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诱：原始但有效
男人爱慕美女、女人倾慕俊男，这本是人之常情。不少情报部门正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重点招募了一批专职色诱的俊男靓女，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苏联克格勃的“燕子”（女色情间谍）和“乌鸦”（男色情间谍）。这些为了达到间谍目的而不惜献出身体的色诱者们总善于利用一些政府或军队高官因贪图美色而窃取情报，其手段不断翻新，诱惑伎俩让人防不胜防。
感情是间谍常利用的突破口
195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联邦德国的首都波恩从事外交秘书工作的利奥诺尔·贝蒂小姐在其寓所里刚刚吃过晚餐，她的门铃突然响了。打开门后，她看到一个手拿一大把玫瑰的男子站在她面前。那个男子很有礼貌地说：“对不起，打扰您了，我是来找希顿小姐的。”贝蒂小姐回答说：“你找错了，这里没有什么希顿小姐。”这个男子说：“对不起！”随后，他把红玫瑰伸向贝蒂小姐，“由于我打扰了您，您该接受这些花才是。如果让它们枯死，那就太可惜了。”面对这种慷慨大方的表示，孤独的贝蒂小姐将那个男子请进她的寓所，并把花泡到水里。接着这个男子开始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史蒂夫，是个摄影师，爱好广泛。
1960年12月，贝蒂小姐在这名男子的甜言蜜语的诱惑下，他们俩很快结成了夫妻。渐渐地，史蒂夫让自己的妻子从外交部带一些文件回家。史蒂夫利用有利时机偷偷地把文件拍摄下来，而后把文件放回原处。原来史蒂夫是克格勃的间谍，按照情报中心的指示，导演了这一场爱情悲剧。五年中，他们夫妻两人向苏联提供了将近三千份外交部文件。当他们被捕后，这位曾经沉醉于爱情美梦的年轻女子，在牢房里用自己的睡衣上吊自杀了。
当然，对克格勃的“燕子”和“乌鸦”来说，间谍生活要简单得多，他们并不需要去窃取情报也无须去组建间谍网，亦无须知道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事实上上级也不会让他们知道得更多。但克格勃的间谍在实施色诱的时候并不是像单纯地出卖身体那么简单，而是一场经过了千锤百炼的职业表演，单是其训练手段也足以令古往今来的色诱间谍自愧不如。
克格勃色诱间谍的遴选过程是十分严格的，他们首先需要具有出色的外表、良好的身材，最好还具备一定的文艺特长。每一位被间谍组织初步选中的青年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身份审查，还要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对他们进行政治感化，从此他们将开始踏上丧失人伦、理性甚至葬送一生的漫漫旅程。以“燕子”的培养过程为例，这些最终入选的女学员带着兴奋进入这所特殊的学校，而对于色诱和性，她们一无所知。
在经过了豪言壮语、发誓效忠祖国的开学典礼之后，女学员们被带进了电影院，在那里她们将第一次了解自己的学习任务。无怪乎影片刚刚放出来，黑暗中就响起一片惊恐的叫喊声，银幕里一个赤裸的男人微笑着迎面走来……接下来便是赤裸的一男一女正抱成一团在床上打滚……她们终于懂得了自己报效祖国的方式是何其沉重。不久之后，真正的操练开始了。女学员们全裸着身体坐成圆圈，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女学员脱得一丝不挂，在圆圈中心作着不同姿势的性交表演。经过这一关后，由军官学校男学员同色诱间谍学校女学员一对一地发生性关系。每个学员实习期间的“作业”，会被用广角镜头映现在银幕上，供教员与其他学员们欣赏、评论，指出不足以便改进。
艰苦的训练造就了各位学员难以抵御的诱惑力，他们能够以平常心态看待赤裸，勇敢地把身体当做武器，创造出似幻似真的效果，从而顺利地展开色情圈套的阴谋，并借助于电子窃听和摄影录像等科技设备给重要的证据加以记录，接下来的讹诈和收买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当然，色诱间谍也并非清一色地从事欺骗的性行为，有的甚至明确地公开自己的间谍身份，用身体交易换取情报，这更接近于人们所知的“性贿赂”。马尔代夫间谍玛莉伊姆·拉希达便是其中的典型。在印度宇航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巴基斯坦构成致命威胁的情况下，巴基斯坦以协助马尔代夫加强防御设备和建立火箭制造工业为条件向马尔代夫“求援”，于是一位33岁的色诱间谍闪亮登场。她勾引了印度航天署55岁的副署长戴富·萨锡可马林和其同僚印度高级火箭燃料工程师奈姆比·那雷耶伦，由他们提供情报，她提供“服务”。
出人意料的是，这宗色情交易居然进行得异常顺当，两人先后数次与玛莉伊姆发生关系，玛莉伊姆总共获得5000余份绝密图纸和资料以及为数可观的电脑软盘。这位女间谍出色地完成了“演出”任务，她也为此而受到褒奖。
在间谍领域，色诱战术源远流长。在人类伦理观念日渐开放的今天，色诱毋庸置疑地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再加上现代科技的繁荣为间谍的证据和情报搜集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这套战术更是展现出时代的风采，成为一套原始而有效的黄金战术。
收买：利益当先
作为间谍手段中相对“友好”的一种，收买从事前策划到事后结果却显得并不“友好”。恰恰相反，就在间谍慈眉善目的面具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其破坏力往往是惊人的。但对于间谍来说，收买手段的战斗力也往往是卓越的。
在日本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某甲公司由于经营不善，积存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已经处在了濒临破产的边缘，为了能够继续获得银行的贷款，甲公司将自己恶化的财务状况当做绝密消息并采取严密措施防止机密外泄。
但这一消息很快被其竞争对手某乙公司的间谍反馈回来，这令乙公司的决策层备感兴奋，一旦能摸清甲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便是对甲公司的致命一击。然而乙公司屡屡出马的间谍都未能如愿以偿，他们在甲公司严密的防范机制下纷纷败下阵来。
正当乙公司绝望的时候，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索给其带来了希望：甲公司的总会计师近日内会到某医院镶牙。于是，乙公司人员迅速采取措施，不惜重金收买了这位已经被提前预约的牙科医生。
当甲公司的总会计师来镶牙时，这位业余间谍便将一个微型窃听器放进了他的金属牙套里。从此，甲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再是深不可测的机密，这位总会计师向公司老板汇报财务状况的谈话内容，也被乙公司录制下来。等到乙公司将这些数据和证据公之于众的时候，甲公司很快就一命呜呼了。
业余间谍即使没有间谍经验，但却拥有隐蔽性强、易于贴近目标的先天优势，正应了那句“家贼难防”的千古祖训。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这些被收买的业余间谍，不惜后院起火、暗中倒戈，不少企业就因此而莫名其妙地破产了。
日本的一些企业采取长期策略，在美国硅谷收买了许多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关键工序的工人为内线，为他们提供美国企业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技术情报。有的企业为获得商业秘密，还在留学生、新闻记者、大学教授中培养自己的商业间谍。
台湾“军情局”为了获取关于大陆的情报，也把收买作为第一手段——用金钱收买已在大陆投资的台商。被收买者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小本经营者。台湾“军情局”的情报奖金和津贴对他们来说是一笔数额不小的收入。据一名熟悉内情的台商透露，收买此类台商的价码从5万元新台币起价，以情报价值的高低相应增加。另一种是生意上遇到困难，接受“军情局”资助的“感恩户”。据香港媒体报道，有一次，“军情局”间谍发现一名在香港经营不善而面临破产的台湾商人，遂以投资15万元港币为条件，发展其加入间谍组织，后又安排其以台商身份到广东，发展间谍，进行情报活动。
按照“军情局”的间谍发展程序，这种由金钱收买的台商，都要由“军情局”组织赴台北阳明山“新竹营区”的“新庄”情报学校进行1周或10天的训练，1个月后便签约任用。这类训练十分“粗糙”，任用后发给台商的间谍设备也极为“小儿科”。如“军情局”发给台商最多的是一种叫“二奶杀手”的手机。
由于不少台商在大陆“包二奶”，很多台商家属请人在丈夫的手机里焊上一种芯片，有了它，即使在关机的情况下，也能窃听到周围的任何声音。
“军情局”就用这种在大街上卖3.5万元新台币的玩意儿哄骗这些业余间谍，使得这些人屡屡被捕。一旦被捕，“军情局”是决不会去“捞人”、“安抚”的。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收买业余间谍就如同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企图通过大量的前期投入来布置广泛的间谍网络，而对于网络的质量和效能则难以考证。多收买无非是抬高成功的概率，在“撞大运”的同时，还不免承担着被反间的“背运”危机。
正因为如此，间谍组织在传统的收买手段上也尝试着一些调整和规划，一方面加大了对关键间谍的收买力度，确保万无一失；另一方面更加重视专业间谍的角色扮演，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专业间谍的拿手好戏——讹诈。
讹诈：间谍的拿手好戏
《讹诈专家》是《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名篇（第六集），其中的讹诈专家利用贵族们身边仆人提供的信件，对其不可告人的秘密进行揭发并以此来敲诈勒索。柯南道尔在小说的最后写道：一个人的名誉、地位和生命都是被讹诈和勒索的砝码，真正的讹诈专家便是最善于利用这些法码的人。
当今社会的讹诈专家并不占少数，讹诈之术也非常之多。从主体上说，有冒充警察、检察官敲诈，绑架者敲诈，三陪女敲诈。从媒介上说，有网络敲诈、电话敲诈、信件敲诈、面对面敲诈。从技术上说，有盗窃隐私文件敲诈、合成淫秽照片敲诈、假冒交通事故敲诈等等。但传统讹诈的目标是可替代的金钱，间谍的目标是不可替代的情报或行为嘱托，目标的唯一性决定了间谍讹诈的难度，这就更需要精心策划，甚至付出更多的代价。
与前面提到的业余间谍不同，不少佯装台湾商人的专业间谍洋洋洒洒地来到大陆，他们的任务是直接指向核心情报的。但他们获取情报的手段却与众不同：利用台湾同胞的优厚待遇和自己的商人身份在官商勾结的道路上大做文章，其中最屡试不爽的就是靠突然翻脸来“逼宫”的讹诈之术。这些胸怀投资“诚意”的“台商”首先是利用一笔可观的投资基金博得当地政府的垂爱，接着顺水推舟地拉拢政府要员，和他们打成一片。于是这些官员的隐私开始被间谍有意识地收集整理，收集到足以令某位官员身败名裂的时候，这位“台商”便会翻脸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很容易想象了，这些官员妄图用重要文件换回自己的难言之隐，不料越陷越深，不少人演化成了真正的傀儡。
间谍的讹诈之术从根本上说也是收买之术，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收买是白脸收买，讹诈则当属红脸收买，这更类似于刑法理论共同犯罪中的胁从犯。当然，间谍的讹诈术不仅仅只有官商勾结那么简单。尤其是在商业领域，商业间谍的基本素质之一便是把诈骗技能训练得炉火纯青，甚至有人戏称在商战之中讹诈是数量最多的毒针，有的毒针直接指向了公司的应聘者，而且还很温和。
一位姓肖的女士大学毕业之后在飞煌电脑公司打工，临时工的待遇和工作环境令她感到不安定。一天，她从报上看到了宜琪电脑公司招收固定职员的广告。为了这份梦寐以求的固定工作，她当天就写了封应招信给宜琪公司，为说明自己有过工作经历和经验，她在信中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在飞煌公司的工作情况。不久，宜琪公司就请她去面谈。面试的考官其实是一位专门负责打探飞煌公司商业情报的间谍。
“您在飞煌公司做过什么工作？”一阵礼节性问话后，考官漫不经心地问。
“我对市场上所有厂家生产的电脑软件包的数据加密功能进行过测试和统计。”肖女士准确、简明地回答道。
本来至此已经很好地回答了所要问的问题了。但她看到考官仍沉默无语，以为是回答得仍不充分。求职心切又促使她进一步地补充：“我发现市场上所有的软件包的保密功能均比飞煌公司正在开发的新软件包要差。老板对我的工作是很满意的。”这时，考官才露出满意的笑容。肖女士以为是这番展示才华，推销自己的话打动了考官，殊不知考官已从她的话中发现了飞煌公司的秘密。宜琪公司在决定录用肖女士的同时，立即组织技术人员主攻软件包的加密功能。像宜琪公司这种以招聘为由，通过和求职者，特别是曾为竞争者效力过的求职者面谈，搜集对方生产、技术、经营等商业情报的手段，是讹诈之术中的常用手段。
与讹诈求职者相仿，一些在原公司失意的业务骨干或是其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往往成为商业间谍讹诈和利用的对象。他们会派出和这些被讹诈者存在某种友好关系的“靠得住”的人士，装成为这些被讹诈者排忧解难，倾听他们的诉苦的人，殊不知这些所谓的苦却令商业间谍吃到了甜头，原来被讹诈者已经在不经意间透露了自己公司的秘密。还有的商业间谍善于利用被讹诈者的性格特征来达到目的。法国的某建筑材料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令其同行感到颇为不安，这些同行纷纷派出间谍刺探情报。经过这些间谍的研究，他们发现了该公司的保密措施做得相当到位，唯有一个好消息，便是这个公司的技术部门经理总喜欢哗众取宠、夸夸其谈，常常在“听众”的吹捧下走漏风声。于是，这位经理突然多了一些忠实的听众，而他本人却依然兴高采烈，没有几个月该公司的技术研究成果就被窃取了一大半。
在现代商战中，间谍的讹诈之术可谓防不胜防。作为守密者，除在关键的“外交”环节上不要出现纰漏之外，洁身自好、不要给讹诈专家留下施展才华的机会才是应对讹诈的根本之策。
暗杀：你的存在是个危险
“暗杀者”通过谋杀反对派领袖来扩大自己的实力，对于间谍活动来说，“暗杀者”一词与其本质含义并无多大差异。就世界范围而言，尽管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矢口否认曾暗杀过外国政要，但不少被揭露的间谍秘密对这些否认者越来越不利，只是不少计划因杀人未遂流产而已。在暗杀与被杀的恐怖剧中，苏联情报机构的间谍无疑扮演了精彩的角色。
苏联情报机构常常为了消灭政敌而采取暗杀手段。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就创建了特别实验室卡美拉（Kamera），用来研究毒药和其他暗杀工具。他们所暗杀的最著名的人物是苏联创建人之一的里昂·托洛茨基，据说他被政敌斯大林于1940年下令杀死。有趣的是，就在斯大林下令杀死里昂·托洛茨基之前，他也险些遭遇杀身之祸。
1924年1月，列宁逝世之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立即举行秘密会议，伏罗希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的报告》。全体委员一致认为，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的确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会后很快成立了著名的疗养区管理局，专门负责国家领导人专用别墅的修建和管理事务。其中一幢名为“绿色森林”的别墅就位于索契市郊的马采斯塔山谷附近，这里曾是一个富豪的古老庄园。就在1925年这幢别墅落成之际，患有风湿病的斯大林准备在此进行一个疗程的疗养。
负责别墅区建造和监督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上校格奥尔基·柳什科夫，他原本想把这项工程作为一次升迁的良机，不料一个喷泉池在接受上级验收的时候突然喷出巨大的水柱，令在场官员惊恐不已。不久之后，格奥尔基·柳什科夫被派往远东任职，而“喷泉池”事件也就成为了柳什科夫身上永恒的污点。当时正值苏联的大清洗运动，柳什科夫生怕受到“喷泉池”事件的牵连便开始寻找新东家，不久之后便和日本间谍取得了联系。1938年，柳什科夫正式叛逃日本。
当时，日本和苏联在远东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冲突。1938年7月29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入苏联，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哈桑湖地区的两个重要制高点——扎奥焦尔纳亚和别济米扬纳亚高地。苏军予以了猛烈回击，日本侵略者在几天之后不得不撤退。8月11日，恼怒的日本将军们则决定用武士道的方式予以报复——暗杀斯大林。刚刚叛逃的柳什科夫决定用实际行动为自己在新东家那里赢得应有的地位，毋庸置疑，他把密谋暗杀的地点选在了“绿色森林”。
他们先是从流落中国的俄罗斯移民中招募了一批破坏分子，柳什科夫亲自对他们进行训练，接着柳什科夫用一份精密的别墅图纸和100万美圆的奖金“誓师”，并亲自率领暗杀军团踏入“绿色森林”，该暗杀计划被称为“猎虎”行动。然而，形势出乎柳什科夫的意料，他们刚刚越过边界便遭遇了伏击，身负重伤的柳什科夫带着3名队员逃出了苏联国界——“猎虎”行动宣告失败。就这样，斯大林逃过了一劫。
在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今天，暗杀却从未黯然失色。相反，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暗杀事件把人类带入了恐怖主义的迷茫中。暗杀实施者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或者是针对一国首脑和党派政要，达到排除异己、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的目标；或者针对某一事件、具体工程的负责人，令该事件和工程的实施陷入瘫痪；或者干脆针对贫民百姓，渲染恐怖氛围并借此向政府施加压力。然而，暗杀又是间谍手段中最极端的一种，而且常常以自身的灭亡为代价。在崇尚生命和理性的今天，暗杀间谍渐渐涌向了宗教领域，不少暗杀还演变成“明杀”，创造了目不暇接的“自杀式”袭击事件。可以说，今天的暗杀已经站在了理性和非理性的边缘，一旦这个界限被混淆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
绑架：间谍的杀手锏
被誉为“悬念大师”的著名导演艾尔弗雷德·希区科克（Alfred Hitchcock）1934年在伦敦曾执导过一部黑白片《擒凶记》。1956年，他为派拉蒙影片公司重拍了一部彩色宽银幕片《擒凶记》。影片讲述一对美国的医生麦昆夫妇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正在摩洛哥阿拉伯人聚居区观光，目睹一个法国人遭到谋杀。法国人在弥留之际将内情告诉了这位医生，于是麦昆医生成了一项间谍阴谋的知情人。间谍组织绑架了他的儿子作为人质，要挟他保持沉默，麦昆夫妇为营救儿子，毅然投入一场揭露间谍的搏斗……
这部经典悬疑片精彩地诠释了间谍绑架手段的残忍毒辣和天理不容，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绑架手段的立竿见影和轰轰烈烈。作为间谍组织的惯用手段，绑架在间谍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发挥着多重作用：
第一，直接获取情报的作用。通过对知情者的绑架，间谍组织可以获得一次审讯甚至是刑讯逼供的机会，一些知情者迫于压力和胁迫不得不透露出自己心中的秘密，从而使间谍组织以较小的成本、较为安全的方式直接获取情报。
第二，间接逼取情报的作用。这种情况下间谍组织绑架的往往是知情者的亲属、朋友或是其他足以引起知情者关注的人或物。这些被绑架者当然不知内情，他们仅仅是作为吸引知情者的诱饵，诱其登门造访或屈膝妥协，从而间接逼取情报。与此同时，间谍还可以从间接绑架人质的过程中观察知情者的动向，他们期待着知情者处变而惊、忙中出乱，从而获取一条“抓住马脚”的捷径。
第三，反间的作用。有些间谍组织抓了人质之后表现得“一团和气”，不仅不会对被绑架者动手动脚，而且过不了多久这位人质就能安然被释，原来他们只是想让被绑架者看一场表演，演出的剧本纯属虚构，信以为真的人质把这些假信息带回去之后，间谍组织在反间的赌局中就可以轻松地胜出了。
第四，诱杀的作用。在绑架中被形象地称为“撕票”的先绑后杀行为带有浓厚的恐怖色彩，他们或许是目的已经达成又恐留下活口，或许是目的无法达成而“破罐子破摔”，或许 “绑”就是为了“杀”，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人质的命运终将成为一段悲剧。
2004年10月31日，法新社报道日本政府已经确认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现的一具无头尸体正是被穆斯林武装分子绑架的人质香田正生。在此之前，伊拉克扎卡维领导的伊拉克圣战“基地”组织已经通过互联网威胁说：如果日本在48小时内不从伊拉克撤军，人质将被斩首。在日本政府没有表现出应有诚意的情况下，绑架者不仅将人质杀害，还拍摄了详细而清晰的枭首录像，一经播出便引起四方震动，现场令人窒息的氛围和鲜血淋漓的场景使人惨不忍睹。
当然，从间谍目的的角度来看，伊拉克圣战组织的行为重在逼取利益和渲染恐怖色彩，是一种被动式的绑架，相比之下，美国中情局的绑架行为却要主动积极得多，他们的绑架目的也是“品种繁多”。根据美联社的相关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从2001年发生“9·11事件”以来，在世界各地绑架了至少150名人质，并将这些人质转移到第三国进行审讯。美国政府宣称，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恐怖分子，同时也是为了获得机密情报。事实上，即使是在“9·11事件”之前，美国特工也从未放弃过绑架人质的活动。只是发生“9·11事件”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变本加厉地从事此类活动，其活动范围甚至扩展到了美国的欧洲政治和军事盟友境内。
从间谍手段上看，无论是被动式的绑架还是主动式的绑架都折射出绑架的多重作用和效能。在当今世界关于尊重人权和打击恐怖势力的声讨声中，绑架固然不受推崇，但对于间谍组织而言利用绑架来实现间谍目的却依然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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