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性灵人生-退居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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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十三年秋天,袁枚还在江宁任知县时,用三百两银子买下当时金陵城郊的一座废旧庄园,进行修葺改造,并更名为随园。随园坐落在金陵城西北的小仓山北麓,原是雍正时江宁织造隋赫德的私人花园,故人称“隋织造园”。

    由金陵城东门桥向西行约二里,有不算很高的两道山梁,这便是小仓山。小仓山自清凉山分岭而下,中间有清池和水田,山间有树木掩映,郁郁葱葱,直至北门桥而止。每逢夏天到来,山间树木茂盛,繁花锦簇,百鸟争鸣,溪水淙淙,因而这里历来便是皇亲贵族们的避暑之地。当时的金陵城名胜很多,城南有雨花台,城西南有莫愁湖,城东有蜿蜒起伏的钟山,城东北有依山而建的孝陵、鸡鸣寺,登小仓山时这些名胜错落有致地展现在眼前。尽管今天小仓山早已被大都市的楼宇屋舍所淹没,随园也很难寻找到旧日的痕迹,可在当时,小仓山的确是一个景致宜人、环境幽静的美妙去处。历代不少文人墨客喜爱这个地方,据说,当初李白曾经到过这里,十分迷恋这里的景色,便希望将自己的墓地修建在这里。袁枚一到此处便深深地为其独特环境所吸引,并决定将此地作为自己意绝仕途后的归宿。

    在袁枚购得之前,随园因长期无人看管、年久失修,几乎成为一座荒园,园内亭台颓废、杂草丛生、树木枯萎、百花凋零,一片惨败景象。袁枚买了此园之后,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审美情趣,像是进行一项艺术创作一样,对此荒园进行精心的修葺和改造:

    茨墙剪阖,易檐改涂。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茭。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由此可见,袁枚精心修造的新的随园处处体现一个“随”字。实际上,这也正是他当时内心世界的反映。经历了几年的个人奋斗、宦海浮沉,他的人生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此时他所追求的不再是金榜题名、仕途升迁,而是远离尘世的烦嚣,顺应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生活,他是在寻找着一个能够实现他这一愿望、能够“随心所欲”地生活的世外桃源,因而,袁枚对随园的修葺和改造,实际上是在营造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经过几年的修葺,随园的景色焕然一新,更加迷人秀丽。后来有人曾这样描述随园的景致:“颇饶亭榭,水木清华,仿西湖为堤井,为里外湖,为花港,为六桥,为南北峰。长廊复房,琉璃施窗,琴书尊罍,玉石之属,横陈几榻。梅百枝,竹万竿,桂十余丛。小仓山色在户牖间。”(《鹤征后录》卷八)因袁枚深爱西湖景色,便依照西湖的景点来设计和改造随园,经过精雕细刻,随园的确已成为江南园林中的优秀之作,它融山光水色、楼台亭阁为一体,比景点比较分散的杭州西湖更为精巧别致。难怪当时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都以能到随园一游而自豪。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袁枚借口有病,辞去江宁知县职务,归居随园养病。这一住就是三年。在这三年里,袁枚对他前半生的人生道路进行深刻反思,最终促成他一生中重大转折。初归随园时,袁枚的内心世界是十分矛盾的。起初他还是十分怀念曾令他兴奋并带给他许多欢乐的仕途生活,特别是每每想及昔日身居翰林时的荣耀,官宰江南时的光彩,觉得就此草草告别仕途,不免有些黯然神伤、难耐寂寞了:“伤哉出山时,意气凌八表。一自识行藏,不复耻温饱。何因大鹏翼,化作小山草。”(《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三《偶然作》)显然,他自视才高,深为自己的才能不被世人所用而惆怅,而愤懑,而于心不甘。然而,仕途的坎坷、世态炎凉,却又使他觉得前途渺茫,从而失去了于官道上进取的信心。久久凝思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还是“急流勇退”的好:“三十休官人道早,五更出梦吾嫌迟。”对于“急流勇退”他曾在《随园诗话》中几次提到,他说:“唐太宗云:‘泥龙竹马,儿童之乐也;翠羽明珠,妇女之乐也。’余亦云:‘急流勇退,后起有人,士大夫之乐也。’(《随园诗话》卷十三)”他又说:“余常谓收帆须在顺风时,急流勇退,是古今佳话(《随园诗话》卷十六)。”凡此种种,他只不过是寻找借口,进行自我安慰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才渐渐认识到急流勇退的真正益处:“余常谓陆放翁(陆游)、康对山(康海),俱一人权门,名为小损。然士大夫宁为权门之草木,勿为权门之鹰犬,何也,草木不过供其赏玩,可以免祸,恰无害于人;为其鹰犬,则有害于人,而己亦终难免祸(《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他深刻地意识到,如若再于宦海中苦苦挣扎,其结果不是重蹈陆游、康海之覆辙,就是充当朝廷的鹰犬和爪牙,不但名声受损,甚至很有可能“难免于祸”,丧身宦海。

    于是,就在赴陕任职受挫,又得父亲病故的噩耗时,他终于下定决心正式上书朝廷请求终养。两年后,他的请求得到朝廷的批准,高兴之余,他写下了《喜终养文书,部复已到》一诗:

    一纸陈情奉板舆,九重恩许赋闲居。

    身依堂上衰年母,日补人间未读书。

    花竹千竿环子舍,牙签四面绕吾庐。

    此中便了幽人局,门外浮云万事虚。

    在居家守孝、修造随园的过程中,他也开始勾勒自己后半生的生活蓝图,从此开始了他近五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

    一旦摆脱尘世烦嚣的袭扰,步入流光溢彩的文学殿堂,袁枚的心境顿时变得超然洒脱、悠然自得起来,有时甚至不免有些喜形于色。一天,一位朋友的儿子,年轻好学,拿着诗作来求教,袁枚读后,叹赏不止,没想到此人告别时却说:“本人不好名,先生千万不要把我的诗拿给别人看。”袁枚听了十分鄙夷地自言自语:“此人矜情作态,局面太小。”在他看来,能以诗文得名于天下,理所应当,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很正常的谦虚自持,在他眼里反倒成了一种遮遮掩掩的扭捏作态。袁枚在任知县时,很是谦虚自重,从不夸耀自己,听到别人谈论自己的政绩,也会“闻之两颊红”的,可当他退居随园以后,对于自己的诗文的好名声却十分看重,从不掩饰。有位官人自称不好名,袁枚听后逗他说:“人之所以与禽兽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人好名也。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孔子还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大圣人尚且如此重名,何况你呢?”过分的自夸和炫耀,往往会使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相传袁枚曾在随园中挂出一副对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有位名叫汪容甫的文人听说后,专为此联登门求教,袁枚知其来意避而不见,汪便对袁枚的仆人说:“告诉你家主人,就说我要借他的《坟》、《典》、《索》、《丘》四部书一读。”据史书记载,这四部上古典籍早已失传,实际上是否真有其书,至今仍然是个谜。袁枚自知夸了海口,自然不敢面见客人。

    乾隆二十年,袁枚举家迁入随园。上有老母,下有妻妾子女、内外奴仆,再加上随园还需要继续修缮改造,其日常开支是可想而知的。朝廷的供养俸禄毕竟有限,维持这样一个大的家庭,单凭朝廷所给的那点银两是远远不够的。生活迫使袁枚通过卖文开辟新的经济来源,此时,常常埋头于应制时文的写作,虽不是兴趣所在,但已成为生活上的一种依靠,实际上居住在随园中的这个大家庭的大半费用都是袁枚卖文所得。他时常为一些达官显贵撰写碑铭传记,这类逢迎之作,如神道碑、墓志铭、墓表、行状行略等,在他的文集中占有很大比重。写这类文章尽管有时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恭维奉承之辞,但其收入的确是可观的。由于袁枚的文才和声望,使得他所写的碑铭传记的价钱也日益看涨,有时一篇碑文竟能换得千两酬金。袁枚的孙子袁祖志在他的《随园琐记》中记述:“……五十年中,卖文为活,竟有一篇墓志赠银万金者,以故可以扩充园圃结构。”可见其卖文的收入不但能养活一家几十口人,还可拿出一部分用于随园的扩充和改造。当然,从事时文写作除使他在经济上受益外,更让他在文人仕宦阶层中很快就成为名声显赫的人物。一次,他出游天台山,到了钱塘江边一时找不到渡船,正着急时看到一位官人乘船赴任在此处逗留,袁枚使人报上姓名想借船一用,没想到,这位新官听说是袁枚在此,亲自跑来拜见,且激动不已地说:“在下正是因为读了先生的时文才考取进士的,让先生用船以报师恩,也算是我的一分荣幸。”随即将船让给袁枚。又一次,袁枚路经处州,想到仙都峰一游觉得路途太远,不敢妄行。夜晚住进一家客栈,店主听说是袁枚在此,便将六七个兄弟都叫来拜见。几个人手执蜡烛上下打量着袁枚:“先生就是那位有名的袁太史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异常惊讶地说:“我们读先生的文章,总以为是古人再世了呢,没想到先生还这么年轻!”马上收拾东西的收拾东西,扛行李的扛行李,七手八脚、争先恐后地将袁枚接到自己家里去住。而后又陪着袁枚游览了仙都峰。

    收入的增加,使得袁枚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整个随园的生活氛围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变得日益奢华排场起来。随园的景致经过几年的精心修建日趋完善,每逢春天到来,园内呈现红绿间映、郁郁葱葱的景象,堤岸上,万红千紫,芳菲满目,间有禽鸟低飞轻舞,宛啭娇啼;湖水中,柳枝轻拂,碧波荡漾,时有轻舟荡桨,纵横竞渡。这时袁枚总是携妻妾子女,陪亲朋好友,或漫步花树之间,吟诗作画,或荡舟轻波之上,饮酒赏月,其生活可谓悠闲自得。再加上随园四面并无墙篱阻隔,金陵城内才子佳人们踏春游园,蜂拥而至,园内更是热闹异常。特别是每逢老母寿诞前后,子女们轮番置酒设宴,为老人祝寿,老母亲也要设宴答谢,往来欢宴,济济一堂,随园上下,热火朝天,时间长达月余。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园逐渐引起江南文人的瞩目,有不少文人学士向往着能到随园一游,而会聚天下文人骚客于随园谈古论今、吟诗作画,也成为袁枚生活中最为愉悦的事情。到后来,随园几乎成为江南文人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不时地就有人拿着诗作或登门求教,或与袁枚共同吟唱品评,使随园更加具有文化气氛。若得到好的诗作,袁枚总是将其精心挑选出来,并汇编成集,刻印发行。袁枚自称:“好诗如好色,得人佳句,心不能忘。”一次,袁枚送一位友人出门,走到大门口时,天要下雨了,这位友人突发灵感,随口吟道:“雨声犹在云,风色已到树”。袁枚一边为他击掌助兴,一边仔细品味,认为是难得的佳句,马上让门人将这两句诗记录在来访客人登记簿上。看到这般情景,友人不禁乐了:“想不到先生喜欢诗句竟到了如此痴迷的程度。”的确,正是因为袁枚对诗歌如此钟爱,才赢得天下文人的青睐,也才使得随园不仅成为袁枚自己的“精神家园”,也成为江南文人们的“精神乐园”。因而,每逢秋天考试之时,袁枚总是要把来自各地的文人学士们邀请至随园一聚,袁枚以美酒佳肴相待,客人们则以诗歌绘画作答,往来应酬,气氛十分融洽。到了晚年,袁枚以诗会友日益频繁,来往唱和的诗作已达万余首,于是,袁枚便在园中修建了一条长廊,将这些诗作贴于廊壁之上,以供众人观赏,并称之为“诗城”,这件事一时传为诗坛佳话。袁枚对此也颇为自得,他在《诗城诗》一诗中这样写道:“十丈长廊万首诗,谁家斗富敢如斯?请看珠玉三千首,可胜珊瑚七尺枝。”袁枚和随园的声望,使得他结交了不少朋友,以至“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当然,来访的未必都是儒雅之士,一次,一位太守也来随园,吟花赏月,附庸风雅,没想到酒后失态,竟于园中扯开下衣,随地便溺起来。袁枚听说后,气恼之余,于第二天写了一首小诗加以嘲讽。

    云集天下诗才,勤于笔耕应酬,使得他和随园更是名满天下,前来求诗索文、酬诗唱和的更是与日俱增。到了晚年,袁枚编撰的《随园诗话》刻行后更使他名声大振,于是,众多文人如云而至,都想让袁枚将自己的诗作录入《诗话》。对此袁枚十分无奈,但又不愿挫伤众人的积极性,有时真是有苦难言:“殊不知诗话非选诗也,选诗则诗之佳者选之而已,诗话必先有话,而后有诗,以诗来者千人万人,而加话者唯我一人,搜索枯肠,不太苦耶?”特别是碰到亲戚朋友、达官显贵们慕名而来,其诗作虽不甚佳,但又不好推辞,只好硬着头皮从中挑选。时间一长,搞得袁枚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有人读了袁枚的《随园诗话》,认为收取太滥,大为不满,对此袁枚心里非常清楚,他曾发出过沉重的叹息:

    选家选近人之诗,有七病焉,……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情,七病也。末一条,余作《诗话》,亦不能免。

    (《随园诗话》卷十四)

    尽管如此,有些实在不忍卒读的诗句,他也只好作罢。曾有一名门弟子拿诗来求入选《随园诗话》,袁枚看后,实在觉得没有味道,读着就觉两眼发困,只想睡觉,但是当着本人的面又不好发作,于是便对此人说:“诗甚清老,颇有工夫,然而非之无可非,刺之无可刺也,选之无可选也,摘之无可摘也,……”此人听后,只得红着脸,悻悻而返。又有一次,一太史捧来自己所作诗集四十多卷,想让袁枚从中挑选一些录入《诗话》。袁枚与此人平时有一些交往,自然不好推拒,便让自己的门生周午塘代为先读。周读后,觉得无一可取,便作一诗戏谑道:“何苦老词坛,篇篇别调弹;披沙三万斛,校得寸金难。”袁枚读了这首诗,忍俊不禁,随即和诗一首道:“消夏闲无事,将人诗卷看。选诗如选色,总觉动心难。”尽管《随园诗话》有许多不足之处,但还是瑕不掩瑜。《随园诗话》一经刻行于世,便以它独到的见解,丰富的内容,赢得当时诗坛众多的赞叹和欣赏,成为颇有影响的传世之作。而且,当时就有人不断地翻刻盗印。

    袁枚于随园中近五十年的辛勤笔耕,于诗文创作中取得很大成就,使得他在身前就早已名声大振,在当时世人的眼中,袁枚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为诗坛三大家,而三人中又首推袁枚。当时,他的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达官显贵也争相购买,极为推崇,甚至连海外琉球、高丽国也有人前来求购他的书。

    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福建富豪徐某,平日里很喜欢读袁枚的作品。一天深夜,一伙盗贼破门而入,将主人捆绑起来准备行窃,盗贼头目在翻箱倒柜时,突然发现书架上摆放着宋版的《文选》和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便笑道:

    “这家伙能读随园先生的诗文,可见并非一般世俗之人,可以放了他。”说完便招呼众盗贼停止行窃,只抱着这两部书扬长而去。这个故事虽未免有些夸张,但从这里便可以看出袁枚在当时的声望之高,影响之大了。

    袁枚成名之后,并没有完全沉浸在孤芳自赏当中,他很是注重提携后学。特别是到了晚年,他于随园中招募了大批门生弟子,他教学生,无论男女老少,不计贫富贵贱,一视同仁,一心只为培育诗才。在他的门下,就有很多女弟子,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对于晚辈学生的每一长处和进步,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他也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当时有位名叫张问陶的学生曾拿着诗作向袁枚求教,袁枚读后,大加赞扬,并且幽默地说:“我之所以老而不死,正是因为我还没有读到你的诗呢!”又一次,袁枚看到他手下一个年轻的抄书人桌上放着随手写下的诗句,读后认为写得非常之好,于是马上赏给他一斗米,以资鼓励。

    也许,随园独特的环境造就了袁枚独特的个性,晚年的袁枚除奖掖后学外,更是乐善好施,热心帮助别人,特别是肯于向那些处境困难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一次,他出游杭州,在西湖边散步,走到断桥时,碰到一少年问路,当他发现这少年满面愁容,便问其原因,少年回答:“我是平湖秀才,来西湖一游。进钱塘门时,不慎行李被人偷走,此时身无分文,也无处投宿,不知如何是好。”袁枚听了少年的叙说后,十分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但又觉得不能轻信,不知其中是否有诈,便问道:“你既然自称为秀才,会作诗吗?”秀才说:“当然。”袁枚就让他作咏落花诗一首,少年欣然从命,就地作起诗来,很快就写完了,其中颇有佳句,袁枚看后欣喜不已,对这个秀才也就深信不疑了,于是,马上慷慨解囊,送了许多银钱给这位少年,打发他上路了。还有一件事也是十分感人的:袁枚有个叫程晋芳的朋友,因生活困难,曾借过袁枚五千两银子,后来程晋芳因贫病交迫而死,袁枚听说后,当即将借据焚烧,并拿出钱来资助程晋芳的家人。

    袁枚的后半生,“极山林之乐,享文章之名”,过得可谓潇洒飘逸、超凡脱俗。他曾作(大树)一诗,以树自喻,借树咏怀:

    繁枝高拂九霄霜,荫屋常生夏日凉。

    叶落每横千亩雪,花开曾作六朝霜。

    不逢大将材难用,肯住深山寿更长。

    倚树有人问名字,为言南国老甘棠。

    这首诗既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他随园后半生生活的典型概括。也正是在与随园的相依相伴中,袁枚完成了他个性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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