。在当时看来，他的愿望无疑是发疯，因为在世界各国中，苏联的邮件是防范最严的。苏联人为把他们的信件和报告安全送回国内，设想了一套极其简单然而非常有效的办法：每天两名苏联信使乘东方快车离开巴黎，著名的东方快车经过斯特拉斯堡、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维也纳，驶向巴尔干，直达瓦尔纳和伊斯坦布尔。苏联的信使都是些行家里手，是久经锻炼、身手非凡的特工，能够应付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形式的进攻。
在巴黎东站一上车两名苏联人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随身带着的公文包活像古代囚犯脚镣上拖着的大铁球。他们饿了就吃鸡蛋和三明治，从不离开房间。等到列车在沿途各站停靠时，别的苏联人登上这节舒适的车厢，按照规定的暗号敲门，信使才把门打开一会儿，收下信件后，又立即把自己紧锁在里面。
这种收取信件的办法一直实行到布加勒斯特，然后从那儿再把全部信件装上飞机运往莫斯科。
这看似天衣无缝的信件传递锁链为勒鲁瓦出了一个难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项颇具迷惑力的简单计划在勒鲁瓦的头脑里形成了。首先要订下东方快车上与苏联信使紧邻的包房，使他们在整个旅途中跟苏联信使仅有一板之隔。这样他们就可以“现场作业”了。
然后，趁列车通过巴伐利亚州与奥地利之间一条长长的遂道时，用一架小型钻孔机在隔板上钻一个小孔。小钻孔机的响声将被火车的巨大声响所掩没。接着，把一个注射器插进钻好的小孔里，向苏联信使的房间里喷射麻醉剂。
勒鲁瓦计算着，从德奥边界到维也纳，火车大约要运行30分钟。在这段路程内，用缩微法拍摄大部分文件，合上公文包，离开房间并拴好板门，看来时间是足够的。一旦时间不够，不能在现场按既定程序完成窃密任务，就从车窗把信袋扔到野地里。这时，奇妙的HD式飞机将介入行动。
因此，沿铁路线取苏联信袋就成了他的飞行员刻苦训练的一个项目：机上作业人员凭几条长长的钩索，趁飞机下降贴近地面飞行的时候，拾取信袋，但不着陆。在一个电线纵横、高压铁塔林立的地域从事这样的作业，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他们在自己的一个秘密基地，把口袋放在两根杆子之间，练习捡包的动作，反复训练了几百次。届时，他们的飞机将从基地起飞，按照极其精确的时间表，跟随东方快车。勒鲁瓦对行动全过程的每一秒钟都进行了研究。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还在几种车厢的隔板墙上连续进行钻孔试验。
他们的小钻孔机用起来得心应手，打开一节卧铺车厢内各个房间的板门也没什么奥秘可言。于此同时，他们还潜心研制了一种高效率的麻醉剂，它能够解除苏联人的反射功能和运动中枢的机能，让他们立即陷入持久的酣睡之中。这种麻醉剂还具有惊人的挥发性，喷射后能立即扩散消失，这足以保证他们在进入房间的时候不受麻醉剂的影响。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勒鲁瓦还让人绘制了一张列车邮政车厢的平面图，为了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苏联信使的邮包，他们还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观察邮车工作人员的生活习惯，记下了工作人员来来往往和吃饭睡觉的时间。他们掌握了什么时间邮车里没人，什么时间邮政人员回来继续分拣信件。他们对可以从容作业的时间，进行了最精确的计算。
演出开始了，勒鲁瓦安排了一些人潜伏在列车上望风，以便随时提供支援。在他们的掩护下，特工人员按预定时间接近了邮车。这时，邮政人员都去吃饭了，车厢内空无一人。两名特工直奔目标——邮车室。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就完成了任务。他们封好最后一个邮包，带着装有微型照相机和全部胶卷的手提公文箱走出了小隔间，仔细地把门关好，重新接好为保护邮件室而安置的钢丝。他们用钳子压扣上新的铅封，完全做成原来的样子。
就这样，勒鲁瓦在截获邮包的间谍活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和他领导的第七处顺利地窃取了苏联图式喷气发动机的图纸；寻找并拍摄到了苏联5个新式导弹发射基地；成功地破坏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购买军火的活动；有效地阻止了几内亚等法属殖民地非殖民化的进程。经过了这些年的发展，勒鲁瓦和第七处在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中已处于显赫的位置上，其势力越来越大，触须伸得越来越长了。
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似乎是政界的永恒主题，就在勒鲁瓦的情报组织战功卓著的同时，法国政治团体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干涉也越来越大，局内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冲突日趋激烈。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已几易其主，第七处被安插了不少“新人”。这些变化正在引导着勒鲁瓦和第七处走向危机四伏的境地。
替罪羔羊
当时，法国和美国的关系已出现裂痕。戴高乐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同美国的谍报机构勾得太紧。他认为法美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应该到此结束。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勒鲁瓦被怀疑为亲美分子，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许多人已把他视为肉中刺眼中钉。
灾难终于来临了，其导火索便是“本·巴尔卡事件”。
1965年10月29日中午，摩洛哥反对派领袖、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书记处书记本·巴尔卡在巴黎圣日尔曼林荫大道上被秘密绑架，在这个世界上神秘地消失了。他的死至今一直是个谜。本·巴尔卡在他领导的反政府运动失败以后被迫流亡国外，长期住在巴黎，从事国际政治活动。本·巴尔卡在法国受到戴高乐政府的保护，但他一到巴黎，就成了法国谍报机关的工作对象。
勒鲁瓦的一位手下涉嫌与这起绑架有牵连。当勒鲁瓦和阿迈尔正紧张地准备法兰克福的计划时，这位自命不凡、野心勃勃的家伙曾闪烁其辞地向勒鲁瓦透露过一点儿消息。为此，勒鲁瓦曾用书面形式向他的上司报告过两次，但竟未引起这批官僚们的丝毫反应。
这起绑架事件震撼法国朝野，受到舆论的猛烈抨击，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使法国政府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法国政府严惩造事者，勒鲁瓦首当其冲地成了替罪羊。他们开始对勒鲁瓦进行严密的监视，但考虑到他在第七处中的威望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一些非常的行动，最后把他投进了拉桑泰监狱，严格地监禁起来。
他们不是指控他犯了罪、参与了绑架本·巴尔卡的活动，而是指控他虽然掌握了情报却没有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他们声称，如果不是这样，这起事件本来是可以阻止的。
对此，勒鲁瓦据理反驳。但司法机关却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让他的律师对他上交的两份报告取证，也不让第七处的人出庭。
勒鲁瓦在拉桑泰监狱被囚禁了117天，经过一系列马拉松式的审理之后，最后被陪审团宣判无罪释放。就在勒鲁瓦受审的同时，他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彻底瓦解，他要求重返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工作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一次事故，更是一次阴谋。不仅我被搞掉，而且我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瓦解，或许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的目的。”勒鲁瓦痛心且气愤地说。毫无疑问，勒鲁瓦成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
在勒鲁瓦被宣布无罪释放两天后，他买了一张去地中海海滨的城市科达尔祖尔的飞机票，他手下的一位工作人员把自己在那里的一幢别墅让给了他。
从此以后，勒鲁瓦离开了自己心爱的事业，离开了法国间谍总部，带着对“第七处”的眷恋和风雨一生的光荣经历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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